陈宪:对影响消费的因素,不能再认识模糊

2012年,扩大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出口和投资的增长都将下滑,净出口可能出现阶段性的负数。但消费也面临一系列制约增长的因素,一如业内人士分析2011年消费实际增速趋缓时提到的: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淡出”,致使汽车、住房及相关消费降温;物价持续走高抑制了部分消费;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多发,也让部分消费者心存疑虑而缩减开支。
  尽管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消费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充分注意到了消费对于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特殊意义,但是,究竟哪些是影响和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人们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经常有官员或专家说,我们现在的人均GDP达到了某个水平,人均消费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因此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里,消费的相应水平,是指其他国家人均GDP达到同一水平时的消费水平。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同样人均GDP水平的国家,其人均消费或总体消费水平有可比性吗?与消费有更为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指标是什么?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水平,是首要的直接决定消费增长的因素
  由于发展阶段、增长质量等原因,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占GDP的比重有较大的差异。我国目前人均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一般水平相比明显偏低。IMF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上,如美国为79.80%,英国为78.10%,法国为61.02%,德国为62.33%,日本为81.54%,我国香港也高达79.97%;中国内地则为24.34%。可见,单位GDP中有多少转化为个人收入,在各国是有较大差距的;因此,人均GDP达到某水平,人均消费或总体消费就必然地达到某相应水平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经济学通过验证经验数据得出了消费函数,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即自变量——收入,直接决定着因变量——消费。也就是说,影响和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变量是城乡居民收入,其增长水平是首要的直接决定消费增长的因素。这是一个定理性质的结论,它告诉我们,要使消费水平提高,无论总消费还是人均消费,最为重要的,是保持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在我国现阶段,这个“稳定增长”还包括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
  在人均收入水平直接决定人均消费水平的同时,还有两个重要因素——税收和储蓄,也在影响着消费水平及其增长。个人收入减去个人所得税,就是个人可支配收入,因此,与其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不如说消费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一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重,既可体现该国个人所得税税制的取向,也可反映其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在国际上,个人可支配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重大致有这么几种情况: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80%-85%的水平;欧洲大陆国家,德国、法国、瑞士等在60%-70%;新兴经济体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巴西,都在90%左右。世界上这项指标最高的可能是中国香港地区,达到95%。当然,税收是公共服务的价格,一般地说,个人可支配收入占比低的国家,居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但如果税收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公共服务,那么,它将直接减少居民的消费。
  转变发展方式,意味着也要从消费及其增长的角度看问题
  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当期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储蓄,亦即预期消费。尽管不同国家居民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有着不同水平的储蓄率,但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居民当期消费受到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居民对其未来收入增长有信心,那么,他们当期的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会比较高,反之则较低;如果居民对未来支出有较高的预期,如养老医疗支出、子女教育支出等,那么,他们当期的消费意愿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相应的行为就是增加储蓄。这是对当下中国居民储蓄状况的一个重要解释。
  根据上述分析的逻辑,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根本,是转变发展方式,改善增长质量,这将使人均GDP在一定水平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比提升,由此从源头上解决中国消费增长的问题,进而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笔者认为,以往我们比较多地讲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从生产的角度看问题,譬如,产业升级、节能减排是主要任务;现在讲发展方式转变,就意味着也要从消费及其增长的角度看问题,这甚至是一个相对更重要的角度。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稳定他们的支出预期,并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使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达到合理的水平。这既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学习了,挺好的,
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当期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储蓄,亦即预期消费。尽管不同国家居民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有着不同水平的储蓄率,但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居民当期消费受到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居民对其未来收入增长有信心,那么,他们当期的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会比较高,反之则较低;如果居民对未来支出有较高的预期,如养老医疗支出、子女教育支出等,那么,他们当期的消费意愿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相应的行为就是增加储蓄。这是对当下中国居民储蓄状况的一个重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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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私人养老、医疗等是储蓄,而收缴上来再行分配的方式,就不是储蓄似的。其实,两者之间的差,仅在于,花“别人”形式的钱,比较用劲,花自己的钱,就要节省些许。

讲了呐么多,如果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无非是减少一次性分配来增加二次分配,其总量上发生的变化,不过是因为效率改变而表现出来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