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兴：“古为今用”然否论——与李新同志商榷

李旧苗

《百年潮》去年第五期发表的《范文澜的几个“失误”》，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著名学者，李新同志为弘扬“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科学精神，提出了自己特有的见解。
　　细读之后，受益与困惑并起：“古为今用”究竟该如何理解和应用，它是否与“写真史、信史的要求”相矛盾？是否必然导致“按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对此，我有些不同的想法，谨向师友请教。
　　“古为今用”源于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魏源尤其强调：“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文资于救时”，“取经世之益”。因而，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古为今用”，只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经世致用”的现代表述。从这个意义上看，范文澜说“我们中国的史学历来就有‘古为今用’的传统”，也是有道理的。
　　如果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我以为，对于“古为今用”，史学界一直存在两种理解、两种应用，并由此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
　　判断“古为今用”之然否，以史学研究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为分界。事实是研究的出发点，“有用”是研究的结果，实事求是乃历史科学的生命。诗人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音乐家可以捕捉灵感的音符，史学家却只能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作为研究学问的起点。唯有坚持实事求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才能产生历史研究“古为今用”的正面效应，使历史科学发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温故而知新”、“鉴古以知今”和扶正祛邪、儆恶扬善的作用，从而增进人类智慧，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变革，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理想境界迈进。显然，历史研究只要以实事求是为“古为今用”的前提，就不仅与“写真史、信史的要求”不相矛盾，而且能更好地履行历史科学的社会使命，体现史学家的人生价值。
　　事实上，我们不必旁征博引，李新同志发表在《百年潮》首期上的《范文澜的“史谏”》，就是确认本文持论的最好证明。《史谏》写道：1958年夏天，正当中国大陆上如痴如狂地“大跃进”之时，范老却在《中国通史》隋朝那一章里专列一节“隋炀帝”，“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淋漓尽致，读后既令人愤慨，又发人深思”。范老“以史为鉴”，“诚心诚意地进行史谏”，他的书正如陈毅所说，是会流传下去的，因为他写的是真史、信史。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坐冷板凳，认真搜集资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历史的真理，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有用，才能以史为鉴。而那些根据政治需要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人，总是要被人唾弃的。”可见，《史谏》就是对《失误》一文中所提“古为今用”问题的准确回答，可谓鞭辟人里，深得吾心！
　　相反，如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将“有用”当作目的，将“历史”当作手段，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就势必与“写真史、信史的要求”背道而驰。其结果，轻则曲解历史，好心而办蠢事；重则卑鄙作伪，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揭露某些帝国主义御用史家时曾深刻指出，他们以历史“为政治提供了任何一种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论证”。这实在是对影射史学入木三分的写真。
　　浩如烟海的史料，既可成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取之不尽的素材，也可成为捏造历史的用之不竭的“泥巴”。假若为了某种政治野心或个人私利，将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成方形、圆形、扁形、菱形的泥巴，当作可以任人摆布的一串大钱，当作百依百顺可以任你装扮的女孩，那么，热衷于此类“古为今用”的人，非但与“写真史、信史的要求”水火不相容，而且是人格的卑鄙堕落和自我毁灭。
　　值得深省的是，即便像范老那样受人尊敬的、革命的、正直的、进步的历史学家，如果片面地理解和应用“古为今用”，哪怕是出于激发人民爱国热情、革命义愤的善良愿望而借古说今，以致有悖历史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会发生某种失误。人们能够理解甚至同情抗战时期范老在延安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的良苦用心，一望而知，他是在指桑骂槐，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殃民。历史上的传主被骂得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现实生活中的委员长成了“以曾国藩继承者自许”的“卖国能手”，这样，政治上似乎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但在历史研究中却是败笔。刘大年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文中说得对：“用类比来表示革命性，必然让人觉得历史科学是一种太廉价的商品。”“任意类比不能起好的作用，反而对历史研究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说到底：一种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的“古为今用”；一种是背离实事求是的“古为今用”。前者应该提倡，后者必须唾弃。如以实事求是为历史科学之体，以“古为今用”为历史科学之用，那么，“立体以明用，可也；徇用以丧体，不可也。”
　　然耶否耶？伫候批评。

李旧苗

范文澜的几个“失误”


李　新



    范文澜治史，主张实事求是，求真求信，人们对他是非常敬仰和钦佩的。但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他也不能不表态。而这种表态，在今天看来，常常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运动本身就常常是错误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领导人的错误，不叫错误而叫“失误”。这大概是中国人为尊者、长者、亲者讳的传统吧。范文澜在延安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人们(包括毛主席)就已经称他为“范老”。对我说来，毫无疑问，他是我的尊者、长者和亲者，那么，对于他的错误，我也只能称之为“失误”了。
　　但是，不管叫错误也罢，失误也罢，既然有“误”，就该指出来，以免贻误他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指出范老的“失误”，也正符合他关于治史要求真求信的教导。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的“失误”。
    (一)古为今用
    五十年代，毛主席提出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古为今用”。范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即在历史学界讲“古为今用”的道理。他说：“我们中国的史学历来就有‘古为今用’的传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不是‘古为今用’的榜样吗？司马迁作《史记》，也是为了把历史作为今日以至后世的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的更为明确，就是为了让赵宋的子孙以历史为鉴，巩固其统治。我们今天学历史，写历史，也不能没有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古为今用”，就一般的以史为鉴的意义来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到后来被说成“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按照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这样一来，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可能被改变了，还有什么真史、信史可言呢？范老说的要以新中国的长治久安为治史目的，实际上符合了按照政治需要写历史的要求，这与他一贯的治史方针即要写真史、信史的要求，是有矛盾的。
    (二)外行领导内行
    五十年代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毛主席提出共产党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范老为拥护毛主席的主张，就对科学界人士说：“科学是分门别类的，每个科学家只能是那一门类的内行，而对别的门类就是外行。因此，每个科学家都只能是一个‘小内行’。治国平天下是哪一门科学呢？哪一门也包括不了。它是一门大科学。因此，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是大科学家，也可以说他是‘大内行’。因此，说党对科学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说，党对科学的领导(无论是对哪一门科学)，都是‘大内行’领导‘小内行’。”据说，当时科学界对范老的解释，大多数人都很信服，认为范老讲出了一个“道理”。今天看来，范老的“道理”也是“强词夺理”。领导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按照那一门科学本身的规律来领导，才能成功，外行来领导是不行的。党应该团结多方面的内行来进行领导，而不应该派一个不懂那一行的外行党员去领导，那样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条真理。
    (三)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七十年代初，学部(中国科学院的社会科学部)在河南办了一个“五七干校”。黎澍和我在“干校”议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就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提法，不全面，不准确，因而是错误的。至于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我们当时就感到很奇怪，毛主席并没有说过“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谁这么大胆，竟敢对毛主席的提法加以这么大的发挥呢？我说：“不管是谁发挥的，包括毛主席本人说的，都是错误的。颐和园的门口不是有篇解说词吗？说颐和园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不错，修建颐和园的是工人，但指挥修建的却是当时清政府的工部及其下属人员，而决定颐和园要修成什么样子，特别是最高处要修一个佛香阁的，只能是‘老佛爷’(西太后)，只有她才有这个权力。”
　　1972年我们回到北京后，黎澍在史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大家比较同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综合动力”的提法(这也是黎澍首先提出来的)。为了搞清楚“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谁提出来的，黎澍让他的研究生蒋大椿去查资料。蒋大椿查来查去，最后查出，作出这“一大发挥”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都最尊敬的范老。原来是毛主席批评戏剧舞台上尽演帝王将相而没有把劳动人民作为主人，范老于是把舞台上的主人引申为历史上的主人。其实，劳动人民本来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人，因此，在舞台上也不可能成为主人。《国际歌》中唱道：“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可见要做主人还是将来的事，怎么能说人民已经是“历史的主人”呢？《国际歌》的词曲都很好，瞿秋白原来翻译得较好，较准确，后来越改错误越多。我和黎澍在“干校”时，准备让外国文学所把各国的译文写出来和中文对照，重新译出一个较好的歌词来。可惜“干校”结束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上面，我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范老的“失误”。我希望大家都来做这件事情，把范老的“失误”通通指出来，以免后人由他的“误指”走入他的“误区”。这样做，并无损于范老，而是对他的尊重，实行他的治史方针，写信史、真史，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范老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亲口对蔡尚思和我说过，写历史绝不可以“曲学阿世”。因此，我们这样做，证明我们是他的忠实信徒，而不是他的不肖之徒。

自觉的梦游人

李华兴的文章还是老套路，空话太多。我看李新先生指出范老的几个失误，实实在在的，却基本上看不懂李华兴是在商榷点啥？

李旧苗

李华兴，1933年生。湖北武汉人。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后师从蔡尚思教授攻读在职研究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年起任上诲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筹职。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近代思潮纵横》、《中国近代史》、《人世楷模蔡元培》等；主编《民国教育史》、《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华民国史辞典》等；编有《梁启超选集》、《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和5卷、发表论文《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民主的追求与理性的反思》、《中国近代国家学说的发展》、《民国教育与中国现代化》等。

自觉的梦游人

我还记得李华兴的几个高足有一次非常的“大不敬”，竟然说研究生讨论课上，发言的是研究生，做笔记的是李华兴！

李旧苗

网上查到，与李新先生商榷的文章，还不止李华兴这一篇，《理论探索》1999年第6期刊有山西省社科院常乐的一篇文章，《关于范文澜“失误”的辨析——向李新先生讨教》。

小只只

哦，97年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