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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9-10-28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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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狙击手（一）：1943年9月，乌克兰前线的机枪手
我出生于1924年9月，家在一个小村庄里，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属于奥地利的那一侧，靠近萨尔茨堡。离开学校后，我做了父亲的学徒，他是一个木匠，经营着一个拥有两名雇员的小店铺。
1942年秋天，应招加入德国国防军的合格通知被送达我们村，对村里每个人来说，这可是一个喜庆的日子。结果，我们十二个英雄穿上了节日盛装，消防队的乐队演奏了一首活泼的小夜曲，乡长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其中提到了祖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然后，“德国少女联盟”的姑娘们给我们每人一大束鲜花，并帮我们把它戴在蒂罗尔帽檐上，如果有谁没带帽子，那就把鲜花佩在衣领和左肩上。接下来，我们坐下拍了一张集体合影。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过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战场上的可能性。战争结束后，我们这十二个人，只有六个还活着。（Bund Deutscher Madchen德国少女联盟。纳粹德国的青少年组织构成如下：10—14岁的男孩子加入“德国少年团”，女孩子则加入“女童队”；14—18岁的少年男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少女则加入“德国少女联盟”）
在1943年2月我被正式征召进第三山地师第144猎兵团之前，我还可以完成我的木匠学徒期。第三山地师的征募对象主要来自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在库夫施泰因（Kufstein），我通过了虚假的健康检查，他们宣布“Kriegsverwendungsfdhig”—— 适合服役，然后又经过一些常规的手续，我拿到了发给我的制服等，十天后我赶到贝希特斯加登西面的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兵站报道。当完成了为期六个月的军事训练后，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机枪手。在整个训练的基础课程中，我从未听说过“狙击手”这个词是步兵作战的战术构成，无论是我军还是苏军，虽然也曾提到过苏军的男女神枪手们喜欢在前线的后侧阵地对着我们射击，而这正是我们机枪手的主要目标。
训练是艰苦和严格的，但并不像战前所描绘的那样充满了欺骗，也不允许士兵们懒懒散散。所有的新兵经过这种训练，无论是体能还是武器操作，都达到了巅峰状态。训练我们的教官们战场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尽心尽力地把他们所掌握的实用知识传授给我们，他们很清楚作为新兵将面临的战场危险。
1943年9月初，我收到了出发令，赶赴东线的南部战区加入第144猎兵团，靠近伏罗希洛夫斯克（Voroshilovsk，1943年之后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那是一座乌克兰的城市，位于亚速海（Sea of Azov）东端再往北数百公里处。对大多数新兵来说，他们还有三天的假期，这是向自己家人告别的最后机会。妈妈的手在我头上温柔地抚摸着，我的爸爸——这位一战时期的老兵，躲在他的木匠铺里，把他的担心深深地藏在倔强的嘴唇后。当我即将踏上返回米滕瓦尔德兵营的汽车时，妈妈放声大哭起来，爸爸紧紧地拥抱了我，这是他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很显然，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对我低声道：“一切小心，我的孩子。我从心底里希望你能安全回家，但是，这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汽车慢慢地驶离了村子，我向他们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盯着前方，否则我自己肯定也会哭出来了。
几天后，穿过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我们被运送到顿涅茨盆地（Donetz Basin）。每节运牲畜的车厢里都铺着厚厚的稻草，这些车厢连成一串，由两部火车头牵引着，为了防止敌人空军或游击队的袭击，有两节货运车厢上还安装了20毫米四联装高射炮。现在是俄罗斯的七月，天气酷热难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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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年初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损失了25万人马，包括全部的武器和装备，这标志着德国军队好运的终结。1942年12月18日和19日，连续两个晚上，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要求希特勒允许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中突围，这是拯救第六集团军的唯一办法。他的提议得到了总参谋长蔡茨勒的积极支持，但希特勒却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撤一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违反了他的军事部署。现在，最后的希望就是陆军元帅保卢斯了，正如希特勒的军事副官盖尔哈德·恩格尔少校在1942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明确指出的那样：
狼人，元首最高统帅部（FHQ Wehrwolf.）：这里意志消沉。每个人都希望保卢
斯能冒险下达命令，让他的部队突出重围。即使物资装备完全损失，但他至少
可以拯救那些士兵。约德尔今晚的发言非常严肃，看得出，他指望着保卢斯能自
作主张。（注：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叫做“狼穴”，设在苏联境内文尼察的前线指挥部称为“狼人”）
但保卢斯不是曼施坦因，甚至不是约德尔，所以第六集团军只好待在斯大林格勒等着腐烂。在1942至1943年的冬季期间，第三山地师第144猎兵团在斯大林格勒南侧奋战，勉强逃脱了被包围的厄运。经过在米勒若沃的一场血战，该团突围而出，到达伏罗希洛夫斯克的新前线后，该团的实力衰减到原先的四分之一。接下来的六个月间，第144团一边挖掘战壕防守，一边接纳新兵和新装备以恢复自己的战斗力。在这段休整期间，他们很幸运地只遭遇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袭击骚扰，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以及偶尔的炮击和苏军狙击手的冷枪。
苏军狙击手的受害者，主要是一些新兵和缺乏战场经验的人。由于缺乏重武器，大多数时候，德军对于苏军狙击手无计可施。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确定了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后，德军用中距离步兵武器反击，例如迫击炮、MG机枪，甚至是比较罕见的PAK反坦克炮。德军完全没有与之对抗的狙击手。
我加入了一个作战小组，从而完成了最后的人员补充工作，这使得第144猎兵团彻底恢复了原先的实力。近三周以来，第三山地师恐慌地注视着苏联红军，他们得到了美国武器装备的加强，正准备在顿涅茨盆地以及乌克兰发动新的攻势，所以，每一名到达伏罗希洛夫斯克的新兵都非常受欢迎。
等我们到达后，立刻“幸运地”得到了战火的洗礼。根本没有机会让你去慢慢适应，到达部队的第二天，我们就投入了瑞得基纳峡谷（Redkina Gap）的激烈战斗中。我们被分配到的这支部队是属于“鞭打快马”性质，战后的幸存者都认为，第三山地师纯粹被当做步兵使用，而且总是出现在东线战场南方战区的热点作战地区。我们师的损失非常大，根据最终统计，全部的伤亡人数是部队建制的好几倍。
顿涅茨盆地拥有大量的煤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物资来源地，这无疑是交战双方关注的焦点所在（注：顿涅茨，过去我们常称之为“顿巴斯”，这里按照英语原文翻为“顿涅茨”，具体地理区别不再做进一步研究）。当初，随着德军的挺进，这里众多的矿井及其庞大的地下坑道并未经过仔细的检查或清理，所以很多建制完整的苏军单位躲藏在地下，静静地等着德国部队从头顶上走过。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做到，这些苏联军队会突然出现——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出来的——从背后攻击德军防线。这种遭遇战发展成可怕的贴身肉搏，双方常常会跌入矿井的坑道中。
伴随着强烈的斗志，苏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目前正在试图扩大桥头堡阵地。第三山地师的指挥官考虑到眼前的情况非常危险，他立即下令发起反击，但这一行动并未做事前准备，部队也没有重新编整。反击成功了，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1943年7月18日，天刚亮，我们这些猎兵悄悄地进入了前沿阵地，大伙儿的脸上明显带着紧张和焦虑。一场新的战斗打响前，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法排解焦虑——嚼一块黑面包、吸烟、撒尿或者是频频去大便——很多新兵肌肉痉挛，看上去似乎患了“运动障碍症”。我带着严重的不适看着这一切。我自己的状态并不好：一想到食物，肚子里马上开始反胃，同时，四肢发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我彻底明白了，一名富有经验的排长——他早已受过“前线圣水”的洗礼——对我们新兵来说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的。
注意到我的恐惧，他用平静的语调对我说：“保持深呼吸，猎兵！把注意力集中在MG机枪上，只要像训练时那样射击就行了。注意我的信号。我会照顾我的孩子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会和你待在一起的。到现在为止，我每次都能把我的排从混乱的战场带出来，我还从未损失过一个弟兄。”他的话，最后两句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但是，却给了我力量去克服自己的焦虑，并且能立场坚定地面对战火洗礼所带来的任何恐惧。
伴随着猛烈的炮击，我军进攻的第一阶段在5点之前开始了。正在进行的炮轰看起来像要把我们前面的地面全部犁上一遍。土地被连续而又沉闷的炮击炸得翻了过来，每一发炮弹的爆炸，都裹着大团大团的泥土和青草，抛向清晨晴朗的天空。随着炮击的延伸，在炮弹落地的轰鸣声和弹片四溅的呼啸声中，我开始注意到那些炮弹在空中所发出的奇怪的、令人恶心的尖啸。
我们这些猎兵，蜷缩在战壕里，等待着向前进攻的命令。大约20分钟后，炮击逐渐停止了，紧接着就是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这期间，苏军伤员可怕的哭喊声清晰可闻。进攻令下达了。突然间，我所有的紧张不安全部消失了。
战场吸引着我们向前，像旋风一般冲过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地面。与此同时，苏军的大炮开火了。我刚从战壕里挺起身，第一发炮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炸开了。我听见了炮弹破空的飕飕声响，就在附近。我那些战友立即向右散开，但一个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十八岁的士兵被击中了。弹片割开了他的军装和腹部，肠子流了出来，大约一秒钟后，他带着不相信的神情试着把冒着热气的器官复位。
我放下自己的MG机枪，我认为有责任去帮帮他。一名军士拍着我的肩膀喊着：“向前冲！为你的朋友你做不了什么。给我们的人提供火力掩护。”那名负伤的年轻人双膝一软，脸朝下倒在这片震荡不止的土地上。我重新端起MG机枪，匆忙向前冲去，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求生的原始本能占据了我全部的意识，死亡、恐惧、焦虑完全失去了意义。射击、装弹、向前冲是唯一现实的：寻找掩护、搜索敌人——就像捕食中的动物一样。（注：冲锋时，绝对不允许停下来救助倒下的战友，这应该留给后面的救护队。某些以救助战友为借口逃避冲锋的士兵，军官往往会当场执行战场纪律）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奇怪的蜕变正在发生：一个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从战壕里冲出来，经过暴力战场上几个小时的磨练，成为了一名步兵，用“warrior”这个词的本意来说就更好了——勇士！恐惧、鲜血、死亡，这一切就如同炼金术里的成分，陶醉或麻醉着其中的参与者：它终结了我的个人清白，扫除了关于“我的未来”所有的幻想和美梦，冲走了我的生活。我被迫杀杀杀，战场上的杀戮成了我的职业，命运要求我必须完美地掌握这一技能。
我们向前冲锋时，有那么一刻未受到敌军火力的骚扰。MG机枪在我们的侧翼掩护着，我们这个战斗群小心翼翼地爬过灌木丛生的地域。20米开外的矮树丛中，敌军躲在一处隐蔽的阵地里开火了，一串冲锋枪子弹扫来，一名猎兵中弹，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我调转MG机枪，对准我们的冲锋方向毫不犹豫地开火了。几枚手榴弹扔了过去，立刻让苏军的射击安静了下来，猎兵们迂回绕到了苏联人的隐藏地，不过他们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了。
灌木丛那边，躺着四具苏军士兵的尸体，差一点就掉进入口处，这个入口连通着经过巧妙伪装的地下坑道。这下面，很可能就是这些俄国人近几个月居住的“家园”，地上的新痕迹一直延伸进矿井。好奇心和迷惑感驱使猎兵们做进一步的侦察，他们把步枪竖起着，慢慢地爬进了深不可测的黑暗中。几分钟后，他们消失在地面上，我听见里面发出了沉闷的射击声。过了没一会儿，这些战友们又爬了出来，个个脸色都白得像纸一样，还有几个人在干呕，看上去每个人都很震惊。
现在可没时间提问，苏军的一个连又发起了一次新的进攻，并伴随着旋风般的炮火。这场激烈的对抗一直延续到夜里十点，我们排退回了今天早晨发起进攻时的战壕里。我们对苏军抵抗的顽强程度完全估计不足，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再重复一次今天的进攻过程。双方都需要在夜间重新安排，双方也都需要休息几个小时。
战火停息后，给我们分发了弹药和口粮，并为那些还能继续参加战斗的伤兵进行了包扎。相比我那些战友，打了一整天，我浑身上下毫发无损，我认为这是个小小的奇迹。各自拿着一大块面包和沙丁鱼罐头，蹲在地上吸着烟，彼此交谈着，回顾了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简短片段。我问起在矿井地下坑道里所发生的事情，两名幸存下来的猎兵说出了他们的经历，简单的话语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厌恶和震惊。这涉及到一个事实，诸如非理性和不能理解的事情经常在战争中发生，这就能让我们了解敌人的类型，了解人类（如果你还能这样称呼他们的话）的类型，这就是——政治委员！
—————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着，我们的巡逻队在坑道里走了大约50米远，一处亮着微光的凹室，飘散着牲畜的恶臭。他们停了一会儿，让自己的眼睛适应一下黑暗，然后全神贯注往里面看去。一个角落处蜷缩着两个苏军士兵，年纪很轻，大约只有十六岁，他们俩挤在一起，好像这样就很安全。另一个角落处，一些弹药箱被堆起来搭成一张桌子，桌上堆放着被肢解的尸体残骸。这些尸体显然被熏烤过以便于保存，日后可以作为口粮。第三个角落设置在一边，显然是用来洗漱和堆放垃圾的地方，现在，那里扔着一些已经腐烂的人体四肢、骨头以及被剔除下来的人体器官。出于好奇，一名猎兵询问那两个浑身颤抖的苏军士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名猎兵稍懂一些俄语，帮着他翻译。
两名年轻的苏军士兵开始说出了原委。去年八月期间，德军的装甲部队隆隆地驶过了迈科普（Maikop）油田，夺取了伏罗希洛夫斯克，苏军全线后撤，有35名苏军士兵被留了下来。他们得到严格的命令，必须坚守这条被忽视的矿井坑道，尽一切可能，能守多久就守多久，或者守到苏军反击成功为止。几个月过去后，他们的食物已经耗尽。他们的领导，一名政委，被手下几个士兵指责，说他过于严格地执行了坚守命令。最后，一个士兵鼓起勇气提出抗议，并要求从坑道撤退。政委很简单地平息了这场小叛乱，他掏出手枪，对着两名抗议者脑门上各开了一枪。
政委对剩下的人挥舞着手枪，命令他们把两具尸体的内脏和肠子取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肉放在火上熏烤。那些肝脏，因为很新鲜，所以被分割成相同大小的一块块，被大家当场吃掉。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熏烤过的人肉被补充进口粮里分发给大家。政委的行动得到了另外两名军士的支持，他们把所有的武器收缴起来，锁起来并保管着钥匙。一旦需要更多的肉，政委就挑选下一个受害者并当场开枪打死他。这就是德军巡逻队在那张临时桌子上发现尸体残骸的原因。几天后，苏军的反攻开始了，当他们席卷过矿井坑道时，这些坑道里的苏军终于出现了，他们对德国部队发起了攻击。
坑道里阴暗抑郁的气氛再加上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臭味，一名猎兵当场呕吐起来。等他吐完后，站起身拨开了手中MP-40冲锋枪的保险，很简单地说了一句“你们这些肮脏的败类！”，说罢，对着这两个俄国人打光了整整一个弹匣的子弹。排里的军士命令大家赶快出去，猎兵们在黑暗中踉踉跄跄地退出来，离开了这个地狱般的坑道，终于，回到地面上后，他们又呼吸到了新鲜而又甜美的空气。
对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小插曲而已，但却让我了解了战争中人性的黑暗。通过他们的政治委员，很好地证明了苏联的政治制度——为了寻求胜利，他们不惜牺牲一切剩余的人类行为准则，甚至包括他们自己。
有一个传闻说，最高层曾下达过命令，如果俘虏了这些政治委员，不应该给予他们战俘身份的待遇，这些所谓的指令在下达时，也许还有一些含含糊糊的理由。即便如此，我们对那条邪恶的坑道还是很客气的，对我们来说，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没时间做更深入的思考了。眼下最重要的是食物和睡眠，天亮前剩下的这一点点时间非常宝贵。在大炮和自行火炮的帮助下，我们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拖垮了苏军的抵抗。我军重新夺回了伏罗希洛夫斯克的高地，但是，为了这个，我们付出了650条德国士兵的生命为代价。经过这五天的战斗，我彻底失去了年轻人应有的纯真。这场残酷战斗的经历也在我憔悴的脸上留下了印记，根据镜子里的我来判断，起码老了十岁。一开始，我们排有20名士兵，现在幸存的只剩下军士和我两个人了。我失去了对时间、恐惧、焦虑、同情等一切感觉，活得就像一个足球，被原始的生存本能踢来踢去，被交替进行的战斗、饥饿、干渴和疲惫反复刺激着。
1943年7月22日，我们重新构建了前线。俄国人带着源自绝望的勇气拼死战斗。他们隐蔽得很好，在战场上，苏军展示了他们严格的纪律，敌人不进入50米距离内，他们绝不开火，这一距离往往给我们的队伍造成极大的伤亡。特别是苏军的狙击手，在我们这些猎兵中造成了精确而又严重的伤亡。
至于我自己，很快就觉察到，前线机枪手这个角色简直就是一项自杀任务，这一发现令人相当不快。MG机枪由于其战术重要性，在战场上往往成为对方优先打击的目标被精确定位，并且受到步兵重武器的“特别关注”，例如迫击炮或步兵炮，更不用说狙击手了。因此，机枪手的伤亡高得不成比例。刚上战场没几天，我就明显地感觉到，能活着庆祝自己十九岁生日的机会微乎其微，要想活下去，很大程度上要看自己能不能换一个“工作”，而且要尽早。（注：本英译版中，对主人公的“职业”，绝大多数时候写为sMG-gunner，这个词指的是冲锋枪手。但看书里的描写，主人公又是一名机枪手，标题也写明了“机枪手”，所以有些矛盾，因此，我把书中sMG-gunner的地方全部写为“机枪手”）
就在同一天，我的左手负了伤。这并没有什么，战场上的职业危险就如同宿命论，不值一提。令我惊讶的是，伤口处既不疼痛，也几乎没有流什么血。反复试了几次左手的灵活性后，我退到机枪后面接受战地纱布包扎，我的二号射手帮着我把伤口用纱布厚厚地包裹了几圈。就在他刚刚搞好这一切，突然，他大叫着发出了警告：“塞普，正前方，他们来了！开火！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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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小时后，我的伤口开始疼痛起来，我们排也撤出了战场，正好可以享受一下现在小小的平静了。野战医院的集合点就在战地厨房的旁边，一名军医在几个助手的陪同下，正等着为那些已经赶来报到的伤员们做初步检查。
我径直向离团部不远处的一间小茅草农舍走去，那里搭设着战地救护站—— 一间大帐篷——我登记了一下，面对帐内的呻吟、啜泣、痛苦的哭叫以及生肉的味道完全无动于衷。一名医疗队的军士正在把这些新来的伤员按照他们受伤的严重程度逐一分类排序。一名年轻的士兵躺在担架上被抬了进来，在他那张娃娃脸以下的部分，已经瘫痪了，他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动不了，哦，我的天哪，我一点也动不了！”医疗队的中士扶起他的上半身，从正面看丝毫没有受伤的迹象。可背后，在他两个肩膀之间，一道深深的刀口，足足有两只手那么宽，透过创口，脊柱骨和肋骨的断裂碎片清晰可见。小心翼翼地扶着这个伤员躺下休息，中士说道：“他已经没救了，猎兵，负了这种伤，只能等死了。带他到牧师那儿去吧，就在谷仓那里。”谷仓是用来接纳那些已经毫无希望的伤员，通过一名很明显已经受不了的军队牧师，为这些濒死的伤员送上生命最后一刻的仪式以及精神安慰。
我的伤被分类为轻微伤，所以必须排队等候治疗。在这里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一名中士坐在旁边，他的右臂用手帕和止血棒包扎着，他的手与前臂之间仅有几根肌腱相连接。他显然被吓坏了。他这种伤是否被认为是“轻伤”，我无从得知。
等了三个小时后轮到我了，医护中士的责任就是帮我清洗并缝合伤口。他一言不发地解开我伤口上的纱布，仔细检查了一下伤口处有可能产生的异物反应，然后用磺胺类药物清洗了一番。一名非常健壮的医护兵走过来，像练习柔道那样，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并让我转过身去不要看伤口。随即，在没有使用任何麻醉药的前提下，中士用他熟练而又高超的技艺，开始割开伤口——在缝合前必须保证伤口的清洁。像铁钳一样攥着我胳膊的那名医护兵建议我：“悄悄地哭出来吧，这会有帮助的。”我的紧张和自制力完全不见了，我开始充分意识到疼痛。随着哭泣，我把这五天来所忍耐的那些残酷的经历，作为自己的愤怒一起宣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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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伤口需要十四天的康复期，所以我被派到团后勤部，让我从事一些轻微的工作以度过这段修养期。第144猎兵团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目前正在伏罗希洛夫斯克后方进行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作为一名木匠学徒工，我被派到团军械库，具体工作是对缴获的堆积如山的苏军武器进行分拣。康复期的第二周，我又参加了修理损坏的德国步枪的工作。
在这个相对平静而又安全的后方地区，我决定要把握住这个天赐良机，以避免伤好后再作为一个机枪手被送回前线。当我在一大堆苏军武器中发现了一支被忽视的狙击步枪后，我的命运就这样突然转变了，这支步枪是我的战友们缴获的，被送到了后方收集处。
这是一支莫辛纳甘91/30型步枪，我立即向军械主管提出请求，我想试试这支步枪。仓库里有大量可用的苏制弹药，于是那名富有远见的的军官批准了我的要求，他说：“好吧，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也许你还真是个天生的神枪手呢。我们也要用大批的神枪手让那些伊万们疲于奔命。你自己也知道，那些该死的狙击手搞得我们有多惨！”
我满怀感激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当天晚上就开始了练习。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射击得相当准确，不太费劲我就能击中100米外的火柴盒或者是300米外30厘米宽的弹药箱木盖。军械主管承认，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伤口日渐愈合，我的十四天修养期也将结束。调我回连队的命令已经下达，于是，我向军械主管报告即将离开。他递给我一个苏制PU四倍率瞄准镜，然后对我说：“塞普，我已经把你的射击能力告诉了你的连长。他不反对让你试试当一个狙击手。所以，猎兵，让伊万们看看你的本事。”
1943年8月的第一天，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连队，并且，带着那支苏制狙击步枪。当我向连长报到时，他给我颁发了“黑色战伤勋章”并对我说：
艾勒伯格，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只不过是让你先尝尝负伤的滋味罢了。不管你做什么，切记要趴下身子，特别是当一名狙击手。现在解散，让伊万们生气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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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相对比较平静，双方的行动仅限于偶尔发生的炮战以及因为侦察巡逻而引发的小规模冲突，然而，苏军狙击手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还是相当大。把自己短暂地暴露在阵地外是非常危险的，尽管采取了最大程度的防护措施，但他们总能找到新的受害者。
我的连长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军官，这种性格优势让他非常想建立自己的狙击手小队，他经常痛苦地抱怨部队里缺乏优秀的狙击手。但是，他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普及。很多军官认为，狙击手不比流氓恶棍好到哪里去，狙击技术也毫无体面可言，这是一种不诚实的作战方式……，因此，他们拒绝搞什么“狙击手”。例如，一名第三山地师的军官就在他的回忆录里表明了他的反对：
他，也许是这些射手中的一员，总是在拂晓或黄昏时溜出来，静静地趴着。他凝视着，就如同一只猫盯着老鼠洞那样，他等待着一个肩膀或者一个头颅的出现——
只要一秒钟——这就足够了。枪声打破了寂静……，手慢慢地松开，紧握着的东西滑落在地上，一个空的水果罐头。生存的基本需求让这个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难道这就是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在一些狭窄的空间里服役，例如战壕，由此带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置那些粪便。频繁地挖掘一些厕所壕沟，这显然不太可能。所以，步兵们的惯例是搞一些个人的“营地厕所”，通常是用一个很大的罐子，装满后把它倒到壕沟的胸墙外。但是，这一举动很容易把身体的一部分暴露出来，敌军的狙击手会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一颗子弹接踵而至……
第三山地师的那名军官所描写的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当夜幕降临后，双方的战壕里并没有实行停火，各自都会派出巡逻队潜入到阵地前的无人地带。抓捕或者杀死对方的哨兵，或者就是往对方的战壕里扔上几颗手榴弹，诸如此类的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从未被视为“不道德”。战争既不是为了“道德”也不是为了“英勇”，而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从而使用最大武力，但这一切与受害者却根本无关，无论他是被狙击步枪的子弹打死还是被手榴弹炸碎。
一旦确定了“狙击手”这种方式并没有被国际公约宣布为不合法，那么，第三山地师军官们的责任就是确保适当的保护措施必须到位，以此来保护自己，然后再以牙还牙。至于因此而引起的道德问题，以后再做解决。鉴于使用上面所描述的战术很可能被看做“不诚实”，这些自由射手熟练地运用地形以及自己的专业技能，这是他们的特长，任何异议在这一切面前都是滑稽可笑的。
我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机枪手这一“自杀工作”，现在，我直接对连长负责。在那时，我们面临的情况之一就是要确保战壕不被突破，我被授予了完全的行动自由，我可以向任何我认为适当的目标射击。凭着本能，我做着正确的事情，第一天，我从这个战壕跑到那个战壕，不断地与战友们交流，询问他们印象里敌军的活动情况，特别是300米距离内那片无人地带上他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事情。
我每到一处，那些战友们都显出松了口气的样子。“终于来了个狙击手！塞普，让俄国佬瞧瞧！”一个机枪排排长拉着我的袖子带我进入了坑道。为了安全起见，每一处战壕的前面都设有圆木构建的胸墙。通过两根坚固圆木之间的小缝隙，他指出了苏军战壕的位置，并对我说：
在那片无人地带前面，靠近他们那一边有一个狙击手。他待在那儿已经好几天了。这家伙什么都打，你看看，我们把炊事锅举过胸墙，也被他打了个洞。你觉得你能搞定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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