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
——总结国共六十年历史教训
作者：柴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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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岸六十年的经验看，只有与民休息，促进宪政民主，实践「以人为本」，才会培育出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到那时，民族复兴，国家统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当代人能否修当代史？中共建政后很长一段时间，「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成为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历史成为政治禁忌。要突破大叙述、大概念的革命史观，需要有智慧有功力的当代人不懈的坚持与努力。
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出版已十年，这本书早已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必读专著，在海内外历史学界广获赞誉。他的研究领域，一路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左翼文化到领袖人物，十年十年的断代研究，到最后触类旁通，现当代史上一个个的名字已熟如故友。然而，多年的辛劳，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让他劳累病倒，至今仍在接受治疗。他也因而退出了原先承担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卷的写作。
尽管高华身体有恙，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历史的思考。历史学家所做的，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术，同时饱含着对当下和未来的关照。
高华谈到两岸分治后的大陆前三十年的运动连绵、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感慨只有与民休息，社会才从革命年代的急风暴雨中走出来；而从两岸六十年的经验看，发挥「市场」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促进宪政民主，实践「以人为本」，才会培育出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到那时，民族复兴，国家统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以下是高华接受亚洲周刊专访的摘要：
最近十年来，国史（党史）研究的状况如何？还有哪些限制？
有几本重要的资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二零零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建国后部分），也使用了较丰富的史料。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是很重要的成果，资料很丰富。杨奎松利用档案数据对「镇反」运动的实证研究，沈志华运用了中、苏等方面的史料，对五、六十年代中苏、中朝关系的研究等。还有一些在海外出版的著作，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杨继绳的《墓碑》等。其它的研究成果，印象不深，其中有一些是重复性的研究。
有关研究的「限制」问题：没有见到文字形式的「几准几不准」，但限制是明确存在的，例如：某些议题事实上是不允许研究的；而研究的角度或书写的词语也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限定的。「主旋律」之外的研究，没有发表的空间。国家和省部级社科资助项目，更是在国家思想的严格指导之下，多是为现实需要服务的。如此等等，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如果研究明代的城墙或鼻烟壶制作工艺，那是完全自由的，也会得到国家资助，这毕竟和现实没有任何联系。
回看过往六十年，你觉得历史的迷雾是否已经基本拨开？有哪些特别值得当下的中国人关注，去汲取教训？
这要看怎么理解，大的方面，都有研究者涉猎了，是否深入，还谈不上；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二至七月这半年就没搞运动，这在毛时代是罕见的。八月，毛就在北戴河重提阶级斗争，发起反击。这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知的是，有刘少奇对「三自一包」的默许，有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对大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平反，有对香港电影的进口等，现在我们还知道，在这半年中，一些省开党代会，有的同志就在会上直接要求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我想这些省的党代会的事对毛肯定会有影响，而过去我们的研究者就从来不注意这些问题。
再譬如，革命是我们在过去那个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革命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回头看六十年前那些人们，当年他们是以什么的态度来接受或适应生活方式的变化？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去世，上海一些资本家痛哭流涕，有些人甚至向政府提议，将南京路改名为斯大林大街，幸而上海市政府没采纳他们的意见，否则以后又要把路名改过来。这件事也说明，当年的革命是如此深入，逼得这些见多识广的上海资本家实现了嘴巴革命化或超革命化了。
学历史是否会汲取教训，这是很难说的。我们读史写史，往往着眼于「鉴往知今」，但是人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忘性大，事实上，我们人类很难从过去的错误汲取教训，所以还是余英时说的对，学史读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或者说，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教训中丰富人性，增长智慧，从而提升公民意识。
你怎么看一九四九年后，两岸走的不同道路？
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二十世纪有不同的响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其间的差异巨大，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结束，国民党败逃台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两岸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
大陆从最初的效法苏联，到走自己的路，顺着战争年代的惯性，五十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宏伟的工业化过程，其间取得过重大成就（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也经历严重的挫败（大跃进、大饥荒），更发展到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极端（文革），至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中国改而奉行务实路线，才走上使国家强盛、人民安康的道路，经三十年的奋斗和努力，虽然还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发展中的问题，但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台湾在一九四九年后被纳入美国的体系，在两蒋的领导下，长期与大陆武力对抗，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保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成就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蒋经国接班后，开始大量提拔台籍精英，舒缓因「反攻大陆」失败而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到晚年进行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推动台湾实现民主化转型，而台独思潮也借机蔓延，逐渐扩大影响，形成左右政局的力量，对台海和平形成很大的威胁。
两岸六十年当代史中，有哪些共同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条感触是，发展经济，走务实路线，是使社会安定、国家强盛的不二法门。国共两党都曾经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如此，站在历史的角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仅靠那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国家强盛、人民安康的现实问题，关键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蒋介石在这方面有值得肯定之处，他汲取大陆时代经济崩溃导致国民党失败的教训，去台后，非常重视经济，经常亲自主持开会，听取汇报。他重用技术官僚，尊重专家的意见，如尹仲容、李国鼎、严家淦等。毛也想发展经济，也曾亲力亲为，一九五六年春听取各部委汇报，做「十大关系」报告，但是他的思想多浪漫，又过于自信，一九五八发动大跃进，听不进不同意见，遭受严重挫败，从此对经济不感兴趣，专搞政治不回头，甚至发展到以意识形态治国，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不幸。所幸邓小平、胡耀邦在七十年代末把国家的航向拨正，才有了这三十年的发展和成就，而邓的最宝贵的思想就是务实。
第二，兼顾贫富，合「市场」和「社会主义」之优势。搞市场经济，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从孙中山那儿就有这种思想，他称为「均富」，所以孙中山也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台湾在此方面有许多努力，如早期扶持中小企业，推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以后的「全民健保」等等。大陆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过去一直强调社会「平等」，但是在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并没有真正实现平等，广大农民事实上被排斥于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之外的。八十年代后的改革打破「大锅饭」，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毛时代的许多社会福利也严重缩水，引致不少群众产生平等缺失的强烈的社会感觉。现在国家已经重视这个问题，推出一系列纾困的民生措施，例如：对中小学生免费教育，帮助西部穷困农民实施安居工程等等，如此就把「市场」和「社会主义」的优势结合了起来。
第三，应走渐进民主之路。毛和蒋是一代人，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回答了那个时代的主题；毛说的一句话很对：「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大陆在建国后前三十年，运动连绵，严刑峻法，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初，大多如此，都要用一段时间，巩固政权基础。国民党刚败逃台湾，如惊弓之鸟，故有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到六十年代后，才有所缓和。在大陆，只是这一段巩固政权的时间太长了，在和平的环境下，人民所付出的牺牲太大了，马上得天下，也是马上治天下，把敌人的范围不断扩大化，一九七九年后开始调整，与民休息，整个社会才从革命年代的急风暴雨中走出来了。
在历史的巨流河里，你怎么看两岸未来的走向？
两岸应互相学习，殊途同归，只要是中国人，思维和处世方式就离不开中国文化的背景，为政者安邦治国，最高的境界还是要「为万世开太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使中国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
从两岸的六十年的经验看，发挥「市场」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促进宪政民主，实践「以人为本」，就可以培育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社会的发展，到那时，水到渠成，就可达成国家的统一，如此，中国走出「历史的三峡」（唐德刚语），实现全面的民族复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摘自《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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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29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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