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评议人:金东吉 王栋 萧延中
  张曙光:
  今天是天则402次双周学术报告会,我们有幸请到了沈志华教授来作报告,题目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朝鲜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大事。现在,苏联的档案已经解密,我们还没有。解密档案中反映出的和我们过去听到的,认为的可能不太一样。那么,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对中国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沈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下面有请沈教授来作报告。
  沈志华:
  至今,朝鲜战争的起源仍是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我们发现了很多新的档案材料,但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得到的结论也相去甚远。我研究朝鲜战争有15年了,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也在不断修正。朝鲜战争涉及的问题很多,今天我就集中讨论它的起源。至于它的影响,比如中国的走向、亚洲格局的变化等,那是另一个大问题,今天就没有时间讲了。
  学术界对朝鲜战争的起源有几种说法。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这种理由就不说了,根本不符合事实,现在不但大家不相信,官方也不这样说。学术界对起源的分歧在于,一种看法认为是金日成为了朝鲜统一发动了朝鲜战争,它是朝鲜内部运动的结果,只是受到了外部的影响。另一种看法正好相反,认为主要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重心的转移,影响了朝鲜内部的运动。在苏联或者苏联加上中国决定发动战争这种前提下,第二种看法又可以分为两个方向。有人认为苏联要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契机,在亚洲掀起一场革命,于是,金日成就发起了战争,以解脱斯大林在欧洲遇到的危机,即苏联在柏林打了败仗,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美国人的说法也差不多,认为如果当初美国态度比较强硬,苏联可能不至于发起这场战争,很多人把责任加到了艾奇逊头上,因为他当时发表了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内的公开言论。另一个方向就是我的看法,我认为恰恰相反,斯大林不是蓄意发起战争,而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决定的,但这种偶然背后又有其必然性,即苏联整个亚洲战略的变形。下面,我就主要讲讲我的看法,请大家评议。
  对朝鲜战争起源的讨论的前提是,大家对史实的基本认定。随着俄中相关档案文件的披露,大家对朝鲜战争从发动到初期的基本史实,没有太大争论,有争论的都是对决策动机的判断。历史研究的难点就属判断决策的动机了,而这在共产党国家尤其困难。美国等国家文件解密后,非常公开透明,记载着空军、海军、总统等意见的报告都解密后,很容易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后来怎么想,为什么做改变。而共产党国家常常是领导人一人说了算,说变就变了,变的时候下面的人都不知道,苏联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这恰恰就是问题的难点所在:我们很难判断苏联和中国决策者决策时的想法和目的。也正因为这样,学术界才存在争议。
  朝鲜战争的起源有两个线索,一条是朝鲜内部的线索,如民族解放和统一等革命运动,另一条是国际线索,一般人是看美国和苏联或者中国和苏联,我认为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更重要的。说到底,我认为,朝鲜战争的根本起源是中苏关系的变化,而不是中美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是因为中苏关系变化,才跟着发生了变化。朝鲜内部的线索比较简单清楚。朝鲜半岛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和苏联没有确定谁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因为都没想到战争结束得这么快。波茨坦会议只决定了日本本土和太平洋海上问题由美国人解决,中国东北由苏联解决,谁知苏联一出兵,美国一扔原子弹,日本就投降了。日本投降就带来了朝鲜半岛的归属问题。其实当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朝鲜了。现在看来,斯大林算得很精确,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从中亚地区调了500多朝鲜人,然后南下以占领朝鲜。原来这些朝鲜人都住在远东地区,张鼓峰事件后,斯大林觉得这些朝鲜人不可靠,就把他们都迁到东亚了。战争快结束时,为了占领朝鲜,又调了几百人随军进入东北。这时,美国发现如果自己再不出面,整个朝鲜就要被苏联占了。于是,杜鲁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问能不能以三八线为界,朝鲜一人一半。当时,包括国防部官员等美国人都认为斯大林不会接受,而是会提三七线、三六线,甚至更南的界线。按美国人的设想,只要苏联同意分,什么界线都可以,把汉江以北全给苏联都行。没想到斯大林痛快地答应了以三八线为界,美国人以为斯大林脑子没转过来,其实斯大林脑子转得比他们都快。斯大林后来给杜鲁门的信中说,他认可三八线是有条件的,三八线不能只划在朝鲜半岛,还应该向东延伸。如果这里有地图,大家就可以看到,三八线向东就把北海道划了进去,也就是说,苏联红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所以,交换南朝鲜的条件就是美国把北海道让给苏联。如果成功,苏联以后就没有日本北方四岛的麻烦了。但是,杜鲁门很巧妙地把这个问题甩给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翻脸不认,斯大林的计划落了空,虽然生气,但因为已经认可了三八线,覆水难收,也没有办法。这样就遗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联的势力被排除在太平洋之外。如果能占领日本,整个日本海以北的太平洋区域就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了。
  战争结束后,美苏达成了占领朝鲜半岛的口头协议。苏联的外交部给斯大林写过一份报告,指出朝鲜元山、釜山、仁川、济州岛这四个港口中,只要占领两个,甚至一个,就能解决苏联建立远东战略基点的需要。这和从沙皇俄国到斯大林时期的太平洋战略都是有关的,其核心就是出海口。几百年了,俄国人都在为出海口而奔波,北边是波罗的海,南边是黑海,所以他们就和瑞典、土耳其打仗。东边是太平洋,所以沙皇俄国愿意出钱修中东路,强租旅顺港。沙皇当初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夺了去,1945年,斯大林又夺了回来。由此可见俄国人上百年来为出海口和不冻港所做的斗争。后来,斯大林没有采纳苏联外交部的方案,因为1945年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苏联租用旅顺港30年,大连港的主权归还中国,但行政权归苏联,即行政首脑由苏联任命。实际上,旅大地区直到1955年都在苏军占领下,1949年以前,行政领导都是苏联人认可的。中国长春铁路从满洲里经过哈尔滨一直到大连,是中苏共同经营,股份平分。总而言之,这个条约保证苏联能够实现其出海口和不冻港的战略要求。而四个朝鲜港口中,除了元山在三八线往北一点,其他三个都在南朝鲜。要实现外交部的目标,必然会和美国产生矛盾,斯大林于是选择了放弃。美苏双方在朝鲜都采取了让步的政策,都不想和对方发生正面的冲突,这就是战争刚结束时远东的战略格局
  我研究欧洲冷战起源的问题时发现,苏联对整个欧洲的政策就是搞“联合政府”,不管该地区是否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按照雅尔塔协定,东欧本来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但苏联仍命令其推行联合政府,不能共产党一党执政。逼毛泽东上重庆是出于这种思路,对朝鲜也一样。苏联最开始没看中朝鲜共产党,扶持的是曹晚植。曹晚植有点像中国的孙中山,是很有名望的民主主义者。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由美苏中英共同对朝鲜进行托管。英国因为距离远首先提出退出,中国因蒋介石忙于对付共产党,也提出了退出。于是,成立了美苏联合委员,同朝鲜各民族政治派别组建临时民主政府,美苏托管一段时间后,组建起政府,朝鲜再独立。对于这项决议,南北朝鲜都反对。北朝鲜的领军人物就是曹晚植,于是苏联开始排挤曹晚植。曹晚植失踪后,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给斯大林发电报,推荐金日成,说他年轻有为,对苏联很忠心,苏联这才把重心转到金日成身上。1947年,美苏联合委员会的进程受到了冷战的严重影响,不得不解散。美国人很聪明,把朝鲜问题交由联合国处理,这就使得朝鲜问题处于美国控制之下。联合国决定在整个朝鲜进行普选,金日成抵制联合国官员进入北朝鲜,于是,朝鲜就分成了南北朝鲜。金日成在北朝鲜举行的选举因为没有联合国官员的监督,联合国不予承认,而联合国在南朝鲜举行的选举,北朝鲜不承认。这样一来,1948年的朝鲜就形成了两个政府。当时,北方的状况远远好于南方,因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效率很高,经过土改、国有化等,经济很快就恢复了,社会还很稳定。而南方因为推行民主,不同党派忙于政治斗争,不顾经济,整个社会是一团糟。
  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苏联单方面宣布撤离朝鲜。按道理,美国也要撤,但是李承晚不同意,要求美国起码要帮助南朝鲜训练一支部队。于是,美国又留了半年,帮助南朝鲜训练了一支国防军。1949年6月,美国军队撤离。此时的朝鲜没有外国军队,只剩下金日成和李承晚各自领导的部队。李承晚一直主张北上,要武力统一。金日成也明白,和平统一不现实,只有靠武力。所以,三八线附近频繁出现交火。但由于美苏不提供武器支持,南北朝鲜一直没有大的冲突。
  这时,中国的问题就来了。1949年3月,苏联红军刚撤走不久,金日成就到苏联去了,表面上是签文化经济合同,但实际上提出了武力统一南北朝鲜。斯大林表示,美国还没走,北朝鲜应该先发展,做准备,如果李承晚发动进攻,那么可以反攻,并顺势拿下南朝鲜,但不能主动进攻。金日成看斯大林不支持,回头就找毛泽东。毛泽东当时还在双清别墅,他会见了金日成的特使,朝鲜人民军政治局主任金一。金一提出了要军队的请求。他指出,面临南朝鲜武力进攻的威胁,北朝鲜没有部队,而解放军中朝鲜族的有几万人,能不能派到朝鲜去。毛泽东说没问题,现成的就有两个师,一个在沈阳,一个在长春。这些人是四野南下的时候,因不愿意离开老家而留下的。毛泽东让金一拿着他写的条子去沈阳找高岗,并答应武器装备全都会配备齐,另有一万多人跟着林彪南下打仗了,战争一结束就把这些人也派到朝鲜去。毛泽东还提醒金一,如果北朝鲜主动进攻,要提防日本人干涉,另外,中国也帮不了很多忙,因为中国的战争还没有打完,等中国统一了,就可以帮助朝鲜。金一带着这样的消息回到了朝鲜,金日成因为没有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认可,也很难采取军事行动。
  到了7月份,美国人撤走了,中国的两个师也全副武装地到了朝鲜,金日成就想发动战争。他先找到什特科夫,制定了翁津半岛作战计划。翁津半岛就在朝鲜西边三八线附近。金日成的计划是让人民军在三八线一字排开,先打翁津半岛,如果李承晚没有反抗或者国际舆论反应不大,就全线出击,两个星期占领整个南朝鲜。这个计划后来被送到莫斯科,具体的讨论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但拖了很长时间。直到1949年9月24号,苏共中央政治局最后做出决议,否定了这个计划。决议认为不能发动这次战役,否则会把美国引来,使朝鲜半岛陷入战争状态,所以,北朝鲜现在应该继续游击运动,发展游击队;加强和平统一的宣传,争取人心;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军备。总之,就是不能发动武装进攻。后来,什特科夫回电说,金日成看到电报非常沮丧和痛苦,却又没有办法。
  因为苏联的电报非常多,不难发现斯大林经常斥责大使馆的人,认为他们没用,总让三八线闹事,甚至瞒报军情。1949年10月25号,金日成向毛泽东提起毛泽东曾说中国统一后会帮助朝鲜统一。因为当时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西南地区,基本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毛泽东就不想支援朝鲜,但他又不好意思告诉金日成,就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请他出面。斯大林回电说,毛泽东同志,你的来电收到,关于朝鲜问题,我和你的看法一致,现在金日成不应该发动进攻,这个问题我来作工作,你放心。这封电报是11月5号发的,也就是说,截止到这一天,斯大林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和毛泽东一致,起码在朝鲜问题上,中苏没有矛盾。接下来就是毛泽东访苏,毛泽东12月16号到的,在当天会谈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斯大林问毛泽东来干什么,毛泽东说想请斯大林判断一下目前的国际局势,和平能维持多久,因为中国刚建国,要发展经济。斯大林说,只要毛泽东不打,金日成不打,20年都有可能。可见,12月时,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基本立场都还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什么时候变的呢?一个月后,1950年1月17号,首任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要上任,金日成就把苏联和中国的大使都叫来给他践行。酒过三巡,金日成醉了,一把拉住什特科夫的手不放,说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斯大林不让他解放南朝鲜,毛泽东说中国统一后就帮他,现在也不帮了,斯大林非让他等南朝鲜进攻再反击,南朝鲜到现在都不进攻,怎么反击,和平统一不可能,只有靠武力,游击队也解决不了问题。金日成借着酒劲,把平日不敢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吓得苏联大使不敢吭声,只能劝他去休息。晚上什特科夫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描述了整个过程,并判断说金日成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看出他是借着酒劲一吐心中的积怨。斯大林1月19号收到电报后,一直没动静。1月30号,斯大林突然回了一封电报说,他同意金日成的计划,但是,这件事不能冒风险,请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这个变化太突然了,根据资料记载,变化的过程不超过一个月,一个月前,他还反对,一个月后,他不但同意,还亲自开始策划。为什么斯大林会发生这种变化?按照逻辑,肯定是那个月中发生的事触动了斯大林。那么,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那个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二是美国人发表了一个声明。中、美的政策对苏联的选择都有重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两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产生了什么效果。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去苏联干什么了。这涉及到中苏同盟的问题。过去的研究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我多年一直在追踪毛泽东对美国和苏联的看法什么时候变的,怎么变的,我陆续写了六七篇文章,从1944年开始,一点点地像剥竹笋一样,一直剥到1950年,才发现症结所在。根据我的观察,毛泽东本质上不是共产主义者,原本也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是在现代社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组织工农队伍,以打倒蒋家王朝。细的先不说,问题在于,毛泽东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后,和苏联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三个大矛盾。一是西安事变,中共本来决定利用西安事变审判蒋介石,然后和其他容得下共产党的派别联合抗日,但是苏联反对,坚持认为要留下蒋介石,最后,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党不得不听。二是1940年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毛泽东忍无可忍,认为必须在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中共刚开完会,苏联大使就在重庆召见叶剑英和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说政治上可以反攻,但军事上坚决不能动,即便政治上反攻,也不能点蒋介石的名字,因为要保证统一战线。毛泽东第二天开会,口气就变了,说政治上反攻,军事上静观其变。这两件事都是中共中央作了决定后,被迫采纳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三件事是让八路军到内蒙打日本,毛泽东不愿意去,这让斯大林非常不高兴。虽然我们现在看共产国际的档案,知道毛泽东上台是斯大林支持批准的,但当时,斯大林并不知道毛泽东何许人也,他熟悉的只是王明等人,可当时王明的老师米夫已经被斯大林杀了,王明在斯大林处也失宠了,所以选毛泽东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因为斯大林看重毛泽东。后来斯大林了解毛泽东了,认为这个人不简单。所以,1944年,斯大林决定战争结束后,他不会和共产党合作,只会和国民党合作。他和美国人、蒋介石都说,他只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不承认中国共产党,而且毛泽东领导的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其实,毛泽东也没看中斯大林,毛泽东看中的是美国。从1944年春天到1945年春天,毛泽东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向美国人传递信息:将来在中国能成事的是我,我指望能帮助我的是你。根据美国解密的毛泽东和戴维斯的几次谈话,毛泽东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毛泽东见了美国军事代表团,第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美国人琢磨了好几天,想毛泽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最后他们认为,毛泽东是在表明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后来,美国人就住下了,和毛泽东越谈越亲密,越谈越融洽。美国人对共产党的勃勃生气印象很深,认为这是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和重庆的花天酒地、贪污腐化相比,真正的希望不是在延安吗?所以,这些人,包括美国军方的史迪威,大使高斯和一批年轻的外交官,都对共产党另眼看待。毛泽东也不断地在传递他的信息。比如,当美国人说将来苏联会帮助你们时,毛泽东回复说,苏联救自己还来不及呢,根本顾不上共产党,将来真正能救中国的是美国人,而且,不仅是经济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很先进,值得中国借鉴。毛泽东还跟美国人说,共产党实行的措施不算什么,任何一个美国企业家都能接受,当时宣传的是新民主主义,和美国没有矛盾。所以,这些人向白宫传达的信息也是:共产党是一支可利用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些人肯定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出于同情共产党,但他们觉得共产党可能是一支比国民党更清廉、更优秀的政治力量,将来跟这些人打交道可能比跟国民党打交道花的代价更小,这点从他们给美国发回的电报上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这些人想给共产党留一条路,但美国整体是右倾的,在国会,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是少数,加上蒋介石院外集团的活动,到1944年底,白宫采取了一系列做法使得毛泽东越来越失望。首先是史迪威被撤职,然后是高斯被换成了赫尔利,赫尔利是典型的反共主义者,其他同情中共的外交家也被召回了美国,戴维斯更惨,回国就被抓了起来,当间谍接受审判。1945年七大,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同志们,苏联其实也是我们的朋友。”这句话听着就酸溜溜的,毛泽东本来是想和美国人作朋友的,后来美国人不搭理他,他只能说苏联人也是朋友,说得是非常不情愿的。果然,之后的重庆谈判让毛泽东更生气了。日本人投降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国民党没有想到,共产党也没有想到。日本投降后,共产党离日伪统治区近,可算是近水楼台。毛泽东当时头脑发热,上海和南京的市长和江南五省省长共产党立刻就任命了,并命令部队进驻大城市。但斯大林不同意,说现在不能占领大城市,不能和国民政府发生矛盾,必须去重庆谈判。政治局讨论了一天,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去重庆。其实,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电报的第二天还没反应过来,还批了书记处关于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然后新四军里应外合拿下上海的文件。可见,最初共产党的目标还是占领南方大城市,和蒋介石一决胜负。
  接下来就更复杂了,从1945年到1948年年底,苏联的目标特别明确,只要东北,其他的不关心。当苏联能和国民党谈的时候,就把共产党出卖了。所以,苏联才要用坦克车把彭真赶出沈阳。但是,当苏联和国民党谈不拢的时候,就又把共产党请过来,说国民党明天就在秦皇岛登陆,你们赶快派部队过去。所以,国民党登陆秦皇岛登不上去,他们遇见的也不是土匪,而是八路军。最后,苏联不得不撤退的时候,非常希望共产党能帮其守住东北,所以,临走时想把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全给共产党。但当时,毛泽东已经不信了,不去了。长春撤离时,苏联一边通知蒋介石说明天早上8点离开长春,一边半夜告诉共产党让他们早上6点先来接管。撤离的时候,苏联是真心希望让共产党接管东北,但为时已晚,国民党的军队已经从山海关打进去了。从1945年占领东北到1946年5月撤离,苏联反反复复,既不想得罪美国,又不想让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既要跟国民党达成协议,又不能让其他势力占领东北。而共产党就是张牌,需要的时候打出来,不需要的时候收起来。按我的判断,国共内战共产党没有得到苏联太多的支持,苏联虽然留下了一点武器,但远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援共产党,因为撤离发生在1946年5月,当时冷战还没有爆发,美苏正在磨合。苏联采取了退缩的态势以显示和美国的合作关系,表面上不能得罪美国人,但东北确实牵扯到自身利益,不能放弃,只能暗地帮助共产党,祈望共产党能在东北站住脚。这是国共内战爆发时的情况。
  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1947年一年之间,中国的战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年初,共产党还被国民党赶着打,到了年底,就开始了全面反攻。同时,毛泽东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他此时非常需要苏联的帮助,因为虽然靠自己打败蒋介石没有问题,但是他害怕美国出面。我想,这是1947年到1948年毛泽东考虑的主要问题。期间,毛泽东至少四次给斯大林电报说要去莫斯科见他,语气非常谦恭。斯大林的态度则是不冷不热,有时回电说让毛泽东过去,可在毛泽东准备好时又发电报说要收麦了,不让他去。毛泽东虽然生气,但电报上只能客气地说下回再说。孙平给斯大林的电报上就写得非常清楚,虽然毛泽东的电报措辞客气,其实他正在发脾气,在拍桌子嚷,他就不相信苏联收麦子比中国革命还重要,完了还问苏联是怎么回事,政治局委员都下去收麦子。其实这是实情,1928年苏联收购危机之后,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政治局委员都下去。所以,斯大林说莫斯科没人也是实话,但他不见毛泽东的主要原因并非如此。毛泽东四次发电报,斯大林每次都推三阻四,最后毛泽东彻底生气了。当1948年底斯大林发电报说毛泽东可以过去时,毛泽东也耍了一次脾气,说开会不去了。但这个脾气发得很小,他紧接着就发电报说会开完了,可以过去。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拿下东北后,苏联的目的就达到了,他就非常满意了。所以,他在1947年说对中国还是要支持的。很多人觉得斯大林的整个态度都变了,其实不然。斯大林担心的是,共产党打到长江边上了,如果美国人出面,苏联是管还是不管。管,就和美国发生了冲突,不管,就要坐看美国支持蒋介石把共产党往北赶,搞不好东北就得而复失了。所以,我认为,斯大林想让毛泽东安于半壁江山。俄国很多学者不承认,但我觉得不能光看1949年那封电报。1948年,罗申就开始在国防部活动,散布如果需要调停,苏联可以安排的信息。1948年年底,罗申升任大使后,仍在继续该活动。可见,苏联当时非常担心。其担心有两个方面,一开始,苏联是担心美国出兵,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发现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2月28号,苏联代办给斯大林发的电报上说,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美国的军事干预,而是美国要参与调停,更关键的是,美国现在千方百计在跟共产党打交道。所以,就算美国不出兵,就算共产党打过长江,如果共产党被美国控制,还是会威胁到苏联。我认为,这个时候,也就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是斯大林决心全面干涉中国问题的转折点。
  1月8号,国民政府给美苏英法发了照会,说内战是不对的,希望他们能帮助调停。斯大林这时特别着急,有些乱了方寸。他接了照会后,就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告知了毛泽东。斯大林说,他给国民政府的回复中说中国应该和平,调停可以,但首先要共产党同意,所以国民党应该征求共产党的意见。他还指示毛泽东,如果国民党来征求意见,就按他草拟的内容答复,说内战的责任不在共产党,共产党希望和平,如果需要外国调停,只有苏联有资格,美国等国家不能参与。要和谈、要调停并且只能由苏联调停这三层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斯大林的电报是1月10号发的,毛泽东1月12号回了一封电报,这是我看到的共产党领导人公开顶撞斯大林的第一个文件。毛泽东的口气非常强硬,上来就说他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和谈的必要,现在不是谈不谈的问题,而是要跨过长江,打败蒋家王朝,现在和谈和调停都是蒋介石的阴谋,如果同意,就是给了他喘息的机会。毛泽东还给斯大林拟了一份答复国民政府的回电。毛泽东所以敢这样做,一个原因是他非常愤怒,斯大林居然在革命就快成功的时候要他和谈,而且就算和谈成功了,也是在苏联的阴影下。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命运主要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毛泽东也看出来美国不会出兵了。于是,他才敢一边和司徒雷登在南京谈,一边派刘少奇去莫斯科谈。
  俄国学者说苏联没有调停的意思是因为,1月11号斯大林又发了一封电报,说上一封电报提到和谈并不是他真的想和谈,他的意思是和平的旗帜不能放,必须要抓在手里,还说不想和谈很好办,提出让国民党接受不了的条件就行了,这样不但谈不成,还能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俄国人把这封电报作为苏联不想调停的证据,但我觉得其中学问很大。这封电报肯定不是1月11号写的,毛泽东的电报是1月13号发出去的,此前,毛泽东肯定没有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所以我判断,斯大林是看到毛泽东的回电后有点下不来台,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又发了一封,并把电报上的日期往前写了两天,这种可能最大。另一种可能是,斯大林发了第一封电报后,觉得说得有点过分了,就又发了一封相反的。这种情况出现过很多次,比如1947年11月30号,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说,他上台的时候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全部赶下台,要共产党一党专政,向苏联和南斯拉夫学习。毛泽东等了很长时间,苏联一直没有回复,于是1948年2月,他又发了一封电报说目前的政策是要推行联合政府,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能起到作用的。半个月后,斯大林回复说第二封电报讲得不错。所以,我认为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已经把他的意图讲得很明确了,这种意图也非常合乎逻辑。1月14号收到电报后,毛泽东回电说收到了斯大林11日发的电报,至于电报是不是11号发的,我们不得而知。最后,中国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和谈没有成功。
  这件事反映出,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了,他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于是,斯大林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东北。我把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有决议的目录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5年讨论或做出决议的问题共858个,但其中直接涉及中国的只有4个,且都是有关东北和新疆的地方性问题。1946-48年,在政治局范围内每年讨论都是几百个问题,涉及中国问题都不超过5-6个,而且只有1948年下半年讨论的中国问题才开始与中共有关。到1949年,一下就增加到70个,1950年更猛增到132个,还不算朝鲜战争问题。可见,斯大林真正关注中国是在1949年。这一年,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认为要控制中国就得控制共产党,必须要和共产党搞好关系。于是,随后发生了三件大事,先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说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意识形态、政策走向等等,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共产党跟着苏联共产党走,斯大林对此非常满意。1949年2月份,苏联援助中国的决议就开始不断出现,这是以前没有的。但是,毛泽东此时有个担心,中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且他本人也反复强调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可他并不知道斯大林的想法。米高扬来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他只带着耳朵来听了。于是,毛泽东就派刘少奇到莫斯科去。6月27号,刘少奇和斯大林见面,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会议记录上看,斯大林让刘少奇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说,刘少奇要的海军、空军、大炮、军舰等等,斯大林一一允诺,要什么给什么,连不要的都给。斯大林问刘少奇为什么不尽快占领新疆,刘少奇说太远了,途中还有马步芳的骑兵。斯大林说这好办,他们可以用飞机把军队运进去,而且骑兵最怕飞机轰炸,苏联派两个团一炸就行了。果然,最后解放新疆时,一个军的先遣部队都是苏联飞机运进去的。28号,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电报后,立刻宣布一边倒。这时,司徒雷登还在跟中共玩牌,他提出北上,但又不跟白宫挑明,想等成事之后再说。而且他还摆谱,嫌火车不安全,要坐飞机去。28号之前,中共对他一直忍让,但是28号中共态度大变,斯大林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司徒雷登“他爱来不来,来了也谈不成”。最后,司徒雷登就没去成。
  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了解了苏联的态度。这样,双方根据政治基础结成同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要建设社会主义,由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等等,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拿了天下后,还认不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斯大林在远东折腾了半辈子,就是为了条约中的港口。9月2号,斯大林在苏联红军墓碑前说,他们等这一天等了40年。所以,如果中共不认,事就大了。但从毛泽东放的风中,斯大林又觉得不妙。为什么这样说呢?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套话,毛泽东说,原来为了革命,外蒙古独立是没问题,如果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了人民手里,他们就要考虑蒙古民族的统一。米高扬向斯大林一汇报,斯大林非常愤怒,他马上让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如果要谈到蒙古的统一,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米高扬向中共转达后,任弼时不乐意,说这样不对,内蒙古三百万人,外蒙古才一百万人。毛泽东赶快把任弼时拦住,哈哈一笑,说这事以后不提了。但此时,斯大林已经感觉到了中共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仅牵扯到外蒙古,还涉及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当时,东北的问题也有所涉及,但提得非常婉转,只讨论了长春铁路的产权归属问题。这些都使斯大林有所警觉。而刘少奇到苏联后,中共又玩了一招,不再提具体的问题,直接问新中国如何处理1945年和苏联的条约。刘少奇的报告中写,中共中央讨论得出三条意见,一是废除条约,二是保留条约,三是暂时保留、日后修改,问苏共中央同意哪条。斯大林更聪明,那笔一划,说等毛泽东来了亲自和他谈。这是件大事,毛泽东也在琢磨,中共中央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又宣布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那么,和苏联的条约到底废不废除呢?如果不废除,共产党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党内还受不受拥护?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怎么解决,还要看苏联的态度。
  10月1号一过,毛泽东就不断地给斯大林发电报,拐弯抹角地表示想去莫斯科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不答复,让毛泽东想来就来,但对条约的问题只字不提。后来,周恩来想了一招,毛泽东的电报是这样写的,如果要谈条约,他就和周恩来一起去,如果不谈,他就一个人去,最后问斯大林是他一个人去好还是和周恩来一起去好。斯大林还是不答复,毛泽东没办法,最后只身前往给斯大林祝寿。结果第一次会谈,两个人就吵崩了。毛泽东说,他来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1945年条约的会议,话还没说完,斯大林就说打住,此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认为1945年的条约必须保留。于是,会谈陷入了僵局。后来,毛泽东又问斯大林,周恩来同志要来,让不让他来,斯大林说,如果毛泽东找他有事就让他来,但是自己不会见他,言外之意就是不会和中共谈条约的事情。毛泽东给刘少奇发了电报,政治局讨论后回复说,看来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如果这样就算了,祝完寿就回国吧。但是毛泽东一直不回,坚持要谈。22号,毛泽东突然接到电话说24号可以谈,他发给刘少奇的电报上兴奋地说斯大林终于同意谈条约的事了。谁知,24号当天斯大林对条约只字未提,毛泽东气坏了,从那天起,就闭门不出,整整呆了一个星期。英国媒体捕获到这个消息,马上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了。斯大林这下急了,劝毛泽东出来露面。王稼祥建议毛泽东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宣布自己来苏联的目的。于是,答记者问的时候,毛泽东就说,此次他来是为了解决某某问题以及中苏友好条约的问题的,这样谣言就破了。虽然现在对发言稿出自谁手还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斯大林,有人认为是毛泽东。从文体上看,我认为是毛泽东,但即便是毛泽东,内容肯定也是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的。总之,这件事说明,斯大林表示让步了。斯大林怎么想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斯大林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和毛泽东闹僵。
  1月2号,莫洛托夫来毛泽东住所,转达了斯大林愿意签订新条约的意思,并邀请周恩来来莫斯科。这样,具体的谈判就交给了周恩来。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斯大林非常狡猾,他组织了非常庞大的条约起草小组,从1月5号就开始起草新条约,而此时毛泽东正游览冬宫呢。20号周恩来抵达,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他们俩就不要参加了,让米高扬和周恩来谈就行。当23号苏联把整理好的经斯大林批准的方案亮出来时,中方发现,说是新条约,内容和1945年的差不多。毛泽东气坏了,把方案扔到一边,要求中方重新拟定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的协定。1月26号,中国起草了自己的方案,大概意思是,或者到合约签订,或者到1952年,中国要无偿收回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我在俄国档案中看到了苏联对这个方案的四个修改文本,其中有一个反应最为强烈,上面划得不是感叹号就是问号,还打了许多杠杠,最后一看,是斯大林的签名。但苏联28号回给中国的文本内容完全变了,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斯大林又一次让步了。而这意味着,苏联将会失去长春铁路、旅顺和大连,其在远东的战略基点消失了。这就是中苏同盟签订的结果。
  苏联为什么让步,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态度。截至1949年底,美国对中国一直犹豫不定。到了12月29号,美国必须拿主意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而国民政府也于12月8号迁到了台湾,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都到了莫斯科了。美国国内的两派意见争得不可开交,军方要求支持蒋介石,国务院则认为不能再支持蒋介石了,现在最好的战略应该是拉拢共产党,把共产党和苏联分开,因为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于是,1月5号美国发表声明说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听出来了,美国在挑拨离间。12号,艾奇逊更是声明,美国和中国没有利害冲突,美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中国,中国也没有美国的租界,抗日战争中,美国给予的援助最多,而在东北、外蒙古和新疆,是俄国人在侵犯中国人的利益。这时,苏联非常明白,如果自己不拉拢中国,中国就会被美国拉拢过去。所以,苏联最后同意修改条约是国际形势所迫。
  但是,苏联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最关键的是,其战略安全受到了威胁。苏联要想在远东保留出海口,只能从朝鲜入手。所以我推断,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为了在远东建立战略基地,赢得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一直不想和美国发生冲突,这也是此前禁止金日成发动进攻的原因,那么难道现在苏联就不担心了吗?1月份,美国宣布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这是原来计划里就有的,苏联也知道,但是公开以后,斯大林就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让金日成打南朝鲜美国是不会干预的,因为这和美国的核心利益无关。加上金日成保证四天解决战斗,美国根本来不及干预。果然,6月25号打,6月28号金日成就拿下了汉城。总而言之,限制发动朝鲜战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斯大林就决定支持金日成了。
  有人认为这个看法听起来玄乎,但其实我已经想了十几年了,我认为我的解释还是合乎逻辑和情理的。我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张曙光:
  沈志华教授给我们带来了生动的演讲,下面有请金东吉教授进行评论。
  金东吉:
  沈老师讲的都是事实,但是,我和沈老师的解释可能有所不同。沈老师认为,朝鲜战争起源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加上美国宣布朝鲜半岛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范围之内,打消了斯大林对美国干涉的担心。如果真是这样,以后发生的事情可能并不好解释。比如1950年3、4月份,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了进攻南韩的计划。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表示,如果美国干涉,他就不参与,而且这件事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如果美国不干涉斯大林才同意金日成进攻南韩的话,他其实不那么需要加上的条件。
  1950年1月30号,斯大林给金日成发电报,让他来莫斯科讨论进攻南韩的事情,并嘱咐说这事千万不能让中国人知道。因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毛泽东曾明确跟斯大林说,中国不赞成发动朝鲜战争,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以便发展经济。
  沈老师还认为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是出于争夺战略港口的考虑。但其实,当时苏联已经在利用北朝鲜的元山等港口了。我在莫斯科查资料时,当地学者说,他们看过1950年1月28号苏联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上面有写准备发动朝鲜战争,我现在还在盼着会议记录的原件能够公开。根据我的判断,斯大林所以同意朝鲜战争,不仅因为这符合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还因为他认为毛泽东不可靠。而且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中加了一条,在特殊情况下,苏联可以不从旅顺港撤走。斯大林的另一个目的是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开,他曾在1950年8月说,如果中国牵扯到朝鲜战争中,对苏联是很有利的。所以,1950年6月27号的安理会苏联没有参加,从事后来看,斯大林可能是想以此作为自己没制止美国介入的借口。斯大林还发电报给东欧各领导说,欧洲现在的压力减轻了,美国的注意力都转到了亚洲,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加强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力量。
  总而言之,斯大林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并非只有争取不冻港口这一个,朝鲜战争可以解决很多让斯大林头疼的问题。我想,减轻欧洲的压力同时拉拢中国,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当然,这方面我还要继续研究。
  王栋:
  首先感谢天则研究所的邀请!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久闻天则所的盛名,今天能来这里作评论,我感到很荣幸。我是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的是政治学,虽然论文是关于冷战的,但只能算半个冷战史研究者。朝鲜问题不是我的专攻,我就只简单谈一下吧。
  关于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起源,沈老师在《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评述。这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特别是美国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早期研究都在美国,现在正在慢慢往欧洲扩展。冷战史在美国史学界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领域,其发展得益于史料的获得和解密。70年代,美国解密了朝鲜战争的相关资料,激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90年代,苏共档案的解密再次使得这个问题成为热点。从80年代末至今,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档案的解密,使得冷战史学界出现了“新史学”。其主要的研究理念是,要看各个冷战参与国的档案,而不能仅限于美国和苏联的,这样才能得到冷战的全貌。美苏冷战并不只涉及美国和苏联,而是对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自己研究的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美问题,中苏问题只涉及过一点,所以不好谈具体的问题。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到具体的史料,只能做逻辑推断。这是对历史研究者功力的考验,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确实,历史在某些点上会呈现出一片空白,但加上了我们的想象和逻辑推演,就可以填补上去。套用国际关系的名词,沈老师的研究有比较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在考察斯大林为什么短时间内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一问题时,沈老师抽丝剥茧,最后从苏联远东地缘战略的角度给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我想提出的问题是,90年代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开始复兴,相当一批学者都是从这个视角考察历史的,包括一些曾经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冷战史研究大家。比如MelvynLeffler,他最近的《为了人类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就标志了他从现实主义向意识形态取向的转型。但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似乎很少有学者能讲得很清楚。很多学者讨论中苏分裂的时候,都喜欢把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我的一个朋友在他的书中也按西方的传统,说因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所以中苏分裂了,但其实好几个问题他都没有讲清楚。另外,他有时谈的是意识形态,有时谈的又是国内政治。其实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讲,这两个变量虽然外延有重合,但基本还是两个不同的变量。那么,到底怎么区分,还希望沈老师能进行指导。
  我读沈老师的书经常会有一个感觉: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沈老师呈现给读者的历史往往有别于官方的叙述。安德森讲过,记忆是想象的一部分,一个民族一定要建立在对过去的共享记忆之上。官方对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的历史叙事形成了我们几代人的记忆,经过宣传、教育的强化,它已经构成了国民的共同记忆,形成了我们自我认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沈老师的观点给人的震撼还是很大的,颠覆了官方史学的叙事范本,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叙事产生疑问。其实,不仅是中苏关系,对整个近代史的叙事都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志的凿痕,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而官方的历史叙事又构成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神话”或者“迷思”。有学者这样定义“迷思”,说它是一种公共信念,由有关世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普遍性的表述构成,能把人团结起来,通过缓解对世界的不确定性给人提供安慰,并把人动员起来,去进行某些社会行为。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叙事本身又是息息相关,难解难分,相互强化的。不管是好是坏,这种历史的迷思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的文化、记忆和信念里,构成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深刻认同的基础。
  历史学家应该负起责任,要审视、讨论这种迷思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不仅是历史学者,我研究国际关系时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触,很多时候,呈现在眼前的都是迷思,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却不得而知。比如领土争端,这是国际关系里很常见的问题,它涉及意识形态、信念、记忆、情感、利益等等很多变量,加上现代传播手段的放大、扭曲,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往往无法认识真相。我年前在美国开了一个会,当时正好美国对台军售,国内吵得一塌糊涂。我跟美国人讨论的时候,他们会从美国的利益和视角讲卖武器的原因,回国后,把他们的观点和国内的观点对比来看,是很有意思的。台湾问题不仅是个当代的问题,还有很深的历史根源,我认为这是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博弈,今天就不细讲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真相”很多时候可能是永远无从得知的。有时候,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不得不羡慕历史学者,因为历史学者有历史档案可以依赖,虽然这些档案不能完全把历史拼出来,但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审视历史、接近乃至复原真相。
  萧延中:
  沈教授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我说不清“起源”和“原因”的差别有多大。但我的理解,如果讲“起源”,那就要讲述历史过程,讲它演变的过程,而主要不是探讨导致这些历史事情发生的原因。沈老师的讲演给我的感觉是,他更多是在追究斯大林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而在历史学,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个结果可能有多种原因,并不像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那么明确,对原因的探讨会有多种路径和可能性。这样,沈教授今天论证的就可能是多种原因之中的一种。我是研究思想史的,思想史研究的路径跟沈教授的纯史学研究差别很大。沈教授的研究是从大量的史料入手,对纷繁的史料进行梳理,再从中发现线索,这是思想史研究无法相比的。沈教授的著作和文章往往把原始档案资料按时间排列出来,把各种各样的事件放到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重要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最后结论就很自然地流淌出来。这体现了历史学所特有的魅力。如果他人要对这个结论提出批驳的话,那么就要首先批驳其引用的史料。当然,到底怎么解释史料,就是另一个大问题了。显然,这与思想史研究探讨认知构成与概念内涵,发现思想家的预设和逻辑是不一样的。
  我对毛泽东研究关注得多一些,我的一点感触和疑问是,从思想史角度讲,具有强大干预能力的思想家的个人情感,对历史过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从我所读的相关资料来看,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正像刚才沈教授所说,他俩骨子里不是一类人,或者太是一类人了,谁都不会服谁。在我接触毛泽东研究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毛泽东与斯大林早晚必有一争,因为他们俩个性都很强,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人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听另一个人的。所以,中苏争论的很多问题其实早就出现了端倪。关于毛泽东访苏情况的资料,我最早读到的是师哲的回忆录,他讲的好像跟沈教授讲的不完全一样。师哲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时候是天天等着斯大林找他谈,但斯大林一直回避,只是好好招待。毛泽东闲着没事干,被冷落了,最后让师哲斯大林处打电话,毛泽东让告诉对方,他自己说在莫斯科只有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师哲说“拉屎”这个意思在俄文里有好几种表达,“拉屎”是最难听的,应该用另一个词。毛泽东不同意,说就用最难听的。这些话翻译过去后,斯大林不久就有所反应,同意谈判了。权利主义者在衡量问题的时候,考虑的是个人因素如何影响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而作为学者,我们又该如何去讨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于朝鲜战争爆发原因的讨论,沈教授好像主要是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展开分析,也就是说,战争的缘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需要占有远东地区的出海口。但是按沈教授刚才的介绍,三八线以北地区本来就已经有了港口,而且苏联后来跟中国也在旅顺、大连港的问题上谈妥了,这样,按照争取出海口的逻辑,就根本不需要再发动朝鲜战争了。所以,这种地缘政治学角度的解释可能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考虑。
  我还对沈教授一个说法有一点不太能理解。沈教授说,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想拉拢美国,也就是说,那时中国有跟美国合作的可能性。的确,当时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一段时间里大力倡导民主宪政制度,中共的报纸发表了很多赞扬宪政民主制度的好文章,我们今天看来都会为之振奋。毛泽东也的确跟美国人讲过美国的制度好一类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一贯的著作连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是出于策略目的而写的。我觉得毛泽东从来没有想在执政后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一方面是他根本不相信蒋介石会搞联合政府,另一方面是他建国不久就很轻易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对当时“中-苏-美”三角关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它与中共最终“一边倒”但后来又出现中苏论战的关系又有多强?这些问题都还值得讨论。
  茅于轼:
  我对朝鲜战争非常感兴趣,我可能是在座中和抗美援朝有过最紧密接触的。我当时在东北,我们机务站派了乘务员和三台机车到朝鲜,最后牺牲了很多人。今天我们看朝鲜战争,中国人死了几十万人,其他国家也死了很多人。可是,死了这么多人,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南北朝鲜的对峙。而且战争后,北朝鲜又饿死了几百万人。而现在南北朝鲜的强烈对比,也是战争留下来的。所以说,这场战争打得一点意思都没有。金日成要解放南朝鲜,结果闹成现在的局面。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美国阻止越南共产党解放越南。美国死了5万多人,越南更是死伤惨重,男人都快死完了。结果呢,美国没有成功,西贡解放了,现在改称胡志明市。更意想不到的是,越南也开始改革开放,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时间有限,我就讲到这里,但是,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盛洪:
  我说三点。首先,沈教授刚才的报告基本上印证了我的看法,即朝鲜战争的爆发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朝鲜不幸成为了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牺牲品。第二点,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当时反对朝鲜战争的决定是非常正面的。至于后来中共又介入朝鲜战争,我猜测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历来只要朝鲜发生战争,中国就要出兵朝鲜,这已经成了传统;另一个是,毛泽东可能和斯大林做了交易,以东北的利益作为交换。最后,我们认清事实是为了作价值判断,对事件的正义性作出评判。
  沈志华:
  我想,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因为我只讲到了前面的部分,后面的其实更有意思,但是今天没有时间细谈了。我就补充一点,斯大林不是一定要拿南朝鲜的港口,但确实是为了保证苏联的远东战略,进,就能拿南朝鲜,退,仍然能拿旅顺口。后来的结果是,战争打起来了,中国还把旅顺口送给苏联了。如果不是赫鲁晓夫1954年签的协议,旅顺口可能到现在都收不回来,因为1945年的条约中还有30年的期限,1952年的协议中连期限都没了,而且战争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占领着旅顺口。所以,苏联不是简单要拿南朝鲜和出海口的事,而是苏联在亚洲的战略问题。其他的问题就不在我今天所讲的内容范围内了,时间关系,我们以后再交流吧。谢谢大家!
  2010年02月26日
沈志华最近几年越来越陷进斯大林阴谋说里去了,有意无意的把毛打扮为民族气节代表,完全背离了现在可以看见的史料里所提示的线索。

战争的发动,斯、毛的纠纷,都不仅仅是国家的问题,而是共运的问题,是国际共运指导权的问题。斯已经是共运大掌柜,在谋划后面确实有苏本身利益的问题。毛正要去争共运二掌柜的位置,谋划完全是为争取指导权,并没有国家利益的考虑。积极争取参战一直是毛的愿望,所以才有小金一求救立即起草的10月2日电报。只不过为了搭一搭架子、报复一下斯以前的轻蔑、甚至很可能是借机指责一下斯在战争问题上的失误,才有10月8日的拒绝参战。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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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与斯见面后的僵局,分明是为了斯反悔有关毛为二掌柜的许诺才造成的,只有沈志华才一厢情愿的把中苏条约当成一个核心问题。

共运的特点就是超越国家民族的弥漫性,作为它的主持者、指导者会有自己利益——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是政权本身的利益——考虑,但在争当指导者的时候,考虑的重心是作为指导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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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与一个研究韩战问题的老朋友见面,他提醒说,实际上参加韩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在国内大开杀戒、完成专政格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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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难搞清,事实却很明显。小日本侵华救了中国gchd,金日成开战救了蒋介石。
木匠兄以为,老沈这几年的转向,究竟是因为他近些年接触到的材料,令他的思想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还是为了向上邀宠、别有所图?
6# 李旧苗

应该和资料本身无关,主要是解读的角度更倾向于主旋律了吧

近60岁的人,思想敏锐度慢慢蜕化,形成世界观时期的灌输会曾大脑皮层的深处浮现出来。

沈是干部家庭出身,和当今太子党有千丝万缕的人事脉络联系。现在又从“野鸡研究”走入朝廷殿堂,需要一些主旋律的东西,逐渐影响到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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