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转帖]《论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lzf450924

未命名关注转载自简单丹❸关注来源shyj0106关注- 推荐者 该换新的了
犀利的文章，让那些“中国不适应xx”的混帐说辞见鬼去！
简单丹❸:

shyj0106:

[转帖]《论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作者：英俊的壞蛋
         
         一、美国的历史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1776年才独立建国，和文明古国相比，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历史文化，这就决定了民主意识、民主文化、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从美国产生，更不可能在美国发扬光大，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一个丝毫也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犹如无根之木，犹如无源之水，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粗暴做法，凡是不尊重历史、割裂历史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美国的文化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文化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美国人普遍地自私自利，以个人利益为核心，大公无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先进思想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实行民主制度是以先进的文化为基础的，在美国这样极端自私自利代表着落后文化方向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必然导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文化理念之间剧烈的冲突，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
         
         三、美国庞大的人口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有近3亿人口，是英国、法国的5倍，是加拿大的10倍，是澳大利亚的15倍，而美国的国土面积却只与澳大利亚差不多，比加拿大还要小，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国家，而美国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人口多，底子薄，更严重的是，美国3亿之众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历史证明：人多必乱。在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三多的国家实行民主制度，必将导致莫衷一是、各自为政，必将导致政府令不行、禁不止，连基本的社会稳定也无法维持。
         
         四、美国人民群众素质低下决定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美国的早期居民大致有三类：1、土著印第安人。这部分人直到18世纪依然处在奴隶社会，后来大部分被消灭，剩下的躲到了边远山区。2、早期欧洲移民。当时从欧洲来的一部分是流放来的犯人，一部分则是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3、被贩卖来黑人奴隶。这些早期居民素质低下勿庸讳言，更严重的是，祖先素质低下必然遗传给其后裔。即使是后来的移民，也都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素质低下也勿庸讳言。在这样一个人民群众普遍素质低下的国家实行先进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合社会制度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无疑是极其荒唐的，必将导致社会的倒退。
         
         五、美国的国土构成、民族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决定了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美国国土由三部分构成，阿拉斯加与北美中部的国土完全割裂，夏威夷群岛部分更是孤悬海外。若美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央政府必将无力掌控全国，海外国土甚至内部各州都可能闹独立，必然导致国家的分裂。
         
         美国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几乎人类所有民族在美国都有分布；美国宗教种类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被他国宣布为邪教的势力在美国也能存在。因民族宗教矛盾导致的战争从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各民族、各宗教都将自以为是，必然导致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战争，更要命的是在美国买枪就像买香烟一样方便，那样美国必将沦为尸横遍野的战场，美国必将毁于一旦。
         
         美国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美国大地主、大资本家一直就对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实行民主制度，美国资产阶级必然凭借其剥削来的雄厚经济实力骗取政权，他们必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然不能代表美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劳动人民将永远只能惨遭剥削而不能站起来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综上所述，根据美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至少美国在现阶段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
         
         2、美国要追求民主制度，只能走渐进式道路，现阶段只能探索适合美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加紧建设打好基础，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制度。
         
         3、美国现阶段如果急于求成立即实行民主制度，那么，美国、美国人民，还有民主党共和党，都必将亡党亡国

阿历克斯公爵

该文请转本坛小左天马阅

天马行空

已阅，看来你的认识有问题，不知你从哪里得出本人是小左的认识，应该是恰恰相反。。。之所以认为中国一时无法实行美国那样的民主和法治，恰恰是文中所说的两个国家的历史差距太大，贸然抄袭只会给社会带来大灾难，吃亏最大的还是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到时候适得其反，就像鲁迅所描述的辛亥革命后的社会景象一样

天马行空

已阅，看来你的认识有问题，不知你从哪里得出本人是小左的认识，应该是恰恰相反。。。之所以认为中国一时无法实行美国那样的民主和法治，恰恰是文中所说的两个国家的历史差距太大，贸然抄袭只会给社会带来大灾难，吃亏最大的还是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到时候适得其反，就像鲁迅所描述的辛亥革命后的社会景象一样

天马行空

再说左和右是相对的，美国社会也有左派，只是和中国的左派表现不同，民主的本质就是要左右并存，左右相对均衡。。。

叶漂

真理不辨不明，又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绝妙好文！想起了赵本山小品《卖拐》，60年来十个有九个已经被忽悠傻了，忽悠瘸了，还剩几个看得懂的？

结论：奴隶社会就是好，狗屎就是好吃！

天马行空

文章虽是反讽，但是提到的历史和文化的差距确实事实，中国自一八四零以后的历史就是与西方文明剧烈冲突和融合吸收的历史，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需要填平，毛当年在延安和黄炎培窑洞对说得何等漂亮，只有让人们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结果进了北京城以后，依旧成了秦始皇，八九年开枪以后，很多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都言中共几年内就会垮台，结果中共到现在依然坐得蛮稳，西方的民主政治到今天，也是经历了几百年j艰难困苦的历程，中国大陆现在不过是刚刚开头，亚洲的印度和菲律宾也是号称民主，中国应该不会走那样的路，真正可借鉴的是台湾和新加坡。。。

天马行空

  有很多事分几步走，国人的态度总是分为两极。有的认为还太快，会引起社会问题，搞得没法收拾；有的认为太慢了，应当一步到位才是。比如农村城镇化、国企改革、大病保险等问题。以大病保险为例，采取的步骤是先城镇，后农村。但对农村广大农村户籍人口来说，就觉得不公平。可对各地财政来说，却认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方上财政吃紧，有的地方政府早已负债累累，连官员的工资都开不出了，哪来的资金支持大病保险？理想很丰美，现实很残酷。

    是一步到位还是慢慢来，在民主政治、法治建设等问题的争议就更大了，话题也更敏感。尤其在极左派仍有很强的势力，想一夜退回到文革时代的情况下，许多人更认为一步到位激进、偏激，完全脱离了中国国情。步子太快，只会将国家推向激烈的动荡之中。从国际政治实践来看，有些国家说是进行民主政治，但形成的结果却是群龙无首，党派伐异，军阀混战，同时也根本解决不了贪污腐败、贫富差别、违法乱纪等社会顽症，相反的，国家却处于分裂、分治状态，战事不断，根本无力进行经济建设，并且民众的生命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但一步到位者又完全持相反的意见。有些国家社会政治转型不成功，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两德合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不但快速转型成功，而且在短期内迅速变成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甚至直接跃入发达国家之列。

    孰是孰非？往坏处想，稍有不当，就置国家万劫不复的地步；往好处想，只要敢作敢当，便能突破社会的瓶颈，一举令中国变成傲然世界的现代富强大国，真正快速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左与右，中国与世界通行的左右两派却是完全相反的。而中国的左派反而思想保守，固步自封，没有勇气接受进一步的改革，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比较悲观。中国的所谓右派却有勇于突破，改革图新的强烈愿望，积极乐观。

    据称，中国的变革图新，总受历史文化包袱所累。在这个地球上，中国确实有些特殊。自华夏国开始，中国在亚洲东部自主发展。西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及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等，将中国与中亚及欧洲天然隔断。这使得中国在亚洲的东部可以分分合合，不受埃及、希腊、马其顿、罗马及后来的中东、中亚、欧洲一系列帝国的滋扰。中国在历史上主要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的侵犯，虽然经受两次大亡国，但作为中国的法统，即中华文明之根，却仍有强大的活力。中国被满清灭国并统治276年（从满清入关起算，为268年），满清用近200年的文字狱和历史大篡改几乎彻底摧毁了中国华夏文脉，培育出最糟糕的奴才文化，但辛亥革命后，中华文明却又重新生根发芽，很快回到中华文明的正统上来，尽管中国仍未从奴才文化中完全觉醒，极左派与奴才文化结合起来，变成阻碍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最大障碍。不管怎么说，中华文明的内核，或者说原本就开放、包容、仁德、坚韧、勇武的优秀文化基因，实际已在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和1980年代思想解放小阳春被重新唤醒，已然为中国迎接和拥抱世界新文明夯实了基础。以加入WTO为例，就给中国经常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争雄，提供了成功范例。这也是说，历史文化包袱，实质是伪命题。

    回顾刚加入WTO时，否决论就曾经非常激烈。直到这些年，那些人仍坚持中国加入WTO是“惊天大灾难”，称“大清国的所有卖国条约全加起来不及WTO的百分之一”，根本无视WTO给中国带来的一次重大历史发展机遇。有趣的是美欧等国也有人认为接受中国加入WTO也是大灾难，只不过这种“灾难”不是中国，而是美欧国家。所以，美国才要铁了心搞TPP，试图不让中国再搭他们的“便车”，夺回曾被中国“抢”走的制造业。事实上美国正在逐步撕毁WTO协议，通过一系列贸易规则的调整，给中国制造进入美国设置了更高的门槛。中国制造企业这两年纷纷破产或收缩压产，就有这方面的因素。当年就不同于极左派，反对的声音就是认为中国走得太快了，对欧美让步过大，那样的重大让步，会让WTO全面毁灭中国。可历史进程却正好与他们的预见完全相反。反而是美欧认为WTO让他们吃了亏，如今对中国限制多了，才让中国企业面临了新的困境。

    一步到位和慢慢来，两方面可能是幼稚的。一步到位容易犯急躁病，慢慢悠悠则可错失历史机遇。这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快的时候一点都不能慢，该慢的时候一点都不能快。当年晚清后期，戊戌变法那个“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就急了急躁病，功败垂成。后来晚清试图宪政改革，实行内阁制，就一拖再拖，且用皇族内阁忽悠人，便错过历史机遇，使晚清政权丧失了苟延残喘的可能性。究竟在国家的重要历史关头如何做重大抉策，在于善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民族大智慧，理性判断。

    有些事要看事件的性质和内在规律而定。有些事项，一步到位好于分步走。中国股市即一例。股市当时不敢充分市场化，而股市又是特殊市场，不容过于复杂化，为权力寻租创造不应有的空间。股市分步走的结果就是留下太多历史疑难杂症，反而可以被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操纵利用。有些事项，分步走好于一步到位。如楼市与建筑市场，1990年代全面放开后，就变成不受控制，并造成楼市过度发展并成功绑架了中国经济和建筑市场过于散乱造成建筑品质低下的社会恶果，当然，仔细分析楼市和建筑市场，仍有政府之手不当干预的地方，但楼市与建筑市场失控，正是楼价和建筑市场的多个方面，一下子放得太开了。常常是这样，当其他一些配套改革没有跟上的时候，你在某个点或某个方面冒进，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不正常的社会连锁反应。

    换句话说，激进不完全是错的，保守也不完全是错的，全看正确权衡，是否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这与企业经营的道理基本是一样的。有的企业太想一夜成功了，过度扩张，死了。有些企业太求稳健，该出手时瞻前顾后，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失，最后只能被无情地淘汰，也是死。成功的企业也就是善于审时度势，进退有据，才总是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越做越强，变成百年老店，经久不衰。

    关注航亿苇微信公众号：poem1962，更多珍藏送给您：

叶漂

还慢慢走个屁，国企祸国，教育误人，雾霾横行，多少年了，还在顽抗到底。等死吧，老王八蛋们死光了，或可疏解。

天马行空

按叶网友这样激进的想法和搞法，只有立马来一场剧烈的革命了，呵

天马行空

按叶网友这样激进的想法和搞法，只有立马来一场剧烈的革命了，呵

叶漂

我没说要闹革命啊，我是在说，癌症已到晚期了，你们等死吧。

民主不是万金油，但民主是体面进入房间的唯一的钥匙。首先，你得把选票还给我，否则，我就视你为仇敌，视你为禽兽。惹不起，我躲的起。我可以到处玩，就是不尿你。咋了，有问题吗。

叶漂

我不会砸门的，可是有暴徒呀，有强盗呀。后果是什么，你自个儿慢慢享受吧。其实，已有暴徒和强盗就在这个房子里，你怎么办呢？这就是个烂摊子！我乐得看这个喜剧，实在是有趣。

叶漂

文章虽是反讽，但是提到的历史和文化的差距确实事实，中国自一八四零以后的历史就是与西方文明剧烈冲突和融合吸收的历史，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需要填平，毛当年在延安和黄炎培窑洞对说得何等漂亮，只有让人们监督 ...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5-12-12 07:52

89年只判了个死缓，是因为有核讹诈这个魔鬼的存在。美军登陆，24小时即可解决战斗。一点都不需怀疑，这是常识。89是幸福的驿站，我们被迫错过了。现在很好吗，到处搞破坏，乌烟瘴气。只有猪才觉得，猪圈里吃嘛嘛香。中国，就是一头特立独行的蠢猪。

阿历克斯亲王

天马在此事上是二极管思维方式。

天马行空

只能说中国这样的国家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的改进是非常艰难的事。。。

天马行空

二极管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辩证法思维方式不，呵

天马行空

叶网友说的现在到处搞破坏，乌烟瘴气确实也是事实，毛时代难道就好，饥荒遍地，人相食，文化大破坏，人人自危。。。即使是美国，也不能说就是天堂，开枪杀人的事时刻都有。。。。这些事只能说是相对而言的。。。

叶漂

叶网友说的现在到处搞破坏，乌烟瘴气确实也是事实，毛时代难道就好，饥荒遍地，人相食，文化大破坏，人人自危。。。即使是美国，也不能说就是天堂，开枪杀人的事时刻都有。。。。这些事只能说是相对而言的。。。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5-12-13 07:16

天马可是枯坐太久，脑晕眼花了？建议你出去溜达溜达，享受一下雾霾的壮丽奇观，换换心情。别忘戴口罩。我可没讲过要返回毛时代，对于这么一个曾经发动文革，输出世界革命的神经病政权，我倒是时时恐惧它又要开时间的倒车。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在搞公有制（官有制），一党制，新闻钳制，伪选举，等等马列原教旨主义的邪门歪道，没有一点悔改的诚意，怎不叫人灰心丧气。你不用选票抽这畜生几鞭子，它就不知道人字是怎么写的。只要能拿到选票，我就要它好看！当然，只要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也会大仁大量赏它一票。嘿呵。

横向比较，可以看一下二战后的日韩，人家是如何迅速崛起的。伊拉克移植民主制度暂时失败，那应归咎于宗教，这不是民主制度可以解决的很好的，民主只解决社会的公正平等。宗教的问题，应由其领袖之间的和谈，来达成民众族群之间的和解。美国枪支问题，属于社会治安的范畴，需要社会相关各方面的博弈与调和太处理，当然现在处理的不是很好。但也不能归咎于民主制度。中国没有枪文化的传统，没必要引进美国这一套。中国有酒文化，每天酒桌上都生生灌死几十号人呢。我感觉酒文化更恐怖，吃人不吐骨头。中国的公仆就好酒色这一口，欺人，杀人，蹂躏人，不是吗。

叶漂

再说左和右是相对的，美国社会也有左派，只是和中国的左派表现不同，民主的本质就是要左右并存，左右相对均衡。。。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5-12-8 08:02

是啊，美国也有左派，但中国的左派大多是乌合之众，是毛左，是司马南，周小平，于幼军之类的骗子。像邹峰，天马这样的自由式好左派凤毛麟角。再请领略一下美式左派的魅力风采。

苏珊·桑塔格为什么不再去中国？
  

                                                    茉莉

   

中国正在兴起一股“苏珊·桑塔格热”。这位被布罗茨基视为是“大西洋两侧最具智慧”的人物，在前不久去世之后，更为世人所怀念与欣赏。虽然不赞同桑塔格的一些政治观点，但笔者对这位博学多才的作家、充满个性的“好战的唯美主义者”、高挑身材头发黑白相间而又举止激烈的女性，有一种爱之入骨的感觉。

然而，一些中国新左派文人对桑塔格的大力推崇，却是有点时空错位、一厢情愿的味道。桑塔格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左派知识分子，是以反美反战著称的，这一点似乎很得中国新左派的赞赏。但是，此左派不是彼左派，在自由精神熏陶下，总是批评自己祖国的美国左派桑塔格，骨子里，和中国新左派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本质区别，从桑塔格不愿再去中国访问这一点，就可见出一斑。

按照桑塔格自己的说法，她与中国有“特殊的联系”，因为她的父母在那儿住过。 桑塔格的父亲是纽约的一位犹太商人，三十年代时曾经在中国经营裘皮生意。桑塔格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回了美国，桑塔格出生后他们又回到了中国，她的父亲甚至是在中国去世的。

在接受中国作家贝岭采访时，桑塔格说：“即使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经历，我也会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一个对世界感兴趣的人怎么能对中国不感兴趣呢？ ”

出于对中国的兴趣，桑塔格在七十年代里，曾经两次去中国访问。那时，她是一个自由不羁的前卫青年艺术家，激烈地反对越战、支持古巴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的中国之行被视为“政治朝圣”。

结果，她发现自己受骗了。2000年7月，桑塔格在伦敦接受Evans Chan的采访，在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时，回忆了她当年的中国之行。

“我记得，1973年1月我去中国旅行，正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指派给我的一个女翻译关系很友好。……她是一个可爱而又惊恐的中年女性，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我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在朋友家。”

这位目光异常敏锐的美国女人，坚持要看看这位中国女翻译的住所，结果真相清楚了，原来这位女翻译就住在宾馆的一个地下室，一间小得像壁橱一样的房间。在成为好朋友之后，两位异国女性有一次深入心灵的对话。

“有一天，这位女翻译暗示我她住的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然后邀请我外出散步。她用柔软的英语非常迟缓地问我：‘你是否……看过……一本书……叫做--19……’当我听到‘19’这个词时，胸口顿时感到疼痛。我知道她将要说什么。‘--84。’ ‘1984，’我重复了一遍，心里更为烦乱。‘是的。’她微笑着说，‘中国就像那样。’”

凡是了解《1984》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的人，都会知道，为什么年轻而狂热的左派桑塔格在听到这个书名时，胸口会突然疼痛起来。《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虚拟的一个故事，它描写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中人们的悲惨命运。

与这位不知名的中国女翻译的邂逅，是桑塔格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真相的一个开始，也是她后来激烈谴责共产主义的一个原因。已故的桑塔格有一本来不及完成的书，题目叫《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其中就谈到对西方旅行者前去社会主义国家易受欺骗的问题。她认为，共产党政府一度吸取了非常好的理想主义资源，例如三十年代的欧洲，一些优秀的人们被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但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后来会发生什么。

从中国之行中清醒过来，桑塔格不再对社会主义抱有天真浪漫幻想，她在反对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同时，更提高了反对极权主义的声调，并经常谴责共产主义钳制知识分子。1982年，在抗议波兰镇压团结工会时，桑塔格发表了一个激怒西方左派战友的惊人论断：“共产主义是带着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义。”

自此，西方左派和右派一样被她惹恼。她毫不留情的批评西方左派，指责左派拒绝认真对待斯大林恐怖下的流亡者、异议人士和被谋杀的牺牲者，也批评前苏联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知识分子随大流。在前南斯拉夫内战中，她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缺乏道德承担。

2002 年8月，中国诗人xx入狱，桑塔格为之奔走呼号，从北京狱中将xx营救出来。（此处删去167字）

这也是桑塔格不再去中国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还有那么多…………，桑塔格无能一一援救，因此，在贝岭的采访中，她诚恳地说：“我当然希望再次去中国，但是，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的人有利的情况下才去，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凡事要问一个是否“道德”的问题，这是自称为“执着的道德家”的美国左派桑塔格，和那些对大批…………视而不见的中国新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从桑塔格几十年的人生之路来看，她并非要坚持“左”或者“右”的政治立场，而是要坚守关注弱者的人文主义立场。她不媚俗，不讨好，毫不客气地对一切权力－－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权力－－进行审视和批判。当大多数知识分子遁入道德虚无主义之境时，她回归启蒙主义的理想。

被人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对于离经叛道的桑塔格，是极不愿意接受的严肃荣誉。不管她自己是否愿意，已经离世的她，将在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者长存的同时，也将作为这个时代濒临绝迹的的知识分子道德家，长存于我们心中。

2005年1月

天马行空

你说的这些并非自己不知，只能简而言之地说中国问题和人性本身确实复杂，自己的所思所想非几言几语能说清楚，毕竟人文的东西不同于自然科学有量化的标准。至于你转发的桑塔纳几年前也看过，只能说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大，要缩短这个差距绝非易事。。。。

天马行空

共产主义运动在俄国和中国这样落后的传统农业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爆发和成功绝非偶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运动才会有着浓厚的专制色彩，当年叶利钦首次出访西欧时大呼我们对自己的人民做了什么，既无食品，又无言言论自由。苏共的解和成果，算是及挽救了中共，但是这仅仅是开了个头，你能离开是你的幸运，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选择要离开的。。呵。

天马行空

你说的这些并非自己不知，只能简而言之地说中国问题和人性本身确实复杂，自己的所思所想非几言几语能说清楚，毕竟人文的东西不同于自然科学有量化的标准。至于你转发的桑塔纳几年前也看过，只能说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大，要缩短这个差距绝非易事。。。。

叶漂

天马在此事上是二极管思维方式。
阿历克斯亲王 发表于 2015-12-12 16:45

得，现在我的二极管也短路了。邮箱湿白，虾子点灯白费辣。看来，天马先生不是二极管，是N极管。洗了水吧。

叶漂

和废话篓子下棋，月下越瘦。

天马行空

批判和监督权力在西方是常识，如果您能在中国大陆这样做那倒是应该佩服，但是估计下场要不就进去了,，要不就出去了。。。呵

天马行空

你说的关于n极管还真没错，所以自己才感到分裂，难以在现实中为人。。。

天马行空

[转帖]郑也夫：为何中国官场热衷“高学历”？
3282 次点击
14 个回复
国企教师3 于 2015/12/13 19:19: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本文的主旨是讨论当代中国社会中官员的学历。但笔者深感孤立地看待它，不能发现问题，更不能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于是，就有必要与历史进行比较。学历诞生于中国，学历的演化几乎就是半部中国制度史，其演进之路漫长曲折，步入历史“长巷”后，似与当下渐行渐远。对此，笔者只好搬出赫胥黎的一句话：“古代建筑师的惯例是经常把内殿设计成为庙宇最小的部分。”

    一.官与科举

    封建发端于部落联盟时代。为什么部落要结成联盟?为了不挨打，还为了打别人。联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有盟主。而当一个联盟打败另一个联盟的时候，盟主便要将后者的领地和人口分配给自己的亲属和盟友。这就是最初的分封。历史上肯定发生过无数次分封。柳宗元已经窥见其源。西周王朝的分封成为一个里程碑，既是因为此时分封更有章法，又是因为其记载更为详实。周天子留下京都附近的土地归自己，将其余土地分封。周公、成王时分封诸侯国七十一个，其中本族子弟占五十三国，其他诸侯国由友族统领。诸侯国内，也是诸侯留下都城附近的部分土地归自己，其余的分封给子弟，受封的叫做大夫。大夫也将留取后的土地分给子弟、亲属和家臣。诸侯臣服天子并向其上贡，天子无权过问诸侯辖地的事情。诸侯与大夫的关系亦如是。这样周朝的版图被分而治之。各自的地面都不大，头领及其子弟、亲属都亲自上阵管理有限的事务。封建时代的国很像一个家。大夫封邑的总管称作“宰”，就是家臣。诸侯与天子下面的管理者的属性也颇似家臣，或者说称“臣”比称“官”更恰当。周天子的大臣多为亲属，三公均为宗族长老。当然，天子所涉事务有超越“小家”，关乎“大家”的，即所谓“国”的。天子的臣更多，便少不了任人于亲属之外。任用来自哪里?其中一个途径是诸侯推荐，所谓“诸侯岁贡，贡士于天子”(《礼记•射义》)。

    诸侯多是本族同姓。这固然是私心所致，肥水不流外人田，但也考虑到亲属共治天下，才能摆脱晚期部落时代频发的战事。没想到的是，时间稀释了血亲，利益导致了冲突，三百年后便是春秋多战事。一方面诸侯国纷纷独立，不再拥戴天子;另一方面当初分封的71国已裂变为140余国，这意味着一些诸侯国中的大夫不再拥戴诸侯和天子。又经过二百多年的征伐，140余国并作战国七雄。在化多为少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结构大变，君主专制取代了封建。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作疏：“官者管也。”管什么呢?商周国家机构有内服、外服之分。外服指诸侯、大夫，内服为宫廷人员。前者仅臣服于天子，断无帝制下官僚的属性。后者则颇具家臣性质。君主专制时代沿用“官”的称呼，却已注入新的内涵。君主专制下的“官”有别于封建之“官”的地方在于：领俸不封地，任命不世袭。这属性一脉相传达两千余年。故今人所熟悉的，非封建时代官的属性，而是君主专制下官的属性。

    摆脱了世卿世禄制度后，春秋时代的君主从哪里招募其官员呢?这正是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独一无二之处。71个封国裂变为140余国，再兼并为七国，必然导致社会的严重失序，乃至昔日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众多卿大夫失去地位，跌入贵族的底层——士。与此同时，曾为贵族垄断的文化流入民间，一些优秀的平民子弟看到了跃升为士阶层的机会。士的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多国林立，给了士阶层流动的机会。跌落者与跃升者合成了人才的储库。而多国间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迫使国君寻找和礼待人才。《史记》中关于门客、舍人的丰富记载，透露着士阶层与君主间的相互需求。这中间最大的革命性变化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

    秦始皇无疑改变了中国政治制度。但越是深入了解春秋战国所孕育的巨大革命性，就越会对秦始皇的开创性的看法有所保留。战国七雄的每个国家中，封建的因素都极大地消解。齐国君主就曾称帝。因而，秦始皇以郡县终结封建，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不过是将战国时代已趋常态的国内制度扩大到华夏的一统版图中。

    秦代历史太短，其选官制度未及经受时间的检验。汉初反省秦之覆辙，得出一个教训：秦亡于对封建的否定。但汉初分封诱发了吴楚七国之乱，遂重归中央集权。汉改变秦代大量官职由军功获取的方式，而代之以重用儒生。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实行察举制。其实，终结官职世袭之后，官员产生的最便利途径自然是推荐。春秋战国之际，官员、门客、舍人多是经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上岗的。有了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汉代天子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汉代亦有“任子制”，即每个二千石以上的官僚有一个子弟享有做官的便利。但“在这一制度下，子弟仍不能世世承袭父祖官位，而仅仅是获得了一个起家的官职。”推行察举制，以及对任子制的限定，说明统治者拒斥封建与世袭。而察举制的关键是，举主即推荐人的资格。举主是这一制度结构的支点。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新制度一旦建立，新一轮博弈就开始了。汉代察举中的举主是官员，官员们渐渐看清了制度的空隙。于是，官员们相互推荐亲属，官职渐渐被家族垄断，终于步入门阀时代。史学界素有门阀是“由贵而官”还是“由官而贵”之争，阎步克更倾向于后一看法。从博弈的逻辑看，“举主”资格演至“门阀”几乎是必然。

    在这场博弈中，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之道还治其身，凭借察举制将官职圈入其家族中。博弈的结果，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中国历史也因此呈现出惊人的摇摆。东周以前，中国是封建制。自战国至秦代，中国从君主专制走向皇权帝国。从东汉至魏晋，门阀削弱了皇权，演变成宫崎市定所称的“贵族制”。“与之对立的君权森然存在，不断地瓦解贵族制，致力于将它转变为纯粹的官僚制。实际上，正是君权的存在，使得贵族制只能停留于贵族制上。如果君权进一步衰落，那么，贵族制或许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存在着朝封建制度转变的倾向。从三国到唐代，微弱却一直存续的封建食邑制，不正叙述着这方面的消息?”

    皇权要维护自身，就要削弱地方势力。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取消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任用权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须要不断将大批有任官资格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人的压力迫使隋朝皇帝寻求新的选官途径，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接过科举制度，将其完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的逻辑而言，这是釜底抽薪。事实上，科举未断贵族子弟的前程，而是达成了妥协。故而，宫崎说“科举制度堪称为贵族制度的安魂曲”。贵族子弟可以参加科举，挟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比平民子弟还略占优势。虽然他们仍占优势，但游戏规则已经大变。魏晋时代的门阀子弟完全是“拼爹”，现在出仕则要参加皇帝安排的考试。科举对贵族制是安魂曲，对中央集权制则是立命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从对官位的占据来看，清代“科举家族”比起东汉魏晋的门阀，绝对是小巫见大巫。这是皇权与贵族势力此消彼长之明证。

    二.合法性

    科举是帝制的基石。这样，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两种合法性虽长期共存，在合法程度上则难以等量齐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司马迁借陈胜、项羽之口道出的这两句话，既是秦末中国人某种价值观的反映，还深刻地影响着代代国人。不错，皇家血统高贵，是昔时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但中国人对信念当真与否是存疑的。而皇权时时要靠武力捍卫，更透视出其合法性的脆弱。

    相比之下，科举功名的合法性程度显然要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如何更迭，科举制贯穿了1300余年。就服膺程度论，它赢得了最大面积的拥护。顾颉刚说，它“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寒门子弟有了出路，拥护自不待言。而科举分明是皇权借以消除门阀垄断，贵族子弟偏偏也要跟风。清代旗人不考科举亦可做官，可是一些八旗子弟“因羡慕汉人的状元科第，便有人学着做(八股)，曾经乾隆禁止过，但还有偷着做的，后来才开了禁”。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有敕令：“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以后，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演变为清代人所说的“正途”。其实，当时从官的路径还有几种：军功、荫生(祖、父有功于国家，朝廷特命其子或孙为官)、捐纳，等等。为什么独独科举是正途呢?张仲礼说：“‘异途’出身者……他们主要是先捐监生，然后捐得官职的。”“就是说，捐纳在形式上跟学历沾上了边儿，是从学历制度衍生出来的。”为何军功也不是正途?齐如山说，因为“军功有假的。统帅所保之人，自然有许多实在是有功劳的，但也有统帅的亲戚朋友下人等等，虽然未到战场，也可以夹杂保上……因有这种种情形，所以就被社会轻视了。”荫生中无学识者甚多，故被鄙视。可见，科举之所以是正途，首先在于国家如是看待。其次，民意认为科举是正途，相信其公正性。这正是科举入仕之合法性所在。

    合法性是历史的，离不开传统。隋唐衔接魏晋南北朝，科举制上承九品官人制。统治了中国数百年的门阀炫耀的是什么?是品流。上品意味着其家族是清流，文化积淀深厚。垄断不是好东西，门阀终被历史淘汰。但魏晋时代文化成为时尚，却符合中国历史从武化朝着文化的走向，即地位利益不必尽靠武力定夺，大可借助文化安排。在国与国的冲突中，武力决定一切，北朝最终一统，即其证明。但国内政治不同于国际纷争，其内部保有一定秩序。先人崇尚文化绝非附庸风雅，而是对决定社会地位的文化因素的倚重。科举的出台是绝妙的选择。如同皇权对门阀贵族说：“你们不是强调品流嘛，进士的品流不高吗?”科举冲决了门阀，却继承着门阀贵族所倚重的东西——文化。文化决定地位，这一合法性是有来头的，科举进一步光大了它。

    一个成色不足的合法性，借助一个成色十足的合法性，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即皇权靠科举提升了自己的合法性。这很好理解：英雄不问出处，我为你们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帮你们参与到这一公正的游戏中，这还不能证明我的合法性吗?因此，不少王朝建立伊始，就迅速开科取士，以此收揽人心，建立合法性。

    功名直接造就了官员的合法性，科举间接地支持了皇权的合法性。科举在合法性上的贡献还不限于此。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皇权统领的官僚体系止于县一级。不错，讼事是要衙门解决的，但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社会是“无讼的社会”。讼事少，是因为多数矛盾和冲突由民间自行调解，必要的公益事务也多由民间自发操办。民间不能没有权威，没有众人服膺的协调者。科举功名在合法性上的另一贡献，就在于为地方、民间提供了有权威的领袖。秀才、少数的举人和退休的官员(亦是有功名者)，共同构成了乡绅阶层。缺了具备合法性的领袖，民间的自治是不可想象的。

    皇权行科举的主要目的是选拔官员。没有证据显示，皇权行科举有为地方上提供领袖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地方领袖的产生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三.效度

    几乎自科举实行之日起，便有了效度的争论。科举实行了1300余年，效度的争论如影随形。甚至科举废除后，争论仍在持续，因为科举之后仍有其他考试，特别是当代的高考在一定程度上算是科举的继续。

    效度就是有效性之高下。科举的效度是指它以何等准确度测量出一个考生做官的能力。科举成绩与做官能力越吻合，其效度越高。那么，科举有无效度，效度如何呢?

    笔者的第一个评判是，考总比不考强。假若选拔官员考编故事，考下象棋，虽然这二者与做官能力相距甚远，但笔者认为，从概率上说，在编故事和下象棋的竞争中胜出者，在做官能力上要优于失败者。

    但科举制一旦建立，应试学就产生了。它导致考生获取的是功名学历，而非真才实学，也就是说考试的效度每况愈下。不管是何种目的的考试，只要竞争激烈，效度必然降低。一流科学家常常不是当初自然学科的考试中分数最高的考生。诗文考试中的优胜者也很难成为诗人、文豪。相比之下，科举与官员素质的距离更大，因后者依赖社会活动和政务实践的历练。

    其实帝王们早就洞悉科举效度上的问题。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开科，洪武六年(1373年)便罢废。洪武十五年(1382年)重开科举。后来，官方确定了八股文在科举中的位置。清人一入关便开科取士。但康熙二年(1663年)废止了八股文取士，上谕：“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但康熙七年(1668年)又恢复了八股科举。为什么明知故犯?因为无路可循——不考试入仕遵循什么，不考八股文有什么更好的考试内容?阎步克说：“尽管章句注疏与诗赋策文，与兵刑钱谷之实际政务并不直接相合，但帝国统治者决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知识群体的文化风尚与知识结构，尽管他们有时能够给予重大影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曾叫停科考的帝王何故不改变科考内容呢?清代大学士鄂尔泰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为什么与时政关系甚远的八股，而非与之甚近的策论成为科举的主打，是因为考策论最不可行。一个时期的重大问题只有少许几项，考生试前必将这几大问题的对策背得烂熟，使策论之试沦为背书。八股虽远离时政，却不是考背功，而是能力。强以策论为科举主打，将因考试的弱智而为士人阶层耻笑。开国之君在夺取天下之前，多有不拘一格招纳人才的举动，为什么夺取天下后却要推行效度存疑的科举?此一时，彼一时也。大敌当前，招揽一流人才乃当务之急;天下安定，秩序的需要压倒了寻才的需要，此时官员无大才又何妨?

    深通政务者都明白：政务要在干中学，谁堪大任要在实干中考察。企图将此一设想制度化的是汉光武帝。《后汉书•和帝纪》云：“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试职期最长竟达十年。“‘授试以职’意谓对秀孝，举主应先委以一定职务，使之由此‘便习官事’，或由此检验其是否‘便习官事’，合格者方可举至中央。”“授试以职”是光武帝完善察举制的措施，它与察举病在同灶，即试职权的分配。若试职有升迁的机会，或试职本身就有甜头，“试职权”的竞争必将展开。这是光武帝乃至前科举时代未能解决的问题。试职或实习，比考试有效度，但不存在让太多的人去试职的可能性。让谁试职，似乎还要先来一次考试。

    要追求公正——帝王要赢得众人支持以堵贵族的嘴，便不期然地趋向公正——就要先考，考试中的胜出者去试职。若求效度，就要期望这过程能早早选出年轻才俊，让他进入实干阶段。但因官职的诱惑太大，竞争一定激烈，于是胜出者多不年轻，乃至出现了“范进”。如果目标诱人，公正一定有损效度，这是必付的代价。

    要保证效率——帝王们不可能罔顾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就要让一些人不在漫长的科举途中蹉跎岁月，而是早早进入政务，在干中历练。但如果众人都想进入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就是降低这职务的吸引力，令其地位低、报偿少。这职务就是吏。

    清代衙门的运作系于三种角色：官、吏、师爷。据统计，清代官员总数大约2.7万，其中文官2万，武官7千。吏，亦称胥吏或文吏，大多不在编制，恐难统计翔实。宫崎市定引用同治年间进士游百川的话：“胥吏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两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宫崎市定，1958)除了州县，道、府、中央六部都有胥吏，只军机处除外。保守地估计，全国的胥吏应有百万之众。至于师爷的数量，笔者大致估算了一下，不考虑武官聘用的师爷，清代在岗师爷数量可能有2万人，与文职官员数量相当。

    再说说三种角色的出身与资质。官员出身分正途与异途。正途乃凭科举功名，异途为军功、荫生、捐纳、保举等等。以雍正朝为例，有进士、举人功名者占官员的半数。胥吏基本无功名。“只有这些胥吏的首领，是法制上承认的胥吏。……其他的胥吏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胥吏首领私人雇佣来的胥吏见习工，称为贴写、帮役等。……他们通过师徒制度为胥吏首领所养育和使役。……作为师傅的经承往往收有血亲子弟为徒，在引退时把其职位让给子弟，于是便形成了胥吏职位的世袭化。这一倾向早在宋代已经出现，南宋的政论家叶水心曾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胥吏职业技能的获得主要通过师徒制，而且这职业早已世袭化，不排除技能的家传。师爷或无功名，或有低中级功名，最高不过举人。他们本是读书人，放弃科举，专攻幕业(师爷的正式称呼为幕宾，幕业即其专业)，或因科举胜算太小(约2千名秀才能有一名成为进士，江浙一带的比重更小)，或因举业的经济负担太大，“进了秀才未经乡试者，总有十之七八”。师爷有分工，其最主要的刑名(管司法)、钱谷(管税收财务)业务必须要专习三年。《佐治药言》云：“勿轻令人习幕。”《入幕须知》说：“凡有心习幕业者，当先自是其材力而后从事于此，卒不致自误平生。”习幕业并不容易。一部《大清律例》有一千余条款，刑名师爷须透彻理解，烂熟胸中。清代顶级师爷汪辉祖作书启师爷之余，学习刑名六年，才应聘为刑名师爷。钱谷师爷要熟知赋税、财务上的复杂惯例并精通会计。大批习幕者构成了师爷的“待业大军”，凭师友介绍入幕。东家虽礼待师爷，但如不满意，可随时辞退。

    官的俸禄是朝廷给的，衙役也发“工食”。一般胥吏则无俸给，其生活费靠“从接触的人们征收手续费”以及所谓的“陋规”中获得。师爷的报酬则由作为东家的官员个人支付。刑名和钱谷师爷可望拿到年薪一千两银子，其他师爷年薪有几百两。

    如上所述，清代官场中的三种角色身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准入机制。官员的正途是科举出身。朝廷要让士人归心，使社会安定，就要建立公正的入仕之途。而竞争的激烈，一定会导致考试效度锐减。这代价必须要付，因为收获的是人心和安定。科举胜出者中的一部分人，虽饱经科举“摧残”，日后仍能较快熟悉政务，甚至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毕竟有很多官员不通政务。社会管理不是儿戏，清代的官场凭借两个懂业务的低身份群体来辅佐官员。胥吏是世袭加上师徒制，师爷一行则有点市场机制的味道。官与吏的合作，存在先天性矛盾。胥吏是通业务的地头蛇，很可能蒙蔽欺骗不通业务、人地生疏的官员。而且，世袭技能毕竟不如市场选择中产生的技能效率高。于是官员带上从“师爷市场”中自选的帮手，一同上任。如此“三合一”的方式，解决了名份、权位、竞争、效度、专业能力、监督、制衡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本节最强调的是对科举必然带来的低效度的克服。

    四.废科举的系列效果

    1905年废除科举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拐点。对这一事件的重视，西方学者比我们来得早、看得重：“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的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1905年都带来了变化。……这一变革对于政治结构的重要意义与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科举制是行之1300余年的国民定位的制度，也是人才流动的阶梯。最令后人惊异的是，科举不是毁于农工商阶层，亦非皇权率先策动废除，废除科举的发起者竟是身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们。

    何以如此决绝?百年后想像先人的心态，首先应是中西文化的对比太强烈了。人家学堂中讲授的是科学，那是打败我们的文化资本，而我们私塾中教的是八股文。相形之下，凭八股选官颇显滑稽。继而，当时的人可能会认为，不废科举，就兴不了新学。1911年，秀才出身、后来研习科学的杜亚泉写出了值得今人思考的文章《论中国之教育行政》。该文包含两大观点：其一，“处今日之时势，无论为学堂，为科举，苟仅持出身奖励以为教育行政上之政策，则其势必处于失败。……夫教育之基础，当立于国民生活之上，不当立于官吏晋升之上者也。国民当以某生活之故而求教育，不当以做官吏之故而受教育”。其二，如果“以出身奖励为政策，则与其设立学堂，予宁赞成科举，以其效果无大殊，而可以节省巨额之经费，且减少其弊害也而耳。……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而稍稍改其课士之程式……依今日之教科门类，列为试题，以定弃取，则科举之奖励，绝不难与学堂之奖励收同一之效果也……其效果且倍蓰焉”。百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待教育，为“国民生活”与为“出身”仍相并存，后者绝未隐退。那么，反观杜亚泉之说，其对科举优势的论述有着特殊的意义。就20世纪初叶而言，在为教育注入科学技术、生产生活的内容时，科举决定人们声誉与资格、或入仕或成为乡绅的功能似乎不必废除。一下子废除，择优之路骤断，不逞之徒暴增，社会无法适应。博弈规则有从文化转向武化的巨大风险。而当年朝野如能取得改革而非废除科举的共识，则须以一项原则为前提：可变者考试内容，不可变者考试选官，即考选有其神圣不可动摇的位置。完成科举考试内容的转换是极其艰难的。将科学纳入科举内容的前提条件是：课本、教师、考题、阅卷人。这些条件的到位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只有视科举为神圣，才会走上这条艰辛的改革科举内容的道路。其实当时是可以这样做的，而且是更好的选择。东京大学一直是日本官员的摇篮，就带有新式科举的味道。以西方的学习“内容”否定我们的科举“形式”，在逻辑上是不对应的。

    废除科举，引来了天翻地覆。

    其一，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二者仅六年之隔。其实，当时皇权并无即刻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之必要。英国王权的退后，是因为社会已孕育出中产阶级，后者不甘心被剥夺、受压迫的地位。中国并无新阶级、新力量，废科举导致不逞之徒暴增。县试、乡试、会试三级科举的全部考生都断了前程。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是他们共同的遭遇，人生完全改换了路径。加入会党，拥抱新思潮，成为许多学子的选择。不能说这些选择皆不真诚，但如果科举尚在，很多学子是无暇接触会党与新思潮的，革命党便难以在短期内成气候。皇权与王朝是两个概念。皇权似乎命数未尽，但王朝更替每在二三百年间。如此多事之秋，中国人摊上的偏偏是异族王朝，种族情绪最易挑拨。如此情势下，不逞之徒们弃康梁、追孙文，几成定局。这样，在劫难逃的清王朝挟带着命数未尽的皇权制，一同退出历史舞台。惯性和观念都能影响历史。如果此时是汉家王朝，且生机勃勃而非268岁之暮年，便很可能保全帝制于一时，并最终演变成君主立宪制。其实，清朝能多延续些年头不一定是坏事，可以给剧变的社会多些准备的时间。总之，废科举的“自宫”成了皇权退出的前奏。

    其二，导致乡绅的灭绝。科举功名是乡绅的证书，是他们受人拥戴，成为乡村领袖的依据。科举不复存在，乡绅群体便终止了自身的再生产，不可持续了。科举不再实行，老乡绅的威信也会打些折扣。以前秀才群体的小部分人会参加乡试、会试，博取入仕门票;大部分人的目的则只为“保身家”，往低里说，有了功名可免劳役，进衙门不下跪，不受官府欺负，往高里说，在乡村有头有脸，乃至成为乡村领袖。这一机制停止运转，意味着乡村政治的角逐换了规则。其结果是，文化上有优势的人多离开乡村，到城市读书、谋职、找前途。乡村政治的角逐开始“武化”，凭势力、钱财，巧取豪夺。废除科举“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优秀领导人的程序，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以至谁能聚众作恶，谁就能上台”。(罗兹曼，1982，230)一言以蔽之，废科举后，乡村领袖的真空被土豪劣绅占据。这一后果蚕食着民国的统治基础，催化了江山易主。因为中国乡村从来都是自治的，废除科举导致乡村秩序的败坏，为反对势力的动员做好了铺垫。

    其三，废科举对其后三个时代中官员文化素质的影响。军阀时代，军头们的文化素质与前清官员相距甚远。国民政府在重建秩序后，文官的文化程度开始提升。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选官制度。其原因之一是蒋介石从未真正地统一中国，传统帝王-现代元首的合法性转移尚未完成，蒋没有余力去致力于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建设。历史给予他的机会仅在1928-1937年这十年间。第三个时代始于1949年。它所带来的政治秩序是蒋介石在大陆时从来不曾拥有的。历代君主夺取天下后的第一要事是开科取士，同时抑制军功阶层。因为君王需要人才，而且畏惧权力被军功阶层分割。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谙熟，辛亥后的国家领袖中无人出其右，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拒绝回归传统的道路。乃至1949-1977年，中国官员的文化程度跌至近现代历史的最低点。原因是毛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决裂的革命道路。他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全社会皆没落腐朽，只有革命队伍是新人的判断下，毛只好由军功阶层全面占据政府职位，旧时代留下的全部文化人也要经过改造。但官僚队伍需不断补充，对此毛的选择对象是劳动模范。有些模范被一直推举到政治局。这一世所罕见的反传统之举，导致此时官僚群体的文化程度跌至谷底。从时间序列看，这是废除科举后50-70年间发生的事情。很难说废除科举与毛的干部选拔政策之间有因果关系，也很难说两者间毫无关联。废除科举之年，毛12岁。

    1978年的中国决策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毛时代的政策失败危及党的合法性，朝野上下均期盼回归常态，军功入仕之路已告终结。一个颇为具体的问题必须面对：入仕的资格是什么?此后，官员文化程度的反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五.从统计数据看官僚学历的巨变

    自1995年开始，统计趋于细致。这表现在：其一，学历类别划分更细，特别是增添了研究生和大专生学历;其二，学历上有了干部的分层统计，这样，统计中既有全国干部学历的总体情况，也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学历的情况，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全面、具体地了解我国干部的学历。1999年出版的《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及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向社会呈现了上述翔实的统计数字。关于1998年以后干部学历的统计数字，笔者更愿意用以分析比较的是干部总体、省地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历年学历，无奈没法找到，唯一能够找到的是各届中共中央委员的学历。笔者以为，使用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来分析，强过中央委员。因为最高级别的官员的代表性其实偏弱，而且省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学历具有更大的匿名性，这是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中央委员的学历会诱发读者的某种想象，这不是价值无涉的研究所期望的。笔者经过自己的计算，绘制出表5、表6，并在其后列出1995-2010年我国研究生毕业生数量统计，以期同干部学历构成一种参照关系。

    对以上统计数字的分析，自然见仁见智。它们给笔者的突出印象有三：

    第一，1995-2010年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从3.19万增加到38.36万，其中博士毕业生从4641人增至48987人，增长分别达到12倍、10.6倍。而1995年省级领导班子成员中研究生学历占10.6%(见表4)，而2013年中央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占69.3%(见表5)，是1995年的6.5倍。这种比法是蹩脚的。前者是绝对数的增长，后者是比例的增长，二者不同质。后者若增长10倍，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学历的比重就超过百分之百了。此一对比只是显示两者的同步增长。其间有着怎样的互动是耐人寻味的。

    第二，第18届中央委员中研究生、大学、大专学历分别占69.3%、22.5%、4.4%，即大专以上学历占96.2%，大学以上学历占91.8%，研究生学历者近七成，基本都是高学历。

    第三，51%的第18届中央委员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18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前一比例(23.9%)绝不算低，后一比例(45.4%)则堪称惊人。清代的“非正途”学历在建国后历经“轻视学历-回归学历”的否定之否定后，重新复活，且规模远在清代之上。

    六.对官僚学历的思考

    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环顾各国，认为还是效仿古代科举功名最易行。但他们在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威的合法性遭遇极大的挑战。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中并行着皇权与科举功名这两种合法性。古代帝王刻意赐予科举功名者极大的荣誉。但他自己不会去博取科场功名，因为他最清楚皇权与官职间的天堑之隔，深谙科举功名无力为最高权力增添合法性。在历史演化中，官僚系统的变故其实有限，皇权经历的却是江山易主与朝代更迭。传统社会中，国家最高权力被皇家垄断。现代国家中最高权力已成动态，政府首脑的任职期限一般也就两届，其权限是组织和指挥内阁。也就是说，随着权柄从皇权向现代政府的转移，这一层次上的合法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于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可能由此产生，即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但这是本末倒置。事实刚好相反，现代政府合法性的解决，常常导致官员学历资格的放宽。

    高学历不是政府合法性的根据，甚至它对官员地位的托举作用也今不如昔。原因是教育的大众化。清王朝统治了268年，会试每三年一次，为鼓励举子借种种缘由增加了若干次，故清代共有会试112科，共授予进士(做官之必然资格)26391人，平均每年将近100名进士。这数量稍稍大于现今每年各省文理两科高考状元的数目。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48987个，一年的数量是整个清代进士数量的1.85倍。博士学位泛滥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会拥有昔日进士的荣耀呢。

    今日博士不及旧日进士稀少，故其含金量不及后者，但获取博士学位仍需天资加勤奋。全天候三年以上的学习能完成博士论文尚且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更不可思议。挑剔一位官员无博士学位，只能显出挑剔者自身的弱智，但质疑一位官员的学历成色，却无可厚非。清代入仕路径不一，而科举入仕被称为“正途”，是因为军功、捐纳、任子等路径不过硬。官员学历不过硬也罢，愚不可及的是在企图证明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证伪。此风泛滥，将严重打击整个官僚系统的合法性。

    教育在近现代社会中先于大众化发生的是“输出”之途的变迁。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做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大致来说，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其实，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让大学毕业生在实干中学习。但是岗位竞争导致学历看涨，各领域中好职位对学历的要求都同样地升高。学术职业对高学历的要求，可能负作用最小，因为攻读博士与学术工作的相似性最大。与之相比，官场的高学历要求，负作用最大，因为所学与所做关系最弱。可是依照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功名最高者入仕，使得人们往往认为，官员的学历也该很高。

    入门标准的升高，足以造成官场崇尚高学历之风。促使官场追求高学历的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在职官员对学历的追求，读“在职研究生”是他们与学校的共谋行为。这种行为既是为自己贴金，也增添了晋升的筹码。学历成了晋升筹码，将学历的作用发挥到荒诞的地步。入仕后的实际工作表现，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进入官场的充要条件，但此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都能被委以重任，有清一代的进士又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前文说过，清代官僚系统是“三位一体”的，衙门运作离不开官员、师爷、胥吏。公正但也日趋严酷的竞争导致科举的效度降低，故进士入仕时多不通政务。此一缺憾要靠精通业务的师爷和胥吏去弥补。在今天的官场中，官员几乎统统是高学历的持有者。没有了第二、三种角色的弥补，官员的全日制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越发不谙世事，不通政务。

    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是16-30岁。过了这时段，学习效果与时俱下。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善于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荣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素质绝非校园书斋所能育成，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故一个官员的最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一路晋升上去。若一直读完博士才从政，意味着很晚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将延误和抑制个人性格与情商的发育。

    综上所述，一方面，官员学历注水之风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属实，又会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入门标准与晋升规则是官员追求高学历的成因。要遏制此风，除了大学要严格管理学历发放，重点是官场要改换晋升规则。笔者曾听到一位中级官员感言：我真不想混这个在职学位，是领导要求啊!改革晋升机制的关键，是搞明白什么是官员的好履历。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一味追求高学历的风气将迅速扭转。

    笔者深感当今中国教育的一大病因是“学历竞赛”，而抑制病因的关键在于用人方。当今众多学子都想当公务员，目光瞄着官场。如果官场进入资格与晋升尺度改变，轻高级学历，重基层履历，必将改变他们的求学方式与就读年期。如果从官场到公司，招聘人才时都不再迷信学历，对“学历竞赛”将是釜底抽薪。这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共赢，何乐而不为?

菜籽

这样的狗屎帖子
居然还有追捧猛嗅的！

菜籽

这样的狗屎帖子
居然还有追捧猛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