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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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姚从吾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的进行。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王晴佳对姚从吾此段言论的阐释是：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左倾人士的存在，表明当时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王的阐释似乎有悖姚文原意。姚文中显无“成效不够理想”之意；此前知识界从未出现过“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局面，“已非”何从谈起？姚文亦无此意。
    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的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体制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党国体制之外，又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磨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此点有些说不通。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并没有制止该校区党部吸收学生党员，相反批评他们不应将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开划编区分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称：“查该部有数区分部悉由教职员组成，其余则全由学生党员组成，似此划编方法，对于员生之感情及联系上，均属有损无益，流弊所及，甚易形成员生对立之形势，嗣后划编区分部或小组，教职员与学生不应分开。”（见《指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工作》，《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党员人数为全国各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大纲》规定，征求新党员，教职员占1/4，学生占3/4；又据《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二年度工作总报告》称：“查过去入党者，多为四年级学生，盖毕业后到各机关中之需要也。本部为革除此种不良习惯，特别通饬各区分部大量征收较低年级之同学及各学会社团负责人入党。”（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致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国立中山大学党员代表致重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电》（1944年7月10日）称：“因招收之学生新党员既多，故各学院之区分部所有委员及书记等，均由学生充任，以致热心党务及对党有历史之教职员，均持消极，对于学校党务前途影响甚大。”（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5）。
    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年度工作总报告》、《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工作实施进度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63。）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呈报本部去年下半年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计划由》（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77；《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2）。）
    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学生极少。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三十三学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79页。）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姚从吾在1944年2月12日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谈到，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约占教师总数的1/4。这一估计可能是姚对当时联大教师总数了解不确所致。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出席党员大会的85人，教授近占一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实际有150人，如将职员学生党员加入，约有170人，如果以教授占一半推算，则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50%还是保守估算。杨奎松在《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中认为，在联大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占到20％左右。这一比例显然低估了。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
    部分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校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中文系：罗常培、杨振声、赵毓英、李松筠、陈士林；哲学心理学系：冯友兰、贺麟、敦福堂、冯文潜；历史系：姚从吾、王信忠、雷海宗、郑天挺、蔡维藩、孙毓棠、皮名举、何炳棣、宋泽生、李其泰、戚志芬、何鹏毓；法律系：燕树棠、马质夫；政治系：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王赣愚、吴之春；经济系：伍启元、周炳琳、杨西孟、赵乃抟；外文系：颜锡嘏、杨西昆、李田意；教育系：查良钊、陈雪屏、田培林、沈履、黄钰生、樊际昌、陈友松、李廷揆；数学系：华罗庚、孙树本、闵嗣鹤、施惠同；物理系：郑华炽、吴有训、张文裕、霍秉权、孟昭英、范绪筠；化学系：杨石先；生物系：杜增瑞、李觊高、孙兆年；地质地理气象系：赵九章、孙云铸、李宪之、鲍觉民、张印堂、王恒升、张景哲；化学工程系：苏国桢；土木工程系：李庆海；电机工程系：马大猷、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3）。）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入党、学生入团的局面。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最初负责筹建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后来转任联大区党部的书记。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资历和身份，使姚从吾在联大党、团两大系统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使联大团部实际处于联大党部的直接指导之下，从而避免了在其他大学较为常见的党、团冲突现象。姚从吾在担任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期间，初步奠定了联大三青团的组织基础。当他转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后，仍对联大三青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44年2月，姚在致朱家骅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宣称：联大区党部不仅能指挥全校党员教师，而且“能指挥团部，领导大部分之学生”。（《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当时外间舆论也认为西南联大是“党团合一”。（《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教授入党的情境
    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
    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过国民党，后因长期不与国民党发生组织关系，实已无形脱党，战时又重新填表加入。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不能对他们的入党动机一概而论。
    率先加入国民党的，是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96~297页；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9页。）会后不久，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即首先加入。
    冯友兰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到1926年便自行脱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冯友兰没有再次加入。1934年10月，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赤化”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虽然仅关押了一天，但在冯氏心中，难免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五），《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3期，1999年。）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据冯友兰后来解释：“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冯友兰著、蔡仲德编《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111页。）
    冯友兰的忆述，与实际情形略有出入。查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给蒋梦麟的指令，并无“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之类旨意。蒋梦麟要求院处以上负责人先行加入，应只是劝进，而非强制。1940年3月，蒋介石听说教育部命令全国中小学教员须一律入党，十分不满。他在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手令中表示：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其作用与事实太不相宜。陈立夫呈复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尽量介绍中小学教职员入党，但始终未有强迫必须一律入党之说。（见《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事实上，也并非所有院系负责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等人即拒绝加入。陈序经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被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无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团；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国民党，而此前全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为非国民党员。（见《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1册，第234、316页；第2册，第673、680、775页。）亦未影响其职位。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入党邀请，多数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244页。）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大体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之真实心态。（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六），《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4期，1999年。）尤其是抗战初期，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此一论点，前引翟志成和王晴佳两人论文中均有提及。即使如竺可桢那样“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并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不愿苟同的人，亦表示“对国民党并不反对”。（《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768页。）另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动心，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240页。）据此观之，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直到此时，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若非朱自清劝阻，闻也许就加入了国民党。
    除院系负责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为私人情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国民党体制中的一员。1939年11月，朱家骅接替CC系干将张厉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将党务交付给二陈（果夫、立夫）为首的CC系掌控。CC系对党务资源的长期垄断，导致不少人因厌恶其派阀作风而不愿加入国民党。甚至有些行政部门为了防御CC系势力的渗入而抵制设立国民党党部。与陈立夫、张厉生等纯粹的“党官”有所不同，朱家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政学两栖人物。留学德国的学历背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任职经历，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显赫头衔及其所掌控的丰富的学术资源，使朱家骅在知识界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要将党务推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很多知识界人士对CC系控制的国民党敬而远之。而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大权后，很快成为执政党联络和亲近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
    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当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列举多种理由表示“恳辞”。后得知此事已由蒋介石批准发表，并出于对朱家骅这位师长的尊重，姚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姚也随之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在此期间，姚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并由一名“纯粹的”学者逐渐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姚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期间，又介绍身边的一批同事、朋友相继加入了国民党。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姚从吾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加入的。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当他向朱家骅推荐某教授入党时，除简介其学问品行外，还会介绍该人的私谊关系。姚从吾推荐给朱家骅的人，大多与朱家骅有一定的学缘关系，或留学德国，或出身北大，或中研院同事等。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相同或不同的留学背景，常常是影响他们相互聚合或疏离的重要因素。显然因为朱家骅的关系，西南联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分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姚从吾在致朱家骅的信中这样写道：“凡与先生有学谊者，第一虚心请其与党合作，其次当使为党之诤友，再其次亦为党部之朋友。”《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6月3日）。被介绍者中，有的对入党比较积极，有的虽不大情愿，但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而勉强加入。如史学系主任雷海宗，与姚相交甚密。姚对其反复游说，雷仍有些犹疑。姚请朱家骅亲自出面邀雷入党，雷碍于情面方表示允可。《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日，引者注：该函原件无时间，年月系根据信的内容推断）；《朱家骅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复朱家骅函》（1942年12月31日）。
    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张伯苓是1941年加入国民党的。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张伯苓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伯苓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第271页。）
    联大教授中，考量个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其人。其实党票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政治机会，多是希望通过入党而与朱家骅建立私人关系。姚从吾在私下里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禄，“利害观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之所以如此，与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大有关系。国民党虽然号称“以党治国”，但在人事任用和晋升时，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私人背景。
    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通过朱家骅介绍特许入党，一则可以体现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则可以借机与介绍人建立私人交情。联大教授中那些想与“党国中枢要人”发生私人关系者，亦希望借由朱家骅介绍入党而与朱建立私谊，对国民党的“公”组织并无多大兴趣。
    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吾在介绍教授入党时，经常转请朱家骅亲自写信邀请；每当有党员教授赴重庆时，姚会函请朱家骅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笼络。此种情形不止在联大，在其他大学也同样存在。如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任国荣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区党部之执行委员会已无形解散，本可从新选举，但一般心理，皆极愿与钧长发生直接关系。故鄙见以为不如仍由中央选派。”（《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任国荣所称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学区党部委员不愿自下而上地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极愿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选派。所谓“中央选派”者，实际上由朱家骅选派。被选派者即多因此而与朱氏个人结缘，或进而成为“朱派”中的一员。朱家骅本人显然也乐意利用此种“一般心理”，以网罗人马，壮大自己的派系势力。就派系属性论，朱家骅原本与CC系较为亲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组织部长后，开始自组班底，另树一帜。由于朱家骅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的地位与历史基础，自立门户后，很快成长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并逐渐与CC系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据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观察，战时朱家骅系与CC系在地方层级的冲突相当激烈。“蒋先生对于其干部，似采牵制政策，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见《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133页。）
    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者。在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物理）、孟昭英（无线电）、范绪筠（无线电）、赵九章（气象）、苏国桢（化工）、王德荣（航空工程）、闵嗣鹤（数学）、施惠同（数学）、叶楷（电机工程）、马大猷（电机工程）、李庆海（土木工程）、叶日葵、郑师拙等。他们之入党，多是华罗庚引介的。
    据华罗庚自述，他在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过国民党。北伐后，他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2年12月19日）：“骝先部长先生赐鉴：遥颁大教，语重心长，谋国之忠，垂念之切，跃然纸上。罗庚敢不奉教，今后当体念国父遗教、总裁训诲，以追随先生为党为国，尽其绵薄。溯民十五时，罗庚曾在沪入党。其时军阀之势犹张，革命之花未发，北伐成功后，罗庚为经济所困，不得不负责经营先父之店铺，日则持称运筹，晚则研习算学，每日工作有过于十六小时者，致对党务方面因循未暇登记。今常戚戚，愧为国父信徒。今先生振聩启蒙，使罗庚得生新机而还旧识，感激之殷，有若拨云霓而见天日者……”（《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华罗庚入党后，其理科同事多人亦相率要求入党。华罗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1日、3月4日、10月12日，1944年1月8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华罗庚还致函朱家骅，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当时国民党中央有规定，凡战时出国人员，都必须先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朱家骅考虑到华罗庚身有残疾，从昆明赴重庆，路途遥远，行动不便，劝他不要受训，并允诺华罗庚，“苟他日有机会出国，可代其证明”。华罗庚回复说：“罗庚请训之鄙意，实为慕风而非徒为出洋计也。溯罗庚自民十四折节读书以来，久违党教，凡百举措，类多隔膜，自去年先生重介入党以后，每思有以报党之道，但常有不知从何处努力及如何努力之感，是以苟能来渝聆训，饱识时宜，或可为党尽一分力量，而不致徒为挂名党员而已也。”（《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8月7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朱家骅感其意态殷恳，由中央组织部寄去旅费3000元，玉成其行。1943年11月，华罗庚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期间，他还专门就党团问题与党国要政，向朱家骅进言献策。据姚从吾称，华在入党之前，曾上书蒋介石，“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28日）。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签呈总裁蒋介石，将华罗庚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华罗庚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对朱家骅“感深铭腑，莫可言宣”。（《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6月26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459—（2）。）
    华罗庚的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
    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内有：黎锦熙（西北师范学院），陈寅恪（燕京大学），伍蠡甫（复旦大学），熊庆来（云南大学），萨本栋（厦门大学），金毓黻（东北大学），竺可桢（浙江大学），王星拱、朱光潜（均武汉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姚从吾（均西南联大）等。

feilian

中国大学一出生，就是民族国家产物，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大学根本，30年代后党化教育延续不断，这个帖子让那些一直鼓吹民国教育、蔡元培、民国名教授的人们很失望吧！

三苗

马英九和他爹的祖先啊……

feilian

所谓独立人格赞词也受到挑战，许多独立人格后来成了统战对象，物质待遇优厚，为国家效力，呵呵，何谓崇拜，？

ys1937

    中国大学一出生，就是民族国家产物，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大学根本，30年代后党化教育延续不断，这个帖子让那些一直鼓吹民国教育、蔡元培、民国名教授的人们很失望吧！
feilian 发表于 2011-12-11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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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大学一出生，就是民族国家产物，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大学根本，30年代后党化教育延续不断”
    ——这段话没有错，国民党一直在大学内实行党化教育，确是事实。
    2、 不过，你也得承认另一个事实：就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实行得并不全面，也并不顺利。那时的大学内，国民党派系和反国民党派系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
    3、 蔡元培、民国名教授们，并不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吹鼓手，他们基本上是独立于党化教育之外的，而由于他们的名望，国民党不得不容认他们的言论、行动。
    4、 例如，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当然会有国民党人士的活动，有无政府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至有纳粹主义者的活动，但是，也容许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的活动，这就是兼收并蓄。不能因为蔡元培治下出现党化教育就抹杀了他的兼收并蓄。

fei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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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大学一出生，就是民族国家产物，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大学根本，30年代后党化教育延续不断”
    ——这段话没有错，国民党一直在大学内实行党化教育，确是事实。
    2、 不过，你也得承 ...
ys1937 发表于 2011-12-11 09:39

连老兄你说的1、2、3、4我也不懂，还到这里来小混混？
蔡的兼蓄是有限度的，只是允许讲坛社会主义，就如德国第2帝国时期允许讲坛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和谐社会也允许讲坛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一样，县长有关人士不还在谈自由主义、县长？关于蔡这个人形象也是根据历史需要塑造出来的，此人秘书高某某投入新政权怀抱后，配合宣传，隐去蔡积极反共一面，关于容共到清共蔡的言行，老兄可以找来考证考证。
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西方各国也是在这潮流下大学逐渐退化，知识分子良知和知性受到这两者诱惑，上述这些大师可以因为抗日加入国民党，后来也可以以国家和民族需要自我安慰，积极争取入党

邱晓云

4、 例如，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当然会有国民党人士的活动，有无政府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至有纳粹主义者的活动，但是，也容许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的活动，这就是兼收并蓄。不能因为蔡元培治下出现党化教育就抹杀了他的兼收并蓄。ys1937 发表于 2011-12-11 09:39

先生言之有理，只是举例不当：蔡元培长北大时，国民党还根本没政府，哪里有势力在北大强化什么党化教育？不能拿这个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