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

鞍山仁者

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 杜导正 [url=" target=_blank]2012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url]

邓拓 邓拓：《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在（北京）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先说几个故事：去年春节和今年春节，我听到了两位刚刚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和中央的一位部长与我咬耳朵的话。这位省委书记说：“我在台上的这几年，真话不敢说，假话我不说，只能不说话。”什么问题？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长说：“我从地方上回到中央来十年了，说话、说真话越来越难。”还有个同志已经逝世了，他是《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跟我住在一个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他：“《人民日报》你看吗？”他说：“我不看。”什么问题？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一种行为状态，说得重一点，是我们执政党的统治危机。现在我们的官场上，套话、空话，有时候假话连篇。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我想到，纪念邓拓百周年诞辰，我应该讲点什么？我今年过了88岁了，当年是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位小记者。在座的陈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领导。我想出一个题目：要研究邓拓自杀现象。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学者研究像邓拓这么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自杀？ 　　邓拓是“文革”初期自杀的。在他自杀前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也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化人都相继自杀。像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写《四世同堂》的老舍，写《阿诗玛》的大教育家李广田，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历史学家翦伯赞，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艺术界自杀了一批人。这是什么问题？这说明邓拓的自杀不是个案，而是个群体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邓拓自杀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学地探讨。我建议有关的学者从深层次，也就是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探讨邓拓自杀现象。总结深层次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现在的报人，留给我们的后代。不然的话我们党、我们国家还会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悲剧。我们就对不起邓拓这一批同志。 　　对邓拓这位长者的评价，大家是一致的，他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后来他也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典型的驯服工具。我是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的支部书记，整整两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四个学期，一个月考试一次。我这个人记忆力不错，讲的很多结论可以背过。我们是联共党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在中共党内，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毛泽东的权威，又加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一代人成为驯服工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过的道路。 　　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泽东跟得很紧的，战争时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时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当然后来被整得也非常狠。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忠诚的、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贡献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误的一批三八式。邓拓这么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躲过这段历史。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的看法，毛主席夺取政权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到他逝世，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毁灭性的运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邓拓同志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紧跟毛泽东。但建国后毛背离了新民主主义主张后，他跟不上毛泽东的步子，毛就骂他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恼，寻找出路，于是他和吴晗以“三家村”笔名写了著名的杂文，但是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灾难来临，邓拓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所以自杀。田家英和他大体上是一样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来说，有不够宽厚、狭窄、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个优秀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们全党共同来深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这是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 　　探讨邓拓自杀的现象，第一，当然要从毛泽东说起。建国后，毛泽东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因而有了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至死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错误。这两个理论，就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武器，也成为像邓拓、田家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第二，还要从制度上来说。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党内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说了算。党内但凡有一点民主，“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会被多数人否决的。我们这个党内民主集中制，最后发展成个人独裁。毛主席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的都不算数。二把手刘少奇都没有民主，刘少奇被斗的时候，手里拿出来宪法，宪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独裁制，刘少奇也负有责任。1943年中央的会议上定了书记处第一把手是毛，刘少奇提出来书记处决定问题时，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赵紫阳同志逝世前，也给肖洪达和我讲了类似的话。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一到常委会上，常委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常委会上有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话是赵紫阳同志说的。紫阳同志还亲口跟我说过，党中央实行的是大家长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纪委的副书记肖洪达，在我俩和赵紫阳同志下台后那一次谈话中，肖洪达同志当面批评赵紫阳同志，说你这句话在历史上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党啊，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哪里有那么多无产阶级啊。结果变成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然后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毛泽东以后是邓小平个人决断。所以我们共产党这个权力机制是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这种领导体制和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给紫阳同志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经历也比较多，我只是在你们中南海的这个边上活动，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一句话很重，我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啊，比封建社会当然进步了，但是你们中南海里边这个权力运作和你们的结构体制、机制基本上和封建社会差不多，和历代王朝差不多，有时候，简直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你承认不承认？紫阳同志点点头笑了。 　　邓拓自杀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大胆的探讨。要对我们后人负责任，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敢于抛头颅。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点我们当年战争时期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脑袋搬家都可以。现在，不怕丢官，就能够追求真理就能够说真话。就为了保这个官，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卑鄙的可耻的，但是现在是流行的。为了这个官可以伤害别人，为了这个官可以不敢坚持真理，不说真话。我们的官场上，我们的宣传上，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威信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邓拓自杀现象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建议，学者要有一点胆子进行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多了，学习谭嗣同，追求真理，为真理牺牲一点是应该的。人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个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敢于追求真理。 　　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另外确实问题应该说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多说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清醒一点，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要大踏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党、我们国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号是对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前进。我给起了个名字，碎步前进小步前进。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是谨慎的乐观派。 　　邓拓在一首诗中说：“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邓拓同志年轻时就佩服明代的于谦，背诵他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心里话，也许有错，请大家探讨。 （2012年2月23日） 1256

李大兴

杜老文章很真诚，然最后关于政改的看法颇为一厢情愿且显示其思考的局限性。

半醉汉

一般地说，明君之下出高士，暴君之下育奴才。
        皆因明君能容人，属下对抗一下君主，至多使其不快，不被重用，使得自己的前途灰暗，但不会家破人亡。因此，历史上就有许多文人藐视功名，宁为情性而得罪皇帝。) p& D3 M. g% v9 D9 w' I* E
        才子柳永有词“忍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皇帝在他的试卷上批：“此人花前月下，爱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大笔一挥，柳永与官场无缘。从此柳永难入仕途，但他成为了中国极有影响的大词人，后来自嘲“奉旨填词”。
        柳永是幸运的，因为他没碰到暴君。学术,思想,随笔,文化,哲学,历史,读书,批判' K  `7 K5 c/ u, D7 Y  f) ?! d* P1 T
        邓拓一篇“说大话的故事”，并没有柳永的愤慨，只是善意的比喻、提醒，结果却丢了卿卿性命。假如毛氏宽厚，冷落邓拓就是，何必要置人于死地？
        暴君是不可触犯的，一旦触怒暴君，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死无葬身之地，后果不堪。故在暴政下，文人的骨气尤为可贵。
        过去的中国文人志士，最重风骨。故在保证下，也不乏抗君之士。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尊重民意，不媚权贵，就是风骨。. l8 k8 X, z7 i* P, i
        没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便是犬儒。他们没有是非原则，只有厉害权衡，现在被网民讥讽为太监。这些人没有人格，因此他们所谓的忠心，也只是在主子得势时忠。上级一旦失利，难免要反戈一击，杀个回马枪以报效新主。

                 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286f8b964623c3933fc23546111727fefd7d62475785d27c1102ad485de0f72172410037b7edcb9f4aaae1d477719c6269304a895662d10ed8bb5124b137e65ffed86ff0ca8325e3ddc5d3ae4322cb4471799780804d7467dd6e80034094b1e84e022e1aad9c4072fe296059983431b050f890251e0c9687d84b3dc73da46b&p=8f60c64adcaf18f01abd9b7c51&user=baidu&fm=sc&query=%B0%EB%D7%ED%BA%BA+%C3%F1%B9%FA%CE%C4%C8%CB%B5%C4%B9%C7%C6%F8&qid=b5232bbc02a18c78&p1=2燕谈$ ]! _* P6 {* ~8

半醉汉

最叹热血饮恨亡
                   ——记福州籍摄影家陈正青先生


   历史的脚步不会因人间世事的轻重缓急而停留或加速，历史老人旁若无人地按照自己的速度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人们一旦回望历史，就能发现许多事已被时间淹没。岁月，冲刷着人们的记忆，将许多曾经生动鲜活的历史慢慢掩盖和淡化。
   福建省福州市闽江南岸塔亭，今福州市仓山区窑花井弄内，有一座一百二十年前修建的老屋，叫“卧琴楼”，它是前清福州进士陈焕皋修建的。陈焕皋六子陈天锡所著的《迟庄回忆录》说，那时“卧琴楼”原藏有经史子集百十箱，陈焕皋“随时在此集乡党文人学士为诗文之会，盛极一时。”
   现在，这座老屋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高雅热闹，因多年失修，业已破落不堪。据说因城镇建设，这处房屋还面临拆迁，令人伤怀担忧。
   之所以担忧，因“卧琴楼”是我国已故摄影家陈正青先生的祖居。
   可能许多人对陈正青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对他不朽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都非常熟悉。因此，陈正青先生都是福州的骄傲。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天的意义重大，已经有了很多的文献史料来说明。在众多的文献史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那幅被命名为《开国大典》的新闻照片。是这幅照片，把新中国成立时的盛况，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通过新华社电讯，生动具体地传向了全世界。
   由于这一历史事件太大、太重要，因而，这张新闻照片给人的印象就太深刻。以至几十年后，人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把它淡忘。这张照片本身的新闻价值与历史价值都太重大，因而在国家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照片档案馆、众多的大型纪念画册、大型重要的纪念场合，都有着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二零零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这幅照片又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不禁让人想到这幅新闻照片作品的作者，福州籍已故摄影家陈正青先生。
   陈正青先生原名陈为勋，祖籍福州，他的祖父陈自新，谱名开猷，字焕皋。生於道光二十三年，卒於光绪三十年。据福州《藤山志》记载，陈焕皋是藤山塔亭人，清光绪丙子进士，任广东东安县令，后任湖南麻阳、溆浦、善化县令。为官清正，致力维新。著有《迎晖阁文钞》四卷、《卧琴诗草》一卷。
   陈正青先生的父亲陈仲经，晚号琴楼，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生，谱名作砺，大名希亮。现藏中山陵藏经楼中国宝级文物“三民主义”全文碑刻，当年分别由国内十四位海内著名书法名家书写，其中就有陈仲经先生，可见陈老先生名望之高。陈仲经受业於湖南经学大师皮鹿门锡瑞先生，究心文学，造诣甚优。辛亥革命投身国民革命，担任过已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秘书，也担任过宋子文先生与孔祥熙先生的秘书，后去台湾。一九七四年（民国六十二年）元月十七日逝世，安葬於阳明山公墓。所著《琴楼吟草》一集，於一九七三年夏在台出版。爱国之心与故园情怀，闪现于字里行间，掩卷难忘，催人泪下。
   陈正青先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生于湖南长沙，幼年在福州读书，后随家庭迁居北平、南京上中学。以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一九三六年毕业。同年底十九岁时因与父亲陈仲经政见不同，离家去西安，经其姐夫王子安（省议员、杨虎城机要秘书）引线，在叶剑英介绍下参加革命，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陈正青先生先入抗日军政大学，一九三七年三月由李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调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戏剧队队长、编导。一九三九年随团到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宣传活动。一九四四年返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当研究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赴东北解放区，任辽宁文工团副团长，嫩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一九四六年调任《东北画报》社摄影科长。解放战争期间，陈正青深入前线与后方，采访纪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真实图景。大批作品在《东北画报》刊载。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陈正青以《东北画报》特派记者身份长驻北平采访，七月出席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参加了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摄影报导。建国后历任新闻出版总署摄影局副处长、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等职。曾任中国摄影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常务理事。
   从抗战到建国后，陈正青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拍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尤其是为共和国的领袖们拍摄了大量工作照和生活照。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鲜为人知的文物绝版。可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许多都在“文革”中被毁坏、散失。
   陈正青先生是在上海上大学时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作为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他的革命动机自觉而清纯，和那些因生活贫困，或走投无路被迫参加革命的人境界不同。前者是为改变自身境遇，后者是为改变社会不公。他是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深恶痛绝，为推翻黑暗的专制独裁统治，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社会，放弃富有的生活，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
   陈正青先生当时家中富足，他是独子，严父慈母对他寄予厚望。他深深知道自己背叛这个家庭，对家中亲人的打击巨大，尤其是无微不至疼爱着他的母亲。在这之前，他曾经因对时局的看法和父亲政见不同，有过激烈的争执。他是为追求革命真理而毅然决然地离家，为改变国家的落后而投奔延安。
   时值蒋介石严令张学良、杨虎城围剿延安红军之际，陈正青先生悄然在家“失踪”，去往延安。前路的艰苦险恶他自然明白，此去再难还家，未来生死未卜。他的献身追求，带有生离死别的苍凉与赴死报国的悲壮。
   信仰的力量巨大，以致能使人把生死置之度外。来到延安，他将陈为勋这个名字改为陈正青，以示和家庭彻底决裂，亦表示要做一个正义的青年。
   但延安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年轻的陈正青先生能完全预料和想象的。延安的社会现状，有艰苦奋斗，热火朝天的一面，也有等级森严，生活单调的一面。他更没想到的是，革命队伍里先天的出身成分，大大优越于实践的工作表现，存在普遍而严重的政治歧视。
   当时，延安的政治运动不断，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延安对白区来的知识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人并不信任。他们在每次运动中，都是被肃整和审查的对象。革命激情和革命行动，并不能改变他们的阶级成分，也不能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
   陈正青先生也不例外，他出身于官僚阶级家庭，根据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政策，他是属于可以改造好的敌对家庭出身的子女，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党的理论工作者认为，一个人行为上的革命，并不能说明他的世界观已经是革命的了。把所有人的思想和世界观，都改造统一成为无产阶级的，是党组织重要的政治任务。
   陈正青先生铭记着党的教导，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一定要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动摇，和反动官僚家庭彻底划清界线。所谓彻底，当然就要把他自己的父母亲以及爷爷奶奶当成阶级敌人。
   和家庭划清界线说起来容易，事实上做起来很痛苦。想把亲人在心底彻底抹去，并非一件易事。必须首先泯灭自己的良知。而陈正青先生恰恰天良未泯，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人性与党性，长期在他的灵魂里痛苦而无情地搏斗着。
   可以想象，他在闲暇时会很自然就会想到善良的、对自己无微不至关怀的慈母。他不敢想象自己走后，母亲的苦楚与绝望。他虽然和严父政见不同，但父亲的望子成龙之心，他也一定能理解。
   陈正青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必然为自己竟然在心底里难以和反动官僚家庭划清界线感到恐惧。在他的自传里，我看到他在努力对自己实行思想改造，加强政治学习，力求增强党性。他时刻反省自己的言行，警惕和谴责自己的资产阶级人性。立场原则和人性天良，在他的灵魂深处做着漫长的无休止地拼搏。
   经过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改、镇反、反五风、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直到大办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高举的一九六零年，陈正青先生一直在不断给组织上写自传、写申辩。
   他写道：“我自一九三六年离家后，即与家中断绝了一切联系。到目前为止，和其他亲戚均无来往和联系。”
   从中，我们能感知他对党组织的忠诚，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压抑、凄苦于无奈。显而易见，虽然他抛家不顾，在枪林弹雨中革命了二十多年，党组织依然不相信他，否则，他没必要在给党组织写的自传中作此申辩。
   现在看来，这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但当时，事情就这样，而且，这种事并不仅仅发生在陈正青先生一个人身上。
   陈正青先生的悲剧并没到此结束。
   虽然他目睹过许多政治运动，多年来没完没了地不断被审查、被处分，他都挺过来了。但到了一九六六年，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挺过不下去了。
   这位老八路所有的革命历史和工作贡献，都不能证明他是革命者。出身成分不好的“原罪”，早已把他划为阶级异己分子。
   陈正青先生的夫人何慧也是福州人，何慧的外祖父刘崇佑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斗士，曾营救过参加学生运动的周恩来和民主运动的“七君子”。何慧本人也是一位老八路，是三七年离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她这位大家小姐到延安后，也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并担任歌咏队队长。著名歌唱家王昆视她如师，实则为友。新中国成立后，何慧在新华社摄影部当国际组组长，曾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陈正青先生单位新华社里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们，除了把他打成反动“资产阶级”、“国民党训政老爷”，对他进行围攻式的、诬陷性的批判斗争，还对陈正青先生进行的是封建原始、暴力造反式的抄家、挂黑牌、戴高帽，实行非人道的体罚和人格侮辱。
   才华横溢，正直清白，具有中国文人传统气节风骨的陈正青先生和他的夫人何慧，面对这种丧失人性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显得是那么渺小与无助。为捍卫人的尊严，他们夫妇二人无奈地选择了结束生命。
   陈正青先生夫妇二人，抛下了四个尚未成人的孩子，抛下了在海峡对岸隔海遥想的老父亲，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想，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伤痛、绝望，一定有很多遗憾，甚至，还有深深的悔恨。
   如今，陈正青先生夫妇业已平反昭雪，虽然历史已还他们的清白，但斯人已去。
   没有人对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与后果负责，甚至连起码的道歉和一丝丝的愧疚都没有人承担，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造成这种悲剧和冤案的历史原因，我们只能从政治和行政体制上去认真反思。

半醉汉

邓拓以及邓拓们总是被逼死的吧？谁逼的呢？这个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不难解决吧？
燕谈高手如云，醉醺醺问一下：这些被逼死的人，该找谁算账？
谁能回答？醉汉先谢过。

鞍山仁者

5# 半醉汉
众人皆醒我独醉？？

半醉汉

5# 半醉汉  
众人皆醒我独醉？？
鞍山仁者 发表于 2012-4-17 09:04

我只想知道，该找谁算账？
呵呵，人不死，债不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