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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5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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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疏散的日子
转自二闲堂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qianxi.htm
作者：高芒
前 夕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第五个年头了。虽然“右派份子”的帽子已经摘掉，但仍是“摘帽右派”，并且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晋升为“现行反革命”也有兩三年了。晋升的原因很简单：在一次“学习”时，桌上有一张报纸，又有一只圆珠笔，我随手将报纸右上角的毛主席语录那里原有的黑线框外加了一道蓝边；“学习”完，有人拿着这张报纸去告发了。我就成了“涂抹伟大领袖的语录”的现行反革命。承蒙革命群众宽大，虽然多次在批斗大会上强烈要求送公安局严惩，但始终没送；也许是想送，公安局没收。也许是沾了性别的光，单位虽有专职的打手队，但没有专门打过我，这是我深感庆幸的事；如果我当时在学校工作，必定会被打死。
我的丈夫孟虽也是右派，在“文革”中却“逍遥法外”，原因是早在1966年初“四清”时，他疯了。“四清”时他单位去了“工作组”组长叫马述祯。孙建华写了 一个小说，马说是一篇“反党”小说。孙在写这篇小说时曾多次请孟帮忙，书出版后还給了孟十块钱（当时孙得了八百元稿费）。孙经不住反复批斗，卧轨自杀了。领导叫几个右派去收尸，他们去到自杀现场，把散落在铁轨旁的血淋淋的肉块收到棺材里。回到家里，他说是他害了孙；要不是他帮孙写了小说，孙就不会受批判，也就不会自杀了。他整夜的睡不着觉，总觉着自己是罪人。去参加公判大会，公审奸污幼女犯，他说领导叫他去，一定是认为他也强奸幼女了。
“我还是去坦白好，争取从宽处理。”他说。我说如果你真强奸了幼女，是应该去坦白交待，光说强奸过幼女不行，还得交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强奸的哪个幼女是谁；人家还要去查对，而且那个幼女还得说的和你一致。他沉默了。还有一次他说机关里丢了一份儿党内文件，他们肯定认为是我偷了；因为机关里除我之外都是好人，我要去坦白。我对他说，你光承认不行，你得说出在什么时间、在哪儿偷的，你还得说出文件的内容、页数，最重要的是你得交出文件来。他又沉默了。他就这样折磨着自己，直到苦苦的思索：我把自己的左手钉在墙上，怎样钉自己的右手呢？医生让我带他去精神病院去看病，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犯罪妄想”，他住进了精神病院。文革开始后，不断有病人被揪回单位批斗。红卫兵说，精神病人全是装病，在“棒子队”面前都很老实，于是大部分病人被撵出医院，他也回家了。机关里的人都忙着“革命”没有人理他。
我的大女儿是70届初中毕业生。上了三年初中，没学文化，上课只带语录去“革命”。上学时虽然学习好但处处受到歧视，如在工厂“学工”，有记者去照相，老师就叫他避开，不能露面，不嫩、不能出现在照片上。“毕业”后几乎全部同学都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她是专政对象的子女，没有资格当工人，只好闲在家里。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去学校。看到一个个同学都分配了，只剩下自己，她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她从没表露过，从没抱怨过。
小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在学校里日子也不好过。老师经常训斥他：你知道你的父母是什么东西吗？他见学校走廊地上有一口痰，他拿纸擦掉了，被有的老师看见，表扬了他。他的女老师知道了却说，这种好事怎么会是你干的，真可惜！照她的逻辑，我的孩子只能是小偷、强盗和杀人放火的罪犯！十五岁的二女儿曾痛苦的大哭着质问我：“你们为什么要生我们！为什么要生我们！”我的心都碎了，无话可说。而我自己，对“批斗”虽已习惯，却仍是惴惴不安，每当新的一天到来之前，都心怀恐惧：不知今天会怎样“整”我，会出什么新花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至于生活的贫困，就不用说了。每个月供应的粮食都不够吃，供应的食油和和白糖都没钱买，家里经常断顿，不到月底就已钱尽粮绝。我开工资那一天，大女儿一大早就在我单位等着，到十一点左右工资一到手，我叫他马上去买几个烧饼拿回家去和弟弟妹妹们每人一个当午饭。我最喜欢的月份是二月，希望每个月都像二月一样只有二十八天，那样还能少挨几天饿。家里没有錶，自从生老大时买的那个錶坏了以后，就再没钱买錶。全家六口人没有一把雨伞，当时雨伞三元多一把都买不起。无论下多大的雨，都冒着雨去上班上学，最多找块塑料布给孩子披身上。我自己则在包里装上鞋和一件衣服，赤着脚抱着包跑去上班，到了单位再脱下湿透了的衣服，穿上带去的衣服和鞋。冬天，我买一大块白细布（当时叫“大双龙”），花两毛钱买上两小包染料（一毛钱一小包）把一部分白布染成紫红色，一部分染成蓝色，给孩子们做棉袄。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孩子们睡在地板上。孟的单位的几个人到我家看到这种情况，有个干部（潘鲁杰）痛斥我们给“社会主义”抹黑。好心的李富顺跟我说，你去贮水山（我家后面的山现在的儿童公园）上划拉点干草，给孩子续个褥子铺吧。
这就是1971年之前我们家的情形。
到了1971年，“革命”初期的狂热已经降温，不再批斗了，我的日子略微轻松了些，孟的病也不大犯了。
布 告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快到家时，看见街上贴出了一张新布告。布告头上有两条语录，一条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另一条是“要准备打仗”。布告正文的意思是，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攻击的目标首先是城市，因此为了备战就要把城市中一部分人疏散到农村去。疏散的对象是无业人员和×类分子，先在部分街道试点，下面列着试点的街道，不幸的是，我住的那条路也在其中。
回到家，孟已先回来了。他说领导已找过他；可能是街道上已和机关打过招呼，咱家得下乡，就是“疏散”。领导叫写个申请，我已写了。你也和单位说说吧。我问他怎么写的。他说，他写道干部队伍也要“吐故纳新”，他这种人不能再当干部，自愿退出干部队伍，去当自食其力的农民。吕斌看了，说写的很好。这消息并不让我感到意外。我总有一种预感：我们的生活不会安定。大批大斗虽然结束了，这个“革命”还没完，我们的未来就还是个未知数。我们明知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也想知道命运将把我们带到何处。
这一夜，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孟说，到农村去也好。你在这里受了这么多罪，下去，离开这里，也是一种解脱；再说，当农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些年咱们什么活儿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累没受过？只要能劳动，到那儿也能生活。是的。劳动我是不怕的。我拉过大车，拉煤，连装代卸；做煤餠（把伙房烧过的煤灰掺上黄土用手团成煤餠晒干，）；当小工推过小车；在仓库里搬包、码垛；有人说，厕所里的大便用水冲掉太可惜，晒干了是很好的肥料。于是，我每天还要把厕所里的大粪挖到桶里，提到马路对面楼顶的平台上，摊成鉼，晒干、收拢（这个“工作”干得时间不长）。总之，单位里的脏活儿、累活儿，我都干过。还有没完没了的批斗。每个夜晚都睡不安宁，不知道明天有什么样的花样折磨你；再加上深夜里不定什么时候，砰！砰！砰！的敲门声把你从梦中惊醒，女街道主任铁着脸挨着个儿点我家的人口，看是否有人深夜出去作案。有时半夜醒来会忽然看见一个人影，幽灵般站在窗外脸贴在窗玻璃上向屋里窥视，看你是不是趁夜深在家写反动标语或干其他反革命的事。我不怕劳动，只是为孩子们担心。我们这辈子当农民，孩子们怎么办？也跟着我们去当一辈子农民吗？。如果早知道命运是这样，我绝不要孩子。这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一个无法改正的错误，最最对不起人的事儿，就是我生了他们。跟着我们，他们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屈辱、他们的痛苦藏在他们小小的心里，无处诉说！他们有什么罪？
这期间，我妹妹从成都来接女儿（因为成都武斗的太厉害，这两年她的独生女儿一直住在青岛我姐姐家）。听说了我的情况，提出让我的二女儿跟她回成都。我们夫妇商量了一下，考虑到她家生活比我们安定，经济条件也好，也愿意这样，孩子也愿意去。但是事情有了变化，街头的新布告措辞严厉地说，疏散对象的子女不得转移、藏匿，必须全部下乡。如有隐瞒、转移，一切后果由家长来承担。这则布告，让想留下一个孩子在城市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我想起不久之前，一个将被疏散的人要求把自己幼小的孩子留在他的大儿子处（政策规定有固定工作的子女可不用随家庭疏散），接待他的那干部竞说：“我们就是要剪草除根！”
“疏散”的事紧锣密鼓，真正做到了“雷厉风行”，所有疏散对象的子女都不给就业，街道和工作单位联合起来，完成这项“战略”任务。
我和单位领导说起疏散的事，领导上说我们已经知道了，（瞧瞧，在这种事上这台政府机器运转得多块，工作效率多高！）你写个申请把。我当即写了申请。马上就批准了。
“疏散”：分散，离散。把集中的人员，装备，物资分散配置，目的是防敌袭击，保存力量。（辞海）。
“遣返”：“遣送返回”的简称。破四旧活动之后，一些“黑七类’d的家庭和个人，根据当时的某些政策被赶出城市（镇），遣返回原籍，原籍本来是城市的则被遣返到农村。（见1992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词典》）另外还有派遣，使离去，放逐的意思。（见辞源第四卷）。
这两个词儿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偶而在报上见到，说的也是让战俘回家和家人团聚，是好事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可不是这个意思。疏散也好，遣返也好，都是把你和你的全家赶出城市。如果夫妇一方是“好人”，党员或群众，而不是什么“分子”，也有工作。领导会告诉你：如果你能和对方划清界限，离婚，你可以不走，孩子也可以不走。有的人就这么做了；更多的人没这么做，我们单位就有一家，女方没有任何问题，并且还是个党员，就因为不肯离婚，就全家都走了。
“遣返”和“疏散”的结局虽然都一样，但在操作上还是有区别的。
”文革”初期的遣返是由红卫兵们押解着，被遣返人员脖子上挂着用木板或硬纸壳做的写着身份和姓名的大牌子，拉着装行李的大车，旁边跟着老婆孩子，不管你在这个单位工作了多少年，把你赶走时一分钱不给。到火车站直奔原籍，生产队接收后红卫兵就回去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懂这种事，看看京剧林冲发配和苏三起解，大致就是那样。只不过把解差由董超薛霸崇公道代换成红卫兵就是了。遣返不需要申请，自己一点准备没有，一道“勒令”，就走了。古代被押解的是在押犯人，押解者是政府工作人员，持有合法文书，由一级政府递解給另一级政府，是政府之间的行为。而遣返则是民间行为，是某一个单位一帮抢了权的人，随意剥夺一个人的生活、工作、居住权利。不用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疏散则文明、人道得多了。不用“勒令”这种字眼儿，（在这之前对被专政的人下命令都叫“勒令”）单位和街道决定后，还要你写申请，表明是你自愿，是你要求疏散的，和别人无关。最后还给你按退职处理。
两个单位给我们办了退职手续，，是按工龄一年給一个月的工资，每人领了一千多块钱。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拿着它，心里很难过：这就是我们工作二十三年的血汗钱，从此再没有了。回家的路上，我花了兩毛钱买了半斤猪头肉（这钱是最后的收入，不敢乱花），算是给孩子们改善了一顿生活。我们两个大人一口没吃。
疏散和遣返应该是送回原籍，而原籍若是城市或较富裕的农村，是不能回去的，一般都是送往穷乡僻壤。孟的老家是广东中山县（后改为市），他的母亲、弟妹都在原籍。我的老家是江苏吴江盛泽镇，是有名的丝绸之乡。这两个地方都不能去。我们只知道快要离开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了，未来的家在何处，却是茫然不知。几次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到时候就知道了。直到临走的前几天，才告诉我们要去的地方：潍县泊子公社。我们从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地方：在山东北方的一个小黑点，旁边画满了横线，地图上的标志是盐碱地。告诉我们的人说，把你们送到那儿去是照顾你们南方人。那儿出大米。我们当时还信以为真。
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从未当过农民，对“新”生活，总是充满幻想。入城前虽在农村工作过，那是住在机关里，和当农民是两码事。孟哪，是个“不知道害愁，也不知道害怕的人”（单位领导的话），没有想不开的事。对未来的生活我们满怀信心，积极地做准备。想到在农村需要挑水吃，还得有东西装粮食，先去买了三个大缸，每个都有一米多高。一个小马灯、一个手电筒，二十多个咸菜疙瘩和一些常用药，水桶和扁担也不能少，还有大铁锅、锅盖，给每个人买了新胶鞋，又把煤证上的煤买了。为了装媒，我去单位想买一些用过了的蒲草编的袋子，这些袋子本来都是随手扔掉的东西，因为编的稀稀拉拉很不结实。当我捡出十来个较完整的袋子和十几根草绳和管事的人说时，那人郑重其事的找来秤和算盘，称了称草绳和草袋子。旁边有人说，算了吧，他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要什么钱；再说都是些废物，要不也是要扔的东西。管事的（他叫王德海）没搭腔，噼里啪啦打了一阵算盘，让我交三块五毛多钱。我付了钱。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单位去。
在这方面孟的单位也不甘落后，那个吕斌，把刚入城时分给我们用的几件旧家具：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早成了劈柴）、两个条凳，四页铺板和一个三合板小橱计了价，要了三十六块钱。（这两个人在我们回来之前就都得癌症死了）。
“疏散”开始了。隔着我们家两个门的姜家走了。这家人的家主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市政府工作，解放后不久就死了，剩下老太太和两个儿子。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大儿子上大学时因恋爱受挫得了精神病，回家后养了几年病，娶了个农村媳妇，据说是他家的亲戚，有了个小男孩，现在就他们四口人在一起生活。那大儿子长得高高大大，很斯文的样子，戴着眼镜，总是笑眯眯的。他媳妇在街道上扫马路，他也和她一块儿扫，那小孩就在路边玩。老太太很少出来。他们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小儿子按时寄钱给他们。那天早晨，我看见他家门口停了一辆大卡车，街道干部领着一帮青年帮他们往汽车上搬东西，又把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架到车厢里，坐在司机旁。那两口子和孩子都爬上后车厢，坐在一堆旧家具和锅碗瓢盆旁边。三个大人都怔怔的，那神情让人想起被送往屠宰场的猪羊，只有那四岁的小男孩兴高采烈地就像要去公园那样。卡车开走了。围观的人中不知是谁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家人，下去怎么活啊！”这是走的第一家。
没过几天，就通知我们：明天就走。头天晚上，我们两人一宿没睡，一趟一趟地往外搬东西，还不到早晨四点，全部东西都已经堆在马路边上了。六点，街道干部带着青年们来了，大卡车也开来了。看到堆放在路边的东西和我们两人精精神神的样子，有个干部说，这样的人到那里也能活。大家正往车上搬着东西，当时马路对面斜对着我家的一家门口，也有一帮人在往卡车上搬东，。忽然，那家门口一阵混乱，我们这边的人也往那边跑，就见从屋里边抬出一个人来。干部们忙着找汽车，把人送医院。原来是那家十六岁的女孩喝了敌敌畏。我们家的人已经全上了汽车。送我们的王桂云（文联干部）坐在车厢里，我们全家爬上车厢顶上。孩子们的“宠物”那只小猫跟我们一起。临走前孟把一个装肥皂的木箱改成一个装猫的木笼。猫就趴在木箱里。街道干部發给我们每人一套“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一朵纸扎的大红花，叫我们戴在身上。我们没戴，接过来随手扔在了车上。车下，还有人敲了几下锣鼓。车厢两边贴着“下乡光荣”的大红标语。
这一天是九月一日，（写到这里，我的手颤抖起来）。”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路上很多背着书包的孩子，他们是我的孩子的同学，他们看见了我的孩子，他们的同学，有的还过来打招呼。我的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头，像示众的犯人。（每想到这些，我都忍不住痛哭。有人劝我别再想这些，可我怎能忘记！怎能忘记！）
汽车终于启动了，离开了市区，面前已是绿色的田野。我们很想把孩子们从悲哀中引出来，就指着地里的庄稼告诉他们哪是地瓜，哪是玉米。汽车开的挺快，旧日的生活已经越离越远了，新生活还在前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儿。汽车走完了柏油路又走上了土路，司机不断地下车打听路，不断地走错了再转回来重走，就这样四个钟头的路整整走了八个钟头，直到下午六点才到目的地：潍县泊子公社南仲寨村。
新 生 活
村口，男女老少大约有五六十人，站在道上迎接我们。为首的一个矮个的中年男人，村支书，走上前来握住孟的手说：’干革命四海为家，这就算到家了。”
这句话,让多年来只听过训斥没听过好话的我们受宠若惊。这群人拥簇着我们，把我们领到村西头，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一座空房子里。村民们为我们端来了早已做好的饭、菜：炒鸡蛋、炒青菜和一大罗单饼。后来我才知道，鸡蛋和这种又大又薄的单饼，在当时当地是极珍贵的待客的食品。
我们吃饭时，王桂云已经跟书记到大队部去办交接了。听说是给了大队一笔钱，让大队给我们盖房子（所有权归大队），和给我们一年的口粮。详细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一家六口人就像是一件东西，从一方交给另一方。交代完了，没跟我们见面，王就回去了。
有人帮我们把带来的东西抬进院里。有人在议论：就这么点东西？看见那三口大缸，缝纫机时，都露出羡慕的样子。当他们看见那些煤，那些装在破蒲包里的一千多斤煤时，惊叹起来：这么多的煤呀！见我们把煤堆在院子里，也惊讶，那意思是;，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放在院子里呀！（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后来，我们的煤果然丢了不少）。一个中年妇女从地里摘了一个茄子咬了一口递给我，有人说，人家嫌脏，不能吃。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就吃，并不难吃。这是我第一次吃生茄子。
接待我们的人和看热闹的人都走了。我看了看这个新“家”。这里是一溜四间屋和一个挺大的院子，没有院墙，没有大门。屋前的空地上还种着些茄子、豆角什么的。房主去了东北，把家具锁在东头两间屋里，我们就住西头那两间。其中一间屋的五分之四是一盘大土炕，另一间是空的。我在空屋里用带去的铺板搭了一张床，给两个大女儿睡，两个小的跟我们在大炕上睡。
夜里很静。在汽车上颠簸了一天的孩子们都睡着了。只有那只从青岛带来的猫在屋里窜上跳下，抓们抓窗，不肯安静。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它想回家。可怜的猫，它不知道，我们一家已经像一只破球，被踢打的破烂不堪后，最后一脚給踢倒这儿来了。没过几天，猫就不见了。
我睡不着。我不知道明天，以后和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多少年来，我们就在饥饿。贫穷和屈辱中挣扎，没有理想，也失去了希望，苟活着。看着这几个熟睡中的孩子，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他们，并为他们未来的命运担忧。他们原本都是聪明好学的孩子，也写过“我的志愿”那样的作文，有过童年的梦想；但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被命运抛在这陌生的地方。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有“罪”，是“罪有应得”，他们又是为什么呢？是的，我不该生他们，除了痛苦，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呢。
这里是位于胶东半岛的北部的一片平原，没有山，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再往北走几十里就是大海了。据说北边原来是一片荒草甸子，五十年代初，在这里建了劳改农场，犯人们开发了这片土地，盖了房子，修了公路。场部除了有关押犯人的监狱，还有饭店、商店和刑满人员做工的工厂，俨然是一个小城镇。南仲寨紧靠着公路，在泊子南边离泊子公社所在地有三十多里，，离农场场部只有十五里路，离分场则只有八里路，离南边的固堤公社有八里，人们赶集、购物都是上固堤，也去农场。村子东边有一条“河”，是条人工修成的灌渠，河水很清，沙底，两岸种者一墩一墩的棉槐；上游水库放水时，水就大些，平时水很浅，也就到腰以下，最浅时刚没过脚踝。“河”里有两寸来长的小鱼，水大时，也能有从水库中冲出的稍大一点的鱼，河中间有道水闸，当桥，河对岸的村子叫东横沟，属于固堤公社。这里离着县城寒亭三十里，离潍坊六十里，论说不远，车程也就一个小时，生活状况却相差几百年。这儿没有电，夜晚一片漆黑，如果有哪个小窗口还闪着昏黄的灯光，就能听到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声，那是女人们坐在木头织布机前织布（这种织布机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中老年人穿的大多是手织布的衣服，只有黑白两色。一个人一年那几尺布票全给家里的年轻人用了。人们冬天棉裤夏天单裤里面没有内裤，队长的老婆曾说，现在的年青人多有福啊，哪个都有几条裤头，咱们哪有啊。二队赶大车的泰占穿着在外村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儿子给买的秋衣，引起全村人的羡慕。
节俭的生活起源于贫穷。保管家人口少，劳力足，全家点灯一个月用不了一斤煤油。我问为什么用那么少？他说，有月亮的日子我们不点灯，晚饭就着月亮的光在院子里吃。我问一个有四个劳力的六口之家，，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油盐、煤油，肥皂等得多少钱（口粮不算钱），他想了想，说，得两块钱吧。我在供销社买了两块肥皂装在网兜里，一路上都有人盯着看，还有人惊讶：“两块！一下子买两块呀！”农民们平常吃的饭，就是地瓜干面掺点玉米面做的窝头，就着咸菜。劳动强度大时，也擀饼，是地瓜面掺白面在熬子上烙的很大很薄的那种。一般是在来客、盖屋、或下洼割草时才做的。因为缺油，（可以换油的黄豆都拿去换了地瓜干了）农民家很少炒菜，除非盖屋也从不买菜。菜园分的菜，萝卜、一种茎很长的青菜、从大蒜里抽出的蒜薹都腌成咸菜。盐也不是买的，是从北洼里的又咸又苦的河沟里捞出的带着泥沙的盐粒。看到我去供销社买了一斤盐，传厚说，“盐还用花钱买吗？”给我提来了半口袋咖啡色的带着泥沙的的盐，并教给我怎样用水澄清。酱油？没有。队长去潍坊看亲戚，回来说，“人家做的那鱼真好吃”，特别强调“还放了酱油。”有人在河边支上一个网，顺水而下的寸把长的小鱼时而会蹦到网上，收集起来，回家煮成一锅汤，抓上一把切碎的辣椒，放上一大把盐，撒上一堆切碎的大葱叶子再勾上高梁面，一锅又咸又辣，又腥的黑乎乎的汤，叫“鲜美的鱼汤”。什么时候提起来什么时候还咂着嘴说：“真鲜啊。”还加上一句：“美食不可多用！”
这里的妇女勤劳、能吃苦，地里的活儿，从下种到收割，男人能干的女的都能干，特别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因为能割草，挣的工分比男的都多。中年妇女大都会编。秋天，砍了高粱，把撕光叶子的高梁秸散放在公路上，让过路的大货车压扁，剖下外皮，编成席子、篓子和方的园的不同大小的盒子。利用不同颜色的外皮，编出各种图案和简单的文字如米，田，等。这里的炕也有特色，叫扩间炕，它不像别处贴着窗户只占半间屋子，而是整间屋子就是一盘大炕。这样的炕不仅是全家人睡觉的地方，冬天，做完饭的炕被烧的暖暖的，门口挂着门帘，女人们坐在炕上作针线，幼儿就在身边爬来爬去。炕上铺着的和围着墙边一圈的花样精美的席子，都是自家编的。上园下方的篓子，女人背着装菜，装猪草。漂亮的盒子还可以做嫁妆，到集上也能卖个好价钱。
因为是一姓村，每个人都沾亲带故，这里的“阶级斗争”的弦绷的不紧。就是原先划成地主。富农的，人们仍是称叔称爷。人们只知道有四类分子，对“反右”、“右派”一概不知。曾有人问我们：“你们是地主吗？”“是富农吗？”我们一一否认，说是“右派，”他们一派茫然。初到时，大队开四类分子的会，叫了孟去，以后再没叫过。村里人只知道我们被“下放”，准是犯了错误，看来我们的情况只有大队或公社甚至县里才掌握。
村里也有犯过错误受到处理的人，一个是早年的书记，（那时叫指导员），大跃进时每个村书记上台表态，有说能亩产伍千斤的，有说能亩产七千斤，轮到他，他说我们打不了那么多，结果受了处分，撤了职。至于戴的什么帽子，老百姓们并不清楚。还有一个人叫凤吉，原在县里卫生部门工作，文革一开始就给弄回来了。有件事可以证明，这人虽懂点医道，但绝不会是医生。书记的老婆怀孕了，想生个男孩，去问他怎么办。他说，女人怀了孕，坐成胎不是一个，像鱼子一样，肚子里有很多小孩，有男有女。他给了书记一包朱砂，叫用红纱布包起，捆在肚子前，子宫处。“朱砂能杀死胎儿”他说“能把子宫里的女胎杀死（女胎没有男胎强壮）光剩下男孩，生时就只有男孩了。”书记家腰上捆着朱砂直到生出一个女孩。他带回来一架缝纫机，这是村里唯一的缝纫机，他还会做衣服，村民有需要时，他收钱服务。我带来的缝纫机是村里的第二台，妇女们找我给他们轧鞋帮，做书包。孟说咱们为贫下中农服务，不能要钱。他们也不空手来，有的拿着一个馒头，有的拿着两颗青菜。我搭上功夫，搭上线，又不要钱，来找我做活儿的人就多了。衬衣、外衣、还有一家拿来整整一包袱布料，让我给她要出嫁的女儿作嫁衣。直到我给人做坏了一条裤子，就再没有人找我做了。
来到的第二天，一大早，书记就来了，说是带我们到村里转转。在村里坑坑洼洼的大道两边，伸出一条条小胡同，房子全是麦秸草苫顶的土坯房，有的房子靠地面的部分有几行砖或石头，屋顶的麦秸草经多年的风吹雨打早已变成黑色，间或有一家新修补了屋顶，在一片黑色中的一块金黄色就像一条破裤子上的一块新补丁那么显眼。道路两边的墙下有一堆一堆的粪土，鸡在上面刨食。胡同口上几个脏兮兮的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
书记叫居常，当过兵，在朝鲜打过仗，见过世面。他一边走一边介绍村里的情况。
这个村（大队）共有八个生产队，每队大约三十户人家，全村共有一千来口人，都姓刘，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八个队中属一队富，”他说，“一队有马子（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管马叫马子），到年底还能分点钱。你就上一队吧。”由此，我觉得这书记对我们还不错。路上迎面过来一个挑水的老人，大约有七十来岁，独眼，他的担子挑的一头是个木桶一头是个大瓦罐，一歪一歪的像个跛子。他看了我们一眼。居常说，这是个烈属。他一个儿子打仗时负了伤，一个儿子在战场上失踪了，现在由一队养着，一队还不愿要，嫌是个负担。我说，全村就你们队富，你们不要谁要？再说他这么老了，也养不了他几年了。我问，既然是烈属又这么大年纪了，就没有人帮他挑水吗?他说，逢年过节有学生拥军优属，他有儿子和孙子，平日里就没人管他了。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刘传厚。
那天吃过晚饭我们打听着去了传厚家。肮脏凌乱的屋里，炕上挂着的蚊帐几成黑色。两个蓬头垢面的老人正吃饭。一碗咸菜，一个小碗里是捣碎的鸡蛋拌大蒜，就放在土地上，两个人拿着黑乎乎的不知是什么面做的卷子吃着。看到传厚的小腿上长了一片疮，孟回家拿来土霉素软膏给他抹上。没想到这次造访引起那么多的议论，人们劝我们不要上他家去 ，说他的腿长的是“脏病”（性病），会转染我们。我们第二次去是给他送去一盘饺子 ，人们劝我们别要那个盘子了：太脏了。村里人把不知名的皮肤病都叫“大疮”（性病），人们害怕传染，没人上他家去。传厚的老伴是后娶的，有哮喘病，听人说癞蛤蟆头上的蟾酥能治这病，就吃癞蛤蟆。村里的小孩抓了癞蛤蟆，一角钱一个卖给她，她煮着吃，吃了很多，结果吃成傻子。从此这个女人头不梳脸不洗，大小便失禁，整天坐在大门口，浑身臭烘烘的，谁也不理她。传字辈辈分很高，没有再高的了，人们应该叫他爷爷甚至是老爷爷，但很少人这样称呼他，都是直呼其名，背后则叫他的小名“大龙”。他的大儿子一家人住在村东头，紧靠着公路。因为打仗时受过伤，直到如今脑袋里还有块子弹皮，影响的头疼眼花，不能劳动，但丝毫不影响他娶妻生子，一连生了五个孩子。因为是“荣誉军人”，全家人都由队上养着，吃平均口粮。他经常对人讲，当年打凤凰山时他是机枪手，是如何地勇敢，如何冲锋陷阵，看电影《南征北战》，他指着影片上抗机枪的战士说：“那就是我！”
他媳妇也不参加劳动，每天不是赶集就是站在门口公路边上，一边磕着葵瓜子，一边看来往的汽车和行人。她赶集时先到他公公处，问有没有鸡蛋捎着去卖。就是三个五个也都拿去。但卖蛋的钱却从来没给过公公。不光这样，每逢上头给传厚發抚恤金时，钱一拿到手，还没捂热，她就来了。不是说孩子上学要买本，就是孩子要买鞋，总之 ，不能空着手走。传厚拿他儿媳妇一点办法没有，对政府可有办法。有时候他换上一套干净衣裳，就上县上去了。他径直奔向县政府的办公室，见屋里的干部或坐着办公或在喝茶、看报，他上前把桌子一拍，大喝一声：“我的儿子打仗死了，给你们挣来这样的好日子，你们坐在这里，一个个像个人似的，谁还来管我！”说着就要掀桌子。那些人忙安抚他：“大爷别生气。有什么事慢慢说。”都认识他，早知道他的来意，（他来过不止一次）有人去会计处拿来十块钱，有时是十五块。“你先回去。再有什么困难跟大队说，大队不管，我们一定管。”，拿到钱，像是打了一场胜仗，就得意地回来了。有时他也到公社去闹，也能拿到钱。一个烈属，又那么大年纪了，十块八块就能打发了，谁也不愿意惹他。
一队队长叫子辰，有三十来岁，他带着向客人展示财富的神气说“去饲养室看看吧。”一队的饲养室在村子中间，院子很大，靠西墙是一间棚子，里面杂乱地堆着些绳子，篓子，马套包子，和一辆没有轮子的马车。院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坑里有半坑马粪，旁边有一大土堆，上面插着一把铁锨，两个小牛犊子满院子乱跑，几只鸡在土堆上找食。推开坐北朝南的饲养室大门，一股热腾腾酸溜溜的气味扑面而来，昏暗的屋里，一排柱子上拴着几头骡子和牛，看不清室内的一切，只听见一片喀哧喀哧的咀嚼声。院里的一根柱子上，拴着一匹马。
我在城市里见过马。那些被汗水和尘土弄得脏兮兮的牲口，拖着满装着石头或其他重物的大车，沉重地走着，遇到上坡的路，它们硕大的鼻孔猛烈扇动，大口喘气，肌肉紧绷，抻着脖子仿佛要挣脱身上的重负，趔趄不前。赶车人的鞭子在他的头上方甩动，发出叭，叭的声响，猛的一抽，随着马身上突起的一道印，马一个激灵，爬上去了。看到这儿，让人想起“当牛做马”的痛苦。
眼前这匹马可不是这样。这是一匹枣红马，身上的皮毛油光铮亮，像披了一匹缎子、他的臀部滚圆，鬃毛修剪的长短适度，脖子优雅的让人想起天鹅。
他站在那儿像一座雕塑，一件艺术品。一个衣着寒酸的、高个老饲养员正用一把铁刷子给她梳毛，那个小心劲儿，像伺候一位贵妇人。一个身穿黑色中山服，白净脸的中年汉子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走后，饲养员温柔的摸着马背说：这是咱们的聚宝盆哪。
原来，这个村没有副业，土地盐碱化，种下去的庄稼经常“碱死”，再加上不是旱就是涝，收成很少。工分每日一角二三，每人一年三百斤口粮，苦干一年到年底，大部分生产队都分不到钱。一队有马，马生了小马，如是骒马（小母马）可卖两三千元，社员就有钱可分了。分钱的希望全寄托在这匹母马身上。这马也争气，已连续生了四匹小马了，如今它又有孕在身，怎能不小心翼翼地照顾它哪。那个中年汉子叫怀平是一队的队长（子辰是副队长），大队委员。是个远近闻名的人物。据说他不是本村人，是他姥爷没儿子，过继过来的。因为怕他上了学将来留不住，因此不让他读书，让他每天放马，那时北洼是一大片草场。多年和马在一起，他对马有很深的感情。可以说一队因为有他才有马，才有能挣钱的马。在队里，他不用到地里劳动，就给它划着最高的的工分。平日里他去四乡赶集，当掮客，帮买卖牲口的人鉴定牲口的价值，收佣金。他能到内蒙去花很少钱买回一些有点缺陷的马，经过调养再卖出个好价钱。村里有句自编的歇后语：“怀平识了字——了不得。”他每次出门，一出村就从提包里拿出制服换上，打扮得跟个干部似的，坐上火车，从包里掏出一张《参考消息》看，谁也看不出他是个文盲。村民们敬畏他，崇拜他。有一次二队会计打老婆，那女人哭着说：“你这个半昏（方言傻子），你要是怀平，你一天打我三回我都愿意！”不去赶集的日子，他有时也去地里转转，去监督、指挥，却从不动手。有一年冬天，有人发现柴火垛里藏着一大堆萝卜，向他汇报了，他叫那人把萝卜推到他家去了。社员们形容盖房子的困难像“扒了一层皮”，可是他要盖房子，这家送砖，那家送麦子，还有送钱的；说盖就盖起来了。我和他有过一回遭遇，那还是秋天，苞米掰完了，去地里拔出苞米秸，一捆一捆的放在空地上，等大车来拉。我见这些放在地上的苞米秸有的头衝东，有的头衝西。就随意的放了。正在这里巡视的怀平突然走到我跟前，厉声说：“你这是怎么放的？你还想不想干？不想干了就走！”我低着头，一句话没说，抱起苞米秸按他指的方向重新放过。
队里还有一个保管兼副队长刘传度，这人面相恐怖可憎：鼻子烂掉了只剩下两个小眼儿、说话齉声齉气，两眼下眼皮外翻红哧哧的，其中一只还不断地淌黄水，他衣裳大襟的纽扣上拴着一块脏乎乎的白布，不住地擦。据说当年国民党军队住在这里时，他老婆和一个军官睡觉被传染上花柳病（性病），国民党走了，他老婆又把病传给他，老婆的病是治好了，他却成了现在这幅怪模样。别看他模样不济，领导生产极有经验，工作极认真，秋收时，场院上打完豆子。他把地上的土渣渣扫起来，用箩在湾里淘。一遍又一遍，淘到最后箩里只有一粒豆，他小心地捡起这粒豆子。当时我就在他旁边，他的这个举动大大感动了我，生产队仓库的钥匙由他保管，没找错人！
大队对我们家的生活,工作,都做了安排:小女儿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儿子在联中（小学和初中联在一起，学校在北边的高庄，离南仲寨四里）读初一，两个大的和我们夫妇在队里劳动。派人陪同我们去固堤买了生产工具：三张铁锨两个锄头一个二齿子和三把镰刀；而没有北方常用的镢。因为这里的土地从地面往下挖，挖多深也是土，找不到一点石头，用不着刨地，只需把铁锨插到地上再踏上一只脚用力一踩，土就翻起来了。还找木匠替我们打制小推车（独轮车）。
说像我家这些劳力，起码得有三辆才够用，我们没听这些建议，只定制了一辆。发给我们吃到麦季的口粮时，队上的保管说，照顾你们南方人爱吃米，多给你们些小米吧。给了我们三百斤谷子。事后才知道，农民不爱要谷子不是他们不爱吃小米，而是因为每一百斤玉米磨成粉仍是一百斤，而一百斤谷子，去了糠只出七十斤小米。每人每年三百斤毛粮，显然是不够吃的，一年里每人分三十斤小麦，留着“有事”（婚、丧、生孩子、有病，盖屋）时用，就连过年时，蒸几个白面馒头也是留着待客，自家人吃的多是地瓜面外面包着一层白面的馒头。
生活的每一天总是这样开始：天刚放亮，就听见驴子’咴，咴“的叫声；接着路上有人去挑水，响起水桶嘀哩咣啷的声音，鸡叫声、猪叫声，吃完早饭把刷锅水和猪食倒到猪食槽里唤猪的声音，然后扛上锨，女的还背上篓子，（干活休息时顺手拔点草回来喂猪），三三两两地来到饲养室门口，等着队长安排活儿。然后，扛着锨的、扛着犁杖的，挑着水桶的、推着小车的、也许还跟着马车，一行人就出发了。路上遇上打架的，挑桶的放下担子，扛犁杖的放下犁杖，所有的人、车都停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直到有了结果才继续行进。
文化生活的匮乏（社员没有一个人看报，放电影的一年来不了几次，几部样板戏电影反复地演也看不够）使人们把看打架，出殡，婚礼都当成娱乐。有人喊我“老高，快出来看呐！”“看什么？”我问。“看出殡的呢。”我出去时看见，道上两边已经站满了男女老少，还有抱着孩子的人，这还不是出殡，是“报庙”，就是死了人去土地庙报到。一行穿着租来的孝衣戴着孝帽的人哭哭啼啼的走过来了，为首的拄着根“哭丧棒”低着头，弯着腰，哭得鼻涕流出老长蕩啷到地上，走一会儿，跪下，起来再走，旁边还有个人提着个高凳子跟着。队伍往西走出村子在路口停下，拿凳子的人放下凳子，被扶上凳子的孝子，面朝西举起“哭丧棒”指着西方，那人说一句他跟着说一句：“大路朝西…..”这叫“指路。”叫死人到阴间去别走错了路。“观众”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并逐个点评谁是真哭，谁是假哭。有个笑话，说的是一家人去“报庙”路上，队伍中有对夫妇，在恸哭着下跪时，女的看见前面有一滩鸡屎，就拉着哭腔告诉男人：“一泡鸡屎啊！啊！”男人也立即用同样的腔调回答妻子的关怀：“看啊——见啊——了！”
如果是娶媳妇，则更能引起妇女们的关注，一帮一帮地跑到新人家。新娘盘着腿坐在床上，新郎在院子里陪着贺喜的人喝酒，女人们更注意的是新娘的嫁妆：摞成一大摞的、花花绿绿的被褥有几套？是什么料子的？来回地数。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多被褥？回答是，这是要用一辈子的，结婚以后，媳妇没有钱再做，婆家再也不会给做了。为了供人参观，陪嫁的箱盖是打开的，可随便翻看。有的还在屋里挂上一根晾衣绳，陪嫁的衣服、枕巾都挂在上面。看过这些情景，几天过去，都谈论不完。
我们一家人四个参加劳动，农民们担心工分都叫我们家挣了去，他们说，这么些劳力，年底得分一条马腿呀！他们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们四个人虽也人高马大，但无论怎么努力也干不过他们。第一次参加的劳动是我们母女三个和社员们一起去地里摘绿豆。队长说，要摘成熟了的发黑的，不能摘生的。成熟的绿豆很少，因为一成熟就裂开豆粒就落到地里了。只看见社员们动作快的很，半黑半青的豆荚很快就满了篓子，我们扒开每株翻看却找不到几个成熟的。散工时队长拿秤称每人的收获，社员们都是三斤兩斤，我们却都只有三四兩。这天孟干的活是跟着大车送粪。大车把粪肥拉到地头，孟管着卸车。他拼命一般挥动着铁锨，干完这一车，他的汗水湿透了小褂，满头虚汗，脸色苍白。当天下午就叫他去菜园，摇水车浇地去了。
菜园有四亩大，紧靠灌渠，水车的链条带动唧筒把水提上来顺着小水沟流到菜畦里。管菜园的人叫传增，平时有需要时，就叫队上派人来整地或摇水车，现在，孟就安排在菜园，在传增领导下“工作”了。菜园里种的菜主要是萝卜、白菜。葱、蒜、韭菜、黄瓜和少量的茄子辣椒等，主要是分给社员吃，也推到集上去卖。分菜时有人给我们送来一大堆韭菜，看到别人家分得黄瓜我问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队长说分到我们没有了，就多给些韭菜。（社员不爱要韭菜）。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蔬菜的品种那么少。城里常见的大头菜、油菜、茼蒿，这儿都没有，集上也没有卖的。农民甚至都没听说过。
下乡前我们就学会了针灸，头疼牙疼等小毛病常自己给自己扎针。下乡时，我们带了些家常用的药品，孟一心要“为人民服务”。看到有小孩嘴上长黄水疮就给人家抹金霉素软膏，治好为止。一个妇女牙疼，去问孟要药，孟给她扎针，她的牙不疼了，“菜园老孟会治病”的名声就传开了。从此，不光本村人连外村也有人来找老孟“治病”，因为不但不要钱，还白给药。有一次，我们去固堤赶集，一个老大娘拦住我们，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苹果，往孟手上塞，说多亏孟治好了她的胳臂疼。大队干部找到孟说，你不是医生，你治好一个病人就得罪一回大夫，病人都不找大夫了。孟说，我这是为人民服务。大队干部说，这里是农村，不讲那个，你“为人民服务”了，大夫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了。村里有卫生所，有个在县里培训过的“赤脚医生”，坐在那里没有事干。
朋 友
从我们成了“敌人”那一天起，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即使是过去很熟的人，见了面也像不认识一样，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人们躲着我们，就像我们是得了传染病的病人。亲戚也一样。有些人内心是同情你的，但不敢表露，怕人说，不“划清界限”。到了南仲寨，我们才又有了新的朋友。
八队的同吉可算我家的第一个朋友。他拿着三把磨秃了的小镰刀，两个自家编的小篓来到我家，说是给孩子割草用。这里的小学生上学都要自带凳子。见我家没有，拿来一个他自己做的三条腿的凳子，虽然做工粗糙且容易歪倒，也聊胜于无。他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外来户，在这儿生活困难就特别多。他本是这村的人，幼年时，爷爷欠了赌债，半夜里带着一家人推着小车挑着担子逃到广饶以北的黄河边上，那里有的是地，随便种，河里的鱼也多，随便打，一住就是几十年。老了，想叶落归根，这里是老家，哥哥一家先回来了，他也就带着全家推着小车走了三天回到这里。都是“外来户”，他很同情我们，说有什么困难找他，他会帮忙。他长的很高，头小，脖子长，一脸沧桑，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长脖子老道。他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两个小的在村里上学，三个大的在队里劳动。他干活时和队长吵架，一气之下就不干了，仗着三个孩子都很能干，他就索性在家当甩手掌柜，生产队的劳动他是不参加了，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修房、盖屋，都有他的身影，他都去帮忙。他家在村西头一个大湾边上，矮矮的三间土屋，屋里黢黑。栏里一头猪瘦的像狗，他说是栏角不好（其实是没有东西喂）也许是“外来户”的原因，它在村里口碑不好，没有朋友，连他的亲哥哥都和他不大来往。他频频地上我家来，看我家没有咸菜，端来一小盆腌的大葱叶子，里面还有些生螃蟹腿，闻着又腥由臭。我整个给倒到茅坑里了，怕他看见，上面盖上了土。有人说，他上老孟家目的是想借钱。后来他果真跟我们借了三十块钱，但很快就还了。他行三，我们叫他三哥，教孩子们叫他三大爷。
到我家来的还有一个人叫居安，他是本村小学的老师。他说他的命不好，本打算上完初中上高中，上完高中上大学，谁知道初中刚毕业就来了文革，学校停办了，只好回家当了民办教师。他对当前很多事看不惯，他说一个老师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就弄到公社去批判，最后证明提的意见是正确的，公社说意见虽然正确但他犯了“不尊重领导罪”，还是受到批判。他很爱读书，但当时除了四卷红宝书，无书可读。离开学校时，他从被砸烂的学校图书室里偷出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村里爱看书的青年轮着班看，都快看散了。他渴望像城市人那样生活，特别是有那样的爱情，就像银环和杨晓冬。他向往着和女友在河边、树下约会，一块儿散步，谈心。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想法，但在这里，这种美好的愿望却绝不可能实现。因为村里从老辈起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本村人之间不能通婚。 后来，居安总是晚上来，还躲着人，他说大队曾找他谈过话，不让和老孟来往。
居安的父亲有个好朋友住在离南仲寨一里地的北仲寨，是个木匠，两人常在一块儿喝酒。木匠老婆早死了如今和独生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很能干，屋里地里的活儿都是好手；只有一点，是个麻子。这酒喝来喝去两人决定做亲家：把姑娘嫁给居安。回家一说，居安不同意。老子火了，说不愿意就滚出这个家门。
争吵了几次，弄得对方也知道了。居安想亲自和姑娘谈谈，让她同意取消婚约。这天，他鼓足勇气跑到北中寨，一进门，木匠抄起顶门的棍子骂着朝他打来，“我叫你退婚！我叫你退婚！”他一面躲闪着一面说：“我是来商议哪天结婚的”。木匠这才放下棍子。结婚后，居安不当教师了，跟着丈人学木匠；地里的活儿，大都是媳妇干。那天我去他家，媳妇正推着满满一小车地瓜进门，放下车把，顾不得擦汗先去洗手。院里老放着一盆水，洗手用，这是别家没有的。
传厚也常来我家，我做饭，他就坐在挨着炉灶的门槛上和我闲聊。经常的话题是夸耀他年轻时如何能干：“那时候，二百斤的麦个子，这么长的口袋”他伸开两只手比量着。“我一下子就扛起来了”。他要给我的两个女儿找婆家，说给他外甥。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说我女儿利害，光打人。“人家拿着她好，她就不能打人了”他很认真地说。这个善良的老人，辈分虽高，却不受人尊敬，没有人和他说正经话，当面背后都叫他的小名“大龙”。
女儿们也有了朋友，那还是刚分到一队的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在门外喊：“走啊！”，我出门一看，是三个干干净净的、满面笑容的女孩，看样子都有十七八岁，是来叫女儿们去上工的。我问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挑”，一个叫“兜”，一个叫“妹”，（好奇怪的名字。）他们嘻嘻哈哈的一点也不认生，我女儿倒有些拘束地跟着他们去了。后来，那个叫挑的成了大女儿的好朋友。
大队说，我的两个大孩子算知识青年，县上开知青会，他两人也去了，认识了几个知青，有四个在东横沟，因为两个村相隔很近，（只隔一条河，）他们没事时常上我家来玩。
东横沟属于固堤公社，是县里的“典型”，书记李德是县委委员，治村极严，定有很多村规。他规定村民结婚只能在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有个女青年结婚，男方是外村的，定的日子不是这两天，婚后李德教团支部开除她的团籍。团支书很为难说开除团籍要上报上级团委，得有开除的原因，况且她嫁给了外村人，关系也就转走了，没法开除了。那女孩的娘是村里的妇女委员，最后撤了她的职。还有一条规定是村里死了人，抬埋等丧葬事由村里专职的人员帮助处理，但家属不许哭，只要有哭声，村里就不管了。村里有阶级教育展览室，其实就是李德家史的展览室，里面张贴者画着李德家史的连环画，上级发给他的各种奖状，有专职的女讲解员（都是挑的长的漂亮的）一面宣讲李德领导的事迹一面还打着竹板，说唱歌颂李德的节目；“说李德，唱李德……”李德借口要统一规划，先把村里地富家的房子拆了，自己家盖了新屋，屋里的地面都是用地富家房子拆下来的砖铺的。村民被管束的像犯人，不能和外人说话，只能按李德的指令干活。有几个参了军的人，在外面当了几年兵并入了党，复原回来后看不惯他的专制，给他提意见，他把提意见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在这些人家的大门上贴上大字报，教村里的小学生一批一批的上门揪斗。村里安着大喇叭，每天早晨五点就响起来，叫社员们去下地干活。声音之大连我村都听的清清楚楚。听说扩音器就在李德的炕头上，他一睁眼就能对村民發令。知青们每天劳动，下雨天也不让闲着，离村必得请假，批准了才行。几个青年情绪低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就工”或’上调” ,看不清前途，,来了就发牢骚。听了这番介绍，我庆幸没下到东横沟去。
在“疏散”大潮中，还有几家从青岛来的，离我们最近的是北仲寨的刘家。刘先生是天津人，原是青岛某企业的供销人员，。在一次学习时，他读报时读错了行，把“打倒刘少奇’读成“打倒毛主席”了,被打成“反革命”， 妻子早殁，于是带着病残的女儿和小儿子（大儿子已工作）“疏散”来了。刘先生说自己有心脏病，女儿是个类风湿病患者，手臂都变了形，二人都不能劳动，小儿子才十五岁，爱读书，古诗,<长恨歌>、<琵琶行>背的滚瓜滥熟，可惜中断了学业，因年龄小，只能跟着队里干点轻活。
北仲寨还有一户姓牟的是南京来的。男主人原是一个区的检察院的领导干部，后来成了“右派”，这里是他的故乡，他就是从这儿出去参加“革命队伍”一直打到南京的。现在也带着妻子、女儿和两个儿子回来了。牟先生沉默寡言，很少和人来往，每天背着粪筐拾粪。十八九岁的女儿聪明伶俐，会缝纫，不断有人找她做衣服，没大有时间下地干活。她原是南京的下乡知青，是从知青点调回来跟着“疏散”的，当知青时就有了男朋友，男孩后来参了军，女孩回乡后，男孩不远千里跑到北仲寨来看她，她也去南京看他，正当难分难舍时，部队给男孩指出两条路：开除党籍、军籍或是立刻和女的断绝关系。经过痛苦的抉择，男孩选择了第二条。（几年以后，听说女孩和一个分配在固堤一个小饭店卖包子的知青结婚了）。她妈体弱多病只能做点家务，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在队上劳动。冬天，部队拉练要来这村，事先村里做好准备：在×类分子家的大门上贴上白纸，避免战士们误入“助民”。×类分子则每人上衣胸前缝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姓名和身份，供战士识别，免得称呼错了，把“分子”叫成老大爷。我们去过刘家，本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以做朋友，可是刘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是“外部矛盾”是“敌我矛盾”性质不一样。我们也就不好“高攀”了。
这儿给孩子起的名字都很奇怪，而且有的有音无字。像“密儿”、“趁”，问她娘是哪个字？她说不出。男孩的小名多是地名，据说孩子生下后第一个进门的外人先问是哪里人？那人说是“兴尧的“孩子就叫“尧”。如果孩子的父亲在外地，那外地的地名就作为孩子的小名。因此，这个村里有叫“洛阳”的，叫北京、南京、四川、河南的都有。夫妻之间的称呼也很特别，有了孩子，男人用女孩的名字称呼妻子，女人则用男孩的名字称呼丈夫。外人叫女人，很少呼名子，多是叫“某某家的”，有时也是叫孩子的名字，初次听到有人叫我女儿的名字，看了看女儿并不在跟前，最后才知道那是在叫我。
大女儿的好朋友’“挑”，是个健壮的女孩，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两条短辫，全身透着青春的活力。他是全队最能干、挣分最多的女孩，可她家也是全队最穷的，原因是她的家庭。她爹是个赶大车的，不幸从大车上的草堆上摔下来，瘫了。挑她娘是个好女人，每天上工前都把他抱到屋外晒太阳，放工再把他抱回屋。照顾了几年，他死了。撇下了老婆和三个孩子，挑是老大，身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没有男人，日子过的很艰难，书记很同情挑她娘，给她介绍了一个人：劳改释放后在农场就了业的老贾。据说老贾家都是干部，老贾是在部队上犯了“错误”，当了劳改的，刑满释放后家人和他“划清界限”不肯收留他，就在农场就业了。在农场老贾是在鞋厂工作的，学会了做鞋，他们结婚后，就离开农场搬到挑家来了。村里没给他落户口，也没分给他地，就没有他的口粮，好在他有手艺，每天穿着那件证明他曾当过兵的，洗得发白布满补丁的旧军装，骑着辆破自行车，四处赶集去给人做鞋，修鞋，也收购些破鞋洗刷干净修补好在集上摆着卖，从此挑一家都不缺鞋穿。挑她娘不认为这个人坐过牢算什么污点，她说老贾成分好，成分不好能当兵吗？没几年，挑她娘（这时已有人叫她“老贾家”了）就又生了三个女孩。
老贾可以说是村里的“另类”，他说着一口外乡话，给孩子起名，不像这里人不是叫密儿呀就是叫塞（女孩名），他的小孩叫：“玲玲”和“莉莉”。村里人都管父亲叫爹，惟独他教小孩叫他爸爸，这也引起人们的嘲笑。每次他赶集回来（车把上挂着买来的烧饼），玲玲和莉莉跑着迎上去喊“爸爸”的时候。坐在胡同口的老婆们就说：“这里没有兔子，那里来的巴巴？（此地唤兔子的声音）”就是一阵哄笑。
挑和他娘都很要强，再穷，再苦也总是笑眯眯的，从不诉苦，脸上看不见一点愁模样。挑有一件带黄格子的“的确良”衬衣，那时候是很稀罕的，很少人有。挑就穿着它上工，下地干活。回家洗了晾干再穿。老贾没能使她家摆脱贫穷，他家的三间房子现在只剩下两间，东头那间露着天：檩条和大梁都拆着卖了。为了挣钱，挑去外村拿回些尼龙丝干加工活：编网兜，也分给我女儿一些。拿原料和送成品都是挑去。他俩还一块儿去过农场，在照相馆照了张合影。
晚上记完工，有的人不想回家，留下打扑克。五州说他累了，就和老道一块往家走。老道是“背生”的，生他时他爹已经死了，怕不好养，他娘给他起名“道士”，也叫“老道”。五州家在公路东边离河不远处，在村子的边边上，他爹叫刘琪，土改时，他还在外村上学，回来后继承了家庭的“富农”成份，全家从原来在村里的大房子里，给撵到村东头紧靠河边的一个场院屋里住，（场院屋是场院里放农具的小屋）。 成份不好的人没有人肯嫁，娶不上媳妇，只能从亲戚里找，结婚后，一连生了五六个孩子，五洲是老大。
刘琪聪明能干又有文化，孩子大了也都是干活的能手，全家人齐心协力地操持着，当年的场院屋大改样了。现在的刘琪家有一个大院子，院里一排三栋房子，两栋新盖的是为两个大儿子结婚准备的。房前的院里有压水井，有鸡窝，兔子窝，种着时令青菜，葱、蒜、西红柿什么的，收拾的干干净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如果不是被撵到这村边上，还住在村里面，是没有这么大的地方的。村里种水稻就是派刘琪去学会了，稻田由他管理的。什么时候该放水，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除草，拔稗子；从种到收都是他在尽心尽力的经营着，种下的头一年就获得丰收，亩产一千多斤，家家吃上了大米。他两口子和两个儿子五州和五全，女儿妹都是劳动能手，是全队挣工分最多的。也许因为出身问题，这家人都寡言少语，不爱说话，终日里埋头干活。冬天，别人都坐在饲养室里喝水聊天时，刘琪家的人都没闲着，不是在家打绳、编筐就是背着粪筐沿着公路拾粪。五州他娘则给全家人缝衣做鞋，有一次我问她，五州穿多少号的鞋,她愣了，说不知道鞋还有号，因为从未买过鞋。这就是中国“富农”的形象。
五洲和老道走过德收家的新屋，（就是我家前面那座房子，）新屋刚盖好，屋里空空的，窗户光安上框还没有安窗扇，里面用稻草塞着，有大门。老道说，我去记工的时候，看见飞进去一只鸟，咱进去捉鸟吧。说着推开那两扇虚掩着的大门，老道打亮手电一照，只见依偎在墙角的一对男女倏地分开，男的夺门而出，竟是五州的弟弟五全，五州见状扭头就走，女的却不慌不忙骂了句：“半昏！”（当地土话傻瓜，白痴之意）。不出一天，五全和挑相好（这里没有恋爱这个词，只叫相好）的事就传开了。五全他娘知道了很高兴，不愁因为成分不好娶不上媳妇了，何况这未来的媳妇又是挑，这个长的又好，又能干的女孩。托了妇女队长孙秀英和大队会计的老婆去说媒。
那天在菜园里干活，挑她娘的三个小孩都围在身边玩，休息时，两个媒人过来叫玲玲和莉莉（其实这个名字只有老贾叫，村里人叫他们大妮儿和二妮儿）把小妮儿抱走，很严肃的和挑她娘说起和五全家结亲的事。他俩说，两个年轻人相好，你也听说了吧？你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担子重，刘琪家劳力多，生活好，两家结了亲，可以帮助你家。总之，说了一大些好话。挑她娘笑眯眯地听着，说回家去再问问挑的意见。这事一传开，又正式找了媒人，这事好像就有八分成了。
两个青年人虽没有当众表示什么，但心中都默默认可了这件事。栽地瓜时，规定是女青年挑水，男青年推小车往地里运地瓜芽，年纪大的就在地瓜壟上挖坑，按芽，浇水。五全推来小车，见挑的水桶放在地上，放下车子就挑起空了的水桶替挑去挑水，让挑多歇一会儿。在村里道上倒粪，（把掺和着土的粪堆捣碎）太阳晒人，他娘叫小女儿回家去拿几个苇笠，特别嘱咐多拿一个给挑戴。傍晚，别的女孩去河里洗澡，挑不去。有一次我在靠公路的南崖头上坐着乘凉，有个人直冲着我走过来，原来是五全，到跟前见是我，扭头走了。我知道他准是把我当成和他约会的挑了。
自古到今，不论中外，青年男女相爱是谁也阻止不了的，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老祖宗定下的本村人之间不能结婚的老规矩，也没有人理会了。老规矩虽然打破了，但是又有了新规矩，就是“亲不亲，阶级分。”挑她娘虽然没有文化，但这点还是懂的。她拿不定主意，就去找书记征求意见。书记耐心地跟她指明了和刘琪家结亲的利弊。刘琪家日子过得好，孩子也老实能干，可是就是这个成份问题，对你家的影响不能不考虑，和他家结亲，将来挑的兄弟就不能当兵，甚至连个民兵都当不上，当工人就更不用说了。挑她娘一想：对啊，刘琪家四个儿子，不但是当兵，就连民兵也没有一个。这可是影响全家子孙后代的事，不行，绝对不行。书记见她终于明白了，接着提起自己姐姐家的外甥，年纪和挑相仿，出身也好，愿意当这个煤人。挑她娘当即同意了，别忘了当初她和老贾结婚还是书记给介绍的呢。
她和媒人说了因为刘琪家的成份问题，这个亲结不得。俩媒人说，你嫌刘琪家成分不好，你家老贾还是个劳改呢。你就不怕受影响了？挑她娘说，老贾虽然当过劳改，可是他成分好，要不他还能当兵吗？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后来，五全找的媳妇仍旧是他老娘家的亲戚，一个不相识的女人。）挑头一次跟着书记去到新对象家，一见面人家就给了二十块钱。此后，挑隔三岔五的去，每次去拿到钱后，有人就看见她去固堤供销社去买东西。这样过了一段时候，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结婚，她突然到我家来了。她问我家有没有地图，她要找一个叫敦化的地方。我拿出地图并给她指出敦化的位置，“就这么个小点？”她说。不久她就走了。他娘说她上东北亲戚家去了。（后来，她在敦化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还回过老家给了她兄弟一笔钱，帮他盖了房子。）
妹是刘琪的大女儿，五全的妹妹，她长得不是很美但是很秀气，很文静，从不和别人说笑打闹。就是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竟然怀孕了，据说怀的是民兵连长金秀的孩子。金秀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这还了得！家里很快给她找了婆家，是北乡的一家人家。这里的人们素有“宁向南挪一千，不向北挪一砖”的说法，因为南边富，北乡人穷地薄生活苦。刘琪老婆的娘家就是北乡的。妹他娘领着女儿到县城的大商店里买了各种颜色的条绒，找人做了几套条绒衣服，临结婚前，五全骑着车子，后座上带着妹去了趟固堤，有人说是去了卫生院，几天之后妹就结婚了。正是我们从广东回来的第二天我看见妹穿了一身红衣裳，骑着大马，脸上还带着一副蓝眼镜，看起来怪模怪样。有一次妹回娘家，正好赶上村里放电影，在去看电影的路上，妹走在前面，我听见后面两个女的指着妹说，这就是那个结婚前三天才流产的人。挑和妹这两个可爱的女孩就这样离开了南仲寨。
“看”是我二女儿的好朋友，也叫“小看”，是二队太华家的孩子，和我家老二同岁。太华夫妇极其善良，他们有七个孩子，拿我女儿跟自己孩子一样。太华家在我家对面盖了新屋，和我家门对门。小看一个人在新屋睡觉，教我女儿和他做伴，正好我家也窄巴，隔着又近，就去了。她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快四十年了，还有来往，经常通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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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6 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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