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扩内需难在何处？

亚平

增长驱动力的失衡，是目前中国经济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之一。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驱动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均衡发力，形成共同拉动经济的格局。
　　但当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内需相对不足；而内需之中，投资过度强劲，内部消费需求显著不足。近年来世界经济动荡，出口增速下降，但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升高至50％，消费占比逐年下降，经济增长仍然过度依赖投资拉动。
　　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不能持续，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转变到依靠内部消费需求上，已经成为举国共识。
　　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也将“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作为未来五年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内部消费需求转变，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层面，思路并不清晰。要找到实现转变的正确路径，首先要把握清楚消费不足的原因。
　　消费不足源于市场难开拓
　　对消费不足的原因，目前流行的主要看法包括：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低，而较低的收入就会只有较低的消费；由于养老、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使得人们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强烈，而低收入者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却没有消费能力。
　　这三个因素看上去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思考后我们发现，这些因素和内需不足的因果关系，即到底谁是因谁是果，实际上不是很清楚。即使认为这三个因素是导致我们现在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近期之内这些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
　　增加劳动收入当然会增加消费，但增加劳动收入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而这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虽然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设立了明确的劳动收入增长目标，但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劳动收入由劳动生产率决定，而劳动生产率由技能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决定。
　　这不是由政府通过简单行政命令的方法所能实现的。因此通过增加劳动收入增加消费的说法，其实因果不清，至少近期内于事无补。
　　另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但提高保障水平依赖于国家财力的提高，短期内建立一个全面的福利社会使得大部分人没有后顾之忧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绝大部分老百姓依然有后顾之忧，也有医疗保险、养老等诸多的问题，也一样要为子女上大学存钱。
　　事实上没有多少国家能真正实现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而我国现在人均GDP刚过4000美元，这样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到建立全面福利社会的时代，所以这样一个药方也无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消费不足的问题。
　　最后来看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当然是最重要的，也是社会上现在最关注的热点，但收入分配格局不是通过简单调整一点个人所得税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短期之内通过政府的一些税收和财政的补贴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也有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性。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需要相对的时间，也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改革问题，不可能成为解决内部需求不足的有效药方。
　　因此，以上关于内需不足的这几个观点，要么看似很有道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要么即使有道理，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有新的角度去思考，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找到一些近期可能有效的方法。
　　我认为，内部消费不足，不简单是一个总量不足的问题，它更多是一个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是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是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人们常说我们的消费需求不足，是指实际实现的消费总额。但我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从几个角度就可以说明：比如就奢侈品消费而言，2010年底，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攀升107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预计在2012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再比如海外购物，海外购物不一定是说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些人在海外疯狂消费，在中国香港、美国、欧洲，去店里扫货的大部分是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此外，国内的收藏品市场现在也是异常的活跃。
　　人们一方面说我们消费不足，另外一方面又说我们流动性太多、钱太多，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所谓流动性多、所谓钱太多、所谓物价会被炒起来，其实就是说潜在的需求还是很多。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并不是说我们国内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而是相当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仍然只是潜在需求。
　　如果我们承认国内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被满足，为什么中国企业不去积极挖掘这个身边的巨大市场？从供需匹配角度看，我们必须思考中国企业的行为和选择，思考造成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我们现在一方面是最大的出口国，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满足。并且，由于国际市场容量有限，近两年来受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多出口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是，本国企业挖掘本国市场的积极性却不高。很多中国的企业没有太多动力去开拓国内市场，而更有动力去开拓国外市场。原因何在呢？让我们从国际贸易理论来理解中国企业出口的行为。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将出口其要素禀赋丰裕度较高的产品。中国劳动力禀赋较为丰富，相对而言，物资资本及人力资本水平丰裕度较低。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国外有学者做了详细的研究，把中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做了划分之后却发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数倍于中国现在收入水平的国家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出口真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也就是说违反了基本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其次，现在有所谓的“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在同一产业内，因出口企业要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在海外市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能够成功出口的企业通常生产率水平较高。也就是说，“新新贸易理论”认为效率低的企业不出口，效率高的企业先占国内市场然后再出口。
　　但最近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跟这个理论正好相反。中国制造业部门数据分析显示，行业内参与出口的企业其生产率水平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更低。比如每个工人的销售额，中国的出口企业是不出口企业的91％，美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出口企业的效率比不出口企业的效率高好几十个百分点。
　　更奇怪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其主要市场在国外，基本不做国内市场。这与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大国的情况迥然不同。
　　具体来说，在美国的出口企业中，外销产量为总产量10％以下的企业占了66％，德国为50％，而中国的企业要不就不出口，要不就基本上全出口， 其中近40％的出口企业其出口比例超过90％。即使去掉加工贸易企业，还是会发现同样的规律。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直接与国际贸易实践及新新贸易理论相悖。
　　中国企业出口行为有悖于国际贸易理论，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实际与这些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反。这些理论往往假设开拓国际市场难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正好相反。对于很多中国企业而言，开拓本土市场可能难于开拓国际市场。
　　所以，虽然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很大，虽然这个潜在的市场就在身边，但中国企业面对开拓国内市场的高额成本和风险，只能望而兴叹，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开拓国内市场四大困难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讲，内贸比外贸更难做。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环境不够健全完善，市场一体化程度低于国际市场，市场整合程度低，国内市场分割，同时市场营销渠道不畅，营销成本高。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不高，使得国内大量潜在需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导致内需不足。具体而言，导致内贸难做的原因有四点：
　　其一，商业环境不完善，国内交易成本高。
　　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形成和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还不够理想。2010年世界银行用商业环境量表（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对18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测量和排名，中国总体排在第79位，其中保护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排名在100名左右，在开始进行商业活动、营业许可等方面的排名甚至在150名之后。商业环境不够理想决定了中国企业内贸的艰难。
　　其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进入门槛高。
　　除了商业环境之外，地方保护主义也是扩大内需的一大障碍。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地方保护主义应该说仍然非常严重。
　　由于对于本地GDP和税收的盲目追求，地方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一个反映是，企业对省内法制环境、资金环境、市场环境、信用环境、社会环境等指标的评价明显高于省外。地方保护主义虽然维护了地方企业的经济利益，却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正常竞争，损害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
　　其三，市场分割，区域间贸易成本高。
　　除了制度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区域间的贸易成本也成为横亘在不同地区市场间的贸易壁垒。尽管不存在文化、语言等方面的障碍，中国省际间贸易成本比很多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高得多，接近于欧盟国家之间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成本。
　　前段时间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物流成本的报道，物流成本高其实会对国内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
　　比如全国物流公司协会公布的数据称，从广州到北京的运输成本高于从广州到美国。一辆卡车从四川跑到北京要花费1万余元，其中近半成本为高速过路费。
　　有报道称中国物流成本超发达国家一倍，“高速路”变身“高价路”。
　　据计算，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总量的20％左右，而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约为10％左右，德国仅有7.2％。各种过路过桥费已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三分之一。高昂的物流成本使得企业放弃了国内市场，转而开拓国际市场。
　　其四，企业营销渠道受限制、营销成本过高。
　　国内商品的营销成本高昂。据报道，“在中国，大型的经销商较少，企业时常要每家商场去铺货，进入沃尔玛这种集中采购的超市还好，大部分超市是要一个个去谈，其间还有条码费、进场费、上架费、节庆费、信息处理费等，一个品项进入商场就要花费6万－8万元的相关费用。”
　　设想一个出口企业，要是选择出口，在得到订单后，只需要负责生产，但是如果要开拓国内市场，比如广东的企业打算销售商品到北京，无论是构建营销渠道还是进入大超市，企业都面临较大的营销成本，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物流贸易成本，企业对这个潜在的庞大的国内市场只能望洋兴叹。
　　市场化推进和改革的必要
　　理解中国当前的内部需求不足问题，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结构，看需求和供给的匹配。
　　中国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但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个整合、高效、统一的全国市场，内贸比外贸难做，使得中国企业开拓本土市场的积极性不高，潜在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内部实际需求不足。
　　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内需扩张长效机制的建立，既要激发释放居民消费意愿，更需要充分调动本土企业开拓本国市场的积极性，要使内贸比外贸容易做。
　　“十二五”期间的改革重点，在于深化体制改革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以构建国内统一、整合、高效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降低地区间贸易的成本。
　　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全球化市场回归到全国一体化市场，从“用市场换技术”到“用市场促发展”。
　　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市场，内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内需的增长才能在经济增长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才能提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改变。注重市场一体化建设，实现供给能力从瞄准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将成为实现经济增长驱动力均衡化的关键。

李旧苗

邹恒甫致蔡洪滨的第一封公开信



蔡洪滨学弟，


    早在2008年1月9日，曹凤岐教授就为张维迎非法开除我一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邹恒甫的问题要解决不要解决呢？肯定要解决。但是邹恒甫问题的解决，一看对外声明“院长办公会”把邹恒甫就给开了。实际上院长办公会议无权开除一个教授！（全场热烈鼓掌）开除一个教授和提一个教授是一样的。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要经过聘岗委员会、要经过党政联席会。最近发现党政联席会好使，所以还是那些人又变成了党政联席会了（全场讥笑）。这不是乱套了吗？同志们！（热烈鼓掌）（曹凤岐在2008年1月9日的光华管理学院全体教员大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稿，本稿经过曹凤岐本人审阅与修订）】
    你就任光华新院长以来，本来是可以给我邹恒甫一个恢复光华名誉的绝好机会。中国经济学界和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对此也深信不疑。一年多来，你从比较肯定的态度转变成坚决反对的态度令我们万分惊讶。特别是2011年年底，我在你办公室聊了一次。你提出了一个让我绝对想不到的恢复我光华名誉的条件：我必须重新申请光华；我本人主持八年的应用经济学系名额已满；我必须申请其它系。你再次强调：我必须先投简历；再面试；再做应聘学术报告；再经某系通过；再在院学术委员会评定……然后，你再看我是否符合光华教授的条件，恢复我的名誉。
    我仔细品味了你的官话三个月。你的话使我想到大规模地给右派教授平反。这是我们都记得的一个巨大的拨乱反正的大事。难道右派教授还要重新申请，面试，甚至考试才能回到自己被开除的岗位？！我邹恒甫本来是被张维迎残暴地开除，你不同情我的冤屈，反而对我施加行政暴力！我很难理解你这种肮脏的邪恶的手段。我把你的这些官话发给中国经济学界，让海内外中国经济学人看看你一旦拥有院长权力对我的冷血。
    洪滨学弟，让我们先回到2007年6-7月。当时，我写了几封公开信。你看到我对你和清华我的师弟们大呼不要对中国的钱权色太感兴趣。别人都没有什么反应，唯独你跑到厉老师家里苦诉冤枉，认为我对你不公正。
    再让我们回到2010年12月。你首先当上了光华院长。这不是你对权力的渴望吗？其次，你简历里写了你是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你不是说你从不加入党派的吗？说实在的，你在美国组建留美中国金融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时就野心勃勃。你排挤张新，千方百计让他当不上你这个奠基人的继承者。你问问张新和其他学会的人，你对这点意淫游玩团的职位是多么的在乎啊。
    对钱你不太感兴趣？这就怪了：你回来不到四年就摸了好多个独立董事。据《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2月13日）报导：“蔡洪滨还担任光大银行、启明星辰和中国联通等数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仅凭此例，大家不能看到你好钱的本色？其它例子太多了，我们以后再聊。
    你和我们众多海归是否好色，这是天知，地知，我们自己每人自己都知的事。我如果说错了，你大可来个“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pose，又何必在厉老师面前诉苦来哉？
    你在UCLA的前六年又何曾想回到你骨子里都瞧不起的国内来做学术？即使UCLA要把你开了时，你还在美国学术界另找教职。从2003年1月你在我家至2004年4月我去洛杉矶看望拉丰，你还在痛苦地考虑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北大。2004年9月我让你访问光华两个月，张维迎绝不从院里拿一分钱给你。我把应用经济学系的年度经费18万给了你一个人。作为系主任，我这样做是感到你比张维迎的国际学术行。那年，你认为你回国只想当一个研究组的组长。接着，你跟张维迎打得火热，当起系主任，副院长，所长来了。最后，你把张维迎的院长都拿掉了。你太有才了！也可以原谅，你本来就姓Cai啊。
    洪滨学弟，应用经济学系是我1993年3月亲手创办的，你怎么在今天光华的介绍里只谈创办者厉以宁，朱善利，张维迎？你也是我和朱善利在2005年正式请进应用经济学系的，你怎么忘了？选择性遗忘。你来后的2006年，张维迎写电子邮件通知我，经张维迎和你协商，由你接我的班。此事全中国人都知道，你怎么不在光华简介里写点真历史？你每天还表扬张维迎，很不错啊：你把张维迎搞下台这么久之后还在恐慌之中吧。
    洪滨学弟，让我们回味张维迎的一声叹息：“不是蔡洪滨推波助澜，我张维迎怎么会把邹恒甫开除？！” 你的冷血，你的无情，你的忘恩负义，你的阴谋借刀杀人……在这句话里反映得多么淋漓尽致啊。
    从2003年到2004年，你像一条可怜的即将被UCLA快赶出去的狗，求我把你先搞到我主持的光华应用经济学系访问，得到18万人民币以缓解你在美国生存的困顿。2005年到2006年，你像一条恶狼鼓动张维迎把我的职务撤掉，让你来取而代之。这种从可怜狗到恶狼的转换自然充斥了中外历史和现实，而你的表演使今日光华格外滑稽。一个从落魄到得意的人，每每跟你一样对自己手下的人滥施淫威。你利用张维迎先把我开除；接着，你把张维迎推下台；最后，你向我露出你拥有权力的狰狞面目。这一切是太过瘾了！你真是太有才了！
    邹恒甫
    2012年3月19日



邹恒甫致钱颖一学弟的学生蔡洪滨的第二封公开信



钱颖一学弟的学生蔡洪滨，


    先看你的手下是怎样地吹捧你这个新科院长和新科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士：
[当选计量经济学会会士是经济学领域一项很高的荣誉。每一位会士都必须经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由全体现任会士投票决定。该学会的会士必须是在经济学理论或者应用领域做出原创性、产生广泛和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目前来自大陆的华人经济学家中仅有数位学者获此殊荣。蔡洪滨教授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多个重要领域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其研究成果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多篇论文发表于经济学顶级期刊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和金融学的顶级期刊如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等。尤为突出的是，蔡洪滨教授自2005年全职加入光华以后，专注学术研究，注重把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功底与丰富多彩的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带领年青学者组成研究团队，运用严格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回国以后的科研成果，陆续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计量经济学会遴选蔡洪滨教授为会士，不仅是因为他回国前在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更是对他回到国内以后运用这些理论方法在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高度肯定。蔡洪滨教授以其卓越的学术贡献，获此殊荣实至名归。这充分反映了光华管理学院强大的整体科研实力，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水准取得了巨大进步。] （见光华主页报道）
    这些无聊的文字把我们行内的人都笑死了，你感到很过瘾？你看看Econometrica 2011年最后一期里John Moore 的主席报告，你就知道Econometrica Society 从Roger Myerson当任主席之后，一直想照顾中国等“少数民族”，而且fellow selection committee 也是专门多了几位少数民族代表。你的手下在写给你的光华颂词时也不看John Moore的幽默的语言，把你吹得太有才了。我们的中国和我们的世界真没有看到，你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果你的研究成果真是“广深远”，请你给大家谈谈一个小小的方面也可以。
    你一贯以为，你当上会士就证明了你的学术是中国人里是最好。我要轻轻地对你说：你不是的呢。我的哈佛学弟——就是把你招进斯坦福并教育了你五年的——钱颖一比你的AER，QJE，JPE， RESTud。。。要多多了吧。他2006年也全职回来当了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而他为什么没有被选为会士？白聚山，石寿永，查涛，方汉明，熊伟，陈勇民，魏尚进，谭国富，田国强，王江。。。等等都比你的学术强多了吧，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在你之前当上会士？你面对这些人，“获此殊荣”你真感到“实至名归”？ 你不觉得你和你手下的吹鼓手在开国际玩笑？
    中国有句天机不可泄露的老话：闷声发大财。你本来是会士遴选小组给你开了个后门，让你当上会士，而你可以偷偷幸福一生。你的手下来个雄鸡一唱，天下大白你当选的缘由/原由了。更惨的是，暗地里帮你忙的朋友也不好出来说话了。你看看全世界中国经济学人，谁不质疑你是怎样被选上的？大家质疑你为什么当上会士的电子邮件都要爆炸了，唯独你就没有收到或看到一封？这中国还真要来个官商天天互相大喊着在一起裸体发大财——裸发——了。
    另外，你学张维迎，也喜欢媒体。在如下的媒体里，你的四个“I” 是挺好的。按照你的标准，你自己的integrity在哪里？为什么对我被张维迎开除就不能公正地处理？而internationalization, 我也是极为合格。再次，integration， 我本来就是光华。你给我平反，就是integration的最好表现。至于innovation, 我本人从事教育办学发论文，从来就是要创新。你在媒体能吹，就不能落实一下张维迎等加给我的“罪案”？吹有什么用（见本信末），你自己排挤异类，还不知羞耻地谈integrity and integration。
    邹恒甫于201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