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一记1973年的周恩来

拯唯冬

作者:冯锡刚

一

　　1973年1月5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大量便血，保健医生忧心忡忡，连夜报告医疗小组组长吴阶平。这位医术精湛且深为高层信任的协和医院院长，迅即上西山向叶剑英禀报。

　　经历了“九一三事件”的重创之后，叶剑英成为辅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首屈一指的要员。其时，叶剑英还是负责周恩来医疗的“中央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另两人是张春桥和汪东兴）。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在尿常规化验中，被确诊患膀胱癌。医疗小组的一致意见是：必须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医疗方案禀报“中央领导小组”，最后经由毛泽东定夺：一不作检查，二不能开刀，三不要向周恩来和邓颖超通报。医疗小组对这“三不”的决断百思不得其解，尽管详细解释必须及时检查与治疗的重要性，力陈错失治疗时机将产生的严重后果，却无济于事。

　　半年来的保守治疗自然无法阻遏病势的恶化，终于发展到大量便血的地步。在接到吴阶平的禀报之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和化验单，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请示毛泽东。经过这番面折廷争，总算批准了医疗小组的方案。3月5日，就在施行检查的前一天，接到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先检查，后治疗。这又使医疗小组大出意外。因为膀胱镜检查并不复杂，如观察到有早期膀胱癌的病灶，即可在做检查的同时用电灼手术器械电灼，使病情得到控制，何至于要分“两步走”呢。经过这半年多来的延宕，阅人无数的吴阶平心里清楚：若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没有“第二步”了。

　　“三不”既已打破（周恩来在大量尿血后不数日便约集吴阶平等人开会，3月初更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的病情及医疗问题），两难中的吴阶平遂请示邓颖超，力主一步到位。邓颖超自然明白，这样做有违“最高指示”，但毕竟面对的是相濡以沫几近半个世纪的丈夫。得到邓颖超的首肯，吴阶平斗胆两步并作一步。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得到缓解。然而明察秋毫的周恩来无奈地对邓颖超和吴阶平说：你们该不该这样做，还得看。

　　投身革命50年的周恩来，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惟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苦痛悲怆和万般无奈，端在洞明世事。纪登奎在1980年代对他的儿子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与周恩来独处一室时的情景：周恩来背向纪登奎，突然嚎啕大哭。纪为之震惊，劝慰说：林彪自取灭亡，是一件大好事。周恩来转过身来，老泪纵横，哽咽着说：你不懂，你不懂，事情还没有完。后来纪对此的理解是：周为“文革”确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付出惨痛的代价却招致如此结局而痛心。其实不尽然。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提供卫士长张树迎回忆的另一幅历史情景：1972年1月中旬，毛泽东突然休克，正在人大会堂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闻讯而至。经抢救，毛泽东转危为安，周恩来扑到床前，紧握毛泽东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这两个历史细节合在一起，所包蕴的内涵真是太丰富了。正是处于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境，周恩来于1973年2月26日凌晨5时，致信毛泽东：

　　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

　　毛泽东指令姚文元将他指定的篇章印成大字本，特意让集内政外交于一身的周恩来以为鉴镜。洞悉毛泽东心态的周恩来自然不会懈怠，致有此举。

　　汲黯、郑庄系汉武帝一朝名臣。司马迁将两人合传，其中合评两人的，主要是“廉，内行修絜”一句。述及汲黯，有“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又借他人之口称道汲黯“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于是有汉武帝“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的赞叹。周恩来所说的“愧未能及”，大概指的就是这类文字罢。然而毛泽东让周恩来读这篇《史记》中知名度不算很高的传记，因着司马迁对于汲黯的多侧面的描述，用意恐非如此显豁或单一。有学者解读为毛泽东在确定接班人时对周的告诫。汲黯对汉武帝的用人之术当面抱怨：“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武帝的反应是“默然”，汲黯退下后则同样抱怨：“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意思是“一个人确实不可以没有学识，看汲黯这番话，他的戆直越来越严重了”。从毛泽东选拔王洪文为接班人这一惊世骇俗的决断来看，如此解读不无道理。对汲黯的“戆直”，看来也只能以“深有所感”来回应了。至于“太史公曰”的一番话则是：“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对此只能是“深有所感”，无所谓“愧未能及”了。到了1975年，毛泽东对张玉凤引用这段话，来表达迟暮之际的人生感喟。

　　“天意从来高难问”，处境险恶而身患绝症的周恩来，以“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作出回应，真是言简意赅啊。

　　二

　　这年3月下旬，毛泽东接见行将复出的邓小平，同时又指示政治局将筹备召开“十大”列入议事日程。5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筹备“十大”为主要议程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筹备“十大”的三项事务（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以及后来设立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则由张春桥和王洪文负责。

　　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奉调中央，列席政治局会议。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考察，毛泽东打破常规，选择这位年仅39岁的文革新贵做接班人。这样的“后来者居上”，确实匪夷所思。至于张春桥，毛泽东早就属意，还在“九大”之后不久，就别有意味地向林彪表示对张的看重。出于维护“文革”的政治诉求，毛泽东通过托付王洪文和张春桥筹备召开“十大”来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在长达12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了四次全体会议。第一次讲议程安排；第二次则根据毛泽东指示“十大”代表人数将略少于“九大”的精神，讲名额安排问题；第三次传达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的指示；第四次着重讲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这样看来，筹备“十大”的重要环节确实与周恩来关系不甚大。

　　7月4日，毛泽东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位是负责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毛所谈之事，件件关涉周恩来。

　　第一件事是批评外交部，然而却撇开建国以来一直主管外交事务的周恩来，确乎不同寻常。6月28日，外交部内刊《新情况》第153期刊登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美苏首脑会谈并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后的国际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先是周恩来称赞此文写得不错，随即毛泽东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该文提出的大欺骗、大主宰的观点，与自己多年来主张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观点背道而驰。毛对王、张说出这样尖刻的话：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姬鹏飞、乔冠华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姬、乔其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不过是一介部长级官员，与张春桥这样的政治局委员远非一个等级。“上贼船”云云，弦外之音是明白不过的了。然而毛泽东觉得还不解气，竟又说出了这番指名道姓的话来：“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第二件事是批评郭沫若：“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过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这可能是继5月下旬指示“要批判孔子”之后的深入部署吧。

　　第三件事是批判王明路线：“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随风转）。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鸣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毛泽东还谈到第一次王明路线盛行时，自己在中央苏区遭到打击孤立的情况。其时在中央苏区掌权的是博古、周恩来。第二次王明路线指的是抗战初期，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时任长江局副书记的是周恩来。19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在历次党的会议上，周恩来一再作自我批评。直至1972年6月中旬，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连续三个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在谈到王明路线时，对自己作了过分的贬损。作为与会者，王洪文和张春桥自然明白毛泽东在时隔一年后重提王明路线的用意。

　　毛泽东最后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批）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口含天宪的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这次谈话的记录者是王海容和唐闻生。这两位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在四个月后的中美会谈记录中，还将产生重要作用。

　　一个月后，在即将召开“十大”的紧张时刻，8月5日，毛泽东召见江青，向她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情况，结论是：“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毛泽东还高度评价秦始皇，念了他写的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还指着摊放在桌上的大字本《十批判书》说，这是供批判用的。8月5日，真是历史的巧合，七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出石破天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决定改换接班人。江青自然不会淡忘毛泽东在1966年7月给她的信中所说“七八年又来一次”的预言，正当“十大”行将召开之际，面聆毛泽东的这番训示，似乎又回到了七年前“炮打司令部”时呼风唤雨的境地。次日，江青即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所写七律，并要求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对此需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十大”召开在即，不必马上公布。

　　三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开幕式，未发表讲话，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整个议程仅一个来小时，及至宣布散会时，衰落不堪的毛泽东已无法站立，为掩饰窘状，只得由周恩来临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先行退场”。毛泽东无力主持闭幕式，干脆请假，托付王洪文代行投选举票。据与会者徐景贤回忆，当王洪文代表毛泽东投票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此举让全体代表明白，毛泽东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

拯唯冬

笔者当年所在单位曾有一名“十大”代表，笔者所记录的这名代表的传达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春桥同志说：政治报告基本上是主席历次指示的记录，我不过是个记录员吧。”虽然常识告诉人们，政治报告这类文字未必出自署名者本人的手笔，但这样迅速而直白地告知基层的普通党员--周恩来只是宣读者，不能不让人遐想多多。张春桥出任“十大”秘书长，提出由王洪文来作政治报告。毛泽东审时度势，最后指定由周恩来宣读。就公布的“十大”政治报告的文本来看，张春桥确实忠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周恩来所能做的，大概并非在于能说什么，而多半在于争取不说什么，例如报告第三部分“关于形势和任务”，在说到任务的第三项“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时，确实未将“批判孔子”列入。张春桥所记录的，最具针对性的文本是--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个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王洪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以相当的篇幅论述“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由这些文革新贵拥戴最高领袖着意的“反潮流”，正是在为迎击新的“潮流”营造舆论。

　　9月4日，《北京日报》刊登由江青等人操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后来臭名昭著的“梁效”）署名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连同8月7日和13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得到毛泽东肯定的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等两篇批判文章，毛泽东关于“批判孔子”的指示开始付诸实施。9月23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毛泽东对这位地处中东的国家领导人谈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出这番话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还在两个月前，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毛与之谈儒法斗争，杨随即说在西安博物馆看到秦始皇对中国有很大贡献，周恩来则针对杨说：“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但他基本是法家。”其实，毛在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即已批评郭沫若“大骂秦始皇”，连带一再挖苦李白“尽想做官”。看来周恩来虽就毛批评外交部一事承担责任并作检讨，但对秦始皇的评价仍不无保留。对周恩来看似针对杨振宁的批评，毛泽东在两个月后借着与外宾的谈话，干脆以“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作出回应。

　　“批林批孔”成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要到次年开春，但政治敏感且有一定信息来源的人们，对连续出现的批孔文章不会漠视。因当年撰写《十批判书》而无从置身事外的郭沫若，在这年秋季深怀忧虑地对家人表示：这是针对总理的。

　　这种批孔氛围中凸显的政治危机，局外人看得更清楚。这年11月中旬，基辛格作年内的第二次访华，在与毛周的会谈中，对两个小插曲留有深刻印象。

　　他（毛）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以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


　　我在结束1973年11月这次访问以前，看到了正在迫近周恩来的某些压力。在最后一次宴会上，那种节日气氛和开怀的祝酒使我情不自禁提出了孔夫子问题，······这个说法以罕有的冒失方式实质上把毛泽东也叫做儒家了，周恩来一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尽管只有翻译听到了我的话，他还是十分激动地坚决指出这类比的荒谬。虽然我申辩说他应当把我的任何误解当做无知的表现，他也拒绝接受。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里说：“周恩来把这次访问同我的（1971年7月的）秘密访问相提并论，认为是取得重大进展的起点。结果并非如此。周恩来和我都被国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所淹没。”所谓“戏剧性事件”， 在基辛格是导致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的水门事件，在周恩来则是基辛格所认为的“行将去职”--虽然实际并非如此，但随后发生的政治局会议“批周”事件仍然印证了“他（周）在国内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的判断。而此次基辛格访华，恰好成为“批周”事件的导火索。

　　四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中国外交打开新局面。周恩来声望空前之高，国际舆论谓之“周恩来外交”。周恩来当然对“功高震主”的古训了然于胸。尼克松在访华后对夫人说：周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1973年2月中旬，基辛格在尼克松访华周年后第四次访华。这一年来，中美关系的进展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快，台湾问题成为无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障碍。此次来访，达成在华盛顿和北京设立联络处的协议。2月17日，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中，在指出“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的同时，不留情面地说：“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又强硬地表示：“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将“被击败”。对于基辛格表示的“我们绝不会联手攻击中国”，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头，一针见血地揭示美国的“目标是瓦解苏联”。毛泽东清楚，美苏争霸，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要打中国牌，因而对尼克松访华一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未能一步到位，只是设立联络处，虽觉不满然亦无可奈何。到了这年6月，美苏首脑会晤并签署《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等十余个文件。尼克松让美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转交致周恩来的信件。布鲁斯未能径直见到周恩来，信件由乔冠华转达。信中一再表示“美国将反对企图夺取霸权或者寻求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美国决不根据这个协议参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方的冲突或者争端，不与苏联联合行动”。尽管如此一再示好，毛泽东却不吃这一套，因而认为周恩来待会见布鲁斯时发表谈话的要点“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周恩来据此作了修改，6月25日会见布鲁斯时发表了毫不示弱的谈话：“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周恩来强调：“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毛泽东肯定了周的谈话，对美苏争霸的观点写进了“十大”政治报告：“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

　　11月12日，基辛格访华次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与他作了长达二小时三刻钟的谈话。毛泽东认为苏联“野心很大，但能力有限”，批评美国“不该怕他们”，声称“我们向来以牙还牙”。对于基辛格提出“决心自己独立去防范（摧毁中国的核武器）这样的事”，毛泽东未予置理，迅速转换话题。然而，正是基辛格的这个话题，在基辛格结束访华后竟引出轩然大波。

　　在基辛格访华的5天时间里，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与之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问题举行多次会谈。14日，在举行了最后一次议定的会谈之后，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公报亦敲定，基辛格在离华前几小时突然提出拜会周恩来并进行单独会谈。此时周恩来已入睡，在被叫醒后即请示毛泽东，但毛亦休息，并告知是服用安眠药之后方入睡的，不宜叫醒。周恩来遂决定与基辛格举行议定外的会谈。会谈涉及世界战争问题，基辛格重提会见毛泽东时的话题，表示愿意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建议建立热线联系。基辛格还提供两份美方起草的协议，一份是关于建立热线的，一份是关于共同防止苏联袭击的。事出意外且事关重大，周恩来对此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可以双方各指定一人就中美情报合作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报告和请示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这是周恩来一贯的行事风格，更何况在自身处境艰难的时刻。在11日的第一次会谈中，基辛格称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象总理这样思考问题”。周恩来立即表示：“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尽管如此虔诚和谨慎，在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议定外的会谈之后，终于使“将来（批）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一语成真。

　　五

　　11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及相关人员，批评这次中美会谈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等人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并介绍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江青指斥周恩来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周恩来与之争辩，在次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承认自己在会谈中“做得不够”。

　　既然已经对王海容等人说出“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这样重的话来，仅仅表示“做得不够”，岂非轻描淡写。从11月25日起，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年谱》记载，江青等人指斥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罪名之大，足以打入另册。这一次，周恩来清楚其来有自，不再抗辩，不能不作违心的检讨。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当年情景：“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少，其他会议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好，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如果说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为“反冒进”而违心写检讨，秘书范若愚注意到，周恩来踌躇再三，无从落笔，一夜间两鬓添了白发，但毕竟尚在60华年；那么这次遭批则在经历“文革”七年的磨难之后，已是75岁高龄，10月底又出现血尿，癌细胞再度抬头，吴阶平召集几十位专家讨论多次，一致的结论是：必须手术治疗，从而面临着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戕害。

　　这连续十余天的上纲上线的批判，氛围之肃杀，竟使卫士长张树迎对张佐良说出了这样绝望的话来：“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张佐良尤其关注周恩来的病情恶化，因而在深切感受“划清界限”的世态炎凉的境遇下，特别感念叶剑英和纪登奎这两位中枢要员对周恩来病情所表示的一如既往的关切。推想起来，叶剑英亦参与中美会谈，沾了“投降主义”的边，难脱干系，当是一条船上的人。至于纪登奎，则是“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嚎啕大哭的现场目击者，当能深切体会“事情没有完”的先见之明和彻骨悲凉。

拯唯冬

因着特殊情况下请示未果的临机处置，况且对基辛格提议的答复灵活而留有余地，竟招致“取而代之”的疑忌。这一切要说成是因着王唐两位小姐的“不正确的汇报”而导致的“误解”，未免本末倒置，显然低估了领袖的判断力。中美会谈记录经周恩来核定后报送毛泽东，故不存在“误报”。7月4日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的意向已经十分明显。由此上溯，其实是因着对“左”和“右”的不同判断而为维护“文革”所产生的挥之不去的殷忧。“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突破口，开始有限度地补救“文革”的罪错。这首先招致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新贵的责难。1972年12月初，在周恩来已批示“同意”的一份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件上，张春桥首先质疑：“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继而江青呼应：“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将林彪事件的发生视为“文革”的胜利，也正是毛泽东在重创之后以攻为守的谋略。（毛在1973年5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如此批驳“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哲学工作者、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王若水于1972年10月上书毛泽东，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这更触动了毛的心事。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明确表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还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张春桥和姚文元事后传达，称“毛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右倾”。此后，江青等人指斥1972年周恩来主持批判极左是“右倾回潮”。江青借批林而歌颂“文革”的“伟大胜利”，实在是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里。也正是在1973年，毛泽东开始将“文革”与建国相提并论、称这是他一生中办的两件大事。
　　毛泽东指令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批林整风的汇报会上谈1949年之前的“六次路线斗争”，致周恩来不能不就“路线错误”作自我贬损。这确实是釜底抽薪的谋虑。但是，从“十大”的人事安排来看，毛泽东左支右絀，确有力不从心的难处。坚持“文革”路线，维护“文革”成果，只能托付“文革”新贵。擢拔王洪文固惊世骇俗，对早就属意的张春桥多少还是顾虑到庐山会议的强烈反应，只能以安排常委作为过渡（朱德、董必武虽亦同为常委，显系陪衬，这两位元老早因年事已高而实际处于退休）。

　　邓小平在“十大”未能进入政治局，多少出人意外，而在11月下旬政治局会议连续“批周”之后，非常规地得以晋升，亦多少出人意外。这正是毛泽东让人难以捉摸的用人之道。列席政治局的“批周”会议，并在会议结束阶段发言，这对邓小平是一个考验。据相关资料透露，邓小平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取而代之”的责难，大意是告诫周恩来，目前的地位，距领袖仅一步之遥，必须慎而又慎以保持晚节。以邓小平对周恩来的了解，自然清楚“迫不及待”、“取而代之”乃莫须有之构陷，但对“批周”不能不有所表示。作为告诫，似乎同时带有表明心迹的意味。一个曾被打倒数年之久的第二号“走资派”，靠着信誓旦旦的“永不翻案”方获得领袖的宽恕，绝无可能为周辩护。只说到这个份上，应是恰到好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态显然满意。在12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门见山说的就是：“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十届二中全会报告追认。”就治国理念而言，周恩来与邓小平显然较为一致，故对信用邓小平自然乐观其成。12月22日，政治局会议结束次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中共中央1973年第44号文件：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三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


　　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忧谗畏讥的周恩来，不但为有多年的老战友行将接手而欣慰（周在1973年3月和9月两次书面报告毛泽东，在自己因治疗或陪同外宾离京期间，建议由叶剑英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不交付以排序而言更有资格的张春桥或王洪文），也为获得权力缓冲的空间而释然。毛泽东虽在12月9日分别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表示不赞成有人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但明确肯定“批周”的政治局会议开得好。更何况，在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还一再批评（周主持的）“政治局不议政”；在12月15日的会议上，说：“准备打仗，内仗外仗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在12月21日的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这些话，看似不指名道姓的泛泛而谈，实际锋芒凌厉。环顾域中，谁将成为毛猜忌的“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呢？洞若观火的周恩来庆幸有邓小平这样可以信赖的干才来接手，不但中国的前途有望，而且可以了却能否全身而退之虞。

　　周恩来奉命读《汲黯郑庄列传》时，已是身患绝症，处境险恶。事奉雄才大略而刻薄寡恩的汉武帝，汲黯还能无所顾忌地说出“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样带刺的话来。这位耿耿丹忠，有吐握之劳的共和国总理则只能以“深有所感，愧未能及”回应。这不能不令人慨叹，毕竟面对的是写过“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些诗句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啊。

　　2013年4月下旬改定

      作者系文史学者

ironland

一不作检查，二不能开刀，三不要向周恩来和邓颖超通报。

就是说，让他病死算了？


------
1972年1月中旬，毛泽东突然休克，正在人大会堂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闻讯而至。经抢救，毛泽东转危为安，周恩来扑到床前，紧握毛泽东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这段瞬间带入琼瑶狗血言情剧，无法直视。

拯唯冬

更有甚者
(李XX医生回忆录)说道;
周听到毛休克的消息后当场小便失禁尿了一裤档。

ironland

5# 拯唯冬 存疑。
周年青时也是杀女人小孩的辣手之徒，不会这么不经吓吧？

拯唯冬

只能说以书为证，
上海爱棠村干的事必竟是1931年。

天马行空

6# ironland
经过党内多年严酷的斗争考验和历练  周早已经是毛服帖忠实的信徒  皇上的震怒  对于周这样的人只有恐惧和服从  最多是私底下做点下下动作   他不是明朝的方孝孺  否则早就被踢出革命队伍了  这和他当年在上号搞红队杀自己信仰的叛徒和敌人完全是两码事

晓寒

拯兄这贴为何不发在历史长廊而发茶楼的？

毛对周的忌恨，阴狠，在拖延周的治疗，住院期间始终不去看望，周死后放鞭炮几件事上，表露无遗。邓颖超心里想必也是怨恨的。记得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写过，她采访邓时，问及毛在周病重时有没有来看望过，邓用最没有表情色彩的话说，“主席没有来看望过恩来。”

对于周对毛的委屈求全，记得燕谈以前有过相关的讨论。

http://www.yantan.cc/bbs/viewthread.php?tid=102836

菜农

中共掌握政权后，内部就按古代宫廷规则来行事了。
文革搞掉了储皇刘少奇后，林彪得到了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储皇名义，想早一点当皇帝，这点对周恩来来说，林彪当皇帝没有周恩来的安身之处，于是，周利用自己的特务机构，只能站在毛一边死搞林彪。
搞掉林彪后，周变成了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这时，就很麻烦了，周毛都知道大限将近，但是，如果毛先死，周的威望肯定能当皇帝，这让毛不能容忍，所以，得知周生癌症，毛一定是希望他死在毛的前面。

毛死的之前，几个大人物一并死去，理论上毛是满意的，所以，有放鞭炮一说，实际可能没有放。
但是，这些大臣相继死后，毛让叶剑英做托孤大臣，让华国锋当皇帝，这里的机密实在让人感到纳闷，照理说，应该是让毛远新当皇帝，实际又是华国锋，这么看来，华国锋是老毛的私生子可能非常大。

而老毛又不给张春桥和王洪文当皇帝，这点，也有违毛保住文革面子的思路，不可思议。

老程

与李志绥回忆录相反，周的私人医生张良佐是这样回忆老毛发病那段的，听到毛在中南海发病，正在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周驱车去毛住处，他并未同志他的保健医，张是闻讯后自己跳上车跟去的。到了毛住处毛已进入休克状态，医生提出了抢救方案，周说事关重大他要回大会堂交政治局讨论决定，张良佐提醒周抢救越快越好被周呵斥。回到大会堂张在会议室门外向正要进去的纪登奎讲了毛那边的情况，提醒纪时间紧迫，会后纪出来时特意告诉张已经同志毛那边开始抢救了。
李志绥说周当时尿了裤子显然是演绎，周这辈的领导人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如果张的回忆不是演绎，周的做法就有拖延抢救之嫌了，无奈毛乃恶煞转世阳寿未尽，他回过神来定会知晓此事，后来他拖着不给周治病也就不奇怪了。

歪弟

唉，看来看去，不就是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人口，被这几个鸟玩意成功滴一再滴搞来搞去欲仙欲死吗？

晓寒

顶歪弟。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国家，一个人口众多，曾经英才辈出的民族，居然会被几个人愚弄，折腾了数十年，到如今，好像就是土豪暴发的形象，哪里还有一点文明古国的影子。从先秦到民国，中国人从本国古老文明那里继承来的那份从容，自信，大气，优雅，如今，只能在书里找寻了。。。

天马行空

中华的辉煌是在农业社会  君主专制的时代  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  民主政治时代以后  中国便变得手足无措  一败涂地   不得不又重新开始摸索  嘿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