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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楼
发表于 2011-10-25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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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网上一篇文章，轧轧脑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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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女儿： 鲁迅和林黛玉
文/让岁月白发苍苍去吧
当年曹雪芹为闺阁立传，无非要传达彼钗裙不让须眉之意。而林黛玉作为闺阁中的佼佼者，自是阳春白雪，万里无云。此等人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般须眉浊物根本无法和她相提并论。想来能够与之匹配的只有鲁迅。鲁迅和林黛玉，一个怒发冲冠的男人，一个风露清愁的女人，一个现实世界的文豪，一个文学画廊的翘楚。于是，就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
一、 少年亡亲，家道中落。
黛玉和鲁迅都曾经历亲人亡故，家道中落的伤感和窘境。黛玉从小丧母又体弱多病，少不更事便寄居于祖母门下，后来父亲又突然亡故，黛玉从此失去家的依托，更加成了孤魂野鬼。虽然贾家富甲天下，但在众姐妹中，黛玉属于外戚，自然有寄人篱下、无依无靠之感。（宝钗虽然也是外戚，但却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又有王夫人、凤姐儿等实力派人物做为后盾。）黛玉的骨子里是想拥有独立人格的，可是因为母亲的亡故，家道的萧条，特别是父亲的暴死，使得黛玉在贾府里，实际上不过是被接济、被怜悯的对象，这是黛玉最不想充当的角色。正是由于这样的生活境遇造成黛玉强烈的逆反心理和反叛性格，伴之而来的是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为人目无下层，孤高自许；说话语带讥嘲，尖酸刻薄，“睚眦必报”就是这一性格的集中表现。后来，父亲死了，生活上的凄惶无靠，更加助长了黛玉性格上的偏激。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对鲁迅的一生影响极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造就了鲁迅。光绪十九年，“钦点翰林”出身的周福清，给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备了一万两银票疏通关节。听差徐福拦截殷如璋于苏州，递上银票之后，见没有动静，就在船下高喊一声：“收了银子，怎么也不给回条，让我回去怎么和主人交代！”——谁知这一嗓子喊出了祸事，却也喊出了“鲁迅”——历史就是这么和人捉弄！当时船上尚有外人，殷如璋隐瞒不过，干脆翻脸无情，周福清就此被捕入狱。周家顿时天崩地塌，族人立刻做鸟兽散。周福清案发后，光绪龙颜大怒，不顾刑部拟呈的“杖一百，流三千里”的惯例，改周福清为“斩监候”。周福清因此系狱长达七年之久，每年“秋决”，都在生死之间轮回挣扎，给亲人带来无限的煎熬和创痛。鲁迅作为长子长孙，感受尤为惨烈。祸不单行，就在周福清入狱的第二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病情反复无常，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期间，伴随着祖父入狱，周家家道突然中落，父亲的大病，又使周家急剧贫困。挨到最后，就只有典当旧物。在比自己身量还高的柜台边，鲁迅吃力地将包袱呈送上去，然后在店员轻蔑的眼光和冷漠的嘴角里，接得一点钱回家。这种惨痛屈辱的经历，给争强好胜的鲁迅心理上带来的伤害，终身也弥补不了，而这，无疑正是鲁迅性格形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无可奈何、寄人篱下
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个途路中，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可以作为黛玉和鲁迅两人命运的注脚。
黛玉母亲病故之后,黛玉的身体方愈，原不忍弃父而往贾府,无奈外祖母致意务去,林如海也说：“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由此看来，独立的黛玉一开始就是拒绝依傍别人的，但是父亲的肺腑之言，无疑让善解人意的黛玉无法回避，终于洒泪拜别，住进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贾府。黛玉栖身的贾府究竟是个什么所在呢？薛蟠说，“整个贾府除了两个石狮子，没有一样东西是干净的。”丑陋如薛蟠者都可以大言不惭的批评贾府的荒唐，可见贾府堕落到了什么地步。探春也说“贾府里的人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难怪尚未成年的、寄人篱下的、孤苦伶仃的黛玉，只有“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那么，黛玉为什么这样自我抑郁，照理说有贾母的疼爱和照顾，有宝玉的爱情支撑，应该能够部分缓解黛玉的处境。然而，就因为她是黛玉，她是一个永远不用别人的衣裳，来忘掉自己寒冷的人；她是一个永远不把别人的怜悯和施舍，当作自己的幸福的人。同时，她又是一个愈是处在屈辱的境遇下，愈是要坚持自己人格尊严的人。这样的性格，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就成为一切痛苦的来源。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一个人所能享受和痛苦的，都只能是社会给予他的东西。”黛玉的痛苦，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更不是由于自尊，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并压迫着这种自尊的私有制度。私有制度，这是一切痛苦和罪恶的总根源。在一切以家为起点的中国封建家族社会里，一个人的价值、尊严、地位等等都是以家私来计算的。因此，一个没有家的人，就等于失去了他的全部身价，整个世界就在她的面前对立起来。失去家的黛玉，虽然在贾府里找到了栖身之处，但是私有制度把人与人之间所造成的种种界线、种种观念以及其它许多精神上造成的障碍，并没有在她的心里消除。同时，更没有在周围的人们心中消除。因此，在看人下菜的大观园，她只有自己监护自己的尊严，自己捍卫自己一碰就碎的爱情，没有父母之命，没有亲人做主，这个孤苦的孩子，曾经一度希望情敌的母亲薛姨妈出面，给自己提亲，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臆想。黛玉，这棵“生存在巨石下的绛珠草”只能长出弯曲的径和苍白的叶，这就形成了黛玉言语尖刻、生性敏感、看起来心胸狭窄的外在性格。恶劣环境催发了黛玉的心仪所向，在她勇夺菊花魁的诗里，她这样写道： “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这三首菊花诗哀情无限，却首首紧扣陶渊明，抒发着一个共同的指向——向往远离名利争斗、舒展天性的世外桃源。 敦敏咏颂曹雪芹的诗歌中有这样两句——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用在黛玉身上也可谓不刊之论。
再来看看鲁迅，周福清入狱之后，鲁迅兄弟也不得不走避于外婆家中，这一年，鲁迅十三岁，却过早地感受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在皇甫庄，大舅父家人公然声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明白表示他们对吃白食人的鄙视，以致鲁迅忍受不下，决定回家……；然而，过去仰仗周家权势、贪图小便宜的本家，现在也突然变换嘴脸，冷眼相投，公然打压。譬如大量传播鲁迅恶意的流言，譬如把坏房子分给鲁迅家……自家人尚且如此，一般市民可想而知，鲁迅那个时候在两点之间苦苦挣扎——在当铺换钱，再到药房里去拿药，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然而，一路上闲人们指指点点，轻蔑讥笑，它们就像恶鬼附身，多少年都挥之不去。究其原因，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一个显赫之家的衰落，总能带给贫困的小市民无限的自得和欣喜。中国人的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几岁的鲁迅自然不可能明白，这人性的种种丑恶，只是在心灵深处感到极度的震惊。
十几岁，正是鲁迅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自私和无情、冷酷和势利、冷眼和嘲弄，纷至沓来。鲁迅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不可能不给他的一生投下浓重的阴影；他看待人事的眼光，不可能不因此而发生急剧的变化。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敏感，就这样潜滋暗长。没有人知道，在世人冷漠的包围之中，一个伟大的内心世界，正在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个变革注定要照亮二十世纪，甚至将来的更多时候。
由于在家乡感受到的是轻蔑、是势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乡让他憎恶和痛恨，“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琐记》）于是鲁迅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又于1902年黛玉月东渡日本。但他在日本受到更严重的歧视，这种寄人篱下的民族歧视，比当初在大舅家的歧视更加强烈。鲁迅虽然没有郁达夫那么的颓废，但心理上的压抑可想而知！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比之家乡和南京，这种歧视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因为它针对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这不仅伤害他的自尊，还触痛了他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一点，从鲁迅对藤野先生异乎寻常的情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藤野先生在日本并非著名学者，其言其行也并非楷模，甚至还因学历不达标而被仙台医专解聘；然而，鲁迅先生却终生怀念和感激他，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初饱受歧视与冷遇的鲁迅，因为藤野先生曾经对他提供过帮助，付出过热情与尊重，所以，使得鲁迅倍觉感动，以至终生都不会忘记。
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任何天才的诞生都离不开生长天才的土壤，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反过来推断，任何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确立，也离不开他们的人生经历。
三、爱情坎坷、感情压抑
先看黛玉，这个孤苦的姑娘，命中注定不能拥有爱情，却偏偏爱上宝玉，她要把所有的眼泪都还给自己的前世今生。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聪明清俊，玲珑似玉，多情似水，她一生只为还泪而来，她对宝玉说：“你不必管我，你好我自好，你失我自失。”“她才气纵横，高贵矜持，外纯内媚，美艳风情；可是无人做主的黛玉，只能“成日家情思睡昏昏”，而且还面临着外界的巨大压力。麒麟的张牙舞爪，金锁的钳制封锁，金玉良缘的宿命，皇妃有意送给宝玉和宝钗的红麝串，这些都给黛玉精神上巨大虐杀。前时的贾宝玉，对纯洁少女还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更使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黛玉常常说，我为了是自己的“心”，可以说，黛玉什么也没有，只有这颗对宝玉的心，这颗心爱得越深，越要求对方全部的注意，全部的感情和全身心的投入。感情正因为压抑之深，痛苦也就在这里。
要知道，只有一个深爱中的女子，才会那样容易流泪，那样矜持自持，那样浑身散发着幽香，那样清洁得不食人间烟火，那样不能受一丝儿委屈和伤害。还泪而来的仙草，终于在泪尽之后，复归于西方灵河之畔。黛玉的精神之美，最集中的体现在爱情之中。她本就是一个“情痴”、“情种”，她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爱情是她的生命所系。她对贾宝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终如一。然而，她的爱情又是在不许爱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和生存的，这就难免有痛苦、有压抑、有挣扎、有不幸，直至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再加上她诗人的气质和悲剧的性格，这种被压抑的燃烧着的爱情，只能用诗和哭来抒发，来倾泄。诗，只能是“冷月葬花魂”、“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而哭，更是黛玉的家常便饭。她来到人世，就是为了“还泪”。她第一次见到贾宝玉，就是哭，脂砚斋说：“这是第一次还泪。”此后，“不是闷坐，就是长叹，好端端的不知为什么，常是自泪不干的。”黛玉的哭，分明饱含着现实人生的血肉。哭是她悲剧性格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哭，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强烈反映；哭，是她发泄痛苦的方式；哭，是她诗人气质的感受和抒发。质言之，她是为自己的爱情而哭。爱情曾使她几死几生。当他们这种同生共命的爱情最后遭到毁灭时，她便“焚稿”、“绝粒”，以生命相殉。这种爱情是怎样的至诚至坚，至纯至圣！一生以泪洗面的黛玉，临死之前反而大笑，最后喊出了“宝玉，宝玉，你好——”未完的一句话——留下了千载消退不了的遗恨！
鲁迅的感情生活更是一塌糊涂。1906年，鲁迅在母亲的逼迫下，很不情愿的从日本回国，回家后的第二天，猝不及防的鲁迅，被迫和母亲包办的朱安举行婚礼。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的毁灭的，这种痛苦甚至长久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鲁迅曾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在新婚独居四天之后，鲁迅就漂洋过海，一去三年。在与许广平结识、相爱之前，为了不使母亲伤心，也为了维持自己的名誉，鲁迅甘愿过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可是这样的日子却非常难捱，在绍兴会馆里，鲁迅自安于“农奴”式的枯守，倚仗老成和冷静来抵挡世俗欢乐的诱惑，克制和压抑生命的本能冲动，他穿着厚厚的棉袍，整天单调枯燥的抄写古碑，来压抑自己热烈的青春和勃发的情欲，直到生命的欲望逐渐枯萎。经过二十多年的无性婚姻，44岁的鲁迅，仍然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做一世的牺牲。但有“枭蛇鬼怪”之称的许广平，却横空出世，并用理解和热爱打碎了鲁迅封冻已久的心。相反，鲁迅的心情却复杂得多。面对这爱情的后果，他充满了疑虑。这疑虑来自命运起伏的虚无感，它就像一枝锋利的双刃剑，既戳破孝道之类旧伦理的神圣性，又戳破个性解放、“爱情至上”之类新道德的神圣性。况且，社会那样险恶，一旦他背弃自己的婚姻，会不会授予那些怨敌以打击的口实呢？当然，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坛上的有权势者的着色，都加剧了鲁迅式的悲剧梦魇。
在短篇小说《伤逝》中，鲁迅把涓生和子君的结局描绘得那么绝望，把他们承受不住社会压力，爱情逐渐变质的过程表现得那么可信，可见当时鲁迅对爱情的疑虑有多深，对爱情的结果又是怎样地偏于悲观！
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之后，鲁迅总算逃出来了。可是，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面对自己内心里的森然鬼气和因袭的重负，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都投下浓重的阴影。正是在爱情上，我们看到了鲁迅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这些既是鲁迅性格的必然诉求，反过来也塑造了鲁迅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迥然不凡的人生。
李厚泽先生有一句名言：“人是文化的沉淀”，黛玉和鲁迅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当然要受其生长的特定时代环境的影响，当然要为他们的人生经历付出成长的代价。
四、经历坎坷，性格诡异
先来看黛玉，她的性格主要表现为自尊、敏感、小性子、好斗、叛逆。但是，黛玉恰恰以自尊掩饰自卑，周瑞家的送宫花，本来只是抄便道走，却恰巧最后给了黛玉。黛玉立即反唇相讥：“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倘使林、贾二家没有门第差别，黛玉决不会从送花的先后敏感到门第的高低。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演化成了“惟恐被小人耻笑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常常用这种偏执到极点的自尊，肆无忌惮的伤害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自己的身份，她想得到的却恰恰自己所失掉的。其实，对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黛玉的极端自尊无非就是为了掩饰她内心的自卑。在这个少女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敏感和自尊。她的气量显得如此的狭小。但这一切，总是由于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解不开的隐痛，寄人篱下而又爱情无望。她不安于这种命运，但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种矛盾，经常扭曲着她的感情和心理，于是她的心境就永远得不到平静，并且招惹着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和是非。
这种极端的自尊发展到最后，就是敏感、小性子、好斗，但我们也要看到黛玉尖酸刻薄后的坦诚。比如黛玉在宝钗面前的自我忏悔，对香菱学诗的热情帮助等。黛玉的小心眼儿，尖齿利牙，的确得罪了很多人。别人不敢说的话，她偏要说。如宝玉和袭人的暧昧关系，只有黛玉敢一语道破，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对王夫人安插在怡红院中的内奸，她竟然一点也不顾忌。要知道在一个黑暗的封建大家庭中，真实的个性本身就是叛逆啊！正因为亲人早亡、寄人篱下、爱情无望等等无常命运的捉弄，导致黛玉多自尊，又多自卑，多自虐，又多攻击性，攻击之不成，又转而加重自虐，这就注定了她悲苦的人生。
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得鲁迅的性格和黛玉十分相似。鲁迅自幼命途多舛，懂得人世辛酸以及炎凉世态，自卑与自尊相互纠缠，以至变得十分敏感，极端多疑。鲁迅曾对许广平说：“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又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许广平在《两地书》中也说：“先生性情太特别，一有所憎，即刻不能耐，坐立不安”。“对于一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在一地呼吸，而对于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符所望，便悲哀起来了。” 鲁迅先生对人实在是看透了，虽然“透”得让人心寒，“透”得让人绝望，却让人不得不承认其认识的深刻和准确。 在文艺王国中，鲁迅的笔锋是不可触犯，鲁迅是不饶人的，鲁迅也是好斗的。他有一句名言，凡是损害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不要报复的人，我一个也不原凉。甚至到死还要说——一个也不宽恕。又岂止是不宽恕，先生甚至于破口“骂人”， 在1925年致吕蕴儒的信中，先生写道：“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研究一下鲁迅先生的“骂人理论”，很多人只看到先生的“骂”，而不研究他为什么骂和骂得对不对，有时候比较别人骂鲁迅的言辞，我们甚至感觉到先生骂得还很不够！
作家老酷指出，“鲁迅彷徨于左与右的夹缝中，既未归顺左，也未倒向右。他一直在怀疑主义中言说，而怀疑是不可能给人一种终极智慧和力量的，怀疑主义者的言说和行动，都只有理性的支撑，而缺少信仰的提升。”也就是说，鲁迅只是黑暗夜幕中一颗闪着冷光的流星，而不是一片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的黎明曙光。鲁迅一生的经历只是见证了个体的悲剧色彩，一切外在力量的无望和破灭，从而见证了神性的存在。鲁迅启示我们，放下对乌合之众的“知识分子”的依赖，放下那种以自己的懦弱煽动他人勇敢的启蒙，放下那种以自己的精明指挥群氓的愚昧的启蒙，放下那种装神弄鬼的道德巫师式的启蒙，转而开始对自己的启蒙，把自己启蒙成在政治、经济尤其是人格上彻底独立的纯粹个体，并以这样的个体面对形形色色的恐吓与收买，面对无边的黑暗、面对无限的恐惧。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虚空。”这是鲁迅笔下的最虚无、最凄凉、最绝望的话。 只是在写完之后，他还是勇敢地坚持着，近乎顽固，一意孤行！这个才是真的鲁迅！
五、思想激进，文风冷峭
黛玉的思想激进，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她的爱情上。黛玉的爱情是“知己之恋”。她从不要求宝玉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只要求他真实、坦诚、忠于爱情，至于什么仕途经济、功名利禄，一概被她讥讽为禄蠹。共同的叛逆思想、民主思想，共同的感伤主义和虚无思想，使得宝黛互相吸引，彼此依靠。他们是思想叛逆的知己，也是感伤文化的同盟。他们因思想激进而走到一起，又因思想激进而遭到扼杀，这些不能不在她的诗歌中反映出来。黛玉的文章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独标一格，文风冷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黛玉的诗，完全是“无我之境”。难怪贾雨村称黛玉：“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 “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含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愿，片言谁解诉秋心？”、“孤标傲世谐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这些诗句与黛玉“孤标傲世、目下无尘”的品格，一览无余。黛玉的《葬花吟》作为她自己身世的真实写照，甚至可说是“一诗成谶”。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是对世态炎凉的最好抨击；“愿奴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天尽头”则是对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是触景生情的感伤；而“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则又是黛玉对自己的悲惨处境下一定“红颜老去、花落人亡”的沉痛预言。“冷月葬花魂”，黛玉的联诗甚至让我们感到了几丝寒意。
王元化先生在《‘五四’再认识》指出：“鲁迅也是一样，他曾自称受到两种传统的影响：一个是庄周的随便，更一个就是韩非的峻急。”这两种思想对鲁迅的影响，表现在文章中，一方面就是天马行空，言出尘外，鬼话连天；一方面则是讥讽挖苦，尖酸刻薄，横眉冷对。鲁迅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文字有“暴戾之气”，他确实用过奴才、走狗、匕首、刽子手、扑灭等等不留情面的极端词汇。然而，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
于是，有人认为：“鲁迅冷嘲多于热讽。弥漫在鲁迅作品中的不是安慰与爱，而是憎恨与怨毒之气。”潘知常甚至认为：“鲁迅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则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心灵黑暗的地场者的声音。” 他们都没有真正读懂鲁迅，原因是没有把鲁迅交还给历史，交还给真正的属于鲁迅的时代。
在《秋夜》中，鲁迅写枣树的枝“默默的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的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的发白。”这根枯瘦的秃枝，无疑传达了一种抗争，传达了鲁迅一刻也不曾舍弃的个性。鲁迅只能做鲁迅，只能让他面对着鲜血，面对着死亡，细细地咀嚼仇恨！“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正是他的这思想使他的文章拥有了重金属般的质感，而直接敲击的却是我们的灵魂。
黛玉和鲁迅都常态地处在被攻击的情形之下，遍体鳞伤，四处碰壁，处于“鬼打墙”、“铁屋子”和“无物之阵”的围困之中，外在的黑暗时常转为内在的黑暗，身心的疲惫可想而知。
黛玉死了，鲁迅也死了。因为独特的个性和超出世俗的思想，黛玉更多的是为个体呐喊，鲁迅则把视角转向国民性的改造，为社会彷徨。非常巧合的是鲁迅和黛玉由于生活和经历的相似，他们都死于肺病，鲁迅死时体重只有七十斤。曹雪芹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如椽巨笔，还为一个几百年后的伟大文豪命运作了一个注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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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4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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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5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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