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黄晓龙：倒下的是废墟，站起的是大写的人

ys1937

倒下的是废墟，站起的是大写的人——记长寿湖那些右派恩师

黄晓龙

　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
   不是一切梦想都被折断了翅膀
　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和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舒婷
　从61年 7月到63年 4月，我由水产校被压缩到长寿湖劳动生活了20个月。加上在水产校的两年，在长寿湖的时间足足有三年零八个月。
　适逢那场席卷全国，持续三年，令数千万人成为饿殍的人祸。在深陷饥饿四顾茫然下，命运极为难得的给了我一次青睐与眷顾——让我有幸认识了孙静轩和聂云岚两位恩师和其它右派老师，在持续一生的师生情谊和价值传递中，引导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是一段类似踯躅在漫长黑暗的隧道，突然置身蓝天白云下的庆幸和惊喜。是原本在混沌迷茫中卷曲的思想，在启蒙的黎明下甦醒、展开，眼界心胸迅速扩展的体验。是倏然发现在匍匐于“适应环境”“识时务”的人生姿态之外，还有另一种因为直面苦难的泰然、因为坚守而彰显着尊严的人生范式。
　作为终生与财富权势无缘的普通人，此生何求？不就是理想事业、爱情家庭、友谊和尊严。不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怀抱那一份眷顾、那一份希翼，在无怨无悔的求索与坚守中不断完善和改造自我，改造环境。而师生、友人、同道间的信赖、理解和心有灵犀，则是一曲热烈高亢，摄人心魄，伴随始终的华彩乐章。在相濡以沫中分担苦难，分享幸福，分享思考的愉悦中，远离孤寂、寒冷，令你强大而自信。即便此生缺憾众多，也堪称精彩。

ys1937

一，被右派拉过去了的小青年

　我是59年的初中毕业生。因为父亲在解放初期以“特嫌”罪名冤死狱中，数年后继父、大姐夫、三舅、九爸又相继被打成右派；因家庭困难迫不得已，将升学志愿由普高转为中专的志愿里原本填着重庆邮电校、省邮电校、省科技校之类“保密”专业的我，接到的录取通知却是当年刚刚筹建，只有15个招生名额的重庆水产校（当年实际招收了46名）。
　刚踏进这个以下放干部为师资主体的学校，还没来得及从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神话中醒来，每时每刻都在饥饿中备受煎熬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愕然降临。我曾几次始而满怀惊恐，继之见怪不惊的经历过：刚刚还在校门外公路上偊偊而行的农民，突然曲膝弯腰，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倒地，而后断气的恐怖过程。也曾在饥肠雷鸣中酸楚无奈的体味过：用同一块面团蒸出的馒头，老师一两一个，比学生二两一个还大，是因为“老师的馒头发得比学生泡”的黑色幽默……
　一次、同学们为伙食和课程安排牢骚蜂起，我仅仅应合了一句“这个垮杆学校，早点垮最好”就被三番五次上纲为“攻击三面红旗”（理由是“水产校是大跃进的产物”）。也许还加上家庭的“黑”上加“黑”；加上两年来，几乎每节课都不得不籍偷看小说，以分散饥饿的折磨：加上第二学年“红五月”前夕，腰部受伤回渝治病，错过了为期一个月的双枪劳动等等。两年来、成绩始终在全班数一数二的我，第二学年考试刚刚结束，就被列入二十余名持有城市户口的同学中，唯一的压缩对象，
　（其它十几名被“暂时休学一年”的同学均来自农村）被下放长寿湖劳动。
　当时的长寿湖，名曰大型国营农场，但其生产方式与周围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几无二致；一样沿用原始的工具和方式从事着效率低下、所获菲薄的劳动。我所在的捕鱼队更是如此；在纵横两百多里，近千个湾岔的湖上，每三五只“双飞燕”（由一人划双桨推进的小船）一组，沿用着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在使用的旋网、丝网，凭借体力、技巧，更得凭借运气，向大自然索取可怜的报酬。
　打鱼是艰苦异常的，冬天冷雨严霜，手上开满冰口。夏天暴雨骄阳，汗流如注。“走到哪里黑就到哪里歇”，荒山野水，四处为家，但却有天老大、我老二般的自在。这里没有学校里令人谈虎色变、棘然禁声的“政治”。没有笑眯眯的眼睛后面还有另一双不坏好意的眼睛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打得到鱼、大家都饱餐一顿。打不到鱼，就得顿顿喝“吹吹稀饭”。直接简单的生存法则，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格外质朴简单。
　尽管暂时离开了饥饿，但几乎每天都是昨天的重复，远离社会生活主流，仅仅为生存而挣扎的生活状态，却令人对此生前途生出深重的迷惘和忧虑；在前不久偶然找到的业已泛黄的当年日记里，曾经记有这样的感受
  “飘过蓝天
    掠过白云
    双飞燕张开轻盈的翅膀
    飞过水面蓝天
    我不知道
    在遥远的水平线下
    是命运灿烂的微笑
    还是青春阴暗的坟场？
    我只知道
    命运的斯芬克斯
    以她似笑非笑的神秘
    静侯在远方”。
  尽管“做普通劳动者”“一切听从党安排”早已是流行和时尚。但就这样度过一生，实在于心不甘。
　那时、中苏关系已明显恶化，从几经转展到手的《参考消息》上，有关“人民公社加大锅清水白菜汤”和“苏维埃加电气化加土豆烧牛肉”“核大战并不可怕”和“核大战一旦爆发，人类将全部将毁灭，亲爱的中国同志，将由谁去建设共产主义”的争论，更令我出自本能的对未来命运感到忧虑、恐惧。
　最初让我受到触动的，是由右派们最先唱起，而后在捕鱼队广泛流传的《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每当暮色四起，群山远隐，三两只双飞燕的剪影，从朦胧的湖光山影下匆匆掠过时，总会或远或近的响起阵阵深邃、凝重、注满忧郁和悲沧的旋律。令人恍然想起在严寒广袤的雪原上飞快驰过的雪撬，想起漫长得没有尽头的流放之路，想起在晦暗的命运前，那些苦苦坚守着信仰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坚贞美丽的妻子……在迷茫和逆来顺受中几近麻木的心，就像被一只手轻轻抚过一样，溢满温热、泰然、宁静和力量。
　此时，我总是满怀向往地猜想；那些右派一定在这些歌里注入了他们全部的人生感受，才使这些歌如此深邃动人。他们一定是想起了当初投身革命的热诚和抱负，想起因此遭遇的不平和坎坷。当那些恍如隔世、迥然相异的人生际遇涌上心头时，他们是平静？后悔？不甘？愤怒？甚而不堪回首？……
　最令人迷醉的是晚炊之后；三五只“双飞燕”系在一起，“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在水天澄彻的月影星辉下，在浩淼空阔，“逢虚御风”般的飘飘然中，听老捕鱼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讲他们真实而惊人的“反动言论”，和各具特色的抗争。讲他们的传奇般的革命经历，讲他们57年时因为反对甚么、主张甚么、说过些甚么，与谁结怨而被打成右派。
　李南力，陈孟汀，陆光特，孙静轩，吕琳，谭显殷，詹光……这些当年满怀理想，为建立自由、民主、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中国，义无反顾选择了危险的热血青年；解放初期的高干，诗人、作家、艺术家。时下的“死硬右派”们，在随时面对生与死的绝境下，居然还有指点江山，粪土王侯的气慨。
　记得62年初夏，渔场当局印发过一份有关“阶级斗争”的学习材料。其主要内容是谭显殷，曹铮淦、高志长几个前团市委右派，攻击反右、大跃进、三面红旗，散布自然灾害恐慌，甚至回忆以前吃过的菜肴，藉以“打精神牙祭”的“反动言论”。那些直逼生活真实，犀利异常的判断和思辨，对我们这些在言不由衷的假话和歌德中早已昏昏欲睡的年青人，不仅有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快感，更让人对这些却从未谋面，却活得真实而勇敢的右派生出强烈的敬意。
　还有延安抗大，鲁艺出身的李南力，陈孟叮，吕琳，每当捕鱼队员谈起他们不时的语出惊人，厚道义气和敢于担当的轶事，无不充满敬意。
　最令我敬佩的是；即使在逆境、高压、饥饿和恐怖下，那些右派也活得真实而勇敢；据说曾经被老头子称之为“红小鬼、自己人”，因为坚持“旅行写诗”，对抗延安文艺讲话精神而获罪的诗人孙静轩。一次和某下放干部发生争执，当恼羞成怒的对方照例以“右派居然敢对抗改造”为口实准备动粗，孙静轩毫不犹豫的提起一只桨脚道；“不错、我是右派，但更是人，今天你只要动一根指头，老子这一百斤就不要了。”吓得那个一向欺软怕硬的下放干部再也不敢吱声。以致捕鱼队的年青人一谈起他，都要伸出拇指直道“好汉”。
　不仅我们这些长期身处“化外”的“打鱼仔”，甚至良知未泯的中层干部，也对那些“死硬右派”充满敬意。时任渔场机械厂厂长，前团市委轻工部的肖伯均，私下里曾经好几次对我讲过陆光特的传奇经历；这个当时刚刚被发展为预备期党员的重大学生，在组织突遭空前破坏时逃回家乡，利用家族在当地的影响，竟发展了一大批当地党员，在川鄂边区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地下武装。解放后，在市委组织部处长任上，因为才华出众和直言不讳而遭至嫉恨，竟然在审干时被当成假党员隔离审查。（据说经他发展入党的好几个湖北籍党员，当时已官至省委部长、厅长）而后又理所当然的被划成极右。他不仅始终不承认“反党罪行”，竟然不时语出惊人的针砭时弊。即使多次被批斗，被“打态度”，却从来都是以冷硬的沉默应对，绝不认错。令肖伯均敬佩唏嘘不已。
　尽管初出茅庐，但“特嫌”加右派的家庭苦难，个人遭遇的屡屡不公使我至少懂得所谓“反动言论”多是深藏于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真实感受和思考。但在处处充满逢迎、假话和做戏的现实氛围中，有几人敢于直接道出？谁敢说出来？反右的前车之鉴，眼前右派们正挣扎其中的生存绝境，便是现实样板的“必然下场”。但偏偏就是这些被打入另册，身处逆境的“死硬右派”才敢于直言道出。即使如渔场当局所说，那是“破罐破摔”，但没有直面真实的大勇，没有随时准备为真话付出代价的担当，谁敢？
　事实上，对右派份子的“思想改造”，是将他们驱赶到生死边缘，迫使他们为了生存放弃尊严和坚守，放弃思考与判断，直至成为“驯服工具”的绝境下进行的。显然“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对理想、对价值无怨无悔的坚持，直至献身的决心。
　至今，只要一想起长寿湖，就会想起狮子滩阴沉晦暗的天空，积满泥浆的公路，秋风萧瑟下的冷雨，想起那些三三两两，或者偊偊独行，穿着开花棉袄，肩挎帆布挎包，足蹬溅满泥浆的长筒胶靴，一边走一边贪婪香甜的喝着清得象米汤一样的稀饭，脸呈菜色，面目浮肿，神态各异的右派。想起曾经数次亲历过的恐怖场景。
　60年在农场青滩工区参加双抢，我和四五个手握稻秧站在水田里的同学，曾战战兢兢、满怀惊恐的隔着4、5根田坎，远望着工区大门前，几个彪形大汉，将一个“装病”的右派，打得满地打滚。那个右派“我不是装病，我不是装病呀”的惨叫，吓得一行4、5个同学直到吃午饭，端碗的手都在微微打颤。
　还是那年10月，参加农场飞龙工区的双秋（秋收秋种）会战；因为饥不择食，开荒时大嚼茅草根，不久就腹痛如绞，赶到医务室时，那位一向和蔼亲切的女医生，正对一个面目浮肿脸色惨白的右派连声喝叱，“赏”给他一粒止痛片后，对他一再要求多给几粒的苦苦哀求，硬是不理不睬脸若冰霜。见我颇有戚色不忍，这位医生半是开导半是辩解的对我道；“小黄，你莫看他们现在可怜，你不知道，他们向党进攻时，一个个西装革履眼睛朝上的样子，我气就不打一处来”。真的吗？多鲜明的爱憎！她当然不知道；此时这个右派遭遇的凌辱，令我不由想起了同是右派的四伯（继父），林哥哥，三舅和九爸，也许他们也正在遭遇着一样的羞辱。想起当年和这位医生一样“立场坚定”的嫡亲七婶，在课堂上对年仅13岁的我整整一节课泼妇式的诅咒和羞辱。按捺着不断涌起的不平和鄙夷，我假装懵懂的问她“X 医生，啥子叫西装革履？眼睛朝上是不是翻白眼？是不是这样？”说完，满是鄙夷和愤怒的盯着她。趁她一阵惊愕，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我连忙假装内急，哎哟哎哟的叫着急急躲开。深恐控制不住，说漏嘴被抓住把柄。
　我至今仍忘不了那一刻的汹汹而起的恐惧不平和愤怒；撕粹人仅存的最后一点尊严，就是思想改造？就是阶级立场？是嫉妒？报复？是持强凌弱？是急不可耐的忠诚表白？改造思想就得如贱民、如奴棣？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视为比生命还重要，时刻准备为其献生的社会理想？如果当年那些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在最后一刻得知他们所追求所献身的“新社会”，就是不断制造敌人，制造贱民和恐怖，践踏人的尊严和良知，他们还会视死如归？我甚至不敢继续想下去，恐怖和冰凉已寒澈全身。
　我也见识过“左”得毛骨棘然的右派；62年夏天、中苏论战已见端倪，“苏维埃加土豆烧牛肉”，令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暗中羡艳不已。但偏偏有一位曾经相当知名的讽刺诗人，多次半是炫耀半是表白的当众宣称“我一听到土豆烧牛肉就想吐，那是对共产主义的亵渎”。类似这类明显有违常识良知的虚假表白，此公不仅张口就来，流畅异常，没有丝毫脸红和犹豫，甚至视为骄傲地反复卖弄。据说、此人智商高得惊人；几千上万字的文章，看一遍就能背下来。即使到现在我也不相信，那些表白有丝毫真实。听人讲，当嘻嘻哈哈的“龙门阵”吹得正欢，他会突然跳出来抓住某人一句话，正气凛然的大声呵斥“你反动”，令所有人，都吓得汗毛直竖棘然噤声。以至一见此人，连我也得远避三舍小心为妙。
　崇敬英雄崇敬硬骨头是我们那一代的共识。同是右派，同样面对着屈辱、饥饿和恐怖，反差如此巨大。让我对那些“死硬右派”们油然生出深深的敬意。谁都清楚；拒不认罪，坚持“反动立场”意味着甚么。毕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是多数人都难达到的境界。
　还在水产校时，就多次听文学课老师以无不惋惜的口气，讲起过正在农场劳改的大诗人孙静轩；据说这个13岁就参加革命，颇富才华的青年诗人，就是因为坚持旅行写诗，不愿深入生活，对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堕落”成了右派。尽管还是不黯世事的少年，但我的继父，大姐夫，三舅，九爸（反右前，他们分别是16中教师，北碚区委宣传部干部，云南有色金属选矿实验室总工，高教部部长助理。除继父外都有从事地下学运的经历。）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使我很早就懂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过是那些手握大权，毫无道德约束，从来不遵守道义规则的忌贤妒能者，那些随时都想着踩在别人的头上升官发财的小人、恶人，借运动之机，信手的拈来的，藉以清除异己，扫除满足其欲望障碍的，最具威力最普适的武器、借口而已。
　还在初中时我就读过孙老师的《海洋抒情诗》，《献给母亲的河流》。那些年、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体验的我，每读起后者
  “在无数个黄昏
    在混黄的河边
    我久久地
    和船上那个赤身露体的孩子
    用饥饿的眼睛默默对望”。
  “在汨汨水声里
    我倾听着船夫脚底的皮肉和船板摩檫时
    那低沉的叹息”
总是升起一阵感同身受般的迷惘和凄凉。自那时起，从小就喜欢读诗写诗，一直幻想着有一天成为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诗人的我，就暗自生出一定要拜见这个大名鼎鼎诗人的强烈愿望。
　62年盛夏趁返渝探亲前夕的空档，确知孙老师就在同心岛右派学习班后，忐忑不安的抄了几首小诗，附上一封请教信，通过邮局直接寄去。回到重庆仅三天，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就飞到了重庆家中。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在给了我“看得出来，在诗歌创作上，你是有前途的”“我愿意在今后给你更多的帮助”的同时，也希望我能提高文学素养、认知能力，增加生活、社会阅历。信未、还邀我于 8月28日和他面唔。
　首次在农场招待所见面，是他和李武贞正式结婚登记日子，也是他离开狮子滩，前往省文联报到的前夜。我这个懵懂的尚不谙世事，一心幻想着通过诗改变命运的少年，是这场婚礼的唯一参加者。没有丝毫拘束、忐忑和不安，我们谈诗、谈文学，谈那场令党内良知、中国良知集体陷落、禁声的“反右斗争”，谈自那以后，个人、家庭的命运、经历和感受。直到晚上10点方才分手。这个早就以“白眼向青天”和“孙浪子”而著称，并因之开罪了不少权贵的诗人，除了谦和，质朴，和从骨子里透出的自信，率真、热情外，竟没有丝毫傲慢和矜持。正如他所言“真实是诗的第一生命”般真实。
　孙老师的鼓励，对在迷惘无助中徘徊的我，无异是一道明丽的曙光，我开始如饥似渴的阅读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观止》和艾青，聂鲁达、普希金的诗。那些美好崇高的情感，那些睿智，那些博大精深而又迷人的文字境界，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划船时默诵，休息时手不释卷，完全沉醉在先贤们的思想和文字意境中。
　精神的充实，必然引来从性格到习惯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和右派老师们的频繁接触，公开称他们为老师，不由引来了某些急切盼望着“立新功”，藉以获得高升的人的关注。
　大约在当年 9月，时任捕鱼队副大队长，脸上随时挂满天使般优雅亲切的微笑，令我一直颇为信赖的原水产校总务主任；在一次偶然相遇的闲聊中，看似无意的问起我对未来的想法，毫无戒备的我，竟天真的以为是老师的关心，毫无戒备的将成为诗人的向往，对孙老师的感激和崇敬，不吐不快的倾泻而出。不久、在捕鱼队的“社教”动员学习会上，就是这位副大队长在“补充几句”时，突然一改平日的温文尔雅，声色俱厉的用那双藏在眼镜后面高深莫测的眼睛，直直的盯着我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有觉悟的普通劳动者，不是精神贵族！更不是公开对右派份子一口一个老师的人！这个阶级立场和大是大非都存在严重倾向的人，如果不迷途知返马上回头，就是社教的重点！”尽管自此、我对这位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的老师，充满了鄙夷不齿，敬鬼神远之。但绝对没有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
　63年初，我经捕捞队，网具实验班，突然调到水研所。不知是有意或是无意，宿舍竟被安排在右派学习班宿舍的外间。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觉的我，则依然保持着每晚看书到深夜的习惯。并与和我仅有一墙之隔，经常就元曲、《古文观止》中的名篇、名句和典故轶事为我解惑的聂云岚老师，结成了师生加朋友式的，长达一生的情谊。
　大约是当年 3月，当雷锋日记成为每天学习的唯一内容时，一度“暂缓”的社教运动重新启动。我突然由水研所的人工繁殖试验组调整到基建组，每天和几个右派历反一起合砂浆，挑片石。以往亲密来往的同学，突然对我躲躲闪闪唯恐避之不及，方才使我猛然惕惧；几个月前、那位“老师”的威胁，绝非空来风，且已经成为逼近的现实。
　正当我惊惶不安却又束手无策，如待宰羔羊般战战兢兢时，经同在水研所基建组一位右派老师看似不经意的暗示：“劳动法有规定，有病可以申请因病退职”。我马上以曾在水产校课余劳动时腰部受伤、旧病复发为由，每天交一份《因病退职申请》。在长达半月的时间内，每顿只喝一两稀饭装病。每当饿得快要挺不住时，住在宿舍里间，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聂云岚老师（重庆出版社编辑，原《民间文学》编委）多次趁四下无人，或假他小儿子丹陵之手，（丹陵当时还是一个拖着鼻涕，尚未上小学的小孩，但在为人上已颇具乃父的侠义之风）偷偷塞给我一两个包谷粑，才使我从饥饿、恐惧中挺了过来。最终获得了农场人事科以“只能自动离职”为条件的恩准。（现在想来，这个条件是人事科那些良知尚存，但又深恐事后遭到追究的干部们，绞尽脑汁才作出的，进退有据的万全之策。令我至今还对他们深怀感念和敬佩。能想出这个“滑头”的办法，起码需要良知和智慧。和水产校那个老师相比，高尚和卑劣立判高下、泾渭分明）也许，为了日后有更大的回旋的余地，他们也留了一手；以派出所所长不在狮子滩，办不了迁移为由，让我空手回重庆等待。
　早在当年春节，得知多数“出身反动家庭”的初中同学，凭着优异成绩考进了大学后，一直艳羡不已。此时回到重庆，无异是天赐良机。所以一回家，我就兴致勃勃的投入紧张的复习，准备参加当年高考。（初中毕业时因为家庭困难，无力供我读普高，使我和大学失之交臂，一直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和伤痛。）但直到 5月中旬，高考报名即将开始，户口依然杳如黄鹤，令在40中任音乐教师的母亲急了。她匆匆调了两天课，加上星期日，只身赶往长寿湖为我索要户口。当得知我因为和右派交往密切，已经受到党委高度关注，也因此两手空空，气急败坏的返回重庆时；又在楼下的信箱里发现了孙老师的来信。早已在历次运动中吓成了惊弓之鸟的她，立即招来大姐、四舅和全家兄弟姐妹，召开了紧急家庭会。先动之以亲情，后晓之以利害，对我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我立即断绝同右派老师的来往，并交出孙老师的所有来信，从长寿湖换回户口。如果我照办，家里将全力支持我复习参考，否则家里拒绝接受我。
　我清楚，一旦回到长寿湖，不去构陷那些有恩于我的右派老师，就必然会被打成反面典型，这个本已风雨飘摇的家，将陷入更为支离破败的困境。但从小就受到的教育，做人的起码原则，却不容我按“组织意图”反诬他人保全自己。更何况我深深敬重那些右派恩师，是他们让我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在苦难中有了追求。懂得了在物质利益和荣辱之上，还有更高、更值得用一生去坚守追求的道义和操守。也更清楚，唯有心地磊落，品德高尚才可能写出真正的好诗。叛卖恩师和友人就是堕落的开始。我抬出林哥哥，三舅，四伯（继父）九爸被打成右派的事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理解。然而、在家庭的现实安全面前，平日里一直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的大人们，此时已顾不上那些于现实威胁毫无补益的道义原则了。尽管对我的反驳无言以对，甚至面有愧色，但却始终坚持要我断绝同右派老师的往来，毫不退让。
　我当然拒不从命，直至僵持到午夜，方才不欢而散。
　自此，家里的气氛紧张起来，焦虑惊恐的母亲每天放学回家，不是对我视而不见就是厉声呵斥。由于户口被扣，没有粮食定量。一旦断绝了家人勒紧裤带省下的粮食定量，生存顿时就陷入绝境。但为维持起码的尊严，争一口“饿气”，我开始了清早出门，深夜方才归家睡觉，整天泡在市中区图书馆的半流浪生涯。靠黄珏、武辉夏、严中和几个朋友，更有当时正在重庆养病的聂老师的慷慨接济，经常一天只啃一个烧饼，饥一顿饱一顿的熬过了那段在炎热中苦苦坚持的夏天。
　眼看高考报名期一天天逼近，户口依然不见踪影，本该理直气壮向长寿湖索回户口的我，却不敢踏进狮子滩半步——从长寿湖回重庆探亲的同事满怀惊恐的向我透露，社教已经开始，在动员会上，党委领导已点名将我称为“被右派拉过去了的小青年”。此时回到狮子滩，不仅拿不回户口，肯定将成为那些急于向上爬的人们，最中意、最方便现成的垫脚石。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直同情我的大弟弟偷偷透露给我的噩耗；母亲又去过一次长寿湖，依然是空手而归。
　大学梦如美丽的肥皂泡迅速破灭，绝望怨愤中，我一连几天在储奇门河边昼夜呆望着混浊的江水，好几次在露宿于河边的噩梦中醒来后都想一死了之。然而、我还年轻，人生还有多种选择，稍遇挫折就去死岂不是太窝囊，太没有出息。长寿湖不给我户口，是想逼我回去“认错”，去污陷我的恩师，老子绝不上套。读不了大学老子照样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园我的诗人梦。总有一天他们会将户口寄还给我。于是；努力忘淡失落绝望与饥饿，倔犟的打起精神，照样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去报社宿舍的聂老师家，听他讲述、探讨和欣赏唐诗、宋词、元曲中的名篇名句，讲历代的闻人轶事。或者如痴如醉身临其境般，听他讲《基督山恩仇记》《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讲经他精心改编的《玉娇龙》。（我敢说，无论就情节设计，场景的铺陈、气氛的营造和渲染、人物性格形象的生动逼真，人文、民俗、艺术、思想的启迪和冲击力而言，都是此生难得的享受。当代那些尽管场面宏大、华丽，但却满是矫揉造作假深沉的肥皂剧，绝难望其项背。）仿佛每一天都沐浴着新鲜明丽的阳光。忘记了狰狞的命运，忘记了不久之后将面临不得不再次下乡的噩运。
　高考结束不久，终于盼到了长寿湖寄回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信封上的邮戳刚好是的 7月 7日。看来，压着户口，不让我有任何参考的机会，早就是长寿湖当局对我的惩戒底线。
　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倔犟和选择，我一直怀有庆幸和骄傲；没有右派恩师们的潜移默化，也许我就会在斤斤算计眼前的蝇头小利中，蝇营苟且浑浑噩噩的度过此生。尽管因为“不识时务”，不甘“与时俱进”令我多次与“机会”檫肩而过，终身与金钱和权势无缘。但却使我始终有一种对金、权不屑一顾的傲骨。贫穷也好，富裕也罢，至少良心是干净的，人格是完整的。也因此使我在那些身居高位，拥有巨额财富，但在利益诱惑前依然是一脸媚颜，膝盖腰椎始终拘偻着的同辈前，多一份清醒、自矜和骄傲。
　考不了大学，但毕竟户口到手，本可在重庆找一份工作，那怕是临时工，一边谋生一边继续做我的文学梦。但在这个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故乡之城，在这个有四个右派亲人的家里，自得知我已定为“被右派份子拉过去的小青年”，并死不回头之后，这个曾经让我倍感温暖的家，已变得像地狱般阴冷。早已吓得杯弓蛇影，惊恐不已于大祸将至的母亲，用令人辛酸的冷漠与沉默明确的告诉我，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我是全家的灾星……。
　这座熟悉亲切，曾经将做人的价值和要义溶进了我血液的故乡之城，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除了去到比长寿湖更远的农村，我已别无选择。
　63年 7月大竹云雾茶场到街道办事处招工，走投无路下，我当即就报了名。
　8 月中旬一个阴霾的早上，历经了几个绝望难眠的昼夜后，我终于平静下来，以一种近乎“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决绝，随同 120名知青，登上大竹驻军的六辆军车，在一派决绝的肃杀与凄凉下，离开了十多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之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之久，交织着苦难与抗争，迷茫与求索，彷徨与追求，放弃和坚守的人生之旅。
　时隔多年，每当提起当年逼我重新下乡的往事，母亲就愧疚不已。然而、在那个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年代，为保住这个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家，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完全悖离断裂的年代，牺牲理想、践踏道义、甚至骨肉亲情，以换取现实安全的悲剧，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

ys1937

二、“被拉过去”实在是一段愉快的过程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暗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舒婷

　其实，“被拉过去”是一段相当愉快的过程。
　此外，“拉”一字也严重失真。事实上，是我自己，是环境，那些右派老师的人格魅力，驱使我不由自主地向他们靠过去的。
　那些即使深陷泥沼却一身阳光的右派身上，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磁场和引力，他们的雅儒、阅历和学问，他们宠辱不惊的泰然自重，本身就有一种鹤立鸡群的优势和高贵。对自幼就在学校的知识分子间长大的我，更是久违的熟悉和亲切。和捕鱼队员间的耿直粗野和直白，和干部们“曲儿小、腔儿大”式的故作高深和无时不在的高高在上相比较，孰优孰劣显而易见。何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和人之间本就存在着由异同决定的相吸和相斥两种反向力量。
　更何况，在那些右派中间还随时有歌声响起，那些歌能催人暗中沧然泪下，能走进心里，引起共鸣震荡，唤起一阵持久的暖意、能使心头挥之不去的伤感和困顿，激荡升华成一种力量，自信、尊严和勇气。
　除了最初在捕鱼队听到的那些苏联东欧歌曲外，最令我震撼，让我在歌声里感触到他们深藏于内敛之下，誓与苦难、与不公、与逆境抗争到底的桀骜和骨气的，是《川江号子》。
　62年初夏，捕鱼队在同心湾作业，晚餐正要结束时，从学习班方向隐隐飘来一阵《川江号子》；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以徐缓的“哎——哟喝喝”领唱，与低沉的划桨合唱声“海咗，哟儿喝”紧相呼应。在月影星辉交相重叠、湾岔众多、空旷寂静里颇多神秘的湖上回旋。令人不由想起童年、故乡，想起冬天上学路上从厚重阴湿的浓雾里，从江面传来的号子……。那种久违的亲切熟悉，有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和神秘，美得令人心头发热、发颤。
　有人喊了一声“走”，几只双飞燕立即扑进湖心，在急促的“哗、哗”水声里，争先恐后向学习班方向奔去。
　赶到学习班院坝时，《川江号子》刚好进入激烈昂扬的高潮。由人称“范大汉”范国瑞（平反后一度担任市话剧团长，直至劳累成疾病逝于任上）响彻行云般的领唱，正在纳凉的人们，全都配合默契的加入合唱，与领唱紧紧呼应。激越的旋律里响彻着浪花的喷溅，江流的揣急呼啸，桨声的急促，令人仿佛感到滴着水珠颤颤悠悠的扦索，勒进肩头，绷紧着生死决战中的热血贲张。他们好像已经不是在抒情、在陶醉，而是借助歌声让悲愤勇气和力量在痛快的喷发，是抗争到底的决心如烈火般的燃烧和宣泄。是男儿血性的呐喊和呼号。
　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感知到这些平日在沉默中低眉内敛的人们，那坚硬异常的骨质。烈火般炙热的胸怀。
　回到船上，就着马灯我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写出了十余行的短诗；
  “哎——嗨
  仿佛是一阵悠远的长风
  自高天云缝间洒下
  紧接着，是炙热的岩浆从地底喷泻而出
  从四十八张宽阔的胸膛涌出沉雷般的呼唤
  于是、四十八人的腰挺直了
  四十八双腿迈开了
  从四十八双脚下卷起了雷霆、旋风
  ……
  永远不会在重压下弯曲的脊梁
  肩负着我们的时代
  ……”
  尽管始终未能脱离慨念的巢穴。但毕竟有一点热血贲张的余韵。
　也许正是这首小诗唤起了孙老师的共鸣，才使以“白眼向青天”而著称的他接纳了我这个尚在诗歌殿堂外徘徊的学生。
　孙老师的接纳和肯定。无异也让其它那些右派老师同时信任地接纳了我。从而顺利的开始了“靠”过去的愉快进程。
　不久，我从旋网队分到绳鈎班，所谓绳鈎班，不过是将我们五人连船带人租给长寿县长江渔业社的渔民，每人一船专为渔民划船。一叶孤舟窝棚，从拂晓到深夜，每天如孤雁穿越在寂然无声、人迹罕至，满目衰草枯树、烟水茫茫的湖港湾岔。在每天两次，长达十七八个小时的单调中，如牲口般在沉默和孤独中重复着收鈎、取鱼、排鈎、放鈎、煮饭、睡觉的流程。枯燥疲惫，仿佛被遗弃在世外，使渴望交流、渴望友谊的愿望格外强烈。
　好在每隔三四天，绳鈎师傅就得返回狮子滩乘车去长寿卖鱼，收集蚯蚓，最快也得第二天中午方能返回。这本是珍贵难得的二十几小时，却因几个好友都分散在渔场各处而难得相聚。能在狮子滩见到，并引起兴趣，能够交流的唯有那些轮休上街的右派老师。
　一次，搭乘绳鈎船回同心学习班，在争着划船的近四小时行程中，一路海阔天空的愉快交流，使我和陈初蓉邢传俊很快就结下了友谊。他们的谦和开朗，热诚又不乏自信和矜持，没有丝毫颓唐的大气泰然，令人顿生好感信赖。陈原是市委宣传部干部，（改正后在重庆市新闻出版局任上退休）邢曾经是原付市长邓垦的秘书，据说都是为一个朋友鸣不平才被划为右派。由于时隔多年，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话题。但邢传俊谈起在市委的往事时：“任XX啥本事都没得，只晓得搞女人”一脸的鄙夷和冷峻。陈初蓉说起“好吃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时，那一脸的向往和馋颜欲滴。时隔半个世纪犹如就在昨天。
　那时，随着三自一包的推行，饥饿的阴影已有所消减，但经年不知肉味的日子依然难捱。一次，趁绳鈎师傅回长寿渔业社学习的空隙，我特意划船去同心找到陈和邢，在农家菜地挖来百余尾蚯蚓，放了一盘绳钓，仅仅一个多小时后就钓得近十斤鲶鱼和石扁条。在农家用苞谷面蒸了一饭甄子粉蒸鱼，三个人吃得满嘴腥味却心满意足。也就在那天下午，在学习班的集体宿舍里，我第一次惊愕的听到了那位左得可怕的讽刺诗人，挑战式的“我一听到土豆烧牛肉就想吐”的忠诚表白。正当我既愤怒疑惑却又不知如何应对，只能用鄙夷的眼光的死死盯着那位诗人。不知何时走近的聂老师急忙站出来圆场“小黄，欢迎、欢迎，来，我给介绍你一下，这就是著名的讽刺诗人 X老师XXX，X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大才子，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他只看一两遍就可以一字不漏的背下来。以后你可要多向他请教”趁那位诗人愣神之际，不由分说的就拉着我就远远避开。在送我回船的路上，陈初蓉反复嘱我，以后千万要离这个人远一点，学习班里惟他最左，都知道他言不由衷，但却个个都怕他。
　恰好那时渔场新来了几百名应届高中生。其中颇不乏“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颇多“阶级觉悟”的积极分子。尽管只有几个人，但一旦领教后就深知其恐怖。只要一言不慎，一句无意的出轨就会被抓住尾巴，当面大义凛然的指出你的那句话不正常，有问题。如果不服气争起来，最后闹到领导那里去。结果则毫无悬念。更恐怖的是和大家吹牛时，他就坐在一旁，把你的话一句句过筛，一旦抓住辫子就向领导汇报。就成为学习会上的靶子，遭到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以至吃过几次苦头后，每遇到这些人，我就不得不变成刺猬
  “每时每刻都向世界放射着警惕的利剑
  而自己也被剑包围”。
那种喧闹中的孤独，如临深渊般的恐怖，无异度日如年。所以，只要有机会能离开，我就往右派堆里凑。事实上，也只有在右派老师中间，才能有海阔天空，才有轻松和放开。
　在他们当中，周围都是善意欣尝的目光。错了，他们会纠正你，委婉的教你该怎样说、怎样做。困惑不解时他们会指点你，有哪些路径可以脱困。根本不用字斟句酌，不用绷紧神经。
　于是，和右派们的接触日益频繁随意起来，每走进他们当中就倍感亲切。记得有一姓罗，个子不高却十分精干整洁，经常独自哼着《嘉陵江上》或托赛里《小夜曲》，重庆某中学前音乐教师。每次见面，他都热情的邀我跟着他一起学唱《小夜曲》《嘎哦丽泰》《嘉陵江上》。在那些炙热忧郁悲沧乃至激昂的旋律中展开想象，体味着一种陌生却又十分亲切似曾相似的意境和情调之美。
　聂老师，水产界的老前辈王效舍。还有那个高大结实、大而且黑亮的眼睛始终溢满笑意和自信的女右派崔京生。那个相貌英俊举止雅儒潇脱，说话总是带着微笑，慢声细语娓娓道来，年仅22岁就在钢铁设计院被划成右派的小伙子（惭愧、我至今一直想不起他的姓名）。还有身材高大匀称，一双大脚，走路虎虎生风的篮球运动员蔡志奎。把叶子烟卷成雪茄状随时含在嘴上的体委裁判王成福。三四月份了还载着一顶贝雷帽的来自延安“鲁艺”的画家吕琳……。可能他们早已经忘了我，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都还记得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耳边还响着他们一口一个“小黄”充满暖意和关切的招呼声。
　有一位个子敦实，名叫邓万华，来自市总工会的右派老师，经常独自一人对着重庆方向，用他那厚重且极富磁性的男中音，唱电影《宋景诗》的主题曲
  “高高的吕梁山重山
    咆哮的黄河水连天
    山高水险难飞渡
    黑旗转战到哪年
    ……
    大雁高飞过平原
    黑旗转战又几年
    ……
    仇报仇来冤报冤
    不渡黄河誓不休”
唱得人从满腹悲凉到热血贲张。很快就成了我的好友兼音乐老师。一到休息下班两人就凑到一起，在“不渡黄河誓不休”的悲沧慷慨中，一起向往着何时能解除流放和苦役，回到重庆，重回家乡。
　适逢学习雷锋运动拉开序幕，每天读、听那些今天送一个步履艰难的老太太回家，明天给某家庭困难的战友家中汇去几块钱，然后就是表扬与自我表扬式的格言和内心独白。开初还有几分新意，但反复多次就味同嚼蜡。明明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扶危济困和急公好义，却偏偏要贴上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标签。尤其是“秋风扫落叶”之类的狠话，更令人心惊肉跳的想到当面斥你“有问题”“反动”的那些积极分子。所以每逢学习讨论雷锋日记，我或者干脆一言不发地心鹜八极，或者借口解溲悄悄开溜。
　在那些场合，只要你在场，一味沉默逃避就是态度问题。必须发言。但发言又必须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心里仿佛塞满了茅草。
　而和右派老师们在一起时则不然。他们最多只对雷锋日记来两句“文采不错”的不痛不痒，对那些不着边际，无限拔高的豪言壮语一律绕开避而不谈。尽管心知肚明地绝不越雷池一半步，不作任何正面或负面的品评感想。但不评价的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态度，一种取舍。
　但即便如此，仅仅因为和右派老师们走得近，因为称他们老师，“被右派分子拉过去了的小青年”就非我莫属。如果不是装病及时，不是人事科那几个良知未泯的干部佯装官僚，让我以“因病自动退职”的方式侥幸逃脱，在渔场文革前那次社教运动中被送往峨边劳教就不是肖顺伟，而是我。
　几十年过去了，之所以对“被右派分子拉过去了”之说一直耿耿于怀，不仅因为这句话，差一点令我身陷囹圉、令我即使回到了重庆却有家难归，令亲人反目，被再度赶下农村。也不仅因为这句话在“拉”和“靠”上严重失真。更因为这种借助权力强行加诸的意识形态分野，本身就是真和假的分野。它无时不在潜意识里以阴森和冰冷威胁唤醒着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追求真实，你就是“右”。假话顺从，你就是革命的，是左派，即使不能升迁，至少可以平安。。
　事实上，渔场当局之所以把我当成反面典型，是出于社教运动的需要。恰好我又是和右派老师们走得最近，最公开而没有顾忌的（记得长寿湖的好友莫德忡、汤家齐都曾多次忧心忡忡甚至火冒三丈的警告规劝过我。但每次小心翼翼的收敛几天后，却又忘乎所以故态萌发。）尽管，除了音乐、文学和个人际遇，我们从来都没有涉及过时事政治。从来对敏感话题都是小心翼翼的避而不谈讳莫如深。但却因为组织需要，运动需要，“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领导人眼里，所有人都是工具，是哪里需要就拧在哪里的螺丝。而不是一个个具体鲜活必须敬畏呵护的生命个体。要你是甚么，你就得是甚么。绝对没有选择。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那种环境。是那些自己言不由衷，同时要强迫他人也要言不由衷的马屁精们。是那种暧昧的，指鹿为马式的氛围和语境，将我推到、逼到右派老师当中去的。人都是群居动物，都害怕孤独寂寞，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即使身处闹市，说不到一起，也会有身处深山的寂寞。更何况那些右派老师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阳光和磁场又如此难以抗拒，才使我在寂寞孤独的压力下不由自主的向右派老师们靠了过去。而且，一旦进入其中，就会非常愉快，就会在“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原来可以这样去对应”中成熟起来。
　有了这样一段润物细无声之下的潜移默化，此后，每遇困厄和灾难，我就会想起长寿湖那些右派老师，就有了绝不轻易折腰的自信和坚持。才使灵魂常识少有扭曲和污染。良知里少有沉痛和愧疚。——都得益于这一段经历。
　这是一笔受益终身的财富：感激命运的恩赐，让我幸运地有过那样一批优秀的榜样和良师益友。

ys1937

三、诗魂，从涅磐中崛起

　——从《向左进行曲》到《二十一世纪》
　我绝不申诉
  我个人的遭遇
  ……   
  我的泪水和愤怒
  也许可以平息
  ……
  但是、为了那无声的责问不再使人颤栗
  为了一度露宿街头的画面
  不再使眼睛无处躲藏
  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
  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
  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
  为了民族的这份崎岖
  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
  我要求真理！
　——舒婷

　一、从苦难里超越
　03年 7月孙静轩老师去世当天，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和祭幛从省文联宿舍的小院挤出来，一路摆满了长达千余米的红星路中段。诗人和学生彻夜在遗像前朗诵他的诗作，从当天下午直到黎明。
　自从当代诗歌以冷漠的背影远离了这个世界的苦难、眼泪、梦想、坚守和求索，以“本来就没有打算反映或表现任何主题和意义”的荒诞和自以为是，陶醉于小儿科式的“反叛”和“创新”，完成了从现实世界的自我放逐以来。如此自发隆重的悼念诗人的逝去，至少表明，这块欲望横流的精神荒野，如久旱的大地盼望甘霖一样，期待着“文以载道”的回归，渴望着文学的灵魂——真实勇敢的回归。对于真善美，人心依然是一块深厚的沃土。
　这些年、每次读孙老师的《二十一世纪》，都仿佛是一次在历史炼狱的穿越，在回顾人类的灾难、愚昧和贪婪、审视自己的丑陋与怯懦中，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在天道、人性和良知下经受洗礼：
　“蚂蚁似蝗虫般的人群
    如大海的潮水喧嚣着向前涌去
    被礁石粉粹、无踪无影地消失
    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走向死亡；
    犹如被镰刀割下的稻草
    一排排倒下无声无息的在污泥中腐烂
    ……
    你们是谁？谁知道你们？
    你们的名字已被时间遗忘
    世界就是这样荒诞
    世界就是如此不公平
    鲜血无名、尸体无名
    赫然于编年史上的、倒是那些嗜血的魔头”
　就像“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追求光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一样。我相信，只要读过这些真实得烫人，真实得残酷的诗句，几千年的历史真实及价值视野就会如烙印般刻在心头。
　然而，在三十多年前，诗人也曾经以同样炙热的《向左进行曲》加入过那场反右主题大合唱。
　历史的荒谬和诡异经常让人匪夷所思，这个毛泽东眼里的“红小鬼”、“自己人”，正在高唱《向左进行曲》的“自己人”。居然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其罪名是“顽固坚持旅行写诗，拒绝深入生活，对抗延讲精神”
　真相则是：在西南作协反右的紧要关头，他竟然公开向左派挑衅，向那个叫曾克的女党棍叫板。
　假如历史能从新选择，重回57年的西南作协，我相信：面对众多战友、朋友、同道，一夜间沦为“右派”“历反”的残酷和血腥。面对那个手持尚方宝剑，凡对她不敬、不屑者，一律“杀无赦”的冷血杀手。他肯定还会用他的“白眼向青天”挑战：“你敢不敢把我也打成右派”。尽管他清楚将招来何种后果，事后还会后悔。但在那一刻，绝不会有第二种选择。
　这不仅是“性格决定命运”。更因为在冰冷卑微的利害权衡，在意识形态分野的空泛宏大之上，还高居着常识和良知，高居着对道义和理性的敬畏，激荡着容不得价值信仰被邪恶玷污的忌恶如仇。对他和当年几乎所有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而言，信仰本就是公平正义，是自由民主。而不仅仅是一堆抽象的政治慨念，更不是高官俸禄和仇恨。也正因为如此，信仰越真，就越是容不得邪恶打着信仰，打着真理的旗号肆意横行。
　所以，他被打成右派是在劫难逃——在和流氓恶棍的较量中，失败的永远都是理想主义者和绅士。
　我常常想，从《向左进行曲》到《二十一世纪》有多远？仅仅是三十多年的时空？是蒙冤后的家庭离散，几成饿殍，眼见身边难友一个个倒下的九死一生？是冷遇歧视下长达十几年的炼狱与煎熬？是因为憧憬巴黎公社原则投身文革，而后又遭遇“走狗烹”下的黑暗绝望？
　如果真如此，何以同样被打成右派，经历过九死一生，同样无数次龃嚼过黑暗与绝望，一旦“改正”恢复党籍职务后，有人的血液就失去了温度？现实世界的眼泪、不公再也难于唤起他们的热情、义愤、关注和责任。除了精确的算计与权衡，除了趋利避害的圆熟和机巧，这个世界的任何灾难似乎都和他无关。甚至连当年的苦难也猥琐得不愿回首正视。
　不错，苦难能让人崇高，但同样也能让人变得冷漠，自私、猥琐和贪婪，变得没有脊梁。缘何？盖因“喻于义”或“喻于利”。
　所以，从《向左进行曲》到《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一万多个日夜的单一重复，更是对个人苦难的超越，是痛苦漫长，甚至是血泪斑斑的脱胎换骨，是灵魂煎熬下的自省和涅磐。其出发原点则无一例外，都始于“义”。

　二、红小鬼的惯性——期待回归的漫长煎熬
　作为孙老师生前的学生和挚友，我不仅亲眼见证了这一漫长过程。更在亦步亦趋中受益颇丰
　62年 8月在长寿湖，在调回省文联报到前夜，第一次见孙老师，他就曾得意的告诉过我：调回文联，是他在邻近某省文联任要职的战友多次斡旋的结果。显然当时的他还天真的以为，凭着众多战友和友人的关照，以他的“红小鬼”出身，以曾经被毛泽东誉为“自己人”的背景，重回到文联，就意味着机会的回归。
　那时，大约每二三十天我们就有一次书信往来，其中一段还清晰如昨：“回到文联以来，我比任何时候都勤奋，也更自信”。天真如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料到，前面尚有十几年的封杀和煎熬。
　６３年春节。在市中区马鞍山他和李武诊那个简陋的家中，我们有过一次畅谈。从上午十点多钟直到下午三点多，几乎都是他在回忆讲述文学讲习所的往事，讲艾青和蔡其娇，讲同代诗人间的情谊。讲曾克们的霸道无耻和在文学上的近乎白痴。兴奋中，他甚至将几包朋友送给他的，当时珍贵异常的《龙菊》香烟硬塞给我，要我学着抽。兴致勃勃的拍着我肩头：“你试试，写诗时抽烟，灵感就会像泉水一样涌上笔尖”。（我长达四十多年的烟龄就从那时开始）显然，对今后的创作前景，他依然自信。
　其实，在79年凭记忆写就的《雾重庆——62年记实，赠燕祥》中，他已经清晰的感受到了被冷落抛弃的寒意
  “南方的冬天，本不该寒冷
    但此时却寒风凛冽，弥漫着大雾
    不远处就是温泉，该去洗一洗风尘
    但温泉属于别人
    你我只能默默地厮守在没有灯光的幕后
    挨肩在长凳上，相对无言
    听那迟缓而沉闷的汾水长流
    好缓慢的汾水呀，仿佛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被赶出社会生活主流，早已令他感到彻骨寒意，但他却似乎更愿意回避和忘却。在回避忘却中等待希望降临。
　然而、就在当年的10月下旬，我去省水产训练班报到路过成都，在位于布后街的文联宿舍第三次见到他时；尽管率真热情依旧，一连两天都兴致勃勃的推着自行车，引我穿街走巷品尝豆花面、麻婆豆腐。偶遇街边的象棋弈局，总是由兴致勃勃的驻足围观始，到不由自主的指指点点，到最后不顾奕者的白眼和抗议，脸红脖子粗的硬要越俎代庖。但一年多的冷遇和遗忘，已在他脸上写满了萧瑟和凄然；那时，不会家务的他，不仅要在女儿降生，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困境中咬牙省下每一块铜板。还得在被视为异类，被冷落抛弃，在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忍耐里，力图通过对现实窘困的无视和超脱，坚持着诗人的骄傲自信。
　就在那几天的一个午夜，一觉醒来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他正泥塑木雕般枯座在浑黄的灯下，烟缸堆满了烟头，空气里满是呛人的烟味。见我醒来，就叫我过去看看他已写了大半，以凉山民主改革为题材的叙事长诗。和原来弥漫着晨雾、阳光、沙滩和浪漫遐想的《海洋抒情诗》炯然相异，字行间浸透了无助和悲凉。其中一段我至今难忘；
  “破烂的窗棂
    积满冰雪
    火塘的余烬早已冰凉
    干瘪的乳房没有一滴乳汁
    哦、我的女儿
    我拿什么养活你？
    我的孩子
    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降生？”
  转过头来，正在床边整理被盖的他，原本尽管瘦削，但无时不散发着强悍自信的背影，竟前所未有的现出了几分拘喽、沉重。显然、坚持和忍耐中的绝望等待，已令他不堪重负。
　此后不久，在我投稿《奔腾》引起微澜前后，他的反应，更是清晰的折射出清醒和冷峻。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觉察。
　那年11月，正在省水产训练班学习，一心想将诗见诸铅字的我，向重庆《奔腾》投寄了几首短诗，不久就收到编辑部的用稿通知，称那些以捕鱼生活为题材的小诗“既富生活气息又不乏诗情画意，编辑部已决定采用”云云。令我在一夜成名的幻想中兴奋了好几天。大约二十天后，又收到编辑部的另一短简，要我务必去编辑部一趟，称有要事面谈。
　元旦前夕水产训练班结束，返回渔场路经成都，我颇有几分自得的拿出编辑部的两封信，满以为会得到他的称赞或夸奖。他看完信后，竟淡淡的“这也许不是甚么好事，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好。听其自然”。犹如一盆冷水，令我不甘忐忑，又颇不以为然。
　回重庆赶到编辑部，接待我的是后来一度成为好友的岳克。原来是原拟采用的几首小诗中，有一名曰《怒风骇浪中——写在生活的起点》，也同时被好友严中以相似的标题、题材、立意和风格投寄到编辑部。
　严中和是经孙老师介绍，于６３年春节结识的朋友。其父严啸虎系以中将衔在成都卫戍司令任上的起义将领。他既是当时重庆颇为知名的《五兄弟》篮球队老大，也是重庆当时颇富盛名的业余诗人。五十年代中师毕业后一直在市中区各中学以代高中文学课维生。为人热肠仗义豪爽大度。在我离开长寿湖回到重庆，于饥饿绝望中苦苦坚守的日子里，他的慷慨侠义和睿智对我帮助颇多。为让我逃脱再次下乡的厄运，曾经好几次托朋友帮我找过工作。尽管因为户口问题而屡屡未果。但那份热诚和情谊则令我始终心存感激不敢忘怀。
　63年５月，当我将《怒风骇浪》一气呵成后，他是第一个读者，在连连击节叫好的同时，认为其中有颇多空间尚未发掘。在征得我的同意后，将原诗作了彻底修改。果然高出一筹，令我钦佩不已。本来，朋友间就同一题材交流唱酬，风格立意相近相似在所难免。倒霉的是；两人都在未向对方通报的情况下，前后投给了同一编辑部。尽管我和严中和都一再向说明“抄袭”之嫌，纯系朋友间的唱和所至。但在当时的诗歌责编张某某眼里，我俨然就已经是有严重嫌疑的抄袭者。（文革中方才从岳克那里得知；我同样以捕鱼生活为题材的另两首诗更被编辑们普遍看好，只要那位张大人跳出偏见，抄袭嫌疑就绝对是无稽之谈。）就这样，我遭遇了文学生涯中第一次“滑铁卢”。
　从信中得知此事后，一直对我都是直言不讳的孙老师，在长达三页的回信里，对此只有两句回应“奔腾的事我知道了，记得我说过，现在还不是你发诗的时候。编辑部是你去的地方吗？明明是自讨苦吃！”。
　显然，初回文联时的侥幸和幻想早已被冰冷的现实浇灭，余烬下唯有冷峻和清醒。尽管这种清醒仅限于人事关系层面，远远没有进入制度体制和政治理念的高度。
　大约是75年，又曾有几首诗被选进当时的《重庆工人诗选》，在付印前的终审会上，那个据说道德文章修养颇深，一言九鼎的张大人，一见我的名字，仅一句话“怎么又是这个黄晓龙”，又把我毙了。事隔不久回重庆得知这一细节后方才明白；“编辑部是你去的地方吗？”绝非空穴来风；在派系林立的文学界，有的人是触犯不得的，一旦得咎，他就是你永远的煞神、克星。
　大约在80年前后，无意间向孙老师重提此事，他沉默良久，随之一声长叹说：“其实，那个时候写诗真可怜”。令我马上想到“自讨苦吃”；在那个年代，为见诸于铅字写诗，无不是在强迫自己忘却、回避，压抑着不断被现实唤起的困惑、不平、不满、疑问和愤怒，自欺欺人的走进虚幻的激情和意象。诗人的思想、人格是匍匐扭曲的，脊梁是软的，灵魂早已异化，诗人已经不是他自己。也许因为艺术造诣和灵气，不至十分难听，甚至还有几分圆润亮丽。但那绝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强迫、亵渎、扭曲真实的自己，又何止“自讨苦吃”。

　三、狂热、幻灭与决绝
　67年 5月，文革进入短暂的全民造反狂欢。在成都人民路（东风路？）新建的文联宿舍，再次和孙老师重逢。一见面他就得意的问我，知不知道前几天长寿湖来人抓他的事。原来，成都两大造反组织都颇多他的崇拜者，对人们戏称他为造反派“黑高参”，更令他颇多自得。得知有人要抓他回长寿湖批斗，当即就有数十人拦住长寿湖来人警告：只要你们敢动孙老师一个指头，今天就莫想走出成都。赫得那几人一句话都不敢多说，转身就跑，深恐被追上。
　我们兴奋的从“反击二月逆流”，从似乎呼之欲出的巴黎公社民主谈起。对李井泉当年为邀功请尝，谎报粮食产量将天府之国变成饿殍遍野人间地狱的罪恶，一直没有得到深入彻底揭露。而在夺权中获得了大权，忙于封官抢权的一派，根本无意顾及这一历史责任而忧心忡忡唏嘘感叹时。他突发奇想道：“小龙，你有没有本事在重庆或大竹拉起一支几千上万人的队伍，把李井泉也抢过去斗他半月一月，死抠“三年自然灾害”和“二月兵变”。”“以后革委会至少就有你一席，就可能左右局面。你看那些红城和 815一旦掌了权，哪里还想到追究那些年饿死那么多人的真相。想到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我看这就是进入文革最好的切入点。”到底是浪漫大师，看似天马行空却又切中要害，既出乎意料又不乏现实可能。
　当我忧心忡忡的向他道出，如果真如此，肯定会牵扯到当年老头子的大跃进，就可能像57年那样再次遭遇阳谋。他立刻就有几分不屑：一拍桌子，眼镜后一片从未见过的凌厉“怕啥子，为真理而战，大不了完蛋就完蛋。老子这一百把斤不要了。砍头不过碗大个疤。”随后激动的在房间里转了一几圈，既像问我，却又像自问：“你说，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不流血行吗？可能吗？只要真有那一天，就是要我第一个死，老子马上就去！”随之，凝神良久，又一声长吁颓然坐下。显然凭经验和直觉，对能否“真有那一天”，他一样也满腹疑虑。
　为理想牺牲，那时的大多人都不会犹豫，但如果这个理想只是画饼诱饵，是陷阱呢？
　果真，一个多月后再次去成都，先前的豪气干云已荡然无存。记得推开门时，他正在里间的卧室和李南力（陈孟町？）低声谈着甚么，外间桌前默然坐着一个身材高大，却瘦骨嶙峋满脸愁云，从坐姿看显然是军人的陌生人。见我到来，孙老师仅招呼了一声，依然和李南力一脸凝重的低声交谈。那位一动不动的军人突然一声长叹“唉，干了一辈子革命，连饭都吃不起了。”据他自我介绍，他就是孙老师多次提到过的好友，曾在总后渝办担任要职的军旅诗人高平。当我们刚要深入交谈，孙老师和李南力就已谈完，同高平一起外出有事。行前嘱我，他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回来。果然，直到傍晚也没见他的踪影。
　次日下午，再次走进孙老师宿舍，身著短裤背心的他，正双手抱腿一动不动，仿佛入定般卷缩在藤椅上。一盘蚊香袅袅散发着呛人的烟雾，藤椅四周扔满了烟头。喊了几声，他才回过神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有没有烟。当我买回几包烟赶回宿舍时，他竟然还是姿势如前，一动不动的卷曲在藤椅上。叫了好几声，他才呻吟般的回应“我觉得我快要死了”令我顿时慌了手脚，急问他是不是病了，哪里不舒服？好一阵他才抬起头来，呻吟般细若游丝的回应“别理我，我是心里难受！”眼镜后面的绝望和迷惘，泛着一片彻骨的寒意。
　当时我还以为，可能是昨天外出为高平或李南力的生计奔走筹措无果，令他感受到人心的自私和冷漠所致。直到73年，读过他以巴黎公社为题材的叙事长诗《72天》凡尔赛宫那一段后才恍然大悟：早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还沉侵在乌托邦式的革命激情中时，凭着敏锐的直觉，他似乎已嗅出，曾经令他怦然心动的，新时期下的“四大民主”，竟弥漫着熟悉的、权谋的血腥。
　从五月初相见时的豪气干云，到当时的黑暗绝望，仅仅只有一个多月。
　次年，68年 6月和 8月，我一连两次到成都“吃支左饭”，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在前后的三、四十天中，几乎从没见过他由衷的笑容。
　那是一段像铅一样沉重阴暗，在茫然忐忑中等待着噩运降临的日子。尽管他那套里外两间宿舍，已成为由重庆来成都上访、告状的长寿湖右派难友们聚会的沙龙。这些即将再次面临清算和屈辱，面临无穷无尽批斗的贱民们，在短暂难得的阶级斗争的空隙中，强颜欢笑的享受着不知何时就将成为遥远记忆的友情、亲情和生之乐趣。几乎每天都是高朋满座谈笑鸿儒。（大约有10来人，我认识并记得名字的有王余，曾容）当人们时而为某一关注热点议论纷纷，时而为一件趣事、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时，他却是一脸的戚色和肃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躲在里间，孜然一身泥塑木雕一动不动。好几次，他都用细若游丝勉强可闻的声音对我说“我真觉得我快要死了”。
　为避免授人以柄，69年初返回渔场后我们就暂时中断了通信。（文革前夕，他给我的两封复信曾被人偷走，被抄成大字报，作为我听命于右派从事反党的铁证）但70年夏他突然却来信，告我他已去了什邡57干校，嘱我“如有机会，你可以来什邡见我”语调平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而恰恰那段时间，曾经有过发起组织大竹《反到底》，和“煽动反军”大字报“前科”的我，几次都险遭灭顶。勉力招架左支右拙中根本没有料到“你可以来什邡见我”是面临黑暗与绝望，几欲自杀前的“婴其鸣，求其友声”
　直到72年，才从岳克和聂老师处得知他在57干校曾两次自杀，最严重的一次曾用白酒送服了大半瓶安定，幸抢救及时才得以无虞。而与此同时，以巴黎公社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72天》手抄本，已在成都广为流传。但在业已恢复的通信中，他却对此只字未提。当即去信求证。也只寥寥几行回应“从干校回来后一切依旧，只是身体和精力尚待恢复。《72天》如能打印，我会给你留一份”。
　73年 3月，受命前往剑阁县支援当地渔业路过成都，都曾经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的师生两人终于劫后重逢。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见面就兴致勃勃的从 571 工程纪要谈到中国的未来，希望和各种可能。嘲笑业已复刊的文艺杂志上那些浅露直白口号注脚式的诗歌散文，嘲笑喋喋不休的罗思鼎和梁效们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老套八股。
　为庆贺大难不死，庆贺从《571 工程纪要》里看到了希望，中、晚两顿我们都空前奢侈的“下馆子”吃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尽管不会喝酒，没有举杯助兴，但看到希望已在到地平线下升起，比酒更醉人。
　其间，他谈起：“其实在什邡，我并没有遭到太大的清算和压力。尽管我一直不买XX的帐，还写大字报臊他，但也许是良心发现吧，他始终对我多少有些关照”。
　“造反和当初参加革命不都是为了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最后竟都变成了罪行。要老子认错，我死也不会顺从。”
　“看到那些当初比哪个都跳得凶，比谁都革命的人，风向一变又成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仍然比谁都革命，人心可怕，人心不古啊，深得可怕，深得令人绝望！”
　他拿出一份57干校时的大字报底稿，内容是揭发XX几次动员他“站出来”的谈话谪要。老实说，XX的话不乏真诚，很多许愿更是诱人。他说“我就是要他们知道，无论开多高的价，老子根本不屑和你们为伍。”我问他为何不可以接受人家的一片诚意，何况你们原来就是朋友和弟兄，而且对58年的事他还道了歉认了错？他立即颇多厉色和不屑的回斥“诚意？你太天真了！58年可以出卖我，以后就一样会落井下石。这种人也有诚意？谁敢相信犹大？出卖朋友的人，我死也不会原谅！”带着浓重山东腔的川话里，充满不容置辩的决绝和怒气。
　直到那时我才终于明白，自杀不仅是因对个人命运和人心世道的绝望，（就与XX的谈话来看，作为个人命运，他可以有更多选择）更是对曾经深信不疑，寄予莫大希望，以为公平正义将从此回归的文革的万念俱灰。是用生命对欺骗和愚弄的抗议，也是对轻信和天真的自我惩罚。
　残酷的生活现实是最好的导师。此时，他再也不是那个对毛，对专制和暴力革命深信不疑的“红小鬼”了。
　我们不由自主的将《571 工程纪要》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苏论战时期苏共的和平竞争、和平长入，阶级斗争已在社会主义阶段基本消失的论断相互联系起来，兴奋急切却又满怀忐忑的期待着“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健康力量”的出现。
　当年 7月下旬，我偕同刚从化林大队（当时四川省的学大寨典型）采风归来的岳克从剑阁结伴返渝，路过成都，恰遇孙老师急性肾盂肾炎突发，随时都可能转成肾衰竭。但他脸上却始终溢满阳光和笑意，没有一丝阴霾或忧惧。和68年时的困顿绝望相比，病中的他满脸阳光，比五年前还要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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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命，在追问思考和突破中彰显

　终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在伤及无辜的规模超过一打三反的揭批查运动和洋跃进后，僵化血腥的“两个凡是”无奈地寿终正寝。
　77年盛夏，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起于青萍。我当时已在达县农学院任教，几次借到成都查阅资料编写讲义之便，和孙老师几度相逢。直到那时，我才在他那里得知了西单民主墙。知道呼吁邓小平复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销毁噩梦般压在10亿人头上的毛纪念堂的大小字报和传单，已经铺天盖地。他激动的给我讲那个魔咒般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讲去年那个晦暗的血雨纷飞的清明，讲平反的希望和传闻。压抑不住的兴奋和期待，在眼镜片后闪着明快的亮色。
　我们都清晰的感觉得到，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为右派平反肯定不会太久。
　果然，科学大会召开，伤痕文学异军突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右派改正、张志新事件披露，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有《人民日报》上，白桦在文代会《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令人目不暇接惊喜不已。
　然而，直到平反改正，直到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出任省政协常委，他却始终拒绝入党。
　我以为，此举就他而言，是势在必然。不仅因为这个在野时曾经高举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的党，获得政权后却将自由民主视为毒蛇猛兽，将从里到外都是左派的他，打成了右派。而后，当生活与苦难将他变成了真正的民主自由派后，却又给他平反、改正。前后都充满着戏剧性的荒诞。不仅因为这个先锋队内，很多位高权重的要员，无论信仰、政治品质和道德都远远难于令人信服。尤其是那些为了私利和野心、将辩证法和“党性”的魔术杖挥舞得娴熟臻如，指哪打哪、所向披靡的那些人，更让他嗤之以鼻，羞与为伍。更重要的是；自建国以来，这个党发起的众多运动，几乎都是在倒行逆施，制造着灾难和不公，践踏着革命的目标和初衷。还因为这个组织中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者和优秀份子，都在逆向淘汰中倒下，一个个遍体鳞伤，余下多为“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者”和马屁精，或一心为稻粱谋者。“道不同、不相与谋”，不屑与归，理所当然。
　他是诗人，如他所说，是“以诗为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为诗而活着，也将为诗而死去”。“我的诗，是从破碎的心渗出的泪和血”。二十几年的封杀冻结终于开始融解，诗情就像炙热的热泉不可抑制的喷涌而出。从78年平反到81年，几上北京，下海南，沿海北上访山东故乡，赴云南访江南。历尽劫难后的故友重逢，人是物非下的悲喜交加，磨难和思考的积淀，使他的诗较之细腻空灵的《海洋抒情诗》，更多理性、成熟、现实和冷峻。
　79年初夏，从沿海采风归来路过重庆，在市文联一间小会议室里，他给我背诵了几首南海采风中创作的短诗。其中有一首《船过珠江口》；当时内地海轮每过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海域，船长都要求旅客拉上舷窗上的窗帘。深恐人们“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和诱惑”，令他颇感愤怒和羞辱。他说
  “我只看到一片朦胧的灯火
    也不熟悉那些灯下的生活
    哦、船长，何必要拉上窗帘
    请摸摸我的脉搏
    他依旧是一条结冰的河流
    我不是杨柳、不是棕榈
    我是一颗来自北方的松树
    离不开北方寒冷贫瘠的黄土”。
　海上，时有飞翔船飞掠而过，转瞬就消失在遥远的海平面上，只留下一道道起伏的浪涌，嘲弄般的颠簸摇晃着颟删行进的船只，令他
  “好像遭遇了戏弄
    留在自尊里的
    半是对飞翔的嫉妒
    半是对颠簸的伤感”
  ——（《飞翔船》）。
　于是，在《船舱里》里，他问自己
  “从死亡线归来
    该停歇了吧？
    至少该抑制那太多的探险热情
    但舒适平静却使我如此寂苦烦闷
    ……
    快结束这安谧的停泊吧
    我是水手、我喜欢风浪
    喜欢汹涌和颠簸、喜欢强劲的海风
    即使潜伏在海底的礁石在向我窥视
    但我却拥有追求的激情，搏击的情趣”。
　经历了由人人敬羡的“红小鬼”诗人，一夜间沦为贱民罪人的急剧坠落，他当然清楚平静的海面下暗礁的凶险，清楚“搏击”“追求”可能会招来何种后果。但责任和使命所在，却令他义无反顾。面对探索者随时可能遭遇覆灭和灾难的宿命，他的清醒和坦然淡定的义无反顾，在《沉船》里，表现得尤为清晰：
  “水手们还在谈论那惊心动魄的故事
    对先驱者寄予了无限的崇敬和思念
    ……
    呵、朋友、何须对死者凭吊
    也无须在沉船水域踟蹰不前
    既然选择了搏击风浪的生涯
    又怎能侥幸逃脱灭顶的危险
    生者与死者各有各自的归宿
    谁生存、谁就该探索前人不曾开拓的航线”
　这些思考和决心，当然不仅仅是自我宣泄或为赢得喝彩。他们不久就变成了诗行的犀利。当那场倒春寒，以“四项基本原则”的凌厉锋芒扫过中国大地，《一个幽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终于降生在80年的10月。他率真得近乎惊世赫俗的追问
  “难道我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
    建造的只是一座可怕的教堂？”
  “难道推翻三座大山、就是为了建造另一座神庙？
    难道焼毁财神菩萨，就是为了挂上另一幅新的神像？”
  锋芒所指，一目了然。因此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苦恋》一起成为由最高当局下令追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代表作的典型。
　我是事后几个月才从聂老师和表哥郭久麟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他们告诉我，尽管因为来自高层、动静很大，但孙老师却似乎被“放过了”。并未受到预料中的严厉批判和处理。
　命运对这个命途多舛，却依然一身崚角，少于世故的诗人，终于了有一次微笑、一次眷顾青睐。
　一年后的81年秋，在成都参加水产学会时再见孙老师，还是像以前一样，一见面就颇为得意的告诉我“小龙，你晓不晓得我在邓小平那里挂了号？他说：孙静轩是个好同志。”惊愕中，竟以为他在开玩笑。
　据他讲，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是四川唯一公开支持邓小平的文化人士。因此才有了“好同志”之说。虽然，至今无法证实其近似传奇的真伪。但我却对此深信不疑。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挚友，充满信任和亲近，了解他的人品和率真。还有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和肖秧的友谊，更是有力的旁证：如果没有邓小平这句话，当时已是四川省长的肖，何以会同孙老师这样一个经常不分场合语惊四座，坦率真实，思想自由奔放，不作“喉舌”，不当奴才，嘴巴服从于自己的大脑和判断，说不定哪天就会捅出惊天祸端的诗人成为以兄弟相称、无话不谈的朋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等级森严雷区众多的中国官场，如果没有强硬的政治背景可以凭藉，有谁敢冒如此巨大的政治风险。
　至于此后在相当范围内流传的，称孙老师是因出卖了曾在《星星》诗案中被打成“极右”，曾极力支持赞扬过《幽灵》的某著名诗人，方才得以免遭批判的说法，我更不敢苟同。理由很常识；如果真如此，那位诗人起码就会受到批判和压力，但事实上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再者，按遭到最高当局钦点的阵势和惯例，即便孙老师有“检举立功”情节，也绝无可能风平浪静。
　据他讲，有关部门也曾几次要求他“至少要有一个态度”，但他却一直不予理睬。甚至作好了遭遇严厉审查，再次被打入地狱的准备。但预料中的一切却终于没有发生。
　我以为，这显然是“好同志”之说，也许还加上当时四川省委的开明，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那时起直到85年，借每年都有两三次到成都开会出差之便，只要他在成都，我们就有一次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的畅谈。那是我一生所经历过思想最活跃、最有希望，最扬眉吐气、激情四射的年代。从农村改革到历史哲学思想的突破，从形形色色的流行思潮，到朦胧诗、到小说、到报告文学，到令人忧心不已，颇多不详的特权腐败。凡感兴趣凡关心的话题无所不及。
　那时的我们都很天真，以为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民主自由，充满创新活力的新时代氛围已经近在咫尺。那种兴奋期待和乐观，至今想来，已恍若隔世。
　终于，传统的专制现实再一次嘲弄了人们的善良和天真：那场令世界侧目，令每一个良知尚存者锥心泣血，令国人失语噤声，始谓之为暴乱后又称为风波的 180度向后转，到底还是在令人膛目结舌的淋漓血色下发生了。
　90年底，赴非洲打工前夕，我特意去成都向他辞行。其间、他告诉我，事发前几天他曾瞒过单位和夫人，独自赶到北京，陪着广场绝食的学生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凌晨又独自悄悄返回。按他提议，我们两人面朝东北，为罹难学生默哀了好几分钟。当默哀结束，他的两颊和上唇两则的胡须上竟满是晶亮的泪痕。他说：他要把胡须一直留下去，直到平反昭雪和公开道歉的那一天。
　我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那些泪水的结晶，是诗人在人道民主的高度上回望历史、回望人生，思考着人类命运及未来，思考着生和死的意义，在拷问自己当年的蒙昧软弱中，对未来世纪的期待祝福。
　在诗中、他写道：
  “只有他们，那些人中之王
    想长生不老想万寿无疆
    ……
    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占有
    占有财产占有土地占有别人
    占有女人占有权柄占有虚荣
    占有一切的一切
    为了这、即使陷于水火
    即使血流成河
    即使世界就此止步、地球停止转动
    所有的生命不复存在
    他们也在所不惜，毫不在乎
    重要的是他们活着
    那怕活得像一个白痴
    一具行尸走肉
    活得让人厌恶令人无法忍受
    也要死乞白赖的活着
    ……
    贪婪的心就像无底的黑洞，魔鬼的巢穴
    滋生阴谋滋生邪恶繁衍战争
    蕴壤着世界末日”
　对自己当年的顺从和怯懦，他更是无情严厉的拷问。
  　有人说我是一个真实勇敢的诗人
    我深知我自己
    我绝非英雄
    我甚至像别人一样堕落
    是的，我的灵魂已死精神已死
    血液是冷的
    凝固如化石
    我只是一个影子
    一具行尸走肉
    一个呼吸着的软体动物
    我既怕邪恶又畏惧暴力
    面对血淋淋的现实
    甚至不敢作一个手势和表情
    ……。
　正因为历史的黑暗，现实中人心的黑暗，才使诗人对新世纪的人类，对二十一世纪寄予热烈的希望和祝愿：
　“前面是二十一世纪
    但却不属于我们
    那是另一个世界
    他与我们的世界绝不相同
    ……
    既没有独裁者也没有毒贩子
    也许那里是乐园
    既没有丑剧也没有悲剧
    那里是诗人的梦境
    既没有仇恨也没有阴谋
    也许那是宇宙中的一个地球村
    悬挂着只有一面旗帜——爱
    ……
    它肯定读懂了二十世纪的历史
    绝不会重蹈覆辙
    绝不让带罪者闯入
    ……
    凡阴谋家、伪君子、偏执狂、马屁精,它将禁止入内
    绝不许希特勒、墨索里尼们
    或者那些让油田变成地狱的人重登舞台
    再一次导演人间大悲剧
    是的、二十一世纪绝不要独裁者
    绝不要你死我活的派别之争
    也不要形形色色的毒贩子
    也不要丑剧闹剧
    更不要悲剧”
　我至今都还记得最初读《二十一世纪》时的震撼和狂喜。在他将《孙静轩诗选》和载有《二十一世纪》的《星星》诗刊书赠我的同时，还满脸快意的给我讲起：不久前，时任文化部长、中宣部副部长的某左派旗手，五六十年代曾经以多首热情奔放、语言形象旬丽的政治抒情诗，倾倒过整整一代青年的某大诗人到成都公干。通过省委宣传部欲拜访“老孙”，却被他以“我不认识这个人”，一句话，就将其拒之门外。
　快意、率性、直接、一身傲骨。他依然在用他的“白眼向青天”在证明着：我只属于自己，属于真实，属于民间草根，绝非庄严的权力庙堂。
　我想，这就是当人们年如此隆重的祭奠怀念他之所在。也是让我几十年始终对他倍感亲近之所在。

ys1937

五、诗魂——在大写的人字和真实之上

　我经常想：同为社会与环境的产物，一旦受到高官权势的顾盼，有人就受宠若惊一脸媚颜。全身骨头都酥了，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的经历和责任。有人则检眉冷目，静如止水“轻蔑得连眼珠都不转一下”。缘何？盖因喻于“义”或“利”。喻于义者：不计利害得失，以是非善恶为唯一取舍，舍此再无其它。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和政客、清客、帮闲、马屁精之间的分野，斗士和犬儒的分野。是死亡和苦难的威逼挤压，高官显爵的诱惑挑逗，都不能使之软化，不能令其停顿的求索与坚守的奥秘所在。是大写的人字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永远不会塌陷弯曲，永远挺直坚韧的脊梁。
　对他忌恶如仇，善恶分明的秉性。我的体验和感受可谓刻骨铭心。
　85年，我曾经拟调省水产研究所。为取得家人支持，带着五岁的儿子和爱人去郫县实地考查水研所试验基地环境。顺道带儿子登门拜望孙伯伯。本以为看到了下一代，他会高兴异常、大喜过望。谁知进门遇到的竟是一张颇多愤怒不屑，出于礼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随即又迅速消失的冷脸。开门后他就坐回窗前的书桌，扔给我一个冷漠僵直的背影。直到我在尴尬不解下怒气冲冲的连声追问，他才道出原委；原来当时正在川师大幺舅处探亲，二十几年来只闻其人，却从未和孙老师谋面的我的母亲，几天前径直找到孙老师，向他哭诉了我调回重庆后很少回家的种种不孝。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对我说“你知道吗? 我非常同情你母亲！非常同情！我恨，我最恨，最看不起不孝父母！”似乎为有我这样一个学生和朋友深感后悔和羞愧。然后，根本不容我辩白就走进另一间房，再不理我。
　那以后，将近两年，在委屈愤怒中，尽管数次到成都，我一直没有踏进过他的家门。
　直到87年 5月，再也憋不住的我打上门去辨巫，谁知他竟忘了两年前对我的伤害，反连声责问，为何两年没有音信，不去看他。对85年那次冲突，他一口一个“不记得了”。当听我说起事情的原委和真相后才恍然大悟，连称对不起。说当时是被气昏了。说事后他也仔细想过，我绝不会是那种人云云。在哭笑不得之余，对他的人品，他的爱憎分明忌恶如仇，更有了刻骨铭心的领教和体会——一旦发现人格和品质上的缺陷与瑕疵，他绝不会容忍姑息。无论远近亲疏。
　最后一次和孙老师相聚是在98年夏初。时近中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称正在重庆大坪医院附近一间餐馆。要我马上过去。原来他早已和时任四川省长的肖秧成了好友。肖亦称他为“大哥”。出于山东汉子的耿直义气，出于对出狱不久，生活无着的黄廉、周家喻（文革时重庆两大派的代表人物）两人的同情，为黄周所在的三峡现代农业公司与肖秧兼主任的三峡办之间牵线搭桥已久。此次就是应黄廉和周家喻之邀，当日特意从成都风尘仆仆赶来。
　那时，已年届68岁的他，廋削矮小的身材已现拘瘘，留蓄了九年的胡须斑白杂驳。和62年夏天离开长寿湖前夜，那个腰背笔挺，胸肌和肱二头肌凸起的“打鱼仔”判若两人。饭后回到我家时，他已是一脸疲惫。卷缩在并不宽大的沙发上，完全就是一个瘦小谦和朴实的老人。丝毫见不到曾经在各种场合语惊四座，搅起思想旋风的启蒙斗士兼大诗人的影子。
　照例又是无拘无束兴致勃勃的畅谈。其间，话题信马由缰转到了权赤延那篇一度在中国大地上搅起了一场理性与情感纠结难解的旋风，毛的晚年生活记实。毛泽东那件穿了十几年，补了又补的睡衣。去世前最后一个萦萦相吊孜然一身凄凉孤独的大年夜，确有一种重重触及到人心最柔软处的悲情力量。他说，那些细节，几乎颠覆了此前对毛的认识和评价。以至在回答川大学生如何评价毛的提问时，历来率性勇敢，曾经多次在诗中将毛和他的政治遗产称为“幽灵”，“人中之王”，“嗜血魔头”的他。只能迷惑审慎的回应“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这显然是被表象迷惑的动摇和回避。更是表面强悍的他，心深处善良和柔软，对道义、良知和常识充满敬畏的真实本性的流露。也是对“义”的真诚敏感和敬畏。他从来都不习惯对自己的弱点、缺憾，遮遮掩掩。历来都是坦然率性的不事雕琢和掩饰的以真实示人。当哭则哭，当笑则笑，真实得就像生活本身，就像他自己——大写的人——真实、率性的生活在芸芸众生当中的诗人。而绝不会去扮成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高据与庄严之上的先知和圣人。
　这是他的弱点，更是之所以成为真实可敬的诗人所在。我以为，正因为这些，在他生后不久，就被人从诗坛上淡出和遗忘。甚至用某些似是而非的流言，掩没他曾经的光芒——真实勇敢和率性草根。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每当历史需要某一个人，这个人就会出现在需要他的那个时刻，那个地方。作为一个曾经走在时代前面，一直不停的追问真实和真相，向这个时代，向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宣示、要求着真理的诗人。虽然，他和造就了他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虽然“喻于义”的传统已经被生活现实不断稀释和屏蔽，甚至传统专制的现实和文化较之以前还更为强势。但“喻于义”的传统毕竟活力尚存。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和期待：孙老师那样的诗人还会再度出现。因为这个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夜，这个前面是急转弯的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诗人。需要不倦求索、追问、思考着真实，要求着真理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