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轩：从金融危机看朱镕基的经济思想

亚平

（一）天道常变异
    当2007年美国次级住房贷款发生坏账时，很多经济学家乐观的认为这场风波“不太大，仅仅局限于次贷领域”，可事实呢？次贷危机通过复杂诡异的金融衍生产品侵蚀了整个金融系统，从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如果不把战争时期考虑在内，此次金融危机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危机的成因众说纷纭，现在看来，再去纠缠危机的成因已经意义不大，当务之急是应对危机，解决危机。美元区、欧元区、日元区2009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非常难看，特别是美国和欧洲，金融系统受创过重，暂时失去了提供信贷的“造血”功能，这两个经济体也把恢复金融融资作为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能在危机时期获得这个成长率相当不容易，这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大财政”具备强大的投资能力；二是中国固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惯性；三是中国的银行系统非常健康，能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供及时、充裕的配套资金。
    当美联储在为其商业银行进行资本充足率的压力测试时，大洋彼岸的中国的银行业却收获甚丰——2008年中国银行业盈利全球第一。本世纪初，朱镕基领导的内阁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剥离坏账等一系列改革之时，国际国内都不看好，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这种“泥足巨人”很难走出困境。我们曾经以为，中国银行业可能需要10年、15年的时间才能发育成熟，可是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金融危机把这个时间提前了。中国银行业能提前走向世界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始于2000年的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二是中国政府实行的资本账户管制。我们不得不佩服朱镕基的远见卓识。
    （二）优秀的经济管理者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经济学有自身的逻辑基础（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高等数学的分析框架之上），但是这个逻辑基础并不严密，所以相比纯粹逻辑的数学、物理等学科，经济学融入了更多的艺术特征。由于有艺术和经验的成份，现代经济学对于管理经济有着许多分歧和争论，并且衍生出几个主要流派。就政府管理经济而言，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是凯恩斯、汉森、萨缪尔森）认为政府要积极管理经济，提出反周期的相机抉择建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对政府管理经济较为审慎，提出单一的货币供给规则。激进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是米塞斯和哈耶克两师徒）认为政府无需管理经济，完美的市场会对一切冲击和危机做出最优的调整。
    经济学就是这种复杂、纷纭、自相冲突的济世之学。一个成功的经济管理者的标志并不是他能够写多么漂亮的经济论文，也不是他运用的数学工具多么复杂和精妙，更不是他的分析逻辑多么的完美和无懈可击，而是他能否深刻的认识现有的约束条件，并且在这个约束条件之上形成长远的战略目标，再围绕这个目标推进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者，他对各种理论、各种分析方法熟稔于胸，具备严密的经济分析能力和准确的经济预判能力；其次经济管理者应该是一个战略规划者，有着敏锐的观察力、长远的见机和当断则断的魄力。从这两个因素看，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和印度现总理辛格都是卓越的经济管理者，他们推行的政策使得这两个国家实现了长期、稳定、高速的增长。
    （三）谁选择了朱镕基
    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开发如何，还是要看三十年”，如今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第32个年头，尽管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三十年是奇迹，林毅夫教授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精辟论述了这个转型过程。自邓小平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以来，中国就面临三个转型，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一个落后的经济体转型到先进的经济体；三是从一个封闭经济体转型到开放经济体。这三个转型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犹如航行于暗礁险滩，矛盾纷呈，异常困难。相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和“亚洲四小龙”的转型，中国都要艰难得多。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指导思想是陈云的“平衡理论”，“平衡理论”源于对1950年代“大跃进”的反思，平衡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供求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其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经济运行规则。当中国打开国门、 融入世界的时候，“平衡理论”的基础已经逐渐动摇了，计划经济要转型到市场经济，于是出现了价格的“双轨制”，价格体系出现变化，原有的生产平衡和消费平衡被打破了。封闭经济要融入开放经济，总收入和总吸收的平衡打破了。所以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转型的艰难，但从更深的层面体现出，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经济的“平衡理论”已经不适合管理市场经济，必须有更先进、更贴切的经济管理思想出台。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市委书记上调为国务院副总理，既是邓小平选择了朱镕基，也是历史和时势选择了朱镕基。
    （四）转型经济
    在中国面临的三个转型中，核心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是市场经济，很多理论和对策到了转型经济就失去了部分前提条件，所以必须审慎加以运用，如果不顾前提条件随意运用，将对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西方经济学，货币政策的核心是利率，通过利率的自由浮动来引导私人的投资。但在中国，利率是政府管治的，大多数投资是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也很低，所以朱镕基就选择信贷投放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变量。
    俄罗斯的体制转型采取的是“休克疗法”，这个药方是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萨克斯的书写得非常好，但优秀的经济管理者和优秀的学者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给叶利钦开的。这种骤然的体制转型带给俄罗斯是国家性的灾难，经济在高通胀中陷入崩溃，直到普京政府时期才借助高油价重现生机。中国却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先农业再工业，先实体经济再虚拟经济，先内部再外部，邓小平制定了渐进改革的路线，执行者是赵紫阳（赵也是优秀的经济管理者）和朱镕基。
    现在在国外的经济学界，还有很多学者争论“休克疗法”和渐进式改革的利弊。赞成“休克疗法”的学者认为，该疗法虽然短期内造成社会动荡，但这种一步到位的改革免除了很多后顾之忧，华人圈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杨教授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他对计划经济可能有着感情上的排斥）就持此论。其实对俄国式改革和中国式改革早有公论，这个公论就在百姓心中。俄国在“休克疗法”之后失去了十年，中国却在渐进式改革中理顺了许多机制和体制，国家竞争力和民众福利在渐进的过程中稳步增长。
    （五）凯恩斯和朱镕基
    国外经济学界对朱镕基的评价是“凯恩斯主义者”，从朱镕基的经济思想看，他的确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他是一个灵活的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经济学发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通过管理总需求的方法来管理经济，主要政策手段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的是熨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使得经济平稳增长。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希克斯、汉森通过数学模型化的手段将其上升为学术流派，并且在此后的三十年占据了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位置。
    本文前面提到，经济学是一个博大而又自相矛盾的学科，关键是要认准前提条件。无论是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都有自身的前提和逻辑推理基础。《吕氏春秋》就说过：“不法其法，要法其之所以为法”。只有通晓了各家学派的前提和逻辑，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最大分别在于：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有必要干预经济，因为市场不完善；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少干预经济，因为市场很强大。
    计划经济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政府，转型经济的政府也是一个强大的政府，而且中国选择的渐进转型路径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更核心的一点是，中国是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国家，虽然近代衰落了，但是再度崛起是每一个中国政治家的梦想，毛泽东选择了直接的赶超路径，邓小平选择了间接的赶超路径，朱镕基也有着使中国崛起的雄心。要使中国再度崛起，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且中央政府要有强大的财力，才能保证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围绕这个宏伟的目标，朱镕基需要大政府、大财政，所以他选择了凯恩斯经济学。
    朱镕基选择凯恩斯，并不是他对凯恩斯的崇拜或者是迷信，而是中国的时势和他的战 略目标决定的。
    无独有偶，印度现任总理，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的辛格也是凯恩斯主义者，他的经济思想是“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靠政府干预使经济走上一条稳定的自我发展道路是必要的”。辛格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是他学习的榜样，而学习的重点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他坦承：“印度的改变，我愿意承认是因为中国的成功所造成的刺激之产物。”
    （六）大破大立
    朱镕基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政府的干预使经济走上稳定的发展道路。其具体手段是：放活微观企业，加强政府管理，通过外贸创造财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完备的工业体系，严格控制通胀，改革银行促进资金融通。
    朱镕基受命于危难之时。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政治上又开始争论毫无意义的“左”和“右”，经济上“平衡理论”占了上风，忍无可忍的邓小平1992年初抱老弱之躯南巡，终于解决了长期困扰决策层的政治路线问题。政治路线可以短时期解决，但从计划经济时期累积的经济沉疴必须交给一个内行专家处理，邓小平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镕基。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掀起了再一波的狂热，各地大上快上项目，银行随意贷款，海南、北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正当市场一路凯歌，地方诸侯头脑发热之时，朱镕基清醒敏锐觉察到了危机，他不能容忍自己主管经济期间发生“一放就乱”的状况，他从银行信贷入手，严厉要求各商业银行行长限期收回违规贷款，使中国经济顺利实现1980年代难以想象的“软着陆”，这个事件让国人深刻领会朱镕基的济世之才和严厉作风。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事件，当一个经济体超出其供给能力时，必然发生过热， 价格迅速上涨。如果对过热处理过迟或处理方式有差，必然对经济造成伤害。朱镕基不仅处理了过热，还稳定了物价，也使得1980年代的物价飞涨不再重现。价格是经济体最核心的变量，保持稳定的物价是一切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在朱镕基主管经济期间，物价一直稳定，2000年左右曾经有过轻微的通缩，但已彰显朱镕基卓越的经济才能。张五常曾高度赞扬朱镕基稳定价格的能力：“即使我在他的位置，也没有他做得好”。
    稳定国内物价之后，朱镕基把目光转向对外价格——汇率。当时美元对人民币官方汇率为1：5.7，调剂市场价格高达1：10。1994年朱镕基毅然把两个汇率并轨调整为1：8.7，不仅疏导了对外价格，还使得中国当年的外贸获得了顺差。调整汇率只是表象，深刻的原因是朱镕基重要的经济思想——外贸富国。中国的财富积累光是依靠内部的生产是不够的，必须装上一个新的引擎即对外贸易，通过中国廉价的人力资源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和机电加工业，获得大量的外汇收入之后，再把外汇收入投资于重化工业，最终实现工业强国的战略目标。朱镕基在其短暂的五年总理任内，顶住各方压力，力排众议，让中国加入WTO，一方面是其贸易富国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考虑用世界经济的压力来倒逼国内的改革。
    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朱镕基再次用强硬的手段向世界证明他的经济才能。当时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几近崩溃，朱镕基向世人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个承诺是有底气的，一是中国当时资本帐户不流动；二是中国有可观的外汇储备。危机时期竞争性的贬值是各个国家的惯用伎俩，而朱镕基没有采用人民币贬值，而是用人民币来稳定亚洲的经济秩序。在危机时期，朱镕基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界说他是“凯恩斯主义者”，他发国债来搞基建，国外说他是“赤字总理”，他回答说“我不是赤字总理，我为子孙留下了优良资产”。到今天，中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为内贸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交通基础，这也是令印度总理辛格最羡慕的地方。
    自凤阳小岗村点燃农村包产到户的星火之后，在国有企业也推行了承包制，承包制让 企业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但是仍然难扭转更大面积的亏损。当企业向财政要不到钱之后，地方官员强令企业向银行贷款，维持企业艰难生计，这种贷款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常青藤贷款”，就是说企业名义上借用银行资金，实际上是霸占银行资金，本来属于企业负债的银行贷款长期沉淀于企业账内。所以本质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不是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而是负担了改革的成本。
    朱镕基的国企改革是争议最大的，因为之前的信贷改革和汇率改革触犯的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国企改革触犯的是普通工人的利益，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争论这个改革的对和错。朱镕基决心改革国企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即使宏观经济管理得再好，没有健康的微观企业主体，经济最终是没有前途的。第二，当时的国企已经耗用了财政和银行太多的资金，如果继续耗散下去，国家经济前景不堪设想。朱镕基采取的办法是对企业进行现代股份改造，让企业冗员失业。这场改革让朱镕基千夫所指，当他还没有看到企业改革的成果，他就因为年龄原因告别了中国经济决策者的岗位。
    在朱镕基即将告别政坛之时，他进行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设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行的坏账，这个改革当时屡受争议，现在看来就是因为布了这步棋，才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稳定的金融体系。
    （七）后朱镕基经济时代
    2003年，75岁高龄的朱镕基告别了政坛。其继任者温家宝基本延续朱镕基的经济思路。表面上，温家宝稳健细腻的作风虽和朱镕基大开大阖的作风迥然有异，但是战略思想是一致的，就是把中国打造成一流的工业强国。朱镕基和温家宝虽然不向媒体透露这一点，但从二人的政策和布局是可以看得出的。
    温家宝主管经济之后，中国经济又发生了很多质的变化。第一，中国的资源禀赋正在变化，由于资本的积累，中国的要素结构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第二，由于朱镕基的国企改革逐渐显现作用，中国财政收入自2002年后飞速上升，政府再把财政收入反哺农民和弱势群体，温家宝取消农业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完成了许多朱镕基未竟的事业。第三，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渐完善，去年国家启动大飞机研制项目，今年空客在天津组装成功，说明中国并不满足做加工中心，而是工业强国。第四，中国的银行系统已经粗具规模，中国已经拥有一个健康的融资体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悖论，必须加以厘清。第一，GDP规模问题，虽然GDP质量很重要，但中国目前还是处于扩张阶段，GDP规模是其质量的前提。第二，GDP归属问题，当前最令网民义愤填膺的是很多外企高管说的“GDP给中国，利润我们拿走”，其实既然我们把鸡都拿过来了，还愁没有蛋？第三，产业结构问题，虽然中国服务业比重比发达国家低很多，但是中国的目标是工业强国，所以制造业还是中国的重心，当然不排除在一些城市诸如上海、深圳发展现代服务业。第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获得铸币税，殊不知国际货币要承担更大成本的风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民币国际化是不现实的。
    当前中国的主要目标除了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还要加上两个：均富和社会公平正义。很多时候，均富和公平正义是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正如樊纲所言，即使没有腐败，中国的贫富悬殊也会加大，但是因为有了腐败，公众才会把贫富悬殊归咎于腐败。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润滑剂，但是并不可以推导出腐败是正义的。政府必须通过立法、司法、舆论等多方面的力量整顿中国腐败的吏治，历史已经给胡温政府出了一张考卷。
    可以说，从朱镕基到温家宝，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大政府，这和西方经济学要求政府“越小越好，管得越少越好”是不同的，但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抉择，只有这样，经济才能获得最大极限的增长。也许很多年以后，经济学界会将其命名为“朱镕基主义”。
    （八）危机和转折
    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是其体制性缺陷，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更好的社会制度之前，客观、达观的接受经济危机是比较现实的态度。经济危机的根源还是总供给和总需求长时期矛盾摩擦所致，比如这一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无限扩张和金融监管缺失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实质是因为美国负债型经济长期运行导致需求大于收入，一旦收入无法持续，危机就爆发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两次重大的外部危机。第一次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东南亚国家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资本账户开放，危机导致这些国家的固定汇率崩溃，而中国当时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资本账户管制，所以受影响较小，但不能说中国是侥幸过关，而是渐进性改革的优势，也从侧面体现出朱镕基的调控艺术。第二次是这次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由于还是资本帐户管制，商业银行没有太多涉入美国次贷，所以金融系统几乎没有受影响，即使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去年也获得了15%的利润增速，至于其他银行，去年的利润增速都在30%以上。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厄运连连，但从最近的两次外部危机来看，好运似乎开始垂青中国，虽然不排除运气成份，但是邓小平制定的渐进改革策略和朱镕基高超的市场化路径选择居功甚伟。
    这次危机什么时候到底？世界经济什么时候复苏？中国如何应对？从目前的形势看，美国的去杠杆化（降低负债的比率）是不彻底的，美国还将维系其一贯的高负债模式，美元还是世界货币，这就决定了这场危机将提前结束，这种不彻底的调整虽然为以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但至少在短期内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而世界经济稳定，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为了早日复苏世界经济，中国政府也在美元贬值预期的情况下增持美国国债，意图稳定美国经济来稳定世界经济。
    至于温家宝的对策，还是延续了朱镕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策略，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内需，用以弥补已经萎缩的外需。财政还是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今年迄今的宏观数据来看，政府的财政政策基本实现了目的，而货币政策放得太松，信贷投放过多，下一步需要调整。但2009年相比1997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提高了许多，所以温家宝面临的压力更重，“出口转内销”的策略有一定的时滞，而且许多产业的过剩产能不是短期内能够吸收的，所以要解决这场危机，既须人为，还要有待天时。
    这次危机给决策层提了一个醒：经济安全离不开强大、稳定的内需。可以说，很早以前温家宝就已经主观上意识到这个问题，而这次危机从客观上给他施加了压力。邓小平和朱镕基推行的“外贸富国”战略已经获得成功。在今天的中国，资金已经不是稀缺商品，“外贸富国”战略已经到了可以适度退出的时机，中国需要“内需富国”，这需要几个大的动作：一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彻底打破现在的二元金融结构，让民间投资真正可以获得廉价、稳定的资金；三是加强创新和发明创造；四是在不发达地区建立现代制造业体系。“内需富国”不是让中国抛弃外贸或者缩小外贸，而是在增量里面扩大内需的比例。
    如果说朱镕基的改革实现了“富国”，那么今后中国经济决策者的任务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富民”，随着中国逐渐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政府主导的投资逐渐减少，而财政资金更多的将用于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无论“富国”还是“富民”，中国仍将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保持大政府、大财政的格局，而且这个格局在几十年之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已经打上了深深的朱镕基的烙印。
    （九）历史的天平
    朱镕基的人格魅力和清廉作风举世公认，但这不是本文的论述范围，本文只从经济角度解读朱镕基。任何人物都不是完美的，即使朱镕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充分展示他的经济之才，但是他的一些改革还是有些草率，市场化过程太急躁，一些不该充分市场化的领域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太早市场化，使得民众生活压力加大。但是，温家宝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这些问题并着手解决，我们相信，随着财富蛋糕的做大，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本文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把朱镕基和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改革家比较。第一个，东周秦国 的商鞅，商鞅的改革是从法治入手的，而朱镕基的改革是从经济入手的，二者虽然切入点不同，但都实现了富国的目标。第二个，北宋的王安石，王安石耿介清廉，其改革从整顿财政入手，所以很多评论将其与朱镕基类比。其实，二者的前提不同，王安石时代是农业社会，经济总量是不会变化的，他的整顿财政只会把财富从百姓往政府转移，造成百姓生活恶化，而他积累的政府财富最终被宋徽宗挥霍一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党争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朱镕基改革经济是在工业社会，GDP每年能以7%以上的速度增长，所以即使政府财富比百姓财富增长得快，但二者都是净增长的。第三个，明代的张居正， 张居正的改革是从税收和土地整顿入手的，的确起到富国强兵的功效，但是张居正去世之后，其政策被万历帝废除，人亡政息，政策缺乏延续性。第四个，晚清的康有为，康有为是一个狂妄、好幻想的书生，在历史的天平上根本不值一提。
    朱镕基还在任时，其信贷调整、汇率并轨、稳定物价、阻击东南亚危机几乎获得了毫 无疑义的广泛赞誉，但是其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加入WTO却饱受争议。但是我们知道，每个政策从实施到成果的时滞是不一样的，有的时滞短，有的时滞长，特别对于时滞长的政策，公众可能因为自身的短视而对其质疑、反对或抵制。比如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的私有改造，当时备受争议，可是十年过后英国人知道她是对的。
    对于朱镕基的国有银行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方法不对，国有银行的自身恢复能力太弱，更可能外资银行会挤垮国有银行，很多论文还运用精巧的模型和严密的逻辑，可是十年还不到，我们就知道朱镕基是对的。总理和经济学家不同，经济学家是用分析的眼光，用显微镜看问题，总理不仅有显微镜，还有望远镜，他有长远的见机。对于朱镕基 加入世贸，当时很多媒体说他对美国让步太多，是“李鸿章”，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工业体系可能要被别国挤垮，可现在呢？别国的工业担心被“中国制造”挤垮，回头看，朱镕基当时毅然加入WTO是成竹在胸的，这源于他对中国、对世界、对世界经济未来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于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至今还有好多人争议，但是反对的声音却逐渐微弱，明白人都看到“如果当初不是朱镕基对国企那几板斧，中国经济现在不会这么快增长”，“朱镕基的改革奠定了今天的盛世基础”。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考量他的政绩，而是考量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下能做出多 少政绩。比如两块土地，瘦土的潜在产量是500斤，肥土的潜在产量是1000斤，但是瘦土的主人辛勤耕耘，产出700斤；肥土的主人懒散放逸，产出800斤。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肥土的产量800斤大于瘦土的产量700斤，就推论出肥土的主人优于瘦土的主人，而是从约束条件入手，真正知晓瘦土的主人优于肥土的主人。历史同样如此，朱镕基能完整贯彻邓小平的意图，凭借自己辛勤的工作、卓越的才华、磊落的人格，把中国经济从一个高度计划的体制带向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这个过程是平稳的，政府和公众实现了双赢，可以说，他已经超额完成了历史任务，至于很多遗留问题，他也许有责任，但更多是历史欠账，我们不要对他苛求更多。诚如张五常所言“对邓小平和朱镕基，可以打满分”。
    据说朱镕基当初到中央工作时，他的“镕”字是冷僻字，出版社的字库里没有，有人建议他用“溶”代替， 他说：“这可不行，我这个镕是为子孙铸就基业的意思，如果换做溶化的溶，就是消散基业的意思”。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中国能够在经济转型时期选择朱镕基做经济决策者，是国家的幸事，也是人民的幸事。
    政客往往在意自己的得失，在意别人的看法，所以他赢得了小历史，却输掉了大历史；政治家不在意自己的得失，担当身前事，不计身后评，所以他输掉了小历史，却赢得了大历史。而朱镕基，已经赢得了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