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卞仲耘之死：文革非自文革始 （邵建）

林泉

10月15日下午两点，去胡杰那里看他今年拍的新片《我虽死去》。这部片子属于口述影像纪录，悲剧的主角是北京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主述者则是死者的丈夫、时年85岁的王晶尧老先生。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1966年8月5日，被本校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殴打致死。用带钉子的木棍活活打死一个人，而且是她们的校长；致死者居然是学生，而且是清一色的女生。放在哪里，这都是一个诡异的事实！对此，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也在现场的王友琴女士有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女性的野蛮”。

    “野蛮”似乎更多和男性有关，女性又何以野蛮？王友琴女士的解释是：“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又及：“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也许我的看法不同。女性的温柔并不需要某种文化的熏陶，她们天性如此。倒是某种文化的熏陶，才使她们不但违逆原始天性，而且跌破普通人性的底线，做出类似法西斯的行为。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呢？“目的论”文化。

    看片时，我很注意片中她们的表情，那些女红卫兵的脸上充满了正义感，就是在打人时，她们的表情也是那么单纯、激昂、亢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甚至，她们的眼睛告诉我，她们正在行使正义。

    自己的目的是对的，动机是崇高的，意图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惜手段，包括致人于死。这就是“目的论”文化。“目的论”又称“目的伦理”或“意图伦理”，它的逻辑是：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而“目的伦理”对正义的衡量，又仅仅在于目的。如果手段不正义而目的正义，目的就可以为手段“漂白”。此即西谚中“The Ends justify Means”（目的证明手段正当）。

    在我看来，打死卞仲耘，这正是女学生行凶时非但不自觉、反而以为自己正当的潜在缘由。否则，没有一个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把人活活打死，常情下，女孩子下不了这个手。

    这是一个红卫兵为自己当年行为的辩解，它活生生地显示了，在“目的论”的逻辑中，罪恶如何转化为正义：


    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的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是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思的幽灵，是壮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


    如果说，文革的罪恶是这样炼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么，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文革非自文革始。胡杰片子中有一位重要的口述者（作家林莽），他目睹了卞仲耘被批斗及死亡的全过程。这位历史在场者有一句话使片子产生了历史的纵深，他说：“这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大学”。

    是的，就是这所女子师范大学，早在1925年，就上演过学生冲击校长的一幕，那就是当时震惊北京教育界的“女师大风潮”。一边是以许广平为代表的女学生，一边是女校长杨荫榆。双方互相激化矛盾，以至不可收拾（保守的杨当负更多的责任）。在“驱杨”运动中，学生多有过激举动。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面倒地指责杨荫榆，却从未对学生采用的手段做过哪怕是稍微的反思。过程不必描述，我们只消看许广平给鲁迅的信，看她是如何向支持自己的老师汇报的：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条大街，迎面看见杨婆子笑眯眯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实在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到不可收拾了。这可怎么办？


    声口如见其人。然而，这只是一斑。至于她们把校长轰下台来、赶出会场，继而给校长室贴上封条，把东西扔出来，又在校门口贴布报，警告校长不准进学校大门，且专门派人看守等，总之，如果读过一通“女师大风潮”，那么，即使在同情她们、并认可其一定正义性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其变态所在。就她们的语言和行为方式来说，它已然是文革的原型，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当年“许广平们”的变本加厉。

    古人云“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任何事都有一个过程，杨荫榆和卞仲耘虽然命运不同，又分属不同时代；但，她们俩人相隔的这几十年间，并不难寻绎其中历史发变的“草蛇灰线”。

    年轻的许广平无疑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她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导她的。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很直接：


    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


    这是“The Ends justify Means”的中国版。不仅如此，鲁迅对年轻人多次表述过同样的意思：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

    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女师大附中的女生们为了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打死反革命的校长？

    “目的论”文化是20世纪左翼激进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就这个世纪而言，它源远流长，并形成一种持续的精神遗传。文革有“目的论”的荼毒，而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发。所谓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终。上述那个红卫兵为自己的辩白，是在文革三十年后的90年代。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价值支撑，便从体制和民间两方面潜伏了文革或类似文革的可能。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胡杰新片，我的读感是，从“目的论”到“法西斯”，有时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胡杰片中的一个定格：红色恐怖万岁！它坐实了“目的论”的逻辑：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因为它恰是用人血写就。

林泉

（按：以下拙文原是早写的，看了邵先生的文章，就把旧文整理了一下。不揣粗陋，跟个贴发上来。这些文字，并不是想妄议前贤。只是通过一些私人阅读，自然而然引发出的思考。）

一

    我一直对许广平先生有很好的印象。她出身世家，却性喜仗剑行侠，英爽有林下风，让我想到秋瑾；她冲破世俗，追随鲁迅，投身革命，让我想到林道静。90年代魏明伦先生有篇很出名的文章，引发强烈争议。文章探讨了“寡妇”、“遗孀”之类的问题，对几位名家遗孀的半生寂寞颇有微词，意在反思女性的观念束缚。这时，我才知道许广平后半生奉老恤孤，并致力于鲁迅文稿的整理出版，在文革中竟然为保护鲁迅文稿因心脏病突发而逝去。看到了许广平的一些照片，神情大多沉郁。想，也许许广平经历了不少磨难，就像失去波拉的琼玛（《牛虻》）一样吧，只是自持一分坚忍和沉潜。我对魏明伦先生的诘问虽可理解，对许广平反而愈发多了一份敬重。


    没像到的是，再次阅读鲁迅的时候，竟然看到鲁许爱情被牵强附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从刘和珍、羽太信子到萧红，从单衣、濯足、招妓到听窗。关于信子，依稀记起来，15年前在《知堂回想录》里看过的。影影绰绰的曲笔，含含糊糊故意不明说，拐着弯骂鲁迅越礼，这糟老头子的心术，如何能信。关于萧红，原来她“尽遭白眼冷遇”，常带着“有点夸大了的感伤”。可她和鲁迅的往来明明很单纯，怎么到了朱大可先生笔下有的没的就暧昧起来。“什么呀！信口雌黄，什么都往男女关系上扯，太弗洛伊德了吧。”我想。后来看到方舟子先生的驳斥文章，从时间、事件上力证朱猜想的无稽，他干脆回击朱大可为“淫者见淫”。
这些“故实”，真真假假，引人好笑和冷嗤：那么深自谦抑的婚姻关系，还招致泼污般的虚猜妄议，也忒不厚道了。对这类无确证的 “考证”，损人人格的揣测，只当“流言”看罢了。






二

    然而，我断续读到另外一些看起来很严肃的“考证”文章。从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到文革，这些文章竟然呈现了别样的许广平形象。

傅建华：“女师大风潮”和杨荫榆先生的悲剧反思
阎晶明：李四光与鲁迅的笔仗
邵建： 有无之间、重勘“三一八”
张耀杰：《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王彬彬：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

    关于女师大风潮，复杂的时代政治动因恐是我这样的当代人难以体察的。看到好几篇探究背景的文章，互相印证着：幕后派别间的较量。不愿泯然是非，可也无意深解那些错综的争斗。我只能通过一些看起来比较明确的文字还原当时情况。记得N年前似乎看过许广平同学（？）的文字，控诉恶婆子们的暴行，描述得万般委屈，惨烈异常。可这次看了李四光的描述，再对比许广平的描述，就生出了疑惑。很容易地，便倾向于相信李四光的文字。

    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李四光）
迎面看见杨婆子笑眯眯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许广平）

    最近看到邵建先生在《卞仲耘之死，文革非自文革始》一文中，将许广平们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联系起来对比，我丝毫不觉得牵强突兀。是的，很像红卫兵。以前，这种联系法于我简直无从想象。

对女学生们的易受鼓动，许广平日后竟自己也略有反思：“学生时时蠢蠢欲动，多方探听我色彩，女子本无高见，加以外诱，更兼顽强，个个如杨荫榆之遗风，亦大可叹也。”

    许广平们的斗争精神，毕竟还是针对“敌人”阵营的，可以被理解为敢爱敢恨的英勇气概、正义斗争。那时，陈独秀、傅斯年、林语堂们，都曾经这样。

三

    王彬彬等人的文章写到文革中的许广平。原来，鲁迅的“打落水狗的精神”、“不宽恕的态度”、“韧性的战斗精神”是被姚文元总结和光大的；原来，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被隐然摈弃的；原来，为让鲁迅为“文革”提供合法性，许广平不得不把鲁迅置于“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原来，许广平把鲁迅说成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兵”，是以矮化鲁迅的方式来保卫鲁迅的；原来，在改写和歪曲鲁迅方面，许广平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基本都还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个荒谬的时代。失却独立人格是在所难免的吧，认识扭曲是迫不得已的吧。然而，最让我深感愕异的是许广平针对故交们的批斗，那么怨愤、绝决、无情：胡风“落水”批胡风，冯雪峰“落水”批冯雪峰，周扬“落水”批周扬。

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

许指着冯雪峰的脸，痛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斥责他：“那时鲁迅正病的厉害，你还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是杀害鲁迅的刽子手。而此时，冯左手簌簌发抖，脸色惨青……
“鲁迅把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信徒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的反动嘴脸，揭露得痛快淋漓……鲁迅的死，是同周扬们对他的迫害直接相关的。”

    读这样的文字，直觉冰冷。德伐日太太！我一下子想到就是《双城记》中的这一形象，何等的暴戾焦躁。杀伐气十足，面对的是几十年的挚友同侪。鲁迅被冯、周迫害致死，这样昏昧荒唐的毁谤，这样夸张控诉的语气，怎么讲得出口。失据若此，简直，失 了 教 养。很艰难地，写下这四个字。

    怎么会这样？觉着不甘心，又查《鲁迅与我七十年》，看周海婴回忆录中相应的说法。于是，简单梳理出了这样一个脉路，这脉路指向的是——冷暗之门。

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
1966年5月下旬，江青接见许广平母子。提出了她的要求：“你要不要给鲁迅伸冤？……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你们这次被召来上海，中央是知道的。”
1966年5月27日，许广平写下《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结尾是：“我深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会对鲁迅的屈从新洗。” 其后，许广平写下多文配合文革运动。
1968年3月3日，身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的许广平先生心力交瘁，溘然而去。


四

    不同时期读不同文章，对许广平先生产生了不同的印象和联想。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将这些联想连贯起来：秋瑾、林道静、琼玛、女红卫兵、德伐日太太。自己先自有些惊骇，是不是符号化、概念化地理解人了？将这么多性格、修养、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与许先生联想起来，合适吗？再看这些女性，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革命女性，有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许广平自然也是“革命女性”。一颗受尽日军严刑拷打都没有屈服的心灵，为什么会在文革中会发生畸变？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利用？难道革命轻易就能异化一个知识女性的品格和智慧？

    去内山书店，我每次都会特意翻阅许广平写的回忆文章，那些文字是温厚的，叙述是平和的，感觉是可信的、值得亲近的。还看到许广平与冰心的合影。早年大约因了风格和阶级的差异，鲁迅曾暗讽过冰心，《两地书》中提到冰心时总含了鄙薄，许广平自然是了解的。而几十年后，当许广平与冰心在一起的时候，笑得那么温暖、爽朗、明快！我不知道这照片背后的故事，但从照片上看到的是那种女性朋友间特有的亲和欢洽。此时许广平的形象，才是贴近其真情真性的吧；那笑容里的温暖，才是属于世态常情的美好吧。


[ 本帖最后由 林泉 于 2007-12-11 22:03 编辑 ]

橙橙

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很直接：
    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
    这是“The Ends justify Means”的中国版。不仅如此，鲁迅对年轻人多次表述过同样的意思：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

周泽雄

林泉写得真好！
我原来写过篇小文《不再正确》，针对的也是“目的论”的恐怖，而小文的缘起，则是陈家琪先生的著作《沉默的视野》。
抄一段小文在此：
……行文至此，我也许找到了那个陈家琪曾经意识到又好像故意没有把握住的概念，那个也许一下子就能简单地挑明我们一切苦难的核心“主题词”，对，就是“正确”。
我们以往的时代之所以充满苦难、灾难和悲剧，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那是一个“正确”的时代。那是一种被勒令的“正确”，一种始终处于敌我关系之中的“正确”，一种其对立面必然意味着“反动”的“正确”，简而言之，一种绝对正确。我们被勒令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制度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政党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的领袖是绝对正确的，即使该种制度、该种政党、某位领袖出现了某种失误，我们也被无条件地勒令确认，那只是前进道路上的失误，甚至根本不是失误，而是为了明天的更加正确所采取的一种超级谋略，或者，是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所谓“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被勒令认同，自己的国家正走在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除了对这条道路进行一往情深的赞美、讴歌和肯定，任何除此之外的想法，都只能是对抗，接受“专政”便是唯一出路。“正确”就是一切，而“绝对正确”既已被先验认定为“颠扑不破”和“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然也就意味着“专政”的无限合理和充分必要。由于“绝对正确”必然会要求一种“绝对捍卫”，所以，“绝对正确”的主题词，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催生出“斗争哲学”，催生出“文革”式的全民圣战气氛。

梅茗

林泉这么好的文章干吗不发主贴？

藏在回复中，叫我差点没看到。

晓寒

搜“卞仲耘”三字，不想发现了两篇绝妙好文。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