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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楼
发表于 2013-9-2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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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一瞬 于 2013/9/26 22:53:2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梦 醒 时 分
——“李某强奸案”的几个假设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易胜华
李某某强奸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了。一审开庭前，我就为这篇评论拟好了标题《梦醒时分》。今天可以正式用上了。
我比一般人更关注李某强奸案。在律师里面，我大概是为数不多的认真研究过强奸罪名的人之一，写过几篇关于强奸罪的论文。我正在办理的一起强奸案，与李某案件有很多惊人相似之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发生在海淀；公检法也是同一拨承办人；几乎同时起诉到海淀法院。更吊诡的是，涉及到同一家酒吧。我知道，李某案会对我办理的这起案件产生很大影响，所以高度关注。
与李案不一样的是，我的这起案件，虽然也有媒体在打探消息，我一直守口如瓶，外界没有任何报道。而且，我千辛万苦地说服了受害人与被告人达成刑事和解。受害人出具了《谅解书》，明确同意对被告人从轻发落。办案单位鉴于案件存在的一些情况，根据新刑诉法的相关精神，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几名被告人听从我的建议，吸取教训，在取保候审期间循规蹈矩，热心公益，努力学习，定期汇报自己的情况，办案单位对此感到满意。原本可以预见，这个案子会有比较好的处理结果。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李某强奸案发生了。我的当事人顿时精神高度紧张。我指望着李案当事人及律师能够有更好的辩护技巧，能为我的案子带来好的影响。很快我就失望了。案件进展中，李某家属、律师的一些表现，令我目瞪口呆，一波高过一波的舆论风浪，令我心惊肉跳。某些同行粉墨登场，不断触及法律底线，令我摇头叹息。
一审判决说明，李某家属及其辩护团队的策略宣告失败。李某及其亲属，是本案最大的输家。某些律师从李家的失败中博取了些许知名度，将声名建立在委托人痛苦之上的律师，不值得荣耀。梦鸽该清醒了吧。
我不认为自己高明。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应当以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最高目标。除了为当事人的权利据理力争，还应当预估一些做法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明知一些行为徒劳无功，为了迎合委托人，为了获得自己展示的机会，而去做对当事人有害无益的事情，那是对当事人的背叛。至于那些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自告奋勇跳出来插科打诨的某些律师，更是律师职业的羞耻。
任何一个刑事案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稍有经验的律师，找到辩护的立足点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行为的隐秘性，受害人意愿的主观性，强奸案件更容易找到辩护的突破口。律师应当根据事实与法律，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辩护，而不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轻易去迎合被告人及其家属的“无罪”心态。
李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于其身份特殊。但是，特殊的身份并不必然导致舆论紧追不放。韩红的身份也特殊，她因交通违法而被曝光后，立即承认错误、接受处罚，舆情迅速平息。全国每年发生的强奸案不计其数，能吸引公众眼球的并不多。但是，李某家属及其律师在面对舆论时的表现，不断地刺激公众眼球，挑战公众心理承受能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海淀法院的判决书，是我看到的该院有史以来说理最充分的一份判决书。尽管如此，对于案件的事实部分，由于没有看到全部的证据材料，我不能做出评价。也许，李某等人确实有自己的委屈。但是，如此不利的判决结果，显然是错误的辩护策略导致的。
公众人物获取了太多的社会资源，招人不满是必然的。所以，公众人物应当对自己的要求更高，尽量去回馈社会。我们看到，很多公众人物（仍然以韩红为例）积极投身公益事业，这是他们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也能够让公众感到些许心理上的平衡。即使你做不到这一点，也不能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更不能以低于普通人的标准为人处世。
在强奸案之前，李某已经是犯过错的孩子，给公众留下了花花公子的印象。因此，当其涉嫌强奸的消息传出，公众自然而然会做出“有罪推定”，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要求公众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具备“无罪推定”的思维。李某一方的任何辩解，都会被认为是狡辩，是袒护，引起公众强烈反感。在这种时候，公众对于真相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需要的是李某家属的态度。
可是，在案件进展中，李某一方却采取了不明智的做法。他们“万箭齐发”，针对受害人杨某和酒吧，说他们“陪酒”、“卖淫”、“敲诈勒索”，针对办案单位和媒体，说他们“泄露未成年人隐私”、“不作为”、“诱供”等等，针对网络舆论，说是“水军”（甚至暗示办案单位也雇佣了水军造舆论），到最后，连同案犯的律师也成了敌人。可以说，在李某一方看来，似乎全国人民都在与他们为敌，只有自己是正确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样的心态，这样处处为敌的形势，怎么可能取得最佳的判决结果？
如果，在李某强奸案的消息刚刚传出时，李某的亲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出来道歉、自责，请求公众的谅解，请求大家再给孩子一次改正的机会，会不会争取到相当一部分公众的同情和理解呢？必须说明的是，道歉与自责并不意味着对案件事实的承认，而是对自己家庭教育的失败感到内疚。作为公众人物，一举一动都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也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道歉是必须的。但是直到今天，李某家属仍然在媒体上描述自己的孩子多么“优秀”、“纯净”，没有一丝的歉意和悔意。公众如何能接受？
如果，在案发之后，李某家属放下高贵的身段，克制内心的猜疑，主动与受害人一方接触，诚恳地向其道歉，尽量满足其赔偿要求，取得其谅解，对于最终的处理结果会不会更好一些呢？为什么只信任自己的孩子，不相信别人呢？
真相确实重要，但是，在真相被公安机关查明之前，为什么不可以先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在法庭上，其他被告人亡羊补牢，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取得其谅解，从而获得了轻判。李某一方非要一意孤行，坚持到底。坚持是一种美德，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坚持，却是愚蠢。
如果，在案件办理中，理性、客观、礼貌地与办案单位交流，会不会就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呢？在本案中，李某一方对办案单位采取的是近似于“死磕”的做法。“死磕”是有风险的，而且，前提是我方证据足够强大，在舆论上处于绝对的道义优势，对方有重大、明显的违法行为。本案中，李某一方虽然一直声称有“颠覆性证据”，最终无非是夺人眼球的噱头。至于在舆论方面，更是处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后期李某一方认为某些“正义人士”已经知道了真相，发出了“理性的声音”，但是数量又有多少？无非是李某一方的意淫罢了。
李某案的办案单位我有所接触。他们的工作确实存在很多的不足，我曾经多次毫不客气地指出，也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从本案来看，我没有发现有重大违法情形存在。如果有，李某家属及其律师应当早早地向办案人员反映，我相信他们会及时纠正。新刑诉法刚刚施行，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有专门的规定，谁有胆量在媒体的聚焦之下公然违法、授人以柄？
海淀公安分局侦查人员曾经私下向我咨询过一些程序问题，我给予了他们答复，李案开庭后我才醒悟到，他们咨询的事情与此有关。海淀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处一向致力于未成年人权益维护，以我对该处检察官的了解，她们很愿意倾听律师对案件的意见，对律师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我每次向她们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认真解决。海淀法院在本案移送起诉后，舆情汹涌，本应尽快开庭审结案件，但由于律师提出了各项要求，将庭审延后，让公众都等得不耐烦了。从以上公检法各部门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希望他们在处理其他案件时也能做到这样的耐心、细致。
我对海淀公检法在李案中的表现还是有不满的。当李某的家属及其律师不断超越法律底线，泄露受害人身份信息，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时，我认为司法机关应当有所作为，及时干预。遗憾的是，尽管我一再强烈呼吁，他们却一直无所作为。这是工作的失职，他们画地为牢，没有尽到对受害人保护的责任。
如果，李某的律师不在意自己的媒体曝光率，注意自己在公众场合下的言论，在形势明显朝着不利于李某方向发展的时候，及时调整辩护策略，会不会更好一些？李某案，可以让名不见经传的新律师一夜成名，也可以让声名赫赫的老律师名誉受损。李某一案的不利形势显而易见，需要务实的、经验丰富的律师来力挽狂澜。但是，李案辩护团队的主打律师，却是执业只有两三年的新手，让人不禁有“小孩耍大刀，伤人又伤己”的担忧。虽有老律师辅佐，李家的律师仍然烂招频出，让人跌破眼镜。
律师办理案件，尤其是办理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应当量力而行，决不可有私心私利。本案中，李某及其亲属输得干干净净，受害人一方也是遍体鳞伤。赢家是谁，不言自明。不过，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据我所知，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对律师在本案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展开调查。希望这些律师能够从中汲取深刻教训，也希望同行对此引以为戒。
李案上诉程序已然启动，这是其正当的诉讼权利，应予保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李某在二审中改判无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李某仍有改变量刑的可能性，前提是悔罪、赔偿、取得受害人谅解。如果李某一方仍然坚持此前的辩护策略，上诉无非是折腾。
李某是未成年人，是个孩子。孩子犯错乃至犯罪，都不是不能原谅的。家庭教育影响孩子的成长，父母的一念之差，决定着孩子的未来。我们可以接受改过自新的孩子，却不能接受拒不认错的家长。亡羊补牢还来得及，梦鸽女士是否已经醒来？
易胜华
2013年9月26日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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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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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鸽唱歌难得喝彩，这回救子不成却满足了不少幸灾乐祸之徒，让他们产生了无限快感，也算没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