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的文章，请从经济学角度掂量一下其水平

亚平

对“十二五”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阶段性特征的几点认识


吴权





    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深刻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理解把握好这些新变化、新特点，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主要战略机遇期，对于顺利推进“十二五”发展目标和战略思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二五”时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但国际经济竞争继续加剧。由于沟通全球各国的交通、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继续不断扩展，世界各国地理、人文以及经济条件等等的不同，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深入发展表现出许多特征，其中主要有：一是国际资本和产业的流动继续加剧，投资领域、范围进一步扩大，新兴市场和资源丰富的不发达地区将涌现出更多的投资热点。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继续加剧，在国与国之间的双向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的同时，以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多种形式的多向区域经济合作也将得到加强。三是主要大国将继续通过G8、G20峰会等多种形式，协商经济合作与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但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为确保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将交替运用市场开放、贸易保护乃至军事威胁等各种手段挑起国际经济争端并试图转嫁自身的经济危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加深与竞争激烈并存，大国之间抢占全球经济、技术、人才乃至环保、教育、舆论等制高点的竞争继续加剧。主要表现在：一是围绕汇率和金融市场开放的“货币战争”将会时不时地爆发，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持续推销，经济存在严重内在缺陷国家的经济、货币主权将会受到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强势冲击，引发地区性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并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触发洲际性乃至全球性规模的经济金融危机。二是围绕油气、铁矿石以及贵金属、稀有金属、淡水等战略性、基础性资源的开采权、定价权、保有量等的争夺与竞争将越演越烈，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将频繁运用“造市”手段，扭曲市场需求和供给，加剧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不稳定性。三是发达国家试图在全球新兴和潜在战略性产业方面奠定领先优势，围绕与此相关的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争夺激烈。四是国际经济竞争加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以及遗传基因等新的变量和参数，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
　　“十二五”时期我国和国际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在全球格局中继续崛起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制约。“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不断崛起，越来越具有大国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十二五”期间将继续保持这种态势，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将不断加深。主要表现为：一是我国经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八五”（1991年开始）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八国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其中“十五”年均增长达到9.5%，即使遇到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十一五”时期同样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前四年增长均超过9%。二是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份量不断上升。由于持续的较快增长，我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的位次不断前移，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量加重。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七五”末（1990年）我国GDP在世界排名为第11位，到“十一五”后期（2009年）中国GDP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三是我国经济与各国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十一五”期间我国商品贸易出口排名超越美国位列世界第2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由“十五”初期（2001年）世界排名第8位上升到现在第4位，外汇储备在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四是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和使用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上升，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稳中有升，人民币使用的国际空间逐渐扩大。五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对各国的影响加大。“十一五”期间我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的投资、财政、货币等政策以及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变化，不仅对周边地区而且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在适应世界的变化，世界也在适应中国的变化，全世界每天都在关注我国经济发生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受到的外部制约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增长受外部需求的制约明显。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加深了我国经济对外部的依赖程度。我国出口依存度（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已由“九五”初的17.6%上升到“十一五”初的35.8%，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重重的2009年，仍达到24%，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G8国家水平。未来几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步升级，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动力受外部需求特别是主要经济大国国内需求变动的明显制约。二是能源资源等受国际格局影响加深。我国石油进口占消费量的比重已分别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初期的6.6%、22.9%、43.4%、52.8%上升到2008年的61.7%，其它如铁矿石以及食用油等的进口占消费量的比重也在明显上升，“十二五”期间这一进口上升势头不会改变，成为一些外部势力用于谋取超额利润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筹码。三是西方发达国家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图谋不会停止。“十二五”期间，西方发达国家依然会不断制造类似“中国经济威胁”、“大国责任”等的论调，国际强势资本继续加大对我国高端制造业、金融业乃至经济学术思想等的渗透和影响，甚至牵制我国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路线和政策，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其手法会更新、手段更巧妙。
　　“十二五”时期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伐加快，发展质量会提高但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仍很艰巨。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党中央就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十五”、“十一五”规划党中央都确定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确立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党的十七大更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这次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建议》，再次明确“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进一步点明了“十二五”的时代命题、发展的课题和现实的难题，期待着破解之道。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虽是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但实质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十二五”期间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国际产业链分工和竞争中，加快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国际产业链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目前，虽然很多产品标注为中国制造，但研发设计、关键部件和市场营销都在国外，只有加工、封装等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在中国。“十二五”时期随着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刘易斯拐点（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折点）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支撑我国过去快速发展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将不断弱化。从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出发，打造富有研发、品牌、标准以及销售等内涵的核心竞争力将是各地率先走上科学发展的根本出路。二是在财富流动创造的国际大循环中，加快从资本和技术流入、资源和人才流出地向人才、技术和资本流入地转变。伴随着国际资本和产业向我国的快速转移，我国在获得“世界工厂”光环的同时，掩盖不住资源和高端人才严重流失的尴尬。据统计，截至到2008年，我国留学人员总数约139万人，归国留学人员只有39万人，回国总比例仅为28%，回归率在新兴发展中国家是最低的。人才的国际化环境和使用环境如何，将决定是否能够成为以人才引进带动技术、资本引进，促进新兴产业崛起和财富稳步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加快由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功能弱化向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功能修复转变。不可否认，长期以来由于偏重于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我国自然生态环境功能的透支和退化十分严重，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明显。“十二五”时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分迫切。
　　“十二五”时期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期，对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更高。2009年全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600美元以上。“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均GDP将不断上升，工业化进程将继续加快，内部结构将发生剧烈转变，工业化将表现出“重化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交叉重叠的特征，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重要经济城市在信息技术的强力带动下，高加工度、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加快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2009年全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左右，正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国际上一般达到70%以上城镇化开始趋稳），城镇规模继续加速扩张，城市现代化步伐加快，城市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十二五”时期，国内区域经济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一体化步伐继续加快。“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强了区域经济政策的指导和推动，根据促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总体要求，相继出台了天津滨海新区、长江三角洲、江苏沿海、海西经济区等战略重点区域的指导意见和区域规划，签署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等，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随着“十二五”期间，国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同时加快推进阶段，各大经济区域以及区域内部的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交通往来将更加便利，东部沿海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澚港经济圈等将加速形成，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越来越凸现。在这种趋势下，“十二五”期间对城乡、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要求更高，如何通过优化区域、城乡生产力布局和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来促进协调发展；如何健全区域、城乡协调互动的机制，促进区域、城乡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产业的梯度转移，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发展；如何通过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一个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十二五”是一个大有作为时期。只要我们认真领会五中全会精神，真抓实干，就一定能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铸造新的辉煌。

邱晓云

专门定做给领导看，也不必写成这样吧？

这样的文章，也就统计数字时有意义-----------我局干部今年在内部刊物上还发表了经济类论文二十余篇。

亚平

老邱，这篇文章代表的，是目前体制内省一级文字班子所具备的写作水平，作者现任省委研究室经济处副处长，省内凡涉经济领域的重要文稿，均出自他们部门之手笔。老邱再给把把脉，观点和倾向不论，光看其经济学基础、理论视野和文字功底。

天马行空

这是给总理在人大做政治报告用的吧  呵呵

邱晓云

一些陈腐理论加一些套话，既不是说给群众听的，也不是说给领导听的，只能印在内部刊物上免费送人，收到的人也是不看的，不拆信封整个的垫锅底，拆了信封，也就是撕开吐骨头，我们家收到这种杂志都是这样派用处的，我想谁家也都差不多，为锅底写的东西，谁有本事给他做分析啊？

邱晓云

这是给总理在人大做政治报告用的吧  呵呵
天马行空 发表于 2011-9-2 14:11

总理真这么说，也会有人分析，因为胡说之后会胡干，需要了解动向；而一个副处写这种文章就是为了将来评职称定岗位时充充数，没一个人会拿这当回事，包括他自己。

亚平

这篇文章发表在省委主办的公开刊物上，同期有省委书记署名的一篇特稿，和该文并列排放。唔，也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引起省委书记的关注。

竹南

根据题目之大，【“十二五”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阶段性特征】，想用几千个字说清楚，本来就不易，短短4千余字，表功显摆政绩的废话就讲了不少，再加上数据罗列和习惯性的官腔，水挤干净，干货可能都不到千字吧，即使这样，基本也没有阐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叙述问题的问题的文字是全文两成，那阐述解决问题办法的文字一成都不到，没有解决问题的步骤和环节，而更像是个表个态，本P民看了极易引起消化不良，头疼肩酸，心率不齐等症状。

邱晓云

这篇文章发表在省委主办的公开刊物上，同期有省委书记署名的一篇特稿，和该文并列排放。唔，也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引起省委书记的关注。
亚平 发表于 2011-9-2 15:02

这个有道理。别人不看，正好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东西的人多半会看，不过省委书记署名发表的东西，要不是他自己动笔写的，也不见得有兴趣翻看。

闲人一名

哈。小猪还真的看了。这种东西，我连题目都不耐烦读完的。

亚平

这个有道理。别人不看，正好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东西的人多半会看，不过省委书记署名发表的东西，要不是他自己动笔写的，也不见得有兴趣翻看。
邱晓云 发表于 2011-9-2 15:07

老邱说的是一般情况，但这位省委书记有所不同，对署他名的文字，特别在意，不仅发表过后要看，发表之前更要亲笔改定，甚至有许多文稿系其亲笔撰写。不过这位书记已经退了，去全国人大了，他退下来时的那篇讲话稿就是他自己动笔写的。在省部一级官员中，他算是比较能写的，早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后长期在报社和党办系统工作，担任过韩培信的秘书，韩在临退时，将他拉拔进省委常委班子。

亚平

不妨和中央级财经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刘鹤作一下比较，如何？




“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



刘鹤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先后制定了六个五年计划，每次五年计划都有特定背景和明确导向，但“十二五”规划与众不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中国正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外部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开始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出现很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新挑战。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十二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必须在已知和未知的发展场景下，回答一些战略性选择的重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其他国家已经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过、但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面对，还有很多是其他国家没有经历过乃至是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理解这样的独特背景，在回答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时，保证不出现战略选择失误，是《建议》的关键所在。
　　内外环境背景的不同是这次《建议》与以往历次《建议》最主要的区别。正是由于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建议》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向进行深度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抛弃了封闭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明确提出沿海外向型发展战略。其思维逻辑是：只有全面对外开放才有可能站在世界层面发展经济，学习最好的实践经验，使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在国际分工合作中形成和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受国内储蓄不足、人力资本短缺和地缘条件等因素制约，中国不可能采取全面推进的均衡发展战略，而只能在存有区位发展差距条件下，通过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带动全局，实施由点带面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以往历次五年计划中，虽然突出强调过不同的发展重点，但坚定实施沿海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基调没有任何变化。十分幸运的是，中国实施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全球化进程加快有机结合。由于发达国家劳动成本上升和传统竞争优势失落，使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全面加快，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国际分工、自由贸易、资本跨境流动和放松管制等经济政策和后来出现的互联网技术密切结合，使经济全球化进入黄金时代。中国迅速加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为世界的长期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是高度吻合的。中国在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过程中，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施开明的贸易和投资政策，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国有企业，重视人力资本和教育，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发挥法治的作用，这使中国经济取得很大成功。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分工逐步形成了实体经济的三角分工局面和资本收益从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回流的金融格局。中国成为最主要的全球生产中心，接受着国际资本流入，享受了新技术的自发性扩散，发挥着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逐步形成大国开放经济的实力，但过度依赖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的主要市场，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但过度依赖负债消费；资源富集国家则通过出售价格不断提高的初级产品获得极大利益，但产业结构单调化问题突出。由于新兴经济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尚不成熟，贸易顺差国所获得的外汇储备大量回流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这是使全球金融市场繁荣的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经历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世界经济遭遇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也使这个三角循环受到很大震动。美国的消费市场地位明显下降，全球总需求结构出现收缩式调整，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低迷的周期阶段。展望金融危机后的中期世界经济前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世界最短缺的将不再是资本和初级产品，与1929年的大萧条有某种类似之处（虽然导致萧条的原因不同），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
　　在外部环境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人员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适应这种新的结构性变化，明确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就是要在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十二五”《建议》的主体思想。中国政府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过度出口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具备可持续性，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做出明确判断，国际金融危机表面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在国内投资率已经偏高并且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的情况下，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重点，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提高国内消费率。具体地说，《建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使中国的广大中低收入者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以其消费能力为支撑，使中国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做出这种战略选择主要是为了实现三位一体的目标。第一，要通过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第三，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复苏过程中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并刚刚进入中等偏上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一整套增加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和支持出口的激励制度，但实现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更重视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必须通过全方位的结构性改革和建立新的利益激励机制才能实现转型。也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通常面临的发展陷阱，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抽象的角度说，《建议》在思维逻辑层面所考虑的改革主要涉及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怎样改变政府行为，使政府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和居民消费能力，而不再过度追求工业产出、GDP总量和出口规模。第二，怎样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使之具有开拓国内市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满足国内需求的强烈愿望和灵活的适应性，并能从中得到回报，而不至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第三，怎样引导个体行为，使之有能力抓住增加收入的机会，通过努力奋斗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扩大内需的主动力量。第四，在推动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大胆又要防止偏激，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混乱，使改革能够稳健有序地加以推进。上述提到的这些改革内容看似简单，实际涉及到对未来改革方向的界定、对扭曲的经济信号的调整、对新利益轨道的设计，任务显然十分繁重。
　　归纳起来说，新《建议》与以往《建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国际环境这个外生变量的假设不同。以往的假设是（实际亦是如此），经济全球化处于黄金期，外部经济环境是给定不变的，因此规划者更偏重供给体系效率的提高；而新《建议》更重视市场需求问题。它的基本逻辑是，外部需求结构的变动使全球化进程放缓和市场收缩，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努力改善民生，这样才能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

竹南

我见识短浅，感觉这个也是唱了很多年的老调子。
八个字总结：扩大内需，增加收入。
扩大内需吗，有三座大山一直拉动内需，还是执行老朱当年留下的路线图；增加收入，目前只看到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一个良政。

邱晓云

果然有比较才有鉴别，相比之下，刘鹤的文章言之有物多了。

邱晓云

不妨和中央级财经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刘鹤作一下比较，如何？




“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
刘鹤

归纳起来说，新《建议》与以往《建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国际环境这个外生变量的假设不同。以往的假设是（实际亦是如此），经济全球化处于黄金期，外部经济环境是给定不变的，因此规划者更偏重供给体系效率的提高；而新《建议》更重视市场需求问题。它的基本逻辑是，外部需求结构的变动使全球化进程放缓和市场收缩，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努力改善民生，这样才能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亚平 发表于 2011-9-2 15:47

刘的最后一段，虽然没什么新意，但仍是言之有物的：就是竹南指出的-----扩大内需，改善民生。

比较一下楼顶文章的第一段 ：

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深刻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理解把握好这些新变化、新特点，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主要战略机遇期，对于顺利推进“十二五”发展目标和战略思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全是套话，你把十七届五中改成十五届七中一样可以毫不打结巴地念下去，整个第二大段的绝大部分也是如此，今年可以这么说，过三年也可以这么说，永远是新的高度，新的阶段性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唯一的时代感在于隔几年会流行新的套话。

施国英

果然有比较才有鉴别，相比之下，刘鹤的文章言之有物多了。
邱晓云 发表于 2011-9-2 16:08

附议。
顶楼的文章我是一目十行，强迫自己看下去的。主要是为了解一下财经官员是啥水准。

刘鹤的文章倒是一口气读下来了。

亚平

我见识短浅，感觉这个也是唱了很多年的老调子。
八个字总结：扩大内需，增加收入。
扩大内需吗，有三座大山一直拉动内需，还是执行老朱当年留下的路线图；增加收入，目前只看到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一个良政。
竹南 发表于 2011-9-2 16:01

刘鹤：围绕扩大内需提出的三个重点问题





    中国扩大内需的问题早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提出了，但那场危机过后，大量资本回流美国，美国一度萧条后采取的宏观政策使国际市场急剧扩张，全球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这反而淡化了对国内市场扩大的经济激励的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引起的国际市场变化，使“十二五”《建议》必须回答如何扩大内需这个新问题。
　　所谓新问题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外部环境发生突变的情况下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复合函数的性质，其他国家先后经历的“线性”问题在中国同时出现，这使情况空前复杂。第二，从表面上看，这个命题似乎是老问题，但在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和巨大的经济规模面前，在复杂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和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下，以往的理论和实践不足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便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但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敢盲从。因此，面对这些新问题，使得规划制定者时时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在诸多问题中，本文主要想说明三个相互联系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定位
    ■中国需要继续发挥全球主要制造中心的作用，这种状况至少会延续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
　　■《建议》提出，中国要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扮演起全球产品购买者的角色。这个提法在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其内涵比较丰富。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应当担当什么样的角色不可回避地提上日程。面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变化，需要准确进行国家角色的新定位，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走出本次金融危机的陷阱而再现繁荣。从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角度认识中国的经济角色，以及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定位其在世界经济中应发挥的作用，是制定《建议》的重要任务。客观评价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储蓄和消费格局、产业政策取向及人口技术条件，理性分析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发展阶段性挑战，《建议》认为，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经济角色可以简单概括为，在继续发挥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场大国的角色，使中国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中国需要继续发挥全球主要制造中心的作用，这是国际经济分工格局的结果，这种状况至少会延续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虽然劳动力成本进入上升期和人口老龄化速度有所加快，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从全球经济分工的历史看，日本、德国先进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至今无法被其他国家替代。由于中国的资源生态条件支持庞大制造业的潜力已到极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支持组装加工贸易的力量逐步弱化，市场需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要完善投资软环境，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弹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完善产业配套和物流配送能力，建立适应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贸易和金融结算系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传统竞争优势，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水平。从世界来看，全球的个体消费者仍然需要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满足基本需要，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人员也不希望面临经典式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符合全球利益。就中国而言，38%的单位从业人员岗位、39%的税收要由制造业提供，因此，中国继续扮演好制造中心的角色是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建议》提出，中国要逐步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扮演起全球产品购买者的角色。这个提法在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其内涵比较丰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定位是《建议》基本逻辑和主体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建议》的关键词和灵魂。事实上，这个新角色的表述体现了《建议》制定者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和对国际经济中期趋势的估计，表现了对中国宏观经济及国际收支政策的取向，也是国内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首先，这个定位表达了《建议》对经济全球化的认同。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很多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不少经济学家从自由贸易的提倡者变成反对者，但《建议》制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虽有起伏，但其趋势不会改变。因为，这个趋势的形成历史是人类利益本能、市场机制力量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客观结果，否定这个趋势并试图从全球经济时代后退到国别经济时代的想法，显然是十分幼稚和不现实的。由于国家间相互依赖性上升，逐步发展的中国必须从全球经济分工角度确定国家角色。
　　其次，这个定位反映了《建议》对中长期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判断。
　　G20峰会后，各国领导人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达成共识，但不少国家的平衡方式和能力令人担忧。就平衡方式而言，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再工业化和扩大出口，但同时又对国内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束手无策。从宏观含义上说，生产能力的供给在全面增加，但需求明显在减少。G20国家总人口是42亿人，其中发达的G7集团有12亿人口，新兴市场国家有30亿人口，在人力资本质量同质化和技术创新储备不足的条件下，如果所有国家都奉行东亚模式，谁来消化新增产能？谁有能力担当世界市场的角色？如果每个国家不致力于扩大内需，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方式将使世界存在步入经典式产能过剩危机的可能，而那时许多公共财政融资能力恰恰相当脆弱。因此，世界需要一个迅速扩大的市场应对新一轮经济低迷的冲击。据瑞银研究报告分析，到2015年，中国国内市场消费将可从目前的5.4%上升至15.6%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这显然是世界的福音。
　　第三，这个定位表达了中国宏观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取向。
　　《建议》提出了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但并不认为要用不适当的行政方式限制出口，中国的国情不支持采取汇率急剧升值的做法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货币渐进升值是可以接受的政策选择。为了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同时，中国要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要继续完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同时要加大资本输出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定位反映了在开放条件下实现国际收支动态均衡的设想，支持着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理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提出这样的国家角色定位，与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高度衔接、与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高度一致。
　　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过前3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地区和人民先富起来的目标，“十二五”期间，必须使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避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提高中产阶级比重，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这是实现国家角色定位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规划者清醒认识到，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倡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产方式，因此，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作了突出强调，明确提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一十分严格的指标。
    第二个核心问题：城市化模式
    ■用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吸纳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从而使城市化进程有序推进，这是中国城市化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关系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全局。
　　■用合理的方式在三种类型城市之间进行合理分工，使更多的城市具备规模经济效益，从而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是中国城市化模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稳步推进城市化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源泉。中国城市化发展所创造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巨大，这将带动需求结构升级，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效益，增加服务业的比重，为制造业技术创新提供平台，进而成为创造就业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据测算，中国城市人口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将增加1.4个百分点，直接带动GDP增长0.4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为46.6%，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期，未来至少将有3亿农民进城，同时，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至少存在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如果中国每年有一千万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为有就业的市民，在这个过程中使中等收入者比重稳步提高，其能够为全球创造的市场规模将是史无前例的。《建议》要回答的现实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吸纳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从而使城市化进程有序推进，这是中国城市化要完成的首要任务，关系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全局。
　　从最宏观的意义上说，中国只有两类城市。一类是有能力创造净需求的城市，一类是增加净供给的城市。对前者来说，新增净需求意味着国内市场扩大和就业持续增加，新增就业者成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消费者后，供求相互促进的城市规模效应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它不但可以实现城市经济的自我循环，而且可以不断吸收新的转移劳动人口，进而加快现代经济结构的形成。“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就是要更多培育有能力创造最终净需求从而接纳农业转移劳动人口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的大都市是最好的城市化模式选择。但受地理因素、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条件、经济全球化融入程度不同、就业机会多变和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影响，目前中国极少数特大城市急速扩张，人口和交通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而大中型城市成长相对缓慢，就业机会相对有限，生活吸引力不足；小城镇则数量众多，但多是生产供给型产业群。用合理的方式在这三类城市之间进行合理分工，使更多的城市具备规模经济效益，使之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是中国城市化模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选择城市化模式上，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的两派之争。与发达国家作为大城市卫星城的功能不同，中国小城镇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出口产品，在人多地少的中国，规模经济效率低的小城镇遍地开花，似乎让人难以理解。但恰恰是在这些小城镇中，开始了乡镇企业的创业热潮，冲击了传统国有企业这个计划经济的根基，并且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力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维护小城镇模式的呼声十分强烈。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资源生态破坏等现象加剧之外，缺乏国际市场将使生产型小城镇的发展失去国际市场支持，因此，大部分小城镇的人口数量都在下降，中等城市的情况也不例外，转移的富余农业劳动力远离故土，越来越多地流向省会以上级别的大城市。同时要看到，一味支持特大城市发展的模式也走不下去。在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村转移人口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进行选择十分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外来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也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化进程。
　　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需要选择一个符合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合理城市化模式增加大城市的数量和就业吸纳力。在一系列复杂的变量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和收入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节余和自我尊严的满足感等社会心理指标。这个平衡表的右项节余如果稳定地高于务农收入，就会有人口从农村流入符合条件的城市，在那里获得就业和发展机会，他们将改变“候鸟式”的生活方式，由农民变为市民，融入现代文明体系，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动力，从而起到城市化对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起的重要作用。
　　基于这样的分析，《建议》提出发展城市群的政策导向和建设网络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发展模式。“网络城市”是通过轻轨、地铁、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讯系统，把不同区域内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内（如中西部地区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所创造的“一小时经济圈”和OECD国家提出的网络城市构想）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实现特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在这个模式下，大城市将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周边处于合理运输半径并被纳入城市网络的中小城镇侧重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职能，并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建议》希望通过这样的模式安排，实现城市在不同区域的合理分布，有引导地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有文明素质的市民。2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到大城市就业，虽然建筑业、服务业的底层岗位是其职业生涯的起点，但在这批人中间，管理层和工程技术层面的人数明显增加，他们努力奋斗的动力比原有市民更强烈，机会捕捉能力更适应市场变化。因此，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具备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条件，这是令人兴奋的大事。在选择合理城市化模式的同时，在农民工市民化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住房问题，这次规划明确提出了通过建设公租房解决住房问题的思路。
    第三个核心问题：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极端的再分配方式“杀富济贫”，是《建议》在分配问题上重要的政策导向。
　　■经验证明，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
　　《建议》指出，“十二五”要对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其中的一层含义是，必须赶在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加速期到来前，打牢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二五”时期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需要进一步明确“发展”的真正含义，虽然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但对这个基本经济概念的误解太多。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分配的物质条件，因此谈不上发展；反过来说，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出现两极分化加速现象，将会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使社会大局失去稳定，因此不可能发展。怎样处理好这对关系，使中国避免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是《建议》需要格外审慎处理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尚无明确定义，但二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除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之外，大部分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都没有逾越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关口。虽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这个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往往变化剧烈，在变化面前，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盲目性在这些国家几乎是普遍现象。一些拉美国家的主要教训是：第一，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采取了进口替代和大企业垄断模式，脱离全球技术变化主流，缺乏技术创新力，不重视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利益，致使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缺乏市场支持，“中产阶级丧失”特征明显。第二，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导致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后，执政党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政客提出高福利承诺缓解社会压力，反对党则煽动民情和制造阶级对立仇恨。但是，政府财力不支撑透支性的福利分配政治承诺，因此普遍采取超量印发货币和高额借外债的做法支撑门面，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资本外逃。第三，宏观经济的民粹主义政策使一届政府倒台后，但新上台的反对党政府同样没有能力和勇气摆脱恶性循环，这使政权快速更替和恶性通货膨胀相互伴随，致使两极分化现象长期化，最终使经济根本无法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的同时，教育机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公立低质量教育和私立高质量教育的差距扩大，这使“穷二代”现象成为历史惯性，使贫困“再生产过程”循环反复而成为难以医治的顽症。
　　同样引人深思的是发达国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所暴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有些发达国家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严重失误直接相关。
　　以美国为例，为了政治选票而呼吁提高低收入者住房产权拥有率，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点。而希腊等国家的情况则表明，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务信用是永恒主题。一旦增长失去动力源泉，国家信用度下降，以往建立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这意味着，对任何国家来说，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设计都必须有经济可持续的增长来支撑，都不能仅为短期的选举政治目标服务。
　　怎样避免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悲剧重现，是中国正在面对的重大考验。尤其需要看到，国际市场总需求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特点使中国经济增长本身面临结构转型的挑战，因为高投入、高消耗、高出口的增长条件已经逐步丧失，经济进入增长速度自然递减和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的时期，适应中等收入需求多样化特点的、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质量支撑的增长格局并未形成，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正在影响已经形成的发展共识，在这种形势下，感情用事是最容易但也是灾难性的政策取向，唯独深邃冷静的历史眼光、理性平和的态度和在此基础上经过详细调研分析后采取的有远见的政策取向，才能引领国家避开陷阱，走向光明的未来。
　　在认真研究国际经验教训和客观分析中国实际情况后，《建议》在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明确提出，首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同时，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只有提出这“两个比重”，消费和储蓄关系才能改善，低收入者数量才能减少，中等收入者数量才能上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
　　规划者认为，在“十二五”时期实现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是可能的，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收缩的客观条件。沿海和内地的分配差距在于沿海地区率先纳入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带来的红利，在全球化形势逆转后，生产要素已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可能逐步缩小两者收入差别。城乡二元结构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而逐步淡化，这也是历史必然。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使劳动和资本的谈判力量对比出现明显逆转，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工资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提高是大势所趋。“十一五”规划期间，政府公共政策的重点已经更多转向并将继续坚持改善民生和提供公共服务，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将使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重出现变化。
　　在这些趋势可能使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客观依据面前，《建议》强调了以下重要政策取向：
　　第一，在发展和改革中解决前进中的矛盾。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共识。《建议》强调，要坚持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增强协调性，提高质量，在经济增长中创造充分就业的机会。尤其要大力发展小型微型企业和服务业，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创业和就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据统计，个体私营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在新增就业中的比重达到90%，65%的专利发明和80%的技术创新来自小企业，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小企业的潜力。在提高增长质量和扩大就业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极端的再分配方式“杀富济贫”，是《建议》在分配问题上重要的政策导向。
　　第二，加快建立在财力上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提高政府用于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既有利于增长，也有利于公平分配。《建议》强调，政府要通过提供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来改善民生，这是解决增长与分配矛盾的政策着力点。目前，政府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保三项支出的比重约为38%，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低16个百分点左右，改进公共服务的潜力还很大。特别重要的是，要对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社保体系加快重新整合步伐，扩大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逐步提高标准，使之适应劳动力转移加快的新局面，为社会稳定建立安全网。对照拉美和一些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要与政府的财力相适应，公共服务体系要有利于激励而不能影响劳动者的自我奋斗精神，这是《建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政策选择。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创造起点公平的各种条件。要完善公开透明的市场秩序，通过合理合法的竞争获得生产要素和市场准入的公平机会。要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收入，规范管理灰色收入，严厉打击非法收入。
　　第四，重视发展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要使低收入的群体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发展，提高劳动力对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的适应能力。从长期来看，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人力资本质量差距引起的，贫困的代际遗传是由于教育质量和机会不公引起的，因此《建议》对教育发展特别是提高教育公平性和改善教育质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划。
　　第五，引导社会舆论。处于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当绝对贫困现象被逐步消灭后，相对贫困现象更令人难以接受。人们可能相信一些貌似有理但实际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极端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的立场，主动引导改革向上的社会舆论，鼓励人们艰苦奋斗和创业致富。必须强化改革的社会共识，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和现代公民意识，使全社会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今后这一差距可能缩小这个历史阶段性特征有理性认识。中国经历了共同贫困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了改革开放后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体先富起来的历史阶段，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过程中，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这一转型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这是引导社会舆论的基调。《建议》专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对有利于平滑实现转型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意识提出明确要求。
　　与赫希曼所描述的那种“隧道现象”类似，大量车辆堵在交通隧道内后，驾车人只要相信和看到车辆缓慢有序前进，就不会产生混乱；但如果车辆完全无法移动，甚至出现交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相信会出现变化，就会失去耐心。因此，理性对待“堵车现象”，保持秩序并逐步改变现状，是社会宽容度的“天花板”。虽然一些国家的发展案例不支持库兹涅兹倒U型分配曲线的结论，但在中国争取出现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有序推进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鼓励全民艰苦奋斗，完善有利于创业和就业的经济制度，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强法治的权威地位，就可以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从而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迈进。

何萍

我朋友的文章，请从经济学角度掂量一下其水平

让他人掂量自己朋友的学术水平，对朋友不够义气啊。

何萍

我对朋友的态度是，不管他/她水平如何，朋友就是朋友。如果要掂量他人的水平的，应该不是朋友，而是对手。

李大苗

我对朋友的态度是，不管他/她水平如何，朋友就是朋友。如果要掂量他人的水平的，应该不是朋友，而是对手。
何萍 发表于 2011-9-2 23:25

快人快语！赞一个

何萍

快人快语！赞一个
李大苗 发表于 2011-9-2 23:28

多谢大苗肯定。但愿我对朋友的态度，也是朋友对我的态度。

亚平

附议。
顶楼的文章我是一目十行，强迫自己看下去的。主要是为了解一下财经官员是啥水准。

刘鹤的文章倒是一口气读下来了。
施国英 发表于 2011-9-2 18:11

主帖作者系省委文字秘书班子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经济方面重要文稿（省委文件、领导讲话、调研报告等）的起草，但算不上是专门的财经官员。刘鹤现任中财办副主任、国发研中心党组书记，是老温在经济决策方面的重要助手，据说温很倚重他。

亚平

我对朋友的态度是，不管他/她水平如何，朋友就是朋友。如果要掂量他人的水平的，应该不是朋友，而是对手。
何萍 发表于 2011-9-2 23:25

我在原来工作的部门时，写过一些市委层面的工作报告和领导讲话，所以对于中央和省委写作班子成员的文章、尤其是熟人的文章异常留意，也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掂量掂量，我的确是很想听听大苗、老邱对于这类文章所下的判断，潜意识里，或许也想印证一下是否与我的看法相接近。主帖作者确实是朋友，也许转贴时隐去朋友二字为好，可我开始又觉得，加上朋友二字，可能更易引起关注。被何姐批评了，我得虚心接受。

李大苗

地方官员所长应在地方事务，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以及动态环境也是地方，熟悉的也应当是地方治理，对地方之外的宏观整体，周边基本没有可资攀比的对手。上述这些决定了思维和理解的贫困。说起来，即使所谓的“五年规划”有些什么意义，也与地方经济小有关联，遑论那些本来就是大而化之的宏观想象本身就空洞得很。

专家学者，如果是真的话，绝不会发表如此面面俱到百般兼顾的文字，毕竟专家在于“专”，学者在于“学”。能作主楼这般文字，大多是业余爱好者，业余的政治爱好者，蜻蜓般地，每个水洼都点一尾，以示能满世界地周全。这类，大多有着“阴谋论”的深度瘾性，拳拳爱党爱国并忧党忧国，寄望能讨当权者一瞥。

就行文而言，刘鹤当然老道，“不敢盲从”这四个字就足见其斟酌之苦心。而刘权之文则无此功力。前者是隐摆，后者是显摆。尽管我未必认同前者的观点与观念。

亚平

比较到位，点评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