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思想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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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思想的演变
【正 文】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决定１９９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并称他们是“新经济史学领域的主要人物”。所谓的新经济史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产生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六七十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它通过对经济史进行分析研究来说明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出现三大进展：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研究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战后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增长热”，它们对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导致新经济史学的产生。新经济史学具有两个明显的基本特征：一是充分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考察经济史，二是广泛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巴拉克拉夫曾经指出：“新经济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使用了这样的假设——演绎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计量经济学精心设计的技术，目的在于用数学方法建立起各种变量因素在特定环境下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方式。”
道格拉斯诺斯１９２０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５２年分别获得伯克利福尼利亚大学文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诺斯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东部经济协会会长和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诺斯被称为“新经济史”研究的先驱。他把经济理论、计量方法、反事实研究法、反证选择以及各种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对经济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是“新思想的启迪者和提出者”。他明确提出了新问题，并向经济学家们指明怎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原有问题。他批评传统的经济学未能充分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５０多年的学术活动中，诺斯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起来了，而另外一些国家仍然很穷？”这个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诺斯早期研究的代表作《１７９０—１８６０年美国的经济增长》（１９６１年）和《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１９６６年）中，他引入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法和计量经济法等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史，这被认为是对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挑战。这一时期的研究形成了诺斯的新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研究的坚实基础，这成为他作为新经济史学家的标志之一。
诺斯对经济增长因素的重新核算使他的研究方向自然而然地转入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在《１６００—１８５０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１９６８年）一文中，诺斯开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史：过去几个世纪海盗猖獗，严重地威胁着航运安全，提高了贸易成本并缩小了贸易的范围，虽然１６００—１８５０年间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多大的发展，但由于英国通过行贿、其它国家通过用海军为商船护航，使大西洋成为人类畅通的海上走廊，海洋运输变得安全可靠，加上市场的扩大，使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这就加强了世界上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诺斯因此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篇论文后来成为经济史的代表作之一，诺斯从此着手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诺斯建立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步就是系统阐述有关制度建立的原则和过程等若干基本理论，其标志是他与兰斯戴维斯合作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１９７１年）一书。他们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忽略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因素，或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他们列举了美国十九世纪的农业政策、金融和交通的变化，说明了体制的变迁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结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延缓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这样在诺斯的理论中，制度不再是既定的和已知的因素，而是一个变量，由此他把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归纳为５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以实现制度变迁。
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的《西方世界的增长的经济理论》（１９７０年）和《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１９７１年）两篇论文中，诺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技术进步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从而使他在制度变迁的研究方面更进一层。
诺斯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经济史》（１９７３年）的出版是诺斯的理论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出现的里程碑。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理论，而是一直把研究工作局限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如果不利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者将不仅无法解释诸如“一国经济的兴衰”这类重大问题，甚至连经济史的具体演变过程也说明不了。因此，他们主张，经济史学家应该用自己的学术武器——经济理论——去认识世界和解释历史，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有机统一起来。他们在该书的《理论与概览》部分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组织可以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在西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过程中，人口增长和人的独立和自由是起关键作用的两个外部因素。他们还明确界定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可以在两种情况下产生，其一，人均生产要素的实际数量可能增加；其二，一个或几个生产要素的效益增加，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被称为真正的经济增长。产出的增长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来完成。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形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他们把技术革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本身看作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就是他们提出的考察和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宏观分析框架。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他们还利用上述理论对几个西欧国家的发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英国的迅速崛起是由严格划分的产权所促成的，这种产权划分使英国形成了更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产权和经济增长的联系包含着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严格划分的产权并不等于自由放任，前者更加重要，因为它减少了交易费用，出现了更加紧密联系的市场、更高水平的专业化，从而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这样划分的产权是通过议会在１６５０年和１６８８年战胜斯图亚特王朝产生的，此后议会能够阻止国王向人民任意征税和随意出售专卖权。诺斯还利用经济增长的静态模型来分析英国人口增长，他认为人口增长产生了更加严密划分的产权，因为产权的实施受经济规模影响，随着人口增加，人们更容易执行裁决、维护法律和秩序、履行合约，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高效率的社会，在这一点上，诺斯所提出的问题比他所能解答的问题多得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质疑。
英国的勃兴似乎可以从优越的自然条件中寻找注脚，资源贫乏的小国荷兰完全不是依赖自然的恩赐，而是发展了一套更具效率的经济组织，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从而使得那里的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比较接近。正因为如此，何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远远超出其小国规模之上的重要地位。
中世纪西欧强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衰落可以反证他们的理论。法国经济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是因为法兰西国家不能发展一套有效的财产所有权体系：劳动处于不付报酬的奴隶义务劳动阶段，行会、垄断和对地方市场的保护继续存在……。西班牙的旧制度占居优势，没有发展有效的所有权，私人产权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机构革新少而且缓慢，所以它在竞争中失败并出现停滞和衰落。总之，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欧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私有制的发展。
诺斯和托马斯对产业革命也发表了他们独到的见解：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铺平了道德，产业革命是一系列因素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渐进性的结果，因此，历史演进的真正源泉是制度的变迁。新旧世界交汇后，市场需求的刺激导致了劳动分工，从而出现了专业化，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而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资源的浪费。通过经济组织的变更可以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此外，国际性的竞争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使之调整各自的制度结构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并使产业革命得以扩展。西方国家产业革命成功是重构所有权的必然结果，而失败是经济组织没有效率的必然结局。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１９８１年）一书中，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渐臻佳境。诺斯把“结构”一词界定为“那些我们相信是决定经济实绩基本因素的社会特征”。他把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及意识形态都包括在里面，主张经济史应从时间上解释结构与实绩的演变：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经济实绩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因此，诺斯所说的“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主要基石是：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作出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理论解释人们对现实产生不同理解的原因。下面分述这三种理论。
对解释人类力图降低交易费用和改变经济组织形式，产权理论是十分重要的。有效率的产权应该是竞争性的或排他性的，为此，必须对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否则将导致交易和契约安排的减少。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引起经济组织的变迁，这反过来又降低了技术变化的费用，加速了经济增长。诺斯以两次经济革命为例进行阐释。经济革命包括作为知识存量变化结果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同样重要的实现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变化。第一次经济革命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创造了农业文明，在此后的１万年里，人类的确不断地被无数次马尔萨斯式的危机所侵扰，但这些危机能被并且已经被采用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技术变化所克服。第二次经济革命导致新的知识供给曲线、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实现这些技术潜力所必须的经济组织的巨大变化，这次革命带来了更大规模的专业化，因而需要新的组织形式，工业文明产生了。人类经济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
因为是国家确定产权结构，构成经济组织的契约关系形式主要是由国家来决定的。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国家理论不仅要对造成无效率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本质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上国家的不稳定性。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由彼此间具有特殊联系的一套复杂的制度构成的。为了获得收入，国家以规则和命令等形式建立一套能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与伦理规范和行为约束机制。国家还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设定了不同的产权形式，国家首先要考虑不同选民的不同机会成本（这将导致产权反映选民集团的政治力量），其次要考虑统治者监察经济实绩的费用，这样才能使收入最大化。国家还面临其它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国家才会提供促进经济活动的公共物品或基础设施。诺斯综合了传统国家理论中的契约论和掠夺论两派的观点，提出了国家暴力潜能分配的观点：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那么就会产生契约性的国家；如果不是平等分配，就会出现掠夺性的国家，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随之产生。因此，国家是在下述目标下建立的：设立财富分配方式；在竞争性世界中界定一个保护体制；为执行体制设立一个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建构国家理论的目的是要用它来说明无效率产权的活动倾向，解释国家的兴衰。不幸的是，过去在解释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时，这一重要的基石却被人们忽略了。
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主要方面，它来自于对现实的理解（即意识形态），人们以此对环境作出反应。意识形态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是否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联系的，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所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有一种关于可能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观念，即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进行选择。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路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形态。实际上，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理论。当一种领域的各个体形成共识时，一致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而歧异的意识源于对现实感知的差异和矛盾。因而，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的规则。意识形态的差异首先从与环境作斗争的不同地域组织的经历中体现出来，继而渗入不同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进而它们构成现存国家内部和国家间财富与收入分配中的冲突基础。成功的意识形态还必须具有灵活性，以便能得到新团体的衷心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的结果而得到旧团体的大力支持。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的灵丹妙约。
这样，诺斯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更为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了。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经济史的框架——从国家到个人，从经济到法律、政治、文化的宏观框架。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理解经济史的制度结构及变迁。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实绩》（１９９０年）一书中，诺斯进一步地考察了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交换所必需的考核、监督和实施费用，即调查费用、洽商费用、执行费用——中的作用。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这种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各种选择。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之间以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机构、管理、法律政策等等，它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保证，如果社会群体发现现有体制已经不能促进发展，那么就应该酝酿建立新体制，否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
诺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重新研究，证明了稳定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推动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083&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