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日本为何对历史反省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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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立撰稿人 邓聿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68年周年纪念日，安倍内阁中的两位大臣已经公开表示该日要去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最近也再出狂言，呼吁日本应效仿二战爆发前德国纳粹政府的做法，在谁都没注意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修改宪法。
安倍内阁自去年12月26日组阁以来，已日益右倾化，尤其是在今年7月的参院胜选后，更是挟民意而成为日本战后最右倾的内阁，使得邻国十分担忧。那么是什么造成日本在战后变得右倾色彩如此浓厚？笔者认为，在探寻其中原因时，有必要回到战后历史的起点，及整个冷战史，去看看当时情况。日本的右倾化并非是突然兴起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期。这一点，和同为战败国的德国相比，显得尤其明显。
二战给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与德国相比，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除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及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而如果说德国投降是形势所迫，日本则还可以在军事上坚持一段时间。据统计，日本当时时还拥有154个师团，136个独立旅团，533艘战舰及15886架军用飞机，总兵力达698.3万余人。比起德军的疲惫状态来说，日军还有相当的战斗力。事实上，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军部围绕着主战与主和争执得很厉害，而军队在天皇的“终战诏书”颁布的前一刻，还在负隅顽抗。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诚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有条件投降。
战后的德国由四国分区占领。后因美苏“冷战”的发生，德国东西分裂的状态被固定下来。这种状况使德国人民对战争的后果有更直接的感受。日本的占领体制则不同，虽然是以盟国名义占领，实际上由美国单独占领，民族的单一性和国土的完整性都得以保存。后果是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感受没有德国人那样深刻；而占领结构的这种差别，也直接影响着两国战后的民主改革。
战后初期，出于彻底铲除法西斯势力和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家的考虑，盟国对德国和日本分别进行了民主改革。对于德国来说，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从来没有成为国民的普遍意识，日本更是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国家。日本近代的明治维新着重学习的只是西方的物质主义，对于西方的民主思想不过是学了某些表象。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两国进行民主改革十分必要。但是，基于德、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以及盟国各自的利益，两国在民主改革的程度上，尤其是在打击军国主义势力上有很大差别。
相对盟国对德国采取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所谓“四D”改造计划，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说，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的有两条：一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是日后建立尊重……美国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负责的政府”。这就决定了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转移的。所以，尽管战后英国和苏联等国都把日本天皇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美国国内舆论也一直要求美国政府将皇室从日本国土中根除，然而，美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议，保留天皇制。正如麦克阿瑟所说，若把天皇列为战犯，将引起日本人情绪上的不满和反抗，从而美国至少还要增援百万大军，才能彻底重建日本，一句话，是为了美国的利益需要。
战后初期，美国也曾采取相当严厉的态度去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和思想，后因冷战需要，不再做进一步的努力，东京审判就留有很大余地。虽然判处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死刑，可像冈村宁茨、梅津美治郎这样的重要战犯却被宣布无罪，后又把一些判刑的战犯陆续释放。战后日本将这些战犯的亡灵供奉在靖国神社，固然是因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与美国对战犯的宽容处理也不无关系。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客观上等于为天皇开脱战争罪责，对日本国民而言，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也就自我原谅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象征，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却也成为不负责任的象征，从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没有像德国一样同过去彻底决裂，旧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基础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场。
随着原苏联力量的增长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开始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敌人。使美国对日本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及其思想采取了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特别是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终结。
概言之，战争的受损程度、盟国占领体制的差别，以及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导致日本没有认真地去清理这场战争和历史。
第二个因素是，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也助长了日本的右倾化。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单一的民族被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其北方四岛，但它没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于东亚而免于处在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同战后德国积极回归欧洲、修复与邻国关系的选择不同，战后日本并未重回亚洲大家庭，搞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尽管冷战时期日本与西德都竭力寻求华盛顿的庇护，但日本更多地依赖美国。二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即是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其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也不积极主动。当然日本的这种倾向也不是战后才出现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耻于自己是亚洲国家的一员，出现了所谓“脱亚入欧”论，理由无非是亚洲各国落后。此后这一思想成为日本历届政府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因为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同日本抗衡，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错觉，即日本可以利用亚洲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要求来冲淡对过去的不愉快回忆，并用现实的经济关系代替对战争罪责的道歉。美国政府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有关二战罪责的敏感问题上，美国对日本远没有对德国那样态度鲜明。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战后出于共同的目的结成的美日特殊关系；二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三是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日本人据此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还有人提出要求美国对死于原子弹的无辜平民进行赔偿。因此美国对要求日本公开道歉一类的事情总是小心避免卷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伤害美日关系，这种低姿态助长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许多日本人认为美国觉得理亏。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产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一样，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战争的性质。
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其国民的反省态度也有一定影响。战后德国的纳粹党被彻底瓦解，国家的执政人物不仅与纳粹没有瓜葛，而且是反纳粹的。日本则不一样。日本的政党在战时均不同程度地附和了天皇的侵略政策，战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有不少重要阁僚曾在军部担任过公职。东条内阁的工商大臣、战后以战犯嫌疑关押过的岸信介，乃当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而这种事在德国绝对不会发生。
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加之自民党长期执政，其右倾政治思想已经渗入到了一般国民意识，使日本政坛和社会被新保守主义所垄断。新保守主义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谋求在国际上有与其实力相应的发言权，其突出表现就是修宪和“入常”。战后西德的基本法基本上是由法学家们独立撰写，于战前魏玛宪法的联系被截然切断。而战后的日本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从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却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这也是日本民主改革不彻底的一个方面，给战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责任增加了困难。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的“耻感文化”导致日本人的善恶观模糊不清。
用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国分属“耻辱感文化”和“罪恶感文化”。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别在于：“罪恶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而“耻辱感文化”没有向神坦白的习惯，也没有赎罪的仪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来赎罪。因此，“罪恶感文化”仅仅依靠人内心的服罪就能行善；而“耻辱感文化”只有通过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它至少要有一个想象的旁观者。这种分析尽管不十分准确、全面，却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一个视角。
日本的“耻辱感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等级制文化”。某种程度上这与德国相似。但在德国，国民服从的是权威和秩序；在日本，国民服从的是特权。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可以说，没有无所不在的等级现象也就没有独特的日本文化。这种等级观念源于家庭伦理中“孝”的观念。“孝”要求家人必须尊从家长的特权，但与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同，它还要求家人“各守本份”，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人们要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日本人也是用这种观念来看待国际关系。他们认为，当年的侵略战争不过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个由日本所领导的国际等级社会，战争的失败说明他国“不守本份”，至多是说明日本建立国际等级秩序的良好愿望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行不通。从道义上来说，日本没有理由受到谴责，也不必为发动战争而道歉。
“耻辱感文化”的第二个表现是善恶观模糊不清。他们认为官能享受并不是一种罪恶，也不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邪恶，所有一切官能的享乐，如果都处于一种“适当的位置”，即使给别人造成了精神和肉体的伤害，也不应受到责备。在日本人看来，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相斗争的战场。这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与中国人的善恶观念也迥然相异。美国历史学家桑索姆在他的《日本：文化简史》一书中写到：“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罪恶感”，“日本政府还坚信对过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才有了诸如“日本发动战争并非侵略”，“大东亚战争有助于亚洲的解放”等种种论调。
日本民族对侵略战争反省不彻底，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日本国民心中的神国观念和对天皇超常的忠诚意识。“孝”与“忠”构成了日本“等级制文化”的两大支柱。近代日本在推行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中，对天皇的“忠”得到有意识的培养，它和日本民族固有的神国观念即神道教相结合，成为一般日本国民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天皇被看成是隔绝尘世、纯洁无暇的善良的“父亲”，他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动负责。战后，虽然天皇头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碎，从神还原为人，但对天皇的“忠”却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未有多大触动。即使是那些反战的日本人，也未把他们对天皇的崇拜与军国主义战争政策严格区别，且根本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欲仁天皇1945年8月的“终战诏书”只字未提侵略和战败事实，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更是完全排除，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拒不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因此，日本国民不愿承认天皇负有战争责任，战争是由军部背着天皇发动的，天皇至多是没有及时阻止战争。日本一些反对反省侵略历史的势力正是打着这一招牌的。
最后，二战本身性质上的复杂性及战后对国民的教育，也使得日本没有正确的历史认知。
二战是一场由若干种战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战争，它大致有三个侧面：（1）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侵略战争：（2）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3）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战争。战后日本单独强调第二个侧面，企图否定侵略和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界限，从而抹杀日本的侵略责任，甚至将日本美化成解决者。
同德国战后对纳粹的清算相比，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教育，非常不严肃，背离史实。许多历史学家就强调指出，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历史课本中也通常回避这段历史。文部省还把“南京大屠杀”改写成“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出现的大混乱中死了许多中国士兵和平民”，删除有关731部队在哈尔滨进行的细菌试验的段落，并禁止在课本中使用“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字样。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也一再得以通过官方审定。歪曲历史、掩盖民族的罪行，用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去教育后代，只会使后代对民族的历史采取一种更加轻率的态度，更无法培养出一个有责任感的、取信于世的文明民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 霍默静 [email protected]

100d161

因为日本吃定中国，只要对中国强硬，中国就会让步

老独步天下

原因多多，有不正当的，大概也有可以理解的。例如，历史上，该国是否有过屈辱的被侵略史，而导致对周边势力很敏感。

xsc1536

日本人对历史反省不彻底，恐怕是中国人特有的概念，指日本人对上世纪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没有采取与中国相同的看法。中国现政府及许多国民均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政治反映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只能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冲突、交易、妥协等）来解决，不可能通过历史学术研究和教育来解决。1972年中国与日本实现的邦交正常化，就是一场纯粹的政治交易，并没有解决历史认知问题，而且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对两国间存在的历史问题进行过认真、客观、理性的讨论。两国对此都负有责任，但中国的责任应该更大，因为中国对自己的这段历史没有进行过真诚理性的认知，甚至许多极为重要的历史真相都不允许公开。

李大苗

邓的这篇文字，可谓反映出国人基本认知的典型。

在“邦交正常化”的宴会上，田中角荣用“麻烦”（めいわく）表示出的“道歉”，令周恩来等在场者严重反感，险些造成外交事件。无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什么，所表达的歉意程度是否足够令人满意，但毕竟是发生在1972年的事情。

33年后的2005年5月9日，时任总理的施罗德做出类似的举止。他的方式不是“道歉”，而是请求“原谅”或“宽恕”：“对出自德国人并在德国人名下给俄国民众和其他国家民众造成的苦难，我们今天请求宽恕”（Today we ask forgiveness for the suffering inflicted upon the Russian people and other peoples at the hands of Germans and in the name of Germans，……）。注意，这里没有用到“侵略”这个词。相比德国总理，日本的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10月9日来到卢沟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他说：“……今天有机会参观了纪念馆，再次痛感那场战争的悲惨。我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

所谓天皇的“终战诏书”，在播放时称作“玉音”，而原始文件中并无文题，当然也就没有“终战”这个说法。全文的核心是“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受诺其共同宣言。”（朕は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支苏四国に対し、其の共同宣言を受诺する旨、通告せしめたり。）不仅通篇没有“终战”一词，也没有为接受“共同宣言”开具任何条件。

所谓“终战诏书”“只字未提侵略和战败事实，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更是完全排除”这当然是事实，，时任“国家元首”和“总司令”的邓尼茨压根就没有做出类似说词，比如“告国民书”啥的。岂不也可视作”“只字未提侵略和战败事实，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更是完全排除”？

中日之间有什么历史问题？1981年底年初之前，压根没有什么历史问题，所有的“历史问题”都出在之后。为什么？就是因为宝钢下马，日本方面向中方交涉给日本供应商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置。并告诉说，全部设备都是为宝钢特制的，世界他国再无买家可以消化。北京方面强硬拒绝谈判解决。道理很简单，倘若赔偿日方损失，那还那还下马干啥？就是因为花不起这笔钱，所以才下马的。对中方单方面且毫无协商的态度，日本社会舆论先是惊愕，继而以微词。

对日交涉宝钢善后的问题，若干高官参与其中，时间久远，难得记得清楚。至少一位不低于副总理级别者在会见日方代表团时当面说过，赔偿问题就算了吧，中国还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偿了呢。从而明确拒绝了宝钢违约的赔偿问题。

在1981年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在议论宝钢下马一事时，就有代表开言说，我们还没找日本要战争赔款呢，它就找我们赔宝钢的损失了。紧接着，又有代表扯出“南京大屠杀”，于是，全中国民众第一次知道有“三十万”这个数字。这样，不仅经济成了政治的问题，而且历史成了现实的问题。

再一次的麻烦是，因日元从260兑1美元升值到90左右，原本付息都颇为艰难的对日借款，因用日元记账，成了无法清偿的债务。在对日交涉此事时，战争赔款又一次用作讨价还价的牌张，弄得日本那些亲华派的人士灰头垢脸。适逢在日本颇得好感的胡耀邦下台，日方日见谨小慎微，不久就到了1989年，情形大变，再后就是天皇访华，日元贷款的问题最终如何解决就不大清楚了。

100d161

楼上的，你要多学学历史，中日关系逐渐交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中日友好是因为日本为了为了对抗北极熊和中国走到了一起，而90年代北极熊垮台后，日本已经不需要中国了，而且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反而日本对中国逐渐感到了威胁。

雨季

顶4楼和5楼。6楼，讲话不要那么冲，先数数你读了几本书吧。

mp586

5# 李大苗

呵呵，1970年12月7日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面前的那令人震惊的一跪，开创了战后德国人向战争受害者道歉的最高规格，勃兰特拥有“九五至尊”的尊贵身份，但他这个总理却在西方盛行个人主义强调人权第一的浓厚氛围内却不惜以降低国格牺牲个人荣辱为代价，以这种东方式“舍身取义”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西德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彻底清算和对外国战争受害者的忏悔，面对这种类似当代年轻人向心爱的未婚妻求婚的至性至情般的真诚，世界舆论除了一片赞誉还能够说甚么呢？
波兰特因此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前些时候，李克强在德国访问，却公开表达对于日本对侵略战争认知问题的不满，同样也许可以看作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府首脑变相的对于德国对于反省历史积极态度的一种赞许吧。

三苗

8# mp586


李大苗此人一向是断章取义选择性使用材料，看似很“博学”，其实是故意忽悠。

封不怕

大苗老师提供的材料很有价值，可以给不明真相的群氓扫扫盲。中日之间的领土争执本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我们缺乏专业干练有能力的外交家去化解困局，只能如街头霸王一般耍横使刁。

三苗

像某岛那样搞“以德报怨”，结成政治经济军事同盟，派立法院长惨败靖国神社，禁止抗议钓鱼岛……的确是非常有“外交艺术”的。

封不怕

三苗网友过于偏激了，国际政治博弈没有“以德报怨”这一说，只有背后的利益之争是永恒的。窃以为，我国政府的外交手腕尚显稚嫩，不妨可以考虑延请某岛的外交家来为我们牵线搭桥，杀开一条出路。

封不怕

而且，这种职业外交家缺乏症的病因是由于任人唯亲、近亲繁殖

李大苗

呵呵，1970年12月7日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面前的那令人震惊的一跪，开创了战后德国人向战争受害者道歉的最高规格，勃兰特拥有 “九五至尊”的尊贵身份，但他这个总理却在西方盛行个人主义强调人权第一的浓厚氛围内却不惜以降低国格牺牲个人荣辱为代价，以这种东方式“舍身取义”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西德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彻底清算和对外国战争受害者的忏悔，面对这种类似当代年轻人向心爱的未婚妻求婚的至性至情般的真诚，世界舆论除了一片赞誉还能够说甚么呢？mp586 发表于 2013-8-17 14:40

这样的说词，恰恰就是中国式认知的典型。

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是与战争无关的行为。首先，就其绝大多数而言，犹太人不是军人，第二，虐杀犹太人的行为也并非发生在战场。即使勃兰特跪祭的那尊纪念碑，也是被定义为犹太人的“起义”，而非“战争”，与纳粹侵占波兰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反抗纳粹占领当局对犹太人的迫害。第三，总体说来，执行对犹种族屠杀是党卫军，德国陆军没有参与其中。这点，犹太人自己非常清楚。

所以，犹太人不是战争受害者，尽管与那场战争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他们是反犹主义的受害者，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说起来，不独德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犹太人被视作“异类”，他们对所在国是否若本土民族那样忠诚，总是受到怀疑，难能有资格参军从武。这点，希特勒和纳粹党人与党卫军相当清楚。就华沙而言，尽管对犹太人歧视比某些国家稍弱，但所谓犹太人“华沙起义”的地方，只是华沙的犹太人居住区。这个犹太人居住区有历史的形成因素，然，确是犹太人隔离区，本身就是反犹主义的产物。

1955年，阿登纳访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见到的资料中，绝无阿登纳向苏联赔罪道歉或忏悔的报道，反倒是，阿登纳建交的条件之一是苏联遣返扣押和判罪的战俘和战犯。这些战俘和战犯回到西德就当即释放。

无需怀疑勃兰特跪祭的真诚，但决不可小觑勃兰特智谋。以真诚的道德忏悔的方式，担当起第三帝国的罪愆，西德就全盘承袭了第三帝国的政治与版图遗产，将东德的正当性置于尴尬境地。此中滋味可知，当时的苏联和仆从的华约诸国，不需要甚至有坚决的理由拒绝谁谁谁地道歉认罪。西德政府与国家身份的道歉，潜中的意思就是宣示自己才是第三帝国全部遗产的继承与拥有者。这个资格，只有在两德统一后才能具备，而成为施罗德请求“宽恕”的身份条件。

至于李克强在德国所言，只能证明他愚昧无知，哪怕是个总理。

三苗

笑死了，还“版图遗产”呢，二战前德国和波兰边界是奥得——尼斯河？东普鲁士原首府柯尼斯堡战后的德国提出领土要求了？


某些人完全是糨糊脑袋，以为扮新潮就OK了？

三苗

如果某些人认为的犹太人不是战争受害者成立的话，战后的德国政府向以色列支付的那些赔偿算什么？低能到了可笑的地步！

断章取义已成习惯就是这样啊呵呵。

三苗

至于苏联，自己去找苏联从东德的前身亦即苏占区拆走了多少机器设备作为战争赔偿……




靠断章取义靠臆测当然漏洞百出。某些人看起来真以为第三帝国是什么很光荣的东西？德国向纳粹受害者支付的那一千多亿马克赔偿——注意，东德和西德都支付了！——被某些人据为己有了？TMD连网络搜索都不做的信口开河！

阿历克斯公爵

日本人是中国人学习、进化的灯塔、航标。以史为鉴什么狗屁逻辑。

三苗

如果说是“第三帝国”的“版图遗产”，某些人觉得二战后的德国要对奥地利丹麦挪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之全部南斯拉夫之大部法国苏联之一部提出领土要求了？天啊！白痴！

三苗

用东欧反犹为纳粹洗地，已经不是白痴的问题了，是无耻的问题了。

地铁迷

楼上的，你要多学学历史，中日关系逐渐交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中日友好是因为日本为了为了对抗北极熊和中国走到了一起，而90年代北极熊垮台后，日本已经不需要中国了，而且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反而日本对中国逐 ...
100d161 发表于 2013-8-17 08:48

根据何在？我想知道

三苗

奉劝某些人，以后做评论不要连网络搜索都不做，就靠“凡是敌人拥护的就要反对”+断章取义卖POSE……

开两篇基础文献：

J. H. Brinks: Political Anti-Fascism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Reception in West Germany: Right, Center and Left

三苗

还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进阶阅读

Stefan Berger and Norman LaPorte ：In Search of Antifascism: The British Left’s Response to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during the Cold War。


某些人是吹捧和自我吹捧结合惯了，所以也就不觉得丢人了。

mp586

呵呵，历史常识告诉我们，纳粹集中营里不仅有犹太人，还有大量的其他人士，如同盟国的军人战俘，被纳粹抓捕的被占领国抵抗战士和进步人士，甚至还有德国自己的反纳粹和进步人士，比如德国共(KPD)主席恩斯特·台尔曼最后就是被纳粹自己处死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著名的纳粹谍王卡纳里斯也是在卷入刺杀希特勒图谋失败之后被绞死在弗洛森堡集中营里。。

二战前，欧洲的反犹主义的确存在，但从来也没有像纳粹德国那样上升到所在国基本国策的高度，充其量是一部分民粹主义者的自发个人行为。。



所以战后德国在清算纳粹罪行的时候，在面对外国战争受害者要求索赔和惩戒凶手的维权诉求的时候，同样也要面对自己本国公民同样的法律诉讼和行政赔偿请求，如果处理不好，那么就会造成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对西德执政当局构建一个法律秩序和平范畴内的和谐德国的目标前景投下阴影，造成呀严重的社会隐患。



这样一来，将这些人和犹太人一样戴上战争和纳粹暴政牺牲品的红帽子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mp586

我们顺着这种逻辑思维来看，阿登纳作为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人士，面对苏联政府曾经在德国领土上犯下的暴行（在苏联解体后披露的资料中，曾经发现了200万份苏联军人强奸德国妇女导致怀孕被迫流产而遗留下来的“堕胎报告”），尽管现在国内很多亲俄亲苏的人士以二战中中苏同为同盟国的历史定位为依据，对作为敌对一方的轴心国纳粹德国妇女遭受这样的非人道待遇贴上“罪有应得”的神圣标签，认为苏联人报复的是有理有据（他们似乎忘记了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之后犯下的类似罪行，忘记了被苏军枪杀的TG军事高干卢冬生，忘记了苏联在东北同样大搞工业设备拆迁的基本历史事实）但作为政治家的德国总理阿登纳来说，他显然要面对本国公民痛恨苏联的群体性“精神病”发作，以及他们寻找自己在战争中失去的亲人的合理诉求，他向苏联提出寻找本国公民的要求也是合乎清理的。

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大幕已经拉开，曾经在纳粹入侵苏联后马上宣称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第一个宣布与苏联结盟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后，作为西方阵营一员的西德实际上已经与苏联处于非正式的敌对状态，阿登纳的所作所为必须谨慎小心，面对德国被美苏肢解，东德已经事实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唯苏联马首是瞻，东德老百姓竞相逃往西德基本情况，阿登纳访苏的表态也只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恰如其分的风度与外交辞令而已。。

李大苗

呵呵，历史常识告诉我们，纳粹集中营里不仅有犹太人，还有大量的其他人士，如同盟国的军人战俘，被纳粹抓捕的被占领国抵抗战士和进步人士，甚至还有德国自己的反纳粹和进步人士，比如德国共(KPD)主席恩斯特·台尔曼最 ...
mp586 发表于 2013-8-18 16:31

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理解寻找不同的理由。但横看世界，纵观历史：

因战争而故意屠杀并不鲜见；
因财产而实行屠戮亦不鲜见；
因思想而遭受虐杀也不鲜见；
因反抗而施以夺命还不鲜见；

株连十族，明成祖自觉无以复加，国人视之暴虐至极。

那些在集中营死去的犹太人，没有参与战争，也情愿割舍财产，还没有宣张思想，更没有加以反抗，仅仅因为种族血系。种族血系个人不可改变，与个人意志无关，不是坚持，无法规避。他们顺从了，屈服了，某些人还甚至协从，可依旧还得死。

古往今来，还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样的苦难？还有哪种罪恶非要以灭绝一个种族为其目的？

将日本战犯的罪行与纳粹党卫军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在我看来，就是为希特勒法西斯开脱。

三苗

某些人不要拼命为自己开脱了，你的嘴脸天涯那里已经暴露得很充分了。

三苗

说到底，某些人会的，就是凡是敌人拥护的就要反对+网络流言+望文生义+下三滥……

老程

有些人高明到替日本侵略者找托词，替汪伪汉奸找借口...李登辉都不敢明说啊。

100d161

楼上的，当今天朝首要任务是维稳，其他闲事才懒得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