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朱蓬蓬：谁把我送进了监狱？

谁把我送进了监狱？

朱蓬蓬

今日，读了章诒和写的“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虽然没有大悲大疼，没有“泪如大河，决堤而下”，但也确确实实被章先生细腻的笔法，犀利的风格，感染刺激得目瞪口呆，天哪！处庙堂之高，行江湖之远，竟然是黄苗子等文化界有水平的好友，用形神兼备的功夫，写出了并干起了奸细和告密的勾当，于是，有那个王八蛋批示，“给他一点厉害尝尝”，“适当的时候”，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因为这是解密的档案中的材料，想必不会是假冒伪劣。不仅如此，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不能不思绪横生，因为按照文字介绍，尽管朋友间有了这样的“作孽”，在聂绀弩平反以后，他仍然（告密者也仍然和聂绀弩）“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似乎是大家都不动声色……聂绀弩的苦只是在心里埋藏着。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人性恶的一面——卑鄙，在那个时期，竟发挥得淋漓尽致到这样的地步。
章诒和文字对这一切情景的描述，鄙人因为经历过，见识过，忍受过，而且三次进了监狱，所以也十分熟悉，感谢章诒和先生的文字无意中给我的启发，那么，是谁把我送进了监狱的呢？我不能不作些思考。
很遗憾，我的档案不可能解密，我也不可能知道。前年，老战友要出一本“奉献之歌”，曾到档案馆去查过我的档案，因为我说我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逮捕，几乎拉出去枪毙，我说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逮捕，我说我在灾荒年份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被逮捕，前前后后集训、劳教、劳改、失去自由监管了25年，大家都不相信，因为在我所在的机关组织部的档案中，根本就没有我被逮捕关押的材料，为什么呢？据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抓你放你都是有原因的，判你集训、劳教、劳改一直到最后平反，都是有政策规定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档案，全部交档案馆保存，领导谆谆教育我要“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
于是我懂了，如果那一天你要翘尾巴，老账就可以立即从档案馆调出来。
于是我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终于争取到了市省和中央给与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属于准劳模的水平。
于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中，我一直克制着自己，不愿去追忆那疯狂的被检举被告密的令人昏眩的“运动”岁月，尽管我从保卫干部口中知道，有一个小姑娘因为我拒绝和他耍朋友，她气不打一处来，检举我对组织分配的工作不满，说落后反动话；有一个小科长，因为我没有参加国庆大游行，检举我思想反动，对党不满；有几个相识的文字朋友，因为运动来了，都想让立功表现使自己转危为安，无中生有地检举我像三国时代的魏延脑壳生有反骨……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检举就能把我送进监狱吗？我再三反思，这些都不是根本，根本的原因是我自己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我的家庭只有母亲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她没有工作，我和弟弟在孤儿院，应该属于“城市贫民”，但在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却填报为“破产地主”，这是我母亲所叙述的她的老辈子的出身。我以为这个出身是没有问题的，谁知道这个地主身份在GCD来说是专政对象。
——参加革命后，要交代社会关系，我有一个叔叔，是国民党的高官，但与我家本来就没有任何来往，但我却老老实实地报告了。好了，这是一个在阶级斗争中是必定要当“运动员”的条件。
——我本来就不是文艺干部，但贪了点小便宜，喜欢去坐那个不要钱的文艺俱乐部的“内部茶馆”，当这个俱乐部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的时候，你能不陪“杀场”吗？
——我本来就是小老百姓，与任何大人物扯不上边，但因为念叨了一些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这能怪谁呢？
——大跃进那一年我没有工作，政务院下令让城市无业者集中起来劳动，名为“集训”，通过集训以后就业，我兴高采烈地去了，劳动了好几年，发现这集训比劳改还要要命，就主动要求判几年到劳改队去，结果果然以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判六年，这还是我自找的。
——最关键的是我听母亲说，她嫁的男人是个老红毛，也就是解放前江南农村人说的共产党。我也不知厉害地向组织上说了，结果，组织上查出来说，这个老共产党好像是国民党的大官。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直到今天我都快死了还不得而知，你说我这不是自找的麻烦吗？
总而言之，我是自己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不能怨天尤人，因为我见到那些紧开言慢开口不东说西说守口如瓶的人，还是可以平安无事的。
2009年 3月2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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