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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2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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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
关于中苏同盟建立的问题，是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其意义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固然是战后世界历史上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那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西太平洋沿岸——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近十几年来，由于俄国和中国档案的解密，关于同盟建立本身，即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及其内涵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虽然存在不同看法，但就史实而言，所存疑团已大体解开。然而，关于这一同盟得以建立的背景和基础的研究，还显得比较粗浅。20年来中国和西方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共“一边倒”的政策，并对其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这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政策或中美关系的角度，而没有或很少从中苏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即使涉及中苏关系，也都是比较粗略和笼统的描述。就研究对象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1995年以来，俄国学者齐赫文斯基和列多夫斯基利用他们在俄国的特殊地位，发表了一些有关的档案文献。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从中苏关系角度切入问题的机会，但是，由于俄国文献披露的某些情况与中共以往实行的政策有出入，从而有些档案的真实性在中国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这多少妨碍了研究者对问题的继续讨论。
当然，俄国学者当时披露的这批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引用和发表时常带有主观色彩，也是人们难以全面和深入展开研究的一个原因。这一情况在2005年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一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第5卷(共2册)，公布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苏联历史档案。再加上该书第4卷第2册(2000年出版)公布的1945年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
其中有关中苏领导人接触的50份最新文件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在这方面，中国档案文献的公布也有了很大进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出版了刘少奇(1949—1952年)和周恩来(1949—1950年)的文稿，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文献约400余件。另外，中国外交部档案的开放———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最多，也为学者提供了新的机会。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也完全应该从中苏关系变化的角度对中苏同盟建立的背景、基础和条件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
中苏同盟建立的首要条件就是中苏两党特别是其领导者之间的接触、了解和沟通，从这一点出发，笔者把同盟建立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第二步是同年6—8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第三步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苏联的访问。本文拟分两部分，依据最新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首先讨论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接触的背景和由来，然后讨论米高扬访华、刘少奇访苏和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过程，从而说明中苏同盟得以建立的政治基础。
一、中共领导人转向莫斯科的背景和思考
确如以往研究者所认同的那样，在对日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和中共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见面时，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
然而，美国的态度令中共感到失望。1944年10月，中国战区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并保持与中共联系的政策性建议，而且将谢伟思调回国内。此后，中共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苏联方面。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中共对苏军占领东北寄予很大希望。毛泽东在1945年11月19日和20日连续给派往沈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发去两封电报，指示他“请求我们的朋友，让他们尽可能地拖延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的时间”。在谈到苏联军队延期撤出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因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正在进发的部队和干部就完全能够赶到满洲”。
不料，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只是在困难和需要的时候才支持和帮助共产党，这引起了毛泽东对苏共的不满和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
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传闻很可笑。毛说，如果他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不过，同1945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无法取得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到1947年，中国局势和国际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国共内战的局面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1947年初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进攻，甚至一度占领了延安，但仅半年之后，中共便渡过了难关，并在军事上开始转守为攻。到年底，中共军队已经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优势。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要把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并准备反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对于国外的援助(当然是指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时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所以，无论当前的革命斗争还是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共都需要苏联的帮助。
在国际上，从杜鲁门宣言的发表、马歇尔计划的提出，直到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美苏双方先后放弃了战后大国合作的政策，冷战终于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要团结世界上一切革命力量来对抗美国和西方阵营。中共及其武装当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过，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决定与美国分庭抗礼，但斯大林最初的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著名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特别是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出现了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感到需要相互接触却又未能及时会面的矛盾现象。
二、毛泽东急于取得莫斯科的理解和支持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会面的问题最初是如何提出的，中俄两国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师哲回忆说，斯大林听信了西方通讯社消息，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损兵折将，溃不成军”，甚至贺龙、江青都已被俘。
于是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列多夫斯基则认为，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最初是由中方在1947年初提出来的，但原因也是中共“在所有的战线上都遭到了严重失败”，中共中央总部延安也被敌人占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毛泽东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
列多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转向了师哲的说法，即毛泽东访苏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他到苏联去“政治避难”。然而，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报纸的传言。考虑到后文将要提到斯大林屡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的情况，也很难想象斯大林会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引火烧身。至于毛泽东为避免“全军覆灭”而向苏联求救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中共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早有准备，并做了周密布署，撤出延安也是主动做出的策略性安排，又何必要去莫斯科搬救兵。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苏联是不会插手的，即使给予援助也是于事无补。
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有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的愿望。中共无疑是需要苏联援助和支持的，其根本原因应该是担心中国局势的变化引起美国的干预。当中共感到胜利在望的时候，不会不考虑可能阻碍这一前途的各种因素，而其中最有可能帮助蒋介石起死回生的就是美国的直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唯一可以借助的当然是苏联的援助。而以毛泽东的性格来说，只有在取得一定优势的情况下他才会请求帮助。如前所述，1944年毛对美国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要求林彪拼死奋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做给斯大林看的，以求得莫斯科的援助。而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首先必须得让斯大林了解和信任自己。因此，毛泽东需要亲自去莫斯科。斯大林当然也需要了解毛泽东和中共，特别是在欧洲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时候，亚洲的局势是莫斯科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1948年5月，当斯大林收到毛泽东一封请求援助的电报后，对即将去中国修复东北铁路的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的一些国家也将走上这一条道路，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有了保障，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胁。因此，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不过，斯大林的顾虑要多一些，因为苏联的目标是既要保证东方战线的安全，又不能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苏共中央联络员捷列平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开始准备，命令迅速在山西的临县、兴县和岚县等地设法修整或新建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迎接苏方的飞机。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捷列宾又接到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来访是适宜的。”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恐怕还是担心毛泽东访苏会走漏风声，这很可能也与马歇尔计划有关——此时莫洛托夫正领着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在巴黎参加有关援助项目的会谈。不过，似乎是明白毛泽东的用意，7月14日斯大林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签署了一项决议，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947年11月1日前向外贸部提供一批出口计划外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这批准备提供给东北民主联军的物资包括汽车400辆、各种功率的电动机60台、军用整流器2000台、不同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军用电缆5万米、棉布1万米，以及电台、收发报机、药品和医疗设备等，其中大量物资是减少了苏联国内的供货计划而转为出口的。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又做出一项准备在1949年向东北民主政府提供出口物资的决议，其中包括3000辆运输汽车、1500吨航空汽油、2. 38万吨车用汽油、1443台电动机等。这些援助未必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但多少也表示了苏联的意向。
两个月后，9月1日，毛泽东通过捷列宾向斯大林转交了一份电报，其中报告说，至1947年6月，中共已歼灭敌军112万人，这一胜利“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11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封电报中说：7月至10月，人民解放军又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38. 5个旅，包括非正规军在内共歼灭敌军45. 2万人，并俘虏了53名将军。“我军已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50个旅40万人挺进到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12月，毛泽东又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强调中国形势将发生根本变化，革命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一连串的捷报显然打动了斯大林，看起来是需要尽快与毛泽东见面谈谈了。
12月16日，莫斯科通知捷列宾，关于毛泽东访问事宜请转告他，“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并会保证他与国内的通讯联络。以苏联政府而不是苏共中央的名义邀请毛泽东，说明斯大林很看重这次会面。第二天捷列宾回电说，他早上7点30分向毛泽东本人转告了电报的内容。毛听后“十分满意”，并当即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呆上3个月、半年”。毛说，他54岁了，早就想去苏联，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如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至于动身的日期，毛泽东认为，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就可以出发了，现在要击溃蒋介石，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捷列宾还报告说，毛在谈话时显得“十分活跃，非常满意”。
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报告说，中共将在东北开展大规模战役，以攻占沈阳和长春，在华北则已经形成了以石家庄为中心的新解放区。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已发展到249万人，并计划平均每个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旅，或一年100个旅，这样，“在5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里(从1946年7月算起)，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如此乐观的情绪下，毛泽东决定提前动身。4月22日，周恩来和任弼时通知捷列宾，毛泽东准备5月初前往莫斯科，随行的只有江青、他的女儿和翻译师哲。捷列宾要求莫斯科迅速给予答复。未等斯大林回电， 4月26日，毛泽东又亲自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了他的安排，即5月初从河北阜平出发，7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莫斯科。毛泽东还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同往。毛说：“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能“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走一走，考察那里人民阵线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此行大约1—3个月。毛最后说，如果这一计划不被接受，他将只身前往。如果说1947年毛泽东还没有做好出访苏联的准备，那么这一次他可是急切地要见到斯大林了。
4月29日斯大林亲自复电毛泽东，“您4月26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但没过几天，5月10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推迟动身日期。不过，斯大林客气地说：“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认为是否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同日，毛泽东复电接受了延期访问的建议，但他提出的理由是：自己近来身体不好，不宜乘坐飞机。斯大林的犹豫，很可能与莫斯科得到的有关美国在华动向的分析有关。在苏共中央联络部1948年1月23日准备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中，特别分析了魏德迈使团来华后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军事援助的情况，以及美蒋“援华协定”和“海军协定”的内容。报告认为，“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将要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美国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报告的结论是：美国“正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英国也在策划“某种暂不明朗”的行动。后来斯大林是否掌握了进一步的情报，不得而知，但在此时担心苏联接待毛泽东会刺激美国，则是很可能的。
7月4日，毛泽东通知斯大林，两个月来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故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同行的有20人。毛泽东希望苏联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或大连附近来接他，然后经哈尔滨去莫斯科。7月14日斯大林让捷列宾转告毛泽东：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苏联领导人自8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1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11月底。同日，毛泽东让捷列宾转交了回电，同意把访苏日期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这次毛泽东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安排，表明他已经很不高兴了。据捷列宾7月17日的报告，毛泽东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为这次出行，毛泽东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不仅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和地图，甚至连手提箱都收拾好了，还特意买了皮鞋，缝制了厚呢大衣。回电发出后毛又对捷列宾说，他深信必须现在出访。
斯大林决意把毛泽东的行程推迟4个月，当然不是为了收麦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年6月封锁柏林而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密切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4月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Н.В.罗申提交了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报告，其中谈到，在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蒋介石担心中共军队进一步向内地渗透，已准备撤离首都，并与美国人一起在华南建立根据地。值得注意的是，面临危机，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5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驻华使馆，与反政府人士接触必须“依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资料和事实。6月中旬，苏联还推迟了中国解放区一批工人和工会干部到苏联学习的日期。
几个星期后，7月28日，迫不急待的毛泽东再次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但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还说，他在莫斯科有许多事情要谈，还要寻求苏联的建议和帮助。毛泽东列举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几个方面的问题，最后强调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谈妥，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但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9月28日，毛泽东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又一次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或许是为了找回面子，毛泽东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11月中旬。捷列宾还报告说，“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遇见，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11月中旬将派两架飞机来接毛泽东一行。
然而，11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并没有到来。这次毛泽东真有些受不住了，便主动提出了延期。11月21日，毛泽东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对此，斯大林表示理解，并说随时准备派飞机去接他。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顺利进展的情况，且不无得意地说，“目前形势的发展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到1949年底就可以基本上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斯大林在1949年1月6日的复电中回避了访苏的问题。或许是感觉到斯大林的不快，毛泽东立即向捷列宾解释说，中央会议还要开3—4天，之后准备1月20日去莫斯科，并于2月底回国。两天后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结束，要求苏联10天后派两架四引擎飞机直接来石家庄接他，而且希望最好在清晨到达，因为这样安全一些。1月10日，毛泽东又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电报，一方面报告说，解放军主力部队春季休整，夏季南下，“最迟7月底或8月初，150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一方面再次表达了急于前往苏联的愿望：“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联共(布)中央汇报工作，“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再次妨碍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
三、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与毛的激烈反应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至于和谈，中共的主张是，和平谈判一定要进行，但不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而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例如在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莫斯科还是明确表示了希望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
俄国著名的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在1994年公布了有关斯大林与毛泽东就苏联调停国共和谈的档案文献，并由此提出，以往认为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后来，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这些老一辈俄国学者为苏共立场辩护的初衷可以理解，不过，这里并非在讨论是非问题。其实，斯大林从苏共的立场出发考虑中国问题，主张谨慎从事，尽量避免引起美国干涉，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里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把史实搞清楚。斯大林要参与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早已有之。
对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正是在这个范围内，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是比较及时和慷慨的，因为这毕竟与苏联的利益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预。那样，莫斯科就会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或者眼看着中共在美蒋的合力打击下败退，而使苏联失去东方的安全屏障，或者全力援助中共，而不惜与美国在远东大陆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
罗申自1948年2月回到中国并升任大使后，不断为改善中苏关系和调停内战与国民党高级官员接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的电报说，罗申在1月作为武官回国述职之前，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停的问题。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莫斯科给南京苏联大使馆的电报说，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停。因此，罗申在向张治中辞行时表示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不久，罗申返回中国，并升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停”，因为“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我们觉得，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如果中国政府确信它在满洲的军事地位已没有指望的话”。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从美国的立场看，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可以预见，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也许对我们有利”。
1948年6月，罗申向国民党国防部官员提议举行防止中苏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他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否则，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11月10日，据司徒雷登报告，张治中受蒋介石委托与苏联大使谈判和解方案，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还在继续。监察院副院长刘峙也在同苏联使馆接触，讨论和谈问题。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
俄国档案显示，苏联大使在1948年12月与其他国家驻华使节接触时，不断询问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看来，莫斯科对此是有所担心的。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三秘马卢欣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不是意外之事”。为此，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如果中共拒绝和谈并加入联合政府，就将帮了反动派的忙。此外，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在如此情况下，斯大林考虑把控制中国局势和中共政策走向的主动权抓在莫斯科手中，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蒋介石关于和谈的呼吁和斯大林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1月8日国民政府照会苏联，希望“苏联政府对加快进行和谈提出建议”，“如果苏联政府能从中调停，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和谈”。同时接到照会的美、英、法三国尚未表明态度，斯大林却抢先采取了行动。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有意单独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国民党“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准备的答复是：“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接着，斯大林又为毛泽东准备一个对国民党征询意见时的答复：“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和平，首先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所以应当由南京政府来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能容许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停人参加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的战争的。”斯大林认为，中共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最后，斯大林提出，毛泽东还得再推迟访苏的日期，“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
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张实际上是：第一，为了避免承担战争责任，中共不应拒绝和谈；第二，决不能让美国参与调停；第三，苏联愿意单独充当调停人；第四，推迟毛泽东访苏自然是为了给莫斯科当调停人创造条件。显然是担心毛泽东对电报中提出的答复方案不满，未等中共回电，斯大林1月11日又发电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同时，为了表示对中共的信任，斯大林把“南京政府认为不宜公布”的给苏联的照会转给了毛泽东。
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对1月10日的电报极为不满，甚至感到愤慨。显然是看出了斯大林的言外之意，毛泽东在与捷列宾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十分强硬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经过一天的考虑，在1月12日的长篇回电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毛首先为苏联政府起草了另一份答复南京政府的回电：“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然而，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那是中国人民自已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不能接受为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尽管美国“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相反，“如果苏联在给南京政府的复照中采取您1月10日来电中所陈述的立场，那么美国、英国和法国势必会认为它们也应当参与调停，国民党也就会找到诬蔑我们为好战分子的口实”。毛进一步解释说：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现在，由于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当可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如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采用政治上迂回的办法了。在目前的局势下再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只会是弊多利少”。毛希望，“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全局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真诚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1月12日，莫洛托夫接见了南京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一方面表示苏联政府正在研究中方的建议，一方面探寻美、英、法的态度。而在南京的罗申因为迟迟没有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托辞身体有病，回避了与南京外交部及其他三国大使的会晤，也没有出席司徒雷登倡议召开的四国大使会议。1月13日，司徒雷登受国务院委托，向南京政府递交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尽管表示将继续保持美中友谊，但美国政府拒绝参与调停。同一天的美国报纸报道，美、英、法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并做出决议：1、中国的内战已进入到对中国政府的任何忠告都不会起作用的阶段；2、西方大国最终不得不同意对中国的事件持旁观态度。而此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讨论还在进行中。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1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长电，再次详细解释了苏联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被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所触动，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不再提苏联充当调停人的事，而是完全按照11日电报的思路展开论述。电报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对他11日续电的答复。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接受苏联修正后的建议，并说已公布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不过，毛泽东仍强调，双方形成一致意见的“基本方针”是“阻止与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和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至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南京方面的和谈建议一事上，观点已达成一致”，“可以认为问题已经解决”。1月17日，斯大林亲自修改了莫洛托夫送来的对中国政府的复函，声明苏联拒绝参与对国共和谈的调停，并于当天送电台广播。毛泽东似乎怒气未消，抑或是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在1月1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他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中苏领导人关于调停和谈一事的争议到此作罢。与此同时，毛泽东的访苏计划也被放弃了。在14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如果你们觉得需要，我们可以立即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到你们的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进行商谈”。17日毛泽东答复，“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并建议苏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可于1月底2月初到中共中央所在的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至此，讨论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终于结束了，中苏两党领导人的首次会见，不得不变换一种形式。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中共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被迫改变已定方针和政策的情况，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等。然而，同以往的情况不同，这一次在调停和谈的问题上，是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个中原因，毛泽东的倔强个性的确起了作用，从前引众多电报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急于求见斯大林，以获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在许多细微之处的措辞上又表现出他并不是一个事事顺从莫斯科的人。对此，双方心里都是清楚的。尽管斯大林在1月14日的电报中宽容地告诉毛，“拒绝我们的建议决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但他内心的感受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滋味，这也难怪毛泽东后来屡次说斯大林把他看作是中国的铁托。不过，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控制了中国局势的发展，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
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停止内战。这也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到1949年初，中共已经取得了半壁江山，而中国革命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斯大林对此极为关注。应该说，正是在1949年初和谈的问题上，表现了苏联对华方针的基本转变。2月2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向罗申表达了希望和平的愿望，并征求他的意见。罗申明确表示：“和平调解中国内部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第二天代总统李宗仁再次向罗申表示了强烈的要求和谈的愿望，但罗申则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1月10日电报显然是按照1948年主张和谈的思路拟定的，而且很可能带有试探中共意图的想法，所以面对中共的优势地位和强硬立场，他很快就默不作声了。1949年初斯大林仍有意调停国共和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1948年不同，斯大林此时提出由苏联出面调停，主要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而是考虑如果美国人出来调停，并对中共表示友好，则可能把中国未来的局势发展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也无意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顺便说一句，关于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1949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的这个感受是有道理的。不过，当有关调停问题的讨论结束以后，斯大林的目标已经基本转向了支持中共，并力图把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
要做到这一点，对斯大林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即未来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中共夺取政权后是否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保证对苏联的忠诚，这是莫斯科在确定苏联全面改变对华政策之前迫切需要切实掌握的情况。斯大林派遣米高扬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对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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