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廖耀湘,死于笼中的中国虎

1948年10月28日凌晨,辽西大地已是刺骨的寒意,一场兄弟之间的大战刚刚结束,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一堆堆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夜空,偶尔响起几声枪声,不知道是走火还是残余的战斗。但胜负已分,此时败军之将谁都无回天之力。
    一群群俘虏被胜利者押送着走过。而其他兵士,还在各个角落搜寻俘虏,打扫战场。各个路口设立了岗哨,严格地盘查来往人员,以防大鱼漏网。在辽河边的一条小道上,一群巡逻的解放军战士,看到两个穿着破烂衣服的老乡,中间一位矮矮墩墩,脸上有一股英武和桀骜之气,根本不像老农,而旁边的人,对他显然有一种相当的尊重。这绝对不是当地百姓,便喝停他们,巡逻队军官带领几位兵士上前盘问,对方一说话,一口南方口音。
    巡逻队决定将他们扣留,带回驻地继续审查,可没费什么周折,这位中年汉子很干脆地自报家门:“我就是廖耀湘。”
    拥有国民政府五支王牌主力之二的第九兵团司令员廖耀湘中将被俘,十几万精锐被全歼,这是一件多么令胜利者高兴的事。廖被俘虏的消息立刻传到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的耳朵里,随即报告给林彪,然后马上电传给守在西柏坡坐等捷报的毛、朱、周等人。至此,东北鏖战已无悬念,固守在沈阳的残余守军,很快被消灭顺理成章,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工业雄厚、土地肥沃的东北全境落入共产党手中,有这张牌在手,毛便有了和蒋介石争夺华北、角逐中原的胆气和资本。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走廊被围歼的消息传到南京,非常器重他的校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昼黑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这一年,廖耀湘42岁,正是一个男人成家事业最好的年华,而他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俘生涯。
    一、书生乐从戎
    廖耀湘,1906年4月12日生于湖南邵阳县北乡酿溪镇土桥村(今邵阳市新邵县酿溪镇土桥村),家道不甚富裕,但在当地农民中间,算是小康境地。祖父艺圃公,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私塾先生,曾于乡里设馆授徒。父亲半耕半读。土桥,是一个风景很秀丽的湘中小村,它的西边一公里处是浩浩荡荡、奔腾北上的资江,村口则是一条蜿蜒如蛇、清澈见地的溪水,酿溪镇因溪得名,四周是高高低低、翠色逼人的小山丘,长着松树和各种野花。此地距宝庆城才不到二十里,交通方便,而又物产丰富,因此开放程度较高。
    耀湘这个名字显然寄托着祖父和父亲望其光大门楣、名耀三湘的期望,而他的表字“建楚”也正是名的引申,耀湘必定有建楚之才,当前辈起这名字时,也许没想到他的成就超过了他的期望,日后何止耀湘,而是名满华夏。
    六岁时,他在祖父的指导下,开蒙读书,念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四书”、“ 五经”,等他略知经书精义时,清廷已经逊位几年了,由于有一帮三湘英才参与创建民国,此地开风气之先,有着远见的廖父觉得科举早已废除,仅仅凭读古书是很难有出息的,读新学堂,出洋留学才是成才正道。1918年,受过六年传统私塾教育的廖耀湘考进了县立高等小学,接受现代教育。
    1920年冬天,廖耀湘从县立高小毕业,成绩优异的他考入了长沙私立岳云中学,这是所完全按着现代教育模式设立的新式中学。在那个年代,作为湘西南重镇的宝庆城,还十分保守,邵阳的精英,如果要进一步深造,必须离邵赴省。廖耀湘走了一条和前辈乡贤一样的道路,当年的蔡锷和蒋廷黻都是在少年时代,负笈省城,蔡念的是时务学堂,碰上了他一生的精神导师梁启超,而蒋廷黼进了明德学校,后转学湘潭长老会学校,结识了生命中贵人格林尔夫妇,因此才有了去美国留学的因缘。
    和闭塞保守的邵阳相比,长沙城不但是通衢大邑,而且在上世纪20年代初,是全中国各种思想激荡冲撞得最厉害的城市之一,北洋政府维持着在北京的正统地位,南方的革命党人在孙文的领导下,开府广州,与北京分庭抗礼。湖南处在南北必争之地,加上湘人好勇任气、敢为天下先的集体性格,长沙城在那段岁月注定不平静。那几年,说长沙藏龙卧虎毫不夸张,日后有多少纵横于中国政治舞台上人物,当时都还籍籍无名地蛰伏在湘江之畔。廖耀湘,还只是一个14、5岁的少年,当然只能算小字辈。
    1925年夏,19岁的廖耀湘从岳云中学毕业,当时中国的局势十分混乱,湖南的政局更是扑朔迷离,赵恒惕执掌湖南,许多湘人不服,要把他赶出去,湘人治湘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谭延闿和程潜两个老资格湘籍政治家落败,就食广东,时时不忘打回老家去。唐生智拥兵湘南,南北观望作骑墙之势。
    赵被看成北方政府派来治湘的军阀,湖南一般有些文化的年轻人受新思想的影响,将为赵效力看成落后反动,而珠江边正在酝酿一场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的大文章。从湘军建功以来,三湘俊杰以从军为荣,廖耀湘也深受这种风潮的影响,何况,在黄埔的前四期,湘籍子弟占相当大的比例。
    中学毕业的廖耀湘,在当时算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北上报考大学非他所愿,而且乡下那个小康之家,也很难供得起一个大学生,受新思想影响的他,满怀少年的拿云心事,选择了南下报考黄埔军校。
    为供廖耀湘在长沙五年的学习,全家几乎竭尽了财力,连供他去广州考试的路费都没有筹集到,他错过了黄埔五期的招生,不得已只好就近从军,解决吃饭问题,便进了赵恒惕属下的湖南陆军第三师叶开鑫的部队,从列兵干起——老毛当年为解决吃饭问题,也曾在长沙有个短暂的投军经历。一个中学毕业生,在一支被视为反动、欺压湖南百姓的部队里当兵,该是一件多么憋屈的事情,他时时不忘黄埔。1926年5月,他脱离叶开鑫部回邵阳,筹集了去广州的路费。——他这一决定多么英明,因为当时唐生智已经倒向广东孙文,公开和赵恒惕决裂,进长沙驱赶了赵恒惕,没多久,吴佩孚的部队从岳阳南下,又将唐生智驱赶到衡阳,如果廖继续呆在叶开鑫部队,很可能成了北伐战争的炮灰。
    1926年7月,北伐军正式在广州誓师,一大帮黄埔前四期的师兄,跟着校长北上,开始了悲壮的军旅生涯,而廖耀湘就在这个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北伐的烽火与他无关。
    后来在抗日和国共内战的,国军重要将领大多是黄埔前四期,而廖耀湘以第六期这样浅的资历,成为领军大将,年年轻轻就做到兵团司令,是军界异数。
    二 城破幸脱险
    在黄埔学习的时候,校长蒋介石更多的时间在北伐前线,廖耀湘不可能像第一期师兄陈诚、胡宗南、陈赓、陈明仁那样有机会见到校长,我估计读书那几年除了开学典礼,他恐怕连校长的面都见不着。
    1929年廖耀湘毕业时,北伐已经完成,中国名义上得到了统一,国民政府搬到了南京,黄埔军校也迁到首都,她的正式名称应当是中央陆军学校,所谓“黄埔军校”只是沿用在广州的俗名。廖是广州入学,南京毕业。前四期黄埔生,除了很多赫赫有名的战将,时势使然,他们在军校也就接受不到一年的训练,就投入了战斗。而廖入校后,接受的教育则更为系统、扎实。
    廖毕业时,国民政府雄心勃勃要打造一支现代军队,从中央军校里选拔一批优秀毕业生去法国留学,廖耀湘参加了1930年的留学考试,成绩列前三甲。可是最终确定名额时,他被刷下来了,理由是他个子矮,其貌不扬。——那时候这类考试估计和现在考公务员差不多,面试很重要,这种的面试,当时已经是国民政府最有权力的蒋介石不可能亲自主持,当然由下面的人决定。
    在这关键时刻,廖耀湘那种爱霸蛮的“宝古佬”性格让他的命运发生大逆转,他演出了一出“闯宫面圣”。他直接去找蒋介石,当时老蒋正在午睡,卫兵将其挡住,吵闹一番后,他干脆坐在台阶上,等老蒋出来。
    蒋介石得知禀报后,决定亲自见一见这位倔犟的青年人。当着蒋介石,他大呼留法生录取不公,一千人参加考试,录四十四名,自己笔试在前三名,却名落孙山,考官的理由是他个子矮,脸上有个疤。他直率地对老蒋说,这是选拔留法军官,又不是选女婿,相貌用得着那样重要?拿破仑的个子不也很矮?
    老蒋很欣赏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得知他“耀湘”的名字后,说你原来是湖南人,是曾文正和蔡松坡的老乡,更有好感。——老蒋很佩服这两人,当然此时他还不知道1949年后还有一个湖南人将夺了他的花花江山。便决定考考他,问了问蔡锷的《曾胡兵法十三篇》、《曾胡治兵语录》等等,这些书是老蒋用兵的教科书,廖耀湘烂熟于心,甚至对曾国藩撰写的《湘军水陆战地记》出版年月都记得。
    校长大喜,遂决定特批他去法国留学,临别前勉励一番。并向有关部门批示:该生系难得军事干才,学成归国后委以重任。
    1930年在南京的蒋介石,已非1925年在广州的蒋介石,在广州时他不过是一个政坛新贵,他的学生还敢随便找他,到了他定都南京后,如此闯宫确实需要勇气。廖耀湘被校长亲自识拔,成为军界佳话,他自然有一番报答知遇之恩的心思。
    在法国,廖耀湘先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后入机械化骑兵学校深造。
    1936年,廖耀湘学成归国,此时中华大地上阴云密布,中日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廖本人表现突出,又有老蒋曾经的关照,在军界当然顺风顺水。他先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第三连少校连长,军士营学兵连连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战争全面打响,他这样的人才,当然要派到作战部队去。他先任中校营长,不久调任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这年11月,日寇逼近首都,廖耀湘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的指挥官,正是那位当年廖耀湘在叶开鑫部队当兵时,率先投向北伐军而改变湖南政治格局的大胡子唐生智。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12月城破,高级官员早已逃离,而廖耀湘这样的中级军官必须率兵打到最后一刻。
    南京保卫战的撤退,是军事史上一大败笔,犹豫不决、预案不扎实,使数万国军将士成为战俘,死在日本人屠刀之下,蒋介石和唐生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人进城后,廖耀湘成为困在城中的国军将士的一员,到处都是流血,到处都是屠杀,他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基本上没有生亡的希望。12月13日,他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带领几个手下和几千难民躲进了南京城的栖霞寺,监院寂然法师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爱国僧人,不但保护了许多难民,也想方设法帮助混在难民中的国军军官脱险。几天后,在法师和特殊部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廖耀湘和几位军人深夜坐船,到了长江北岸,脱离了这座人间地狱。
    南京脱险,是他军旅生涯真正辉煌的开始,他也将栖霞寺视为自己的福地。从此,猛虎出谷,利剑出鞘。
    三、血战扬威名
    从南京脱险后,廖耀湘赶到当时的国府行政中枢武汉。1938年初,国民政府成立了第一支机械化师200师,这支部队是当时国军装备最好的,专门在法国进修机械化作战的廖耀湘任少将参谋长。这支部队后来奉命首次出征缅甸,东瓜之战损失惨重,回国的途中师长戴安澜将军牺牲在丛林中,此乃后话。1938年9月,200师扩编为新11军,廖耀湘转任22师副师长。
    22师,是廖耀湘发家的部队,这支部队给他带来了无数的荣耀。
    1939年11月,昆仑关战役打响,这是一次中日两支钢铁部队硬碰硬的交战,当时22师划归新5军,军长杜聿明,22师师长邱清泉,包括廖耀湘在内,都在这场战役中威名远扬。
    昆仑关位于广西境内,距南宁七十华里,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要。12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直指滇、黔,威胁陪都的安全。昆仑关日前已被日军抢占,直接威逼重庆。统帅部要求将昆仑关夺回来。憋了很久的廖耀湘在战前宣誓,要把军旗插到昆仑关上,为校长争光,为国家争光。
    12月18日,新5军在其他友军的配合下,向昆仑关猛攻,驻守昆仑关的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号称“钢军”。进攻的国军主要是200师和22师两支机械化部队,此役廖耀湘非常抢眼,身先士卒带领部队打冲锋。是役日军4000余人被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战后从阵地搜索出他的日记本,中村如此记载:“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强的军队。”廖耀湘实现了诺言,将军旗插上关口。
    昆仑关大捷,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它和台儿庄战役一样,给溃败的国民军和全国人民一支强心剂,说明国军也能和日军正面相搏。台儿庄战役是杂牌军军头李宗仁指挥的,参战有川军、桂系等非嫡系部队,而昆仑关之战主力新5军是老蒋真正的子弟兵,因此他格外重视这次胜利。战后大后方开动宣传机器,广泛宣传这次战绩。33岁的廖耀湘此役才真正走进公众视野。剧作家田汉事后采访了廖耀湘,将其比喻成北宋名将狄青。——当然,有可能是田汉这个湖南人对老乡过高的赞誉。
    战后论功行赏,邱清泉任新5军副军长,廖耀湘升任22师师长。
    1942年3月,廖耀湘率22师远征缅甸,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开始他军旅生涯最悲壮和辉煌的篇章。
    当时200师作为先头部队陷入缅甸,但战局出现了逆转,英国人决定放弃缅甸,留下戴安澜的部队孤军奋战,200师是国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老蒋的掌上明珠,他当然不愿意这支雄师困死在外邦,命令新五军西渡怒江,接应200师从同古撤退,一场血战后,回国的路已经被日军56师团堵住,廖建议军长杜聿明冲击防线,杜没有采纳,命令部队进入野人山,而另一支部队38师的师长孙立人非黄埔系,不用廖耀湘以尊重长官兼师兄的态度面对杜聿明,没有将部队带到死亡之林中,几乎没有什么伤亡退到了印度。
    野人山可能是廖耀湘最不愿意回忆的一个地方,进山22师尚有7000余人,在野人山中损失一半以上,远远大于和日军激战的伤亡,四个团长都死在野人山突围的途中。最后,杜聿明率军部回国,廖耀湘带领3000余人撤退到印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进野人山,和后来的辽沈战役一样,廖所率部队的败绩,多由上峰瞎指挥造成。
    新22师和先一步到达印度的孙立人的38师组成新1军,军长郑洞国。新22师在印度兰姆迦整训,当时国内掀起了从军热,大批中学生、大学生投笔从戎——号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大批高素质的兵员补充到廖耀湘的22师,美国人也为中国驻印军配备了全套新式装备。此时,廖的22师和孙立人的38师无论从装备还是战斗力,都不逊于同等数量的日军。
    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打响,此时的22师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廖耀湘率部向缅北挺进,与新38师密切配合,二进野人山,占领了胡康河谷,攻克于邦、下孟关、攻占瓦鲁班……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灭敌人20000多,一雪1942年初兵败野人山的耻辱,其中新22师在卡盟一役中就击毙伤日军不下5000,在攻占瓦鲁班战斗中突袭18师团司令部,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日本的精锐之师18师团几乎全军覆没,蒋介石给自己得意弟子嘉奖电只有三个字:“中国虎。”我想,当时远在重庆的老蒋,一定为自己13年前在南京那次特批廖耀湘这个纯朴的农民子弟去法国而得意,当年种豆,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史迪威在缅北反攻结束后给廖耀湘的贺电如此说:“这是你的光荣,是新22师的光荣,是中国驻印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更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缅北的胜利,不但彻底解决了日军对中国大西南的威胁,而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英勇善战的现代化军队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
    缅北反攻胜利后,第14师和第50师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驻印军扩为两个军,和加上新22师组成了著名的新六军。廖耀湘任新6军军长,随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全歼日本第38师团,师团长自杀。
    在缅甸战役结束后,美英政府分别授予廖耀湘“自由勋章”和“十字勋章”,此前他已经获得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勋章。”一个军人,以少将的军衔获得了三个国家的最高勋章,光这一点,足可傲视后来者。
    此时,抗战已接近尾声,新6军在战火中成长为国军装备最精良、兵员素质最高的一支王牌军。1945年4月,一场血战在廖耀湘的家门口打响。——这就是中日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雪峰山战役。这场战争北至新化,南到新宁,西至芷江,东到宝庆城,战区包括武冈、绥宁、洞口、邵阳、新化、新宁、溆浦、辰溪等县,为了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统帅部命令廖耀湘率新6军从缅北空投到芷江。临走前,廖耀湘对留在缅甸野人山守护牺牲战友坟墓的伤兵们说,等着吧,胜利后我们会来接你们的。谁料到,抗战胜利后又是另一场战场,守坟的伤兵们望穿秋水,也见不到他们的廖长官。
    雪峰山之战,对于职业军人廖耀湘来说,也许十分郁闷,他的部队被命令呆在芷江,作为此次战役的总预备队,而仗,主要是74军、18军、73军、100军等兄弟部队打的。尽管作为总预备队是一种荣耀,说明将其作为最后一张制胜的王牌。但那时华南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不劳总预备队投入战争,日军以伤亡30000余人的代价惨败,我儿时在老家还有老人说起那场血战,资江水都被染红了。扬名域外的廖耀湘,肯定想在家乡父老面前显露身手,可惜这把“牛刀”只能坐观。遗憾。
    雪峰山战役完毕不久,日军投降,首先在芷江举行了受降仪式,选择这个地方,因为此地驻有廖的新6军。芷江仪式后,正式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附近尚有日军精锐部队,国民政府担心这些投降的部队不服气,必须要一支精锐之师作为威慑力量。如此,廖耀湘又率领新6军,被空运到首都,接受日军的投降。——芷江和南京两次受降,新6军都作为王牌军来保证受降的成功举行,可见廖耀湘和新6军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1945年11月12日,廖耀湘和当年一起从南京脱险的战友去栖霞寺谢恩,写下了:“凯旋还京,与旧友重临栖霞。”字迹遒劲端庄,包括老蒋在内,国民党军政大员的书法多是这种风格,和毛的龙飞凤舞正相反。——当然,职业书法家于右任例外。此时,廖该是何等的春风得意。当年脱险的败军之匠,此时率虎贲之士来受降。
    人生总有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栖霞寺对廖耀湘而言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他第一次来这座寺庙,是避难,十分狼狈,可是有谁知这是否极泰来的开始;第二次来,是报恩,凯旋还京,可却是水满则溢的开始。
    四、遗恨在辽西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战火又起,东北这块膏腴之地首先成为毛、蒋二人争夺的地方。
    和华南、西南不一样,抗战胜利后,在东北共方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国民政府抗战后期和胜利后接收的腐败行为,使原沦陷区的人民大为失望,而共产党作为割据一方的在野党,成功地在国内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眼里,树立起一个清廉、民主、进步的公关形象。而地利则是胜利后国民党大部分精锐部队在西南和华南,而临近的东北的华北、山东地区,有共产党的数块根据地,日本刚投降,在冀热辽根据地的李运昌部队率先出了山海关。人和则指苏联红军全盘接受了日本,此地国民政府毫无根基,为了苏联国家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原因,苏联充分地关照了自己的兄弟党。
    东北大地成群结队的伪军被共产党收编、改造,重要城市先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此时老蒋认识到要花大本钱才能把东北夺回来,他想到的自然是自己的一帮黄埔子弟兵,廖耀湘被老蒋点将,1946年1月,廖率新6军于秦皇岛登陆,进入东北。
    廖耀湘进东北之初,和民主联军的交手中占了上风,当时他的部队挟抗战之余威,而共产党在东北急剧扩大的部队还没有完全训练好。他一口气攻下盘山、台安、辽中,1946年3月间就打通辽阳、鞍山与沈阳到营口的交通线, 攻入长春。
    “四平之战”是国、共两党在东北早期争夺的关键,是役让林彪耿耿于怀。国军这边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等抗战名将都参加了。
    1946年5月15日,廖耀湘的新六军22师65团进攻威远堡。除了第一次试探性的冲锋外,65团所有攻击都是一次成功,新6军一个团依靠优势炮火在威远堡就能打垮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主力,难怪当时国民党觉得剿共胜利指日可待。在这次战斗中,专修过机械化作战的廖耀湘把炮步用到极致。他先命令集中火炮猛攻,限令攻击部队在炮火停止后5—10分钟内冲入守军阵地,不给敌人任何喘息机会,如果进攻太慢就失去炮火压制的意义,如此用炮火优势抵消冲锋部队冲击的最危险路程,有效减少伤亡。由于战术得当,一个个阵地基本是一次拿下。
    威远堡被廖耀湘的部队攻占,林彪已断定四平之战必败,他没有等待中央的命令,开始部署撤退。在撤离四平时,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大批文件叛变投敌。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由此了解到民主联军已经实力大损,指挥军队一路猛追,直到把民主联军主力赶到松花江以北。廖此次又大出了风头,被任命为国民党最精锐的第9兵团司令,下辖5个军,其中新1军和新6军是五大王牌之二,当年远征缅甸的百战之师。
    到了1948年,风水轮流转,在北满修养生息的林彪部队已非当年四平之战的东北联军了,但远在南京的老蒋还以刻舟求剑的眼光看待林彪的部队,以为可以在东北决战,歼灭林彪的部队。
    老蒋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当然作为一个政府最高军政首长,他不仅仅要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而且更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当年日本侵犯南京时,明明知道不可守,但不战而放弃首都,没法向国内国际舆论交待,此番同样他不能主动放弃东北。而廖这些将领,考虑问题纯粹从军事角度,而且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但蒋的固执让国民党自食苦果。
    辽沈战役,第一阶段就是锦州之战,锦州的重要性,毛和蒋都看到了,谁夺取锦州,就能占据通向华北的通道,对国军来说,锦州不失,东北部队和华北傅作义部队能连成一体,可攻可守。林彪的部队首先进攻驻守在锦州的范汉杰守军,老蒋不愿意锦州失守,东北和华北的通道被斩断,命令沈阳附近的廖耀湘兵团西进,驰援锦州。而在东北战场的卫立煌和廖耀湘认为去锦州风险太大,有被围歼的危险,不如固守沈阳。但蒋介石毕竟是元首加恩师,廖不能违背其命令,他一万分不情愿率第9兵团西进,但他留了个心眼,认为去锦州于事无补,10月13日占领彰武,15日占领新立屯,便在这一带徘徊了一周左右,他想一旦锦州失守,就可以不用再去冒险了,可以退回沈阳,可老蒋一意孤行,让他继续西进,收复锦州。当时老蒋令52军占领营口,他认为如果锦州不能收复,可直接南下营口渡海。哪知道这一如意算盘早被共党安插在国民党心脏部位的间谍得知,告诉了西柏坡。——当时像阎宝航、郭汝槐等高级将领都是间谍。
    锦州刚占领,解放军就决定收拾廖耀湘兵团,这支东北大地上国民党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如果整建制撤退到关内,绝对是放虎归山。1948年10月20日,林彪命令:刘震第2纵队、韩先楚第3纵队、邓华第7纵队、段苏权第8纵队、詹才芳第9纵队、李天佑第1纵队及第6纵队第17师和炮兵纵队,立即由锦州地区向东,隐蔽往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疾进,从两侧迂回包围廖耀湘兵团;万毅第5纵队、黄永胜第6纵队分别由阜新、彰武地区南下,切断廖耀湘兵团往沈阳的退路;梁兴初第10纵队和第1纵队之第3师由新立屯东北地区后撤至黑山、大虎山地区,构筑工事,坚决阻敌前进,以争取时间等待主力回师,尔后配合主力部队围歼敌军;吴克华第4纵队、贺晋年第11纵队在塔山地区继续阻击锦西方面敌军,保障主力作战安全;独立第2师以4天时间赶到营口,切断敌军海上退路。
    10月23日9时,廖耀湘命令向黑山、大虎山发起猛攻。东野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命令各师:“死守3天,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经过3天激战,10纵守住了黑山、大虎山,使廖耀湘兵团失去了西进的可能和南撤的宝贵时间。廖耀湘以5个师的兵力连日攻击黑山、大虎山阵地受挫,西进无望,于25日晚下令向东南营口方向撤退,但行至台安附近便遭独立第2师阻击,廖耀湘误以为是共军主力。廖耀湘此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复有抗战时期那种敢闯敢冲的劲头,大约当师长和当兵团司令地位不一样,责任也不一样,谨慎为上。如果他此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南冲,完全可以冲破独立师的阻截,到了营口,林彪就望尘莫及了,可他命令往东走,和沈阳的部队会合,早有两个纵队在那里以逸待劳。如此兵团10万人马全部陷入东野五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廖耀湘此时已知败局已定。韩先楚的3纵队仅用3个小时,便一举端掉了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和新1军、新6军、新3军军部。廖耀湘10万人马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廖耀湘急得用明语呼叫:“部队到二道岗子集合!”林彪下令:以乱对乱,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并派部队到二道岗子去抓廖耀湘。至10月28日拂晓,辽西会战结束,廖耀湘西进兵团所属新1军、新6军、新3军、第71军和第49军共计5个军12个师10万余人全部被歼灭。
    1948年10月27日,廖决定向南方突围。夜间很黑,卫队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李涛、周璞和新6军一个高参。涉饶阳河通往盘山一条水渠时,周璞不慎跌入一个水深没顶的地方,大声呼救,便引来解放军的搜索,他把周璞拉出水坑,李涛便被冲散,只剩下三个人绕过一处小树林继续向南摸索前进。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看到前边有一小村庄似乎很平静,那个高参便决定先进去看看,好买点东西吃,因为又饿又累。没想到那个参谋一进村,就被在村里休息的解放军抓住了,他和周璞便赶快离开那里。不久,天大亮了,他和周璞只好在高梁秆堆里躲了—天,又饿又渴又累。就这样夜行晓藏地前进,希望能赶到沈阳追上杜聿明的部队;路上他花重金买了几件老百姓衣服,化装前进,胆子也比较大了些,等到走到辽河边正在等渡船时,听说沈阳已解放了,这时,他走投无路,便决心自杀,可手中连用来自杀的枪都没有,他坐在一棵大树下,抱头痛哭起来。准备等到天黑就在那棵树上自缢。周璞苦苦相劝,要他绕道奔葫芦岛,没准赶上国民党撤退的部队。两人起来满满地走,结果在一条小路遇到一小队巡逻的解放军,一盘查,他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求速死。
    在自己被俘的情况下,廖耀湘还是显露出他仗义的一面。他对解放军战士说周璞是他的勤务兵,巡逻的人觉得抓住了廖耀湘就行了,再捎上一个勤务兵是累赘,便把国军师长周璞放走了。
    此时的廖耀湘,没有了11年前在南京的好运气,没有被日本人俘虏的他终于当了同胞的俘虏。
    尾声:功过谁可评
    被俘虏的廖,死活不愿意和得胜将军韩先楚握手。进了战犯管理所,廖耀湘还非常自负,常说自己的失败是非战之过,是上面举棋不定,一再贻误战机。 毕生以同乡先贤蔡锷为楷模的他还和其他战俘说,湖南宝庆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一个蔡锷将军,一个就是他。从监狱里出来后,仍然不理睬他当年身边的间谍同事,说他平生最痛恨那些偷鸡摸狗的人。
    1961年他被特赦,到了1968年,“文革”正席卷神州,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自然在劫难逃。他不像范汉杰、宋希濂等人那样识时务,依然性格耿直,当然没有他的好果子吃,在一次批斗中情绪激动,突然心脏病发作,一代抗日名将,就这样撒手人寰。
    1974年,当年在辽西俘虏廖耀湘的韩先楚处境很不好,就曾向林彪写表态信并就怀疑张春桥一事向中央检讨,他认为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远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他说:“无论我军吃了新六军多少苦头,又怎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他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六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鳝鱼眼’(指张春桥)算个甚么东西?”
    未能杀身成仁,一直是他心中的结。他的妻儿后来到了台湾,儿子去美国留学,当时这边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很多高级战俘的子女从美国回到大陆,他辗转托信给美国的儿子,千万不要回大陆。——难道他不想儿子吗?大约他有更深的认识,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美国一名工程师。
    他的同事,原新六军的参谋长舒适存,针对他的遭遇写了一篇《辽西恨》,其中说道:
    “廖氏秉性骨梗,不谙世故,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酒食征逐,更是外行,既不逢迎上级,朋友之间,更少周旋,家中宴客六菜一汤,入席时每人斟酒一坏,不斟第二杯,惟一嗜好,就是训练,每逢军队驻定,即亲率连、排、班长,从事实战演习,亲身示范,乐此不疲。与人说话,喜直呼姓名,人以为忤,他则认为这是够朋友的亲热表现,说他骄傲,想是由此而来。”
    去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凤凰卫视播放远征军的纪录片,其中一位如今生活在泰国的老兵的回忆可做舒适存这段话的佐证,他说孙立人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很有派头。而廖耀湘嘻嘻哈哈,和士兵随随便便开玩笑。
    我小时候,听大人讲过许多关于廖耀湘的故事,例如他少年时很顽皮,和拳师学了一身武艺,耍齐眉棍的时候,将旁边的鸡鸭故意打死。还有他家老太太一直住在老家,邵阳县政府谁也不敢抓他们家族的壮丁。他的弟弟廖耀汉从国立湖南大学毕业,70年代末落实政策,在县一中教过几年外语。
    廖的军事才能完全可能使他有更大的成就,可惜生不逢时,在那场烽火中,多少名将之花早早凋落了,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何尝不是民族的悲剧?由于是败军之将,关于他的资料很少,我勉勉强强辑录成这样一篇文字,以纪念一位前辈乡贤的一百周年。
    一个在抗击外寇战争中屡立功勋的英雄,尽管在内战中落败,但他依然值得我们缅怀和尊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历史价值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廖耀湘悲情回忆中国远征军女兵闯出野人山


廖耀湘 严农



    1942年1月,英国请求中国方面派遣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方面同意英方请求,由杜聿明、廖耀湘、戴安澜等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
    部队中有一部分女兵,她们告别自己温馨的家庭,告别热恋中的恋人,和廖耀湘等一起到缅甸抗日,几经奋战,遭到惨重失败,后被逼转入野人山。在野人山,她们历尽磨难,吃尽苦头,最后大部分英勇牺牲在野人山,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是笔者的老乡,又是笔者父亲、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挚友。因而,我得以和家父一起亲自采访廖耀湘,聆听廖耀湘悲情回忆在中国远征军中广为流传的、惊心动魄的关于女兵的故事——
    我率领部队越往野人山深处走,情况越复杂,特别是我和杜聿明招来的那些女兵,在这次野人山“死亡大行军”中,其境遇更加悲惨。
    黑夜来了,这是我最为紧张的时候,因为,这时是野人山中的男野人袭击远征军女兵最为频繁的时候。我下令男兵去保护女兵。然而,女兵宿营并不都住在一起,总有几个掉队单独行动的。
    一天晚上,我刚布置完几个男兵去保护宿营在附近芭蕉棚里的女兵,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会,一个勤务兵匆忙走进来报告道:“一个女兵上吊自杀了!”
    “啊!”我一翻身从“床”上站了起来,“在哪儿?”
    “就在前面!”勤务兵指着前面一棵大树。
    我冲出窝棚,向大树跑去。大树下站着几个啜泪的女兵,几个男兵正把吊在树上的女兵解下来。
    “怎么回事?”我急切地问身旁一个正在哭泣的女兵。女兵好不容易才止住哭泣,向我哭诉道:
    “黑夜来了,黑夜对我们女兵来说是最为恐怖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兵来到一棵大芭蕉树下,匆匆用芭蕉叶搭了一个简陋的窝棚,搭好后马上便钻了进去。走了一天,又饿又累,我们紧紧靠在一起,一下就睡着了。不一会儿,我们被近处不断发出的‘沙沙’声弄醒了,一听就知道,是这两天一直跟随我们的怪物又来骚扰我们了。我们被这十分可怕的‘沙沙’声弄得半点睡意也没有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枪,拿起步枪,将子弹推上膛,在窝棚里严阵以待。
    忽然,两个高大的黑影从窝棚前一闪而过,我们一起朝黑影开了火,但没有击中。
    这是两个男野人,他们已经悄悄紧跟我们3天3夜了。
    我们的枪声到底把男野人吓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准备立即生起一堆火,以吓住野人,使他们不敢靠近我们。因为我们听说野人最怕火。
    附近全是芭蕉树,没有柴火。
    一个女兵自告奋勇说:‘我去弄柴火,你们在后面掩护我。一有动静,你们就开枪!’
    她提着上膛的枪走出了窝棚,前面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她搜索着向前走,走着,走着,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我们在窝棚里等着,等着,怎么也没有见她回来。后来,我们终于醒悟过来,她一定是被跟踪我们几天几夜的那两个男野人掠走了。
    我们一起冲出窝棚,朝前面密密的灌木丛扫射着,一直将我们的子弹全部打光,可得到的,只是子弹空空的回声。我们四处去搜寻。天亮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位忠实的同伴,她用一根枯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她赤身裸体,下身流出很多血,两条瘦瘦的腿被血染红了,血已经干涸,凝在腿上。她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深深的齿印,在乳房上更多,乳头已被咬去,只留下凝着黑血的创口……”
    出了这次事件以后,我把全师能够召集到的女兵,尽可能集中起来,跟着师部前进。
    新二十二师是中国远征军所有部队中女兵最多的部队,因而,女兵就牵扯着我这个当师长的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任命一个政治部管“战地小报”的政治队员,专门分管女兵的事。他叫李志明,由于我的任命,官兵们送了他两个绰号:“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
    李志明作为“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是十分负责的。他尽可能跟着女兵一起行军,一起吃饭,宿营时在女兵窝棚旁搭个小窝棚,守护着女兵过夜。
    李志明有三个特点:一、身强力壮,五大三粗,是军官中身体最结实的一个,而且,有着一副难得的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因而,女兵们自然把这个牛高马大的异性“队长”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她们也戏称李志明为“女兵队长”、“妇联主任”,李志明也一概当仁不让乐呵呵地答应;二、李志明说他一生最崇拜的就是我这位师长老乡,他之所以参军到新二十二师,就是因为师长是我。他常跟新二十二师的官兵说:“我们湖南邵阳出了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护国元勋蔡锷,一个就是我们师长廖耀湘。”因而,他对我吩咐的一切,言听计从,特别是这次“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他更感光荣,认为这是我对他的一种特殊的信任;三、李志明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军以来,他就常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通讯和散文,因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以致我到家乡招兵时,一听提到李志明的名字时就说:“我们邵阳的大作家呀!”
    所以,一到新二十二师,我就将他分到师政治部当政治队员,专管师部的宣传小报,凡新二十二师的对外报道,都出自他的小报。他的文章多次在军部和全国得奖,因而我常说:“这是我们新二十二师不可多得的‘笔杆子’!”
    这次,我“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还悄悄交给了他一个任务:“你去当女兵队长,一方面,可以代替我去管理和帮助女兵,及时将有关情况向我报告,以求得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你是作家,还可以为你的创作搜集素材。将来,我们从野人山闯了出去,你就可以以我们中国远征女兵在野人山悲壮的征程,写出一部最出色的纪实小说。”
    “是!”李志明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一定完成师座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将来把这一部纪实小说写好,将它奉献给师座!”
    “不!”我摆了摆手:“你现在就要打草稿,打腹稿,而且要陆续整理成正式的文字,做为下级的正规报告,定期上交给我,以便我及时了解女兵的情况。”
    “是!”
    从此,李志明宿营的窝棚里,行军的防风灯常常亮到深夜,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所以,女兵又送了他一个生动的绰号:“里常亮”,意思是他窝棚里的灯常常亮着。
    一天,行军途中又惨死一个女兵,我心情十分沉重,来到亮着防风灯的李志明的窝棚,拿起桌上李志明的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草草地写着《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坐下来,捧着这本草稿,在灯下仔细阅读起来:
    《廖耀湘的八个女兵》
    前面是一条河,很明显,这是缅甸雨季来临之前,由于山洪暴发而由林中峡谷形成的,因而,河中泛着黄色的浊浪。几个女兵呆呆地立在河边的灌木丛中,望着浑浊的河水急速地向前流去。
    她们不知河的深浅,不敢下水。我远远就望见了她们。今天下午,廖耀湘师长交待我,要我当“女兵队长”,因而,无形中就对女兵多了一层关注。我走近看她们胸前挂着的已被沿途荆棘划破的符号,原来这些女兵大部分竟都是我们新二十二师的。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们应负的责任感。她们看见我来了,竟像获得了什么救星,急促地向我拥来。
    “啊!李干事,您可来啦!可把我们急坏了!”政治部演出队只有十五六岁的李丹拉着我的衣角,差点跳了起来。
    “是呀!大李——”被廖耀湘师长称为“女作家”的师报编辑王冬君和我比较熟悉,一直叫我“大李”。“有了你,我们就放心啦!”
    我笑了:“可过河得靠你们自己的双腿呀!”
    “唉!这男女平等呀,什么时候也做不到。”师医疗队护士邱清莲说:“女人在生理上和男人就是有差别嘛!”邱清莲到底是学医的。
    女兵们七嘴八舌,还要说些什么,我摆了摆手,说:“天快黑了,天黑以前,一定要渡过河去,要不,我们就赶不上大部队了,你们在这待着,不要动!我去去就来!”
    我像一个军官,向女兵们下着“命令”,女兵们果真静了下来。
    我走进竹林,用工兵赠给我的2尺多长的用以开路的大砍刀,“咔嚓”一下砍倒一根大竹子,将竹枝削掉,扛着竹竿向女兵们走去。
    “是这样,”我扛着竹竿,再次向女兵们下着“命令”:“我横举着竹竿,站在河心,将竹竿伸向你们,你们一个一个摸着这竹竿过来,平时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叫‘摸着竹竿过河’。”我说了一句笑话,想使女兵紧张的心情放松一些,岂知平时爱笑的女兵此时竟没有一个笑出声来。
    她们神情紧张地站在浊浪滔滔的河边。
    “怎么,害怕啦?”我问,没有人吱声。
    “小李丹,”我点名了,“你平时给士兵说快板时怎么说来着?”
    李丹垂下了头。
    我敲着肩上的竹竿,学着李丹说起快板来:
    “士兵们,请听清,
    我们都是廖耀湘的兵!
    一二一,急行军!
    过大江,爬山岭!
    滔滔江水脚下踩!
    莽莽山林当小坪……
    怎么,真的看到大江就怕起来了?”
    “谁怕来着?”李丹猛一抬头,第一个从士兵堆里站了出来。
    “好!”我鼓励着,“排好队!”
    女兵顺从地排好队。
    “报数!”我喊着口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整整8个女兵,高矮不齐、神色各异。
    “你们都是新二十二师的吗?”我站在女兵列队前,扫视了一下这8个女兵问。
    “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竟然回答得很整齐。
    “你叫什么名字?”我对排在第一位的女兵问。我必须记住她们的名字,以便掉队时便于呼叫和寻找。因而,我对这几个不熟悉的女兵逐个问去。
    “李世湘”一个女兵立正回答。
    李世湘长得单单瘦瘦,微喘着气,显得十分虚弱。她带着一副深度眼镜,仍然像一个学生。
    “干什么的?”
    “新二十二师师部的缅语翻译。”女兵回答道。
    “嗬!人才难得!”我打量一下她,“怎么没跟师部廖师长一起走?”
    “掉队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扶了一下眼镜,轻微地喘着气。
    “哪里人?”
    “长沙人。"
    “半个老乡。”
    “你呢?”我对另一个个子较高的女兵问。
    “师医疗队的护士长。”女兵立正回答道。
    “叫什么名字?”
    “赵庆香。”
    “哪里人?”
    “湖南邵阳人。”
    “那是我们廖师长的正宗老乡了。”我笑了笑说:“我也是邵阳人。我们可不要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赵庆香浅浅一笑,说:“我在邵阳参军时廖师长就对我们说,我们‘宝庆佬’——邵阳人可没有掉泪的习惯。”说完,她微微昂了一下头。
    剩下的几个女兵,看我这样随和,便主动自报了家门:
    “我叫张志芳,师报译电员,湘乡人。”
    “我叫朱清莲,师医疗队护士,湘潭人。”
    “我叫何亚菲,师政治部宣传员,衡阳人。”
    “嗬!”我笑了,“都是湖南人,真是无湘不成军呀!”
    我望着眼前这一排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衣、饿得皮包骨、头发长短不一的女兵,哈哈一笑:“这可真是名副其实了!”
    “好!”我一声令下,“女兵们,现在,我命令你们跟着我过河。注意河水太急,很可能有人被河水卷走,谁要是万一被河水卷走,任何人千万不能去救,一去救,就会两人一起被洪水冲走。我是在资江河边长大的,对这激流太了解了。记住:这是纪律,也是命令,听见没有?”
    “是!”女兵不整齐地回答道,声音有高有低。
    我扛着竹竿,奋力向河心游去。凶猛的河水,已没过我的胸膛,一个个激浪向我袭来。不过,我有从小练就的水性,恶浪奈何我不得。
    游到河心,我迎着激浪拼力站立下来,将手中的竹竿伸向岸边,命令道:“下水!”
    邵阳籍的高个子护士赵庆香首先下水,她拉着我伸过去的竹竿,一步步略显胆怯地向我靠来,正要靠近我,上游一个激浪打来,将她打了个趔趄,但倒底也是资江边长大的,身子剧烈地晃了两晃,挺住了!她立刻伸手抓住竹竿,顶着激流慢慢一步一步向对岸移去……终于移到了对岸的浅滩,她成功了!我长长吁了一口气。
    第二个、第三个,过去了。到第四个湘潭籍的护士朱清莲时,我体力有些不支,手打了一下晃,朱清莲抓着竹竿的手被甩开了,突然一个急浪打来,她“唰”的一下被急浪冲走,再也没有回来。
    接着,我喘着气,奋力引渡过第五个女兵、第六个女兵。最后,第七个女兵何亚菲和第八个女兵邱清莲,看到前面的几个女兵都引渡过去了,有些着急,便两人一起扶着竹竿吃力地一步一步向我走来,两个女兵在怒涛中着力不一,竹竿在汹涌的波涛中一晃一摇,我竭尽全力,双手紧攥着竹竿,体力几乎耗尽。突然一个巨浪打来,我们三人一起倒在滔滔的江里,我凭着熟练的水性,在激流中喘着气勉强游到对岸,何亚菲和邱清莲却永远留在了滔滔的江里……
    渡过去的5个女兵立在河边,望着滔滔地江水,久久不愿离去。
    “走!”我咬咬牙,命令道:“大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宿营了,我挥着砍刀,砍下一些芭蕉叶,给她们搭起了一个大一点的窝棚,还在她们旁边搭起了一个小一点的窝棚,给我自己住。
    因为过河,她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将衣服烤一烤吧!这样穿着湿衣睡,会闹病的。”我建议道。
    女兵们同意了我的建议,分别去找柴火。
    不一会儿,一堆大火在窝棚边升起。因为我在场,她们不便脱衣,便围坐在火堆旁,烤着身上湿透的衣服。火光照映着她们由于长久饥饿而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和冻成灰绿色的双手。
    女兵们默默地在烤着,没有一点声音。
    渐渐地,大概是由于篝火的熏烤吧,她们脸上慢慢有了一点病态的血色,因而,情绪也略为好了一点。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饿不死人,但一个人的情绪却可以窒息死人。我想起了廖耀湘师长常给我讲的:“军可夺帅,但不可夺志。”
    于是,我有意找了个话题,与她们聊了起来。
    “王冬君,”我对“女作家”说,“打完日本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吗?”王冬君从沉默中醒悟过来:“上大学,读中文系,当一名新闻记者,有可能的话争取当一名作家。”
    提起上大学,小李丹兴趣来了,她连忙“揭露”着王冬君的“秘密”:“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她还想跟我们廖师长一样,到法国留洋呢!说什么到法国学文学最好了,那儿出过什么雨果,出过什么巴扎尔克……”
    “巴尔扎克!”我纠正道。
    “巴扎尔克也好,巴尔扎克也好,”小李丹一点也不因为自己说错了名字而不好意思,“反正是出了很多作家吧!所以,她要去法国学文学。”
    “是又怎么样,小妮子!”王冬君十分大方,“告诉你吧,大李,”她面对着我,把声音放低了:“到法国去学文学,还是廖师长向我建议的呢!”
    “啊!”我确实有点惊异。
    “有一次,廖师长无意中看到我在昆仑关会战后在师部小报上写的一首不像样的小诗,将我找了去,对这首小诗赞赏不已。说我的文学功底不浅啊!将来要送我到法国学文学,接着他用法文背了一首雨果的诗,然后亲自翻译成中文,朗诵给我听,真美!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优美的诗。从那以后,我就真想等打走日本鬼子以后到法国去学文学。”
    “只要努力,我想你一定能去成的。”我鼓励着。
    “我早跟冬君姐约好了,”小李丹自告奋勇地说起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呀!我跟她一起去法国。”
    “你去法国干什么呀?”我故做惊讶地问。
    “到巴黎去学芭蕾舞呀!”小李丹头儿一歪,十分认真地说,“你不知道,李上尉,芭蕾舞是巴黎发明的呀!”
    “芭蕾舞产生于意大利。”我再次纠正道。
    “这您就错啦,李上尉,芭蕾、巴黎,”她手儿一挥,“正因为芭蕾舞产生于巴黎,所以才叫芭蕾,而不叫意大利蕾,对吗?”
    我“扑哧”一笑,她头一昂:“反正不管芭蕾舞诞生在哪儿吧!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冬君姐到法国学文学,我就一定要跟她到巴黎去学芭蕾舞!”
    “好,有意思!”我点点头,“你呢?我们的缅语翻译小姐?”我对满脸病容、带着深度眼镜的李世湘说。
    “我嘛,”李世湘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还来缅甸当翻译,或者说,到北平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再来缅甸当翻译。虽然缅甸人目前暂时还对我们有一些误解,但我想,他们一旦了解事情真相以后,一定会支持和拥护我们的,我很喜欢缅甸的山山水水。”
    “我呀!”高个子的护士长赵庆香昂昂头,插上嘴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可再也不到缅甸这个鬼地方来了,我要廖师长送我到湘雅医学院学医。听说他跟医学院院长很熟呢,保证一说就成。要我考可考不上,我还只上过初中呢!学好了医,我要当个好外科医士,再到部队来,为士兵们治病,部队太需要好的外科医生了!”
    一直在一旁默默不语的文静的译电员张志芳,也被大家的谈话鼓起了热情,大概是因为经常译电报,将眼睛弄近视了,她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她向后撩了一下辫子,轻言细语慢慢地说:“打垮日本鬼子以后,我就在当地邮电局当个报务员,再也不到部队来了,因为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需要我照顾。”
    女兵们一边烤着湿湿的衣服,一边谈着自己的理想,随着这熊熊的火焰,女兵们的感情越来越炽热,轻声的充满憧憬的谈话越来越兴奋。她们忘了几十天米粒未沾的艰辛,她们忘了处处布满陷井和凶险的野人山,她们忘了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而在编织着自己美好和绚丽的理想。
    人,是应当为理想而活着。
    当天晚上宿营,女兵们美美睡了一觉,仿佛她们美好的理想,明天就能实现……
    第二天,女兵们行起军来,步伐也有力多了,仿佛她们正在走向大学的课堂,或者在芭蕾舞练习大厅……有时,竟能听到女兵们久违的笑声。
    作为“女兵队长”,我当然更加高兴,我带领着这群女兵,沿着小路向前行进着。
    这几天,由于女兵们情绪较高,因而,行军速度也比较快。一路上,偶尔也能听到她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
    一天晚上宿营,我照例在她们窝棚边搭了一个小窝棚。
    女兵窝棚里传出了女兵们均匀的鼾声,这是我很久没有听到的了。
    突然,女兵窝棚旁闪出一个黑影。我一惊,提起砍刀,吼道:“谁?”
    “我。”一个30多岁的老兵在女兵的窝棚外停了下来,“李干事,你还没有睡呀?”
    “嗯,”我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你怎么还没有睡,明天清早就要行军呀!”
    “我睡不着。”他嗫嚅着,“我已经跟着你们几天了。”
    “啊?”我更为吃惊,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李干事,你能送一个给我用用吗?”
    “送什么?”
    “你带的女兵呀!”
    “啪!”我一砍刀背打去,“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老兵用左手捂着被砍痛的右手,呜呜哭了起来:“不送就不送,你怎么打人啊?”
    “好,”我举起砍刀,“我再送你一刀!”
    老兵抱着头,窜进了黑森森的密林里。
    我气得一晚都没有睡觉,唉!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啊!
    女兵们第二天起来,问昨天晚上窝棚外闹哄哄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苦笑了一下,说:“来了一头野猪,我将它赶跑了!”
    女兵们埋怨开了:“唉!把我们叫起来,一块将这头野猪逮着,我们这一个星期都不用吃草根、刨树皮啦!”
    我望着这群衣服褴褛、饥不择食的女兵,能说什么呢?
    我挥着砍刀,向前迈进,女兵们紧紧跟在我后面。
    忽然,我发现前方老远老远的地方,一颗大树上挂着满树鲜红的野果,我忙向这群饥饿的女兵呼喊着:“快向前跑呀,你们看前面树上挂的是什么?”
    饥饿已极的女兵,看着前面树上挂着这么多鲜红的野果,喘着气,不要命地向前跑着,跑到树下,每个人都摘了满怀的野果。吃饱以后分野果储备时,这才发现,身体十分虚弱的缅语翻译李世湘不见了。
    “李世湘呢?”小李丹惊叫起来。
    我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马上领着她们往回找。
    找了很远,终于找着了:脸色惨白的李世湘倒在一棵大树下的乱草中,她的脸已被巨蚊吃去一半,身上爬满了蚂蟥。
    她再也起不来了,再也不能到缅甸当缅语翻译了!小李丹扶着这棵大树,放声痛哭!
    我用尽最大地力气,在小李丹扶着的大树下挖了一个坑将李世湘埋了进去,然后砍了一棵树,做了一块牌,上面写着:“中国女兵李世湘,遵照她的遗愿,永远留在了缅甸。”我们在她简朴的墓前,放了刚刚采来的一堆鲜红的野果,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转身重新踏上征途。
    李世湘的牺牲,给我们这个小集体带来一种十分灰暗的影响。每个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在想:我能不能走出野人山?我会不会像李世湘一样,带着自己美好的理想留在这荒蛮的野人山?
    “李干事”在默默的行军中,大个子护士赵庆香说话了,“我看我们是不是分成两个组,这样更便于照顾,掉队了也容易发现。不过,这两组要紧紧跟在一起。”
    “这个主意很好。”我说,“我和赵庆香、王冬君一组,在前面开路。张志芳、小李丹一组殿后,距离不要拉得太远,上路!”
    我们分成两个组,艰难地向前走着,路上不断出现东倒西歪的尸体,说明我们的路没有走错。
    突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喊声:“哎哟,我的眼镜掉了!”是译电员张志芳的声音。我马上停止砍树,向后面跑去,只见张志芳由于掉了眼镜,在四周到处乱摸着,小李丹则在帮着四处寻找,我也加入帮助寻找的队伍。
    “啊!找着了!”小李丹指着一堆草丛,眼镜在草丛中闪着幽暗的光泽。小李丹飞快向草丛跑去。
    “哗!”一声闷响,小李丹一下就不见了。
    原来,草丛下是一个野人山特有的万丈深渊,任何人掉下去,都无法生还。小李丹,就这样没留下一句话,无声地留在了莽莽的野人山底。
    张志芳失声痛哭,我去牵她赶前面的队伍,她甩开我的手,立在深渊边,不肯跟我走。
    “小李丹!”她对着深渊呼喊着,回音在森林中回荡着,凄惋而悲切,一直传到很远,很远……
    一直到她喊累了,我才使劲拖着她,向前面的队伍赶去。
    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我说:“赵庆香,你体力稍微比她们强一些,你就牵着张志芳走吧!我跟王冬君在前面开路。”
    我仍然努力挥着砍刀,走在最前面,可由于几天来只啃点树皮、吃点草根,手越来越没有劲了,有时举起砍刀,虚汗直流,只得又将砍刀放了下来。
    王冬君要接过我的砍刀去砍树开路。
    我苦笑了一下,说:“你能跟上我,就不错了!”
    我们坐下来,在一堆灌木丛中喘息着。
    忽然,我们听到远处灌木丛中传来微弱沉闷的呼救声。
    我和王冬君立刻喘息着跑了过去。
    赵庆香和张志芳一齐倒在地上,赵庆香已经不省人事,张志芳还能说话。
    她躺在草地上,断断续续对我们说:“我们一起往前走,赵庆香大姐看到前面芭蕉树上有一串野芭蕉,便对我说,你丢了眼镜看不见,在这儿待着,我去前面将那串野芭蕉采来。我们已经两天什么也没进肚子了,饿得眼睛直冒金星。”
    “庆香姐走后不久,便传来她一声惨痛的‘哎哟’声。我知道出事了。我摸索着向她身边爬去,好不容易才爬到她的身边。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她被毒蛇咬了。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被毒蛇咬了,用嘴将毒液吮出来,就有得救的可能。于是,我在她身上到处乱摸,终于在脚背上摸到了几颗毒牙的印子,我俯下身去吮吸,但看样子,庆香姐越来越不行了……”张志芳说话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说不出话来,由于吮吸,她已中毒。
    我赶忙要王冬君去找水来给张志芳喝,我马上俯下身去,对着赵庆香的伤口吮吸起来。还没吸几口,我的舌头便发麻,最后,我也不省人事。待我醒过来,只见王冬君在我身边“嘤嘤”地哭泣着,我起身一看,赵庆香和张志芳已经满身发紫,死在我的身边。
    看见我醒过来,王冬君放声痛哭起来。
    我用砍刀在赵庆香和张志芳身边挖了两个土坑,将她们掩埋起来。王冬君呆呆地坐在坟堆旁,不肯起身,没有哭声,没有叹息,怎么劝说,她也不肯离开。我只得砍来几片芭蕉叶,在离坟堆不远的地方搭起两个窝棚。
    王冬君坐在坟旁的窝棚里,咽咽地哭了半夜。
    第二天早晨,我到她的窝棚外等,她没有起来。再等,还没有起来。我敲了敲窝棚,没有回音,再敲,还是没有回音。我拉开窝棚一看,竟没有人。
    出事了,我马上四处去找。最后,在河畔的浅滩上找到了她的尸体。
    她投河自尽了!
    我用砍刀在河旁挖了一个坑,默默将她掩埋了。
    廖耀湘师长的8个女兵,就这样无声地葬身在这野人山的苍山莽林之间……
    看完李志明的《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伫立在李志明芭蕉棚门口,望着北面遥远的青山,久久没有说话。这时,李志明回来了,我们默默地相望着。良久,我才微微点了点头,沉痛地对李志明说道:“这些女兵,都是我从国内带出来抗日的,壮志未酬,就死在野人山,将来回国,我怎么面对她们的父母!”顿了顿,我接着坚定地对李志明说:“回国后,我一定要将这些女兵的英雄事迹,亲自告诉全国人民。”
    “李志明,你一定要将这本《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全文出版,让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她们的英雄事迹。”
    李志明微微点了点头,说:“请放心,我会做到的。”
廖耀湘知恩图报南京和氏一家

王炳毅


    1968年12月2日,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廖耀湘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辞世。那当儿,正值“文革”高潮略见平缓之际。日理万机,事务繁忙的周总理闻知此事,还是指示秘书前往政协了解有关情况,怎奈政协大院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根本无人上班。廖的家人只得将丧事从简。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组织追悼,将廖耀湘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公开肯定了廖耀湘在八年抗战中建树的历史功绩,令其遗孀黄伯溶女士(辛亥元勋黄兴侄女儿黄葵舫的女儿)和儿子廖定一等亲属好友颇感欣慰。
  长期以来,南京老百姓之间流传较多的却是廖耀湘在抗战胜利后回到昔日血战之地南京寻找救命恩人,以真情和重金相酬报的一个真实故事……
  重返南京不忘旧情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不足一个月,刚刚在湘西芷江率部队参加过日军投降仪式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中将又奉重庆统帅部之令,接收日军投降的战争物资和敌伪财产,并卫戍南京。在黄埔路(今解放路)中央陆大大礼堂举行的受降仪式也是由新六军二个营担任现场警戒,何以新六军有此种荣耀?这是因为该军在抗日战争中,尤其是在远征印缅战场的两年血战中数次重创凶恶的日寇,战绩显赫。新六军对还有不服输心理的侵略者有着震慑力。廖耀湘中等身材,相貌平平。左眼皮上还有一条疤痕,看上去并不威武,但他的眉眼间却透出久经战阵的指挥官具有的自信与刚毅。他成为云集南京的中外记者们追逐的目标。廖耀湘目睹日囚冈村宁次大将、今井武夫少将等过去的敌手脱下战斗帽,俯首交出指挥刀的沮丧与狼狈之态,自是扬眉吐气。在南京,廖耀湘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寻找旧日在城北郊救过他命的恩人和广丰。办完手头重要事务后,一天,他乘坐一辆美制吉普车由副官敬映东少校和高参王世荃上校陪着驱车前往南京和平门外。他的座车后还跟着两辆吉普车,车上分坐着头戴钢盔,臂佩“虎威”袖章的彪壮卫兵。车队出了古老巍峨的城门,驶往紫金山方向。在行近岔路口时,廖耀湘命令停车,叫敬副官取出公文包里的首都地图,辨认着和家村的方位,又四处张望了一阵后,吩咐司机开车拐往西边,在一座绵延起伏的山丘下他找到了和家村。那是紧靠着广善山庄坟地的小村,杂树环掩,数十间草房茅屋,一派破败凄凉。村边还有一座半倾塌的尼庵,庵旁是芦汀丛生的水塘。田间一些农民在干活。大家不约而同的停下手中的锄头或铁铲,向不速之客张望。廖耀湘等人下车后,为防惊吓了村民,廖让卫兵们原地待命。他只带着敬副官和王参谋进入村里,找来保长问哪一位是和广丰老人。那保长诚惶诚恐,不住点头哈腰,说自己便是和广丰的侄儿和永昌,并派一孩子喊来他的叔父。和广丰已60岁开外,穿一身缀满补丁的靛青土布裤褂,瘦骨伶仃,鬓发染霜,面有菜色,看得出老人家境很贫苦。他很快就认出了廖耀湘,很是激动,一时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廖耀湘将军更是激动,他上前两步,抬手行个军礼,接着又欠身三鞠躬,而后伸出双手扶住和广丰,才说几句话,声音已哽咽住了,眼里有了泪光,流露出发自肺腑的真情。当下,他搀扶着和广丰来到和家那低矮的草房里,分宾主坐下,共忆叙当年腥风血雨的往事,诅咒日寇的凶残野蛮。廖耀湘当即先送给和广丰五百银洋,表示这笔钱可先盖上三间民房,剩下的钱添置些衣物。他在近日设法在城里为和广丰盘一家店铺,让他和家人经营,以保日后衣食不愁。和广丰再三感谢,流下泪水。接着廖耀湘搀扶着老人一块来到村口,向围观的乡亲们作三鞠躬,表示感恩——当年村内外的乡亲们可都是冒着杀头危险保守“和家留藏国军军官”秘密的。廖吩咐敬副官由和永昌协助,向乡亲们按户发送二元银洋。大家议论说廖军长知恩必报,乃是君子……果不其然,约一星期后,廖耀湘就在南京城中珠江路北门桥口附近买下一幢二层楼的门面房,让和广丰开设米铺。开业那天,区长、警察局长、宪兵队长、商会会长方方面面来了不少头面人物,为和记米行捧场。不久,廖耀湘又驱车前往栖霞镇上的栖霞乡师(今之栖霞中学)寻觅另一救命恩人黄知南的亲属。但扑了个空,学校里的不少师生甚至没听说过有这么回事,当然也就无从知道黄先生的家属去了什么地方。廖耀湘只得怅然而归。
  南京民间一直流传他回南京报恩的故事,版本略有不同。如有一种说法是和记米行是开在下关商埠街,而不是在珠江路。但这已无关紧要,哪个热血南京人能淡忘了那一场可怕的战火劫难和日寇犯下的罄竹难书的兽行呢?……
  钟山顶血战死里逃生
  1937年底,战火已向南京逼近,唐生智临危受命就任城防军总司令,誓与“全城军民共存亡”。当时廖耀湘是教导总队的中校参谋主任。12月6日,日寇第十一师团前锋部队攻陷汤山,直逼马群,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战斗激烈。两天后,日寇两个联队在坦克和大炮、飞机掩护下,向孝陵卫、紫金山一线发动猛攻,遭到教导总队和37师官兵的猛烈还击,阵地失而复得,白刃战不时发生。至十一日,日寇已占领中山陵园,疯狂地烧杀掳掠,且在炮火掩护下攻至山半坡。廖耀湘已和桂永清、周振强两将军失去联系,他和四大队队长贺炘指挥千余官兵用轻重机枪和步枪组成交叉火力,抵挡日寇的攻扑,且战且退,退至山顶,居高临下做最后的搏杀,日寇伤亡增多,遂释放毒气。中国官兵们纷纷中毒倒下,日寇这才攻上山顶。廖耀湘不甘被俘杀,和七八名官兵滚下山北坡,他得以死里逃生……
  和氏家人冒险救护
  廖耀湘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天已黑下来,寒风刺骨。城区方向枪炮声不绝于耳,火光映亮西边天幕。他知道南京已失守,他包扎好伤口,摸黑朝北边走。下半夜时,他走到江边煤炭港附近,发现江上浮尸甚多,江上有几艘日舰巡弋,不时开枪开炮,射杀江上抱木头、门板、轮胎泅渡的中国军民。他很悲愤,遂放弃了泅渡的念头,又落荒北行于山野间,翻过象山,暂栖身于山下张王庙后芦苇塘边,塘边积尸成丘,潭水为之染赤!庙里和尚亦都被杀,显然这儿已遭过日寇洗劫与屠戮。廖耀湘脱去棉军服、军裤,换上从一遇害者身上扒下的棉袍,待体力稍恢复便绕过北崮山,抄山林间小路来到栖霞寺,想进入寺前的难民区暂避一避,却受到两名头戴黑呢帽,身穿黑大衣的欧洲人的婉拒,显然这两位国际友人已看出廖是军官,担心收容他会给日军找到借口,惹出大祸,牵累难民们。廖耀湘只好离开。在栖霞,他意外地见到了在法国时结识的黄知兰。这位崇仰卢梭、伏尔泰,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的青年教师已患了病,面容憔悴,他见到廖耀湘惊喜交加,取出些食物,让友人吃个饱,交流了情况。两人认定此地不可久待,遂结伴而行。到了和家村口,黄知南又发高烧,已不能走路,恰好遇见和广丰,便求助,和广丰甚是同情,又有些胆识,拒收下廖耀湘仅剩下的十几块银洋和金手表,将他俩藏匿于自家草屋后的小土窑里,窑洞口再堆满柴草,仅留些缝隙。每天供应二餐稀饭、咸菜和粗面饼茶水等,和广丰的儿子和永强是个热血青年,他常进窑洞传递消息,提到日寇杀人如麻的兽行,他咬牙切齿。和家村村民均深明大义,严守秘密,顶住了出城扫荡的日寇的恐吓与诱逼。和永强几次去长江边侦察出逃路线。终于由廖耀湘选定笆斗山下一野渡口。
  1938年2月17日,他由和永强带路离村出逃,历经艰险安全到达江北游击区。后来,他经蚌埠、徐州转至武汉,重返教导总队。这时教导总队已改为46师。1939年,廖耀湘被何应钦任命为刚组建的机械化师少将参谋长。不久廖耀湘率部队参加柳州破围战和震动中外的广西昆仑关争夺战等战役,重创日寇,屡建战功。1943年,廖耀湘升任第五军(军长杜聿明)22师师长。赴印缅战场抗击日寇,他的部队能攻能守,战功卓著,仅密支那一战就歼敌千余。抗战后期,廖耀湘与另一抗日勇将38师师长孙立人的名字和战绩常见于国内和欧美等国报刊……
  1946年秋,已功成名就的廖耀湘奉蒋介石之令率领全副武装的新六军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后廖耀湘兵败被俘,其人生命运发生戏剧性转折,作为高级战俘,廖的军事才干受到我党我军高层领导的重视。50年代初,他被安排在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为高级班授课达四年,认真负责。他住在富贵山下军院宿舍,生活上受到良好照顾,续弦夫人黄伯溶被政府有关部门安排常从北京来南京探视。1956年,廖耀湘被移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看守所学习。他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很认真,写下许多理论心得,受到过周总理、刘少奇主席的表扬。1961年获特赦,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三年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黄伯溶母子相依多年,廖定一已成为知名高能物理学家。80年代,黄伯溶母子移居美国波士顿市。据黄伯溶1987年回忆,50年代初,廖耀湘在南京军事学院执教时期,还去探望过和广丰一家,后因顾虑到自己的政治身份,担心牵累恩人一家,遂中断了来往。但廖耀湘南京报恩的故事多年来一直为老一辈南京人所称道。
二楼的作者严农,大约著名记者严怪愚的儿子。
二楼的作者严农,大约著名记者严怪愚的儿子。
童志刚 发表于 2010-1-14 20:09
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