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关历史人物的很多事情怕都只能是说不清道不明，因此，我们在对一些历史人物所经历的历史事件时也就不能随便下断语。比如陈寅恪之所以在１９４９年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有人说是因为他怕“台湾失守”。我觉得这虽然还算不上是“诛心”之论，但也确实经不起“推敲”。
上面说的这个“观点”是刘浦江先生在《正视陈寅恪》（见２００４年第２期《读书》）中表达的。刘浦江先生这篇文章，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并且“大胆”地谈了自己对陈寅恪先生的一些不同于别人的看法。并不像有些人，在他们眼里，因陈寅恪是学问大师，因此陈寅恪的意见就全是对的，陈寅恪的观点也不容旁人质疑，甚至就连他生前说的如果要出版他的书，就必须直排，有些人也当作权威，认为因为是陈寅恪先生所喜欢，因而直排就值得保留，甚至优点多多。当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并写了一则短文发表（见２００３年９月５日《文汇读书周报》）后，仿佛就是对陈寅恪先生大不敬，有人就认为我是在“指摘”陈寅恪先生，甚至因我那则短文中有“起陈寅恪于地下”这样几个文字，有人就“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一股刺骨的悲伤”（见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日《文汇读书周报·也谈如何对待陈寅恪》），这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因而现在看到刘浦江先生的文章，简直就像是看到了“知音”似的，读得特别用心。
对刘先生文章中的意思我几乎都是赞同的，只是对他认为陈寅恪先生之所以在解放时留在大陆而没有去台湾是因为他怕台湾失守，我觉得至少就目前来说，还没有这样的证据。而既然没有这样的证据，且不管是实证还是旁证都没有的话，对像陈先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又是在这样重大的“话题”上，我们不应该随便下断语。
刘先生在《正视陈寅恪》中有关这段话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比如关于他（指陈寅恪——引者注）一九四九年为何不去台湾的问题，大陆方面把它解释为一种爱国举动，台湾方面则说是他思想‘左’倾的女儿极力劝阻的结果。依我看，这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问题的要害在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丢掉了大陆的蒋介石能够守住一个小小孤岛，陈寅恪一生不介入政治，如果去了台湾，一旦台湾失守，他不就太尴尬了么？这可能是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且不说把当时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说成是“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是怎样站不住脚的话，就是单说陈寅恪先生，恐怕也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或说就像我在上面说的一样，至少没有证据。
现在我们知道，王国维之所以“人过五十，惟欠一死”，并在五十岁那年真的投湖自沉，并非完全如有人所说是追寻旧时代而去或说是不能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原因。即使有陈寅恪先生在对王氏的挽词序言中所言的“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也还有其他缘故。而这个“缘故”，在任胡适先生秘书胡颂平先生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可以看到。说是直到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０日，胡适在与胡颂平的谈话中才谈了他对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在谈到梁启超与王国维之死的关系，胡适说北伐及大革命向北方挺进时，梁的情绪影响了王国维：“那时他（指梁启超——引者注）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人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转引自沈卫威《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北京第１版第４５页）看来，即便像陈寅恪与王国维这样“有着相似的文化心理，他们之间有着相通的灵犀”（同上，第４３页），如果就认为可以拿一个人的话为另一个人作定评，也还是个难。由此可见，评价历史人物，给历史人物下断语需要怎样的审慎，否则，不说难免造成“冤案”，也实在是对不起历史人物，给历史造成混乱。
而说到陈寅恪先生及“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我们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甚至就根本没有证据，说他们之所以没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是因为这些人怕台湾守不住。因此，现在这样说，真要令那些还活着的当事人以及他们的亲人伤心透顶，而若是地下有知，那些早已去了九泉之下的知识分子也肯定会不安。可以说，凡是有条件去台湾而没去的知识分子，几乎后来都受到了迫害，不少人惨死，甚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现在不说同情这些人的遭遇，反而还要说些毫无根据的话，岂不正好“印证”了当时社会有些人以及组织的想当然，并让那些不实的说法以讹传讹地流传下去？而况这样说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林贤治先生曾写过一篇近十万字的长文《胡风集团案——２０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其中在谈到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时有这样几句话：“面临新政权的诞生，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尽管林贤治先生接着说的话不是那么好听，如“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异是十分鲜明的……”，但上面这些文字在我看来更接近客观事实。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被称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些人）进退两难，或说两面不讨好。由于他们不喜欢蒋氏集团，不得蒋爱；而又由于与中共有思想隔阂，共产党又要认真改造他们而有思想顾虑，以至“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同上）。又如广州人民出版社今年１月刚出版的以丁东、谢泳等几位学人对话成书的《思想操练》中，谈到当时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的知识分子李宗恩先生时是这样说的：李先生“是个科学家，在中国热带病学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他还是个医学教育家，抗战期间组建贵阳医学院，为保存和培养中国的医学人才做过巨大贡献。１９４７年他出掌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首任中国院长，在１９４８年又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那一年中共进入北平，胡适和傅斯年动员他去台湾，他拒绝了，因为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第１９０页）可见，身为当时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李宗恩先生就不是怕台湾守不住而不去台湾的。若是再读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中的一段对话，更可证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心态并不如刘浦江先生所言：
默存?穴即钱钟书先生——引者注?雪经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当然，最让人信服的还是谢泳先生在他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著作中的一段话：
“１９４９年以后，《观察》撰稿人中约有十几个人离开大陆先后到了美国和台湾，其余绝大多数人留在了大陆，这个统计非常值得深思，如果从人生活的经济情况看，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１９４９年都有离开大陆的条件，但他们却没有离开。他们虽然对时局变化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国共都有清晰的认识，比如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可以说已经预见到了以后的变化，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留下来了。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解释他们去留中隐含的文化根源，但只要相信大部分人留下来这个统计，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对国家民族所抱有的赤诚有所怀疑。然而以后的历史却没有理解他们这批人选择中所包含的民族感情，他们差不多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误解。”（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我想，就我这则短文题目所言，上面所引可作旁证的这些或许更加接近真实，因而也就更容易让人接受。 《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3期 | 
发表于 2006-7-10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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