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猪头猪智慧

作者：余英时
    钱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虽不感意外，却不免为之怆神。我没有资格写正式的追悼文字，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缘，两度接席，畅聆先生语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陈石遗有“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写此短文只能表达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我也参加了。在北京时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钱钟书两位先生，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开门的是默存先生。那时他已六十八岁，但望之如四、五十许人。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
　　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大致分成两组：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我和俞、钱两位则以《红楼梦》为开场白。但客厅不大，隔座语声清晰可闻，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学、哲学的范围。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但层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叙旧”，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谈艺录》。他连说那是“少作”、“不足观”。
　　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锥编》的书名。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他半真半假地说（原话我已记不住了，但意思确是如此）。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谈艺录》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究竟见于何处？他又作滑稽状，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不过他想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载》上找得到。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评论得头头是道。偶尔箭在弦上，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就像《谈艺录》中说Authlr Waley，“宜入群盲评古图”那样。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谑而不谑。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双方都在热络期间。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
　　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熊抱”礼。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答礼一定不合标准。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黩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这次用不着“叙旧”，我们真像是“旧交” 了。
　　当天晚上，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我们平时极少应酬，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
　　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仅仅隔了四、五个月，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即兴而谈。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我为此向他求证。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他是顾问之一，其实是挂名的，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如此而已。我也问他《宋诗选注》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大概因为时间不够，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他仅仅说了两点：第一，他引《讲话》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第二，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他关于引用《讲话》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几句“语录”作挡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现在读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我更深信不疑了。这两句诗是：
　　筋力新来楼懒上，
　　漫言高处不胜寒。
　　这是他的“咏怀诗”。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为人多，分成了好几处，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重咳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就我记忆所及，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见《林纾的翻译》）。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
　　在这次聚会中，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面。像陶渊明一样，他在写《归园田居》、《饮酒》之外，也写《咏荆轲》、《读山海经》一类的诗。试读他一九***年的《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寰。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牍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笺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
　　1979年别后，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不过还有一点余波，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十分讲究礼数。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也只好勉强追随。这样一来一往，大约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但因迁居之故，一时索检不得。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管锥编》第一、二册出版后，他以航邮寄赐，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不久我又收到他的《旧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春泥集》。受宠若惊之余，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
　　艺苑词林第一缘，春泥长护管锥编。渊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争说照圆。冷眼不饶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鋗轩过后经秋雨，怅望齐州九点烟。
　　诗固不足道，但语语出自肺腑，决非世俗酬应之作。《管锥编》第三、第四册面世，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以成完璧。我复报之以《读〈管锥编〉三首》：
　　卧隐林岩梦久寒，麻姑桥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烟波尽，不许人间弄钓竿。（《全汉文》卷二十）
　　“避席畏闻文字狱”，龚生此语古今哀。如何光武夸柔道，也为言辞灭族来。（《全后汉文》卷十四） 桀纣王何一例看，误将祸乱罪儒冠。从来缘饰因多欲，巫蛊冤平国已残。（《全晋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热肠，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先生寄赠《管锥编》四巨册，都经亲笔校正，尤足珍贵。寒斋插架虽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传来，重摩兹编，人琴之感，宁有极耶！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最后，我要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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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边外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国学家、历史学家。１８９５年７月３０日生于江苏无锡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中学学历。从乡村小学教师而中学教师，而大学教授，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合大学主讲文史课程。１９４９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钱氏学问渊博，著述甚多。有关经部者有《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有关史部者有《秦汉史》、《国史大纲》、《史记地名考》。有关子部者有《庄老通辨》、《先秦诸子系年》、《朱子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关集部者有《理学六家诗钞》等。已问世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五十四册。
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小钱穆１６岁。钱穆母亲生４女５男，余１女４男。长男钱恩第，民元易名挚，字声一。四男钱恩荣，民元易名穆，字宾四，即钱穆。六男钱艺，字漱六。八男钱文，字起八。
钱伟长这个名字就是钱穆给取的。１９２７年秋，钱穆在苏州江苏省立中学任国文教员。这时钱伟长１６岁，随钱穆在苏州上学读高一。１９２８年秋，钱穆长兄故去。
与钱钟书父子同宗不同支，钱钟书是侄辈。１９２３年秋钱穆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教一年级国文。这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这所学校教四年级国文，但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光华大学任教，待四年级毕业方能完全离任，现仍兼课。其子钱钟书正上小学。这时钱穆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识。二钱同宗不同支，见长辈称叔，遇高年称老前辈。钱基博比钱穆年长，钱穆称钱基博为叔，但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１９４５年钱穆与钱钟书还曾相见，一起商议是否北上的事。
钱穆１９６７年迁台北。１９７８年，８３周岁春，两眼已不识人，不见字。１９８０年夏，钱穆赴香港先与在大陆的三子、次女相会，１９８１年再去香港，与长女、侄钱伟长相会。叔侄畅谈，二人感慨都颇多。１９９０年８月钱穆在台北逝世。

参考文献：作者：李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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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考

天边外

无锡钱家
钱三强、钱学森
钱玄同、钱基博、钱其琛
钱正英、钱复、钱君陶、钱俊瑞，钱孙卿等
古代的话还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明末清初钱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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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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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钟书致钱穆的一封信
　　 顾农 香港 文汇报
　　
　　宾四宗老大师道座：
　　契阔暌违，忽五十载。泰山仰止，鲁殿岿存。远播芳声，时殷遐想。前岁获睹大著忆旧一编，追记先君，不遗狂简，故谊亲情，感均存殁。明年苏州市将举行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此间人士佥以公虽本贯吾邑，而梓乡与苏接壤，处廉让之间，又卜宅吴门，乃古方志所谓“名贤侨寓”。且于公钦心有素，捧手无缘，盛会适逢，良机难得，窃思届时奉屈贲临，以增光宠，俾遂瞻对。区区之私，正复齐心同愿。旧国旧乡，望之畅然，而况于闻闻见见，庄生至言，当蒙忻许，渴盼惠来。公家别具专信邀请，敬修片楮，聊申劝驾之微忱。衬拳边鼓，力薄而意则深也。即叩春安不备。
　　　　　　　　　　　宗末钟书上　杨绛同候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
　　
　　上面这封钱钟书先生致钱穆先生的信，录自杨绛先生的回忆散文《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后收入《杂忆与杂写》一书，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杨先生介绍此信的背景说，当年要举行盛大的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打算邀请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参加，长期寓居台湾的钱穆老先生（字宾四，一八九五——一九九○）亦在其列，当时除了用公家的名义正式发函邀请之外，又特别请钱钟书以个人名义写信去劝驾。据杨先生说，起先钱钟书在信里写错了几个数字，“主办单位把信退回，请他改正重写。我因而获得这封作废的信。我爱他的文字，抢下没有让他撕掉（默存写信不起草稿，也不留这类废稿）”，于是这封信才得以留存。后来杨先生遂将此信作为追忆钱穆先生文章的附录发表了出来（见该书第七十七页）。
　　钱钟书与钱穆同出一钱，都是五代十国时著名的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同宗而不同支。早年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在一九二三年推荐本家新秀钱穆到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教书，后又替他的著作写过序言（由钱钟书代笔），两家交往甚深。因为是以钱氏宗亲的身份和名义写信去劝驾，所以钱钟书信中称对方为“宗老”，而自称“宗末”（本家小人物），态度谦卑，很有人情味：纯然传统书信的格调，老年知识分子读起来很舒服。
　　钱穆齿德俱尊，学术地位很高，单是称之为“宗老”还不够，于是又加上“大师道座”四个字。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长期在各地高校教书，门徒甚多，又著作等身，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等数十种，影响很大。旧时以某座为尊称，如“帅座”、“钧座”等等；“道座”一词多用于知识分子或各路高人，用在这里非常合适。钱穆得享高寿，信中颂为“鲁殿岿存”，用来形容他乃是硕果仅存的大学者。鲁殿，鲁灵光殿的简称。《文选》卷十一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云：“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这里指老辈学者多已凋谢，而钱穆健在。措辞雅致，也非常得体。
　　这封信篇幅不长，内容丰富，文字凝重清新，章法极佳。开头先写亲情故谊，措辞典雅，入题从容，合于传统书翰的通则。“大著忆旧一编”指钱穆的回忆录《师友杂忆》（载《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八三年一月初版，大陆有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其中忆及钱基博先生（“先君”），也谈到钱钟书（信中以“狂简”代指自己，是自谦的说法；《论语·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朱熹注：“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说他小时候“已聪慧异常人矣”，又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为外文系学生，而兼通中外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寓目。钟书毕业清华后，留学英伦。归，又一度与余同在西南联大任教”（三联版，第一百三十三页）。他们不是一般的熟悉。
　　转入正题后，信中特别强调宾四先生与苏州深厚密切的关系，以明邀请之有故、企望之殷勤。钱穆的家乡在无锡县南门延祥乡鸿声里啸傲泾七房桥村，其地靠近苏州；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年夏，钱穆任苏州中学国文主任教席。一九二九年春天以后，全家寓居苏州。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年夏，钱穆回苏州侍奉老母，居于耦园。抗战胜利后，又曾一度寓居于苏州。一九四九年春南下广州，稍后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一九六一年定居台湾。所以信中说对方曾卜宅吴门，乃古方志所谓“名贤侨寓”，因此现在大家渴望他回来参加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
　　信末引用庄子的话，动之以旧国旧乡之情，主题升华到新的高度，不单为苏州一处，也不单适用于钱穆先生一个人，而有深远得多的意义。“公家别具专信邀请，敬修片楮，聊申劝驾之微忱。衬拳边鼓，力薄而意则深也。”声明自己这封简单的信不过是辅助性的（“衬拳边鼓”）——这样的说明也很必要，说得又极其风雅有味。
　　关于海峡两岸是一家和国家统一的大义，信中没有直接提到，对明白人无须多说。后来钱穆虽然因健康关系未能光临苏州的盛会，但于一九八六年初应台北《联合月刊》之请，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指出和平统一乃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稍后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的摘要。钱穆的言论在海峡两岸都产生了很好很大的影响。

天边外

十多年前，俺频频出差京城，如果悟性高的话，当时确有机缘叩门拜访钱老夫子~~可惜，错过。

周泽雄

“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
——我只见到胡适称赞“注确实写得好”，没提到小传。不过也差不太多。

剑影秋歌

费孝通先生苦笑……费先生的文集，一些同样违心的文字也全删去了，似乎是自己要这样做的。其实倒大可不必，为后人留文本，再不堪，也有价值。

李大兴

钱先生和费先生私交应是很不错的，但是1979年时，钱先生对费先生的热中，谈话间是颇有讥讽的。

剑影秋歌

原帖由 李大兴 于 2009-3-7 00:08 发表
钱先生和费先生私交应是很不错的，但是1979年时，钱先生对费先生的热中，谈话间是颇有讥讽的。

费先生是乡贤，2002年9月见过一次，垂垂老矣，但思维依然清晰。朱学勤先生那里有他与费先生一次长谈的所有文字，但费先生去世时，南方周末发表的是洁本谈话录。费先生与钱先生毕竟专业不同，且年轻时热衷于写作政论，能有实践的机会，能做事，毕竟也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