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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26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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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快乐的临淄
快乐的临淄
齐国都城临淄,乃海岱之间一都会,华丽而殷实。
海风从东北渤海湾吹来,送来海鲜的滋味,还有随风而飘的自由气息。南部泰山自古为钟鼓礼乐之地,庄严而又厚重的人文熏染,与海风交融,培养了临淄人快乐而不过度的务实性格。
他们很自信,以齐地为中心,以为齐州之齐,乃脐也,天之脐也。
他们世代生活在天之脐上。城东南,有个湖,就叫天脐池,或叫天脐渊;城北有二条东西向的大道称“庄”,宽15米,可六辆马车并行,中部一条东西向的大道称“康”,宽17米,可陈师列阵,在康、庄大道之间,是城中最繁华的地带――“国市”。
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看来齐国的娱乐业还蛮发达,人们快乐地享受着城市生活。这种快乐遗传到今天,并感染着全世界。2004年国际足联发表了一个“足球公告”――“足球起源于临淄”。
这样一个人性化的都市,引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使“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国际化的移民城就是这样炼成的。当然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稷下学宫因宽容和自由而吸引的思想精英之移民。因此,在齐宣王时,临淄城内居民7万户,可供出征的男子就有21万,加上驻军共有60多万人,在当时,算得上是大都市了,它与当时的赵之邯郸、楚之郢都,并称国际商品的三大集散地。
难怪策士张仪对齐的富庶啧啧不已。他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但他话锋一转,说此皆为一时之乐,而非社稷之长利。所谓长利当然是与秦连横了。张仪就是张仪,齐王真为他说动了。居然先拿出“鱼盐之地三百”,权当一件小小的礼物送给秦国。
看上去,区区“鱼盐之地三百”,对齐王来说不过是“洒洒水”而已,齐国是商品经济,又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国家的表情是充分开放的,及时行乐,它有实力行乐。可这些都不足为奇。
中国历史上,有比临淄大的城市,却没有它的乐趣,有像它一样快乐的城市,却没有它有思想的魅力。《清明上河图》里,有市井乐趣,却没有思想者的乐园。《姑苏繁华图》里有康雍乾盛世的繁华,却没有士人杏坛的清风习习。明清紫禁城里,有规矩,没有乐趣,有帝王气象、阴谋诡计,没有自由的效率和灿烂的阳光。
齐人也善战。战车之精良,士兵之精干,打起仗来,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不仅如此,打仗,也要有思想,齐人还喜欢在战争中炫智,在炫智中盛产兵法。齐人打败魏国,就用了孙膑兵法,在兵法里找到了乐趣。
秦国和齐国人不一样,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板着一付战争机器的脸。农业经济,绷着的也是一根耕战合一的弦,一刻都不敢松懈。身受苦难折磨,终年辛苦劳作的人们是不会娱乐的。说的就是集权高度发达的秦国。齐人不一样,不是为战争而存在,而是因为存在不得不进行战争,他们的存在,有另外的目的,那目的就是行乐。
当临淄人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快乐时,秦人表达快乐的方式还停留在单音节上呐。秦赵渑池之会上,秦王欲仗势欺赵王,强赵王为他鼓瑟助酒,然后命秦御史记下:某年某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以示侮辱赵王。赵智者蔺相如上前道:听说大王善秦声,请奏盆缻。否则五步之内,得以颈血溅大王。并召赵御史记下:某年某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哈,这里所说的“秦声”就是敲击陶罐。秦人偶尔一乐,顺手就击缶拍股,“股”大腿也。难怪秦始皇向往东方的礼乐之声,甚至连秦人的陵墓都是坐西朝东的。2008年秦人张艺谋回归秦声,再造击缶辉煌。但颇为雷人的不是浩大的排场,而是他将秦人的瓦罐换成楚人的“冰鉴”(冰酒器)了。当时秦人可没有这么先进而又时尚的物质享受之乐,想必击缶一声闷响,众声皆“郁”,于是“郁闷”一词的流行,专制社会不用申请就拥有对这一词汇的专利。
古希腊人创造的概念,多与人的快乐相关。其中“学校”就是“闲暇”之意,有闲暇养着才有思想的可能,闲暇的广场就是学校,学校在雅典城的广场上自由地制造思想的快乐。而现在我们的学校是战场,是培养考试战士的地方,绝对不允许拥有闲暇。
临淄有一座城门呌稷门,齐桓公田午在稷门附近,建了一座学宫,名曰“稷下学宫”,吸引天下学士,不问国籍,不问身份,更不问思想观点、政治倾向,当然也没有人会问你是什么资历或学历,来者不拒。可谓“东方的雅典广场”。
这里常常会有思想家、学者名流的身影流连,奴隶出身、赘婿身份之淳于髡,雄辩家田骈号称天口骈,道家接予、赵人慎到、荀子,满口锦绣牢骚的楚人屈原,邹人孟子等。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司马光曾在《稷下赋》中说稷下“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这就是后世所称羡的“百家争鸣”了。
稷下还有一个可贵之处,那就是在经济上提供自助餐,而非提供饭碗;在思想上提供论坛,而非提供论点。游士们吃完了,可以自由来去,国家为他们买单;想说话时,可以自由发言,国家不要求统一观点。据当时情形来看,以一国之力,养士不难,可游士作为个体,任其自由,还让他们“不治而议论”,这很难。
将“治”与“议论”分开,将“治”者与“论”者分开。这样,就能使政治对舆论作选择,而不受舆论干扰;而理论,就能跟着思想走,不必围绕政治转。因此,稷下学宫里,没有像商鞅那样的能一举扭转乾坤的法家,也没有像吴起那样的战无不胜的兵家,这两人,是既要“治”,又要“思”的。
将
“治”与“思”融为一体,使思想者与统治者合一,往往酿成悲剧。一旦王者逝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吴起在楚如此,商鞅在秦也如此。这种悲剧在两千年专制政治中循环往复。
齐人思想多用隐语,就像苏格拉底的追问。对于思想的评价,要看其中含有的乐趣,思想的交流,用互相启发的方式,而不是教训人,讲大道理。
这就是齐国人,为什么喜欢淳于髡,而不喜欢孟子。思想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思想要能给人带来启示和乐趣,像孟子那样一脸正气的滔滔雄辩,即使句句是真理,也没人当回事。
齐人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流,淳于髡对齐威王说:飞来一只鸟,就停在这院子里,它三年不鸣,三年不飞,为什么?威王回答说:它呀,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没有大道理,快乐飞矣。
我们还能见到那样快乐的表情吗?还好,山东诸城出土了一盏人形铜灯,双手各擎一竹枝状盏托,上置一圆形灯盘,立于蟠龙身上。那人姿态多么生动,因快乐而生动;表情何其幽默,因炫智而幽默,还真有点淳于髡打隐语的模样。
临淄,没有比它快乐的城市。
《中国经营报》专栏2010年9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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