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荆群:从孔子的贫富观到林彪的“民富国强”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3年01期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下,贫富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关系问题。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孔子,他的贫富观是其反动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了挽救当时正处于衰亡峭溃的奴隶制度的。
春秋后期,由于铁器工具的使用,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进一步兴起。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时,受奴隶主愈来愈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奴隶逃亡和武装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度,造成奴隶制经济的衰落,使奴隶主阶级趋于没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新兴地主阶级开辟私田,把公田变为私田,实行征税制,使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变为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开始建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日益富有。鲁国的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分了公室的田,采取新的征税制度,改变了原来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使自己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发展、壮大,“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就是典型例子。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由贫民转化为自耕农的个体经济。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崩溃之势巳成,无可挽回。在这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社会上贫富的变化反映当时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特别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兴起和奴隶主阶级的没落。
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的上层建筑总是极力维护日趋崩溃的旧经济基础的。就在这个时候,孔子站在没落的奴隶主立场,抛出其反动的贫富观。
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人生的富贵贫贱,都是老天爷安排的。
他鼓吹:“安贫”、“知命”、“贫而乐”、“贫而无怨”。还说:“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就是说,贫穷的人要安于天命注定的贫困,要做到贫穷不埋怨而且快乐。如果厌贫而逞勇,就是作乱。
他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意思是,富贵是人们的欲望,但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的富贵,应当反对。
孔子把贫富归之于天命,宣扬唯心主义的宿命论,鼓吹改变贫富要合乎“道”“义”,也就是要符合奴隶社会的制度和秩序。显然,这套谬论是孔子的奴隶主道德伦理观念的体现,是为维护当时摇摇欲坠的奴隶制服务的。
对于当时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之间财产和权力的变动来说,孔子的贫富观:一则诱导没落的奴隶主不因奴隶制经济的衰落发生动摇,去羡慕新兴地主阶级的日益富有,走新兴地主阶级的道路;另则指责新兴地主阶级用新的封建剥削制度取得的富裕是违背“天命”,不合乎西周奴隶主的典章制度,是不义的富贵。他对鲁国季孙等三家奴隶主采取新的封建剥削制度办法咬牙切齿,攻击他们“过其所爱”(不守本分),还想尽办法阴谋削弱和搞垮他们。
孔子这一套贫富观,实质上也要奴隶安于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忍受奴隶主异常残酷的剥削,过牛马不如的生活。要求奴隶们不要违背“天命”去反抗奴隶主,去破坏奴隶剥削制度。
一句话,孔子的贫富观力图扼杀新的封建经济关系的诞生,顽固地维护已经在崩溃中的奴隶制经济关系,要历史开倒车,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盛世”。这在当时就是反动的。
但是,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①孔子的贫富观和他鼓吹的其他反动谬论一样,终究不能阻止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奴隶主阶级的灭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交纳地租。社会上的贫富,突出地表现在农民受残酷剥削,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而地主阶级则奢侈淫逸。
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有其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因此,孔子的贫富观及其门徒在《中庸》中发挥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一套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直接是为反对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服务,但在汉代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孔子儒家学派的贫富观,稍加改造,搬出来作为欺骗与剥削劳动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指出,法律是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而一切剥削制度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所以古罗马的奴隶法典可以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基础。
列宁说: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②孔子贫富观的突出特点,是鼓吹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汉代以后,奴隶制复辟危险已成过去,封建统治者的任务是如何全面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和剥削,封建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即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便日益加深和突出起来。在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特别在反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农民革命运动兴起,震撼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时,为了镇压劳动人民,镇压革新力量,更加乞灵于孔子儒家学派宿命论的“贫富观”,用以掩盖贫富的根源,为封建剥削制度辩护,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秩序。
在后期儒家学派中影响最大的反动理学家朱熹,把孔子的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他把“理”直接和封建道德纲常相联系,认为人人遵守封建伦理纲常秩序,是理所当然。他把孔子的“贫富观”进一步加以发挥。他说:“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享受之有异耳。”“享得清高者便贵,察得丰厚者便富,察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天。”他公然鼓吹人性是天理所给予人的。富贵贫贱皆上天所赐。从这里出发,朱熹鼓吹要存理去欲,说什么“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活不下去,起来造反,就是由于人欲,就是没有天理多如果要有天理,就要甘受剥削,就要“去欲”。这和孔子的“克己复礼”没有两样。朱熹这套反动透顶的理论,完全是针对当时农民起义提出来的。因此,他博得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一直到蒋家王朝的喝采和引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曾国藩,也是孔子“贫富观”的吹鼓手。曾国藩说:“盖古者诸侯世国,大夫世家,士之子烦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贵有常尊,贱有定等,是以人各安其分而事其亲,而无敢妄干”(《曾国藩文集·王静庵同年之母七十寿序》)。这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在施行血腥镇压劳动人民的同时,也啥起孔子的“富贵在天”,要安分守己,不能起来造反的“儒经”来。无论朱熹也好,曾国藩也好,他们继承孔子的衣钵,对社会上富贵贫贱的说教,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这就是,用以欺骗劳动群众,反对革命人民起来造反,反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好让万恶的反动统治阶级肆无忌惮地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继续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从而使封建帝国摆脱垂危处境,封建制度的秩序得以维持,使封建地主阶级能够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安享富贵。而这些也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所谓太平盛世和民富国强。
林彪及其一伙攻击我们“‘国富’民穷”,叫嚷要搞什么“民富国强”。这和孔子的贫富观是一脉相承,阴谋复辟的反革命谬论。
林彪一伙咒骂的“国富”,指的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富裕,这里包括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不断提高。因为在我国,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贫困的根源,不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解放。
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劳动群众贫困和受压迫的根源,并将我国建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林彪一伙,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咒骂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暴”,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根本改善进行恶毒的攻击,对我们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系列继续革命的措施,更是无比痛恨,诬蔑为什么“变相失业”、“变相劳改”、“变相受剥削”等等。
林彪叫喊“民穷”,说穿了,这个“民”,指的就是已被打倒了的地主、官僚、买办和资产阶级。因为我们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使他们失去了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再也不能过剥削者的寄生虫生活。这一点,在林彪一伙看来,自然是违反“天命”,不合剥削阶级的“道”的。因为他们认为,富贵贫贱,也象人的聪明愚味一样,都是天赋的,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林彪叫喊“民穷”,就是为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剥削者鸣“冤”叫“屈”。在我国解放后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林彪就曾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立场,反对和破坏农民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社会改革。林彪叫喊要“民富”,就是要煽动被我们打倒了的阶级敌人起来翻案,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林彪的所谓“民富国强”,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变成苏修殖民地的国,让剥削阶级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过着剥削者荒淫糜烂的生活。这样的“国”强起来,这样的“民”富起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要重新受压迫、被奴役。事实十分清楚,林彪一伙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国富民穷”,鼓吹“民富国强”,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这个反革命谬论,是孔子以来一切剥削阶级反动贫富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批判孔子反动的贫富观,使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一伙“民富国强”的反动性和极右实质。尽管林彪披上马列主义外衣,自称“坚信马列”,丝毫也掩盖不了他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死敌。他和孔丘、朱熹、曾国藩、蒋介石之流,都是没落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林彪一伙倒行逆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只是痴心妄想。他们叛党叛国,终于落得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他们的所谓“民富国强”的反革命谬论和孔子的反动贫富观一样,都必然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注:
①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②列宁:《我们的取消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