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颠覆旧说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王海晨访谈录）
今年12月12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双十二事变）发生74周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因发动这一事变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于张学良将军，一般民众的了解，多源于电影《西安事变》和相关的几部电视剧。历史学家对于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了解当然要深入得多。但限于资料，限于以往当事人披露的历史真相有限，再加之有些史学家喜欢“以论带史”，主观意图太重，所以，不少史著中的张学良与真实的张学良相差颇远，而有些影视作品中的张学良就更加失真。张学良本人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人性格毫不护短，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
哪些传闻让张学良大笑不止？张学良认可的真史又是什么？这是历史学家应当追寻和回答的严肃问题。但这需要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张学良本人的口述，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量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研究家王海晨先生对“张学良口述历史”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并据此对许多流行说法做了比对、勘误，这些成果，在他写的《从张学良口述看张学良被误读》一文中多有披露。（《百年潮》2010年第10期）笔者看到此文后，认定其有重要价值（尽管有的新说已为人知），便以此文为线索，采访了王海晨先生，请他讲讲张学良是怎样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
一、“我父亲不是土匪”，他是在维护地方治安，收取保护费的“保险队”里干事的。
记者：您是即将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的副主编，是张学良研究家，我想多问您几个问题。您曾说张学良看到写关于他的记载和传闻时常发笑，他笑什么？
王海晨：从他口述中，可以发现，他一笑有些人乱编：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编者）说的；二笑“大家”乱评：我做的，没有他写的这么好，也不像他说的这么坏；三笑有人胡猜：他又不是我，他怎么还能写我心里怎么想？四笑史家对历史细节关注不够，“九一八”时日本关东军发的布告，日子是后填上去的，说明他们事先已经把布告都印好了，却没人注意。他更多的时候是生气，甚至以“放屁”嗤之以鼻。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说了80多次“胡说八道”、“胡说”、“瞎说八道”，至于“不是这么回事”、“不对”之类的“评语”就更多了。
记者：从您的文章中看到，张学良说，“我父亲不是土匪”。这完全把我印象中的张作霖的“胡子”形象颠覆了。这真是新奇的说法，但我又确信这应是真实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海晨：加文·麦柯马克写的《张作霖在东北》一书，第一句话就是：“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写道：“甲午后，作霖回家闲居一年，后经冯麟阁介绍，投董大虎伙为‘马贼’” 。
张学良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说：“我父亲和我二大爷为我爷爷报仇，打死了一个人，跑到毅军那当了几天兵，混个小官回来了，仇家不放过他，他又逃走了。他就跑到黑山县的一个交界的地方，跟一个人学兽医，帮人治马，给人打下手。那时候，有马的人大多都是江湖上的人，有一种叫马贩子，就是偷人家马来卖，卖的时候，都差不多要经过这个兽医来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他就这么样渐渐地认识了一些人，张作相啊，就是这时候认识的。”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的人都跑了，社会治安混乱得不得了。他就纠合了十几个人吧，有十几条枪，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张作霖没当过土匪，那他当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我父亲当过土匪，其实他当的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这个地方的安全我负责，‘我来保护你，你给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闹事儿，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那个时候维护地方治安有两种，一种是“人民自己保卫自己，如晚上男人睡觉，女人上炮台警戒”；另一种就是“人民请别人来保护自己，就是我父亲这种。我父亲当年就是干这个的。”
二、为了提高东北地位，为了树立个人威权，也为了警告日本，不惜与苏联开战。“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
记者：您的文章有个小题目叫“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我一看，就觉得这必是张学良的话，那么坦率大气，那么敢说自己的不是。我知道，张学良易帜后，指挥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与苏联作战的“中东路战争”。这是民国史上唯一的一次中苏战争。一般认为，此战源于苏联挑衅，因为在苏联驻哈领事馆里搜出了大量苏联干涉中国内政、挑动中国内战的文件。故认定张学良是被迫应战的。但张学良竟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海晨：张学良在回答中东路战争是谁挑衅时说：“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时，没有搜出所谓“苏俄扰乱中国之证据”。张学良有关中东路事件的口述，否定了以往许多成说。
张学良一直将日本视为东北最大的威胁，张作霖被日本炸死之后，日本更成为最大的仇人，他最恨日本，何以突然间将目标转向了苏联呢？张学良谈了他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因素：
第一，“我那时野心也很大，我要把中东路收回。”
第二，为提高东北的地位。“那时，要想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
第三，树立个人权威。张学良初掌一方，急需树立个人权威。他挑战苏联，即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那时候，可以说是我大胆的作风。当时我想要树立自己的威权，总要把日本打败，或把俄国打败。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第四，告诉日本，我敢打。“日本人欺人太甚了，中国人不能靠近南满铁路，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那日本的关东军总司令来吊孝时……我明知道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想把他杀了，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这一做事情太大了，太厉害，我不能逞意气呀。知道是他们干的，也知道是对头来了。”就是没办法，杀之不可，忍之不能。“我怎么会跟俄国……因为那时我看，日本我们自己打不败了，所以我的目标是要跟俄国打……我就想站起来……也是对日本一个表示，我敢打。”
三、为结束内战而拥蒋，和为拥蒋而制止内战是有区别的。张学良判断，蒋胜了可停止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但若阎锡山胜了，阎、冯、李、汪之间还会分裂，国家还不统一。
记者：有个所谓“助蒋通电”的问题。许多史家认为，从抗战前8年中张学良发的电文（“巧”电等）里看，张学良是一心支持蒋介石的，支持蒋打地方将领。但从您的文章里看，还是应当对张支持蒋做具体分析，看看张究竟为什么支持蒋？
王海晨：是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言之。张学良也不认同“‘巧’电就是助蒋通电”的说法。张学良说：“我的‘巧电’就是武装调停，我那个调停里头包含有两个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帮着你打中央。我并不是支持蒋……我拥护中央有一个集权政府，我们这个中国才能好，你四分五裂怎么行，所以，我反对内战。”“我就是要中国停战。我并不是帮谁，不是中央不中央，我是帮中国，我是想国家统一。”
事实上，他还是帮蒋，但他帮蒋的目的是统一、停战。“我看还是蒋介石能统一中国。我要帮阎锡山，这个仗还得打三年五载。我刚刚把兵撤出来，刚刚停止内战，要再反蒋，内战什么时候算完？要结束内战，只有拥护蒋介石。”为了结束内战而拥护蒋介石，和为了拥护蒋介石而制止内战是有区别的。他之所以拥护蒋介石是因为他判断蒋介石胜利了可以停止国民党内部的战争，如果阎锡山打赢了，阎、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之间还会分裂，战争还将继续。
调停的结果是使蒋介石转危为安，但他的动机是停止内战，维护国家统一。谁不停我打谁和为了帮助蒋介石而打阎锡山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仅是对动机的一个简单的解读问题，它涉及到对武装调停意义的正确把握。如果只强调调停的结果帮助了蒋介石，就说调停的目的也是如此，显然是一种误读。
四、张学良说，蒋先生没说过“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记者：过去都认为“九一八”时的“不抵抗命令”是蒋介石下的，比如电影《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演的。还有文章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译电文稿被于凤至带到了欧洲，藏于外国银行，变成了蒋不敢杀张的“保单”。但好像情况并不如此。我看到最近报上已有文章辨析了这一点。究竟情况如何？
王海晨：1992年6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丙女士在采访张学良时，为求证外间说法，给张学良读了一段一部史书所写的内容：“9月初，日本就制造了中村事件。11号，又接到蒋介石一个密电，召张去石家庄会晤，在火车厢里，蒋说，‘我这次跟你会面主要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张学良说：“他没说这话，没有。”这是替我开脱责任，“好像是中央，大家骂我不抵抗啊，好像是奉中央命令的，这不在中央，(中央)没责任的。”
张之丙说：“说您在军法会审的时候啊，您就把它拿出来了，在您口袋里有一个黑皮包，您从黑皮包里拿出来的，正好是蒋总统给您的密电。结果中统局尽量地搜查，希望把它拿去，后来说是于凤至，于夫人把它拿到美国去了。”
张学良说：“这都是胡说。”“大姐（于凤至）不懂政治，也不搞政治，没这事。”
唐德刚教授听后对此慨叹道：“这个说法可是历史的大翻案，我们五十多年来，光知道是蒋公让你不抵抗的。”
五、张蒋之间因听不懂对方的方言而造成严重误会。
记者：我知道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提出不回东北军，而希望在蒋介石身边当侍从室主任。对此我一直不理解。估计其间的原因有很多。但您在文章里说，张蒋矛盾和张想留在蒋身边的起因之一，是由于张蒋因口音（方言）有较大差异而常常引起很多误会。这真让我想不到，也不大好理解。您能具体说说吗？
王海晨：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回来后，向蒋提出担任蒋侍从室主任的意愿。有学者解读：“张学良之所以一见到蒋介石就抢先表达不愿带兵，就是不想把东北军送到‘剿共’的战场上去，他的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杀向抗日战场”。从张学良的口述看，并非像这些学者解读的这样。张学良说：“那时候，蒋先生跟我也很客气，给我指定几个事情，说你愿意做哪些。我说，我愿意做你侍从室主任。侍从室是这样子，等于他们幕僚一样，也就等于副官，给他办事的，位置很低。用张群的话讲，就是给他夹皮包的。他（蒋介石）说，那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好像把我贬得太低了。”的确是贬得太低了。想想看，张学良旅欧前是蒋介石的副手，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当侍从室主任，不就真有点像夹皮包的了吗？
记者：那您说说张蒋之间因方言造成误会的情况吧。
王海晨：张学良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个言语上有误会，我们两个有时候误会很大。因为我说话，他有些听不大懂。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你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去？’那就是‘我要去’啊。南方人他就认为‘我要你办事，你不去。’蒋先生一生气就讲他的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你说什么？’你说话要解释，你的深刻意思何在呀？你听不到。”
历史需要重视细节，忽略了细节，往往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怎么重视细节，人们也不会想到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矛盾产生于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如果张学良不说，学者怎么也推测不到“方言”、“口音”会成为张学良从欧洲归来后决心不回东北军、要留在蒋身边的因素之一。
记者：这真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掀起滔天巨浪。
六、“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张学良此说有一定道理。事变前张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闻之愕然，沉默不语”。
记者：在您文章里见到了个说法，让我甚感到惊讶，就是——“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过去，“张杨”、“张杨”，张在前，张的官职高，张一直是被认为是事变主角的，书里是这样记述的，影视更是这样演。何以说“主角是杨虎城”呢？
王海晨：的确，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张学良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说自己是主角：“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张学良口述史却颠覆了这一观点。“他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张学良说。
记者：那么，怎么理解张学良的这个新说法呢？
王海晨：综合整个口述史以及张学良以前所写的回忆分析，张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西安事变的缘起是劝蒋介石团结抗日失败，而劝张学良向蒋进言最力者是杨虎城。肤施会谈之后，张学良一直寻找机会劝蒋，屡遭挫折，杨则“力促以向蒋公进言”。杨的力促对张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因为张杨同属杂牌军的将领，同命相连。张学良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让我们去打，钱呢？军队行动要钱呐，没有。他问，副司令，怎么办？我没办法。我用我的副司令部里头存的钱，给他拨十万块钱。所以那时中央不是我说，指挥军队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也看得明白。”所以，杨虎城“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杨虎城向蒋进言最初的动机是：这内战实在打不下去了，没有给养怎么打，也不该打。
王海晨：是这样的。张学良谈过这个问题。他说，蒋介石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待遇不平等，在后勤补给、兵员补充等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引发杨虎城强烈不满。
“军队没有兵时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蒋先生暗中让胡宗南他可以招兵。”胡宗南“是他最大的嫡派。让他暗中招兵，不让人知道。那我们也知道，不会不知道。” “所以那时杂牌军队，他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你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你也不给我补充，你也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不许我招兵，这干什么呢？兵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那就是把我们消灭就是了。这不是明摆着吗？谁也不是傻瓜， 儿媳妇一样，……没法做了。”
记者：您接着说第二点吧。
王海晨：第二，西安事变中最大胆、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行动是捉蒋。而捉蒋的主意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言，恐怕不会发生临潼捉蒋那一幕，那也就没有西安事变了。 1936年10月至12月初，张学良数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双方发生尖锐冲突。11月1日，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对前来祝寿的各路大员训话。张学良说：“蒋说：‘大家要明白：通日本的是汉奸，通共产党的也是汉奸！’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我非常难过，他就是骂我。”这种情况下，张学良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闻之愕然，沉默不语”，可见，他对武力扣蒋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直到苦苦劝蒋完全无效，才采纳了杨的建议。
记者：“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对事变的整体谋划；“挟天子”，更是事变的核心行动。
王海晨：第三，虽然临潼扣蒋的具体行动，张、杨未和共产党商量，但就整个西安事变而言，共产党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是西北“三位一体”联动的结果。在“三位一体”之中，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共产党的关系要比东北军密切。张学良说：“杨虎城手底下的一定比我手底下的厉害，早就被共产党浸透了。不但是文人，另外还有浸透的一个师，那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杨虎城）的太太是共产党。” “我们所谓三位一体嘛。周恩来这人好厉害……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人都听他的。” 张学良的这些判断都是正确的。有资料记载，杨虎城本人早在1927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杨虎城的警卫团中有共产党员200余人。
记者：张学良曾说过，他最佩服周恩来。他不是听人家宣传才佩服周恩来，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
王海晨：第四，虽然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人数上数倍于杨虎城的西北军，但张学良也清楚，东北军是“无根草”，西北军则是“家乡军”，用张学良的话说，在西北，杨虎城“比我叫得动”。“我们个人没有地盘，都在杨虎城那。杨虎城他比我叫得动，他（是）本地人嘛，中国（办事与）这个地域有关。”
总之，无论是从西安事变的缘起，还是西安事变扣蒋主张的提出，无论是从与共产党关系的密切程度，还是西北军在西北“三位一体”中的作用等方面来说，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只是配角，确有一定道理。
记者：那张学良为什么以前说西安事变的主角是他自己呢？
王海晨：“杨虎城他已经去世了，已经没有了。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张学良强调杨虎城已经去世了，才能这么说。这可能是因为张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了解，生怕给杨虎城带来什么不利，才那样说。
七、张学良送蒋回宁，仅仅是“感情用事”吗？“他是向世人证明，他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他为的是抗日。
记者：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结局让人扼腕长叹。电影《西安事变》中，周恩来看着渐渐远去的飞机，慨叹道：“这是负荆请罪嘛，中了《连环套》的毒啊！”（大意）张学良自己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我看还是看看他自己怎么说的最准确。他在口述中谈这个问题了吗？
王海晨：关于送蒋回宁，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分析出的原因不下十几种。其中许多论者认为：张学良以为有“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和几十架飞机扣留西安，他与蒋、宋、孔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蒋、宋在西安的承诺，蒋介石决不会对他采取非常措施，一定会放他回西安；这样，既可以通过此举取悦蒋介石，维护他的威信和领袖地位，同时也使他在“三位一体”及全国军民中的威望得以提高。总之，他不是送死，而是为了悦蒋强己。但也有学者说他此举纯属于“感情用事”。
记者：“悦蒋强己”，真是个精辟的概括。
王海晨：从张的口述看，在放蒋问题上张杨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交锋：“杨虎城说他不想做断头将军，我说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我是一个军人，我上头有长官，我下面有部下，我自己做出事情来，我要给军人做楷模，我到南京请罪，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我是叛徒。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要给后面军人看。假如做这件事情，我自己很得意，那后来的军人也就这么做去了，就给他们做个榜样。这件事情，我做了，为什么做？这事情要弄个清清楚楚，是我一时发气了？或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
记者：“感情用事？不是这样。我也愁思再三啊！”这句话极为重要。我想，张学良可决不是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他肯定是权衡了多方面的利病才送蒋回宁的啊！
王海晨：是啊。一个发动兵变的高级将领急着要到首都去亲受国法之裁判，这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奇观。看看宋美龄是怎么解释张送蒋回宁的：“他的这一举动，向他的同僚们保证，要为西安所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向世人证明，他的所做所为既不是出于叛变的动机，也不是打算反对委员长，反对委员长的地位和权力。”张学良归根到底想的还是抗日，他认为这么做有利于争取蒋抗日。毛泽东分析得对：“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因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记者：是呀。我觉得，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扣蒋。第二，送蒋。只有这两件事都完成了，西安事变的目的才能达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形成。
王海晨：你说得对。
八、为什么张学良要选择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口述史？怎样理解这部口述史的价值？
记者：做口述史是一件专门性较强的历史学工作，只有选择可靠的、能胜任的机构来协助口述者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东西。张学良选择的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张学良是怎么考虑的？
王海晨：张学良口述历史三起三落，最后选定了哥伦比亚大学，外间对此猜测颇多，甚至有对张学良进行人身攻击的。综合张学良口述历史，可以找出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怕有人拿他的东西去卖钱。张学良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家都想拿这笔东西去卖钱啊！”赵一荻插话说：“我们也不渲染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也不卖我们自己，他们就是要拿我们这个资料去卖钱。我何苦给你去卖？我不拿我的资料给你去卖钱啊。海关上，尤其是情报人员，他也能卖钱。他把这秘密卖出去，也能赚钱。”
二是怕曝光。“我就怕曝光。”“这件事（口述）要静悄悄地做，因为外间已经有点问题了。‘我们要，你们为什么给哥大？’他们（指台湾当局）的意思我明白，一样是要这些东西，一样是看看你写什么玩意儿。他们的敏感是怕我攻击政府……”
三是怕官方插手。“简单说，我不愿意经过官方。我对吴大猷说，我不能一女二聘。你应该早跟我说啊，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不能再给你。他好像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给了外国人。’我说：‘你早说呀！你没跟我接头过这个事呀，我已经答应人家，我不能说再给你呀！’”
记者：我总想一个问题，虽然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极为重要，但历史学家看到的文献资料肯定要比张看到的多得多，这些资料未必就不可靠，而且史家有专业眼力，因此，如果史家与张学良的看法不尽一致，听谁的呢？
王海晨：史学家确有自己的学术长处。但张学良毕竟是当事人、知情者，他的话权威性是很强的。当然也不是说他说的一定百分之百正确，因为毕竟是他的记忆，记忆有时也会出现误差。但总的来说，根据张学良的人格、所述内容与他的关系，根据文献档案及其他人的回忆，这部口述史的真实性还是很高的，基本是经得住验证的。至于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如他的心理活动，那就只有听他的了。“张学良口述历史”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记者：最后，请您从史料学的角度，评说一下这部张学良口述史。
王海晨：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底本，检讨以往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推进张学良及西安事变研究的重要方法。大史学家陈垣说：“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总结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四种校勘方法，“四法”之中，以对校法为最基本的方法，而“对校贵有佳本”、贵有直接史料。张学良口述史就是“佳本”，是“直接史料”。对于张学良的回忆，唐德刚评价尤高，他说：其他人的回忆即便无误，“仍只属于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用这个“第一手”资料去对校他书，显然是既必要又极重要的。
记者：您提到两次唐德刚，请简单介绍一下他。
王海晨：他是美籍华人学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过中文图书馆馆长，后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对张学良很有研究。1988年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译著），就是唐先生作的序。他爱国，党派意识较淡，史学功底深厚，治史视角独特。他的“历史三峡论”和《李宗仁回忆录》在大陆影响较大。在一定意义上说，民国政要人物口述史他是有力的推动者。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如果读者对您讲的内容有什么反映或是异议，我会转告您。
注：王海晨，温州大学教授，1955年生，辽宁人。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区域史比较。著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湾中国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张学良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等。 |
发表于 2010-12-30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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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30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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