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文汇报》王家范 ：《中国震撼》的历史感
《文汇报》王家范 ：《中国震撼》的历史感作者：王家范 日期：2011年4月11日 
我很佩服张维为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种通俗的说法，在我看却是十分传神。因为它摈弃了先验论对历史的污染，把中国历史还原为真实的、鲜活的生活。
王家范
研讨“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的书和文章不少，张维为给读者提供的思考有独特之处，年初召开的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一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著名专家都已经说过了。但最吸引我、使我感到震撼的一个特点，几乎还没有谈到。或许是因为我属于“古代世界”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与完全“在场”有所不同，思想容易开“小差”。所以，下面的发言也难免有偏题之嫌。
乐观精神植根中国土壤
我说《中国震撼》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具有浓烈的历史感。张维为把自己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把握归纳为“四超、四特”，作为他支持“中国崛起”全书议论的“元出发点”。这一勇气和胆识，使我敬佩。他尽力发挥熟悉国外情况的特长，展开中外比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反复演绎这一中国“元论”，捕捉到的不是零零碎碎的历史优越感，而是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中国历史特征。他不像我那样拘守专业，为历史而谈历史，而是要从历史的中国看到现在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全书充溢乐观主义的情调，他相信这种乐观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国的历史之中的。
每本书都有叙述的重点，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很佩服张维为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种通俗的说法，虽然在历史学界可能会认为缺少学术味，但在我看却是十分传神。因为它摈弃了先验论对历史的污染，把中国历史还原为真实的、鲜活的生活，可以不断检讨、不断改进、不断摸索的动态过程。感到不满足的是，张维为在发挥“四超、四特”能量内涵优势的同时，限于篇幅，没有能充分交代它们必然包含有的内在艰难，以及在动态的长过程里趋利避害的各种艰辛努力。
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长处往往同时也是短处。“四超”，即地大、人多、历史久、传统深，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好处说不尽，但也为历代的治国者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新问题层出不穷，挑战与应对的内容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民本思想产生于宗法制时代，周公、孔子的德治、礼治思想建立在基层宗族制的社会基础之上，不是“乌托邦”的空想。恰如亚里士多德揭示民主政体易于在城邦国家率先实现，中国的民本措施也是在典型的乡村“宗族社会”里比较容易落实。待到实现大一统，废封建、立郡县，国土辽阔，管理分散为条条块块，“天高皇帝远”，中央政令的有效性，如何减少由上而下传递过程中容易发生的“耗散”现象，就成为治国方法中的一大难题。
中国历史上有价值的解决思路是两种：一种主张，我称之为“模范县令”。古代中国，只有知县才是真正直接“亲民”之官。如果一个知县能做到清廉干练地治好一个县，扩充开去，每个县令都能像他那样地治理好县，这个国家也就不难治好。一种主张是“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在郡县制的框架内给予县级政府以适当自治的权利。这两种思想都影响过毛泽东。他一再说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必须同时发挥好，也非常重视县一级政府的关键作用，直接召开过多次县级主要干部的座谈会，寄县级政府于厚望。
大一统中国的另一难题，就是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如何管好官员。张维为说到“选贤与能”，说到科举制，外国学者也很欣赏中国这一古老的做法。因为是大国政治，事多、麻烦也多，机构越添越繁，官员越来越多，官员的贪污腐败几乎也是每一代政府都感到头疼的难题，科举出身的官员也不容易独善其身。抗得住权力谋取财富的诱惑需要精神底气。从古代历史上观察，有两个因素影响这种程度轻重的不同：一是官员的思想素质、道德风气，坚守儒家信仰的，儒家文化气氛浓厚的，贪污腐败不容易泛滥为社会风气。总的看，北宋以前比北宋以后好，王朝前期比王朝后期好。二是官员所处的经济环境，实物经济时代比货币经济时代好，以单一农耕为主的年代比工商货币经济活跃的年代好，前者欲望有限，后者财富不再是以粮棉、丝绸，而是以体积极小的金银贮藏计量，贪欲扩张。在商品货币经济活跃之后，坚守儒学道德约束的难度更大，王阳明看到了这点，所以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也是明清以来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的深层次背景。
整体思维有待渐进实施
随阅历增长，近十年重读中国古代史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收获。我同意张维为所说，中国历史上的变革都是采用渐进的方式，所有变革都是连续中的变化，无法离开中国土壤和历史根基。他说到了“整体思维”，很重要。中国整体思维的要领，就是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体两面，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例如中国文化的主题，既非乐观，也非悲情（忧患意识），而是乐观与悲情双重意义结合上的生命永恒，坚信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坎过不去。还可以加以补充的，整体思维是通过阶段性的过程（六十四卦）来实现的。所谓全方位改革，齐头并进，一口吞下大象是不明智的。每一个转变阶段主抓什么，突破什么，最能检验“政治精英”的智慧水平。中国古代的政治学都是通过反复历史检讨获得的，是一笔财富，但也有明显弱点。我总觉得，从历史上看，中国不缺思想与文化，中国人不缺发展致富的经济理性，但往往不重视操作方法有效性的研究与过程阶段性特点的把握。这就使我想到了新加坡。
出乎我的意外，张维为用力与众多国外经验做比较，包括亚非等国，却遗漏了新加坡。我推荐大家看一下新近出版的《李光耀对话录》。作者汤姆·普雷特认为，“不管李光耀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变得多么西化，他的血液里装载着根深蒂固的华人思想”，他的治国理念是一个“偏重以传统家庭为根基和以社群化价值观为主的哲学和伦理，超越现代科技和个人中心主义”。邓小平将新加坡看作“这是中国人的地方”，鼓励官员们去那里看看。而李光耀也非常敬佩和欣赏邓小平的现代化渐进路线：经济、教育、民主，转述邓公语：“由我来开创经济发展”，并回应西人的责难，表示“新加坡最终将要实现民主”。在我看来，李光耀的成功，是在现代条件下，将中国历史的底气最大程度加以利用和发挥，这就是他自己常说的中国人的勤劳精神，认为国家的责职“是在公平和不受到剥削（指贪污---引者按）的情况下，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他批评欧洲的过度福利主义：“在欧洲，由于社会福利过于慷慨，工人们缺乏推动力，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美国呢，竞争比较激烈，社会福利较少。但是，如果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倾向欧洲式的社会福利，这将导致美国经济的发展变得缓慢和缺乏动力。”
我知道政界和学界对新加坡模式的争议极多，也知道新加坡模式有特多特殊性，不可能照搬于中国。然而，李光耀的新加坡“建国经验”，是摸索中国历史经验如何融入现代文明国家“河流”中有效率地踩过的闪亮“石头”。这点，我想张维为也不会不予认可，建议作者再版时适量加入议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汇报》 日期：2011年4月11日 版次：15 作者：王家范
链接：http://whb.news365.com.cn/sxrw/201104/t20110411_300627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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