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潮及其波及-------钱文军

星期六傍晚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王鲁湘请来人大教授时殷红讲南海争端，该算时下颇热门的话题。

简而言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月下旬应邀到越南参加东盟举办的第17届论坛外长会议，23日在会上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宣称美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争端表示关注，而南海的自由航行权事关美国核心利益，希望按照国际海洋法保障这项权利；解决南海主权争议是优先要解决的外交事务，美国“支持所有提出主权要求的各国展开合作和协商，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干预南海争端。时教授介绍说，当中国外长感到吃惊时，没有一个国家出来帮中国讲话；杨外长没有立即发表讲话，而是出去打电话，一个多小时后，返回发言，态度强硬地回击了希拉里。这样我们得知一点花絮：一是与会国屁股没坐在中国这边；二是中国决策层对此情此景毫无心理准备。

自打军方首先抗议美韩在黄海军演问题以来，多位少将以上高级将领发出响亮的声音，包括威胁要击沉美军航母在内。上将梁光烈在纪念建军节时也态度鲜明，指示：“坚持军事斗争准备龙头地位不动摇”。外交部发言人态度亦随之逐渐升温，由开始的事不关己到后来的当仁不让。至于官媒和网络上的吼声更是不绝于耳，连“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都喊出声了，使人不禁想起那个时代：“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加上中国拒绝美国防部长访华、阻止美韩在联合国通过谴责北韩的决议，以及连续地、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替北韩张目之国家激情再傻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

我相信解放军有能力击沉黄海上的华盛顿号，就像当初义和团有能力杀尽山西、直隶的洋人一样。问题在于：击沉后怎么办？是奥巴马举白旗到北京投降、还是美国服输宣布改行中国式“举国体制”？不客气地说，这番折腾的效果是：这两个月来，中国外交已遭遇六×四以来罕见的困局，若干年努力所累积起来的外交效益一下子就“崩盘”了，只剩下经济交往还在维持。希拉里在东盟峰会上收取掌声一片，却没有一个与会国家为杨外长喝彩！毛当年在九大筹备会上说的“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再次应验，美国又一次收获新旧盟友的信任与依赖，而中国则穷于应付。

反观美国，其海军作战部长拉夫海德上将在美国环球事务理事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和中国的海军现在跨步到世界舞台上，对我个人来说，并不奇怪，也并不是意料之外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当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区域内保持强大的海军力量、让区域间的盟友确知我们维护彼此之间共同利益的意愿，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应当努力和中国海军之间发展建设性关系。”说刚柔并济也罢，说绵里藏针也罢，总之比较我们那些将领言辞，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我们吼了许久“大国崛起”，却始终脱不去寡民心态，可笑的是，竟有网文就此夸耀说：“中国要‘拼命’美国有点软了”。

网上还有介绍：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月刊》总编辑平可夫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评述说：美国的敌人北韩也在这场纷争中不仅通过“太极法”转移了矛盾得以全身而退，甚至套近了与美国的关系。金正日在袖手旁观美中“两虎相争”的同时，为美籍韩裔少年访问平壤大开绿灯，向美国释放出“投靠”的信号，表达“愿意加入反华同盟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中国军方却不顾能力差距的客观条件而采取大张旗鼓引火烧身的外交和军事战略。

令我纳闷的是，何以我们那么些学者、专家都看不到或者故意看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呢：中国对于北韩流氓政权的呵护，首先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位公正的裁判，不具备吹哨子的大国资格；其次证明了中国不但没有稳定周边小国的能力，甚至连正确判断本国利益的能力都欠缺，难道金胖子的核武器永远不会威胁中国本土的安全？基于这样的判读，联系毛时代“支援世界革命”所造成的祸害，尤其是现政权从无反思表示却有承袭之迹象，这些国家拉美国“重回亚洲”就顺理成章。历史证明美国是唯一能履行大国责任与义务的国家，是可以信赖的强大力量。当然可以找出无数理由加以反驳，但如果连老美昔日死敌越南都认同这个现实，任何反驳都是枉费心机的。

今日的外交困境可以算是朝鲜战争之“后遗症”。我曾经在《朝鲜战争五十年祭》中说过：“继美、泰于1950年10月签订军事协定之后，11月20日印度军队趁机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1951年8月30日菲律宾同美国签订《美菲联防条约》；9月1日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9月8日旧金山和会通过《对日和约》、日美签订《美、日安全条约》；1953年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0月1日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5年1月11日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5月15日柬埔寨同美国签订《军事援助防御协定》。这些条约明显都是针对我国的。
“1950年7月20日，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往中国物资的特种许可证，并禁止一切出口管制物资进入中国，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中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45个。”

毛先生“一边倒”之遗产，孝子们承接有术。现在之外交困局，仍旧是因“天安舰事件”引发的。本来与中国无关，为替北韩金家朝廷挡箭，中国军政两界官员先后激烈抗议美韩在黄海的军演，说“引火烧身”并非妄言。美韩甚低调地最后决定军演主场设定在日本海，显然是不想与中国扯皮而淡化震慑北韩这个预定的“强势信号”。

但事情决不会到此结束，决策层在高调呵护北韩之前理应预计到的。果然，在完成对朝威慑军演之后，华盛顿号大摇大摆经黄海、东海、南海，到岘港跟越南联合军演，然后还要返回黄海举行美韩军演，这些，我相信老美是针对中国的。希拉里在河内的表态也很明显冲击了中国干扰这次军演所获得的成就感。看来，在高调抗议美韩军演时官方并没有计划好如何应对报复，否则杨外长不会在峰会会场上显露慌忙。

由此可以看出来，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培养选拔出来的接班人，说硬话有本事，却不知负责任三字当如何解。而中国设美国为“头号敌人”正是毛之首创，遗患至今。当年他几十万、上百万人讨伐老美的大会开过N次，及至危机降临就耍“猴性”，告知尼克松：“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并进一步明确道：“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只可惜至今仍把先帝爷的“放空炮”当作至圣遗诏，跳不出那个手掌心。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军界那些浅薄之士频频干扰外交，绝不是什么好现象。继续恪守“党指挥枪”这个陈腐教义，军队就只能是党卫军而非国防军，它的宗旨必然是效力于意识形态而不是保卫国家民族之利益，发生这类为金家流氓政权张目从而导致中国国家利益受损之局面，并不奇怪。长此以往后果堪忧，当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之路，就是军内激愤派干政引起的。文革折腾到那个地步，军队从“突出政治”到“三支两军”，贡献亦不可磨灭，更不必说***那样的血*了。总之，若军队倘不能国家化，谈何“大国崛起”，连正常的现代国家也算不上！充其量不过一个靠武装力量维持的意识形态实体而已，必然要与世界格格不入甚至对着干的。

又如迟教授也指出的，今年五月俄罗斯确立的国策走向，明确了要向西方靠拢。这预示着，俄罗斯无可避免地会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之一员，这将无碍且有利于俄国在更友好的氛围内同美国竞争，就像欧盟一直在与美国竞争一样。但对于中国而言，尚未冲破“岛链”，俄国今后势必成为“陆链”之最大一环，“中国特色”将面临的挑战毫无疑问只会越来越严峻。我们可以继续恪守“以不变应万变”之祖训，继续韬光养晦，直至我们有能力“解放全人类”那一天再“打他个落花流水”，但现在却是骑虎难下。

恰如罗素1918年在《自由之路》里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破坏将越来越大，而战争所获得的利益却越来越小；当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使得人们有可能驱使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相互残杀的工作的时候，反对战争合乎理性的辩论就会越来越有力。”有句名言叫做“核战争没有胜利者”，随着时日推移它日益彰显无可争辩的确实性。所以，靠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扩张已成明日黄花，“战争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可复返，改革开放适时地赶上了全球化潮流，中国才能获得现在夸耀不已的成就。兜里刚有俩钱就找不着北，喊打喊杀如牛二般泼悍，迟早得撞上杨志的刀口。

说中国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其实美国也不是。马克思早在致林肯胜选连任的贺信中就说过：“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1888年，恩格斯赴北美实地考察一圈，描述道：“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了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应该和我们不同。”

于是可以认为美国只是一个“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的“新世界”的模型，而非具有浓郁历史积淀的传统意义上国家。我们如果稍加注意，不难发现美国那些政治精英并不很聪明，他们自幼所受到的宗教熏陶与文化教育，使之根本无法具备毛、邓那种“大智慧”。首先在“翻手为云翻手为云”方面他们彻底无能，哪怕丝毫破绽仅新闻界的口水就足以淹死他们，尼克松被迫辞职就是一个显著的案例。细细数落起来，美国政府之失策与错误恐怕比任何国度都多。问题在于那里的权力没能耐折腾到大难临头那种地步，制度保障即使坏人也干不成坏事。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里介绍：“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可见毛邓都清醒地意识到西方采取的“领导制度”是优秀的，之所以要“坚决抵制”，根本在于统治利益所决定，借口是“国情不同”。

而“中国特色”恰好相反，“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是我们难以舍弃的传家宝，涂抹一点外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就以“先进文化”自居，其实还是老毛所说“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马克思在《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说：“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断言：“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的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此特色至今仍在继续。

有一句老生常谈叫做“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虽存争议却也不妨碍其合理性。美国的外交必然以维护其核心价值观为宗旨，中国也一样。前者是宪政民主制的始作俑者，后者至今信誓旦旦要坚决抵制“三权分立”那一套。继续按照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的论述，“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与“陈腐世界的代表”之间，冲突也就无可避免。只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决定了冲突的表现形式，从前只能“战争解决问题”，现在则是外交场合的明争暗斗，军事充其量不过充当外交手段之一，绝不可以颠倒过来，使外交成为军事的仆役。此乃今次从“天安号事件”引发的一系列争斗給我们的教训与警示，必须反思的。

尼克松1972年访华前请教过曾在1965年作为戴高乐特使觐见过老毛的马尔罗，这位传奇作家告诉尼克松：“总统阁下，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像，这个幻象迷住了他。”何止啊，这个幻象至今仍在迷着毛朝继承者，还不惜重金将此幻象推广到全世界。例如“全球媒体驱动”的计划，中国政府每年拨68亿美元的资金予以扶持，而美国每年在国际传播上花费大约7.5亿美元；英国资助BBC世界服务资金大约为4亿美元。今年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指名要求国务卿希拉里解释为何中国能够在明尼苏达大学等美国学校开办了60个文化中心，而美国在中国却没有这类机构。希拉里答辩称，美国政府没有同等财力做中国政府在美国正在做的事情：“每个孔子学院启动费用需要100万美元，每年运营费用超过2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预算上没有中国政府这样的大手笔开支。”如今遍布世界近300所孔子学院，花费知多少？

作为一种文化的推介，应该说无可厚非。然而，如果着眼点影性斜视，以为“中国特色”可以覆盖世界，那就会谬以千里。李鸿章早就看出来中国所面临的不是“坚船利炮”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外学者们误导我们的是，把这个“大变局”说成西方文化；其实大谬！“大变局”虽产生于西方却也是叛逆和反传统的，西方文化也同样被迫应对这个“大变局”。区别仅在于：西方国家或迟或早都变革了自己顺应了“大变局”，我们不肯变革更不肯顺应，我行我素。西方文化与我们的根本差异在于：他们认理，我们认宗；他们发现不对就改，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久而久之，新异与先进都归入“西方文明”帐下，而我们则收获骄傲：“古代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传承下来了！”

龙应台“建军节”那天在北大演说的结尾：“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龙女士的认识是清醒的，不像李敖、陈文茜、阮次山之流，咒骂这个政府恭维那个政府，将其所尊奉的政府装饰成为“国家”，再偷梁换柱成“祖国”，误导其信众陷入“官－民二元结构形态”的国家主义泥沼，成为僭主政治自觉的仆役。

是否美国所作所为都合理呢？显然不是。网上有介绍：乔治·索罗斯2009年10月在匈牙利演讲时说：“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索氏抨击的是美国政府，或许有用或许没用或许假以时日它才会有用，但它表达了一个信息：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反思是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的，舆论不会成为僭主政治的仆役。一旦形成共识，改变的只会是权力，当初在越南不就是美国舆论迫使美军离开了么？

前两天闻知刘亚洲中将有激烈的表述，要求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转型”；还有“民主思想传播不受国界限止”等，及至上网搜索，才发现全都被扫荡一空，什么也没找到。于是便不知他还说了些啥，文化专制可见一斑。比照上面索罗斯抨击美国政府，又可知“软实力”之差距有多大！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解决，外交是注定会不断出问题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予实施，人民有理由怀疑其中必有猫腻，权力与利益结合得如此紧密，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理由可以解释得了的。现世之贪腐，无论规模还是程度，早就超越民国与大清了！无他，“举国体制”是最有利于窃取者得手的体制，保持这个体制无疑是窃取者们梦寐以求的事情。（20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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