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的远见 迎客松按： 现在，一种理论或观点是不是正确和科学，已经不为人们所重视。只要它是与过去的或现存的思想观念不同或相反，就会被称为“理论创新”或“创新理论”，其“创新”者就会一夜走红，成为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吴敬琏、厉以宁、茅于拭、张五常、张维迎等人，就是这样成为理论精英，而名扬天下的。虽然他们的理论不过是拾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牙慧，而根本无任何创新内容可言。 如果用这样的“创新”观点看下面这个贴子，那么，它对毛泽东的分析，确实有它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认识，甚至说它对毛泽东的研究有所“创新”，也不为过。 该贴全文如下： 1976年，巨星陨落了。时间在1949年开始，但没有在1976年终结。 1949年-1976年是毛泽东亲自主宰的历史，1976年到今天则是毛泽东让别人从反面解释前28年历史的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历史的实际主导者，无疑都是毛泽东。生前的毛泽东让灵魂坐在云端俯视人间，看妖魔鬼怪尽现本色，并不时发出预警，但俗众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灵魂。于是，那个“荒唐年代”“荒唐”的一切，从哲学家的伟大的头脑中走出，变成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理解哲学家的睿智。毛泽东满足卑贱者的表现欲和善良者的美好愿望，留下了反面教材。这样，就有了1976年后毛泽东靠灵魂而非靠肉体主宰的历史。实际上，从他1949年主导中国的那一刻开始，就有着两条路线进行着实质性的斗争。虽然毛泽东不得不直接告诉他的同志、他的人民，敌人就在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善良的人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疑神疑鬼，是在捕风捉影。 马克思认为，以往哲学都只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东先是合理解释了世界，然后按照解释得到的逻辑和结论，又改造了世界，最后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和警示。我们中的一些，目光短浅，把毛泽东上帝般的拯救和改造，视为独裁专制，把他改造了的世界叫做地狱、解释清楚了的世界叫做乌托邦。于是，一度被毛泽东收归到潘多拉盒子里的小鬼大鬼、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就又被放到了人间，兴风作浪，比以往更惨烈的祸害世界。今天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人类的最后归宿，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性最美好的展示，是人性本真的要求，是人性本身。 马克思的警告式预言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唯能说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学者们，及时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并在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会，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并克制了一些贪婪，把普通民众的生存也当作社会和谐最根本的一环，才避免了社会发展的断裂。列宁在一个农奴制的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发展起一个超级工业和军事大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自己的国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后，在经过了“三大改造”后，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发展，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目标和道路的指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和压缩，该超越的过程刻不容缓去勇敢超越。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试图超越的，就是那个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残酷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去迎头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超越现代资本主义。这里必须要对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可以说，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取得了实际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毛泽东不是失败于任何敌人，仅失败于生命的短暂。那些从不相信毛泽东的人，总以为自己正确，在毛泽东亲自主政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正确。1976年后，这个机会到来了。他们首先倡导的就是“补课”、“交学费”，人们其实和倡导者一样都知道这补课的含义，但人们真诚的虔敬的接受了倡导，把一个10亿人的国家交给某些人当作过河的石头。这样在“不争议”的一公斤的智慧下，就有了现在不得不争议的社会现实。18世纪伦敦上空飘荡的污染空气200年后飘到了北京上空。这是中国应该遭受的惩罚，还是我们不该交的学费？我深以为怀疑！巴尔扎克，雨果，狄根斯笔下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飞落在今天的中国大地，这是猥琐与倒退，还是崇高与进步？历史不会停留在今天，北京上空的黑雾终会消失，飞来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也会再飞走，但它将会是以无数生灵遭本可避免的摧残甚至死灭为代价的。如果毛泽东的路不中断被继续到今天呢？1970年代我们几乎能造出绝大部分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今天我们买来了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东西。制造和卖，真的没有区别吗？ 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现在，善良的人们，当你读了这段文字，你还会否定，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吗？你还会怀疑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你还怀疑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梦话一样的警告还是捕风捉影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谁还有资格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谁还敢不知羞耻说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歪曲也是一种发展的话，那么有人发展了很多。 80年代的某个日子，在天安门广场耸立了20多年的马恩列斯的画像被请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孙中山的画像。毛泽东的画像虽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但在毛泽东曾经的敌人那里，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的装饰物，不再具有生命、意志、自由、民主的含义，不再具有国家合法性、共产党合法的含义。他们或许在为那尊画像烦恼、尴尬。 对于中断历史的痛惜，让人们变得智慧了。苦难的中国，对于她的英雄的时代超越性和历史使命感的完全理解，命定要在一个中断历史的无穷大代价的基础上完成。谁让我们是一个只有孔家的虚伪礼仪没有真正哲学的民族！既然我们没有哲学家洞察历史和未来的智慧，那就让现实的惨烈来当我们的老师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气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毛泽东，有过毛泽东的时代，尤其有过毛泽东的文革后，学会了一点哲学的思考，开始懂得一点历史的纵深。 其实，毛泽东去世后，远不到28年，人们就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先知先觉的警告，终于认情了敌人。他们是腐败分子、腐败分子的保护人、腐败的赞美人与辩护人、腐败制度的催生者、他们也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经济学家、学者、教授，等等，等等。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生前的毛泽东苦口婆心却没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今天，毛泽东不再说一句话，他曾经热爱，现在依然热爱，并将永远热爱的人们，就在许多事情上，完全的理解了他。当某些自以为正确的人，以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个所谓新时代是毛泽东用来教育他的人民的。历史必然要回归毛泽东的人间正道。不管这个回归要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大代价，它必然发生。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一个终结的过去存在，从更广大的历史视角中看，它恰是一个越来越近的未来存在。这便是历史的逻辑，我们无力抗拒。“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发挥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这个斗争中的一面，阐述清楚了这个斗争的全部。这就是对马克思的超越。 毛泽东以前的历史书，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组成，即便出现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盗匪、刁民、流氓、恶棍、刺客，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有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贵的。但1949-1976的历史里，出现那么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们是张思德、雷锋、王杰、戴碧蓉、董存瑞、黄继光、王国藩、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邱少云、蔡永祥，等等，等等。他们来自江河，来自草原，来自战场，来自农村，来自工厂，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是道德星空里闪烁的星，令我们敬畏，但他们却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之间行走，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老师、同事、战友、兄妹、父母，他们真实、亲切、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也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我们多少人实际上和他们达到了一样的境界，一样的道德。只是真实历史不必要记下我们每一个名字，就让他们作为代表载入史册，就已经足够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贵”，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人类崇高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被接纳和被实践。在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道德价值体系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比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优劣之后，旨在为一个庞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而做出调整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孙中山慨叹中国是一盘散沙，但他基于少数人，排斥工农大众的精英革命，最终遭到失败，没有完成对这盘散沙的最终改造。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诚”，它的发动者名为孔孟实是皇上，它的落脚点和最终的收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尔所言，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皇上。“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温良恭俭让”所强调的是封建时代被统治者的个人的修养，也非国家民族精神。因之，社会因为纵向的盲目忠诚和横向的谦让，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亲和性，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尤其是没有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表面上，具有一个所谓文明古国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众恭恭敬敬、和和气气，社会仿佛吉祥如意、生产蒸蒸日上、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但是，它实质上是一盘散沙。这被1840年以来英国人的枪炮和以后一再屈辱的历史所一再验证。1840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戳破那层纸，让皇帝的新衣，为普通民众所知道而已。当毛泽东接掌中国的时候，这个一盘散沙的状况，并没有很快得到改变，只是经过了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人民公社化、还有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这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才最终构建起来，并为大多数一般民众接受和遵循，一盘散沙才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在1949年开始的时间里，过去历史上皇上一个人的自由，终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标志是，对外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主权，在内部则建立起主人翁的个体民众的社会自觉，一般民众有了国家为我，我为国家这种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财富在全社会进行基本平等的生产和分配，话语权基本掌握在社会普通民众之手，那些捏着笔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在大范围高程度缩小。更重要的是个体成员和国家结成了互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爱国家即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荣誉、节操、坚信爱劳动爱人民是崇高的修养，即是爱国家，会得到国家的表扬鼓舞。对“好人好事”即时表扬，并授予各种相应的荣誉称号，如光荣军属、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集体、三好学生、五好家庭、学雷锋标兵等等，都是这个互信结成的标志。随着这个互相的结成，一盘散沙最终铸造成为国家意志体：一个由自由意志统一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政治事务中最大的政治实体，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我们自己形容为扬眉吐气。 历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时势造出来的，有自我成长而来的。秦皇汉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时势造成，毛泽东则是自我成长的。革命有两种，为了自己的革命和为了自由的革命。陈胜吴广，完不成军令，就揭竿而起，是为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看到和觊觎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龙椅和身上的黄袍。他们在鱼肚里放进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们民族的奴性。斯巴达克斯则不同，角斗场上的胜利可以让他在罗马君主与贵族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快乐中获得自由，但他拒绝了这施舍，因为还有无数人要为那些王公贵族的变态的快乐失去生命，他要为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头颅，握紧手中的剑。斯巴达克斯死了，被君主绞死了，但他让最高贵者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贵：自由和为自由献身的意志。罗马帝国动摇了，但西方的自由却在罗马帝国最后的轰然倒塌中在现实社会萌芽了，不再只是希腊哲学家的理想。这是斯巴达克斯的贡献。毛泽东和斯巴达克斯一样，所从事的是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继承一份不错的家业，做个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们高扬的所谓“人性”；也可以当个小乡绅，长袍马褂，走东串西，为邻里乡亲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来几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当个教书匠，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传播所谓的仁义道德。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为自由的革命，选择了斯巴达克斯的路。普罗米修斯以自己的死，为人类向神要来自由，毛泽东则是代表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要来自由。 1949年前的毛泽东，容易被认作一代草莽枭雄，因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误解为是陈胜吴广为了秦二世的龙椅和黄袍的革命。而1949-1976的历史，最终证明了毛泽东不是草莽枭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时势造出来的。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伟人祠里一个普通的伟人，伟人星空里一颗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单建一座伟人祠，历史伟人的星空里，毛泽东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试图遮挡住他的光辉，但总是被他发出的光照见得更加渺小。 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基督的神性就这样被毛泽东超越了。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当他们孤独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不再孤独；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有力量；当他们失去生的勇气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看到曙光和希望，就会懂得珍爱生命。 联合国曾下半旗为一个白人种族曾视为狗的民族的领袖致哀。请问，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人有谁可以获得这个荣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有几个还可以获得这种荣耀？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那个视毛泽东为政治宿敌的张国焘无限感慨的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我们”，是大写的我们，它代表的是理想、正义、自由、奋斗、历史使命和民族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时代决没有过去。 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那是一个建设的、而非破坏的年代；一个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个高扬道德的、而非宣扬物欲的年代；一个人民民主自由、扬眉吐气的、而非少数人独裁专制的、人民为奴隶的时代；一个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而非洋奴哲学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个进取的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而非平庸的无所作为的年代。一句话，一个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的国家成为了现实的年代。今天，经济崩溃被大家认识到是个弥天大谎、闭关锁国是无耻的栽赃、迫害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小流氓式的自我辩解、文革为浩劫则是哲学无能者的信口雌黄。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主人们，但我们也不能忘掉为那个时代付出了青春爱情幸福乃至生命的普通大众，他们中确有一些无谓的生命牺牲。但这就是历史，我们要学会悼念亡者和和自我忏悔，但不能忘却。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49年开始的时间如是说。右而左 2005-12-22 附： 有人说毛泽东的历史在1976年已经结束了，表面是这样，但实质上却不是这样。从1976年到现在，中国的历史依然是毛泽东的历史，毛泽东的影响力不但在三十年后没有减弱，反而却成了当今时代的最强音，为什么？因为反面教员的表演太成功了，让人民在前后两个绝然不同的三十年深切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历史。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彻底的失败了，表面是这样，但实质上却不是这样。经过那十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国人的政治意识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文革时所极力反对的丑恶现象却是改革这些年来极力恢复的“好现象”，人民经过对比，在三十年后才惊讶的发现，当时附和那个人否定文革是多么的愚蠢和无知，现在知道了吧，还好，还不算太晚，毛泽东留下的社会主义政治基础还基本完好，只要社会主义基础还在，右派们无论多么猖狂的反对人民，终会被人民打败的。 毛泽东也许是有意留下了反面教员来从反面教育人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毛泽东给中国留下的社会主义基础太深厚了，没有百余年的时间根本消灭不了，如果那个人当时就敢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那么当时人民当时就能看清他的本来性质，他肯定不会成为统治者。如果他只是进行经济领域上的复辟而不敢轻动政治基础，那么，人民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反面教育后，会更加清醒和觉悟，人民会更认清文革的伟大意义，然后回归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 毛泽东明明知道这个人是强硬的右派，一旦上来肯定会否定文革的，可为什么要还逼他做什么保证永不翻案？这等于承认日后这个人一定会上来，难道毛泽东不聪明吗？不是的，毛泽东这招极高明，先入为主，让这个人只能在毛泽东画好的圈圈里折腾。他表面上否定了文革，但实质上却“肯定”了文革，这句“保证永不翻案”让这个人真恨透了毛泽东，就是这句话让毛泽东把这个人日后的战略回转余地全给取消，时间越长，越能证明毛泽东的清白和那个人的愚蠢。这个人表面上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在做着“为渊驱鱼”的蠢事，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企图丑化毛泽东，企图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形象，但他们太可悲了，他们越是丑化毛泽东，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越高大，现在的“毛泽东热”实际上就是右派们愚蠢的必然结果。右派们永远想不通，一个死后三十年的人物，怎么越骂他，越有人喜欢他、崇拜他？事实上，这些愚蠢的右派们根本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早就巧妙的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在了一起，证据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虽然不在了，但一个毛泽东却变成了上亿个毛泽东，现在十亿劳动人民就是毛泽东的化身，他们想打倒毛泽东？首先就必须打倒十亿劳动人民，但这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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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31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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