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真爱并不如烟

胡发云，武汉人，武汉市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等著作，荣获过国内外数十项文学奖。其夫人李虹，湖北省电视剧艺术中心文学编辑。2004年12月2日，李虹因患胃癌去世。在妻子最后一段岁月中，胡发云用了三个月时间，以妻子为原型创作了《如焉》，以纪念他们30年的金石情爱，作为对妻子生命的神圣献礼……
今年1月，值此书珍藏纪念版面世之际，胡发云先生亲自执笔，向本刊追忆这段旷世奇情！

动荡岁月飞来美丽的鸽子，高墙外旷远苍凉的情话
1970年，我从湖北天门插队返回武汉，在7435工厂做了三年电焊工后，调到车间办公室当统计员。1974年的一天，车间领导对我说，电台一位女同志来电，希望你去一下，他们想播出你发表在刊物上的一首诗。
我来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第一次见到李虹：一个二十出头的清秀沉静但透着一股子傲气的女孩。在那个以简朴为最高的革命之美的年代，她的衣饰打扮显得有些出格，头上还别着一个大发卡。
坐定之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这是我在那个年代第一次见到年轻女孩抽烟。
我问她哪个学校毕业？哪一届？在哪里插队？她说：“我家在西安，初中69届，没有插队，当兵去了。”文革中的69届初中，几乎就是小学毕业，不下乡，去当兵，退伍后又能够进到电台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好事是很难轮上一般平民子弟的。
我那时正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便脱口而出：“你们这样的人来搞这一行，真是误人子弟。”我的话多少有些刻薄，以为她会生气，她却淡淡地说：“当兵也不是享福，别以为就你们吃过苦。”
十多天之后，我接到李虹的电话，让我收听她做的节目。节目比我预料的好，特别是配乐，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她竟选用了一段优美又激越的钢琴协奏曲，让我很是喜欢，也让我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误人子弟的69届初中生”。
尽管我们有这样一个唇枪舌剑的开头，她还是继续和我联系，陆续播出了我的另一些作品。我们渐渐学会了倾听和理解，互相之间为对方打开了一扇窗口。
1975年春末，她从汉口到我武昌的家来借书。坐定后，她从书包里拿出两包永光香烟和一听琥珀桃仁罐头。
聊了整整一天，我们将那两包烟抽完了，那一听琥珀桃仁罐头，成为我们午餐的下酒菜——她不光抽烟，也能喝酒。李虹告诉我，这两样嗜好，都是在部队染上的。当年她在部队当电影兵，每天一清早，将放映器材搬上卡车，带一书包冷馒头，几块咸菜和一壶凉水，一路颠簸，到了部队驻地，竖木杆，挂银幕，一连放上好几部片子，一直到深夜。然后收拾东西，赶路返回，到了单位还要倒片子，保养设备……
她说，放电影的时候，一些战士常回头看她，因为那里长年见不到女性，有的时候首长不得不大声呵斥，不准回头看。她开始像那些老兵一样，靠抽烟解乏，靠饮酒驱寒，她的身体终于熬垮了，胃部先后两次大出血。这也给多年之后突患胃癌留下了病根。
她从我这儿借走的第一本书是《肖邦评传》，她知道肖邦，她从小学过钢琴。然后是《普希金诗文选》、《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李虹则给我带来了当时只有军以上干部可以看到的一些内部书刊。我们就这样找到了我们的共同之处——对文学和音乐的喜爱。
随着我俩交流的深入，我们知道了我们俩竟来自全然对立的两个阶级。1932年，李虹的父亲在四川宣汉参加红军，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同一时期，我父亲在汉口天主堂医院学习，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内科医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虹的父亲编入国民革命军，我父亲则以国民革命军军医身份，参加了惨烈悲壮的武汉保卫战，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救治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医生活。抗战末期，他们一个是团长，一个是中校军医。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我和李虹一出生，互相间便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一个是老红军后代，一个是旧军医子弟。
我渐渐感觉到了她对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意，但由于我的孤傲和偏见，很长时间里我还是对她礼貌而冷淡，一两年就这样时聚时散地过去了。
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有一个男友，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她父母最近就要来武汉，与亲家办一次订婚宴，但是她明白了那并不是真爱，是自己身在异乡的孤独所致。她决心终结这种关系。我说：“我支持你，但这并不附加别的因素。”
一天晚上，她突然来到我家，一身酒气。她说她已经将婚事退掉了。刚才两家父母在军区招待所设宴会，她喝了很多酒，当着数十位军区首长和来宾，毅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说完扔下一大堆人就跑到我这儿来了。直到那时，我依然没有想到我会和她走到一起。我们的最后相爱，要感谢那一场突发的灾变。
1977年10月6日，我突然被单位以“反动言论”等罪名宣布隔离审查。中午，我在看守押解下回家去取衣物被褥，正要离家时，李虹忽然来了。我只得将实情相告，并说：“请你转告我父母亲，就说我外出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回来。”李虹答应了。我原以为很快就会把事情弄清楚，没想到一关竟是十五个月。
我被关在工厂里一个临街的小院里。关我的那间房有一扇很高的小窗，外面是一堵厚重的高墙。那时经常停电，晚上点蜡照明。我便用融软的蜡油来捏制各种小动物：天鹅、小兔、大象、梅花鹿……一个深夜，我依然在烛光下做那些可爱的小生灵。突然，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高墙外大声地呼唤我的名字：“胡——发——云！”我停下，聆听。又是一阵呼喊，苍凉，旷远，我听出是李虹的声音。于是，我走到小窗下，也对着高墙外面回应一声。我让一位“看守”出去看看，并将两只蜡制的小鹿和白天鹅带出去送给她。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情话。此后的夜里，便常有这样的呼喊，越过高墙扑进我的小屋，也常有各种各样的漂亮蜡塑通过那些善良的看守送到她的手里。后来，我不断收到李虹送进来的各种物件：香烟、水果、点心、凤尾鱼罐头、她亲手做的肉酱、毛衣毛裤毛袜子毛手套——这是她拆了自己所有的毛线衣物给我织的。她在香烟盒里塞进了纸条，诉说着自己的思念、忧伤和愤怒。我却无法向她说出一个字。
送来的物品都要经过检查，那些小纸条终于被专案组发现了，他们告到李虹的单位，从此李虹也开始被批判、监视、停职，还通知了她在汉的亲戚和西安的父母，说她爱上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并做了很多危险的事情，专案组向她索要去了那些美丽的蜡塑……
我后来才知道她经历了一场何等煮骨焚心的熬炼。李虹去世之后，我读到了她当年那段非常时期的日记。数十万字，淋漓尽致又坦然无忌地记录着她多少大爱大恨、歌哭笑骂。如丝的缠绵，如剑的刚烈。许多页面被泪水洇湿，许多字迹因愤怒而如狂草……
我写下一首歌《鸽子，你在哪里？》诉说我对她的感念与担忧：“鸽子，我的鸽子，你在哪里？穿过茫茫云雨，我追寻你的踪迹。晨雾消散了，你在哪里游弋？风暴袭来了，你在哪里躲避？……愿你的心灵更加美丽，愿你的翅膀坚强有力，在这辽阔的世界上，你永远永远飞翔在我的心里！”这首歌后来通过一个正直的看守送到她的手里。
我正式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进一步处理。1978年11月，她来看我。她告诉我，年关将近，她妈妈终究还是心疼她，来信要她回家。为了我，她两年没有回家探亲了。她说：“你一天不自由，我就一天不回家。”我终于说服了她，不论我们以后如何，他们永远是你的父母，一定要回去看看他们。
她终于答应了，但是要在行前完成一件重要的事——结婚。她说：“这次回家，是与故土和亲人告别，以后，不管你到什么地方，我永远与你同行。”她还告诉我，那个蜡塑的小鹿她偷偷留下了，每天伴着她的思念入眠。
童话般的婚礼石破天惊，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1978年11月28日，李虹返回西安前一天，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按约定在粮道街一条古老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那天很冷。我们俩从一条小巷的两头相向走来。她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她挽着我的手，向我们婚礼的殿堂走去。在一个朋友的家，我们在门楣上拿到了留给我们的钥匙，在那间阴暗破旧的小房里，我们完成了一次神圣浪漫的婚礼——没有鲜花，没有酒宴，没有亲友，甚至也没有那个年代必不可少的那两张红纸头。我们在那个小屋里呆了差不多整整一天，那里成为我们永生难忘的伊甸园……
傍晚，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新婚夫妇，回到我的家。当我们出现在阔别了一年多的父母面前时，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晚餐后，我们去汉口探望一直对我忧心如焚的叔叔。当我们离开叔叔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也没有了轮渡。深夜里，我们从武汉关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武汉三镇，全程三十多里路，回到我武昌的家——我这才知道，从我被关押的第一天起，李虹就像一个过了门的媳妇一样住到了我家，伺候我卧病在床的母亲，慰藉我年近古稀的父亲。
我还要潜回我的囚室。在门栋里，我们吻别。我们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凶险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那天去看望我叔叔的路上，路过中华路口那家红旗照相馆，我们走进去，拍了一张结婚照。那张4寸的黑白照片上，我们甜美地微笑着……这张黑白照片后来放大了挂在我们的卧室的墙上，直至今天。照片下有一行字：“大墙后面的微笑，1978年11月28日。”
一个月后，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个荒唐的案子也随着一个荒唐的时代结束了。1979年1月6日，我被解除监禁，摘掉了那一顶荒谬的帽子。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各自向单位递交了结婚申请报告。我们双双回到她的西安娘家，岳母为我们办了隆重的婚宴和家庭舞会，还带我们去游历了乾陵、骊山和华清池。我们又到北京中央党校探望正在那儿学习的岳父。岳父抽出半天时间，带我们去游览了颐和园。两位老人就这样接受了一个“另类”的女婿。
1980年立春那天，李虹生下了我们的儿子。那只被李虹保存下来的小鹿，成为了他的名字。我们以为，天下从此清明，开始了我们充满激情的80年代。李虹重新以她特有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她创办了几档很有影响的文学栏目，率先实施编播合一。1986年，她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学成回来，立即参与了湖北楚天经济电台的创办并出任文艺部主任。
1989年初夏，她离开新闻单位，去电视剧中心做了一名普通编辑。从此，她看轻一切身外之物——地位、名声、职称，待遇……搬迁到远离闹市的郊外，我们都不坐班，像两个老农一样，朝夕相处生活在那片小天地之中。收养流浪猫狗，种些花草蔬菜，做着一些大大小小我们觉得还有一点意思的事情。
有时候，我早上醒来，发现她就坐在床边盯着我看，见我睁开眼，忍不住笑了，她说：“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我怎么就喜欢不够呀？”有时候，她也会得意又自嘲地说：“我怎么就长不大啊？都老太婆了。”我们以为，我们的日子会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一直到地老天荒。
1999年酷夏，李虹外出拍一部抗洪的片子回家，又黑又瘦，让人都认不出来。紧接着，岳父病重，她又赶往西安伺候数月，直至老人家去世。这几次劳碌，诱发了她当年的老胃病。2001年春，李虹的胃又痛了。去医院检查，已是胃癌中晚期。接下来便是手术、化疗、调养……我们听见了命运的通知：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将生活过得更加浓郁，旅游探亲弹琴唱歌读书聊天，连住院都在一起。似乎想将百年岁月，压缩到随时都会终止的日子里去。
2003年11月28日，我们的银婚纪念日。是李虹患病的第三年。那时她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当说起如何度过这个珍贵日子时，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将25年前新婚之夜那条刻骨铭心之路重走一遍。
那天晚上，我们从武汉关轮渡码头开始步行。一路景色全都变了，可是我们心中的过去依然在。我们走过江汉路，利济路，江汉桥，钟家村，走上夜色笼罩的长江大桥，我们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在万里长江之上，度过我们银婚纪念日的最后时光。回家后，我们收到了一个朋友的银婚礼物——一只缀满鲜花的大蛋糕，上面写着一句我们心底的话：“爱到永远。”
我一生中，有过三次长时间中断写作。一次是儿子出生之后，我希望将更多的时间给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一次是198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第三次就是她这一次患病，李虹对此一直心有不安，她多次对我说：“你应该写写东西了。”我说：“没有什么比我们两人的日子更重要。”银婚纪念日过后，我决定以她为原型，写一部长篇，献给她。那个率真、执著、不惧风险、充满人间大爱的茹嫣(网名“如焉”)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每天写几个小时，大多在她睡下以后，很顺，很快。可散步锻炼，逛街购物，定时去医院检查取药……什么都不耽搁。
2004年3月16日完稿，刚好三个月。我写的时候，李虹插空一节一节读着，编辑校对着，像吃萝卜，我剥一截，她吃一截。完稿后她又连读数遍，改错，定标点，并说：“很喜欢，但怕是发不出去。”这部书，成为我们三十年风雨人生最后的纪念碑。
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编辑。她常常会情不自禁，笑出声来，或泪流满面。在手书时代，她最大的乐趣，就是给我抄稿。我用类似速记的方式写下一堆堆谁也认不出来的符号，她却可以将它们变成清清爽爽的誊正稿。她对我的文字有一种私情的偏爱。多年来，几乎我全部的稿子都是由她誊抄的。最多的时候，一天两夜抄了二万字。上世纪90年代初，有电脑了。她为了第一时间阅读权和抄稿权，竟让我依然用笔写，她来录入，当写的赶不上录的时候，她便用宋丹丹的唐山话揶揄说：“哼，不够吃！”2001年她生病后，我不再让她做这份苦差事了。她失落了很长时间。
果然如她所料。《如焉》发给当初约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后，编辑说很喜欢，但是，文章涉及敏感内容，不能发。
“天上等我”：以不变的苍老爱她到永远
2004年春，宁静三年之后，李虹的病兀然复发。这一次，我们切切实实地听见了命运那冷酷的敲门声。我为了护卫一个我珍爱的生命，她为了她所眷恋不舍的生活，我们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寻求种种救治之道。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找301医院、空军总医院、中国肿瘤医院那些国内顶级的医生和专家咨询、求助……可各方传来的消息都是黑色的。但是李虹从来没有自凄自艾，没有怨天尤人，她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处境哭泣过。那次去301医院，肿瘤科王主任看完我们带去的资料和光盘，说了一些极不乐观的话，又问病人现在能否下床活动？我指指李虹说：“就是她！”他非常惊异，掩饰一下说，刚才说的，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说：“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问题。”
病情复发后的大半年中，我一直都和李虹一起住院，每到一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包下一间病房，搬来一应物件——电饭煲、电冰箱、榨汁机、CD碟机、晾衣架、锅碗瓢勺油盐酱醋，还有四部随时可以和国内外联系的手机……让病房变成一个温馨的居室。
化疗，放疗，梗阻，腹水，疼痛，浮肿……李虹日益憔悴。好几次，她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我引用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话对她说：“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面对疾患痛苦生老病死，李虹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大气。又一次猛烈的化疗之后，她第一次脱发了，一觉醒来，枕巾上便黑乎乎一片。用手指轻轻一拈，一束头发就飘然而下。那天我外出办事，回来一看，李虹已将自己余下的大半青丝统统剃去，那天她刚好穿了一套橘黄色睡衣，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斜倚在床头为我织着一件毛衣，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深山老尼。她似乎要把她永不枯竭的情意一针一线地织写进去。她让我给她拍照，说作个纪念。在她生病后留下的数千张照片中，她总在笑，温柔的，娇嗔的，调皮的……
数月来连续的静脉注射，她两只手的血管都脆了，医生在她的锁骨下做了穿刺，安了一个接头，这样每次输液只需拧上输液管就可以了。但从此就不便洗澡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皮肤都干燥了。她说，真想痛痛快快泡个澡。我四方打听，托人买来了一只浴缸大小的椭圆形塑料盆，接满水，让热气把室内的温度升高，她躺进去，酣畅淋漓地沐浴于温润的水中。我用干毛巾护住接头，一处一处轻轻给她擦洗。突然，她嘤嘤流泪了，越哭越厉害。她说：“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生病4年，我只见她流过这一次泪。
我们最后的几个月是在中南医院度过的。许多个清晨和夜晚，我们在林中散步或湖边小憩，她拉着我的手，或挽着我的胳膊，倚在我的肩头，细声说一些闲话，说一些笑话，说着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事物：清晨的小鸟和花，夜里出来遛弯撒欢的狗和鬼鬼祟祟的猫，哼唱起一首突然想到的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世间的共同生活，已经到了尾声，我们要宁静又朴素地享受这最后的每分每秒。
在医院最后的一个多月，她伤感地说：“我想回家。”我说：“今天晚上就回去。”她说：“怕爬不上七楼了。”我说：“我背你。”她笑笑说：“试试。”她趴到我背上，待我刚要站起来，她却叫了：“不行不行！”原来，她小腹那个巨大的瘤体，硌在了我背上……那一瞬间，我们都无语了。
住院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检查我都会想尽办法待在她身边，拍片、放疗、B超、CT，核磁共振——甚至从来不让男人近身的妇检……我知道，当我握着她的手，与她轻轻说着话，帮她起身或穿衣，那便是人世间最好的治疗与药物。
2004年11月28日，她去世的前4天，是我们结婚26周年纪念日。她似乎一直固执地等着这个日子。夜里，儿子下班后匆匆赶来了。我们在病房为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举杯。她从病床上爬起来，依偎在我肩头，儿子拍下了我们最后的合影。她已是极度衰竭，但那种笑容依然是纯净的，那种眼神依然是初恋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热情与爱，依然是一种青春少女的。
那天深夜，她细细地、平静地对我说了关于后事的安排：只要我和儿子送她，不要惊动任何人，不要任何仪式。带上她生孩子时，她妈妈做的婴儿鞋帽和小衣物，还有六月去北京治病时在中央电视塔上拍的一张照片——她在蓝天下，大风中，像小鸟一样展翅欲飞……我对她说：“你会活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她说：“这些我都知道。我对自己这一生很满足，只是不舍。”
2004年12月2日7点38分，她终于走了。在挚爱亲人的围护与悲伤中走了，在眷恋和幸福中平静地走了。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一部分也伴她一起走了。我谢绝了医院派来的化妆师，亲自给她擦洗化妆，给她穿上她常穿的那套普通衣物：一件红夹克，一条深棕裤，一双运动鞋，那也是她对我最后的嘱托。我和她一起护卫了她最后的尊严和美。那大半件没有完工的毛衣，还静静放在病床边的旅行箱上。
火化之后，我把她的骨灰装在我们一起在西安买的一只典雅的黑陶坛中，我对她说：“我们回家。从现在开始，我俩以另一种不变的苍老同处。”她杳然飞升的那一刻，她一定看见了，她的身边多了一张照片：我们俩在风中依偎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一句话：“天上等我。”
李虹去世以后，我在网上为李虹开设了题为“想爱你到老”的纪念馆，日前浏览量达11万多，留下了各种祭奠感言数千条。2009年1月，《如焉》再次面世，扉页上是我和李虹的一张特殊的合影——她躺在我面前那座来自家乡的黑陶瓶中，一束我们都很喜欢的素白姜花在我们面前静静开放……下面写着一行字：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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