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疑案(重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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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出有因
　　陈源教授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肇端于1924年底的北京女师大风潮。时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及陈源教授都是“倷倪”无锡人，而对立方鲁迅和马裕藻等教授大都是浙东之氓，这场风潮之起于青苹之末，既有教育理念差异、人际关系矛盾的原因，主要还是地域派系争斗的必然结果。过去往往把鲁迅与陈源的恩怨，说成是“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和个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孙郁语），这种说法值得质疑，陈源等留学英美的学人，何尝缺乏现代中国社会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在我看来，陈源等留学西方人士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一点都不比鲁迅等教授少，或许还更多些。鲁迅等人则传统士大夫精神更加浓郁，因此所谓“某籍某系”的派系因素不容低估。中国知识阶层的派系争斗，在民国的大学中普遍存在，这就造成纠结的人际矛盾，进而使得学校风潮迭起，教授裹挟其中，乱斗不已。
　　陈源指责鲁迅抄袭，不过是陈、鲁恩怨这场大戏中的一个小插曲。这里还得把凌叔华扯进来。原来1924年5月，陈源与凌叔华在泰戈尔来华期间相识相交相恋，是年底即发生北师大风潮，而凌叔华也正在此时以一颗文坛新星的形象跃然升起，为人瞩目，随后评论界有人指出凌淑华小说的构思涉嫌抄袭契诃夫。陈源一边为杨荫榆和无锡派而与鲁迅大战，一边又为了给女朋友帮腔，把鲁迅拉进来垫背。
　　陈源这样做，既为女朋友辩解，又正好转移焦点，把质疑抄袭之火引向鲁迅。一个热恋中的男青年，往往会为女朋友两肋插刀，陈源此举差不多也是如此，而陈、鲁两人又恰好恩怨颇深，于是陈源使出了一石两鸟之计。
　　可惜一招不慎，陈源反而卖了更大的破绽。
　　 细说从头
　　1923年到1924年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新潮社出版（按：该书最初分上下两册出版，故出版日期有两个年份）。此书原是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因此随编随讲，到一定篇幅后，先是油印本，然后再正式出版。
　　当女师大风潮起，鲁迅、陈源缠斗不可分解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全部出版了。这时发生了所谓凌叔华抄袭事件，陈源自不忍坐视女朋友被质疑而不救，于是写了《剽窃与抄袭》一文，为凌叔华辩护。在这篇文章中，陈源还埋下伏笔，不点名地指出，有人在“整大本的剽窃”，批评界却视而不见，反倒把凌叔华的几篇有模仿痕迹的小说咬住不放。指鲁迅抄袭，至此已经呼之欲出。
　　我们目前见到的只是纸上的黑字，当年的情况则要复杂很多，沙场上虽然只是老将鲁迅和青年陈源的厮杀，旁边还各有帮闲，不外放冷箭打冷拳的，双方背后还站着许多摇旗呐喊之人，陈源在《剽窃和抄袭》中虽然不点名地说有人整大本的抄袭，其实，北京文坛两个阵营中早已满城风雨，说得有鼻子有眼，直指鲁迅了。（参见鲁迅《不是信》）
　　随着论战深入，陈源在其《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正式抛出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之说。
　　陈源在文中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段话说得很不严谨，甚至第一句就说错了。鲁迅在《不是信》中曾郑重辨明——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
　　陈源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对鲁迅来说，伤害相当大，因为鲁迅向来是不抄袭他人的，即早年介绍镭的科普文章，介绍斯巴达精神的《斯巴达之魂》也是综合数篇相关文章，再用自己的话语，按自己的思路一一道来，因此，他对关系自己学术声誉的抄袭指责耿耿于怀，每不能忘。
　　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作了大段批驳。概括言之，他承认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相关的不过以下三点：
　　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确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参考书之一。
　　《中国小说史略》28篇的第二篇是根据该书的。
　　论《红楼梦》的几点和《贾氏系图》也是根据该书的，但“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鲁迅说：“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括号与标点原文如此）
　　鲁迅很希望有人早日把盐谷温的书译成中文，早日为他洗清陈源教授的抹黑。他虽然并没有见到该书，却耳闻该书已经出版了。虽然肯定有这样一本书出版，却对该书是否是译表示疑问，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中读出，鲁迅对该书已经有了初步了解，并已经弄到了该书，只是还在邮寄途中了，尚未看到。
　　《不是信》写于2月1日，原载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65期。后收入《华盖集续编》，1926年10月14日，鲁迅又在《不是信》该段作了一个补记，全抄如下：
　　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分，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
　　鲁迅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该译本书名是什么，译者是谁，在何处出版。
　　 《中国小说史略》双包案
　　那么，陈源何以敢指名道姓地说鲁迅抄袭呢？
　　原来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上海还出现了一本同名的书《中国小说史略》。这本书由中国书局出版于1921年，1934年由新文化书社重版，署名是郭希汾编辑。
　　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小说”部分的编译本，而鲁迅在《不是信》补记中语焉不详的译本，当即是指的郭希汾编辑，由中国书局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正符合鲁迅“已有人译成中文”的说法。
　　基本可以肯定，陈源是把郭希汾编辑的书误当作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可能是陈源的某个朋友误认了，传言给陈源，于是陈源不及细辨，把这种耳食之言写进文章里，把暗箭射向了鲁迅。陈源倒也并非无中生有，却是张冠李戴了。
　　此也正见出陈源只能说说闲话，而不能作细致的研究也。
　　 此仇虽报 十年犹痛
　　鲁迅不但在《华盖集》正续集中对陈源大张挞伐，很多年后，当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真正有了中文本（朴社版），且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日文本后，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犹不忘这件旧事，对陈源又狠狠地鞭挞了一番：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至此，陈源对鲁迅抄袭的抹黑可以彻底洗清了，鲁迅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郭希汾何许人也
　　那么，这本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同名的书，他的编译者郭希汾又是谁呢？
　　当年在上海，这个郭希汾或著或译或编，出版过不少书籍，稍作检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中国体育史》（商务1919）《战国策详注》（1-6）（文明书局1924）《中国小说史略》（中国书局1921）等。
　　此人就是后来的学者、语文学家，苏州人郭绍虞。
　　郭绍虞，名希汾，字绍虞。郭氏有个很牛的祖先，就是唐郭子仪，祖籍汾阳，人称郭汾阳，因此郭希汾这个名字寄寓着父母对他的期望，不仅如此，他还得祖述唐虞。郭绍虞以字行，希汾很少使用，过去即使是苏州人也不大知道郭希汾就是郭绍虞。
　　有文为证。
　　1934年7月《苏州明报》有一篇《苏州话》（作者潘心伊），文中这样说：
　　“……同时，我又憧憬着一本书，是从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讲话中抽译而成的中国小说史（按：原文如此，略有误），记着译者的署名是郭希汾，因为著录籍贯是吴县，所以我就联想到绍虞先生，似乎有五百年前共一家的可能性，但是并不问明，只是含糊地抛开了。
　　“到了那天的五时三刻，我首先到凌宅。不久，郭绍虞先生也来了，同了他的两个弟子。凌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我又把这憧憬‘憧憬’到心上来了，忍不住问了，问题经过修辞的工夫，很婉约，很诚恳，绍虞先生笑了一笑说：‘就是我’。”
　　作者潘心伊在文中特意强调自己的问题提得相当“婉约”“诚恳”，这段话很有意味，他对郭绍虞的回答有所预期，自己预留了退步，结果很意外，居然得到了郭的肯定回答。这就显得作者先前的担心纯粹多余，郭绍虞已经不讳言此事。那么，潘心伊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担心呢？是郭绍虞曾经讳言此事？
　　纵观这件抄袭疑案，陈源的说法事出有因，但没有求证，结果张冠李戴了，还把著作和编译搞混了。鲁迅确实参考了盐谷温的书，但并没有抄袭。郭绍虞也并不是抄袭，只是编译了盐谷温著作中的小说部分。

李大兴

民国时的抄袭质疑，还不似现在这么流氓化加娱乐化。

德方

连发几篇文章。意味深长。
那个曹长青一直比较哗众取宠，这次表演更甚。

李大苗

N年前，我曾有文于此。再从网上找来贴上，互凑一看。

鲁迅“剽窃”公案再审


作者李大苗

如果魏邦良先生的义愤不是令我意外的填膺，我断不会想把鲁迅这个案底再翻一番。前曾写过《北新书屋那麻烦段事》时考察过鲁迅为何被“红鼻子”（鲁迅语）顾颉刚逼得脱离广州中山大学，隐蔽在上海且介的阁楼上搞职业革命。其时，顾颉刚不过二十五六岁，鲁迅老人家发如此大狠，颇令人意外。其实，我也看到过顾颉刚之女撰文所说的故事，更何况这也是这几年炒得很喧腾的题材，但就是没有把这两件事情系在一个鞋带上。所以要感谢魏邦良先生，整个一个下午，让我头疼地在搜索和扫描这段史实。

顾潮女士把陈源指责鲁迅“剽窃”的根子揽到自己父亲身上，也许算是澄清了一段历史因由。可如果她不去做，谁由能更知？胡适先生指鹿为马地将事由引向张凤举（定黄），并冠以“小人”称谓，有否凭据呢？倘若韩石山所指“十四分之一”都为造谣，那么，看起来胡适先生指证张凤举肯定就是造谣了。而且，魏邦良先生在明知有顾潮女士文字后，还拉出张凤举先生一顿肥揍，且不说厚道不厚道，这借文诽谤当是可定。我估计，这多和张凤举在周氏兄弟家庭失和倾向周作人有关吧，算是一猜。

相信鲁迅知道顾颉刚在“剽窃”一案中有染，否则断不必和这个“大虫”般的青年教授“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地较劲，直至从中山大学教务主任职位上辞职，带着许广平仿似逃荒地出走，毕竟中大每个月的薪水是500大洋。可我还觉得，鲁迅不过觉得顾颉刚是杆枪罢了，1920年刚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一个青年助教而已。不大相信他有这等日文水平和文学知觉。苦于没有凭证，可能鲁迅很是窝火。另一个原因呢？1926年对鲁迅不是一段好日子，“剽窃”这样的故事，兴许会影响他到厦门大学谋职。

可胡适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他说“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这是1936年末的话语，依然是给苏雪林那封信中的一段。现在争论都是这样引用，似乎也都是这样相信的。可是一查，问题就出来了。日人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早就有了中文翻译，不过就是“小说”那一部分，翻译的书名恰恰也是《中国小说史略》和鲁迅的书名完全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翻译出版是在1921年5月，出版商是中华书局。而鲁迅这本同名的文著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1925年由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

和鲁迅这部《中国小说史略》一样，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也是课堂讲义。作为讲义的文著，其内容可能会有随着课堂答辩而扩充或转变，也就有类似“未定稿”的可能。这样理解，胡适所指的盐谷温这部文著，非常可能和那个1921年翻译的文著多有径庭，我这里只是说“可能”。既然胡适先生不知还有一个1921年版本，那当然也就不知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补充说一下，胡适所指的文著翻译者是孙俍工。

那1921年版本是谁翻译的呢？关子卖到这，也该抖落了。此人是郭绍虞（1893～1984）。嘿嘿，这老先生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咬住牙齿一声不吭，将这段扑朔的争执掩埋在历史迷离之中，可见苦衷之苦。再细细一查，线索又来了。郭绍虞1920年来到北京，在北大哲学系旁听，而我前面已经故意提及顾颉刚同年正在北大哲学系毕业。两个人的缘由就这么蹊跷碰在了一起，嘿嘿。故事还要巧，顾颉刚是1893年生人，郭绍虞也是同年生人；还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同龄人竟然还是同乡，都是江苏苏州吴县人。

也就是说，顾颉刚关于“剽窃”的说法，可以和盐谷温文著最初翻译者对证。江苏名人录中提及郭绍虞时称，至晚到1921年元旦，他就已经和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叶圣陶密切在一起了，这些都是当时的活跃分子，和顾颉刚有着或多或少的交往。这就解开了，为什么一个刚刚毕业没有几年的，没有日文和日本文化背景的助教怎么知道盐谷温和他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而且更注目的就是，鲁迅的文著连名字都和郭绍虞翻译的节选都是一样，这怎么不能令人犯疑心呢？更何况又撞上了原译者。

我的寻思是，胡适对张凤举的指责有失公允，用了“小人”就多少涉嫌“诽谤”，民国时代咱不懂，反正骂人跟嗑瓜子似的，比如鲁迅就是这样，可放到今天兴许就要吃官司。可就是这么不公允的胡适，在评到鲁迅这里时，魏邦良却觉得来得很公正呢？是不是，对于鲁迅有利，道理就有了公正；反之就是不公正的呢？我寻思的就是这个事理。顾颉刚也罢、陈源也罢，总算是捉影地说了些关联，可使胡适绝对是捕风，可却被后人当作明镜般地擦着反光的神采来照耀鲁迅。

irving

民国时的抄袭质疑，还不似现在这么流氓化加娱乐化。
李大兴 发表于 2012-3-30 00:16

差别在哪儿？

差别在于韩寒没像鲁迅那样认真地反质疑。相反，提供的反质疑漏洞百出。

当年传播媒介和现在的互联网没法比，否则，那会儿的纷扰和现在相比，必定不遑多让。

童志刚

唉，鲁迅哪用描别人的，他自己的字就写得很好。

燕苗

鲁迅至少还具备写作的能力，这事很容易真相大白。韩寒属于文盲一类，一出场观众就知道他在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