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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8-3-18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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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刘苏里：一本书的命运，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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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年初由海南社出版，144万字，平装两册，定价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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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这本书，以前听说过，但没见过。我不懂苏俄文学，更谈不上热爱，连托尔斯泰都只是略有涉猎，怎么可能找来爱伦堡读呢？所以，该作上市一段时间，翻都未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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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上海的书虫老朋友买下后，引起我注意。今天买下来，回来便把蓝英年先生写的序言和译者冯江南、秦顺新的译后记，以及该书目录仔细读了一遍，——原来此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起起伏伏，历经了48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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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译者说道：爱伦堡是1960年应《新世界》杂志邀请，以连载的方式，开始写作此书的，一写四年。1960年是什么年代呢？斯大林去世7年，赫鲁晓夫掌权7年，苏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过去了4年，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最厉害的年份，中苏关系恶化第三年，中苏撕破脸皮公开论战的前三年。爱伦堡的专栏文章，在苏联引起空前反响，自然引起处于与苏联交恶状态的zhonggong的关注。译者说，当时一位“中宣部的领导”“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尽快将这部世人瞩目的作品译出，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供有关方面参考。”两位译者当时都在外国文学编辑部工作，承担起“上面”交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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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共六部，前四部在文革前出版（大概是1965年吧）。第五部已排版，但遇到打倒一切、扫荡一切的文革，未付印刷。第六部命运更惨，连稿子都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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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出版社决定重印此书。第五部有校样，第六部也被高莾先生奇迹般地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书获得出版，但仍是“内部发行”，一般读者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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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80年代的某年，出版社“考虑”公开出版此书，但得知苏联出版了九卷本的《爱伦堡文集》，其中最后两卷，就是《人•岁月•生活》，对照之后，发现与《新世界》连载的版本，“有不小出入”，译者们决定重新校订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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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校改过的书稿杀青后，中国掀起史无前例的商业大潮，是大家忙着想着经济效益，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知道，总之，书未出成，一搁便是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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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年初公开出版此书，有什么成熟的理由么？我看未必。更可能是苏斌这位老兄的眼光和出版理想起了作用。一批有影响的书都出自他任上，比如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辜鸿铭的《中国人精神》、李费佛的《股票作手回忆录》、麦克里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艾捷尔的《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汉得森的《国际关系——世纪之交的合作与冲突》、墨菲的《亚洲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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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写于48年前的作品，普通读者48后才能读到它公开出版的完整中文版本，这故事好玩么？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某年，此书一直“内部发行”，肯定不是因为它“少儿不宜”，而是所有不该看到它的男女老少不宜。当它可能被原来不宜而后来宜的男女老少宜的时候，经济效益又说它不宜了——这只是我猜测，当然不排除别的原因。想想看，我们最该读到爱伦堡的时候，它却“不宜”，——我是说，当我们最该清算斯大林遗产对我们所有方面无孔不入影响的时候，爱伦堡是有最大意义的时候，因为不宜，错过爱伦堡。我不是说爱伦堡今天没有意义了，依然有意义。可是我们在爱伦堡不宜的时候，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这时间上的错位，难道对我们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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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介绍钱德勒领衔的《信息改变了美国》，里面有两个概念，“知情公众”和“信息民主”。我今天翻阅爱伦堡书的时候又想起它们。就是木头人，也会有些感慨吧。美国人在两个半世纪前就有了培养知情公众的信念，所以才有了从图书、报刊出版到全国邮政系统不遗余力的建设，到电话、电报、电视、电脑、互联网等等一系列发明、产品化和不遗余力地普及。美国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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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大家别忘了，今年可是公元二千零八年了，我们依然还能看到图书版权页上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仍是不该看到的人老少不宜，你就是木头人，也不会不为所动吧。于我们，信息民主的道路还有多远？“信息等级”的道路还要走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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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书的封底，有一行字，我在蓝英年先生的中文版序言中也读到过，赫然映入眼帘：“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我突然明白，爱伦堡为何只能“供有关方面参考”了，他来到中国的二十多年只能“内部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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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有一天，即使有人记得一切，他可能感到沉重，也可能感到不沉重，——沉重，是因为那些让我们感到沉重的东西，是我们历史挥之不去的一部分，后人当谨记其中的教训；不沉重，是因为他不会因为读了原本“内部发行”的而担惊受怕，坚决拒绝让我们感到沉重的那些东西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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