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杂拌小集：孙中山与中医

年华

作者：李紫
转自：
金羊网-- 羊城晚报


　　孙中山年轻时，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西医书院乃香港大学的前身。孙中山成就大名后，香港大学赠予博士名衔。长久以来，香港大学以有这样一位校友为荣。鲁迅留学日本，学过西医，毕生信奉西方医学。不仅信奉，还认为西医传入日本，推动了维新大业，故而力促国人接受西医。那个时代，我们的民族精英，都服膺近代科学，连带鄙视和排斥中医。鲁迅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孙中山有没有直接涉及中医的言论，不清楚。但他59岁罹患癌症，经镭锭（即今时所说的放射性）治疗无效后，是否接受中医治疗，却有过完全相反的两种说法。

　　鲁迅敬重孙中山。他在纪念孙先生的文章里，说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同时相信孙先生拒绝接受中医治疗之说；还以此证明孙先生垂危之时，“对于自己的生命仍有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无论做哪一件事，全都是革命”。排斥中医的人，曾视鲁迅这些话语为金玉之言。

　　另一种说法，是孙中山濒危时，是接受了中医治疗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年谱》明确记载，他“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改聘中医治疗”。

　　梁实秋是胡适的朋友。梁在一篇怀念胡的文章里说，“孙中山病危时……改试中医。由胡适偕名医陆仲安前往诊视”。陆是徽州人，胡适的同乡。梁实秋也认识他。陆因曾为孙中山诊病，虽回春乏术，但也名气更大了，其后仆仆宁沪道上，专为“要人”治病。

　　年谱通常可靠，梁的记载则有名有姓，可作有力的旁证。

　　这样说来，孙中山并无峻拒中医治疗，可谓无可怀疑了。鲁迅先生显然误信传言，而且夹杂了自己的偏见。时人用了最高的形容词赞美鲁迅，但似乎忘记了鲁迅的一句名言：“名人说的未必都是名言。”伟大人物也有局限，不可能言必确当，这是要理解和谅解的。

年华

陆仲安为胡适治愈的是肾炎而非糖尿病————名医陆仲安
文/罗尔纲
罗尔纲(1901-1997.5)，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训诂学家，晚清兵志学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0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论著有：《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湘军兵志》《绿兵志》等。

陆仲安是一位著名的中医。1920年胡适患肾炎，西医医治无效。请陆仲安诊治。陆处方以黄芪四两，党参三两为主，分量特别重，把胡适的病治好，成了大名。

1930年夏秋，胡适在上海生了几次病。当时陆仲安是上海最红的医师。胡适得病，都由一位熟识的西医先诊断过了，然后打电话请陆仲安来用中药医治。陆都是赶着前来的。胡适住房小，汽车开不进来，车停在门前，保镖的白俄就拿手枪守卫。那时我屡发疟疾，胡适看了病后，也请陆仲安给我诊治。厨子、女佣感暑，胡适同样请陆仲安诊治。陆仲安因为治好胡适，声名大振，走了红运，他感激胡适，比胡适感激他还大。我很佩服他对胡适的义气，否则像他这样红的医师，断没有每次一接电话就赶着来的，连我们这些附带看的人，也一团和气，悉心诊治。

胡适患肾炎时，既没有抗生素，更没有激素，西医对这个病束手无法，中医陆仲安居然把他医愈，是一件盛传社会的大事。胡适在 1921年3月30日《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记说：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

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他的成份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学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芝翁《古春风楼琐记》引)
(马幼渔，马裕藻字，其弟马隅卿名廉，都是当时北京大学教授。)

关于陆仲安医治胡适的经过，当时有名的西医俞风宾曾有简明扼要的记载，郭若定编著《汉药新觉》上集第五篇记黄芪后，附录其全文如下：

附录 ：俞凤宾博士《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云：“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某西医告以同样之症，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痊愈。处方如下：
　生绵芪四两 潞党参三两  炒于术六钱 杭白芍三钱
山萸肉六钱 川牛膝三钱  法半夏三钱 酒炒苓三钱
云伏苓三钱 福泽泻三钱  宣木瓜三钱 生姜二片
炙甘草二钱
　此系民国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初诊，治至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止之药方。 (《中医季刊》五卷三号九二页)
　　据这个处方看，大约是取法金代名医李东垣(名皋)《补中益气汤》。此方以黄芪、党参为主药，主治脾胃虚弱以及气虚下陷引起的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症。历代医师多用其方。清朝乾隆嘉庆人汪辉祖在《病榻梦痕录》记得中风，医师重用黄芪、党参治愈说：“得良医张上舍树堂(应椿)专主补气，每剂黄芪四两、上党参三两，附子八钱，他称是，重逾一斤五六两，见者惊其胆。然服之两月余，食饮日加，右手渐能执笔。初医者狃于治风先治血之说，重用地黄，痰湿日增。微树堂，病几积重。”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钱大昕患痿脾症，亦用东垣《补中益气汤》治好。他在《敬亭弟墓志铭》记其事说：“岁甲辰，予忽患痿脾，腰以下麻木不仁。亟延敬亭诊之，曰：‘此脾阴下陷，当用东垣补中益气汤。’如其言服之数剂渐瘥。半月后已能行矣。”(见《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陆仲安医胡适重用黄芪至四两，党参至三两，竟与124年前张应椿医治汪辉祖相同，可知陆仲安不但精研我国古医书，并博览到古代年谱、文集，林琴南绘他的《陆仲安秋室研经图》确是写实，不是虚构的。


胡适到了晚年，有两封复信谈到陆仲安医治他的事。一封是1954年4月12日《复余序洋》说：

“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其药方为黄芪四两……等等。
我也曾见此说，也收到朋友此信，问我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
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方中用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君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
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另一封是1961年八月初三日《复沈某》说：
“急性肾脏炎，我的朋友中有人患过，或用西法，或用中药，均得治愈。
慢性肾脏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凤宾，皆是有名的西医，皆无法治疗，虽有人传说中医有方治此病，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
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

　　胡适又有一次答他的秘书胡颂平问。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4月5日记事道：

　　“这两天《民族晚报》上连载《国父北上逝世》一文，记载先生在民国九年曾患糖尿病。服了陆仲安的中药才好的。胡颂平问：“先生有没有吃过陆仲安的中药?”先生说：“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他开的药方，被人收在一本好像是什么《药物大辞典》里。最近《作品》杂志上有一篇《郁达夫和胡适先生》，完全是瞎说。”

　　胡适明明是患肾炎，西医束手无法，后来是中医陆仲安医好。胡适却说是医好他的朋友。又说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西医也能疗，他朋友得的是急性肾脏炎。胡适为什么说假话呢?俞凤宾的记载标题是《记黄耆治愈糖尿症方药》内容是记陆仲安医治胡适肾脏病的处方。此处系据转引文，感到费解。那位中医竟认为是陆仲安医好胡适糖尿病。这是误会，何致斥为“造此谣言”，使他“甚愤怒”?其实，胡适当年给陆仲安医好时就是这种态度，并非到晚年才如此。他于1921年3月30日写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说西医治病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然后才轻描淡写陆仲安医好他的病。可是，同在一篇文章中，叙述马隅卿水鼓(腹水，也叫水膨胀)就完全不同了，说“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请了陆仲安来医治好了。还有，这篇文章不收入《胡适文存》内，是胡适逝世后，他的秘书胡颂平编《年谱》时才在芝翁《古春风楼琐记》里找到的。这就可见胡适在开始时对陆仲安医好他肾脏炎一事，就有所隐讳，并非到晚年才说假话的。

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胡适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的。

（原载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p75）

九船城

胡适这段公案真的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