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价值论讨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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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看资本论，发一个贴向大家请教。 资本论在线阅读：http://www2.cddc.vt.edu/marxists/chinese/Marx/capital/index.htm 劳动价值论反思 兼论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

陈林     （一）       劳动价值论是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并在基本上为卡尔·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其在经济思想史上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恰因为符合人们某些朴素的直觉，曾经广为流行；并衍生出意识形态的含义，为人所用，以至于今。       劳动价值论试图为“价值”、从而为价格，提供一个“客观”基础。其大致内容如下：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只有劳动产品才有价值可言；“劳动创造价值”；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劳动量又以劳动时间特别是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度量；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要求按其内含的价值相交换，商品价格以其价值为中心，随供求关系变化而波动。       关于上述价值定义是否“正确”，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其实在我看来，定义只是设定一个逻辑的起点或基点，究其本身并无所谓正确性的问题，而只在一定的体系中才有意义。我们需要关注的首先应当是这一定义是否可行（易于操作）？对于描述现实经济运行是否必要？是否全面和充分？最后，我们判断其是否可取，而不必从一开始纠缠于正误之分。虽然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但是，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首当能够解释世界（作为实证的经济学），然后才谈得上改造世界（成为规范经济学的依据）。       众所周知，劳动价值论看似简洁明了，却引申出不少困难。例如，个别劳动时间如何“平均”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问题；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折算”问题（马克思以“通过自发的市场过程完成”一笔带过）；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有必要解决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价值与等量资本追逐等量利润的矛盾）；地租（从级差地租直到绝对地租）的来源问题（当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达到甚或超过工业的水平，又如何按照马克思的方式，以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差额说明地租？）；等等。       正因为难从劳动（量）测度价值（量），马克思又转而以供求一致时的市场价格来标明价值。他写到：“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消，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11页）“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挥影响，并且使我们完全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同上书  第211  －212页）。马克思认为供求一致时的均衡价格必须借助价值来解释，或者说此时的均衡价格标明价值，从而为令人捉摸不定的所谓价值找到了现实中的代理人。遗憾的是这正如牛顿那样，固执地要为天道有常的星体运行安排一位“第一推动者”抑或上帝。　     马克思所隐含的假定是：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确切地说应该是供求的对比影响价格变动），而供求本身与价格无关，即供求不受价格影响。但是，供给量与需求量的标准定义，即是在一系列的价格条件下人们“愿意且能够”提供或购买的数量。不难想见，供给量与需求量都是价格的函数。因此“当供求一致时，价格由何决定？”这一质问不难作答。从数学观点看，若D＝f（Q），S＝g（Q），当D＝S时，Q完全是这一模型内部决定的变量。此时均衡价格得以决定，无须画蛇添足，引入甚么“价值”。       再者，如果反过来以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来标明“价值”，那么不难看到，仅仅需求（由于偏好或收入）的些微变动就足以影响“价值”，试问规定这样一个“价值”范畴究竟其意义何在呢？而若在“实际投入的社会劳动”之外引入“需要投入的社会劳动”（即所谓“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理论上的修补已不自觉地走向了均衡价格论。       不同的商品，其供给函数、需求函数的构造各不相同；换言之，即其供给曲线、需求曲线的形状位置各不相同（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本身即高度浓缩了大量的经济信息）。故此，所处的均衡点（市场价格、交易数量）也有不同。这就已经很好地解释自行车与小轿车的均衡价格之不同。     总之，所谓“价值”范畴，在理论上可能是多余的，甚至是矛盾的。“价格以价值为基础”，并无助于说明价格；而试图反过来以均衡价格标明价值，已有所偏离“价值”的本来定义，又不免有循环论证之嫌。至于所谓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过于含糊其辞，逻辑不清；严格表述应为价格变动是供求差额的函数，即ΔP＝Φ（D－S）。马克思还忽视了价格本身调节供求的巨大作用（更没有进一步考虑需求和供给对于价格的弹性），这也是低估市场力量的一个思想根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资金价格（即利息或利率）的决定，马克思却毫不犹豫地归之于供求关系，对于各种非劳动产品包括土地、文物之类价格也照此处理，这又不自觉地靠向了均衡价格论。在他那里，要么就狭隘地将非劳动产品甚至非物质产品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则更难从此出发全面、充分地描述现实经济运行。可见，劳动价值论是无法贯彻到底的，马克思本人也办不到。       （二）       劳动价值论忽视了效用的主观性和需求方面的因素。无论某产品内含多么大的劳动量，或耗费了多么高的成本，如果没有人要，就卖不出去。相反地，即使不含任何劳动量，不费成本的自然资源或任何其他东西，也可以卖上一个价钱甚至是高价钱。因此在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上，人们也曾广泛认为，只要有用的（无论用于生产或消费）就有价值，这是效用价值论的早期思想。古典经济学则认为这里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即效用并不是、也不决定交换价值。       古典经济学常以水为例，其对于人用处极大，没有水喝就会渴死，也就是使用价值或称效用极高，但交换价值却很低；与之相反的是钻石只是一种饰品，其使用价值相对较低，但交换价值却很高。这种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适得其反的现象，曾被称为“价值悖论”，并被劳动价值论者用来说明交换价值不能由效用决定，从而自认为已经批倒了效用价值论。       其实，对于“价值悖论”的合理解释，需要引入边际分析，区分总效用与边际效用。水的使用价值高应是指其总效用高，包括头几公升水的极高边际效用（保命水），但在水源充足的正常情况下，人们的每日消费量数以百千公升计，包括浇灌草地、冲洗汽车等等，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极低。而钻石因为极其稀缺，其边际效用很高，即便低于保命水，至少也要大大高于浇地冲车的水。在正常情况下，消费者决定多用水，乃是用在浇地之类的用途上，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同样低。若在大漠深处，水主要将用于维持生命，则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都很高。由此观之，“价值悖论”可以排除，其根源只在于概念不清。效用价值论经过改进可以安然度过这样一个逻辑困境，并被重新表述如下：在一般情形，影响选择的只是边际单位，故此交换价值由边际效用决定；当然严格地说并非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它值几元钱，而是其边际效用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相比的结果。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模型为：TU＝U  （X，Y）；PxX＋PyY＝M；利用拉格朗日方法，易得  Ux／Px＝Uy／Py＝λ（单位货币的效用）。　     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则为此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一些售价很低的生活必需品，如水、食盐等，需求价格弹性较大（在几何直观上即是曲线较陡），而价格很低，不难看出其所提供的消费者剩余很多或总效用很大。这还可以借助微积分的方法得到定量的结果。     当然效用价值论即便经过改进，仍然失之片面。因其侧重于需求因素，而忽视了供给方面的情况。这种片面性有如劳动价值论侧重于供给因素，而忽视了需求方面的情况。马克思的价值定义所隐含的一个推论是，同一单位的同种商品，其“价值”应当彼此相等。但这远不能解释需求曲线的弯曲形状，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则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边际效用递减以及稀缺性、机会成本均当视为经济学中的公理性前提）。我们承认效用的主观性，主观效用有其客观背景。主观的东西难道不可以客观存在吗？如果认为这就是“唯心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对此视而不见倒有不切实际的鸵鸟之嫌。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实物工资、实物福利、实物配给（往往伴以取缔或限制相应的市场）之类的政策，虽使得有关当局劳神费力，却远不如货币工资、收入货币化（当然同时还要开放自由市场以利选择）深得人心。计划经济的本质正是实物经济，其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也在于此。而若实行种种或明或暗的“双轨制”，其寻租空间更使得腐败横行，正如我们在中国现阶段所经常看到的。       （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布鲁的经典著作即是冠名以《价值理论》。此中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制度、技术和资源（例如完全竞争使得无人能够操纵价格，产权制度保证硬预算约束，生产函数抽象地表示了技术条件，稀缺性和机会成本代表了资源约束）；第二个层次是经济理性行为，例如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之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技术和资源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两者分别抽象为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第三个层次是供给与需求的交互作用，即均衡过程，均衡价格高度浓缩了经济中诸方面的信息。在德布鲁那里，从未明确定义究竟是效用还是均衡价格代表价值，他关心的是上述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运行问题。在其看来，古典经济学执著于“什么是价值”，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大有问题，它不是一个好问题，太过于幼稚和简单了。我则认为，德布鲁虽然立论恢宏，但对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尚未深入清理和击中要害，正如俗话所说“不破不立”，这里还是有不少理论工作需要去做的，本文为之作出了初步的努力。       德布鲁价值理论的最高成就是采用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定理证明经济中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与稳定性，以更为精密的形式重新表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可促使诸商品和要素各得其所各取所值，从而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人尽其才，实现全社会的帕雷托最优。只要保证了必要的前提，即产权、竞争和价格自由伸缩，则均衡是必然的趋势；到那时可以谈得上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正如司马迁写到：“……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第1页）。     现实的问题是政府经常扮演一些蹩脚的角色。仅以政府价格管制为例，政府采取限制价格政策将导致短缺和抢购，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却无法根除黑市交易；若采取支持价格又导致过剩，政府将被迫收购其差额部分。正所谓“两面不讨好”，长此以往经济运行只能处于较低水准，并提供了寻租空间必然导致腐败。又假如政府定价旨在符合其可能的“价值”或“均衡价格”－－这种说法比较美妙动听－－但是，政府限于其理性能力很难做到这一点，就算能做到，那么更无此必要来做（人为规定价格），因为既然市场可以轻松自如地做到又何必越俎代庖呢。这可以引申为计划经济（其不过是政府管制的极端形态）的一个悖论，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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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均衡劳动价值论


　　摘要:文章通过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四种价值理论,即亚当•斯密要素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价值论和马歇尔均衡价值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立统一中的嬗变过程和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异同的比较,提出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均衡劳动价值论”的新范畴。
　　关键词:均衡　劳动价值论　对立统一


　　“十五”计划建议提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本文打算把价值论的发展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比较,进而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变革所需理论依据初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均衡劳动价值论”的概念。


　　一、经济学说史上的四种价值论


　　按照历史和逻辑发展的轨迹,经济学说史上先后出现了四种不同定义的价值范畴。
　　1.生产要素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亚当•斯密认为,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二种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叫做交换价值。”他还断言,在原始社会,劳动是唯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
泉。”①
　　2.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方面,他认为“同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相等的东西”,“要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还原为一种共同物”,这个“共同物”就是“当作价值,一切商品只是凝固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传统政治经济学给价值下的定义是:“所谓价值,就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是有差别的。因此,传统观点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创造价值。
　　3.边际效用价值论。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效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商品价值的具体决定取决于效用和稀少性。维塞尔首先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主张边际效用决定价值。庞巴维克进一步指出,效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稀缺性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他说:“一切物品都有用途,但不是一切物品都有价值。一切物品具有价值,必须具有有用性,也具有稀缺性——不是绝对稀缺性,而是相对于特种物品需求而言的稀缺性。”③
　　4.均衡价格价值论。马歇尔认为,价值就是交换价值或价格。他说:“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④价值就是价格,它取决于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共同作用的均衡价值(价格)。马歇尔以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价值论为前提,认为供给价格的决定因素是生产费用的高低,需求价格的决定因素是边际效用的大小。


　　二、四种价值论在对立统一发展中的异同


　　上述四种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出现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价值论和其他三种价值论,也就是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是在对立统一中演进的,不仅对立的学派之间是如此,而且在同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中也是如此,它们之间既有对立,又有统一。
　　(一)相同之点
　　1.内容相同。都是研究商品价值(价格)的决定或价值的源泉。
　　2.制度背景相同。都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
　　3.理论结果相同。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4.理论价值相同。都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珍贵遗产,也是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需要继承和发展。
传统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要素价值论是庸俗的。我认为,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都是科学的理论,而把马克思的理论教条化、宗教化才是庸俗的理论。新经济时代昭示人们:西方经济学说史应当改写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应当改造了。历史的覆辙决不可重蹈,不必学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除百家;必须百家争鸣,百家不是两家,不能搞一家独鸣;也不能搞任何“凡是”,必须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破除历史偏见,摒除政治谬见,抛弃学术陋见,才能创造出政治经济学的春天,才能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春天。
　　(二)不同之点
　　1.视角不同。(1)要素论和劳动价值论是从生产者供给角度研究价值。后者从前者衍化而来。威廉•配第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一般认为他是劳动价值论的首创者,因为他率先提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的观点;但是他又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⑤这一为马克思所首肯的著名命题,其实这应该叫做“二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是要素价值论的滥觞。亚当•斯密发展了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⑥但是他又把配第的劳动、土地二要素论发展成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后来到了萨伊,他在斯密生产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以“物品效用是价值的基础”的理论为基点,认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⑦,这就是被马克思所嘲笑的“三位一体公式”。要素价值论是多元价值论。马克思继承劳动价值论的路线,把古典学派的要素多元价值论改造成为劳动一元价值论。他区分了价值和价格,提出了商品二重性的观点,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其价值的二重性,从而证明人类劳动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要素,资本、土地等非劳动因素只能转移价值,不能创造价值。(2)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研究价值,以效用即消费者的主观评价作为价值决定的根据。因此,边际效用价值论又叫主观价值论,而生产费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叫做客观价值论。(3)均衡价值(价格)论是从生产者的供给和消费者的需求或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研究价值的决定。马歇尔综合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不区分价值和价格,把价值范畴明确地定义为交换价值或价格,提出了供给结合需求研究价值的均衡价值(价格)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是由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共同决定的。供给价格以生产费用价值论为基础,它是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价格高低由边际成本即边际生产费用决定;需求价格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它是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价格高低由边际效用决定。
　　2.理论目标和方法不同。劳动价值论运用抽象分析方法,理论目标在于创立揭示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剥削实质的剩余价值理论,为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提供理论依据。可以说,商品价值的二重性决定于劳动的二重性,因而只有人类抽象劳动才是价值唯一源泉的劳动一元价值论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而且主要目标在于从经济学的结论引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结论。均衡价值(价格)论(四要素价值论)作为多元价值论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理论目标在于通过边际费用和边际效用分析,从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角度,研究由供给和需求双方决定商品价值(价格)的规律。多元价值论从其本身不能引出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纯经济学的。
　　3.反映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逻辑和历史是统一的,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任何理论范畴都是历史的抽象,价值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理论概括。生产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初期的理论反映;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均衡价值(价格)论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转向垄断阶段,或者说是市场经济趋向成熟时期的理论概括。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必然地反映在价值理论的发展变化中,生产要素多元价值论和劳动一元价值论的产生和发展就正好说明了这种情况。
　　4.价值计量标准不同。劳动价值论的计量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复杂劳动则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或者说,通过系数把复杂劳动换算成简单劳动。要素价值论是通过边际成本和边防效用来计量商品的价值(价格)。边际效用又分基数效用即用单位表示的效用和序数效用即先后排列的效用,而最普遍使用的分析方法就是作为序数分析基础的无差异曲线。简言之,“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⑧
　　5.前提假设和结论不同。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假设有社会阶段之分:在资本主义阶段是追求剩余价值的被人格化资本物化了的资本家,结论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资本家通过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追求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大公无私、全知全能的“道德经济人”,通过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生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要素论的理论假设是“理性经济人”,通过“看不见的手”追求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在追逐自己的私利时,同时又最出色地促进了社会利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道德经济人”假设带着理想主义色彩,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前提;“理性经济人”假设带着福利主义色彩,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价值论:均衡劳动价值论


　　任何经济时代都需要反映自己本质要求的经济范畴。我国处在以知识为内涵的新经济浪潮冲击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求的价值理论应符合以下要求:适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反映新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三个“有利于”的实现和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简言之,我国现阶段所要求的价值理论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要求的价值理论。我们以为,这样的价值理论,就是把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结合起来,二者劣势互消、优势互补的“均衡劳动价值论”。这个均衡价值论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既能反映按劳分配、又能反映按要素分配,既能反映价值的本质,又能反映市场竞争的供求规律,既能反映生产者偏好,又能反映消费者偏好,它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着的各个阶层的利益。具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映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时代要求,充分调动劳动、资本、土地和科学技术等一切积极因素,并通过市场予以优化配置,实现人尽其才、财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促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实现现代化。
　　第二,反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共同作用,二者密不可分——劳动离开资本,英雄无用武之地;资本离开劳动,有米无巧妇为炊。正如苏轼在他幽默的《琴诗》中所说的:“若言弦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如果理论上承认资本在价值创造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实践上承认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宪法上赋予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同等的法律地位,保障其权益,增强其安全感,不仅会大大地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给城市失业者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空间,而且会有力地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质性的突破,加快法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
　　第三,反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并重,随着新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反映由于承认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随着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资本与劳动关系因而发生变化的趋势,即由传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逐渐地变为新经济时代“劳动雇佣资本”的关系,具体体现在现代企业组织的治理结构中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第四,体现“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使“科学和技术第一生产力”发挥巨大的潜能,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创新精神。创新是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的天职,是社会生产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创新劳动是新经济时代巨大价值创造最充沛的源泉。
　　第五,反映产业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说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日益发展的第三产业同样地创造价值,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活劳动还是物化劳动、抽象劳动还是具体劳动,都同样地创造价值——能够制造有效用的产品或提供有效用的服务就是创造价值。
第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因为鼓励资本、技术等参与收益分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能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分配(传统分配方式既不能按劳动贡献分配,也不是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平均主义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20世纪末随着脑力劳动产品即电脑软件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大改变,人类已经开始从以体力劳动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历史发展阶段,进入了以脑力劳动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历史发展阶段。无论科研劳动还是管理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也曾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⑨由于劳动价值论具有双重属性,主要的是政治属性,这使我们现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陷入两难的困境:如果不坚持劳动价值论,那么就有反对什么什么之嫌,这就不能不使专家学者们望而却步,严重阻碍乃至窒息经济理论的发展;如果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论点,那么又面临着现实严峻的挑战——难以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不发展民营经济,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何在?经济增长的源泉何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参照系何在?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由此可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条化、宗教化、庸俗化,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势必给理论和实践带来极大的危害。事实上,经济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核心生产要素,或者说核心生产要素是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传统农业时代是土地和劳动,在传统工业时代是资本和劳动,在新经济时代是科学技术和知识,而在新经济气氛笼罩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资本、科技和知识。因此,劳动价值论必须随着新经济时代的诞生而赋予新的内涵。总之,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发展新阶段的起点上,价值理论应当而且必然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均衡劳动价值论能够反映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的根本要求,同时也能够体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jianmin

谢谢邱版置顶，这让我心里很慌，不知道能坚持多久，自己确实又不懂多少经济，只是东看西看了一些零碎文章。
资本论第一章
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
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2]。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3]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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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2]。
需要的性质，这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马克思竟然认为与问题无关，不予讨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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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营：这篇文章只是作了一些列举，没有更进一步的思考。）
论财富观
何党生 原创 | 2006-06-16 18:22 | 投票  
标签： 财富  
  
6月13日，我发表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钩要》一文。蔡厉先生言，深入而广泛地研究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制度变迁要比深入地注释《国富论》对中国更有意义,因为《国富论》是在这个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孤立地读《国富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是对的，念此我想写一点西方财富思想的演变，算是一个回应。也愿意将此文献给我的女神-----小宇先生。
财富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一个内容。正是隐藏在人类内心深处占有财富的欲望和这种欲望激发出来的不懈冲动，将人类一步步推向文明的征程，因此，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占有和使用财富的历史。在现代社会，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主流人群狂热地追求财富，崇尚经济成功。正是中产阶级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导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潮流，并不断地将消费推向一个新的高水平。
人类认识财富是从物的有用性开始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在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经济论》中就已提出理财观念，他给财富所下的定义已运用这一尺度；“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
稍后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也发表自己的看法：“真正的财富就是生活上的必需品”，即“对家庭和城邦(国家)有用的东西”(《政治论》)。
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在其名著《神学大全》中，首次把财富分成“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食物、牲畜、土地等属于前者，金钱(货币)属于后者。不过，他的财富观念更倾向于实物，而不是货币。
稍后法国的重农学派，也是注重财富的使用价值，即其物质内容。如重农学派的先驱者皮埃尔•布阿吉贝尔(1646—1714)认为“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否认货币本身是财富(《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费朗斯瓦•魁奈(1694—1774)亦认为只有物质本身增加，即使用价值的增加，才是财富的增加。在《谷物论》中，他把财富分为“实物财富”(消费性财富)和“货币财富”，并说：“决定国家财富多少的，不是货币财富的多少。”在《人口论》中，他进一步更明白地说：“货币是在交易时同一切种类的商品财产的售价等价的财富。货币或金银(它们可以作为货币)本身绝不是消费性财富，因为货币可以说只是贸易的工具。”据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农业部门生产出的剩余产品——“纯产品”，才是一国新增加的财富。即使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1723—1790)那里，所谓的“国民财富”，仍是指一个国家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继承了斯密的有关思想，从物质(使用价值)方面加以强调，认为亚里士多德给财富下的定义是十分正确的，他说，财富是“为日后需要而保存起来的东西，而且只是由于这种未来的需要．财富才有价值。”(《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与李嘉图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同样把财富看作“对人类必要的，有用的和适意的物质东西”(《政治经济原理》)。
15世纪重商主义的时代出现了货币形态为主导的财富新观念。进人15世纪，西欧的封建经济已趋于瓦解与分化，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和扩大，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把财富直接等同于金银或货币，在他们看来，财富就是货币(当时的货币是金和银)，货币就是财富。如孟克列欣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中说道：财富就是货币，就是金银，而商品流通则是获得金银的最重要的方法，对外贸易是一国财富增殖的源泉。
16、17世纪重商主义盛行之际，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多，货币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正是社会需求这一强大的报动力，使人们对金银的崇拜简直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像哥伦布所形容的那样：“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人天堂。”由于对金银货币的极端推祟，重商主义者多受后人垢病。客观地说，他们的错误，在于把金银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在于把对外贸易看作增加财富的唯一源泉。然而，从另一种角度看，他们病痛快快地把货币请进“财富的殿堂”，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至少，在财富的学说史上，我们第一次看到学者们名正言顺地把货币作为财富的形态载入典籍。我们知道，商业革命诞生了资本，进而催生了工业文明。而在资本的世界中，它首先表现为货币。诚如梁东黎先生所说：“资本是近几百年最有魅力、最有内容的一个词汇，作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的支点，资本也是人类在最近的历史中寻找财富的最大发现。”(《财富的发现》)而这一切，正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
中国人在绝大的历史时空中鄙夷财富的，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这种状况才稍有转变。而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就已在观念和实践上完成了财富观念的转变。中世纪西方人的财富观念主要来自于圣经的思想, 认为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积累财产与信仰上帝是对立的，财产越多离上帝越远，只有守贫才能接近上帝，世人应该学习基督，基督没有财产，他为了拯救人类，过着赤贫的生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金钱），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这些引文分别见于马太福音第六和第十九章。守贫斥富的观念得以在中世纪存在．有其客观的基础。中世纪是个财富不均的社会，《圣经》中关于财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财产平等的思想和对统治阶级不满的情绪。然而人们又无力改变社会的现实，所以只能把对尘世的希望寄托于天国，于是有了“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说法。这是守贫思想存在的一个原因。其次，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商品交换还很不发达，货币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这是守贫思想得以存在的又—原因。所以，中世纪欧洲对商业不赞一词，人们不能理解商人的利润是怎样取得的。教会和神学家认为商人不劳动，没有给产品增加任何价值，他们的利润是靠欺骗得来的，于是商业被认为是一种卑贱的职业。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富裕的市民阶层中首先开始重新评估财富的价值，因为他们最早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才能带给人以优裕的生活和社会尊严。他们认为发财与信仰并不矛盾，开始把发财与信仰协调起来。
而人文主义者则是从理论的高度，伦理道理的角度，来阐述财富的意义：
财富本身并没有好坏的属性，它不过是完成某种行为的工具；
财富是国家昌盛、文艺繁荣的基础，对它不应该轻视；
财富对学术活动有利，是哲学家的朋友，哲学家只有有了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从恐怖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才能潜心研究；
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没有财产，德性是无力的，哲学是经不住风雨的；
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拯救灵魂。
贪婪财富是一切事业的发动力， “人们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金钱，我们所有的人都充满着获取利润、获取更多的利润的欲望。如果弃绝了这个欲望，一切事业就会完全停止，要不指望获利，还有谁来从事任何一项活动呢?财利越明显，我们越愿意做任何的事，所有的人都在追逐财利，所有的人为了财利而努力.”又说:“如果你观察一下军事、商业、农业、手工业，或者所谓的自由艺术，原来，其中任何一项莫不为了得到钱，，为了金钱我们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 ，这实际上已经在财富观的基础上开始形成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啦。
为私人利益辩护，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道德的基础，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对于这一时代，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颂扬金钱成了冒险的商人，狡猾的银行家、精明的企业主等一批新的财富占有者的最根本的生活原则.在这一个时代，一部分人无限地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又必然地穷下去，贪婪由罪恶变成美德，贪婪者由祸国秧民的蟊贼变成歌颂的对象，把追求金钱看成是人类行为的价值。尽管如此，它冲击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批封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揭露了基督教关于弃绝尘世利益的伪善说教，它引导人们追求积极的理想，鼓励人们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把人类从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树立了人的尊严，着实比中国进了一大大步！！！
我国自古至今经济学及其思想贫乏，科举长期的统治着知识分子的心灵，既不是自由民主人权发生的国度，也不是科学、中产阶级、消费社会产生的国度。而近代西方的财富观已经进化到了价值形态的阶段。
从“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1623—1687)开始，财富思想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向，也就是出现了以“价值形态”为主导的财富新观念。，“价值形态”的财富观带有明显的形而上色彩.
“劳动价值论”
配第在《赋税论》中首次提出“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他有一句名言，形象地概括了自己的财富观：“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显然，在他看来，财富是由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的。重农主义的先驱者理查德•坎梯隆(1680—1734)继承了配第的思想，但他把财富的源泉主要归于土地，而把人的劳动看作是生产财富的形式(《商业性质概论》)。这一思想同样在雅克•杜阁(1727—1781)那里留下痕迹，他说：“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的来源。”(《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杜阁把魁奈所谓的“纯产品”看作是劳动利用自然力的产物，是自然对土地耕种者劳动的赐予。坎梯隆和杜阁虽然已看到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但毫无疑问，他们更侧重于土地这—自然因素，“劳动价值沦”有被扭曲的倾向。
亚当斯密(1723—1790)对配第以来的观点作了重新审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但斯密在说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时，又混杂着“三种收入决定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继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代表者大卫•李嘉图(1776—1817)又对斯密的观点作了补充。斯密在谈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时，没有涉及自然因素(土地)，李嘉图指出作为财富最终源泉时，除了劳动外还有自然因素(《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似乎又回到配第原来的起点上。同时，李嘉图还谈及资本问题，他对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作了区分，认为资本属于“过去的劳动”，但它并不创造新价值，而只是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给生产物。从配第到坎梯隆、杜阁再到斯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终于得到坚持。马克思是“劳动价值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而巳揭示了剩余价值来源于劳动力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对财富的来源作了科学的分析。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克思“劳动是价值(财富)唯一源泉”的观点，并未在西方经济学中占居主流地位。
  “要素价值论”
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待•萨伊(1767—1832)以“生产三要素论”探索价值的来源，认为资本、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了产品，因而也就共同创造了价值。其实，萨伊的“要素价值论”直接来源于在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思想，像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种“生产要素”，均被配第、斯密、李嘉图等人论及，只是没有被全部当作价值(财富)的源泉罢了。萨伊的理论应看作是对配第以来的“劳动价值论”的一次“反动”，因为他认为物品的效用决定价值，否认“劳动价值论”，如说：“物质不是人力所能创造，而物质的量也不会忽增忽减。地球就是由物质构成。人力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改变已经存在的物质的形态。所改成的新形态，或提供前此所不具有的效用，或只扩大原有的效用……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政治经济学概论》)萨伊的理论掩盖了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萨伊三位一体的“要素价值论“仍被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接受，成为主流思想。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西尼尔(1790—1864)对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作了发挥和引申，他认为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就在于三个要素，即“劳动、节欲和自然力”。“自然力”指的是土地，而“节散”指的是“资本”，是资本家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眼前消费的享乐和满足，把资本投入于生产(《政治经济学大纲》)。英国的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2)又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他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劳动、资本，以及由自然提供的原料和动力”(《政治经济学原理》)。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人威廉•罗雪尔(1812—1898)也完全接受萨伊的“要素价值论”。非古典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乔治(1839—1897)以及美国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贝茨 克拉克(t847—1938)也相继因袭了“要素价值论”。如乔治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共同生产财富，所以产品必须由它们三者分配”(《进步与贫困》)。克拉克也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了价值和财富，因而各要素都具有生产力，都是价值和财富的源泉，都应该从生产成果中获取相应的份额(《财富的分配》)。不言而响、萨伊的“要素价值论”．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观，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有关主观价值论观点略）
进入20世纪中叶后，西方又出现了以“知识形态”为主导的财富新观念。当然，这种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古典经济学语境中，“创造财富的东西就是财富”，而到了20世纪，财富概念又体现了另一种语境的转换，即由“是什么东西创造财富”变为“是什么东西能使财富增长”。
用现代的经济学术语说，财富增长就是经济增长．那么，按照逻辑推理．在当代经济学语境中，能使经济(财富)快速增长的东西就是财富。正是在这种语境转换中，“知识经济”进入人类的视野，“知识”也就成了财富排行榜上的新宠儿。随着发达国家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和知识社会转变，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越来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修正新古典主义使用的生产函数，将知识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直接纳入生产函数之中，并在经济增长的新概念中，确立知识的首要地位，以说明知识积累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jianmin

王清营注：这个家伙老了，文章很垃圾，他辨驳的是刘骏民“财富本质属性与虚拟经济”这篇文章，在下一楼，他在说，马克思怎么说，然后，刘符合不符合马克思，虚拟经济是什么，符合不符合马克思，所以是不是，

论财富

高峰
（南开大学 经济系，天津 300071）

摘要：在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财富的本质属性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讨论。有学者从马克思关于财富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属性的观点，推导出单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财富更能体现市场经济中财富的真正属性，认为虚拟财富也是真实的财富。但谈论财富的社会性与谈论财富的真实性并不是同一个命题。强调财富的社会性是为了说明财富的社会形式对财富的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强调财富的真实性则是要说明只有物质财富才是维系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基础。虚拟财富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经济功能并不能改变虚拟财富作为抽象财富的性质。虚拟财富自身不能进入人类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它们不过是对实际财富具有索取权的“法律证书”。只有认识物质财富与虚拟财富的本质区别，才能真正承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本质区别，正确理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互关系。
关键字：财富；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虚拟资产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学是研究关于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科学。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就把他的代表作取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无数经济学名著也在其书名中涉及到财富这个范畴。然而，究竟什么是财富？经济学家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在虚拟经济空前发展的今天，有学者重新提出如何认识财富的本质属性的问题， 刘骏民教授的论文“财富本质属性与虚拟经济”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论文发表了许多经过深入思考和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正确地论述了马克思关于财富具有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的思想，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的财富观，论证了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强调了虚拟财富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经济作用，等等。按我理解，刘骏民教授的本意，在于揭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经济行为的特异表现，探讨虚拟经济运转自身的特征和规律，这正是论文的理论贡献和深刻之处，的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论文在许多正确而深刻的理论分析中，也交错着一些在我看来值得商榷的论点，如认为：马克思的财富观是社会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财富观是物质的；单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财富更能体现市场经济中财富的真正属性；现代市场经济中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也能存在，价值创造不一定依赖于物质生产过程；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并不是“不存在”的，虚拟财富也是真实的财富；等等。这些观点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窃以为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

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时代，经济学家对财富这一范畴就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之前的两大主要经济学派。重商主义者把财富等同于货币或金银，认为只有金银等贵金属货币才代表真正的财富。一个国家是穷是富，决定于它握有的金银的多少，因而尽可能多地积累金银，便是一国致富的唯一途径。为此他们主张，应加强出口限制进口，通过贸易顺差而输入金银，以使国家变得富裕。这正是当时不产金银的欧洲国家主要采取的经济政策。
重农主义者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不但货币不是财富，甚至工业和商业活动也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中的土地产品才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只有“纯产品”，即农业总产品扣除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费用后的剩余部分的增加，才意味着一国财富的增长。由此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活动是生产性的，只有土地所有者和土地耕作者是生产阶级；而其他经济活动都是非生产性的，商人、制造业者和制造业工人都是非生产阶级。这样，重农主义把财富从产品的价值形态还原为产品的物质形态，尽管它是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观点下的还原，并且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包含着许多明显的谬误。
由威廉•配第为发端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批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基础上，继续了对财富概念的这种还原。配第并没有前后一贯的财富定义。但当他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  这句曾被马克思所引用和肯定过的话时，他实际上把财富还原为由劳动和自然物质相结合而生产的一切物质产品。亚当•斯密继承了这一思想，在《国富论》中，他采用了坎梯隆给财富所下的定义：“一个人是富还是穷，依他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程度而定。”又说：“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支付的首次价格，是最初的购买货币。用来最初购得世界上的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  在这里，斯密同样把一切物质产品都看作是财富；但在后一句话中，他显然忽略了自然因素也是物质财富的一个源泉。李嘉图肯定了斯密所引用的坎梯隆关于财富的定义，进一步指出：“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其所能支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多寡。”“如果两个国家所具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享受品数量上恰好相等，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同样富有”。  
以上的简单叙述表明，在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时期，经济学家对财富这个经济学基本范畴的认识，是从产品的价值形式转向产品自身，并从某种特殊的物质产品转向产品一般；从而对创造财富的劳动的认识，也从某种特殊的劳动形式，转向一般的具体劳动。马克思把这种理论认识的演变看作是巨大的进步。他总结道：“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外在于自身、存在于货币中的物。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形成了他对财富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所进行的社会生产活动，因而作为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财富也必然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二重属性。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财富由物质产品构成，多次提到“物质财富”、“实际财富”和“财富实体”等概念。指出：“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 “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财富具有社会性质。这种社会性不仅包括与自然界相对立的人类劳动和人类社会的意义，  不仅包括与私人性相对立的为满足他人需要而生产的社会性的意义；而且包括与生产力相对立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意义，即财富必然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形式。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商品是财富的基本社会形式，作为商品本质属性的价值则体现了商品社会中最基本层次的生产关系，形成财富的社会本质。  由于商品经济中价值必然在货币（金银货币）上取得自身的独立存在形态，于是财富的物质性质与社会性质的对立，便外化为普通商品与货币商品的对立。“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另一方面，货币又是物体化的财富形式，而与构成财富的一切特殊实体相对立。… 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反，货币是同它们相对立的一般财富形式，而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则构成财富实体。”  
上面的分析只是想说明，把财富看作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物质财富概念，在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体现了一种经济思想的进步，也并非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特有。马克思的财富观并不只是社会的，他首先肯定了财富的物质性质，同时也指出了财富必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形式。

                                   二

到目前为止本文有关财富问题的论述，经济学者可能不会有很大分歧。大概没有人否认马克思有关财富二重性的论点。现在问题来了。既然财富具有二重性质，那么哪重属性是财富的本质属性？这正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有必要明确关于财富性质的两组概念：
一是物质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区别，
二是实际财富与抽象财富的区别。
这两组概念所要说明的问题显然是不同的。
就财富的物质性质和社会性质来说，马克思强调了财富的社会形式代表着财富的本质，并认为这对理解财富的运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财富观上对斯密的肯定和对李嘉图的批评，就鲜明地表明了这种观点。斯密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仅仅把财富看作是物质的。实际上，他在采用了坎梯隆关于物质财富的定义后，便着重探讨了作为资产阶级财富形式的价值概念，并详细论述了如何通过扩大劳动（生产劳动）来增加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尽管他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错误与混乱。马克思曾以肯定的语气评论斯密对财富的认识：“亚•斯密同重农学派相反，重新提出产品的价值是构成资产阶级财富的实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价值摆脱了纯粹幻想的形式——金银的形式，即在重商学派看来价值借以表现的形式。”  而李嘉图，当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正确地批评萨伊对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混淆，以及斯密关于“一个人的贫富必然取决于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时，却把财富单纯等同于使用价值而看掉了它的社会形式。 正是这一点招致了马克思的多处批评：“在他那里，也是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理解为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 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正如财富本身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在李嘉图那里表现为财富物质存在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一样。因此，李嘉图不理解资产阶级财富的特定性质，这正是由于这种性质在他看来是一般财富的最适当形式。” “李嘉图在这里是说，财富只是由使用价值构成。他把资产阶级生产变成单纯为使用价值而进行的生产，这对于交换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见解。他把资产阶级财富的特有形式只看成一种不触及这种财富内容的表面的东西。”
马克思在上述评论中强调财富的社会性质，正是反映了他的一贯的思想，认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是决定社会性质的东西，对财富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批评罗西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的忽视时指出：“罗西以为‘交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当问题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式才是重要的。…这些形式对于物质财富本身是有决定作用的。”  他甚至强调：“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财富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的；在商品社会中，价值是财富的本质属性。但这是就财富的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而言。而当马克思谈到财富的现实性与抽象性时，他则认为，只有物质财富才是实际的财富。
在商品社会中，如前所述，价值体现了财富的本质，并在货币（金银）上取得了自身的独立表现形式。那么，马克思是怎样看待社会的物质财富与金银货币的关系呢？他说：“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消费。这是固定在充当单纯的流通机器的形式上的社会劳动。除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束缚于这种非生产的形式之外，货币的磨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 它是社会财富中必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 这种观点和斯密显然一脉相承。马克思把货币称为“流通机器”，斯密则把货币称为“流通巨轮”。他说：“一定数量的非常有价值的原料，黄金和白银，一定数量的非常精巧的劳动，不是用来增加留做直接消费之用的资财，即个人的生活资料、便利品和娱乐品，而是用来维持这种伟大而昂贵的商业工具”，“虽然要通过货币来使社会全部收入在社会所有成员间进行经常的分配，但货币本身却不是这种收入的一部分。这个流通的巨轮与通过它来流通的货物是不同的。社会的收入完全是由这些货物组成的，而不是由使它们流通的轮子组成的。”  马克思和斯密的这些话表明：能够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物质产品才是现实的财富，货币（甚至本身具有价值的金属货币）不构成社会的现实财富，但它要占用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其磨损则意味着现实财富的扣除。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密在《国富论》中把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准重商主义，嘲讽他们想通过把不必要的金银数量引进或保留在国内来增加国家财富的企图，就像迫使私人家庭保留不必要数目的厨房用具以增加其快乐的企图一样可笑；而在批评了重农主义者的观念过于狭隘和偏窄后，却称赞他们下述思想的公正性：“国民财富不是由不能消费的货币财富组成的，而是由社会劳动每年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组成的。”  
从什么意义上说只有物质财富才是真实的财富呢？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只有物质财富才能进入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常识告诉我们，只有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物质财富，才能满足人类社会的各种需要，从而构成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基础。货币作为价值的物质代表和财富的社会化身，尽管在商品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最具有财富象征的东西，成为人们和企业追逐的最高经济目标；但归根到底，货币仍不过是虚幻的财富。说它是虚幻的，不是说货币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也不是说货币不能随时转化为各种物质产品，而是说货币自身在直接形态上不能进入人类的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它只有转化为物质产品，才变成现实的财富。所以马克思说：“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即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的是整个实际财富界。货币是实际财富的纯粹抽象，因此，保留在这种抽象上的货币只是一种想象的量。在财富显得是以完全物质的，可感觉的形式本身存在的地方，财富仅仅存在于我的头脑里，是一种纯粹的幻想。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 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了，谈论财富的社会性与谈论财富的真实性并不是同一个命题。强调财富的社会性，是为了说明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财富的社会形式对财富的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强调财富的真实性，是要说明只有物质财富才是维系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试图从马克思关于财富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价值在商品社会中是财富的本质属性的论断，推导出价值及其体化物或各种价值符号（如货币或其他价值凭证）也是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真实的财富，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三

马克思的上述论点，对于认识当今时代市场经济中虚拟资产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马克思把还没有转化为实际财富的金银货币看作只不过是抽象或虚幻的财富时，严格说来，金银本身还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物质产品。金银如果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金银饰品或其他使用价值被提供到市场上，它也会成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实际财富的一部分。但金银一旦成为货币，它就不再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不再构成现实财富的一部分；而金银货币的磨损还意味着社会已生产出来的一部分物质财富的扣除。金银货币尚且被马克思看作是虚幻的财富，更何况那些自身没有价值的纸币、被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的有价证券、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中衍生出来的各种虚拟资产呢？纸币也好、股票和债券也好、其他各种虚拟资产也好，它们本身并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也不能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它们不过是一种价值“凭证”，执行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而存在。它们可能转化为各种物质财富，但其自身却不构成社会物质财富的本体，当然也不能成为社会的实际财富。因此，说虚拟财富也是真实的财富，显然是不正确的。
虚拟资产大体上包括三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马克思称为“虚拟资本”的东西，如股票、债券、国债等生息的有价证券；另一部分是虚拟化了的货币，如国家发行的纸币等；再一部分是与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相关的各种票据，它们也常常作为货币来流通。马克思之所以把股票、债券等称为“虚拟资本”，是因为它们不过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纯粹是幻想的”。对于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来说，它的“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  
可见，虚拟资本当然不能构成社会的实际财富。虚拟化的货币与虚拟资本有所不同，它们是价值符号，主要执行交易媒介即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也会执行货币资本的功能。货币作为货币资本起作用，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起作用时一样，并不会改变货币本身仍然只是抽象财富的性质。货币资本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要素或转化为商品，在它的所有者手中也同样会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在金银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时是如此，在纸币作为货币资本时当然更是如此。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几种虚拟资产虽然有所区别，但却有着共同的性质，即都不过是对实际财富具有索取权的“法律证书”。马克思曾经把货币看作是“实际财富或生产力的转让凭证”。  在论述资本为扩大再生产而必须进行货币资本的积累时，马克思指出：“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还可能只是价值符号，… 或者只是由法定证件确认的资本家对第三者的索取权（法律证书）。不管这种追加货币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在所有这些场合，只要它是未来的资本，它就是资本家对社会未来的追加的年生产所持有的追加的和备用的法律证书。”  在这句话下面，马克思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汤普逊在《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的两大段文字。其中写到：“在所谓的积累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而只是法律证书，对社会未来的年生产力的索取权，即在不安全的措施或制度下产生并且永久化的法律证书”。  马克思的这些话和引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些虚拟的资产只是对实际财富具有索取权的法定的凭证，它们只是名义上的财富，与实际财富是有本质区别的。
虚拟资产作为名义财富与实际财富的区别，还表现在它与实际财富相对独立的运动上。虚拟资产特别是其中的各种证券，与实物资产的定价完全不同。实物资产的价格是其价值的货币表现，因而是由资产的内在价值决定的，当然也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各种证券作为虚拟资本，没有内在的价值，它们的价格不过是证券收入（如股票的股息）的资本化，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各种证券预期收入的贴现值。因此，它们的价格不仅会由于预期收入的变动而变动，而且还受到利息率的变动，以及一切影响有价证券供求关系变动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投机活动或巨大的经济波动）、心理预期和其他事件的影响。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虚拟资本从而虚拟资产的“价值”波动极为剧烈，并且可能完全脱离它们所代表的实际资产的价值。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 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象的财富，按照它的原来具有一定的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而且，“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  虚拟资产的“价值”无论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都决不直接意味着实际财富和实际财富内在价值的增加和减少。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经济的虚拟化发展，虚拟资产已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绝大部分的比例，在社会经济中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虚拟资产不管占有多大的比重和具有多大的经济作用，也不能改变虚拟资产作为虚拟财富或抽象财富的性质。一物的数量多少与它的性质无关。马克思曾经谈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 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 ，… 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虚拟资本已在银行资本中占有绝大部分比重的事实并不能改变虚拟资本作为虚拟财富的性质，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虚拟资产急剧膨胀的事实，当然也不会改变虚拟资产作为虚拟财富的性质。在今天，随着虚拟资产的规模空前扩大，虚拟资产的种类越来越多，许多虚拟资产的虚拟性更为显著（如由货币、票据、债券、股票等原生金融资产派生出来的衍生金融资产，像各种金融资产的期货、期权合约，甚至各种指数的期货、期权和约等），只能说虚拟资产作为虚拟财富或抽象财富的性质更加突出，虚拟财富的 “价值”变动和交易量与实际财富的内在价值变动和交易量的脱节程度更为剧烈。看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股票市值的飞涨和随后在本世纪初发生的急剧下降吧。从1994年到2000年第一季度，美国家庭握有股票的市值从4.1万亿美元飞速上涨到12.7万亿美元；到2001年第一季度，则反过来剧跌到8.8万亿美元。美国这种虚拟财富名义价值的大涨大落真的意味着美国社会实际财富及其价值的急剧增大和急剧缩小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美国社会实际财富的近似的衡量，不过从1994年的7.3万亿美元稳定增长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9.2万亿美元。  虚拟财富的“价值”及其剧烈变动与实际财富的脱节程度，在这里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怎么能够把虚拟财富看作是真实的财富呢！

                                    四

当我们强调虚拟资产或虚拟财富是与实际财富本质不同的名义财富时，有几个问题是必须着重说明和澄清的。
第一点，阐明虚拟资产作为名义财富的性质，决不意味着否定或低估虚拟资产的经济功能，相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虚拟资产的经济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货币，还是与信用相关的金融凭证和金融资产，或是各种有价证券以及由其派生出来的虚拟资产，都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经济工具。这些虚拟资产作为名义财富，虽然要占用和耗费一部分实际财富，但其作用决不是消极的，它们不仅作为实际经济过程的必要条件而存在，并且会促进实际财富生产的扩大。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使它成为商品流通的“巨轮”，它作为货币资本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前提条件，货币的虚拟化更有助于实际财富生产的扩大。马克思在谈到与实际生产要素并存的货币资本的作用时曾说：“不能把这种货币价值看成是限制这些东西的。通过它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它和外国进行交换，生产规模就能扩大。”他指出：“每年耗费在金银这种流通工具的生产上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总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何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非生产费用，使一定量可能的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一定量实际财富，不能供社会利用。在生产规模不变或者生产扩大程度不变时，只要这个昂贵的流通机器的费用减少，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所以，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 他甚至说：“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 显然，不能存在。”  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及各种信用工具在扩大再生产中的职能是人所共知的。至于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和相关资本市场，不仅是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而且有利于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的经济，与货币和信用工具等虚拟资产紧密相关的金融业已经成为集中反映和调节整个经济运行的神经中枢，并在推动国民经济运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分散社会经济风险等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不过，一种经济事物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是两回事。虚拟资产的经济作用无论多么巨大，也不能改变它作为虚拟财富的性质。反过来说，从理论上阐明虚拟资产作为虚拟财富或名义财富的性质，并不必然会“误导”人们忽视或低估虚拟资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极其重要的经济作用和经济意义。
第二点，虚拟资产作为名义财富的性质，也决不否定虚拟资产所具有的占有实际财富的社会权利。货币作为价值的代表和体化物，自然具有随时转化为货币所有者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能力，虽然其数量要受到所持有的货币量的限制。而各种虚拟资本和虚拟资产，它们既然是法律凭证，便可随时按照行情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虚拟资产持有者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可见，虚拟资产虽然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是虚拟财富或名义财富，但它转化为实际财富的能力却是完全真实的。对这一点不应有任何误解。但须指出的是，虚拟财富转化为实际财富的能力虽然是真实的，但这种转化能力却是不稳定的。货币的币值可能波动，各种虚拟资本的价格更是会发生剧烈的变动，从而使一定量虚拟资产转化为实际财富的能力出现巨大的变化，这又反过来对实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在社会资产中所占比重越大，这种变化及其造成的影响也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日趋虚拟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的不稳定性日趋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有价证券价格的大幅度涨落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被现代经济学称为财富效应。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股票价格飞涨时居民消费的空前旺盛反映了股市的正的财富效应，而随之而来的股市暴跌对居民消费的制约则反映了股市的负的财富效应。当然，这种负的财富效应对富人和穷人生活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比尔•盖茨的私人财富从去年的528亿美元下降为今年的407亿美元，不会对他的家庭生活产生丝毫影响；但一个普通工人的个人财富如果从8万美元下降为2万美元，必将使其家庭陷入绝对的贫困。
还应看到，虚拟资产作为法律证书所具有的转化为实际财富的社会权力，为大资本掠夺社会财富开辟了新的途径。产业资本家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还需要投资于实际经济部门，从事物质产品或劳务的生产；而大金融资本家通过操纵资本市场进行金融投机，即可在虚拟资产形式上获取暴利而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马克思在19世纪时已经看到这一点。他指出：“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  在当今虚拟经济空前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金融资本家的经济实力，他们从事金融投机的手法和规模，以及资本在国家间流动的速度，都是19世纪根本无法比拟的。经济的虚拟化和经济的全球化结合在一起，为大资本攫取剩余价值和社会财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大资本不仅在发达国家内部操纵金融市场获取暴利，而且伺机攻击某些发展中国家薄弱的金融市场来掠夺它们的财富，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取款机。如果说，传统的资本家为获取剩余价值必须首先创造剩余价值，为占有社会财富必须首先创造社会财富；那么，现代的金融巨头已对物质生产和创造财富不感兴趣，他们专注于通过金融炒作和金融投机，去占有社会已创造出来的现成的剩余价值和物质财富。当然，金融巨头像任何资本家一样也有失手和亏损的时候，但总的说来，他们掠夺社会财富和集中社会财富的能力是空前未有的。这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新阶段在剩余占有方式上的一个新特点：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金融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形式。
    第三点，作为维系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的物质财富这个范畴，对其内涵与外延也应有新的认识。斯密把物质财富限定为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等有形产品，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限定为生产有形产品的劳动，显然是不对的。马克思说：“使劳动成为‘生产的’或‘非生产的’劳动的，既不一定是劳动的这种或那种特殊形式，也不是劳动产品的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不管这个使用价值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还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  对于使用价值，马克思明确指出它有产品和服务两种形式。“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  既然马克思把物质财富界定为能够进入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具有产品和服务两种形式，因此，一切能够进入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产品与服务都应属于物质财富的范围。  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生产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服务劳动环节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服务部门；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和趋向更高层次，有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使用价值进入个人消费或代替产品进入个人消费。这都使得服务相对于产品在社会生产的实际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日趋扩大。例如美国的国民收入帐户即把个人消费分为三个类别：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服务。因此，在当今的资本主义时代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物质财富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相应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在广大的第三产业中，不仅商业部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具有生产性质，而且那些生产性服务部门和消费性服务部门，包括教育、卫生、旅游、文化娱乐部门等等，都应属于生产实际财富的生产性部门。那种把物质财富仅限于实物产品的观点，显然是狭隘的，尤其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
    第四点，把物质财富看作是维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实际财富，是就其与虚拟财富相比较的整体性质而言，并不意味着社会生产的每宗产品与服务都必然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必须懂得的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物质财富通常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是为他人、为社会生产的物质产品，它们只有经过交换才会转到需要他们的人的手里。因此，作为商品生产的一切产品（和服务），都要首先实现其价值，转化为货币，才能最终（或同时）实现其使用价值。在这里，货币作为价值体化物或价值符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物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凸现出来了，同时也体现了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和作为价值的社会财富之间的辨证关系。在商品社会中，实际价值的创造必须以使用价值的创造为前提，价值的实现必须以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符合社会需要为前提；但反过来，使用价值的实现又必须以价值的实现为前提，商品只有转化为体现价值的货币之后（或同时），才真正表现出它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  其使用价值才能实现。不过，商品与货币的这种相互纠缠的关系，并不会改变物质财富与虚拟财富的本质区别。
    既然物质产品只有实现其价值才转化为社会财富，既然商品的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具有首要性，那么能否由此推论，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也能存在，价值的创造不一定依赖物质生产过程，价值既存在于实体经济中也存在于虚拟经济中？我觉得这种推论难以成立。不错，虚拟经济中的投资或投机，的确可能创造出收入或利润甚至是巨额利润，这些收入或利润当然是市场经济所承认的价值，一当实现为货币便可购买任何物质产品或服务。这在市场经济中绝对是真实的。然而，这种真实只对单个资本或单个投资者才存在。从社会总资本的观点看，只要虚拟经济中的交易没有促进实体经济的扩大，物质财富及其所包含的价值总量就不会有任何增加。虚拟经济中所创造的收入和利润，与其说是社会价值或真实财富，不如说是社会价值和真实财富的占有权。虚拟经济中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并不直接意味着社会的物质财富及其价值的创造，而可能只是重新分配和占有社会现有物质财富及其价值的手段。

                                     五

    也许有学者认为，既然市场经济中价值体现了物质财富的社会性质，货币又是价值的独立表现形式，商品只有实现其价值才转化为社会财富，因此，区别实际财富和虚拟财富，似乎不过是纯粹的概念之争，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其实不然。这种区别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在理论上需要说明；同时，承不承认这种区别，会在实际经济分析和经济实践中产生重大的差异。
首先，只有认识实际财富与虚拟财富的本质区别，才能真正承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本质区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财富及其交易虽然是实际财富再生产过程所必不可少的，并且会促进实际财富再生产的扩大，但是，由于虚拟财富只是一种名义财富，它的运动本身不可能创造出实际财富及其价值，因而以虚拟财富的运动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终究不能代替以实际财富运动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相反，如果认为价值可以脱离使用价值而存在，价值的创造不必依赖物质生产过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一样可以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否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本质区别，即使承认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概念或许更多地是着眼于它们的形式差异和运行特征的差异。这可能导致忽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危害。
    正确理解实际财富和虚拟财富的本质区别和相互作用，也才能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互关系。既然实际财富和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中虚拟资产及其交易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实体经济运转的需要，并服务于促进实体经济，因此，虚拟经济的扩大应以在总体上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原则。由于虚拟经济不直接创造财富和价值，虚拟经济的畸形膨胀便可能因过多占用社会资源而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并由于虚拟经济领域易于滋生投机狂热与泡沫而大大加剧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则会更严重地损害实体经济。同时，虚拟财富的运动不论有多大的相对独立性，不论扩张到多么巨大的规模，也不论它自身具有如何特异的规律，但归根到底，它仍旧是由实际财富的再生产过程派生出来的，并最终要受到实体经济运动的一定程度的制约。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虚拟经济泡沫及其破灭后的深远后果，90年代美国空前的虚拟经济泡沫以及随后发生的泡沫崩溃，还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虚拟经济泡沫破灭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等等，或许可以看作是上述分析的生动的注解。
其次，从微观角度看，企业只有认识实际资产与虚拟资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本质区别和相互作用，才可能制订正确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方针。市场经济中的大企业大都采取股份公司形式，这些企业的价值二元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价值和股票等虚拟资产价值。公司不仅通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和尽可能大的规模，还力图使公司股票的市值尽可能上升。公司价值的二元化导致公司经营目标的二元化。  由于企业的虚拟价值是从企业的实体价值中衍生出来的，它在反作用于实体价值的同时，也可能脱离企业实体价值而过度膨胀、但最终不得不收敛于企业的实体价值。因此，企业必须把基点放在实际资产的经营上，努力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使产品符合市场需求，以增加企业利润和扩大企业规模。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有效的资本经营，才可能使企业的股票价格在长期内稳定上升，进而利用后者来促进企业生产的扩大。
相反，如果企业以为虚拟资产的经营能够直接创造价值，并能够脱离实际生产而使利润无限增长，以至把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生产经营上而是放在所谓的资本经营上，甚至企图通过股票炒作和金融投机来赚快钱，其结果不但不能达到增加利润和提高企业市值的目的，反而大大地增加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弄不好还会导致公司的衰落和破产。近十年来我国不少上市公司就是由于这种错误的经营方针而走向衰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安然是在1987年由两个天然气管道公司合并而成，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对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放松管制的条件下，安然公司从一个动力生产商转变为其经营扩展到四大洲的能源经纪人。到90年代末，安然已在能源的现货和期货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同时经营着3000多种其他产品的期货与衍生物合约，2001年7月被《财富》杂志按前一年的交易额排名为美国第七大公司。然而，即使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也终究由于金融投机和财务丑闻而崩溃。这种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第三，从宏观角度看，只有正确理解实际财富与虚拟财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区别和联系，才能引导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富裕，其基础主要在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在于物质财富生产的扩大和积累，在于推动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生产效率、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和环境条件，以及与其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金融结构。因此，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政策的实施，宏观经济的调控，都应首先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依照专业化分工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小的国家，可以重点发展较多涉及虚拟经济的金融业，形成金融中心；但从总体上看，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则必须把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的增长之上。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制度的改革当然不可忽视，但应力图使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在大力发展金融业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金融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尽可能抑制金融领域中易于滋生的投机和欺诈，力求在金融效率和金融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坚持上述认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在虚拟经济空前发展的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金融资本已经处于支配地位，并利用金融全球化趋势积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以为通过金融领域的全面开放和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即可引入大量资本加快财富的生产和经济的增长，而不着力解决实体经济中的许多根本问题以促进实际经济的增长，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其结果，不但不能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反而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并使国家的财富大量被掠夺而陷入倒退与贫困。近十年来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提供了惨痛的教训，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
总之，从理论上澄清真实财富与虚拟财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是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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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凤荣.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企业成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Wealth

GAO Feng
(Economic Dep.,Nankai Univ.,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As the fictitious economy is rapidly developing today,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wealth is discussed again in academic circle. Some economists argue that the wealth purely taking the form of value embodies more clearly the real property of the wealth in a market economy, inferred from Marx’s thesis of social character being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wealth, asserting that fictitious wealth is also actual wealth. However, talking about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wealth is not the same proposition as talking about the real nature of the wealth. A special emphasis is put on social nature of the wealth in order to elucidate the decisive role played by the social form of the wealth on the movement of the wealth, while the reality of the wealth is emphasized in order to explain that only the material wealth can maintain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significant economic function of the fictitious wealth in a market economy can not change its nature as abstract wealth. Fictitious wealth, which enters into neither individual nor productive consumption, is nothing but legal titles with claims against actual wealth. Only knowing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material wealth and fictitious wealth, can one really recognize the essential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economy and fictitious economy, and understand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both.

Key Words: wealth; fictitious economy; material economy; fictitious assets


收稿日期：2003-05-20；
作者简介：高峰（1933-），男（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jianmin

财富本质属性与虚拟经济

王清营注：这篇文章有为虚拟经济正名的味道，先拉出马克思，重新定义了价值，再列举了几个例子，说虚拟经济是更重要的价值。总体说得还不太通，没有更进一步的说出，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用处何在，对国家振兴用处何在，对人生的幸福用处何地等
开大学虚拟经济研究中心刘骏民
摘要:关于财富的研究涉及整个经济的基础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人们的传统财富观是建立
在物质基础上,这种物质财富观正在受到挑战.其原因在于财富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就是其社会属性,在
市场经济中,财富的本质属性是价值的而不是物质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观念上将具有物质形态
的资财当作真正的财富的时候,又不得不将自己财富中的绝大部分以储蓄,债券,股票和地产等虚拟资
产的形式持有.这不是统计与理念之间的矛盾,而是理论错位所至.虚拟财富是更能体现财富本质属性
——价值属性或社会属性的财富.它的交易,创造以及流动等等不是仅仅因为它们影响了物质财富才有
意义,它们本身就直接体现着市场经济中各种行为的目的——价值增值.
关键词:虚拟经济;财富;虚拟资本
Key Words: Fictitious Economy; Wealth; Fictitious Capital
虚拟经济
经济学是研究关于财富性质和财富创造的学科.然
而,究竟什么是财富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当人们考
虑大气,地球资源以至宇宙中人类认知的一切事物的时
候,它们都是人类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中的绝大部分
却不会被计入当年的GDP.因为GDP只计入当年人们经
济活动创造的财富,即国民财富.那些潜在的,有用或
潜在有用的东西仅仅是潜在的财富,它们与人类的经济
活动尚无直接关系,不计入当年创造的国民财富.当货币
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时,增加的名义GDP或名义国民财富
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创造"的.但是,因
货币量增加而引起的名义财富的增量被看作是"虚构
的",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将实际GDP看作是
财富的真正代表.如果我们将实际GDP看作是国民财
富,它就不是劳动单独创造的.马克思引用威廉 配弟
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后指出,这
一财富概念用来表示使用价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用来
表示价值就完全错误了.显然,用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
GDP就是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马克思也同威廉 配弟
一样,认为它是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可以肯定的
是:无论名义GDP还是实际GDP都不是劳动单独创造
的.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学中沿袭前苏联的教材,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看作是劳动决定价值.但我认
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精髓是其指出了财富的社会性
质.简单的说是他将价值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
至于价值表现的关系是否仅仅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却并不
重要.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价值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应该是随着社会发展
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是最原始的
价值关系,也是最基本的价值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的
发展,它却不是唯一需要在交换中需要计较和计量的社
会关系.如果将劳动价值论的精髓理解为将财富的本质
属性看作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同时不再机械地将
价值的内容理解为唯一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就是今天指导我们认识新经济的钥匙.先让我们来回
顾历史上对财富性质的认识.
一,对财富性质的不同认识
在封建社会,人们对财富的认识比较简单,主要将
财富看作是物质的.虽然贵金属金,银已经成了财富的
一般代表,但是统治者和富有的人都将土地及其肥沃程
度看作是富庶与否的标志(它们与物产的丰富程度直接
相关),金钱仅仅是为了获得这些实际财富的媒介.在
欧洲,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重商主义兴起,他们认为
财富就是贵金属货币,不但个人而且国家都将贵金属货
18Nankai Economic Studies, No.5, 2002
币当作是追求的目标.于是,重商主义主张贸易出超,
以换取越来越多的贵金属货币.他们认为,贵金属货币
多了,国家就会富强.发达的海外贸易是资本主义最初
的曙光,而贵金属金,银成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则是资
本主义战胜封建社会最有力的武器.这时,对商人的鄙
视同时就是对金银等贵金属的蔑视,这在欧洲和中国商
业发达时期的封建社会都可以看到.它表明,在商品经
济初期,关于财富的争论就开始了.一方认为是物质
的,另一方认为是货币,是价值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认
为金钱是真正的财富的时候,封建社会的丧钟就敲响
了.但是在学术上,拜金主义者的代表重商主义却很快
就被打倒了.
与重商主义相对立,在法国兴起了重农学派,他们
将财富的概念缩小到只有"农产品"才是真正的财富,工
业品和贵金属货币都不是真正的财富.因此,他们认为
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工商业者不但"不生产",还
要分掉真正的财富——由农业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奎奈
著名的"经济表"就是为了说明这种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
级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同样的财富概念也导致了中国封
建社会长期的"重农抑末"思想.随后,亚当 斯密的
《国富论》将农产品的财富内涵扩大到了一切工业品及相
关服务上.在后来的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中,财富的内涵
不但包括个人福利,还扩展到了社会福利.至今,西方
主流经济学的财富概念仍然是历史沿革下来的"物质或
效用"的概念.效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与马克思的价值
概念完全不同,效用价值的"价值"概念是建立在"物与
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建立
在"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价值一
词的字面相同,但其内涵却完全是两回事.
从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到当代的各类微观和宏观
经济学教材,其财富概念都是物质的或效用的.国民财
富被分为名义的和实际的两类,实际财富是指"实际
GDP",即各种物质财富和具有实际效用的各类服务(包
括金融和各类其他服务).名义财富是用货币量衡量的
财富,其代表性的指标是名义GDP,名义财富会受到货
币供应量增加等等的影响,从而可能表现出与实际财富
不一致的增长率.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实际财富多少
才是衡量一个社会富裕程度的标志.财富的实际内容与
其价格无关,无论价格为何,当物质数量不变的时候,
财富的实际数量不变,因为100斤小麦的价格是100元还
是10万元无关紧要,真正的财富仅仅是100斤小麦.主
流经济学将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质看作是物质的,而将价
值看作是虚幻的,是"货币假象".当然,货币假象会对
实际经济产生影响.但仅仅是影响,财富本身却仍然是
货币假象背后的物质内容.这样,"实际财富"作为一个
物质概念,成为了主流经济学财富概念的本质.
当财富概念是物质的时候,人们将经济的本质看作
是物质的,这样,生产率提高就是经济增长最具本质意
义的方式.而生产率提高又依赖于高科技的发展.于
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就十分清楚:人类经济活动
的目的是物质财富(当然也包括通常所说的精神财富),
生产物质财富的是各种资源.而经济本质上就是耗费的
资源(投入)和产出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技术(生产函数)
关系.由于财富概念是物质的,而物质的生产不仅仅是
劳动一种要素创造的,物质财富是土地,劳动和资本共
同创造的.这样,土地,劳动和资本就需要补偿其各自
在生产过程中的消耗.也就是说,从物质角度看,收入
分配必须使这三种基本生产要素得到补偿.不管边际生
产力为基础的分配论在分配的论证上有多大的错误,其
逻辑上的合理性就在于其前提是将市场经济的看作是物
质(包括效用)的生产过程①.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
要诣.既然如此,那么经济活动就是人们利用"有限"的
自然资源,通过生产活动来满足人们"无限"欲望的过
程."生产什么 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就被看作是经济
学的定义.这样的理论对于产品经济是基本合适的,对
于工业化时期的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理论就越来越缺乏解释力了.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马克思独特的财富观.在马
克思看来,财富有其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在商品社
会,商品就是财富的基本存在方式.其物质内容是其能
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具体物理形态,其社会形式就是
其价值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
也就是说价值是广义财富(包括资本)的本质属性.马克
思曾赞赏奎奈的资本概念是与剩余价值相关联的.而在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通常使用的财富概念也是将耐用消费
品,机器设备(资本物)和房地产以及国外的债权当作有
形资产.这种资产概念相当于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但是
马克思不是将资本理解为"物"而是将资本定义为"能够
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
系.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将生
产过程看作是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同
①如果市场经济根本就不能理解为一种物质生产过程,那么所有
建立在这样出发点上的分配论就都是错误的.所以,边际生
产力理论实际上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理论——作者.
19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时将价值增殖过程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属性.而
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将物质生产过程看作市场经济中生产
的本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非
是从价值到价值增殖的一个逻辑和历史过程的统一.
财富的本质属性是物质的还是社会的,实际上是对
整个经济体系的理解:即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物质的(技
术的)还是价值的(社会的).将市场经济本质上看作是
一个物质系统还是一个价值系统将影响到一系列基础理
论问题.
二,物质财富观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将经济过程看作是一个社会过程和物质过程
的统一,而且,其本质是社会过程,经济活动不是物质
的,是社会的.与马克思的财富观不同,西方主流经济
学的财富观是物质的,因此主流经济学将整个经济学的
核心问题看作是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其中主要是自然资
源的配置问题.
让我们来考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财富观相悖的一
些现象.
首先,在市场经济成熟之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占统治地位之后①,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性衰退从来都
是因为其价值系统出问题而招致的,物质过程和技术过
程的问题从来只是引起个别麻烦,却不曾引起整个经济
的动荡.在价值系统尚寄身于各种产品上的工业化初
期,价值系统主要表现在价格系统上.在现代信用制度
产生以后,则表现在价格系统和信用关系这两大方面,
这时的信用关系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商品的价格
系统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二是企业与银行以及其
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信贷关系(其中与此关系密切的金融
资产价格与货币量的关系则格外突出).成熟的资本主
义是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发生经济危
机的时候通常表现出两方面的危机:一是价格系统出问
题,利润下降,收入下降,投资下降,需求下降,导致
生产萎缩,失业增加;二是信用系统出问题,银行坏账
呆帐增加,银行倒闭,头寸紧张,信用紧缩使得经济更
加不景气.在早期的危机中,价值系统出问题是最直接
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虚拟资产的价格成了更具影响力的因素,地产,金融资
产(都属于虚拟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导致的危机更加频
繁,影响力也更大.90年代以后由金融系统的波动造成
的金融危机,从而经济衰退,已经不再是偶然的,而是
经常发生现象.实际经济中价格系统紊乱引起的危机正
让位于信用系统紊乱引起的危机.信用关系是更纯粹的
价值关系,在市场经济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经济转化的
过程中,信用关系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中价值系统的核心
关系.这正是表明马克思财富观的正确,价值与价值增
殖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它们不但贯穿市场经济的始
终,从而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兴衰,也同时决定着市场经
济发展的趋势,决定了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次,在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的目标历来就不是
物质指标,而是其价值指标.在微观层次上,企业生产
的目的是赚钱,是价值增殖.企业之所以采用高技术并
不是为了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力,而仅仅是为了提高自
己企业的竞争力从而赚更多的钱.在宏观上,人们习惯
于用实际GDP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状
况.但是,在通货紧缩时,我们看到,实际GDP的增长
总是高于名义GDP的增长(无论增长率是正还是负都是
如此).比如说,实际GDP年增长率为4%,物价下跌的
幅度为5%,即通货膨胀率为-5%,这意味着名义GDP
增长率为-1%.这就是说,物质财富多了,其价值量
却少了.我国1997年末开始的持续三年的"通货紧缩"过
程中,我们看到了家电,纺织等制造业因为价格不断下
降所遭受的困境.这些行业的技术不断进步,产量不断
提高,这些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利益,技术优势仅是
在同行业竞争中比其他厂商更好一些罢了.他们的利润
在下降,经营更加困难.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无论劳动
生产率怎样提高,单位劳动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量
不变.最初,企业技术提高,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领先
地位,然后随着技术扩散,整个行业技术水平提高,引
起总行业创造的商品量数量增加,但单位产品价值量下
降,整个行业的物质产量增加了而价值创造却保持不变
或变化很小,甚至下降.人们消费的是效用,而企业追
求的却是价值增值,是利润.效用随同技术进步正相变
化,同步提高,而价值和价格一方面与技术不是正相
关,另一方面它还依赖于整个价值系统的运行状况.
显然,在市场经济中,决定企业行为的不是物质生
产,而是价值增殖.企业目的是赚钱,不是为消费者服
务,当二者一致时经营者尚可说是"消费者至上",当二
者产生冲突时,经营者唯一能够生存的选择是赚钱而不
是消费者至上,否则它就会被淘汰,市场经济中不承认
不赚钱的经济行为.物质和物质生产并不是市场经济的
①一般将第一次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看作是市场经济成熟的标
志,根据这样的认识,19世纪20年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走向
成熟的时期.
20Nankai Economic Studies, No.5, 2002
本质属性,价值和价值增殖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在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教材中,越来越重视名义变量
恰好说明了传统的物质财富观越来越不适应当代日益虚
拟化了的市场经济.
（还要说明，这种财富关是怎么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繁荣甚至是人类的繁荣的）
最后,人们持有的财富形式基本上越来越与物质财
富相脱离.表1提供了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家庭持有财富
中,金融财富所占的比例.当代美国人的财富中有82%
以上是金融资产,这还不包括地产在内.在银行的抵押
资产中,大约有70%以上是房地产.可见,虚拟资产在
发达国家的财富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
来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个人财富从简单的自行车,手
表,缝纫机到股票,存款,债券,房地产等占主要地位
的变化.收入越高,其财富构成中的虚拟资产就越大.
在微观层次上如此,宏观上也是如此,随着社会发展,
整个社会中的虚拟财富越来越大.我们使用"虚拟财
富",只不过是借用马克思"虚拟资本"中的"虚拟"一
词.它不是不存在的财富,相反,只有单纯以价值形式
存在的财富,才更能体现市场经济中财富的真正属性,
即市场经济承认的财富的本质属性——它的社会性.在
金融交易"无纸化"的今天,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自己
持有的股票,但是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它可以无
形,可以涨落,可以脱离它所代表的实际资产,却一时
一刻也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一整套价值关系.
个人财富中的物质财富比例越大,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
度相对越低;个人财富中的虚拟财富比例越大,个人对
整体社会的依赖程度越大.个人财富的虚拟化,把人们
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对整体经济状况的敏感
程度不断上升,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就是
市场经济的社会化.
三,财富的创造与经济虚拟化
财富的本质属性是价值的或社会的.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财富的创造越来越是价值的和社会的,离开了
人类社会财富就不成其为财富.一张存有100万元的信
用卡,一张价值100万的股票,当它们离开现代社会(如
到了一个尚存的原始部落),它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
不值.在人类社会从实物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早期,
价值还主要是依赖于物质而存在.所以,直到市场经济
进入工业化时期仍然盛行物质财富观.这种观点认为,
首先要有效用,然后才有价值,或先有使用价值然后才
有价值.而在经济高度虚拟化的当代,情况却完全相
反,是否有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价值,即市场经
济承认其价值,它有没有效用都无所谓.而一项使用价
值,一旦失去了市场价值,它就什么也不是,市场经济
会无情地淘汰它.（这个使用价值要重新定义，
什么是使用价值呢？可以用来购物，这不是使用吗？
这是使用的抽象化，不但是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万能的用）


例如,一项逐步失去应用价值的技术
及其设备,如果愿意,你可以继续使用,但它却不再有
市场价值,用它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去销售已经不可能
了,你可以在家里(如果你的家足够支撑这项技术)自产
自消(消费).又如指数期货,它不提供任何实际效用,
但是它却是实际存在,它的价值是市场经济承认的,靠
它投机赚得的收入确确实实是市场经济所承认的价值.
因为价值的本质是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关系,那么它可以
在实体关系的媒介中存在,如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也
可以脱离实体关系而存在,如观念中的股票及其与其他
金融活动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市场经济
中,财富的基本属性是价值,而价值可以存在于实体经
济中,同样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经济中.既然财富的本质
属性是价值的不是物质的,
那么虚拟资产就是最能体现财富本质属性的财富.
它没有物质"假像",不受"物质
生产过程的拖累",更多地是受到社会关系变化和调整
的影响(更少受物质生产过程的影响).因此,虚拟资产
并不是不存在的资产或虚假的资产,他们是最具市场经
济本质属性的资产,是市场经济承认的资产.
既然如此,财富的创造就是多方面的,即市场经济
中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股票和一切金
融资产的买卖等活动都与虚拟财富的创造有关.例如,
在实际GDP的统计中,本意是从物质财富概念出发来统
计当年国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有实际效用服务的数量.
但是,当货币政策导致货币量大量增加并流入股市的时
候,股票价格会猛增,交易活动增加,这些交易按一定
比例被直接计入当年的GDP,它们一方面表现为金融机
构的盈利从而按收入创造计入GDP;另一方面金融交易
的营业额,即金融交易的量(印花税按此缴纳)则以增加
值的意义被纳入当年的GDP,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与
股市中的炒作有关.经济越是虚拟化,虚拟经济就越是
可以直接创造GDP.中国2000年股票交易的印花税486
亿元就与股市1999年"5 19行情"以后的大牛市有关.
牛市冲天,金融交易计入GDP就多一些;熊市下,股市
创造的财富就少一些.此外,地产的交易也是如此.市
21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场经济不过是一套价值系统,从这个角度看,实际经济
不过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价值系统,而金融活动不过是
脱离了物质存在形式的价值系统.所以说虚拟经济体现
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它的真正意义在于价值增殖形
式与物质生产过程的脱离,也就是价值增殖的相对独立
化.显然,价值创造不一定依赖于物质生产过程,越是
脱离物质生产过程就越是可以省掉"不必要的麻烦",直
接用钱生钱已经是当代最普遍不过的事了.
（其合理性何在，还没有说明白，只是说已经存在了，
所以就合理，没有从大的视角来论证，尤其没有从经济发展，
国家强大，人性幸福的角度来论证）
坚持物质财富观,就必然得出结论:虚拟经济创造
的财富是"不存在"的.无论资本市场创造了多少个百万
富翁,他们不过是夺取别人钱袋里的钱.这种议论提出
了两个问题:一是零和交易问题,当牛市持续时,由于
资金增量介入股市等资本市场,名义上赚钱的比赔钱的
多.资本市场上存在零和交易,但不是完全的零和交
易.虽然赚的钱直接来自于资本市场中当事人的活动,
但与增量资金有关是不争的事实.二是资本市场直接创
造的价值有没有实际产产品对应的问题.
假定,经济中有1万亿的GDP(假定全部是物质产品),人们手中必然
有1万亿的收入,如果由于货币量增加,导致股市上涨并使
人们手中增加了1000亿的货币收入(减去零和交易之
后),财富是否增加了呢 按照物质财富观,财富没有
任何增加,不信就用所有的收入去购买商品,结果物价
会上涨1000亿,实际收入仍然是相当于原来1万亿GDP
的实际产品.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人们多余的
货币收入滞留在金融市场,物价就不会上涨.即人们的
名义收入11000亿仍然保持原来的分配比例:1万亿购买
实际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1000亿购买股票等金融资
产,就不会发生11000亿购买的实际产品相当于原来1万
亿的情况.这样,全部持有的股票等金融资产和人们用
收入购买的其它实际产品以及其手中的余留的货币就都
保持原来的价值不变,人们的总财富仍然是11000亿.
（没有明白，为什么不变？因为那1000亿没有流通？
所以，不会导致实物涨价吗？）
在市场经济中财富的名义价值之所以重要,因为人们谁
都不会只重视自己占有的实际物品是什么,而是更重视
这些物品的价值,以及纯粹以价值形式存在的各种财富
的增减.实际上,所有金融财富都必须有实物相对应的
命题就是错误的.

人们持有的虚拟资产越多,虚拟资产作为财富的意
义就越明显.当股市暴跌的时候,人们的财富不翼而
飞,就会产生心理恐慌,对未来预期黯淡.整个经济将
会因此而衰退.经济越是虚拟化,人们的心理就越是对
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初
期,由于价值系统还附着在实物系统上,不确定因素相
对于今天要少得多,人们的心里因素就相对稳定,心里
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而在经济高度虚拟化
的发达市场国家,心里因素的影响(即对未来的预期)几
乎已经成了经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美国2001年的9 11
恐怖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9 11以后美国政府和
货币政策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人们的信心,稳定
股市,包括停市3天,降息,道义劝告美国公民和券商
不要抛售股票等等.假如这种恐怖事件发生在非洲或亚
洲的落后地区和国家,而不是在金融,信息系统高度发
达的美国,特别是世界金融中心的纽约,就肯定不会产
生如此之大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虚拟资产的
意义越来越大,它影响所有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整个
经济的兴衰,将它看作是"虚构的","虚假的","不存
在的"将会误导我们对经济走势的判断,也会导致我们
忽视其在当代经济中正反两方面的功能.
虚拟财富是真实的财富,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
求,不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不管你是否愿意,市场经济
只认价值,价值增殖.但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一
回事,市场经济的好与坏则是另一回事.市场经济并不
是人类社会的全部,有许多问题是市场根本不能解决和
基本不能解决的.这就要政府或公共机构来做.例如,
高科技的发展就不可以完全靠市场经济.美国高科技的
发展有许多是政府在冷战时期,靠军备竞赛支撑的,计
算机和网络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的研制和最初的研究是
在不计成本不考虑任何回报的情况下,靠大量财政投入
进行的.而财政支持的各种科研活动中,只有少数能够
市场化.而市场经济中只有那些能够市场化的科技才是
财富.大国的社会进步不单纯是市场经济的发达,它还
要有发达的科技,市场对科技的发展有一定的刺激作
用,但市场不是科技主要的支撑力量.必须有政府,有
大量不受市场引导的科学家.市场经济虽然是我们必须
要完善的一个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等同
于社会进步,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往往与社会进步的价
值标准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才可能既依赖市场经济
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又要搞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亚当 斯密. 国富论. 商务出版社, 1994.
[2]马克思. 资本论. 人民出版社, 1975, (3).
[3]希法亭. 金融资本. 商务印书馆, 1999.
[4]凯恩斯. 货币论. 商务印书馆, 1986.
[5]成思危.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
[6]Mishkin US.Stock Market Crashes and Their Aftermath: Implications
for Moneytary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8992.
(责任编辑:柳欣)万方数据
财富本质属性与虚拟经济
作者： 刘骏民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研究中心
刊名：
南开经济研究
英文刊名：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年，卷(期)： 2002，""(5)
被引用次数： 31次
参考文献(7条)
1.亚当•斯密国富论 1994
2.马克思资本论 1975
3.希法亭金融资本 1999
4.凯恩斯货币论 1986
5.成思危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2001
6.Mishkin US Stock Market Crashes and Their Aftermath:Implications for Moneyt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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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财富只有通过影响消费量，才能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这一假设在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显然低估了财富
价值变化对经济个体决策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财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虚拟经济的波动问题，说明当经济个体考虑由财
富带来的效用时，虚拟资产的波动率要大于传统模型中得到的波动率，并与经验事实相一致。最后，本文希望能够成为虚拟经济微观基础研究方面有益
的尝试。
9.学位论文上官晓琴 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兼谈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 2005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虚拟资产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较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在国际市场
体系中，虚拟资产的交易已超过了实物商品的交易；人们的价值观财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持有大量的虚拟资产，且构成资产
的绝大部分。这些都表明，在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了以虚拟资产交易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实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虚拟经济也应运而生，且发展呈现方兴未艾的态势。虚拟经济是一柄双刃剑
，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泡沫，在一定的条件下演变成泡沫经济，并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伤害。在这种背景下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因此，在国内外虚拟经济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相关基本原理
，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虚拟经济的基本问题作深层次的探讨与论述。
10.期刊论文刘骏民.Liu Junmin 虚拟经济的研究及其理论意义 -东南学术2004,""(1)
虚拟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是将经济的本质属性看作是价值的,并将整个经济重新分类为:由成本、技术支撑的价格系统(即实体经济)和由观念和心理支
撑的价格系统(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是虚假经济,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实体,既有资源投入又有许多人就业,他们也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并被计入
当年的GDP.根据新的理论出发点,虚拟经济的研究将对利润的源泉,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理财行为、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以及国际货币等理论和政策问题提
出新的解释.
引证文献(31条)
1.吴剑解读广义虚拟经济[期刊论文]-管理学家－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2009(1)
2.徐京平虚拟经济浅析[期刊论文]-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5)
3.袁国敏试论虚拟经济统计核算的特点[期刊论文]-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8(8)
4.袁国敏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的构建[期刊论文]-统计与决策 2008(12)
5.杨春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及政策建议[期刊论文]-技术与创新管理 2008(4)
6.郑庆华.高端闯浅谈金融资产的虚拟性兼述新准则下其计量模式选择问题——从4.24股市资产日增上万亿元说起
[期刊论文]-现代商业 2008(18)
7.袁国敏论对虚拟经济进行统计核算的意义[期刊论文]-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8.何问陶.王成进消费视角下的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强波动性和"虚实背离"的一个解释框架[期刊论文]-社会
科学研究 2007(3)
9.许圣道.王千基于全象资金流量观测系统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监管思路[期刊论文]-中国工业经济
2007(5)
10.尹国平基于不同视角的虚拟经济观点综述[期刊论文]-云梦学刊 2007(1)
11.温新德.张俊勇.吴江浅析虚拟资本的信用本质[期刊论文]-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2)
12.何问陶.王成进从"储蓄约束"到"消费约束"——虚拟经济下的宏观投资决定[期刊论文]-财贸研究 2007(2)
13.王千中国虚拟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期刊论文]-经济纵横 2006(1)
14.陈祖华.朱庆仙金融全球化与经济虚拟化[期刊论文]-生产力研究 2006(7)
15.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期刊论文]-开放导报 2006(6)
16.林红斌正确认识虚拟经济演进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期刊论文]-金融与经济 2006(1)
17.蒋西军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关系[学位论文]硕士 2006
18.刘敏关于运用经济增加值评价中国上市公司财富创造的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06
19.刘骏民.王千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国际经济理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期刊论文]-中国
工业经济 2005(11)
20.李宝翼虚拟经济和虚拟财富的内涵--与刘骏民等学者商榷[期刊论文]-南开经济研究 2005(2)
21.马如飞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防范[期刊论文]-价值工程 2005(7)
22.刘骏民.王千中国经济的虚拟化过程及其相关政策[期刊论文]-改革 2005(10)
23.龚玉霞.吴育华大力发展我国虚拟经济[期刊论文]-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
24.刘忠江暂停上市公司分析与检验[学位论文]硕士 2005
25.马艳虚拟经济新增长逻辑初探[期刊论文]-学术月刊 2004(8)
26.张仁德.王昭凤虚拟财富与真实财富--与刘骏民教授商榷[期刊论文]-天津社会科学 2004(2)
27.黄荣英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期刊论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3)
28.李俊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研究[学位论文]博士 2004
29.李俊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研究[学位论文]博士 2004
30.廖湘岳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生成机理与防范研究[学位论文]博士 2004
31.陈祖华试论虚拟经济的价值虚拟性[期刊论文]-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3(4)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kjjyj200205004.aspx
授权使用：中央民族大学(zymzdx)，授权号：d7932ef2-a660-48d9-a8a7-9e1b015e7461

jianmin

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
北京大学 汪丁丁
一,引言
经济学在90年代最初这几年的发展实在是值得思考一下的.首先是美国《政治经济杂
志》1990年专刊号,以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Gary Becker)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
讨论了经济发展理论已经得到的成果和未来研究的可能课题.这一组论文标志了新古典经济
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概言之就是把原来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在经济增长的研
究中以索罗模型为代表)拓展到可以容纳长期变量(如人口,技术进步,政府开支,人力资
本积累和利率等等)的内生决定.随后杨小凯与博兰德(Jeff Borland)在同一杂志1991年
刊出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论文和1992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发表贝克尔等
人《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这两篇论文都是试图将劳动分工的"规模收益递增"
与"协调分工的成本"这两个因素的演变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研究.杨的文章引入张
五常的交易成本概念以描述协调分工的成本,同时在生产函数中使用了一种"学习过程"机
制来产生规模效益.贝克尔的文章则强调知识积累在分工深化和协调成本的均衡发展中的作
用.另一方面,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继1990年那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后又在
美国《经济透视杂志》1991年冬季号发表了一篇更清楚的文章,《制度》.其后,他在1993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制度,竞争与代议制》中写了一篇论述如何把制度学
化过程理论化的提钢,《迈向制度演化的理论》.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讨论了"组织"
与"竞争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一个民族如何可能落入自己经济发展历史所布置的陷
阱无法自拔.
来自这两方面的经济研究成果,加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关于立宪,法律,及"宪
制革命"的理论,和哈耶克关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思想,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经济
发展的理论框架.1990年出版的珀特(Michael Porter)的《各国的竞争优势》中给出了经
济发展在各国的大体相似的几个阶段.他提供的材料,至少在我看来,验证了这里要叙述的
经济发展理论.下面要讨论的是一种尝试,从上面提到的理论进展及事实的观察,综合地描
述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这是接着我在1992年《经济研究》第5期发表的《制度创新的一
般理论》之后所做的工作.下面的讨论分五个小节,第二节讨论内生增长理论,那是一个已
经高度数学化了的领域,我将尽力避免使用数学工具.第三节讨论内生的分工理论.第四节
介绍与文化,法律,宪法等等有关的制度问题.第五节给出我所谓的"经济发展一般理论"
或通论.第六节是结语和对发展经济理论未来发展的几点展望.
二,"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
首先要叙述一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了简短,我从索罗模型说起(索罗的那篇文章
动机是要回应凯恩斯学派的哈罗德一多玛经济增长理论.)索罗的模型是在"一般均衡"的
基础上集结产生的.因此我的叙述要从一般均衡开始.
一般的均衡是说,如果资源禀赋(每个人对各类资源包括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占有量),
技术结构,制度(私有制及相应体制)和每个人的"口味"(即对所有物品及劳务消费所持
的主观感受),所有这些短期内可以视为"不变"的量是给定的话,那末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上可以达成一套使所有市场出清的价格和交易量,并使每个人在均衡态时所消费的商品的主
观价值达到"最大".这里,"最大"的涵义是指"不可能进一步增加任何一人的主观效用而
不损害另一人的利益"(所谓"帕累托最优").刻画这一最优状态的标志是1)任何两种
资源在同种产品生产中所达到的"边际产量之比"等于生产任何另外一种产品的这种资源"边
际产量之比"(也可以说是"资源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这个处处一样的比率可以认为
是资源的"相对成本",或"机会成本".(2)任何两种产品对同一消费者的主观的"边际价
值之比"等于该两种产品在任何另外一个消费者那里的"边际价值之比"(或者说,"产品的
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3)使"相对成本"等于"交换价值"的是所谓"有效的生产消费
混合";任何一种资源在任何两种产品的生产中所达到的边际产量的比等于这两种产品在任
何一个消费者那里的边际替代率.
这一理论框架的问题在于其"静态"性质(这也正是其优越之处).当人们要研究例如
"资本积累"的问题时,就产生了许多争论(两个"剑桥"之争与此密切相关,例如计算投
资回报率时利率与资本的边际产生率之间的关系).现在假定每个人都看到未来生产和完全
部分的市场状态,并以此为根据把目前的消费适当减小.这样,储蓄通过完备的资产市场融
入对下阶段生产手段的投资过程.每个人在任何两个时点之间的最优的"消费一投资"决策
构成所谓"Intertemporal General Equilibrium(时点时间一般均衡)."在所有时点间一般均衡
的状态都是已知的情况下,现时刻的每一个人应当可以计算出任何一种产品或资源在未来任
一时刻的一般均衡价格与在此一时刻的一般均衡价格之比,减去一就是此种商品在此两时点
间的"利率".虽然这样产生的利率有无穷多种,但在一般均衡情况下人们在任何两时点间
重选为一(否则会有"投机行为"把系统带回均衡态).基于这个单一利率,可以讨论索罗
集结的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假定资产市场的调整无须成本,假定"口味"不变,假定技术进
步的唯一方式是使所有资源的生产能力"等比率地提高"(凡"等比率"的变化通常不会改
变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的资源配置),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平均意义上的生产者,使用社
会平均意义上的生产手段(固定资产)和平均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单一的"合成产品",和
一个平均意义上的劳动者的消费和投资,根据平均意义上的"边际替代率"和一般均衡利率.
索罗假定(从凯恩斯)扣除了消费的总积累是总产出量的一个固定比例s(于是简化了从主
观效用和一般均衡利率导出最优消费和投资的过程);假定劳动力的百分比增长率是一个给
定常数n;假定如上定义的技术进步是总产量的乘数A(t),并且该乘数随时间增长的百分比
率是给定的常数j;令任一时刻的固定资产/劳动力比为k(t);人均收入为y(t).要想保持充
分就业和一定的固定资产/劳动力比,固定资产k(t)的百分比增长率等于(sy/k)-n因此k(t)
的绝对值增长率就是sy-kn.在一般均衡态这两项必定相等(资本市场的有效性,sy>nk即
(s/n)>(k/y)均衡的资本产出经使储蓄"过剩";反之,若sy<NK,均衡的资本产出比使储蓄比
消费更为合算因而诱致投资),也就是:sy(t)=nk(t).这时人均收入y(t),以A(t)的速度j增
长,所以固定资产/劳动力比也以速度j增长.
索罗的这一模型说明1)人口增长率越高的国家人均收入的水平越低;(2)储蓄率越
高的国这人均收入水平越高;(3)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而不是"水平")取决于技术进步的
速度.在此,当各国知识结构相差不多时(技术可以较自由地转让),我们指望看到增长率
的"趋同".这一结论没有被世界上并存着长期高增长的和长期停滞的经济这一事实所支持.
当然,索罗模型可以容纳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有限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可以假设
变动的人口增长率,或储蓄率.这些变通可以产生"多均衡"的局面,从而解释各国间长期
存在的收入水平的差别.但这无助于解释各国间在收入增长率方面的长期差别.而且世界贸
易的格局越来越倾向于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或在欠发国家之间进行,而不是更多地在发达
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这在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是难以
解释的.不少经济学家于是强调一般均衡的前提条件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不能成立,或向
其他方面寻找解释(例如国际政治秩序不合理).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一般均衡的原理是
没有错的,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些潜在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质资本往往流向人力资本
条件好的地区,而不是简单地流向低工资国家(这意味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性可能
强于劳动力与物质资本的互补或替代性).技术是一种知识,其载体或物质资本或是人力资
本,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可以认为,对技术进步因素的研究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80年代
以来进展的主线.
贝克尔的研究从人类"家庭"开始,这里用到的是他的"时间价值"理论和儿童的"量
一质"权衡理论.其实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一直就注意到伴随着工业化过程的"人
口变迁(Demography Transition)"和家庭中儿童经济价值的下降,当然也有若干种理论解释.
大体上说,贝克尔1991年扩充再版的《论家庭》一书,对以上两事实的解释已经吸收了社
会学,人口学各家理论的精要.贝克尔的一系列论文讨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下降的经
济学解释.他并且解释了与此同时发生的父母对儿童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过程.
人类死亡率从前工业时代均衡态的高水平下降到目前水平,并不需要人均收入的大幅增
长.人口学家们观察到,当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知道饮用开水,食熟食,以及其他一
些基本卫生常识的时候,死亡率就开始下降.科技知识和政府提供和公共卫生服务可以大规
模减低死率.另一方面,出生率的下降则要滞后很长一个时期.这是因为决定出生率的除了
避孕技术的改进与使用成本的降低外,还取决于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学家的
研究认为,人均收入的增长也许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不是最后一个也是相当间接的因素.由于
出生率下降的这种"滞后",当国土规模有限时,在第三世界各国就产生了所谓"人口爆炸"
现象.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是或迟或早的事,发展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主是如何在几
十年时间内把过剩的劳动力转变为足以支持未来老龄化人口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物质资本
与人力资本,例如对中国而言这个最后期限大约是在2025年.一旦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都
已经转变到一个新的均衡的低水平,进一步的人均收入增长将会非常缓慢(成熟经济的特征,
也是历史的常态.)
当收入不断提高时,劳力供给者的时间价值随之提高,也就是说,人对于闲暇的需求不
断增长.主观价值的变化就长期而言是起决定作用(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精
神的关系的).首先,它决定了人类社会技术进步的方向在长期而言一定是"劳力节约型"
的(这一点下面讨论内生技术进步时要用到).其次,如贝克尔指出的,人类时间价值的提
高使生育儿童的成本增加.这是因为不论家用电气和技术如何发达,父母在生育儿童方面所
费的时间是难以由机器替代的,例如母子间的心理交流是重要的一种投入,又例如父亲付出
的教育子女的时间等等.大体说来,可以假定父母在儿童生养和教育方面所费的时间是"固
定成本",即每一位儿童(不论其质量如何)从母腹到成人一定要费去某一给定的父母时间
T.贝克尔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时间价值的增加必定导致父母对儿童的"质"的需求增加
和对儿童的"量"的需求下降.
贝克尔的"质一量"权衡理论,在我理解可以用艾智仁的"把好苹果运出华盛顿"定理
来解释.艾智仁的这个定理从一则新闻报导引出,为什么美国的苹果产地华盛顿州见不到好
苹果,而千里之外的纽约可以买到好苹果 经济学道理是,运一只好苹果的费用(假定是$T)
与运一只坏苹果是一样的.既然"固定成本"T不变,当然是运出好苹果更合算了.同理,
既然生产每个儿童都要花费T小时成本,为什么不要一个质量高的儿童呢 进一步,如果
父母可能在全部儿童身上花的钱是受限制的话,培养高质量儿童所需的经费和时间就必须靠
减少儿童数量来保证.这与索罗模型(sy=nk)中储蓄与资本的均衡受人口增长率影响是一
个道理.
这样,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就在很大程度上从古典学者[霍布斯(T. Hobbes),洛克(J.
Locke),及斯密等]的"社会产品"变成了贝克尔体系中的"私人产品".把这一思想发挥到
极致,贝克尔等人强调了父母对儿童的"利他主义"精神,甚至可以取代政府对人力资本投
资的干预.这种父母的家族"利他主义"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对所有后代的关心,从而导出"王
朝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如果我们接受贝克尔的这一套说法,就可以建立内生的人
力资本增长理论,和内生的时间贴现率理论.因为每一代人的时间价值可以(给定生产技术
和资源)由他这一生所享受的总的效用与他愿意留人每一个后代的总的效用(通过利地主义
的内生的投资行业)决定.例如,如果一个经济人力资本总量非常少则意味着人口增长率很
高,而后者意味着每个家庭中每个儿童能从父母那儿得到的"利他主义"很少(一定量的"利
他主义"平均到每一个儿童),而这又意味着较高的时间贴现率(在旁观者看来,一对父母
留给一个孩子很少的"遗产"说明他们更重视"现生"的享受,也即有较高的时间贴现率).
反过来,较高的时间贴现使下一代父母更不愿意在儿童身上投资.于是社会总的人力资本最
终会变成零.贝克尔解释说这是目前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情况,一种"低水平均衡"(参见
注)
当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的积累(不论由于何种因素,例如现代战争在德国和日本毁
灭了大部分物质资本但保留了大部分人力资本)突破某一界限时,社会总的人力资本增长会
达到一个"高水平均衡",这是目前发达国家的情况.至于发达国家何以到达了高水平的均
衡,贝克尔没有说,他认为是某种"运气".
用人力资本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率的著名尝试是芝大的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
年一篇文章中给出的.如果假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话,那末一个永远不死的
人所能积累的人力资本总量将是有限的,像索罗的物质资本长期均衡一样(如果假定人的寿
命有限,则通过假设儿童人力资本的生产与父母身上的人力资本量成正比,王朝中的人力资
本积累仍可以是一代一代增加的).为了不把增长唯一地归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卢卡斯
引入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全社会劳动力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每一个家庭的儿童人
力资本投资都对社会平均水平有贡献,一般均衡的增长轨迹是每个家庭都"合理预期"到了
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将要达到的水平,并作出相应的私人投资决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均衡很
可能是"空集").卢卡斯进一步假定,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父母的人
力资本水平越高,子女人力资本生产的投入产出率越高,基于这两个主要假设,他证明人力
资本的增长率正比于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率,正比于社会平均的和私人的人力资本
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边际产出率,反比于时间贴现率.这些结果显然符合我们的直觉和上面
介绍的贝克尔的理论.
如果说卢卡斯1988年这篇文章的贡献是把原来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转变成人力资本来
研究,从而根据贝克尔的理论把人力资本内生化,那么罗迈尔(Romer)1986年和1990年
论文的贡献在于直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
要研究罗迈尔的论文,我想必须从诺贝尔奖得主阿罗1962年那篇《实践学习对经济学
的意义》开始(阿罗此文是现在许多内生增长理论和技术进步模型的思想源头,现在读来仍
有震撼性的力量.)阿罗开宗明义要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理解
他的模型的关键在于理解他处理"单位固定资产"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与社会固定资产总量之
间的关系.
知识在实践过程中的积累是很普遍的现象,通常用"积分曲线"来描述.随着知识的积
累,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可以由一条递减的积分曲线来描述,例如阿罗引用怀特(White)
的研究,美国空军生产每架战机所费的工时与该厂家生产过的战机总数的立方根成反比,这
一关系意味着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虽然规模经济可以是不变的(定常规模收
益).阿罗以数学方式表达的主要假设(包括我认为隐含的假设)是1)每一位单位固定
资产所含的技术水平与当时社会所积累的固定资产决量成正比.(2)劳动力与任一单位固定
资产按生产该单位固定资产时的技术水平所固定的比例结合,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量与生产
最终产品时社会所积累的固定资产总量成正比.(3)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劳动量(不是
劳动力个数)随社会积累的固定资产总量而减少.要注意,这三个假设中包含了学习过程的
两个效应甲)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个代资本品所含的
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为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结合的劳动减少).(乙)"溢出效应",由于知
识(信息)的共享性,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不论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技术水平生产的)在
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有所提高(即上面(2)与(3)的意义).
基于这些主要假设,阿罗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科布一道格拉斯常规模收益生产函数导
出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完全归功于学习过程和知识的外部效应.这些思想在罗迈
尔1986年的文章中被追溯到希克斯,尼古拉斯 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杨格(Allyn
Young)关于"收益递增"经济学的研究(见注13).这些工作涉及到分工理论的发展,留
待下节介绍.
罗迈尔1986年的文章除了综合前人的文献外,在数学模型方面证明了在充分的(即没
有进入和退出壁垒的)垄断竞争要件下带来"外部经济效果"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他所使
用的方法其实是连续函数空间一个紧集上的压缩映像的不动点定理.他对于技术进步的"外
部效果"的处理类似于卢卡斯的"合理预期"方法(因此我仍要怀疑解集合的真实内容).
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他发表了1990年的那篇非常重要的论文.
罗迈尔首先明确了阿罗文章中隐含的关于知识两个假设:科学知识就其本性在"不排他
的"(Non-Rivalry),但就其产权而言可以是"部分排他的"(Partially Excludable).通常经
济学中以"使用的非排他性和产权的不可排他性"来描述"公共物品"的特征;以"使用的
排他性和产权的可排他性"来描述"私人物品"的特征.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使知识具有某
种产权的可排他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完全竞争的私人企业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是不会有激
励在学习和获取知识上投资的(那将需要一个政府来推动技术进步,而关于政府行为的内生
描述有很大的争议并且依各国制度而变化,难以做理论抽象).假定未来日已知的,罗迈尔
的世界里,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科研开发领域,每一项技术发明的产权都受到永久保护,
所产生的"租"用来补偿该企业在研究开发中的费用.自由垄断竞争使这一经济租的量刚好
可以补偿研究开发费用(记住,没有不确定性).
罗迈尔的另一个主要假设是知识的"溢出效应",虽然专利权保护发明人的利润,但不
能防止其他科研人员利用同一项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使用是非排他的,于是产生了知识的社
会效益.罗迈尔进一步假设知识的生产需要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累积知识,并且积累的知
识越多,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就越高,这当然是卢卡斯的收益递增方程的
版本之一.最后,他假定最终产品的生产是完全竞争的(即定规模收益).
基于这些主要假设,罗迈尔从一个关于固定资产与劳动力的定常规模收益科布一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推导出: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增长率与社会投入于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比理成正
比,与人力资本在研究开发中的边际产生率成正比,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于是,在这里描
述的技术进步的无限过程中,一些国家投入于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太少,从而被"销"在"低
收入陷阱"里.与前人一样,罗迈尔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国家陷入低收入均衡.他的
贡献在于区分和内生了不是以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积累过程.这对于我将要讨
论的制度演变和以制度为载体的知识的积累有重要意义.
三,"内生劳动分工"的理论
从亚当 斯密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正宗就一直被认为是劳动分工及其深化的深变研究.
然而"演化经济学",除了创刊一份专门杂志外,至今没有什么进展.原因可能很多,但在
我看,主要是其方法偏离经济学基本框架太远.关于"演化"的理论往往在实际建模时,强
调"自然选择"而不是经济行为人的"主观选择"的导向作用.因此更接近于社会学的而不
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一个使后者满意的演化理论应当在由环境约束与精神导向给出的行为
空间内,找到某种内在的,可以被人的行为不断强化或至少是维持不变的激励,并进而发现
这一激励机制的演变方向,后果以及与环境和主观价值的相互作用.我把这种理论叫做"内
生演化的理论".下面介绍的工作正是在这一方面上进行的.
亚当 斯密论证了劳动分工如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希克斯(《经济史理论》)认为最早
的市场主体是商人,而后者的专业化取决于"需求的集中程度".这已经有了市场和分工相
互作用的味道.真正把劳动分工"动态化"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扬格(后来任教于科奈尔大学).
但是在他任1928年皇家经济学会主席时发表了这篇演说.他在演说中的许多思想后来被卡
尔多加以发挥并应用到各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卡尔多的工作又影响了上述阿罗的文章.而
扬格则是发展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效果"的思想.
扬格的思想是:亚当 斯密的社会性的劳动分工的深化导致了如亚当 斯密所论.(1)
由于减少工作转换次数所节约的劳动时间;(2)劳动者由于专门从事单一的简单化了的工
作,得以积累专业知识和熟练操作(人力资本积累);(3)操作过程的简化及专业知识的积
累使工具的发明及使用有了更大的可能(物质资本积累).分工及专业化是为了创造规模收
益(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单位的总产出率和随累积的生产时间而降低).规模收益的获得
要靠资本(人力的和物质的)积累,以大规模的"机器"形式,或长时间的"培训"形式,
总括地说,靠(庞巴维克的)"迂回的生产方式."而大规模的投资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例
如为了制一根针(亚当 斯密的例子)而制造一把锤子是不合算的.另一方面,迂回生产方
式可以降低单位成本(规模收益)从而使给定的家庭收入的购买力上升,这就扩大了市场的
规模.这可以称之为"内涵的市场规模"(Intensive Market Extent)的扩张,在区别于按人
口规模或国土规模度量的"外延的"市场规模(Extensive Market Extent).例如在日本这样
的经济中,靠了扬格的定理是,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深化又引导市场规模的扩大,
这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扬格称为"经济进步",并把他的演说命名为"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
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市场规模已经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制约)了.这时限制演进速度
的,如杨格所说,是制度演进的方向与速度,各种资本品的积累程度,和产品需求的弹性(显
然,需求对价格的高度弹性意味着内涵市场规模扩张的潜力).扬格的理论由卡尔多在60
年代加以发挥和应用(后者在40年代曾著文否认规模收益的存在,其后改变看法).
卡尔多关于收益递增理论的主要著作是1967年的《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因素》.该书研
究了十二个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与该国工业部门产出规模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如果没有
工业部门内部的规模收益递增,应当只能观察到定常的GNP增长主,而不是随工业规模递
增的GNP增长率.进而,卡尔多发现各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规模成正相关.他认为扬格
的理论得到了实证的支持.卡尔多以后认为经济学只研究一般的衡状态是错误的,也与收益
递增不容于一般均衡的假设有关.
受扬格,卡尔多和上述罗迈尔的影响,杨小凯提出了把交易成本与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数
学模型(见注2).他的理论自成体系,这里只讨论这一篇文章.基本思想非常简明:分工
的深化增加了用于协调分工中的劳动者的成本,所谓"交易成本"(一个人的世界,没有分
工也没有交易,分工要求产权在分工者之间进行交易).因此分工虽然收益递增,但受到交
易成本的限制.分工深化需要改进交易机制的效率,从而把制度进步与劳动分工连接起来.
我想借这个机会指出杨小凯论文的几个问题理读者和杨小凯本人商榷.首先,杨文所描述的
"学习过程"与阿罗和罗迈尔,卢卡斯等人的很不一样.后者的描述中调了"溢出效应",
而杨则完全没有这一效应.这就引出关于收益递增原因的考查和杨的生产函数与工业组织结
构的关系的进一步探讨.例如,阿罗指出,单一产品的学习过程是收益递增然后迅速递减的
("积分曲线").可以证明,没有各种产品之间的借鉴学习(溢出效应),持续的经济增长是
无法保证的.其次,杨文所用的"交易成本"概念,过分依赖于他所给出的"运输成本"的
例子,仅仅成为交易所付的"流转税".按照这一方式是很难内生地研究制度演化的.巴塞
尔指出,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的
边界处的"公共域"[Public Domain],并由之产生对"剩余"的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这是包
括"企业家","工业组织演变"和"制度与技术创新"等等的激励,我在1992年的那篇文
章(见注9)中已有交代.)把这种不确定性以"税收"方式确定下来的结果是模型无法解
释交易制度的演变.例如,专事"降低交易成本"职业的律师的服务,在杨的模型中应当处
于什么位置呢 显然,律师服务效率的改进可以降低所有人应付的交易成本"税",一种"溢
出效应".
贝克尔等人于1992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提到杨小凯的文章,认为是在他们之前所做的一
个尝试,但没有处理知识在分工发情中的作用,从而杨的结论与贝克尔的有很大不同.贝克
尔的模型承接了自阿罗(前溯至杨格和马歇尔)以来的知识的积累过程的"溢出效应".在
他看来,劳动分工并不像亚当 斯密所论断的那样主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是主要受"协
调成本"的限制(相当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积累相互作用.例如
由于分工加细,各种学术杂志越来越专门化.专门化的研究又促进了新学科的诞生,扩展了
分工.这是扬格的思想.贝克尔的模型把知识分成两部分,一般性知识,以人力资本为载体,
通过王朝效用函数及人力资本生产函数内生积累.另一部分知识以技术进步乘子的方式积
累,是外生的(与索罗模型中的技术进步一样.)
贝克尔模型使用通常的科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生产函数,包括技术进步乘子(外生),人
力资本(内生),参与分工的人数(内生),然后减去与参与分工的人数成正比的协调成本.
与王朝效用计算结合,导出均衡的增长率("均衡"是指消费,人力资本和人均收入均以同
一速度增长).他计算出这一均衡增长率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成正比,与协调成本函数中
分工人数的弹性成反比,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乘子的水平成正比.如果参与分工的人数在
协调分工的成本函数中的弹性与其在生产函数中的产出弹性之间的相对差异小于人力资本
的产出弹性,那么均衡的增长率将大于零,即增长可以无限制地持续下去.注意这里分工也
是无限制地扩展的,因为贝克尔模型导出均衡增长中参与分工的人数与外生技术进步和人力
资本水平,与这两者的弹性均成正比.
贝克尔还指出,由于均衡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反映了协调分工的效率),法
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不仅可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而且有效高的增长率.这是新的结
果,因为自从卢卡期1988年的工作以来,很少有人发现可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因素(通
常的因素只是影响人均收入的"水平").现在我们找到了三个这样的因素:技术进步,人力
资本积累的水平,决定"协调成本"的制度因素.
四,文化,法律,制度与立宪改革
诺斯在这方面的工作国内已有很多介绍.我想在这里把诺斯等人的工作与近来另一方面
的发展联系起来.由美国经济学斯等人的工作与近来另一方面的发展联系起来.由美国经济
学会克拉克奖得主大卫 克莱珀斯(David Kreps)领先从博弈论中间发展了一种经济理论
来研究人类合作.克莱珀斯工作是引进所谓"无名氏定理",说明在无穷多次的"囚犯悖论"
游戏中,只要时间贴现率足够低,并且由于背信弃义而损害自己名誉所带来的未来收入的减
少足够大,参与游戏的双方就可能进行合作.当然,克莱珀斯无法证明均衡的唯一性.事实
上,存在着几乎无穷多的均衡解.但是克莱珀斯的工作仍有一些意义,因为在此以前,个人
名誉在经济合作游戏中的作用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现在没有人可以忽视"信誉"在
合作行为中的意义.克莱珀斯进一步的工作是把这一结果应用于"公司文化"的经济学解说.
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如通用电气,丰田汽车,香港电讯,等等,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文
化".可以说,公司文化是特定的价值取向,工作方式,公司内部的交往习惯,公司发展目
标的"意识形态化".虽然诺斯本人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在他的理论中的重要性(三个基
本假设之一),但多数经济学家对此不以为然.这是一个难以"操作化"的概念,所以难以
被经济学主流(从一组由可操作的概念定义的公司和假设引出可否证的命题)接受.诺期试
图把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融入他的"非正式约束"概念中(参见他的《制度,制度变迁与
经济绩效》).但是沿着这一方面至今没有见到更有操作性的概念和命题被提出来.事实上,
在"正式约束"的不确定性的边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不同的制度学派的努力:诺斯的"非
正规约束",巴塞尔的"公共领域"(参见他的《房权的经济学分析》),威廉姆森的"收回"
威胁(Hold-up potential);参见艾智仁与伍德沃德(Susan Woodward)"企业死了,企业万
岁"一文的评论,科斯(Coase)的"交易成本"概念,以及哈特(Oliver Hart)与摩尔(John
Moore)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产权结构效应(参见他们的《产权与企业的实质》).绍特
(Andrew Schotter)在其1982年书中定义"制度"为参与游戏的人的行为达到均衡时的那
一套"规则".显然他是要避免规则的不确定性才这样定义制度的.
克莱珀斯使用了博弈论中很少人研究的"焦点"(Focal Point)假说:当参与人之间没
有正式的信息交流时,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往往可以提供某种暗示使得他们不约而同
地选择与各自的条件相称的策略("焦点"),从而达到均衡.也就是说,当人们看到许多可
能的均衡解时,他们可以达成某种暗中的共识,选择同一个均衡解中(指派给每个人)的策
略.这样的"环境",克莱珀斯认为对公司的经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大量情况下,企业
作为人们合作的"场所"无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明确地写在契约中(因为无法估量该事
件发生所带给每一个人的损益,"Incomplete Information").这里我们看到由于不确定性所产
生的一块"公共领域"(契约对人们的行为不作明确的规定),人们可以在其中做多种选择(均
衡解的不唯一性),大家所选策略的均衡可以是使大家的福利都恶化,或都得到改善(或其
他情况).如果大家的福利总是在恶化中,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为了使改善福利的那
些均衡解更容易出现,公司需要形成某种"文化"即决策环境,使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情况
下容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可以反过来认为,焦点的存在减少了人们选择行为中的不确
定性.这就与诺斯理解的非正规约束的作用样了.加尔伏特(Calvcrt)1993年的文章进一
步讨论了信息交流的效率对形成有效的"焦点"的重要性.
显然,诺斯使用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比克莱珀斯的要广义得多,但是如上所述,
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诺斯1990年与克莱珀斯的一个理论合伙人Paul Milgrom合
作发表了一篇关于意识形态,法律和贸易之间关系的论文.)
诺斯1993年的文章中只有九页,但交代了他心目中的制度演变基本模型.为说清楚文
化在其中的意义,必须先介绍他的这篇文章.诺斯提出五个条件做为他的框架的构成1)
他坚持认为"组织"是制度演变游戏中的"演员".这样的区分有些让人困惑,因为"组织"
本身也是一种"制度".这样的区分有些让人困惑,因为"组织"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布
坎南来得更彻底,他说宪法和制度演变的基本演员是"个人".不论如何,诺斯的假设也许
只是方法上的让步.有了组织就可以引入"企业家"的作用(见注).即,企业家追求"利
润"的行为推动着制度创新.但是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大部分制度方面的变化涉及"外部
效应"或公共选择的过程(政治过程).诺斯没有引用布坎南的著作,但说了差不多的一个
意思:企业家或"组织"的寻租活动改变着公共投票的结果和制度安排.(2)组织之间的竞
争产生了使组织寻求改善现存制度的刺激.首先是各种组织对获取"知识"的大规模投资(这
与贝克尔的"知识"的积累暗合).(3)组织所积累的知识反过来对该组织的制度选择产生
了"独断"的影响.因为企业家所想象的"利润"大小取决于他对于新旧制度的了解和想象.
后者又受到他所抱"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家们对于制度的了解和想象只能被
他所积累的"知识"所专断(诺斯引用了"受局限的理性"这一假设).(4)给定了文化的,
意识形态的,观念的和知识的因素后,企业家们的决策受到他们"心灵结构(Mental
Structure)"的影响(这让我想起德国汉学家和经济学家赫尔曼一皮拉特(Hermann-Pillath)
做过的关于人脑思维结构的研究).(5)各项制度安排之间的"互补性"使制度的变化显现
出高度的连续性和"道路依赖性".这个特点可以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找到.例如农
村承包制引出专业化的问题.后者又引出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同样的序列也发生于城市经
济改革过程中(包括目前的要素市场建设问题).当然这个逻辑也可以反过来说:由于制度
安排之间的互补性,当涉及到例如交通规则这类的制度安排改变时,渐变成为非常困难的事
(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我以为这样来理解布坎南的"宪法革命"是恰当的.
文化在诺斯框架中的地位是明显的.除了(3)所说的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
业家决策的影响,还应当考虑克莱珀斯说的文化对形成"焦点"的贡献.因为政治过程可以
理解成组织内部的个人之间的大量不确定性场合下寻找(有利于合作的)"焦点"的过程(例
如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利益集团"形成的过程.)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
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又对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就以与经济行为关供合作者
之间的信誉时,用法律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就显得太昂贵了.从行为人对自我的约束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替代.法律约束这一意义上说,文化因素中有利于合作的那一部分可以成为正规约
束的替代.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一书中暗示了这种"互替性".
布坎南(参见注6认为,自由社会中最基本的"权衡"在于社会必须给个人在"选择的
自由"与"行为约束"之间划定边界(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选择模型里的"可能性边界").这
一权衡是由个人参与政治过程决定的.因此,可以视个人为(立宪过程的)基本的决策单位.
个人对法律的需求取决于他所意识到的与他人的潜在冲突的大小以及可以替代法律的那些
行为约束的强度.文化,通过社会规范和个人规范对潜在冲突的人们的行为起约束作用.当
这种约束因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社会重组而减弱时,理性的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就增加.布坎
南就美国的情况给出的例子对中国不无启发.他指出美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使合作的人们之
间因"口味"差异而生的潜在冲突增加,因而美国需要加强法律建设和需要"宪法革命".
布坎南的另外两个观点也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下,其一,法律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得
以延续和抵制新法的引入.其二,法律可以看成某种"资产",人们建立它的目的是从未来
的合作中获得利益.但是法律这种资产与私人占有的资本品不同,它的使用及效果具有强烈
的外部效应.例如在"囚犯悖论"中,一个人的守法行为只会给他带来损失(我曾在另一篇
文章中讨论了"腐化"对合作秩序产生的类似效应).布坎南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公
共资本(Public Capital)."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其1990年巨著《社
会理论基础》中把所有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的社会结构统称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并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并列.法律自然是一种这样的社会结构,其他诸如行为规范,宗
教信仰,组织,组织内部的文化等,均可以是社会资本.每一种这样的社会资本必定有其保
护人或曰"即得利益集团",否则照哈耶克的看法那种社会结构是无法生存下来的(参见其
著《致命的自负》的附录).
另一方面,如我在另一文章(见注16的结尾所讨论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可以依
托如"家族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进行,但最终的考验还在于是否能够不断地扩展合作范围.
中国的乡镇企业曾在十几年里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然而目前显现的迹象表明"家族关系"
正在妨碍企业扩展其与外界的合作规模(由于大量雇佣亲属和任人唯亲使生产效率下降,非
生产性寻租行为增加).难怪诺斯在1991年的那篇文章(见注4里强调"法治(the Rule of
Law)"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关键的一步.许多"部落经济"止步不前是因为没有人激励
去建立"法律的治理".这里我们看到了文化与法律相冲突的可能性.韩国的经济学家们正
在讨论如何建设国民文化以使与新的经济制度和高收入水平下发展起来的新人相适应.虽然
我本人怀疑这种人为设计的可行性,但这一努力反映了韩国人面临着的文化危机.类似的但
在更高阶段上的文化转型也正发生于日本.这是一个开始努力进入珀特(见注8)所谓"由
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的民族.然而其"过份一致的"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念也许会妨碍作为
个人的企业家的技术与制度创新活动(这同一文化传统被认为个人的企业家的技术与制度创
新活动(这同文化传统被认为是促进了日本经济在珀特尔的"由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上的
迅猛的发展,因为大规模合伙投资所需要的要相互信任已由传统联系所保证).
总起来看,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性的",但是我不同意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文
化与发展无关"的论点.我所谓的文化中性是说有的文化因素可以促进,有的文化因素可以
阻碍人类合作制度的扩展.那末是否应当人为地设计某种最优的"文化结构"呢 显然这违
反了哈耶克关于道德传统和反对理性设计的观点(见注7).另一方面,孙中山以中国文化
为理由设计了"五院制"宪政体制,其效果应认为是不错的.因此,我们固然难以设计文化,
却可以通过加深对文化遗产的理解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家
确实应当研究文化的影响.
但是文化这一概念过于宽泛,难以为经济学家所应用.正鉴于此,我才要在这里介绍诺
斯和克莱珀斯的见解,试图以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统一处理,得一"通解":假设一社会
将要经历的所有可能状态都是已知的(完全的信息,万能的人类理性),则所有的文化形态
及因素可以分类成三1)有助于生成不断扩展的合作秩序并最终把分工合作的范围扩大到
全社会的那些文化因素,包括发展初期的这类文化因素和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类文化因
素.而且这样的文化因素应当能够依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互相衔接起来(由于完备的信息和
理性,这样的文化系列是可以找到的).(2)有助于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扩展合作秩序的文
化形态及因素,但这些因素足以形成"文化陷阱(Cultural Trap)"(汤因比语),使社会长期
停滞不前.(3)所有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及文化因素,在如此分类之后,我们当然可以问什
么是(1)中的那些"过渡成本"最小的文化系列之类的问题.既然这样的理性是不存在的,
这里也就没有必要讨论什么"最优解"了.做如此分类的好处仅仅是理论上的,属于(1)
类文化的,自然包括西方人的斯多噶(Stoic)传统及后来的新教伦理,然后是建立在"上
帝"与"个人"之间直接联系基础上的法律观念.科尔曼认为"天赋人权"的宪法基础必须
到宪法以外的社会信仰中去寻找,那正是中国文化学者们所说的"终极关怀"问题.属于(2)
类文化的自然可以包括印度和中国文化中的部分因素.属于(3)类文化的可以包括诸如诺
斯在论文(见注4)里谈到的非洲部落经济的文化形态中可能正走向消亡的那些.另一方面,
改革与革命则可以理解为社会落入"文化陷阱"后的对命运的抗争.
可以从上面的讨论推出许多目前我还无法论证的命题.例如理性对避免落入"文化陷阱"
的无庸置疑的意义,以及由此推及的教育,国民素质,正常对话渠道的建设(周其仁最近的
一篇讨论国家与产权关系的论文强调了这一点,樊纲在《二十一世纪》1994年四月号的论
文也强调"理性化制度"的意义)等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一些基本问题尚且不太清楚,例
如哈耶克的"道德传统"与布坎南的宪法改革之间的冲突与联系,我目前不能给读者任何结
论性的东西,而且我借这个机会说明我热切希望得到任何读者在这方面的指教.
作为这一节的结束,我介绍一下我所理解的布坎南的"立宪改革"和哈耶克关于"道德"
的思想[后者我曾于两篇文章(见注9,16)中提及,但未做进一步的讨论,我对前者的注
意受益于1993年初在上海与盛洪的讨论].
哈耶克(参见注9)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其最后著作(见注7)的
副标题是"社会主义的谬误 ."该书第一节是全书的核心,立论是:人们通常称之为"资本
主义"的东西,其实应当看成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诚如诺斯在1991年论文(见注4)
中描述的,资本主义发展先是如同其他氏族经济一样,从"街头贸易(Bazarr-like Trade)",
进步到"超私人关系的贸易(Impersonal Trade)",其中经历了如"法治"和"资本市场"这
样的关键发展阶段.诺斯强调了道路依赖性,许多民族停滞在街头贸易的阶段,因为在那里
人们开发"个人贸易技巧"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引进类似法律这样超个人关系的回报率(让人
想起贝克尔人力资本增长模型里的"低水平陷阱"机制).我认为(见注9),哈耶克的"扩
展秩序"(分工合作关系的自发的和持续不断的扩展)应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面
新奥地利学派"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企业家的自由进出"(此为Isreal Kirzner的定义),则应被
看成是"扩展秩序"(通过企业家)由以实现的基本机制.诺斯(见注4)暗示(从韦伯),
其实资本主义也差一点发展不起来,如果早期的借贷市场被基督教传统"收取利息是有罪的"
伦理扼杀了的话(按照韦伯的说法,加尔文教派相信每个人必须通过"干好本职工作"来证
明对"神召"的服从,于是从事"商业"的教徒们的"敬业精神"最终克服了"利息有罪"
的社会规范).哈耶克论正说,我们的理性和本能通常所反对的一些"传统"或是我们不自
觉服从的一些"规则",最终把我们带进了资本主义,因此我们是我们的制度的产物,而不
是相反(制度是我们的产物).他因此贬斥本能或曰"自然道德"而推崇"道德"(好有利于
秩序扩展的传统规范),认为理性应当非常慎重地对待传统,并倾向于认为传统可以把我们
带进繁荣社会.这样的看法受到布坎南的批评.后者在其书(见注6)的最后一章注1里说:
"我对于哈耶克对现代史的杰出解释和改进人类福祉的诊断的基本批评在于他似乎相信社
会演化(和筛选的机制)可以保证有效率的制度生存下来.哈耶克对人类改革的企图是如此
不信任,以致他无批评地接受了进化论(导致最优)的观点.我们很可以分际哈耶克对社会
与制度改革所抱的怀疑主义态度,同时不把进化过程抬高到理卢主义的地步."(括弧内文字
是我按翻译需要加入的).我把这一分歧的理解和澄清留给读者去解决.
布坎南的理论强调"自由人的自由契约关系."宪法,作为这种契约关系的第一步,立
宪之后的"再缔约"过程作为第二步.他重新解释了美国现代史,把50年代的政府扩张(违
宪的和合乎宪法的),60年代的社会动荡(对宪法失落的个人主义的回应),70年代知识分
子对宪政改革的无力感(Intellectual Bankruptcy),和80年代的宪法重建(以罗尔斯的《正
义论》为先声)看成美国实用主义传统渐渐失败的过程.用他的话说,实用主义的"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是基于"基础结构的有效性"假设上的.这个基本结构(宪法)实际上随着
社会发展而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人际关系.财富增长和口味的(价值的)多元化,治标不治
本产生的政府规模扩张,法治越来越变成政府的统治,道德无政府的发展,所有这些导致了
重新缔结宪法的需要.这种社会结构的重构是如此基本以致非称为"宪法革命"不能达其义.
用诺斯的道路依赖性说法是,已经陷入某个陷阱的社会非用革命式的方法不足以逃出陷阱.
然而我提醒读者布坎南的另一个看法:违宪的革命只会带来一系列违宪的反革命和总收益小
于零的博弈中的政权更迭.
五,经济发展通论
尽管上面冗长的论述还有许多有待填补的细节,我仍想勾勒出一个经济发展理论的大轮
廊来.我以为前人的研究已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要素.在这里,经济发展被看成一个历史过
程,它是从某一"初始文明"出发的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们不断地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结果
(参见我在《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中论述的熊彼特等人的理论).这个初始文明中的秩序
就是布坎南和他的老师奈特所称谓的"道德共同体"或某种"道德认同(Moral Consensus;
Frank Knight)."这种道德体系相信和赋予每个人一组选择和行动的"权利",包括对资源的
权利和对人际关系作出调整的权利(可以是极不完全的,"奴隶式"的或"封建式"的,或
其他任何方式的,关键是给每个人一个初始定位).
在这样的道德认同下,人们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从而交易得以进行.任何两个个人,只
要他们试图贸易,就有一个埃吉沃斯方盒(两个人权利界定的资源总量,两人的无差异曲线
和初始状态点).分工及其好处能且只能通过交易来实现1)交易成本的存在(信息不对

jianmin

称及交流成本,权利交换的困难程度包括执行契约的成本,交易的技术可行性,由于权利初
始分配引起的违约威胁等等)使潜在的合作双方至少有一方想象中的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小
于零,这种情况下没有交易发生.(2)蕴藏于潜在的合作者身上的"企业家才能"意识到权
利的某种重新安排会产生合作的"剩余价值"(Value Surplus).这是技术和制度创新情况,
社会和经济由以发展(见注9).(3)新的交易可能性在最初的几次交易后被(企业家)发
现,因此合作不断扩展,直到双方最终达到埃吉沃斯方拿的效率曲线上的某一点(如新古典
经济学所描述的).通常,这是一个过程,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哈耶克描述的:本质
上离散的信息的收集,理解和交换过程)和交易制度演进的过程.
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知识的积累.分工是交易的产物之一,专业化是分工的结果,而获
取规范经济是专为化的目的.分工使人们专注于细节,微观知识得以积累.知识积累过程的
"溢出效应"使人们注意到世界的宏观方面,综合的知识和哲学得以发展.一般性知识的积
累反过来培育了分工中的人们的理性,改变着人们的口味(消费的,社会交往的,信仰的和
爱智的)并与微观知识一起开发着科学技术.知识于是分做四类1)物化于资本品的知识,
随着资本品折旧而消失,随新的资本品而更新.(2)蕴涵于劳动者的知识,随劳动者的死亡
而消失,通过教育和模仿部分地转移到下一代身上.(3)蕴涵于制度的知识,随制度的延续
而积累,随制度的更选而改变.这里要澄清的是,正像人力资本往往与物质资本互补(即(1)
与(2)的互补)一样,蕴涵于制度的知识往往要求有蕴涵于人的知识去支持(即(2)与(3)
的互补).但是两者不能等同起来.例如企业文化的大部分就只能归入于(3)而不能视为(2).
这里的判据是凡能够归入于(2)的知识一定可以随个人的流动而流动.属于(3)的知识则
不能存在于一个特定地组织起来的人群以外.(4)可以见诸文字的知识.这包括所有前三类
知识的"溢出",通常表现为一般性知识.但是(4)不能代替前三类知识,因为大量的专门
知识是无法交流的(Henry George称为Incommunicable Knowledge).这种无法交流不仅是
因为知识本身的"技术特征"(例如体育技巧这类的知识,大部分劳动经验和技巧,管理上
的"直觉"等等),而且还由于知识的"经济特征"(分工研究技术的专家要在看到大规模需
求时才会把技术开发成为适应某个具体工作的专有技术并屯成文字,而在需求规模小的情况
下,这种开发必须由工作的操作者个人进行,此即技术经济学所谓的"throughput").
制度,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样的知识载体,一旦存在就很难改变其基本结构(道路依
赖性,固定成本,资产专有性).正因其固定成本和专有性,才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加相应
的风险(固定成本和专有性降低了系统对外界变化的适应性).意识到收益递增的好处和风
险,计算出参与交易人们为规避这种风险愿意付出的风险成本,新的分工出现了,就是分工
于承担风险的人们.他们的利润来自"专家"对不同风险的合作项目的识别.于是钻石的交
易费用不再是以破坏钻石来检验真伪所付的成本,而仅仅是雇佣专家的费用.另一方面,货
币的使用可以使每个人都成为鉴别交换媒介的"专家"(此例取自艾智仁,他认为使用货币
的理由在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所引起的风险,在于降低每个人成为"专家"的成本.)专家
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使资本市场的运行成为可能(事实上金融深化的前提之一是估计风险的
专门知识的积累,蕴涵于金融制度和人力资本中).资本市场的规模收益实质是大规模的风
险识别,风险分摊和收益分配(专家的作用从Mutual Funds的地位和像Peter Lynch这样的
专家对互相基金的意义可见一斑).专家估计风险的活动产生的第三个贡献是"资本主义的
可计算性"(见我的另一篇文章),包括现代会计和审计,法律案例,契约条目的精确性,统
计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储存,以及相应制度的建设与人力资本(会计师,律师,统计师等等).
随风险的下降,新的交易成为可能.
一旦制度和所提供的激励朝着有利于专家获取规模收益的方向确立起来,人力资本投资
就会有利可图,父母的利他主义就会以投资于儿童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有利可图,父母的利他
主义就会以投资于儿童人力资本的形式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加速知识的获取和积
累.人力资本和一般性知识又推动技术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人的"影子价格"相对于物
的影子价格是不断增长的,那么可以猜测技术进上的方向大致是人力节约型的.更充裕的人
类时间使学习成本降低,提供了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如果时间仅仅用于"闲暇"和
"生产",那么学习应属于闲暇活动之一,随闲暇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收
入效应"大于它的"替代效应").
制度进一步演化的方向取决于(如诺斯框架所示)企业家想象的有利可图的方向.后者
取决于技术,资本和知识的积累在此一时刻所展现的各种可能性和由现存制度提供的激励对
这些可能性的筛选.在制度进一步演化的几乎无数种可能的方向中,哈耶克相信,只有那些
允许个人在各个方向上进行企业家活动的制度可能生存下来(为逃出旧制度的"陷阱"提供
更多的尝试机会).然而他(如布坎南批评的所有道德哲学家一样)没有拽出从现存社会如
何向着那个理想制度演进.(民主当然是一个必要条件甚至是"企业家自由创新"的同义语,
但民主的方式是什么呢 布坎南相信,对宪法的不断修正和在必要时的再缔约可能使社会前
进到理想状态(至少不断改进现状).
参与分工的N个人由至多(N-1)N/2个埃吉沃期方盒连接(从2个N次方个可能的组
合中选出的一且均衡的组合),这只是没有外部效应的情形.当存在不可忽视的外部效应时,
企业家试图1)通过建立新的产权关系把外部效应时,企业家试图1)通过建立新的产
权关系把外部效应内部化(H.Demsetz的思想);(2)通过建立新的分工获取该外部效应的
规模收益(A.Young的思想其实与新的产权关系是一致的,但来得更广泛,例如违法行为的
外部效应使有必要分工做政府和律师的工作,但又有所不同,例如养蜂人和苹果园的产权合
并把外部效应内部化而不必需建立新的分工);(3)当外部效应其实是现存产权关系边缘处
由不确定性引起的巴塞尔的"公共领域"时(这了就是为什么张五常不同意"外部效应"用
语之处,他认为外部效应只是契约的不同结构的产物),通过专家和技术手段减少相关的不
确定性并估计损益.这样生产出的信息可能使合作的人群达到带有外部效应的某个一般均衡
(参见关于卢卡斯和罗迈尔理论的论述).
如果企业家的上列活动能够产生利润,如果均衡的组合集能够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
那么我们称这一群人的分工合作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显然,这里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区分"企业"或"市场",因为均衡的组合集可以有极为复杂的形态(诸如企业集团内部的
市场关系或靠长期契约维系的市场交易,A和B受雇于C,而A与B之间有市场交易等等;
读者可以从Hart and Moore关于产权与信息分布的不同所引起的复杂组合结构明白这一
点).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组织结构是否可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群中去.
传统在这里只可以被定义成"过去发生的全部事件的总和(即历史)对这一组织内人们
的影响".经历了一千年基督教生活的欧洲人(埃略特语)习惯了同上帝对话和从中求得安
宁,而不是依赖家庭的其他成员使自己变得坚强.对"神召"的响应一方面通过弱化家族联
系帮助了"法的统治",一方面建立了外在于"法律"的上帝的裁判(信仰).贸易关系从这
里可以较为容易地扩展到外族和外国去.哈耶克说:"我们"对"他们"("us"vs"them")
的观念是妨碍贸易扩张的主要因素.因此,合作秩序能否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在
传统内部和非传统领域内做的尝试.一个属于上节第(1)类文化形态的系列可能以渐进的
方式产生,企业家的创新始终沿着传统的方向展开,并以其成功的扩展在传统之上积淀新的
层次.这一序列也可以突变的环节连接,每一次振荡产生一个新宪法,激发新的合作规模.
在西方社会,摆脱家族合作关系的束缚走上法治下的超人际贸易是这一序列引人注意的特
征.在没有千年宗教经历的韩国,法治自然难以建立,这里超人际的合作关系至少在发展的
早期是靠政府干预维持的(例如政府提供信誉保证和直接贷款,政府扶植和监督家族型大企
业的财务和发展策略,政府参与劳资关系调整,产业政策,收入分配和节制资本政策等等).
日本在明治以后的大规模产业扩张也是以封建的"财阀族"的方式而不是法律保障的某种方
式展开的.腐化和收入高度不平等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和中国四大家族这类发展道
路的代价.而香港地区的那些政府很少干预的产业中,看到的则是家庭小规模企业困难的积
累过程(服装,制鞋,食品等等)和香港大工业的缺失(钢铁,造船,汽车,基础化工,集
成电路).目前改造国有企业的工作为香港企业家才能与中国大企业的生产规模结合提供了
难得的机会(但是对由此发生的私有产权,产权交换和契约监督必须提出同样的在法律缺失
时如何保障大规模合作的问题).
回到上面说的均衡的埃吉沃斯方盒组合集,"传统"发端于这个组织结构由以生成的那
个初始文明,随时间而积淀下新的层交.所有四类知识的积累都对新传统的积淀发生影响.
但是我们不妨假设,对那些成熟的经济而言,第(2)和第(4)类知识相对更加重要.因为
这些经济已经成功地积累了大量的物质的,人力的和公共的资本,以及一般知识.这里"成
功"意味着文化和体制在扩展秩序方面的成功.这些社会关心的主要问题渐渐从"物"转向
"人"(见西多夫斯基近著),转向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蕴涵于人的知识(在这里比"人力资
本"更广义;后者曾在经济学家中引起广泛的争议,即把"人"看成某种"资本"是否合适)
和一般性知识(这里是作为爱智活动的结果)的积累成为人的兴趣所在(对真正意义上的"人
文"价值的重视).口味的转变或精神指向(如我上面曾就过的)最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
向.而对于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也许第(1)类和第(3)类知识的积累更加重要.这里物质
资本的重要性是基于所有古典的和新古典的(例如索罗模型)观点而言.制度资本的重要性
也是明显的,因为合作秩序尚停留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大量的小农经济或小市场经济),
扩展秩序存在着强烈的递增的收益.
这里"发展的难题"在于对制度和文化形态演变的理解几乎不可能像罗迈尔的技术进步
模型那样,把技术按其先进程度预先排列出来.我们必须(如诺斯所做的)处理那些"歧路"
"陷阱"和"死路".而这个任务要求对各种文化形态和制度有充分的理解,特别是对它们
互相转化的机制的理解.目前我只能假设万能的理性和按照上面第(1)类文化序列去"演
进".在那样一个序列中,分工与合作的扩展不断要求修正宪法(基本权利的再分配)把外
部效应内部化.艾智仁说"竞争"与"稀缺"是同义语.在我们的"序列"中只要稀缺是普
遍的,竞争的压力就会产生企业家和制度与技术的创新.随着人力资本和一般知识的日趋重
要,把掌握知识的人从其他财富或生产手段分离的那些制度会越来越不适应生产竞争的发展
过程.这个道理可以用"代理人"成本的增加来说明.在"委托人"的利益(纵轴)和"代
理人"的利益(横轴)的平面上作一族代理人的无差异曲线.由契约和监督效率决定了对代
理人的行为的约束和一条随代理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是上升然后达到的最大无差异曲线
的切点就是代理人的最佳决策.显然在这个切点处委托人的利益没有达到最大,而是在最大
值点的右边.从代表人行为的这个均衡点在纵轴上的投影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值之间的差就
是代理人成本(我几乎是照搬了艾智60智年代早期的一篇论文里引用的这个由西多夫斯基
在40年代给出的图).当代理人对委托人失职的时候,可以论断,所造成的代理人成本的大
小取决于代理人在生产过程诸要素中的重要性(边际产出率).因此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率
的提高意味着代理人成本的增加,意味着把代理人利益同委托人利益同一化的倾向(外部效
应的内部化).于是奴隶变成自由人,雇佣劳动者变成分享利润的合伙人.修正宪法在我们
关于文化序列的假设里已经包含了(变成自己人的奴隶如果不受宪法保护怎能缔约和交易
呢).
这样的经济发展过程最好的结合着珀特对经济发展阶段的描述来理解.珀特在他的《民
族的竞争优势》(见注8)提供了世界主要民族经济"竞争发展阶段"的一个描述.首先是
"要素推动的发展阶段."这里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力,土地,其他初级资
源).珀特观察到大多数民族目前停留在这一阶段内.工业化民族则进入了第二个竞争发展
阶段,"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以大规模投资为特征,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规模收益),内
涵的和外延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张引致瓣的更大规模的投资.技术被不断物化于物质资本中.
社会进步以分工和专业化为"代价".随着闲暇和收入的增加,消费者的口味越来越细腻,
教育水平开始大幅提高,信息积累速度加快.人口转移已经完成和人口结构趋于老化.服务
业开始增长和占主导地位.产品向多样化,高质量和小批量发展.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要(成
为产品附加价值的主要部分).于是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根据珀特
的判断,日本这样的国家尚停留在创新阶段以前,只有美国和前西德已经进入此一阶段(英
国则超越了这一阶段).在创新的阶段里,社会必须做出调整以提供创新的环境,个人价值
必须受到尊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学术交流和学术机构的运营,人力资本的高度积累,一般
性爱智活动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教育的回报率的增加,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必须
已经具备.珀特似乎认为这是发展的最高阶段.基后是他所谓的"衰落的阶段"或"财富推
动的发展阶段".英国被认为是在这个阶段里.财富积累到特定的程度,会使人们(口味的
变化)从专注于生产性的投资转向非生产性的活动.珀特观察到的是生产率下降,经济停滞,
消费不能相应节制从而引起长期通货膨胀.但是他没有讨论社会进入这一阶段的原因,也没
有分析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西多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著《没有欢乐
的经济》1992年再版前言中说,他写此书的用意是要指出,过分追求舒适已经剥夺了人生
其他方面的乐趣.他呼吁美国人向欧洲文明学习(北欧,瑞士,前西德).在该书的最后部
分(附录)他问,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去探求那些我们前工业革命的先辈们享受着的田园诗
般的(非生产性的)生活呢 他答道,那个最后的障碍正是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他抨击美国
教育体制过分面向生产性服务和专业化,而无法向学生灌输一套作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
人文的沦丧,这似乎就是他对美国教育的主要批评.另一方面他观察到富裕起来的人们追溯
价值根源的努力.在他长期任教的斯坦福在学,注册学生的总人数过去25年内只增加了不
到百分之三十,而大学的管弦乐和声乐组织的成员则增长了一倍,新增加的成员几乎全部是
从音乐系以外的各系来的.他注意到今天的旧金山湾区的职业剧团数目达到130个,而在
50年代只有不到30个(同期该地区的人口仅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其他方面的人文活动
在美国也大为增加,例如工艺美术及文物,旅游,体育,园艺,烹调,等等.总之,这本书
提供了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的一个解释,那就是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发生的人的非专业化
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我的一个前面德研究生在他的论文里对此有更细致的论述.他
说,在财富驱动的阶段,人对本体的探索从"向外的"转向"对内的"(Innersearch).人的
生活目标开始变化,社会必须做诸如此类的选择,保持世界的领导者的地位 实现人文主义
的梦想 追寻"存在"的新的意义 我把这个问题也留给读者去解决.但是无疑,发展的这
一最后阶段绝不仅是珀特的"衰落的阶段",它有着更丰富的意义.
我觉得写到这里基本上已经刻画出了我理解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这个过程的各个部
分之间不再是"自在地"连接到一起.这里所引述的最近的和上至亚当 斯密的工作已经把
它们有机地组织成了一个演进过程.这整个过程的取向是如此明显以至我在内心里要把这篇
文章当成是揭示经济学人文内涵的一份作业来完成.
六,结语和展望
思想界几乎在每个世纪末都要经历危机(更何况下一世纪是第三个基督千年纪元的开
始).90年代是思想更新的年代.经济发展的理论其实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我在这篇文
章里涉及的工作仅仅是90年代初这几年学术进展在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内的反映,也可说是
从一个特定角度"管窥"所成的"像".
杨小凯曾在留美同学会《经济论坛》上介绍劳动分工和交易成本的理论并指出该理论会
成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经济学的主流,我以为这个看法是中肯的.经济学在经过"古典主义
的"和"形式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后,应当向着古典"回复"了.

jianmin

从更高过错的视角看,经
济发展毕竟只是社会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环,后工业社会已经展露的危机的发展阶段"不应
当被视为一种"衰落",而应视为富裕起来的人们为追求"自由"而做的"非专业化"和"非
生产性"的"人文活动"的产物."绿色运动","新儒家",对于人的"存在"于"被遗忘"
中的感慨(海德格尔),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芝加哥学派大部分领导人(包括五位
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的老师,福兰克 奈特早就指出过(马克思说的)"分工的最大代
价"是人的异化.
可以预见,在未来文化与技术所划定的空间里,劳动分工与制度演化的进程与方向会逐
渐向着非专业化的"分工"和更灵活的"制度"倾斜.只有在那样的社会中人的全面的自由
才成为可能,个人在各个方向上的创新活动才成为可能.美国目前正在经历的公司组织结构
的"横向革命(the Horizontal Revolution)"的实质是电讯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组织内部信息
交流的成本从而纵向官僚管理体制开始崩溃.以丰田汽车领先的机器人加工中心和"灵活加
工系统(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的使用本来是为了更有竞争性地服务于客户(所
谓"即时生产体系",Just-In-Time System),但却产生了把人从分工生产的细节上替代下来
的效果,人的非专业化过程在这里伴随着机器的专业化过程.技术进步的这个基本方向已经
引起一些作者的注意(参见M. Morroni).
当那个非专业化时代到来时,相应的经济制度会是什么样子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
果不想落入空想的话,应当到现实提供的萌芽状态中去寻找.上节定义的第(2)和第(4)
类知识将会占主导的地位(反映着机器对人的从属).当主要的生产力是人而非机器时,知
识产权和人的权利将成为关注的中心."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会以人人权
利的完善和在此基础上的"利润分享制"(the Share Economy, M. Weitzman,)那样的制度来
实现.(也许过于武断 )另一方面,国家机器的"利维坦"式(膨胀)的威胁仍有待解决.
如果布坎南的"药方"管用的话,政府规模将随非专业化和宪法的再缔结而缩小(让人想起
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和"阶级消亡"的预言).这个方向不是空想的,美国最大的航空公
司正在把主要产权(以控股的方式)转移到飞机驾驶员手里.上面提到的"横向革命"的本
质是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距离的缩小和最终向合一"回复"(前工业革命的生产组织结构).
作为结语,我想指出,经济学研究现在摆明了发展方向是从一般均衡出发分析动态和长
期因素的相互作用.就方法论而言,那些无法定理分析的东西可以用可操作的概念来分析,
关键是对事物本身的理解而不是新方地的引进.经济制度和诸如金融工具这类的经济手段的
越来越多样化,使统计数据的收集和统计意义上的"典型"越来越难以达到,案件分析的方
法应当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就此而言,我赞成"回到韦伯".回到韦伯的另一个动机,
是就认识论而言,人必须不断地从复杂纷繁的个案观察中抽象出"理想型",非此不能理解
大千世界.因此,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中寻找共性的,"不变的"(均衡的)和可
操作化的东西就成了经济学理解世界的关键.就是经济研究的传统,只有依靠传统,新的探
索才会有生命力.
注释:
1 Gary Becker, K. Murphy, and R. Tenure,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part 2. October 1990), pp, S12-S37.
2 Xiaokai Yang and Jeff Borland.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9, No 3, June 1991, pp, 460-482.
3 Gary Becker and Kevin Murphy.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CVII, No. 4 (November 1992), pp. 1137-1160.
4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5 No. 1 (Winter, 1991), pp
97-112.
5 Douglass North, "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 Barnett. M. Hinich, N.
Schofield, eds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s, Compet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pp, 61-6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James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7 Friedrich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8 Michael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0.
9 注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69-80页.
10 Robert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56, pp, 65-94.
11 Gary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arg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2 Robert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centrics
vol, 22, 1988, pp, 3-42.
13 Paul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 5
(October 1986). Pp, 1002-1037.
14 Paul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Part 2, October 1990) pp, S71-S102.
15 K. Arrow,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80
(June 1962), pp 155-173.
16 汪丁丁,《再论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编《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
放》,85-97页.
17 Allyn Young,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141, December
1928, pp 527-542.
18 Nicholas Kaldor, Strategic Fa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19 Nicholas Kaldor, Economics Without Equilibrium. New York: M. E. Sharpe, 1985.
20Yoram Barzel, "Transaction Costs: Are They Just Costs "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11 pp 116.
21 David Kreps,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 Alt and K, Shepsle, eds.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pp, 90-14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 Yoram 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ly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 Armen Alchian and Susan Woodward, "The Firm ls Dead Long Live the Fi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XVI (March 1988), pp, 65-79.
24 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December 1990). Pp 1119-1158.
25 Andrew Schotter, The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6 Randall Calvert, "Communication in Institutions; Efficiency in a Repented Prisoner's Dilemma
with Hidden Information, "in W. Barnett, M. Hinich, and N. Schofield eds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s, Compet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pp 197-222.
27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8 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 Isreal Kirzner, The Prime Mover of Progress; The Entrepreneur i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80.
30 Armen Alchian, "Why Money "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9 No 1 (Part 2.
February 1977), pp 133-140. Also in A. Alchian, Economic Forces at work,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77, pp 111-123.
31 汪丁丁,《谈谈"能用数目字管理的"资本主义》,《读书》1993年6月.
32 Steven Cheung(涨五常),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9 (1970) pp 49-70.
33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34 Tibor Scitovsky The Joyless Economy; The Psychology of I Inman Satisfaction, Revise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5 Mario Morroni,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6 Martin weitzman, The Share Economy Harrand University Press, 1984.

jianmin

看到了七十多页，
什么是价值？这个问题本身反映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路径，

jianmin

劳动价值论最主吸引我的一点是，他为人与人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持，即人是最重要的，人是产生价值的源泉，所以一个社会要生产更多的财富，最重要的是发挥人的价值。在野蛮社会，人们按武力强弱来分配，在专制社会，人们按权力大小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们按资本多少分配。那么，马克思所设想的是按劳动分配，实际上是按人分配。这没有错呀，但是，为什么却行不通呢？

邱晓云

人是产生价值的源泉
==============
劳动只是价值源泉之一，资源也是价值源泉，而且是更重要的源泉：原始人采摘果子，采摘是劳动，果树是资源，学会种植了，果树也可以折算成劳动，但土地仍是资源，还有我们不注意的空气之类都在种植中起作用，那根本不是劳动能创造的，一定要算的话，劳动可以算成资源的一种----------好比奴隶社会，统治者计算自己有多少劳动力就像计算自己有多少畜力一样；资源却不可以算成劳动的一种，劳动创造世界只是人类蛮荒期一种鼓舞士气的豪言壮语，那是占住了地球资源贪地功为己有，有本事你赤手到太阳上劳动创造个世界给我看看！

劳动仅是价值源泉之一，所以仅承认劳动价值，一切按劳分配必然是错的，更不要说，劳动有有效劳动无效劳动还有负效劳动，按劳分配从逻辑上讲是非常荒唐的。

jianmin

劳动可以算成资源的一种
____________
但这种观点贬低了人，会导致整个社会对人的尊严的践踏。马克思正是为了修正这个的。
我们为什么不把资源看成是劳动的一种呢？比如，石油，在现代社会，这是巨大的财富，但是，原始社会，他和石头没有不同。正是人的劳动（认识增加）使石油变成了财富。

jianmin

在原始狩猎时代，人们所能利的是果子和小动物，人们所认为的财富仅限于果子和小动物。
在农业时代，人们掌握了农作物种值和驯养动物，财富的概念主要是粮食和家蓄。
在工业时代，以牛顿力学规律为核心，产业经济成为整个社会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
在现代社会，以相对论、量子论核心，虚拟经济成为整个社会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实体经济能够增加的财富越来越有限。
可是，什么是财富呢？在这些不同的阶段，这些财富的共性是什么呢？我假设，他们的共性是能生产幸福。

秋不愁

　　jianmin的疑问和提出的问题，超出了这个版块的主题，也超出了主贴设定的主题。比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幸福。这些都不是经济学问题。经济学上讨论的是经济价值，诸如人格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生命价值、知识价值，这些都不在经济学的讨论范围内。所以哲学家的看法是，尽管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一种学术概念，与经济学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但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价值这个词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视野。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马克思不具备讨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幸福等问题的资格。实际上他比现代经济学家更接近这些主题（现代经济学更专业，也更远离经济学的哲学背景和政治学背景）。但是马克思在讨论商品、资本一类的概念时，他的理论背景是不容易直接看到的。比如3楼提到这段话：“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jianmin说，“需要”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怎么能说与问题无关呢？其实，这里讨论的是商品的属性——满足某种需要，不是这种属性怎么来的。
　　

jianmin

其实在我看来，定义只是设定一个逻辑的起点或基点，究其本身并无所谓正确性的问题，而只在一定的体系中才有意义。我们需要关注的首先应当是这一定义是否可行（易于操作）？对于描述现实经济运行是否必要？是否全面和充分？最后，我们判断其是否可取，而不必从一开始纠缠于正误之分。虽然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但是，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首当能够解释世界（作为实证的经济学），然后才谈得上改造世界（成为规范经济学的依据）。  
————————————————————
这段话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张五常在其经济解释中有过大段的论述，我把它称为养蛆主义，因为这种经济学家，即使给他一堆蛆，他也能养得很好。对他来说，是蛆还是人，是没有差别的。

jianmin

　　jianmin的疑问和提出的问题，超出了这个版块的主题，也超出了主贴设定的主题。比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幸福。这些都不是经济学问题。经济学上讨论的是经济价值，诸如人格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生 ...
秋不愁 发表于 2011-5-5 10:31

其实，这里讨论的是商品的属性——满足某种需要，不是这种属性怎么来的。
————————————————————————————
我认为，不讨论需求，根本就没法讨论商品的属性问题。因为商品就是需求，需求就是商品。

其实我是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兴趣，即经济学的假设背后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假设等这些东西。还有，我感觉，仅仅从哲学上讨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幸福等话题有些太空泛了。我非常认同马克思的话，核心在改造世界。

邱晓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资格鄙薄任何一种经济学，从有人类以来，没有那种经济学曾给人类带来过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大的灾害，百分之一都没有，他的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团糟。经济活动的核心是合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斗争，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被看作是反经济学，只要照学，一定会财富减少，最后饿死人，这是经过反复验证的。

jianmin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资格鄙薄任何一种经济学，从有人类以来，没有那种经济学曾给人类带来过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么大的灾害，百分之一都没有，他的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团糟。经济活动的核心是合作，马克思主义 ...
邱晓云 发表于 2011-5-9 12:15

我还没有能力来反驳这段话，不过，这段话的思维方式是很好玩的，记得余英时有一篇文章说，现代人文学科基本上是被自然学科牵着鼻子走的，研究人文学科的人，基本上是顺自然学科者则兴，逆自然学科者则亡。这种思维方式不知道能不能叫作解释主义。即使承认这种思维方式，可人类太长了，马克思才一百多年，怎么足以验证它的好坏呢？

psyzjs

我觉得：不做实验，以上的讨论近乎空谈。

楼下的板砖，使劲砸吧。

jianmin

这几天没翻几页资本论，因为感觉太老了，在汽车的时代，再去研究怎么做马车，还有意义吗？

张义潮

9# jianmin
楼主很不地道吧，反驳劳动价值论，应该正面反驳，而不是把劳动价值论，歪曲成“劳动创造价值”的相对价格理论。相对价格理论不包含任何价值原子。

请楼主告诉我价值是什么？

真正的劳动价值论是说，价值（交换价值）是一种人类劳动，它代表的是支配人行为（劳动）的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非具体财富。如所谓的GDP，就是一个价值量的概念，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它应该称为“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支配关系总和，而非像生产涵数一样的东西。
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反驳劳动价值论，应该考虑这个定义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是否正确，资本主义追求的交换价值（价值）是否符这个定义。

实际上价值还可以定义为：“价值是被资本奴役的流通人类劳动。”
因此，马克思强烈批判的商品（货币）拜物教，就是批评把人对人的这种支配的社会关系，说成是物质对人的具体财富关系。正如利润（剩余价值）代表的并非具体的剩余财富，而是交换中剩余劳动支配形式的权力。


如果反驳劳动价值论，首先必须证明GDP的存在性，证明存在总生产涵数。第二是否定不同物质生产效率的行业在统一市场经济不存在平均利润率（很不幸很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下多数行业存在平均利润率是被统计证实了的）或者必须证明每个行业的物质生产效率提高、降低是相同的，也就是要否定资本是以积累为主的竞争，证明它是技术为主的竞争。

张义潮

另外有所谓“效用价值论”是什么？只有效用论，或者效用相对价格理论。

价值理论是说价值是什么的理论，而效用论者不诚认存在“价值”这种东西，只有相对价格理论，讨论与人的物满足相关的优先次序问题。

在这里劳动价值论，是“劳动创造价值”等一切相对价格理论的死敌，因为价值如果是一种人类劳动，那么它代表的就是支配人行为（劳动）权力，而相对价格理论，是讨论某种要素与物的有用性（或者说满足性）的相对关系。

劳动价值论则是认为价值代表的是人对人的社会支配关系，与物质的具体有用性无关，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框架内只有社会关系支配涵数，而没有生产涵数。生产涵数是建立在某种“要素”与“对物的有用性”（或者说人对物的满足性）的相对关系之上的。

不应该把劳动价值论，看成是“劳动”与另一对立的“价值”概念的相对关系，而真正的劳动价值论是说价值＝某种人类劳动，或者说某种人类劳动的名称就叫做价值。

张义潮

用生产涵数关系反驳劳动价值论的脑残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正确性

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就出在，它是“商品”上，而不是“产品“上，很多批评马克思的人忽视了这一点，商品是被卖出去了的才是商品。某个行业的总产值，不是产品的数量值，而是“卖出去的所有产品”——商品的总价值！
在生产涵数关系的理论中，多数企业的懂事长或者说经理都不是工业师、技术人员和财务总监，都不可能按工程师或者技术人才知道的技术况态来确定工资。在新古典的理论中，固定成本是一堆机器和厂房，它们在短期是不变的，再把作为可变成本的工人逐渐加到机器上去考察产量的变动，由此得到一条U型的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曲线，还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去考察长期成本和规模收益的变动，这在实物成本的核算是是对的，但确不是资本主义的实际成本和实际变量。
　　如需要多大厂房或者多少工人开工，实物生产上最优这是工程师来确定的。然而企业的实际成本是花多少钱或用多少钱，
　　雇员（包括工程师）的工资是预先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俗约的天、周、月来确定，而不是一种技术状况。机器、土地的价格也不是按其磨损程度和缺失程度来确定的，而是按资本市场上的价格来确定的。现实中预付工人的工资和原料购进，都是依据契约的事先约定来决定。而社会中货币增发的速度和流通速度也与技术毫不相关。打个比方：夫妻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在产出的供献上，与分割财产是两回事，分割财富分按法律原则平均分配。如果真按边际效用的相对价格理论，我们就会发现现实中企业无法做出企业的财务预算。
　　即便这些假设都成立，金融资本也根本不可能按物质生产效率向各行业供给货币。因为资本家之间存在着马克思所揭示的追求更高利润率的积累式为竞争，而不是新古典鼓吹的技术竞争，技术为竞争完全把积累式竞争完全排除。
　　积累式竞争导致马克思所说的以平均利润率为重心的均衡，马克思正是通过平均利润率，把利润与技术的关系完全排除。对于资本家来，如果他不能有更高的利润率快速扩张，那么他随时都有失掉资本家地位的风险，只要发展某种领域利润率较高，他就出售利润率较低行业的资产，而够买较高利润率的资产，从而改变货币（资本）与劳动力交换的比例，达到平均利润率为重心的均衡，这是一种社会支配秩序的均衡，与优化配置资源无关，它不是新古典的瓦尔拉斯均衡——技术与个人选择的均衡。如你可以1秒钟之内把上千亿资金转帐到几千公里以外，确不可能1秒钟之内生产出上万台机器，更不可能运输到上千里以外。积累式为主竞争在资本主义中普遍存在，如：一两百年前如果有1万英磅绝对是一个中等以上的资本家，而现在只能是出卖自身劳动力的雇员。
因此，价值与技术存在反比关系，是在某个行业的总产值不变的前提下（或者假设各个行业之间的物质生产效率是同比例提高的）。但在统一市场下，某个行业的总产值则不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各行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即是由资本的积累率来决定的。
因此试图建立价值与技术的生产涵数关系，思路上就错了。已经忽视了货币供给量的制约，也就是忽视了“价值原子”的制约，把商品看成了产品，产品数量等同于其产值。
也就是说，统一自由市场下，行业之间的利润率与技术不存在关系。资本主义形成以来，平均利润率一致下降，是单位劳动力下，资本积累率增加的结果，是社会关系，是制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与真正的物质最大化使用的效率一点关系也没有。很明显，私有产权能促进更能利润增加，但要说其有效率，那只能说更有剥削效率，而不是物质最大化使用的效率。这一点“新制经济学”社会关分析与“新古典”的生产涵数关系搅拌在一起，可见它就是最纯粹的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派。

相对价格理论，是试图建立一种，某种要素（包括劳动）与使用价值的相对关系，即生产涵数关系。相对价格理论，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的实物核算中成立，而这种实物成本是不是企业的实际成本呢？肯定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不是实物经济，而是货币经济。使用价值转化率不是资本主义的实际变量，交换价值（价值）才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实际变量。因此在解释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劳动价值论是一切相对价格理论的死敌，包括左派中流行的劳动相对价格，劳动价值论也是它的死敌。
因此，想建立价值与技术的生产涵数关系，已经偏离了劳动价值论学说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在这里不得不佩服马克思强大而可怕的整体思维。（人大的某些教授也只不过是想搞商品拜物教式的相对价格理论罢了，以便为歪曲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服务。像中央党校的校长，更是乱说 与人争论哪些要素创造价值，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 某种要素 与 使用价值 的相对关系上。而不提价值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不是物质的有用性？还是支配人劳动的权力？）

人与人社会支配行为（劳动）的涵数关系很简单，小学生也会的数学公式，《资本论》已经给出很多这样的公式，如：平均利润率的公式：平均利润=[[预付资本（可变资本）]×[[平均利润率]]
可见边际革命以来，乱用数学分析，只不过是提高了经济学的门槛，以便他们更好的为资本主义圆谎。边际效用理论，对于最优配置资源逻辑上是正确的，但生产涵数关系确不是市场经济的实际变量。按需分配劳动力和技术只不过是经济学界的梦想，新古典的理论可能更适合解释计划经济。
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马克思到死也没完成其写作，不过马克思的经济手稿确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时不一致，这可能是与资本的存量有关。即不变资本与资本存量存在动态变化的比值，这更就进一步的突出了社会关系。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也是快到死时才跳出了斯密的忽悠，但已时没有时间来写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问题了。

试图从生产涵数关系来否，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是脑袋残废的表现。如：假设中国的化纤产量增加了1倍，如果其他行业不增加雇佣劳动，即收入（雇佣劳动或者说有效需求）不增加，那么发生交换时，化纤行业的产值是会不变的。
某些人乱举例，用纯粹的物质生产效率来反驳马克思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解释，他们完全忽视了金融资本不是按物质生产效率来向此行业增加货币供给的。也就是说把价值原子，或者说量的原子制约忽视了！

又如1吨大米交换1台电视，农业的物质生产效率，几乎长期是不变的。假始电视机物质生产效率提高1倍。可实际交换中，则会变成1吨大米交换2台电视。作为电视机生产行业的产值，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假设农业领域是生产1吨大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500元的可变资本相交换，而工业领域就算产量提高1倍，这些产品最终必须交换出去，才能实现交换价值。而社会上只有农民500元的有效需求可与其交换，因此电视领域的产值会不变。

因为金融资本向电视机行业供给的货币量是不会按物质生产效率来供给的，资本之间存在追求更高利润率的积累式竞争，这种竞争会导致行业之间平均利润率为重心的均衡，自然物质生产效率不能影响行业之间的利润率。那些乱举例子通过物质生产效率批评马克思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正好没有考虑供求平衡，根本没有考虑行业之间的货币供给量不是按物质生产效率来确定的，他们把商品当成了产品，根本没有马克思强大的整体思维。


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麦当劳、肯得基在中国那么贵，这些传统行业的物质生效率或者劳动服务，中国与美国的效率是一样的。但是麦当劳、肯得基这些行业，在美国国内市场，这个统一市场的前提下，与美国的高科技行业是存在平均利润率的。也就是麦当劳、肯得基的雇员够买美国本国的高科产品相对中国很便宜。而中国又不能生产这些高科技品，这样很多行业，同样的物质生产效率，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中国几乎需要用8个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去交换美国的1个劳动力的工作时间。

国与国之间，不是统一自由市场，因为劳动力不能在各国自由流动，形成统一工种、服务的劳动力价格。这样，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GDP（雇佣劳动总和）对比，实际上代表的不是生产能力对比，而是支配劳动力的权力对比。很明显越是开放，那么这种所谓GDP（雇佣劳动总和）代表的国力对比，即权力支配关系的力量对比就越真实。
但封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某些人推算在平 壤修建一幛摩天大楼需要占其GDP的十分之一，实际上修这样的一幢大楼， 平 壤方面只动援了几千劳动力就能完成。
可见价值代表的是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与具体财富无关。在行业内部，当这个行业总产值不变的情况下，价值与技术存在反比关系，但行业的总产值则不是由技术来决定的，而是由平均利润率来决定，或者说资本的积累率来决定的，认为行业之间利润与技术存在关系则是一个错误，他们忽视了行业之间的货币供给量。

这很自然解释资本主义形成以来利润率为什么总是在下降。如发达国家GDP(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增加放慢，90年代以来美国的IT产业兴起，它的物质效率提高，明显是高于所谓的GDP（雇佣劳动总和）增长的。GDP（雇佣劳动总和）增加在于资本能对外扩张，吞噬交换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如中国的开放，苏联东欧阵营的瓦解都为其提供了，更多可用于交换的劳动。

在劳动力不增加，不能对外扩张的前提下，这样 利润率 实际上与 单位劳动力下的资本积累率 有关，单位资本积累越高行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就越低。

张义潮

新古典是很著名的拜物教理论，从最优配置资源的逻辑来说，边际效用的原理是完全正确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定义：“效用是人对物有用性的评价，当最不迫切的需要每满足一次边际效用递减”）。
但问题是它是不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实际变量，我们不能把人对人的支配关系，说成是像生产涵数一样的东西。

多数左派把劳动价值论误读成“劳动创造价值”的这种拜物教化的相对价格理论，这样的拜物教理论当然比不过新古典的完美啦。所谓马克思理论不适用，新古典更符合逻辑推理，只不过是对那些误读劳动价值论的左派而言，他们是没有学过逻辑学的，不可能克服植根于社会关系形成的语言习惯。
这就如同大力士去使巨大的铁锤就十分顺手，而力气不够的小孩子去使只会把自己弄伤。

在这里不得不佩服右派们的歪曲的无耻，也不得不佩服那些把《资本论》像《圣经》教义一定迷信的左派，明明自身的潜逻辑都否定“劳动造价值”的“劳动相对价格理”论了，还要自我催眠的相信这种所谓的相对价格理论。《资本论》只有在争论并能读得懂它真正逻辑的人那里才是科学，而在宗教式的信徒那里只能是神学，只能把这样天才的著作、理论辱没了。

jianmin

马克思关于血腥立法的论述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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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片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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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到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13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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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今天的中国对流浪汉有一种收容制度。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十七世纪中叶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流浪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1777年7月13日的敕令）还规定，16岁至60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1537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1号告示，1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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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变成资本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揭露了资本主义法律最主要的本质)，在英国开始于1349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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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1350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8章第5节）已经讲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地说：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险。”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18条和第19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1360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1825年废除禁止结社法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在当今中国，工资越高，纳税越多。虽然有些地方规定了工资的最低限度和工作时间，但并没有足够的监督检查，甚至根本没有监督检验，而且没有规定工作强度和不伤害健康的工作环境。至于工人的结社，则必须得到实际上禁止结社的机构的批准。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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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第3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2先令7 1/2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68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1799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1661年及1671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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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1796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1813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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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一直卑鄙无耻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对工人的永久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今天的中国工人也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什么民间团体也不能成立，而政府当然站在它辛辛苦苦招商引资来的资本家一边。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这就是西方人士及其在中国的跟屁虫们要在中国和全世界捍卫的“自由和人权”。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

jianmin

马克思关于血腥立法的论述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这就是西方人士及其在中国的跟屁虫们要在中国和全世界捍卫的“自由和人权”。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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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说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籽、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十五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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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99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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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业史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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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变成了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亚麻纺织厂，“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体现为无数农民家庭的额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体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在，它体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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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集中)营里了。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变成了指挥他们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还是通过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米拉波说：

zoufeng_1234

转一个陈年老帖：杨丽娟其实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实在不理解这个近乎疯狂的家庭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我仔细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终于实现了某种理解型同情。这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家庭。他们以无比坚强的信念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信条——劳动价值论。

    杨丽娟：“为了他我从16岁等到30岁，他不能对我像对其它歌迷一样，那个照片谁都会有！既然两个半小时的歌迷会他都有时间，为什么不抽出一点时间和我说几句话。这条路我们坚持下来，我们没有错，错的是他（刘德华），后悔的也应该是他（刘德华）。”“我对他有这么大的付出，再怎么也要单独给我几分钟啊！”

    杨父：“为什么我们付出这么大，他一点热情都没有，最起码的关心的话都没有。”

    杨母：“我的孩子太可怜了，她这么多年付出了这么多，不能就这么结束。”

    看看，这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只要付出了劳动，就会产生价值，就要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凝结的劳动也就越多，回报也就应该越大。价值是和投入的劳动量成正比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因为某个人做个坏事，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

    为了追寻刘德华，杨丽娟付出了十多年的时间，而且一年前还被媒体广泛报道了。他们一家人由于受到了马列主义的指引，因此就以为自己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同时，还坚定地认为自己应该在刘德华心中有特殊的地位。当歌迷会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这个狂想以后——他们在那里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们的心理彻底崩溃了。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信奉的观念可能是错误的。价格不是由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刘德华可以看作是他们制造出的“迷恋”这个产品的消费者，虽然这个产品成本巨大，可惜，并不受消费者的欢迎。

    杨丽娟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她的同道。他们拒绝消费者和市场的评判，他们打着“公正”“公平”“人道”的旗号，认为只要自己付出了劳动，不管这种劳动多么无聊和可笑，多么低效和浪费，就是必须得到回报！如果得不到，他们就要撒泼打滚，耍尽无赖，以破坏秩序相威胁，并以暴力去夺取成功者的果实。

    对这种人怎么办？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我总要想起已成为过往历史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

   为保卫自由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舰炮干杯！

jianmin

转一个陈年老帖：杨丽娟其实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实在不理解这个近乎疯狂的家庭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我仔细看了一下相关的报道，终于实现了某种理解型同情。这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家庭。他们以无比坚 ...
zoufeng_1234 发表于 2012-12-6 14:43

邹老师，您对什么是价值有何高见，请赐教一二。

zoufeng_1234

邹老师，您对什么是价值有何高见，请赐教一二。
jianmin 发表于 2012-12-6 15:13

这么哲学的问题实在无力探讨。我转的文章说明了杨丽娟父女证明了劳动价值论的荒唐。

根据我看桑德尔的《公正》课学到的东西，价值应该包括实用性和道德两部分，而且最终是二者的一个综合平衡。片面强调实用性和片面强调绝对道德都可以推出荒唐的结论。

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似乎只是强调了劳动的道德价值，也就是“勤劳”是一种美德，理应得到回报，而不管这种劳动是否带来实际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