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给浦东新区进一言

亚平

浦东新区作为国家最早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之一，其未来5年的发展如何，将决定浦东新区乃至整个上海在全国各类综改试验区和区域经济竞争中的地位。是继续领跑全国还是被其他地方超越，端赖于改革推进的力度与创新的高度。因为我们看到，天津滨海新区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浦东新区200亿元。所谓不进则退，从享受的国家政策、资源和区位优势来说，滨海新区都是比不过浦东新区的。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点，原因在于，浦东新区于日前举行的综改试点工作推进会上，下发了一份洋洋大观的《综改试点重点任务分解书》，这份任务分解书据说涵盖了五大领域、35项具体改革事项，提出了浦东新区“十二五”转型发展的目标，即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和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内生增长模式。用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的话说，浦东为改革而生，改革是浦东的生命之源；浦东因改革而兴，改革是浦东的不竭动力。浦东将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全国改革发展的大局下，与时俱进地设计改革命题、突破改革难题。换言之，下发任务分解书，是为了掀起浦东在新的5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争创“国家改革示范区”的序幕。
　　不过，研读这份任务分解书，总感觉有些烦琐。浦东新区在未来5年要进行那么多的改革创新，也难为地方政府。然而，据熟悉当地事务人士告诉笔者，5年前浦东新区作为国家综改试验区时，上海也提出了很多改革设想，但基本都流于形式。因此我想，与其眉毛胡子一把抓，从而拖延改革时机，不如选择一两个突破口，搞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出来。也就是说，浦东需要在未来的5年发展改革中，找到一两个战略抓手，进行重点突破。当然，既为战略抓手，就须合乎几个要件，即具有上海的优势，又符合未来产业的发展规划，同时还存在很大的制度瓶颈，故此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合于这些要件的，无疑一是金融，二是人才。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未来还要做国际金融中心。目前，浦东陆家嘴金融城就集聚了584家中外金融机构。但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在于其特性而非地点，也就是说，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世界级金融机构必须汇集于此，资本在这里自由流动，参与者能便利地获得所需资金，有熟知国际规则的专业法律人士提供优质服务，有良好的管理标准和规划。然而这些，上海目前都很欠缺，上海的金融开放度还过低、金融监管过度、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产品与业务较为单一，金融人才储备不足，要吸引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金融机构和人才前来创业，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挑战。
　　与金融的创新发展直接关联的是人才问题。硬件设施的缺席可以很快建造起来，但软件环境的构造则非一日之功。软件环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便捷化提供一个好的制度机制。一定意义上说，人是决定一切事物成败的关键，特别对包括金融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来说，更为如此。上海要打造现代服务业高地，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没有大批懂得现代经济、金融、法律、外事、技术等各方面的高端服务人才，万不可行。
　　目前上海在吸引人才方面，虽然相对于其他国内城市，具有比较好的基础，如科技力量和教育资源雄厚，经济基础好、对外开放度高，研发企业多、现代服务业集聚，但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和服务经济的要求相比，又有着很大差距。例如在税收方面，国内金融人才所缴纳的个税高达40%以上，而在香港则只有15%左右；再如，香港金融法律只规定了企业什么不能做，而上海则实行严格的审批制，金融企业的每一个举措都必须经过层层批准。这样势必限制了很多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正是金融人才的专长。
　　所以，仅仅薪酬高、生活便利等，还不足以吸引大量高端和创新人才，必须要有自由的市场环境，使人才的发展不受过多束缚，这就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与经济结构宏观调整相适应的人才宏观调控体系，如改革个税，减少管制等。事实上，金融创新也指向政府自身的转型。从世界金融中心的形成来看，金融中心不是国有金融企业堆起来的，而是金融管制放松和金融规则、金融产品创新的结果。但在这方面，我们的劣势无疑更加明显。因为金融管制在中国比一般行业更厉害，每个环节都存在审批，中央直接管理金融机构。因此，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尽可能放松金融管制，创新金融监管理念，减少政府指导的治理机制给金融机构的自觉治理带来的障碍，为企业尤其是私人部门在金融市场上的活动提供合理、公平的准入条件和竞争环境，并有效发挥价格引导、市场定价、风险管理及资金配置等一系列资源配置功能。
　　好在对于上述有可能阻碍浦东新区未来发展的问题，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并在改革规划中予以着力解决。如陆家嘴金融城，正在酝酿管理体制的“巨变”，在国内率先引入“业界自治”原则，让金融机构也能参与到政府管理之中。笔者希望浦东新区在围绕金融创新和人才自由化方面，政府的职能和管理体制有真正的符合市场创新要求的改革，说到底，政府自身的改革滞后，才是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对上海而言，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工业经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管理制度，已经成为制约浦东结构调整的制度性障碍，只有彻底地推进政府改革，才能把浦东新区建设全国最开放、最透明、最高效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