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哪里

jianmin

| 明镜 发表于 2011-05-02 09:28 | 本文阅读150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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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内容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非常显著。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20来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是不相同的。今天，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不难理解，这些问题在其它东亚社会并不普遍，而在拉美国家则较普遍存在。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著，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或者假装成左派的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而“共同富裕”才是目标。因此，邓小平也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19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
    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领域，不当的政策阻碍了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在另一些领域，尽管政策正确，但没有能够有效执行下去，同样没有能够帮助中产阶级的成长。
“有恒产者有恒心”
    尽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界定中产阶级，但不外是两个主要的方面，即以经济收入和财富具有为核心的硬性指标，和以价值、文化等为核心的软性指标。从历史经验看，前者是衡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早期发展的最重要的指标。没有经济和财富这些“硬性”条件的出现，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出其特有的价值和文化。中国古典文献中“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指的也是这个道理。
    中国社会群体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既是中产阶级发育不良的现实写照，也是中产阶级成长的阻碍。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主要是经济结构所致，即一次分配问题。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失衡。中国本来是计划经济，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个个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大家都有着“贫穷社会主义”的低生活标准。经济改革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从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容许私有企业的发展，到1990年代“放小”的民营化过程，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致平衡。这段时期，也是中产阶级成长最快的。
    但是这些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部分大扩张，民营企业的空间大受挤压。国有企业脱离其原初占据具有国家战略地位的产业空间的设想，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就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这里央企扮演了一个很负面的角色。近年来，“央企化”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新特色，即无论是地方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纷纷投靠央企，和央企结盟。
    央企的大扩张造成了社会称之为“国富民穷”的局面。央企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依靠垄断而获得巨额利益。这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总体的生产力水平，更是影响着收入分配，加深社会的不公正。一个个央企都是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他们不是财富创造者，而是财富转移者，把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到少数人手中。很多年里，央企都具有不受国家和社会控制和监督的“自行分配”机制。盈利了，分配给自己；亏损了，就向国家伸手。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东亚，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社会达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机制。在中国，在国企越做越大的同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变得非常有限。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强调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控制庞大资源的国有部门（包括银行）并没有动力去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只要这样的经济结构不能得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
   在一次分配没有达到其基本使命之后，中国的二次分配同样面临更为巨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社会改革缓慢。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尽管在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没有找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建设还是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实际上，社会政策建设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正面效应，还远远抵补不了这些领域（还包括房地产）被“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是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低下。除了有效的社会政策，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中国劳动者工资的低水平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了。劳动工资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各级政府总是在资方这一边，帮助资方人为压低工资。先发展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工会在劳资力量平衡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在中国，工会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而是代表资方和政府的利益。只要劳、资、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达成平衡，劳动者还会继续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劳动者进入中产阶层还是无望。
    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执行不力的另外一个结构性因素，是特权阶层的存在。特权阶层主要指的是掌权人物。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面面，掌权人物都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特权都发生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些原本只有权势人物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政策建设而被社会化。无论是权势人物还是一般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但在中国，这个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发生。相反，权势阶层的特权化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国有企业的扩张等）还在强化。特权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面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执行无力。原因很简单，权势阶层可以在政府内部得到特权，他们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推动社会改革了。
    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和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权势和财富阶层既“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也“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过，他们也必须承受中产阶级缺失的代价。中国社会缺失稳定的基础，现在只有依靠高强度的“维稳”机制来谋求稳定。但很显然，即使权势和财富阶层也意识到这种稳定的不可靠性。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会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要真正稳定，必须培植中产阶级。而这又要求放权社会，还权力和财富予社会。只有当中产阶级成长壮大了，社会才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进程。

作者郑永年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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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政府没找出高房价原因 收入改革由市场定 来源：东方早报 2010年06月22日07:34 我来说两句(130) 　　

　　适逢“十二五”规划酝酿之年，各类话题层出不穷：史无前例的楼市调控，此起彼伏的涨薪之声，热议中的收入分配改革，重新上路的人民币汇改……

　　凡此种种均指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挑战——如何从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向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变。换而言之，在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当下，该如何让人们挣得多，花得也多，从而稳定社会日益焦虑的情绪？

　　即日起，早报将就上述“十二五”规划中不容回避的话题，陆续刊登一系列经济学家的访谈，以飨读者。

　　早报记者 王莹 发自北京


经济学家茅于轼

　　年届耄耋的茅于轼，顶着酷暑走访山西永济的农户。大多数时候，他眉头紧锁、神情凝重。

　　17年前，执著于民间社会实践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吕梁地区临县的龙水头村，开始小额贷款的试验。2003年，74岁的他创办了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2009年他创办了山西省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走出书斋、知行合一的他，抨击社会的仇富现象，同时也致力于减贫事业。

　　在近日于山西永济召开的“小额金融创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会期，早报记者专访了茅于轼。谈及时下正在被热议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他说，在这方面政府能做的事其实不多。

　　“非法集资的提法很可笑”

　　东方早报：你对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这个项目倾注了很多心血，从报表上看，农民的还款率很高。但也有人说，你是这个项目的“定海神针”，如果不是茅老，小额信贷要想做起来非常难。也有一些小额贷款项目，遇到诸如缺乏资金来源等问题。我们想知道，你们遇到的阻力是什么？小额贷款如何才能可持续？

　　茅于轼：为什么普通人都做得不行？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让每个人都能做小额信贷。现在，我们跟穆罕默德·尤努斯（注：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不一样，我们国家对金融是垄断的，而孟加拉不是。尤努斯说过，“小额贷款不能吸收存款等于砍了他一条腿。”

　　背景的不一样导致我们困难重重。不过，中国能找出更合适的办法，中国的大银行有吸收存款的优势，我们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放款的优势。也就是说，小额贷款公司从大银行得到转贷资金，这样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资金缺乏。依靠资本金来放贷，总是很有限度的。现在解决小额信贷资金来源的办法，就是大银行转贷。

　　现在（小额贷款公司）政策上有很多限制。比如，注册资金门槛太高；对股东的身份有要求。还有，所得税营业税优惠的问题，我们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样是服务“三农”，我们外在的税赋成本比其他机构高很多。虽然国家有相关规定，但我们就是享受不到。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我希望，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门槛要降低，股东身份限制取消，而且从小额贷款走向乡镇银行，然后变成商业银行，这条道路要非常清楚。满足什么条件可以成为乡镇银行，不要含糊，不要看人办事，要有一定的法律法规。

　　东方早报：你说过民间融资要合法化。

　　茅于轼：对，要取消“非法集资”的概念。

　　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提法非常可笑，为什么国家银行集资就合法，我们集资就非法？非法集资出问题是有诈骗的原因，这个是要严格防备。但集资有时候会亏本，这个在商业上是可能的，你不可能百分百都赚钱。投资就应该承担风险，亏本也就认了。只要没有诈骗行为，我觉得都是“合法集资”。杀人是犯法的，集资怎么会犯法？社会是靠集资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要有金融业，就是为了要集资嘛。

　　“政府没找出高房价原因”

　　东方早报：宏观政策选择现在似乎很犹豫，主要是房地产投资降温，二次探底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你怎么判断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茅于轼：从全球的情况看，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因为造成危机的因素、原因并未完全消除掉，所以二次探底的危险还存在。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府。经济上问题不大，政治稳定的话，经济还可以往上升。政治保持稳定，这个是需要大智慧的事。

　　东方早报：6月11日国家统计局数据公布，中国5月份出口同比（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长约50%，达1300亿美元左右。但是，欧债危机也让出口不确定性增加，这是否会形成经济周期的逐级下行？

　　茅于轼：这个很难判断，从道理上看是。但是，我没有看5月份出口增加这么大比例是哪些地区在增加，这个现象很奇怪的。

　　5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50%，从总量上讲，出口增加不能判断好坏，如果进口超过出口那是大好事，能把我们过量的外贸存款用掉。但是，顺差增加肯定是坏事，现在我们要监督的是顺差。

　　东方早报：房地产调控又到临界点，眼下的悬念是房产税，这一轮调控如何往前走？

　　茅于轼：这一波的调控比较行政主导。现在调控高房价，用的不是市场的办法，而是用压房价的临时性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理顺房地产市场。当然，有些问题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这要符合经济学道路，经济学一般是相信市场能自由配置资源，如果发现市场不能自由配置资源，这个时候市场本身不行了，才需要外力。

　　那么房地产是什么问题？现在需要判断是市场造成的还是非市场造成的，政府没有找出房价高的原因。现在国家不允许耕地转换成开发地，土地供给量这么少，价格就高，这就是非市场造成的。

　　至于房产税，我不太清楚它的利弊是什么。不过，现在政府做事逻辑就是这样，高了就压，降了就捧，而不去问压和捧的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原因还是市场之外的原因，我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贫富分化现象的确严重”

　　东方早报：5月21日，新华社援引两位研究员的话，对中国当今收入分配现状作出判断称：中国基尼系数（注：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该指数在0和1之间）实际已经超过0.5，远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0.4的警戒线。但也有专家，比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目前无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你的观点是什么？

　　茅于轼：目前中国贫富分化现象的确非常严重，而且城乡差别变成我们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

　　基尼系数非常高，高在哪儿？就是农村人口收入低。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把农村有限的储蓄调动到了城里，调动到其他地方去搞大项目——我们城里有地铁、有高楼大厦、飞机场、核电站、三峡，这些大项目的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农村的储蓄。

　　我们的农村金融机构善于从农村调出资金，农民再要想借钱就非常困难，农村本来就穷，你再把他的资金都调走了，他怎么发展？

　　我写过很多文章说当下的问题跟低人权有关，秦晖（清华大学教授）也是这么看的。我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化反映出来的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最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仇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

　　还有，我认为中国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有钱人都把资产转移出去，到安全地方去了。有没有外国的大富翁跑到中国来？这个说明，中国人的基本权利方面有问题。我们现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备，原因就是人权问题。我觉得要变成市场经济国家，首先是解决人权问题。

　　我不否认，往外跑的有一些是贪污腐败分子，但是不贪污的有钱人也向外跑。改革开放初期，人权问题是有很大进步的。但现在，人权是不是有了很大改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政府能做的事不多”

　　东方早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0多个省（区、市）下发文件，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有20多个省（区、市）人大制定“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就是国家让税收，通过转移支付，分配到居民头上。但是，让企业从他们的利润里多分一部分给职工，这个很难，事实上也引起很多争议。你怎么看？

　　茅于轼：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市场来决定的。政府能做的事有限，最主要能做的是税收。但我估计，税收方面三五年内难有作为。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只对工薪征税，其他的收入征不到税，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征不到税？

　　其次，就是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公安等公共服务。过去公共服务是主要针对城里人的。比如，政府把巨额的公有资源拿来补贴城里人买经济适用房等补贴住房，而农民是没有份享受这个待遇的。这方面，政府可以改正。

　　其他方面，政府能做的事不多，比如容许工人自己组织工会，用“温和理性的办法”解决贫富差距过大。

　　东方早报：你说的“温和理性的方法”指什么？

　　茅于轼：主要是税收。除了税收，我看不出别的东西来。

　　我说过，应该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减少其他的税。个人所得税主要应向高收入阶层征收，这能够缓解贫富差距。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谁是富人，这个不大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