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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沃尔夫：全球经济中的中国

标签： 中国经济

● 丁·沃尔夫

中国已经成为正在迅速崛起的超级经济大国。它的经济总量在全球位居第二，并且拥有全球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外汇储备(其外汇储备接近三万亿美元)。此外，它还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假如我们不将欧盟看作一个整体，而是27个独立的国家经济体)，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它是多种原材料的主要进口国，而且其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强——这在工业原材料和能源进口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虽然地域广阔，但是它的经济已经相当开放，其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比美国高出两倍左右。     然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就达到这个比例，而且在之后的20年里，经济增长速度极其惊人。尽管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在今后20年里也会实现相似的经济腾飞。中国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在众多领域里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因此，尽管它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终将成为超级经济大国。     然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就达到这个比例，而且在之后的20年里，经济增长速度极其惊人。尽管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在今后20年里也会实现相似的经济腾飞。中国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在众多领域里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因此，尽管它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终将成为超级经济大国。     这对于中国本身和它在全球的地位具有何种意义?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入手。一个会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其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国家不能忽略她对其它国家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与美国和欧盟极其相似——既是出口国，又是国际秩序(或者国际混乱)的进口国。此类超级大国的典型特点是：它不能期望总是“搭便车”。他的“所为”和“所不为”都对整个全球体系产生影响。     正如威廉姆·莎士比亚说过的那样，中国已经成就伟大，现在则不得不伟大。中国的经济腾飞给她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承担起对全世界的职责。鉴于中国政府面临着多种压力，这也许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而且日益强化。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制订计划来履行她的全球责任。           界定中国的利益所在           中国制订政策时不仅要关注它与全球经济体系的互动，而且要促进这个体系的发展。为此，它必须先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和目标。我认为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在于维持稳定、和平并且合作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里，中国才有信心保持其高速经济发展。     作为全球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应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中国要想最完备地保障其利益，需要在西方强国于二战后创建的国际秩序上打造一个受规则约束、基于制度的全球体系。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巩固和发展这个国际秩序，而不是彻底颠覆它。另外一种备选方案是建立由强权政治统治的世界。但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种世界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极不稳定。可能中国期望自己的实力会强大到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个稳定的等级式国际秩序。某些人甚至声称中国在历史上一贯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邻国关系。不过要用这种策略来处理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除了建立这种稳定的等级式国际秩序以外，更可能出现的后果是世界其它国家组成一个以制衡中国为宗旨的联盟。最好的情况是，中国要比过去花更大的气力来获得飞速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环境。最糟糕的情况是，这可能导致各国的关系破裂。     在这个总体目标之下，我想讨论四个主要的政策领域，即金融、货币、贸易和直接投资、自然资源。我没有列出所有对中国最重要的政策领域，但是以上四点是中国面对的最主要问题。           全球金融           从长远来看，中国很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的储蓄总额已经超过美国，在全球居首。它的目标必须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国内创建一个有能力支持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第二，帮助建立一个支持全球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全球金融体系。第三，保护本国金融体系免受全球金融体系的过度影响。事实上，这对中国提出了一个艰难的挑战，因为全球金融和其国内金融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我认为要想调和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国必须在以下四个大原则的指导下制订政策：     首先，中国政府应该假设从长远来看(很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仅会完全融入全球金融，而且将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不难想象到那个时候，上海会成为处于全球金融的核心地位。由于中国在不断前进，其公司和人民的视野越来越开放，因此这种融合是大势所趋。此外，这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使它所建立的金融体系有利于推动根本性的创新，并且提高分配储蓄资源的效率。这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来说不甚重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会与日俱增。     其次，与全球经济完全融合的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极其复杂，令人焦虑。它还可能对稳定带来莫大的风险。为此，中国需要花费时间来推进这个进程，并且精心协调整个过程。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取消对个人资本流出的限制，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资本方面的限制。银行体系的完全融合尤为危险，需要加倍谨慎。目前，由于银行借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且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性的目标，所以中国绝不会推进银行业的融合。     第三，降低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全程参与了20国集团关于金融业改革的讨论，而且金融改革的大致方向与中国政府支持的方向大致相同，即加强监管，提高资本准备金要求。中国感觉到事实证明本国在监管银行体系方面采取的相对谨慎的方法是正确之举。因此，中国和西方强国的监管理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尽管当前两者尚未完全趋同。和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不太能接受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社会利益。     最后，保障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从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一点看起来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是中国强烈否认其汇率和货币政策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中国严重干涉外币并采取了相关的对冲操作，其副产品之一就是中国的官方资本大量外流，成为全球失衡的根本性原因之一，而失衡正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当然，我们并不是将其它地方的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误归咎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凭借着其重要性，的确能够影响全球经济条件。           全球货币           那么，与全球金融改革息息相关的是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就像我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参与者。同样，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调和国内稳定带来的利益与全球稳定带来的利益。我想提出以下几条宽泛的原则。     首先，中国需要认识到，事实已经证明自己针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政策造成了国内不稳定，特别是其干涉汇率和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对中国来说，这些政策会产生六个可怕的负面后果。首先，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在2007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5％，这导致经济遭受危机的冲击时愈发脆弱。其次，在本世纪头10年的中期，伴随着经常账户盈余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储蓄总额高企和家庭消费受压制等现象。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50％下降到2007年的35％。第三，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占到GDP的50％，政府的干涉行为迫使它对外汇储备带来的后果进行冲销操作。第四，在某种程度上，冲销取得了一定成功，但这些政策造成了高通胀引发实际汇率升值的风险。第五，对于外币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用几种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货币计价，并且收益较低的债券上。其投资规模使中国人民的财富无端面临风险。最后，那些鼓励汇率干涉和外汇储备的政策己经扭曲了金融体系，迫使政府将冲销操作、对借贷量化控制和低利率等措施组合起来(简而言之就是“金融抑制”)。     其次，中国需要时间使自己摆脱之前扭曲的状况。这会异常困难。扭转这种局面的核心要素是将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与加快资本流出的开放速度、让家庭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改善家庭的社会福利网结合起来，以降低中国庞大的预防性储蓄。     第三，中国需要制订一个策略来改革全球货币体系，从而管理国内发展和全球稳定的对接，满足其利益要求。为此，中国需要认清现实，即累积大量所谓安全的外债必须与供应相匹配。不幸的是，除非像美国那样积累起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部赤字，最终弄巧成拙，否则全球体系无法产生所需的供应。这种情形是现代版的所谓“特里芬悖论”，中国在制订政策时必须对这个事实有清醒的认识。     第四，中国会希望提出自己对全球货币体系长远运作模式的看法。然而，这些观点很可能与西方主导性的共识相互矛盾(尽管后者并不是普遍适用)。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最理想的系统是大型经济体拥有本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权，由独立的通胀导向性央行管理货币政策，同时这些经济体之间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所有这些看起来都与中国的政策格格不入，即使从长远来看亦是如此。因此，中国和其合作伙伴需要认识到，早在过去10年里，他们之间的观点就处于紧张局势之中，而且这种紧张情绪具有持久性和根本性。尽管西方强国认为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上主张已经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指导原则，但是中国和其它新兴国家则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与他们的意见分歧。自1999年起，他们累积起近7.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中国自己的外汇储蓄就占到三分之一。     最后，当前的局势显然已经陷入僵局，所以中国要想维护自己利益，应该通过当前G20峰会的讨论找到实用的调解手段。其调解方法应该将重点放在失衡状态的指标、调整的方法和时间表、为陷入困境的国家提供慷慨而且有效的流动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治理改革(这些改革使得IMF成为中国及其它新兴国家的一个更加合法、更加有效的对话者)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全球最大外汇储备以及最大经常账户盈余的持有者，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贸易和投资           中国的贸易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她正在成为全球最重要且最具竞争力的贸易体，因此中国也自然而然地接替美国(之前是英国)，成为开放的规则导向型贸易体系的守护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遵守这个体系的所有规定和原则，并在继续大力发展这个体系，这一点至关重要。由此也引发了许多重大问题。     首先，中国可以尝试着以某种形式终结无休无止的多哈回合，无论其成果多么有限。其次，保护本国知识产权越来越契合中国的利益，由此也确保了它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第三，保护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所以它应该为保护外国投资制订更加有力的规定。这也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方向之一。最后，作为全球交易者，中国需要确保它参加的所有地区性贸易协定都符合全球规则的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她自身的利益。           获取自然资源           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牵扯到获取自然资源。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从根本上依赖进口工业原料和食品。事实上，它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而且这种依存度显然将继续增长。在这个流程中，中国对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提高产生了主导性作用，导致它们的全球相对价格不利于自身及其它依赖商品进口的国家，而商品出口国则获益匪浅。     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未来不断增长的需求很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迫使全球收入再分配大洗牌，强有力地激励了资源节约型创新行为，并且激发了对资源发掘和资源生产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这会挤压所有资源利用型产业的收益，导致经济增长的步伐放缓。如果处理不当，那么会产生出各种公开或隐性的帝国主义，在最坏的情况下甚全会引发武装冲突。当初一战和二战爆发的根源之一就是各国追逐资源引发的冲突，这种悲剧很有可能重演。     中国需要大量资源，而且正在成为冉冉升起的超级强国。她在资源领域制订的政策很可能会发挥核心作用。如果全球能就如何获得和管理全球资源的最佳途径达成协议，那么对中国的利益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中国的眼前利益并没有这么宽泛，她希望以最优惠的条件获得全球资源。为此，中国决定利用其廉价的资本和劳动力来确保实现这个目标，这看起来合情合理。这种决策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而且满足了其他消费者的要求。由于资源的全球性价格是由全球市场决定的，所以只要其供应提高就会使所有人皆大欢喜。     是否会出现困难昵?我认为会出现三种可能性。     首先，事实证明相对价格的变化幅度可能会非常惊人，而且难以控制。就这一点而言，最重要的商品可能就是石油——全球主要的交通用燃油。就像高收入国家过去的做法一样，中国已经决定围绕内燃机发展经济。这种做法意义重大，特别是当印度及其它新兴国家亦步亦趋时，其影响就更为深远。假如中国和印度最终像西欧那样拥有数目庞大的车辆，且平均燃油消费量相似，那么全球的石油消费量必须超过每天2亿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必须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种发展轨迹。中国需要一场技术革命，它需要投入自己的所有智力资源，以确保能效大幅提高。现在讨论的所有方案都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其次，如果中国能够像世贸组织为其它贸易领域制订规则那样，就自然资源投资和贸易条款达成共识，那么会大有裨益。这能够保证商品出口国从外资对其自然资源的投资以及自然资源出口中获益，对于那些治理能力不足的穷国来说尤为重要。中国应该大力推动全球达成这种协议——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最后，这种协议的核心只能是自由贸易。世界强国应该认可让全球市场来确定价格，并且在适宜的地区签署长期合同。最重要的问题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通过任何形势的高压措施，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水平享有获得自然资源的特权。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不用担心某些国家会凭借海外投资获得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长期优势。值得称赞的是，美国从没有利用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优势来保证它以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水平获取原油。今后这条原则应该也适用于所有国家。           结语           成为超级大国并不一定代表着优势。中国注定要在世界的注目下发展起来，并且对周围的世界产生影响。中国的影响伴随着其增长不断向周围扩散。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在今后20年所面临的挑战更甚于过去30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而且即使以市价计算，也很有可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的影响力将逐渐渗透进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它必须实现快速发展，但又要充分考虑自己对全世界不断增长的深刻影响。中国必须理顺这两者的关系。我已经讨论了四个最关键的领域：金融、货币体系、贸易和自然资源。中国需要对每一个领域制订自己的发展日程表，以确保自己的首要目标，即在国内实现快速增长，在国外实现稳定。这两者很难同时变成现实，但是中国别无选择。           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学家。本文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背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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