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王元化：1991年回忆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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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的日记只零零碎碎记了几天，就没有记下去了。这是由于我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间与张可同去香港，离沪前一段时间，诸事忙乱，无暇动笔。抵达香港 后，我们住在承义家。他和倬如让出自己的房间，在起坐间内打地铺。香港居住条件困难，他们的家没有供我单用的写字桌。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日记只能停下来。

（不过为写杨朱论文积累资料，我还是写了一点读书笔记。）在香港期间，得到辗转转来的杜维明的信，他邀请我于二月间去夏威夷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出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去联系、去交涉、去请假、去奔走，去办理一些琐细又不得不办的事。等到从夏威夷开完会到上海，人已经疲惫不堪，需要休息……没有力气再来记日记了。这一年的日记就这样停止了。为了补足九十年代日记的这一段空白，我写了一篇回忆录来代替。

已往我出门都是拿的公出护照，过关验证比较简单。这一次却不同，我们去香港拿的是探亲护照。入境后，排队等候多时，我才被叫入一间房间，里面有几个穿着香港政府海关制服的男女职员，一个女职员手里拿着我的证件，盯着我看，像要发现什么。

她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问：“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什么？”她再问，一连几次，一直听不懂我说的王元化这三个字。直到她看了看我填写的表格，才大声念道：“哦！王云发嘛！”好像在责怪我的发音为什么这么古怪。不过，她听普通话的功能障碍，幸而一下子就过去了。接着她又问了几个问题，这回对话进行得顺利了。最后她严厉地对我说：“你不可以在香港久住，到时候不回去是不行的。懂不懂？”这种无礼的态度大概是一向对待大陆人的。我也不客气地回答：“你怎么知道我不回去？我并不喜欢香港，没有事我是不会来的。”

抗战初，我在上海租界住了四年，我早就见识过替洋人办事的各色中国人了。记得七七事变后，我随父母从北平逃难到天津。当我第一次踏上天津的法租界土地，就碰到一件令我难忘的事。那时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我们刚刚经过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在法租界惠中饭店安顿下来，劳顿不堪，惊魂甫定。这时几个带着礼帽穿着黑衣裤的彪形大汉，突然闯进了饭店大堂，向一个旅客问话，没有三言两语，就朝着这个人身上狠狠地擂了几拳。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事后才有人告诉我，他们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来饭店进行检查的。大概那位被殴打的旅客，也是初到天津，不知底细，没有答理他们，因而遭到了殴打。

不过我对香港的印象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应该承认，英国人在市政规划和城市管理上，是有丰富经验的。香港的市政、环卫、交通各方面都管理得很好，香港的经济是繁荣的，居民一般都较富裕，也较有教养，马路和公共场所很少见到争吵，而且也都注意公共道德。这和日本人在统治东北时有着天壤之别。在那里，日本人所行的是敲骨吸髓的掠夺政策，一切资源和财物都被抢劫一空，民穷财尽，人人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但是香港和英国本土毕竟两样，英国人并没有把他们的母体文化带到香港，这一点正像我过去在上海租界所见到的一样。虽然殖民者在上海和在香港并没有两种不同的统治政策，但是上海由于时代的特殊原因，形成了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

香港的情况却不同，尽管香港也有完善的大学、也有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也有各种先进的文化设施，也有卓越的学者，……但是正如汪丁丁在《学术中心何处寻》一文中说的，香港却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把香港称为“文化沙漠”固然过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香港的传媒有着值得称赞的地方，比大陆好，其他方面则未免逊色。香港有着第一流的学者，但人数很少，影响有限，对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香港学生上学目的是将来就业，只讲实用，不务精深。在学院中，一些重要基础学科和精深的学问，往往无人问津。图书馆里虽然也挤满读者，借阅的书籍则多偏实用和工具性读物。文艺作品出借的比重很大，但只限通俗性大众读物。我在香港期间为了查阅资料，曾去九龙中央图书馆看书。这个图书馆很大，设备也完善，但大量藏书都是经济和工具性方面的读物，我要借一本《吕氏春秋》却没有。倘要研究英国文学，这家图书馆也会同样捉襟见肘的。我说英国统治者没有将其母体文化移植到这块殖民地来，就是指此而言。过去我在上海租界居住时，法租界禁止电影《左拉传》公演，英租界禁止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公演，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我居港期间，由于借书的偶然机缘和中大教授刘述先会面了。这次来港完全为了家庭的团聚，我不打算和外界接触，所以当友人陈方正要我去中大演讲或座谈时，我都一一辞谢了。我的来往只限于几个熟人。其余的时间为写作扬朱的论文，大多用在阅读资料上了。我早答应陈鼓应为他编的《道教研究》投稿。有关杨朱的资料很少，《列子杨朱篇》是后人的伪托，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远远是不够的。为了收集有关杨朱的更多资料，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读了《庄子》，作了较详细的笔记，准备再读《吕氏春秋》。既然九龙中央图书馆没有这部书，我只得拜托陈方正再向中大图书馆去借。那时承义住在美孚新村，我向方正说，中大如果有人住在美孚新村附近，就可以拜托他将书带给我。方正是熟朋友，他愿帮助我。果然过了几天有人把书带来了，这人就是刘述先。原来他也住在美孚新村，这真是十分凑巧的事。我们从此就来往起来，我几乎天天吃完晚饭都和他一起在靠近海边的行人道上散步，一边走，一边谈。他和夫人刘安云都在中大教书。刘安云是脾气十分爽快的人，她正在翻译一本美国出版的谈论中国文化的书，她说书中也讲到了我。

刘述先的父亲静窗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是朋友，时相过往，他们都是湖北人，二人常在一起谈学问。静窗先生也住在上海，但我去访问熊老时没有见过他。刘述先还告诉我，张之洞五世孙遵骝先生，现在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他们可能是世交，很熟识。他说张遵骝曾向他推荐过我的著作。过了几天，他拿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沉思录》，打开书，指着上面的圈圈点点说：“这是他圈的，他读得很认真。”我不知道张遵骝，从来没有人向我说起过他。听了刘述先的介绍，我除了知道他比我年长外，只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回到上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不久他也写来了回信。正当我想通过书信来增加我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他去逝的讣告，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这使我不禁为之惆怅。

在香港居住的两个多月中，我和方正、观涛、青峰一起吃过几次饭，此外和外面再没有什么接触了。家居时间多半用在为撰写杨朱论文，读资料、写笔记上去了。我的生活并不寂寞。我没有去看望什么人，也没有打电话把我在香港的消息通知一些熟朋友。我准备探亲时间一结束，就这样悄悄回上海。可是没有料到，我在香港竟意外碰见了马悦然和他的夫人宁祖。这次偶然的相会是由于他利用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休假，来香港中大讲学。陈方正向他讲起我也在香港，他打电话来说要见见我。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就在美孚新村承义家中会面了，马悦然和宁祖夫人一起来的。承义和倬如就留他们在家吃饺子。不知是不是异地遇故人的缘故，这一天我们都过得很愉快。

我和马悦然相识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钱钟书介绍给我的。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钟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钟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马悦然第一次来找我，还带了个录音机准备进行采访。他要我谈谈大陆文学界情况，现在我还留有一张他在录音时的照片，当时他的关注似乎偏重于现代文学方面。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曾受到大陆方面的许多责难。一九八六年在金山举行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他也应邀前来参加。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作些解释，提到翻译的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这一说法顿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马上质问他：“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话音未落，就引起一片谴责声，在群情激愤下，他显得有些狼狈。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他的话倘从实际方面去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

诺贝尔奖自然不是翻译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八个评委中，只有他一个人懂中文，其余十七位评委阅读中国作品全都需要依靠翻译，而作品是否可以获奖是要靠全体评委投票通过的。请你说说看，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中，翻译重要不重要？我不知道这些评委中有多少人懂日文？纵使有也不会多。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靠翻译好。据说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他是带着他的译者一起去领奖的。他在获奖后的致词中，也特别对这位译者表示了谢意。大陆许多作品的翻译，纵使出于著名译者之手，恕我直言，往往是并不好的。翻译不仅需要母语与外语兼优，而且还需要业务的素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有它的独特风格，有它的蕴藉、含蓄以及意在言外的表现方式，有它带有作者性格烙印的抒情写意的特征……

这些都要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可以说是很困难很困难的。我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翻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每逢争论到情急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意气代替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只落得一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补记：刚刚读到文洁若的一篇文章，提到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莎白。艾笛访问萧乾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已决定颁发给老舍，但就在那一年八月，查明老舍已去世，此事遂寝。我可以证明这是确实的，因为马悦然也向我说过同样的情况。）我对马悦然是比较理解的。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后，我们再会面时，他曾问我：“你看我要不要再去中国？”那时许多人不再来了。我建议他再到大陆来，后来他真的到北京去了一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觉高兴。他喜欢北岛的诗，但对北岛也不是一味赞扬。有一次，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北岛曾对他说不喜欢中国的古书，表示对传统的厌恶。他说，他不能理解，一个作家倘使把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都当作是要不得的东西，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我认为他向我说这话并非是酬酢语，他知道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在文化问题上赞同返本的主张，而且我在那时还带有一些反传统的思想色彩。

我和马悦然在香港会面后两年，又在斯德哥尔摩重见。这次分手不太久，就得到了从瑞典寄来的陈宁祖去世的讣告，讣告是罗多弼寄来的，其中还附有一篇马悦然用英文写的悼词，记述了宁祖的生平和他们两人的感情。我收到讣告后马上寄去一封吊唁信，表示了我的哀悼。我在斯德哥尔摩时，宁祖对我很好，几次请我到她家去吃饭，出门又多次为我开车。她患癌症已经很久了，开过好几次刀，这是她去世后罗多弼告诉我的。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和她一起的时候，她总是精神饱满，从不显出病容，她是一个很坚强很有毅力的人。

我在香港原打算住三个月，得了杜维明邀请去夏威夷开会的信后，需要在一月内离开香港，回上海去办出国手续。张可一个人留下来，以后由承义送她回沪。我在香港最后逗留的时期，为出国事忙碌，人已经十分疲劳，别的事全都顾不上了。终于在上海办完最后一道手续，可以在二月中旬按时出去了。机票是由邀请单位（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寄来的，全程机票有两张，一张是先乘日航飞机飞东京成田机场，另一张是由成田机场再转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飞机直飞夏威夷。过去出国都是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次还是第一次乘外国飞机出国。同机去东京的中国乘客很多，但到了成田机场，要找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飞机的候机室却不容易。成田机场太大，旅客又多，我不懂日语，机场人员服务态度也差，问了好几次，跑了不少冤枉路，总算找到了。

候机室里空荡荡的，我是头一个乘客。一会儿乘客陆续来了，都拿的是日本红色护照。
现在正是学校假期，一些日本学生是到夏威夷去旅游度假的。

飞机起飞的时间一点点临近，终于检票员放旅客进入甬道去上飞机，日本旅客差不多全上飞机了，只有我还被拦在候机室等候。正在着急的时候，一个日本机场人员招呼我跟着他走，他领我出了候机室，走了一段路，又下了一层楼梯，进入一个房间。

房间内已有两个人等在那里，再看看他们的脚旁，正是我的那口旅行箱。原来他们要我打开箱子，重行检查我的行李。这很使我气忿，因为这口箱子是在上海上飞机前作为托运行李联运的，要到抵达夏威夷后才能取回，我一直没有接触过它，并且在上海已经检查过，为什么现在还要检查呢？这是没有理由的。已往我在国外旅行，有时要经过一两个国家，也托运过行李，从来都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为什么这次是例外呢？

当时虽然是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但这样做总是不合理的。我又急又气，向机场检查员提出质问，他们不理睬，只是埋头在我那打开了的箱子里翻检什物。他们那么不慌不忙的细细察看，我真担心要是飞机马上起飞，我怎么来得及走完来时的那一段路程。

这时机场检查员从箱子中取出一包中药和一盒黑色药丸，带着有些怀疑的神情仔细察看。这是吴琦幸的姐姐要我带到夏威夷转交给他的。我有些埋怨琦幸这位姐姐，竟想得出要我带一盒像大烟泡似的黑糊糊大丸子出国，偏偏又碰上了倒霉的日本海关人员来检查！我用英语解释这是中药。还好机场检查员相信了我的说明，就把药丸重新装进盒里，放回到箱子中去了。不过他仍继续在箱里翻检着。我想他要是一直这样认真查，真不知要查到什么时候。这时我的箱子已翻得很凌乱，里面的什物已高出箱口约一尺，等检查完我来收拾的时候，不知要花多大力气。

我正在着急，看见机场检查员从箱子里翻出一本小册子在手里翻阅着。这是甲斐胜二发表在福冈大学《人文论丛》第二十二卷上的我的一篇论文的日译抽印本。我向他说我就是作者，我想这也许可以使他的检查快一些。没有想到这句话居然生效。他的脸上出现了笑容，还向我点点头表示友好，检查立刻停止，没有等我自己动手，他就帮我清理箱子。我把箱盖关好，上了飞机，飞机马上启动了。我的机票座位是在飞机的上层，那里座位宽敞，旅客不多，全是日本人。服务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子，他问我要什么饮料，我说茶。他又问是日本茶么？我没好气地说，“不，中国茶。”接着我就靠在沙发座椅上休息了。飞机升高到云层的上面，澄蓝的天空一望无涯，显得分外明净，我几乎感觉不到飞机正在迅速向前航行……

夏威夷之会是东西方中心召开的，会期由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会议的名称是《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CultureAnd Society：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20th Century China ）大陆被邀请的还有汤一介、陈来、徐民和、董秀玉、沈昌文等。（朱维铮因手续来不及办未能到会）。我的博士生现居洛杉矶的吴琦幸听说我参加会议，也申请列席参加。在五天的会议里，碰见不少的旧雨新交，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成中英、刘再复、傅伟勋、韦政通等都是熟人，其中有些久未见面，比如再复，他来美以前就有一年多未见了，这次重逢很是高兴。六十年代初，我就知道他了。那还是彭柏山从青海调到福建厦大去教书的时候。

（这是柏山自反胡风以来，在流离颠沛中所过的最美好的日子，可是时间很短暂，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就在这时期，他放假回到上海，我们见面了。他向我说，他很欣赏在厦大所教的两个学生，其中的一个就是刘再复。过去我一直没有向刘再复说起此事，这次向他说了。

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听了十分感动。他要我把我写的一首赠柏山的诗写给他，我找不到毛笔宣纸，就用水笔写在一张信笺上作为纪念。
来开会的熟人中还有韦政通和傅伟勋，他们都是我在八十年代才认识的。韦政通在台湾，他在那里主编一个刊物叫《中国论坛》。他给我的印象厚实而朴素。傅伟勋在美国大学教书，他是研究老庄和佛学的，曾出版过一部谈阐释学的著作。八十年代来过中国，和我比较熟识。他在这次会上发言，很出我的意料之外，扯到他和另外五位教授在海滩游览时见到一个妓女，这个妓女问他要不要陪伴。他反问， 如果同时接待他们一行五个人要付多少钱？我至今不明白傅伟勋在会上为什么要谈到这样一件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事，这样突兀而不合时宜，又是如此轻浮与为人师表的身份不相称？

他是一个怪人。过去他到上海见面时总是十分讲求礼貌而客气。然而出我意料的是这次我来夏威夷和他相见时，他竟装作不相识的样子，我去招呼他，他勉强点一下头就转过身去了。但是过了两天，他的态度又变了。在杜维明举办的宴会席上，他被安排坐在另一桌，席间他站起身，举着酒杯走过来敬酒。有了前几次的经历,我认为他不会向我敬酒，所以没有站起身来。谁知他突然越过身边几个人来到我面前，举着酒杯说：“向我们的大师祝酒！”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我仍旧坐在那里，冷冷地回答他说：“我不是什么大师，请你不要这样称呼我。”傅伟勋这次的举止和他在会上的发言，都是令我难以理解的。我始终不明白什么原因促使他这么说这么做。他在会上作了惊人的发言之后，夏威夷大学一位教授第二天就在会上声明说傅伟勋说的不是事实。

因为他是傅所提到的和他一起去海滩的五个人中间的一个，这位教授声明他没有提过这类问题。我甚至觉得傅伟勋那些使人难以捉摸的言谈举止，很可能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表现。他喜爱老庄，是不是受到魏晋风度不修拘检的影响？我对他的性格特点还很少了解。我从夏威夷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他的一本著作（谈论老庄哲学佛学和阐释学的书）。第二年，杜维明又在哈佛大学举办了《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研讨会。

我和他都被邀请参加会议，可是当我到了康桥以后，听说他不能来赴会了，因为得了癌症。大家都为他担心，杜维明在会上报告了这个消息并默祝他恢复健康。这代表了参加会议的他的所有朋友的心愿。可是他始终没有好起来。当我听到他逝世噩耗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愧疚。在夏威夷的那次宴会席上，我不应该对他那么无礼。

我来夏威夷的目的主要是想多了解一些海外的学术动态和结识一些新朋友。这次来开会的人我大多数都不认识，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过去出国只是作为代表团成员进行礼节性访问。这次来开会的除来自大陆的外，还有来自港台的，全是中国人。美藉华裔学者中有余英时，林毓生、张灏、李欧梵，我和他们都是头一次见面，但他们的文章早就读过了。后来这几位都成为我的友人，林毓生更是成为我的挚友。香港的劳思光是哲学家，我和他也是初次相识，台湾的陈忠信和王杏庆也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由于陈忠信投身政海，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王杏庆虽然见面机会也不多，但后来我去台湾时，却和他作了深谈。他曾以笔名南方朔撰写过有关《清国夜读》的书评。文字不长，但言简意赅。我以为他的理解是很深入的。

在几位美籍华裔教授之中，我和林毓生接触最早。我们在这次见面以前曾发生过一场论争，后来我在港台版的《思辨发微序》中曾谈到这件事。我说，我们之间的争论并不含有学术以外的动机，虽然我对他提过反对意见，但他并不以我的驳诘为忤。

我们都持学术民主的立场和态度。在我们经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后，他成了我最敬重的朋友，虽然那时我们的意见并未达到一致，但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我抵达夏威夷的第二天，他也来了。我们见面后，他就约定当晚到我房间来看我。

这天晚上我们的交谈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深夜十二时以后才散。他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说话甚至时时会口吃。我逐渐了解到，他讲话的时候，对于遣词用语是非常顶真的。但这并不是为了语惊四座，扬才耀己，也不是为了刻意雕饰，炫人耳目。

他是平实的。了解他的人可以懂得，这是由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所养成的习惯。加上他那毫不苟且的认真性格，使他在讲话的时候，唯恐词不达意，尽量想说得最准确、最完善，因此他无论在与人谈话或在会上发言，有时都会讲到一半突然而止，口中喃喃，似乎在与自己商量，斟酌如何表达。每逢出现了这种情况，会场上总会有人发出笑声，但是他全不在意，下次仍然一样。

后来我们接触多了，我发现这种认真精神在他修改自己文章时更为显著。经过催促，文章交来了，于是修改的漫长历程开始，他的传真一个个发来，约他稿子的刊物编者开玩笑说，他的传真永远是逗号，而没有打上句号的时候。他的认真被有些人视为“迂”，但我不这样看，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性格，虽然在程度上我是比不上他的。我们在夏威夷最初见面的长谈中，他向我谈到台湾问题。他的谈话使我感觉到，他不是关在书斋里啃书本的学究，而是一个关心世事和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小时随着双亲到台湾落户，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我听王蒙说，他在北平上小学时，林毓生也在北平，上同一个学校，在同一班级，而且两人都常被老师所称赞。）他关心台湾的民主进程，他是以一个超党派偏见的学者来谈论这一切的。他还谈到他到美国后和台湾一位青年学人的交往，当这位青年学者由于在台湾争取民主而被关进监狱，他想方设法去救援，按时探监，送去书报，并共同学习讨论问题，长期不懈。这些经历都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徒然对他升起了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他在谈论中，所显示的那种出于自然的对人平等的态度，这是许多人不容易做到的。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使人慑服，对人考量，或向人炫耀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是质朴的，在他的身上你不可能找到任何矫揉造作的痕迹。人类的感情是微妙的，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往往不是对这个人经过了审慎的衡量或理性的分析，而是凭借着他所说的某一句具有个性特征的话语，或在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某种情绪，它们好像是他的心灵窗口，把他的内在人格呈献在你的面前，而这一切又多半是在你还来不及思考的一瞬间发生的。那天他坐在我的房间内，夏威夷的夜晚仍旧炎热，虽然是冬天，却仍开着电扇。凉风阵阵吹到身上，我们谈得很高兴，忘记了一天的劳累。他谈到了自己的师承，谈到了他的老师海耶克，谈到了他的自由主义的信仰，他认为自由并不废弃纪律。他很注重躬行践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由主义思想原则。后来有一次，我和他在一个大厅中听演讲，我觉得演讲内容空洞，就约他一同出去在哈佛校园散步。没料到竟遭到拒绝，他认为这样做不好，他在这方面也是极其认真的，虽然我知道他对这类演讲也不会感到兴趣。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像我们这里的那些人一样，抢旗帜，立山头，拉帮结派，在行为上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他把自由主义原则贯串在自己的行动里，这是他值得敬重处。

这次会议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Jefferson Hall的一间会议室举行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在两个问题上我都提出了意见。一个是会上有人把当前思想界划为激进、自由、保守三种类型的问题。我对这种划分感到困惑。我在发言中说，在大陆上我们有左中右的三分法，把所有的人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分类，穿上一样的号衣。这种机械的分类，将人的复杂思想化为一种简单的符号，阉割了人的有血有肉的性格与生命，再没有比它更粗暴、更违反真实了。我没有料到，来到夏威夷，也碰到了同样性质的分类法。在激进、自由、保守三种人中，如果要我站队，我不知道应该站在哪里。有些方面我的主张是激进的。但在另外一些事上，我又是很保守的。至于自由呢，我自认为自己的思想，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

人的思想很复杂，很难装进一种简单的模式里。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我在《知性的分析方法》（一九八○年载《上海文学》）一文中，就对“文革”中风行一时的《抓要害论》（指对事物的分析主要在于抓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感到厌恶。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抓要害”这一知性观点，经过任意套用，已经变成一种最浅薄最俗滥的理论。许多人以为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但事实上，由此所得到的只是与特殊性坚硬对立的抽象普遍性，它是以牺牲事物的具体血肉（即多样性的统一）作为代价的。有人曾从自然科学举出下面的例证：半导体材料主要是锗或硅这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按照抓要害的理论，即半导体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它们却不能形成所需要的半导体的导电性能。因为必需在这两种元素外掺进某些微量杂质，（如锑、砷、铟等，）才可以使半导体的特性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对事物作出全面的考察，才能认识事物的整体，“抓要害”这种知性的分析方法，其实是支解了事物的具体内容，使之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

由于我在十年前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因此在这次会议上我作了反对三分归类法的发言。不过我没有从上面所提到的哲学基础上去阐述这种分类法的错误，因为我的发言不能太长，同时我也担心过多的哲学探讨，会显得太学究气了。我的发言并未得到赞同，也未引起反对。也有别的人发表了反对意见，同样没有什么反应就结束讨论了。

但问题并没有完。九十年代中期后，大陆上也兴起了激进、自由、保守三分法的划分。

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说法，几乎和我在夏威夷会上所听到的一模一样。其间差别只在于我们这里更多用它来作为一种批判手段，如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是什么什么主义之类。一九九八年，朱学勤去哈佛燕京学社前来找我，说杜维明指定要他请我写鉴定和推荐信。他是申请去那里做访问学者的，因此必须有一个研究的课题，而他自定的课题就是关于大陆上学术界的激进、自由、保守。我当即向他说明我不能对这一课题写推荐意见，因为我在夏威夷曾发表过我的看法，许多人知道我不同意这种划分。可是他说课题已定，不能改了，要我还是勉为其难就这个课题写点意见。我只得勉强写了，虽然采用了一些委婉的说法，然而我毕竟不能完全作违心之论。学勤看后对我说，这会影响他是否被接纳，要求我重新写。最后我避开了他申报的课题，只就他的治学经历和研究成果作了一般的介绍。他满意了。关于激进、自由、保守的分类，在夏威夷会上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后来似乎没有再谈了，倒是在大陆上成了一个热点话题，直到本世纪末尚未消歇呢。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是复述了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的要旨，内容是关于农民意识问题的阐述。这个问题是被当时大陆上许多主张民主改革的人所共同关注的。我像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中国主流政治中所含有的封建成分即来源于农民意识。

施国英

请邹峰兄把（下）也贴出来。

李大兴

“刘述先还告诉我，张之洞五世孙遵骝先生，现在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他们可能是世交，很熟识。他说张遵骝曾向他推荐过我的著作。过了几天，他拿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沉思录》，打开书，指着上面的圈圈点点说：“这是他圈的，他读得很认真。”我不知道张遵骝，从来没有人向我说起过他。听了刘述先的介绍，我除了知道他比我年长外，只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回到上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不久他也写来了回信。正当我想通过书信来增加我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了他去逝的讣告，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遵骝先生是南皮曾孙，王先生这里写错了。遵骝先生逝世于1992年。

zoufeng_1234

如果要说明形成这一看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因素：一、早在六十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在探讨农民战争性质问题时，就有人提出农民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他们反剥削、反压迫而不反封建，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成了同义反复的改朝换代。

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封建意识的不断浸染，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都使得反对封建压迫的农民阶级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体系，而产生了以农民意识为特征的封建主义思想。（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王蒙约我去看北京人艺上演的《狗儿爷涅》，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文章中说：“一个具有强烈反压迫、反剥削意识的农民，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并没有逃脱封建主义的束缚。狗儿爷的最高人生追求，就是像他痛恨的地主一样，拥有更多的土地和房屋。”（《思辨随笔》六一节。）三、主流政治思想长期以来就已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在此以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二十世纪初，曾根据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造反运动提出了无政府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见《天义报》：《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文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承袭了这一观点。从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中圈去了所有“小资产阶级”一词中的“小”字以来，就使农民从小资产阶级中超脱了出来，进入了无产者行列，与工人阶级并驾齐驱，从而在“文革”时期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而原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晋升为资产阶级。此后出现的根据思想意识来划阶级的理论等等，就将知识分子当做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当时根据经济地位来定性的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唯一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就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以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刀。唯一例外的是，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段短暂的松动时期，周恩来曾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曾在广州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帽子的讲话。（可是在八届十中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又将情况完全扭转过来了。）将农民和无产者一视同仁的说法和马克思理论是有分歧的。 有人曾根据国情不同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农民特殊论。中国革命长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以及革命干部以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更使农民意识成为中国革命理论中的主导因素。我交给夏威夷会议的论文，以及在会上所作的发言都是阐发此义。由于我不可能将上述背景材料加以详细的说明，甚至有些重要的关节也没有来得及提到，因此我的发言就显得只是出于我个人的感觉，而缺乏坚实的客观根据。

我的话一讲完，就引起了余英时的批评，他认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归之为农民意识的影响。接着他发挥了他的看法。他的话现在我已记不得，不能复述了。不过，最后他说抗战初他在农村住过，他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显然，这是针对我而发的。那时我读余英时的著作不多，我不知道他把农民和痞子分别开来，并在两者之间划出了界限。他的批评刚刚结束，我就起来声辩。我也以我于一九三九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我说新四军的士兵多半都是出身农村的小伙子，他们对来到那里的知识分子抱着歧视态度，一见到戴眼镜的人，就叫“新闻记，新闻记”。

他们还不懂知识分子这一名词，那时新四军成立不久，他们所能见到的文化人，只有从外边来的少数几个戴眼镜的新闻记者。可是按照传统习惯，人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因此代表文化人的新闻记者也就变成“新闻记”，而“新闻记”的唯一表征就是戴眼镜了。

那时嘲笑文化人是普遍现象。（林淡秋曾由上海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因不适应这种空气，坚决要求返回上海。他回来后，讲到一些情况，除聂绀弩、陈辛劳等等之外，还有骆宾基。林说，骆宾基不告而别，出来后胡须满脸，狼狈不堪。）我的辩驳大概并不使余英时满意。他没有再发言，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在这以后不久，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演讲纪录，对刊登在《人民日报》大半版上的我那篇为五四一辩的文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这篇文字措词激烈，很明显他是带着感情写的。那些尖锐的指摘，激起了我的恼怒。

不过，今天当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我感到奇怪，我和一些人开头因见解分歧发生争论，甚至双方都由此产生不快，而后来竟都成为朋友，这是我最初想不到的。我和林毓生的关系如此，和余英时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想能够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在于双方都必须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对于学术民主和自由讨论的原则的尊重，这才能够虚己服善，平等待人，而不是居高临下，意在求胜。九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出现了一批酷评家，自以为真理在握，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被当作异端，恨不得将对手打入畜牲道。因此在大陆上很少有真正的理论探讨，更难得有争论后所产生的友情。学术领域原本是追求真理的园地，可是在我们这里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场所。

开完夏威夷会议之后两年，我和余英时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中国文化研讨会上又见面了。我们之间的接触比上次在夏威夷时要多一些。我交给会议的论文是根据我给友人李锐谈公意的信改写而成的，题目是《谈契约论的两种类型》。这篇文章是将卢梭契约论的大政府小社会和洛克契约论的小政府大社会进行比较，这不仅是当时而且直到今天也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必须就这问题作一点说明，当我从夏威夷回到上海不久，就应朱学勤的要求去复旦大学主持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的论文为了研究罗伯斯庇尔而兼带涉及了契约论问题。这方面我不熟悉，不得不找些书来看。我像大陆的许多人一样，对于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国家学说和民主思想，只知道一条线索，就是只从卢梭的契约论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这条线索去理解，因为这是经典性革命理论所阐述的，而对于被批评为“不可知论”的英国经验主义者休谟、洛克等则不屑一顾。学勤的论文引证了为我陌生的一些观点，对我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冲撞，促使我去找书来看，认真地加以思考和探索。其结果则是轰毁了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对于我从那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所读到而并未深究就当作深信不疑的结论而接受下来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从这时起，我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我的反思虽然一进入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进入了角色。所以可以说，主持朱学勤的学位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一九九九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但是完全出我意料的是，就在我进行反思不久，朱学勤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反思的文章。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的倒退，其标志就在于反对激进主义。（朱学勤后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地说明我的反思不同。但似乎只是出于感情上的对我尊重，而不是基于对问题的理性认识。他始终没有涉及我为什么要反思这一根本问题，很可能他对我批评激进主义是不理解，也没有去加以思考的。）大概他觉得经过八九年那场风波以后，有些人变得胆小了，害怕了，所以才对八十年代的启蒙甚至更早的五四时代的启蒙进行反思。至于对于激进主义的批判则被认作是受到海外学者（实际上是指余英时）的一篇文章的影响。（学勤看到我批判激进主义文章，曾打电话来劝阻，说这只会使“亲痛仇快”。但不久前他来看我，我再向他提起此事，他说他记不大得了。

实际上，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好几年，他自己的观点也起了变化。我以为这可能是在他宣扬自由主义以后，发现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反对激进主义的缘故。这时他曾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过，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也没有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这让我感到，他对于那些进行反思和批评激进主义的人的立场的指摘，并不是根据坚实的论据进行充分说理做出论断，甚至也没有对这些人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观点作不带成见的研究，仅仅凭借自己的推测或感觉就作结论了。我相信学勤向我所表明，他一直作为我的学生而从未怀有恶意。但是上述那些悬揣之词，到了诽谤者口中和酷评者笔下，却都坐实为我的主张了。 几位好心朋友劝我作些答复，以辨明是非，我没有接受。我不把互相谩骂的意气之争，当作理论的探讨和真理的追求。虽然造谣中伤，污蔑诋毁，也会淹灭真象，也会使人迷惑于一时。但文革式的大批判是不能像林彪所说将人批倒批臭批垮的。只有恶劣的心术和不良的行径，纵使别人不去批判，自己也会使自己倒下去。对于这些无谓的争辩我只想作这样的表白，现在还是回到前面谈到的斯城之会那件事上来吧。

我估计大概是我在这次会上的发言使余英时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也许是和我和他都比较熟悉的邵东方的介绍也起了一点作用，余对我的认识和态度改观了。我在发言中不仅介绍了朱学勤的博士论文的观点，也阐发了我自己的观点，并且将卢梭契约论的私意、众意、公意与黑格尔逻辑学总念论三范畴的个性、殊性、共性作了比较。这是大陆学者未涉及的领域，也许海外学者（据我所知而言）也还没有人讲到过。在这次会议的发言讨论中，我也谈到余英时的论文将诠释学中的两个概念significance与meaning 作出划分是必要的。我认为meaning 可译为底蕴，significance可译为义蕴。

我的意见得到罗多弼的赞赏。（我去哈佛时，林同奇在一次大会发言中也称赞过“底蕴”和“义蕴”这两个中文译名。）有一次在散会后，大家回房休息。我在过道走廊上见到余英时和他的夫人，我们互相点头致意。他走向我说他读了我的《文心雕龙》研究，并表示称赞之意，我回答说：“我是被指为反传统的。”我并没有思索就脱口说出了这句有些不逊的话。但他不在意，沉吟了一下说：“你并不全反传统，有的你并不反。”他是认真说出这句话的，表明他对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别是经受了大陆上有些人在传统问题上对我所怀的偏见和所作的曲解之后，我的这种感受就更为强烈了。）

虽然当时他大概只读过我的《文心雕龙讲疏》，恐怕甚至连这本书也没有读完。从这时开始，尤其当我读了他的一些著作之后，我对他也逐渐了解了一些，我觉得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深切的理解的。他的许多观点引起了我的敬佩。

这里我想对我在夏威夷所谈到的革命主流思想具有农民意识问题作点补充说明，这是我近年来思考的结果。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中，把农民意识归结为封建思想，这一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目前大陆上反封建口号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在学术界也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反对这一提法。但究竟什么是封建主义？几乎并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地探索。许多人还是沿袭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观念，认为反封建主义主要就是反对孔老二。但是这里有个问题，五四时期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当时提出来的是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就我有限见闻来说，在理论上把五四革命文学的任务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更早一些，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我从当时一本地下出版的小册子《西北印象记》中，读到了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毛在谈话中已经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学术界正经历了两场大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这两场大论战。我还记得抗战前生活书店曾以这两场论战为书名出版了两本书。当时参加论战的人并未取得共识。把中国社会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看法，纵使在左翼人士中间也还不大普遍。直到一九三六年北平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后，我记得在民先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时候，很多比我成熟有理论修养的大学生，都认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直到抗战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一九三八年初我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党，入党前组织派人来谈话，考察我的历史和思想情况，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社会与革命性质的认识。如果我回答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会被怀疑为托派的。最近我探讨了一下中共是何时判定中国是半封建社会的。这大致是在大革命以后，具体地说是在中共六大会议上做出决定的。我找来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文献，发现反帝反封建最早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提出的。

据周恩来在六大会上的发言，过去中共方面并没有这种说法，关于中国的革命性质，只提出过“社会革命”或“工农民主革命”，直到中共六大才正式提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从以上这些考辨可以看出，把当时只有反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说法的五四，规定为反封建是后来的事。但今天许多文章把反封建说成是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过的口号了。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以中央集权大一统为特征的君主专制的秦王朝建立以后，中国还能不能称为封建社会。有人根据西方的封建制度，做出否定的回答。但我的初步认识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封建制，不是照抄西方的概念，而主要是指宗法社会或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等等而言。至于这种说法能否成立，就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了。

不过关于五四提出的反传统问题，后来一般把它归结为反封建（即打倒孔老二），也是值得讨论的。封建传统至少可区分为以封建时期高层文化（即精英文化或士绅文化）为内容的大传统和以封建时期低层文化（即民间文化）为内容的小传统两种形态。（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而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又可区分为一般的大众文化和具有特定意义的游民文化等等。在这样复杂的封建文化传统中，它所蕴含的封建毒素究竟是什么？存在哪些方面？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的。

难道它们的区别只是“蓝色魔鬼和黄色魔鬼”吗？不是这样简单的。如果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就不能不分皂白，将它们笼统地称之为封建妖孽，一律加以打倒。

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不仅会斫伤封建时期的全部文化遗产，也会损害中国文化建设的未来。

思想家等所创造的经史子集等等大传统是经过作为小传统的民间文化的渠道传至大众中去的。大传统不都是原封不动地传入民间，而往往是经过小传统的过滤、取舍、增减、改造以至再创造等等有意或无意的加工过程。倘要区分封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就需要具体分辨，仔细抉择，这样才不致将小传统加工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东西叫大传统负责（比如游民文化中的痞子气等等），或让大传统本身没有的据为己有，（比如小传统中许多给大传统带来生气的民歌民谣等）。以上都是一九九一年我在参加夏威夷会议时并没有分辨清楚的。那时，我以为毛泽东主要只是吸取继承中国传统中的东西，（在大陆学术界这种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直到九十年代后半叶，特别是在我开始探讨《社会契约论》的那几年，我发现他以前十分注意苏联的理论概况以及由苏联理论家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比如在延安时期战前出版的里昂吉耶夫的经济学，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之类。延安整风时期刊印的“干部必读”，大概是经他指定的书籍，而这些书也都是同类性质的。 作为他的哲学奠基之作的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更完全是以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以及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学说均以此为基础。两论中虽然也偶或涉及中国传统观念（如知行的模式、老子语录、孙子及其他兵法家的警句，《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等等，但这些都只是他所谓的“民族形式”，或用来说明原理，或作为例证而加以援引，而并不是立论的根据。他在倡导人民公社时，想到的是张鲁传和巴黎公社，而人民公社的命名就是由巴黎公社而来。

我觉得列宁的《唯批》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苏联与中共都曾以这部书作为训练高级干部的党校教科书。大陆理论界长期以来用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据以划线并判定高下，而其根基则是来源于《唯批》。至于“造反有理”虽然主要是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运动的经验，但也渗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一位友人曾对我说，他的思想主要来自传统。）但我认为并不这样简单。比如作为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改造人性”，这是传统中没有的，而是很可能来自从苏联理论界传入的有关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对卢梭理论的诠释和实践。再如斗争哲学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孔老二没有这个东西，也许和法家传统可以沾上点边，但主要还是他对阶级学说的诠释和创造性地发展。他的思想渊源是错综复杂的，仅仅用传统去概括，就不免简单和片面了。其中有来自传统的，（但需要对儒释道墨法种种传统加以分辨，更需要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加以区分）；有来自苏联所介绍的马列主义理论的；也有对传统和外来学说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等等。对于上述三个方面，大陆学界只强调头一种，承认第三种，而忽视了第二种。过去，我也是如此，在参加夏威夷会议的时期，我还不能认识到上面所说的那些看法。我的发言受到别人的质疑和反驳后，我开始了对自己的既定观念进行反思。

海外所举行的国际会议有一种惯例，即在每个人发言后都划出一点时间，让别人提问或评议，这是大陆在当时很少有的。其实过去中国的书院也有类似的办法。在书院中师弟之间形成一种浓厚的互相切磋学问的风习，不但山长经常要向学生提问，进行指导，学生也可以向山长提问，表示自己的意见。清末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就是这样一部记载他在广雅书院任山长时和学生讨论学问的著作。但是到了以后，这种良好的风气反而逐渐消失了。我要感谢杜维明对我的邀请，使我在这个会议上领略了自由讨论的风气，我在九十年代所进行的反思，也得益于在这些会议上的质疑和启发。

可惜到一九九五年以后，我因身体的缘故，不能再去参加这样的会议了。

在夏威夷的时候，杜维明很细心周到，他让当时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邵东方来照顾我。邵东方原来在国内北师大读历史。他和大陆同龄青年相比，要稳重成熟得多。次年我去哈佛参加文化研讨会时，杜维明又特地邀他参加会议，再请他来帮忙照顾我。我和他接触一多，增进了了解，从此成了忘年交。后来我编《学术集林》的时候，还特别请他担任了这个丛刊的“通讯联络员”。在夏威夷的同时，我还结识了另一位年轻朋友汪丁丁。他也是由大陆到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夏威夷之会举行的时间是二月，他恰好在这时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双亲到美国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和他们在夏大校园内见了面。我们原不认识，但在异国很容易熟习。他们特地来看我，征询丁丁毕业后到何地工作为宜的意见。我以自己有限常识，建议丁丁到香港工作，因为在美国大学找一个教书的位置的人很多，而香港的特殊地位使在那里的人和大陆、台湾以及国外的接触都比较便当，而且那里教书的待遇比美国要好。我不知道我的一番话是不是对丁丁选择就业的地方起了作用，后来他果然选择去香港，接受了一家大学的聘请。

直到几年后，我读到他发表在《读书》上的那篇文章《学术中心何处寻》，我才猛然想到，我向丁丁双亲提建议时，对香港的大学并不怎么了解，丁丁文章中所揭示的那些情况，尤其是别人告诉我，他在那里所受到的歧视和排挤，都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没有想到香港的大学人事关系的复杂竟会是这样的。这时我不禁对当初的建议感到有些孟浪，并多多少少因此而感到了负疚。丁丁是个有才华的年青人，前几年我请友人吴敬琏介绍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文章，他寄来几篇，都是汪丁丁写的，我读后确实感到深受启发。顺便说一下，吴敬琏有一双不同凡响的识人眼光，最近他介绍给我的李波（现在美国做律师），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不过我和汪丁丁的接触不及我和邵东方那样多。东方常来信，他每次回国省亲，总是设法到上海来看我。我们一起谈学问的时候也很多。在夏威夷时，我们是初交，我不善于处理生活方面的事务，他总是帮助我，为我解决了许多我觉得麻烦的事。会议的中途有一天休息，让大家参观游览。我因为出来后一直睡不好，准备利用这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东方在头两天就来找我，说杜维明特地为我和从大陆来的沈昌文、董秀玉、徐民和安排了到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Polynestan　CulturalCentre）去游玩一天。他竭力动员我去，我推辞了。

第二天杜维明又说，“那里是夏威夷原来土著居民的遗址，很值得参观，王先生何不去看看？”东方也再来劝我，说去参观要付出一笔不小的费用，那里很远，乘车单程要一个多小时，杜先生主要是为你安排的，你不去别人也就不能去了。他们两人的盛情难却，我只得接受了这次的安排。第二天一早，东方带领我们一行四个人，乘坐一辆出租小面包向目的地进发。这天的天气非常好，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照耀着，我们沐浴在温暖清洁的空气中，感觉十分舒畅。汽车驶出城区，在没有人烟的空旷大地上奔驰。公路是沿着蜿蜒的海岸修筑的，但离开海并不近。夏威夷的海边有细软洁净黄金般的沙滩，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来开会的人前几天就已经去过那里了。现在我很想从车窗探望一下，但没有看到海。汽车飞驰，我的视线常被一幌而过的树林和一排排热带棕榈丛所遮挡。去波利尼西亚的途中，车在一个小村落前停下来休息。

村前的小屋是一家小小的旅游商店，我们选购了几件旅游礼品又匆匆上路了。汽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抵达了波利尼西亚。一个波利尼西亚的导游，穿着本族服装，项上挂着成为夏威夷风光特色的大花环，一面作着讲解，一面把我们领进去。我们走近几间毗连在一起的宽敞的茅屋停下来。这些房子没有墙壁，一些游人正围在四周向里面张望。一个波利尼西亚人在房里席地而坐。他手里拿着一根有尖头的短棒，在那里钻木取火，还不时扮个鬼脸，向参观的游人说句俏皮话。他不但讲一口流利的美语，而且那种轻松活泼的举止、随时随地都要来点幽默的癖好、以及自然流露出来的文化教养，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公民。除了形貌之外，他的身上已经没有留下祖先的任何痕迹了。他只是一个扮演蛮荒时代自己袍泽的演员吧了。这里所见到的原始波利尼西亚人，都和他一样是夏威夷大学或杨伯明翰大学的学生。我原想到这里来看看真实的古迹，但处处都洋溢着美国式的欢笑、轻松、幽默。人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访古，而是为了松弛一下工作中的紧张，寻找一点不动脑筋就可获得的乐趣。这是美国人的度假消闲方式。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洛杉矶狄斯耐乐园所见的也是这种情况，那一次我向同游的人告别先退了。我的性格还不适应这种娱乐方式，它引不起我的兴趣，正如西方的酒吧、流行歌曲、舞蹈引不起我的兴趣一样。也许我的心灵太苍老，也许我在这方面正像那些斥责我的人所说的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至于大陆的情况，则更甚焉，我已经很久很久不再去影剧院了。我的审美趣味停留在十九世纪一些中外的艺术作品上，现在时髦走红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我了。在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我们又去看了集体的草裙舞，时间已过中午，就在中心的餐厅进餐，餐费是包括在参观券之内的。吃完中饭，我就向邵东方提出要求先回住处去休息。

东方为我另雇了一辆出租车，将面包车留在中心供同游的人回去乘用。由中心到夏威夷大学，车费要百余元，使我未免歉然。经过回程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住处，这时已近傍晚了。胡乱吃了点东西，我就倒头睡在床上，希望恢复连日的疲劳。

离开夏威夷前，胡雪桦和他妈妈听说我在夏威夷，特地来看我。雪桦刚刚在夏威夷演出结束。他父亲胡伟民是话剧导演，在上海戏剧学院时和张可很熟悉，常到我们家来玩。他年富力强正可以在戏剧事业上作出更多成绩的时候，却不幸逝世了。雪桦继承父业，在演员艺术上已有一定的造诣。他在这里演出的是一出英语小剧。我和他母子二人在异地相逢是十分偶然的。他们见我一个人关在房间内哪里也不去，十分奇怪，竭力劝说我出去看看。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开了一辆敞篷汽车来，接我出去玩。

我们昨天已经谈好，去珍珠港参观。雪桦为了让我看看夏威夷的市容，将车速放慢，在市内街道上慢慢行驶。夏威夷市内的高楼大厦不多，街上的行人和车辆也不太多。

夏威夷和我去过的美国其他城市最大的区别是它的日本风味。街上的商店十之七八都用的是日文招牌。我不知道这些店哪些是美国人开的，哪些是日本人开的。如果美国人开的商店也用日文做招牌，可见夏威夷人口中日本人的份量了。许多日本老人退休后就移民到此来度晚年，因为此地比日本舒适，也不贵。据说现在夏威夷的房产价是美国最高的，原因是大批日本人在这里购买房产，把房价炒高了，但纵然如此，还是比东京便宜。街上来往的日本人也决不比美国人少，连现任夏威夷州长也是美籍日人。
这使我想起，这次我在成田机场转乘西北航空公司来夏威夷时，机上乘客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执红色护照的日本游客。后来，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开玩笑说，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他们并没有能够用武力占领夏威夷，可是现在夏威夷快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日本人很喜欢夏威夷，但我对夏威夷却并无特殊的好感。我不适应四季一样温暖的气候，大陆的昆明，美国的洛杉矶，也都四季如春，可我不欣赏。我生长在北方，又是俗话说的“火底子”。我不怕严寒，喜欢北方的大雪。在冬天我觉得头脑清醒，一到炎夏我总觉得昏昏噩噩，人变懒了。初到夏威夷时，见到有些学生赤膊穿一条短裤骑着摩托车在校园内奔驰，就觉得这里是冬天里的夏天。夏威夷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夏威夷天气没有太冷太热的时候，一年到头都在三十度左右。所以夏威夷不装空调，不需要冷气。可是我却受不了那闷热的气候，我成天都得用电风扇。夜晚也并不凉爽一些，躺在床上如闷在蒸笼里。有一天晚上我睡熟了，忘记关掉电风扇，吹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才察觉，我想准会得感冒，幸而平安无事过去了。但以后每晚上床时我再也不敢吹电风扇睡觉了。

从市内到珍珠港并不近，我坐在雪桦开的敞篷车上，一边遐想，一边随便和他母亲谈几句。我想在珍珠港应该拍张照留念，但他们也没有带像机。不过雪桦说不要紧，可以请在那里参观的美国游客拍一张。珍珠港建有纪念馆，位在海湾中。那里正是被日军炸沉的美军战舰丛集的地方。由于海湾的海水不太深，沉在海底的战舰历历可见。

浮在水面上有一座长方形白色建筑物，我不知道它是利用原来舰只改装的，还是仿效舰只的形状而建成的。这就是珍珠港纪念馆了。从岸边到纪念馆需乘渡轮，游客分批搭渡轮前去参观。我们到达岸边时，有一批先来的游客正在等候渡轮。他们开走后，我们再搭乘驶回岸边的渡轮向纪念馆驶去。我们在海湾中航行了十来分钟，到达了目的地。纪念馆完全像一艘卸了武装的战舰，我伏着船边的栏杆，透过清澈的淡蓝色海水，俯视下面的沉船，沉船铁板上的斑斑锈迹也都清楚地映入眼底。这些沉船躺在那里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它们好像在无声地诉说人世的沧桑和自己的悲惨经历。我一个人默默地面对这些历史见证的庞然巨物，心中不禁升起一种宛如凭吊古战场的苍茫之感。当我从怅惘中醒来，走回到甲板上，发现那里却是轻松的、欢快的，四周不断传来游客的欢声笑语，处处都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他们来到这里是旅游，是为了散心，寻找欢乐。活泼的美国人几乎都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不喜欢沉重，不喜欢过于庄严肃穆。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比“过去”更为重要。

记得有一次一位在大学里教书的年轻美国朋友，和我与我的几个年轻友人，一起到杭州去玩，一路上说说笑笑，偶尔也谈谈学问，我们都觉得过得很轻松，不料这位美国人却说，怎么中国人聚在一起总是喜欢谈论严肃的话题？她并不是一般只知嘻嘻哈哈的美国人，而是一位勤奋用功且有一定造诣的学者。来到珍珠港，使我想起，八年前我曾去日本到广岛原子弹死难者纪念馆去参观，一走进那座宏大的建筑物，就觉得一股庄严肃穆之气迎面袭来。大厅内鸦雀无声，前去参观的日本人，脸上都笼罩着严肃的神态，好像都怀着一颗沉重的心。临别前，我在广场上为死难者所建造的马蹄形纪念碑前，拍了两张照片作为纪念。这次参观珍珠港，我也想留下同样的照片作为纪念。纪念馆的后面相当于后舱部位，树立着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几面墙壁镶着整块洁白大理石，上面密密麻麻镌刻着成百上千阵亡将士的姓名。我想站在纪念碑前摄影，但游客很少到这里来，终于雪桦找到一位伴同妻子女儿来参观的游客，他同意为我拍照，并答应将来照片洗印好，就按照我写的通讯处寄给我。他是一个很随和的美国人，脸上常带微笑。后来我们在回程的路上又相逢了，他也开着一辆敞篷车，妻子和女儿坐在后座，他的车子比我们快，几乎擦肩而过，我们在车上还互相招手示意。可是我回国后，他一直没有把照片寄来。为了弥补我的遗憾，东方后来买了一套珍珠港纪念馆的明信片赠送给我。我的夏威夷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施国英

谢谢邹峰兄的转贴。读这样的文字感觉蛮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