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亲历者写出的国民党政权兴亡史——熊式辉《海桑集》序

李旧苗

熊天翼先生（熊式辉字天翼，以下简称“作者”）《海桑集》是一部历史价值最高的回忆录，比一般老人晚年自传或口述历史更为翔实可信。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虚词溢美，而是根据两重理由。
    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
    第一，这部回忆录的原始材料是作者从1907至1949年的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日记为当时之笔，因此所记的“言”与“事”最接近客观的真实。不但如此，日记是一天一天地积累起来的，不可能事先有任何计画或构想，因此和自传的性质完全不同。老年人写自传，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现为某种特定的公共形象；然后再在这一设计下，选择一生中某些言行作为回忆的重点，去取之间，主观的要求，有时竟超过了客观事实的限度。本书作者虽然也有去取选择，但他的基础是几十年的客观记载，下笔时不可能过于任意，至少主观的成分已减至最低的程度。本书基本上由日记原文所构成，再加上作者随时随地引当时的函电为证，这更为回忆的可信性增添了一重保证。我必须指出，作者所保存的函电，特别是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往来文件，正属于史学上所谓原始档案，其价值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必将受到将来史学家的重视。
　　第二，作者在《叙言》中说，这部回忆录取材于日记的部分“偏重在国民革命有关之事，即自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北伐、剿匪、抗战诸役，以及大陆沦陷。凡属于当时国家军、政乃至党务之见闻，皆属身所经历者。”作者不但在日记中对上述每一重大事件都保存了忠实的记录，而且有时还留下了有趣的细节，读来十分生动。
　　例如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他在南京读陆军中学，还加入了同盟会；革命爆发后，他和同学们前往汉口，在船上还结识了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兴。临别时黄兴称许他为“志士”，他事后也写了两首七言绝句，纪念在船上高谈阔论的情况。日记中这一条描写，将百年后的读者带回了当时的场景，使人仿佛感受到国人对中华民国创建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情绪。作者这时大概只有十八岁，但政治思想已开始定型；他学的是军事，却已具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史的修养。即以少作的两首诗而言，他已掌握了旧诗的基本格律。回忆录中还保存了不少其他诗作，其中也不乏警句。这位亦文亦武的少年“志士”为辛亥革命摄下一个快镜头，作为《海桑集》的开端，是很可宝贵的。
    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海桑集》的记事包括了中华民国在大陆上创建以至灭亡的全部历程。但以记事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作者的回忆其实是从他一九二五年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说，《海桑集》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这部兴亡史当然是通过作者个人的观点写出来的。但由于作者在国民党政权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见后），他的观察完全从内部的最高层次得来（即所谓the insider's view），决不是一般从外面作冷眼旁观所能企及的。更由于他的观察建立在亲身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史料之上，国民党在这二十多年中的成败关键早已在他的胸中凝聚成一幅确定的整体图像。我们必须记得，作者根据日记整理出这部回忆录时（一九六九年），他已退出政坛整整二十年了，而大陆上则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这是作者在痛定思痛之余的一部反思之作；“超以象外”，故能“得其环中”。
　　善疑的读者也许会追问：我们如何能确定日记中叙事的真实性呢？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就我所读过的相关记载而言，《海桑集》中的重大事件大致都可以得到印证，最使我惊异的是作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晚间在华盛顿与胡适大使的四小时长谈。日记中详记胡适揭发宋子文在美国种种争功弄权的表现，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是我曾在《胡适日记》中读过的，分毫不差。由于这一段记述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我对本书叙事的忠实是十分信任的。
    我是最喜欢读传记，特别是自传的人，每读重要人物的自传，我首先便注意作者所运用的史料。以我所读过的西方自传来说，我发现日记和亲友函札几乎毫无例外地构成了它们的基本材料。让我举一个最近的实例。刚刚去世一年的施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1917－2007）是美国史学界、文化界和政界的一位重要领袖。一九六一年他暂时弃学从政，成为甘乃迪的“总统特别助理”，参与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甘乃迪死后，他虽然仍回到教研岗位，但一直在民主党的政治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上册（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他在《前言》中说，此书主要取材于日记、备忘录之类。但由于健康关系，下册始终未能动笔；二○○六年秋天，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指导下，将六千页的日记编写成八百多页（Arthur M. Schlesinger，Jr.，Journals，1952－2000），算是回忆录的下册。《日记》杀青尚未及出版，他已去世了。这部《日记》事实上也是一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政治史，生动与可信并不逊于上册。我觉得熊天翼先生的《海桑集》在很多方面都和施氏的《日记》可以相比。
    蒋介石依赖的智囊之一
　　现在让我对本书作者作一点最简单的介绍，使一般读者可以进一步认识这部回忆录的历史价值。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读者今天大概对“熊式辉”这个名字都很陌生，很可能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是因为作者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便过的是退隐生活，姓名已不再出现在公共媒体上了。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北伐”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为止，这二十五年间作者则一直居于权力核心的位置。早在北伐之始，他已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处立下战功。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从南京出发，攻克济南，他也在蒋的参谋总部之中。他曾在日本陆军大学进修三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不但认识日本甚深，而且富有现代知识。所以当日本军队在济南阻挠北伐，造成惨案的严重关头，他临危受命，以代表身分两度入日营谈判，展现了折冲樽俎的才能。不但如此，在北伐前后，他又不断运用灵活的政治手腕，为蒋调处了不少党内外的纠纷和冲突。因此他的重要性逐步从军事推广到党务和政界，终于成为蒋所依赖的少数智囊之一。
（未完待续）

李旧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熊式辉往往被视为所谓“政学系”的一个重要成员，连美国国务院一九四九年所公布的《白皮书》也是这样认定的。但作者在回忆录中却一再否认“政学系”的存在，他所列举的理由是相当坚强的。无论真相如何，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是蒋所最信任的高层人物之一，则是无可否认的。他时时有机会与蒋单独谈话，并且在重大决策的关头提出个人的意见。蒋对他自然不能说是言听计从，但尊重他的看法则是可以肯定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蒋曾在不同阶段交给他种种不同的任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领域：
    第一关于政府和党内的政治设计和重大人事任命，蒋必特别征询他的意见。第二，与其他党派沟通，如共产党、民主同盟、民社党、青年党等，他是最高负责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他和周恩来在张治中寓所进行了三小时的谈话，记录保存在《海桑集》第四编第三章，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周善于解除敌人的防范心理，在谈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第三，在国际交涉方面，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率领军事代表团访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军事代表的身分赴苏，参与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这是军事外交方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综合以上三点，可知蒋对他的倚重是全方位的；他居于当时的权力中心，毫无可疑，他的回忆录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即在于此。
    zhonggong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吗？
    上面已说过，《海桑集》是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反过来看，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兴起与灭亡也就是共产党从二、三十年代的挫败到一九四九年席卷整个中国大陆的全部过程。本书作者于恰好在共产党由败到胜的两个关键时刻都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因此本书第二编第二章《剿共与国内之牵制》和第五编《抗日胜利与东北祸患之勃发》是最值得细读的两个部分。
    一九三○年以后，zhonggong的主力集中在江西瑞金一带，并正式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以在北伐告一段落之后，蒋决定了江西“剿匪”的政策，从一九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攻下瑞金为止，一共进行了五次围剿。本书作者则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自告奋勇，出任江西省主席，为乡梓效劳。
    他回江西时正值第三次围剿期间，但由于“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蒋被迫辞职以谋党内团结，围剿的事自然只有暂时搁下。第四次围剿始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与同年十月所订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事实上是连续的，不妨合称之为后期围剿。本书作者在后期围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以省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的身分承担了与共产党正面作战的任务，吸收了前三次的失败经验，这次围剿采取了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新战略。当时军事的要点在碉堡封锁，政治的要点则在发动民众。这一新战略终于奏效，使红军无法再在江西存身，只有突围向西北流窜，即zhonggong一贯宣传的所谓“长征”。本书在这一章的叙事虽然稍嫌简略，但大体的轮廓是相当真实的，毫无自我夸张之处。我为甚么能说这样肯定的话呢？这是因为有其他客观史料可与作者的日记互相印证。青年党领袖之一李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从四川到江西南昌行营访问，由作者安排他考察了收复地区的实际情况。他证实了组织民众和碉堡封锁两大措施确是逼使毛泽东、朱德的红军逃出江西的主要因素，他因此还写了一本《江西纪游》的小册子提供四川当局参考。
    作者在本章第四节，论及“匪区的真实情况”，指出共产党虽然以“分田分地”为号召，却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真心支持。这一情况甚至出于作者最初的预想之外。这也是很可靠的实录，足以打破zhonggong宣传的神话。关于这一点，更有数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观察。李璜记徐向前红四军在四川东北部的情况与江西完全一致。让我再举两个来自当时江西“苏维埃”内部的报告来印证本书的叙事。
    第一是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经典著作：《中国革命的悲剧》。伊罗生是二十年代到中国来推动共产革命的一个人，与第三国际有密切的关系。“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住了很长的一段时期。通过共产党内的刘仁静，他收集了许多内部文件，特别是江西红区的报告，他的书便完全建立在这些文件之上。他指出，井岗山的红军与农民之间根本格格不入，加入了红军的农民不断逃亡，而农村中人包括农民在内，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作“土匪”来攻击。
    第二是追随毛泽东在井岗山“革命”的龚楚（后来是红七军军长），最后因为实在受不了zhonggong在农村的残杀而脱离了党。他告诉我们：他当时是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之一人，zhonggong所吸收的都是农村中的流氓地痞，老实的农民根本不肯加入，而“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所以地方苏维埃的重要干部和农会、工会的主席都是由这些流氓地痞构成的。这是参与其事者的直接供证，其可信性是很高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zhonggong内部报告说：江西zhonggong党组织中的农民包含了许多帮会分子，便是一个最有力的旁证。
    （未完待续）

自觉的梦游人

所以zhonggong党内批评毛泽东在江西发展的是“农民党”或西方左派认定zhonggong领导的是“农民革命”，都是不准确的，经不起分析。这不是否认zhonggong军队中有农民，而是说这些农民是在zhonggong武装暴力所到之地被裹胁进来的：zhonggong早期干部的成分主要是农村的边缘分子，即流氓地痞。zhonggong在中国各地流窜了二十多年，都是靠枪杆子再加上从苏联移植送来的一套残酷的组织方法－－包括一而再、再而三地残杀内部的所谓“阶级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zhonggong武力所到之处曾得到人民或农民的竭诚拥护。

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之谜

[size=-1]《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海桑集》关于江西围剿的一编固然是重要的实录，第五编有关战后中国政府接受东北的详细记录更为史学家提供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史料，尤其是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往来函电。国民党政权何以在抗战胜利后四年之内便全面崩溃？zhonggong又为甚么能在同一短时间内夺取大陆？我们在这一编中都可以找到解答的线索。)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作者被任命为东北行营主任，理论上是党、政、军的最高长官，负责接收整个东北。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务。但他交涉的对象不是日本或伪满洲国，而是苏联。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二月，美、苏、英三国元首在克里米亚的雅尔达（Yalta）举行会议，订下了一个秘密协定。美、英要求斯大林出兵攻打日本而同意苏联租借旅顺、大连，并共同管理东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同时也充许外蒙古独立。这个协定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如此深远，但事前竟完全没有让中国政府与闻其事，直到一个多月后美国政府才通过中国驻美大使把协定的内容传达给重庆当局。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日本投降已迫在眉睫，苏联才在两天后对日宣战，出兵占领东北。六天以后（八月十四日）日本便投降了。所以苏联以雅尔达协定为护符，未开一枪，便将整个东北置于它的武力控制之下。

[size=-1]1945年，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履新后在欢迎会上讲话。

根据八月十四日斯大林和宋子文共同签署的双方会议记录，进占东北的苏军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必完成撤退。本书作者即以此项记录为指导原则，于十月十二日飞抵长春，与苏方统帅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y）商谈接收事宜。作者在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

【十三日　午后一时为礼貌上的拜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于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彼以战胜国对占领地的态度，作无耻的傲慢，未来回拜，即约午后三时至六时在彼司令部会谈。】

　　只读这一条日记，作者当时所受的屈辱及其愤怒已跃然纸上，谈判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也可以推想而知。详细的情况读者可细阅原书，这里只能略作概括。首先，苏方对于三个月内撤离东北的承诺，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信拖延，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底苏军才完全退出东北。在苏军占领的八、九个月中，他们做了下面三件大事：一、将日本在东北建置的重工业设备几乎全部拆卸，运回苏联。二、尽量阻止国军进入东北，无论海、陆、空都强予封锁。三、除全力帮助zhonggong在东北各地发展地下武力与组织外，同时也大量运zhonggong军队进入东北以对抗未来的国军力量。作者有一段简要的叙述，足以说明当时的形势：

[size=-1]1946年，蒋介石、白崇禧莅临沈阳，在东北行辕合影。

　　【东北共军，在日本投降以前，仅热河南部有李运昌部约三千余人。卅四年（一九四五）十月上旬，林彪、张学思、李运昌、聂荣臻、吕正操等，始先后由苏军空运达东北，组织民众，当时各地所谓非法武力，不过二万余人。其后用强制手段，压迫民间武力参加，及在苏军支援之下，至十一月底即增加至十五万余人。及十二月国军出关开始接收，彼又积极扩充，由山东、热河方面潜运兵员，由苏军接济武器及掩护。截至卅五年（一九四六）二月止，已约有四十五万余人。】

　　这段叙述当是综合当时的情报而成，以作者东北行营主任的身分而言，是绝对有权威性的。由此可知，国军尚未出关，苏联早已先让zhonggong接收了东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苏军撤出沈阳、四平街、长春等大城市时，zhonggong已有四十五万兵力遍布东北各地，对于出关的国军已处于“以逸待劳”的绝对优势了。zhonggong在战后与国民党争天下，以东北为始点，所以“辽沈战役”之后才有“平津战役”，最后则是“淮海战役”。《海桑集》第五编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zhonggong由败转胜的关键全在苏联的直接扶持。从作者所提供的一切证据，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雅尔达协定赋予斯大林以进兵东北的特权，zhonggong至少不可能在短短四年之内席卷整个大陆。zhonggong最后战胜国民党既不是因为它早已为民心所归，也不是由于它代表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两党相争的二十多年中，许多偶然的历史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老木匠

这个老余就有点过奖了。

熊去东北，以及搭配的接收班子，在当时以及后世，都广受批评。熊在回忆录里丝毫没有向天下谢罪检讨之意，简单的一句苏之阴谋，就算交代了，也是太不厚道吧。

余这样的结论，随便将“最有价值”的头衔乱套，有违历史学家的职能吧。

如果历史只是简单到如此，余也应讲一句：当年北伐成功、国民党上台，也是苏援助为唯一之因素。

自觉的梦游人

一九五○年九月六日胡适给傅斯年夫妇的一封信说：

　　【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oreign Affairs十月号发表，题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廿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我要人知道在这廿五年的斗争里，最初二十多年处处是共产党失败，蒋介石胜利。第一个大转捩是西安事变，斯达林命令不得伤害蒋介石，主张和平解决。（《白皮书》页四七，又页七一至七二）此举决定了抗日战争，保全了红军，并且给了红军无限的发展机会。第二个大转捩是耶尔达（Yalta）的密约，斯达林骗了罗斯福，抢得满洲、朝鲜，使红军有个与苏俄接壤，并且在苏俄控制下的“基地”。“耶尔达密约”决定了满、韩的命运，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也许决定了整个亚洲的命运。】

[size=-1]1946年，蒋介石、白崇禧莅临沈阳，在东北行辕合影。

　　胡适的整体观察是很有说服力的，这部《海桑集》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这一观察。

　　限于时间和篇幅，我对本书的评介不得不止于此。但是我必须指出，本书的历史价值远远超出我所讨论的范围。读者如果想了解国民党政权为甚么会崩溃得那么快，必须细读本书从抗战末期以后，关于每一阶段的详细纪录。“木必先腐，然后虫生”，国民党的失败自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不能片面地归罪于外在因素。
回忆录像一部时间机器

　　最后，我愿意表达一点个人的读后感受，在阅读全程（特别是第五、第六两编）的过程中，我心中深藏已久的记忆忽然复活了。作者一九四六年坐镇东北的时期，我恰好也住在沈阳。他的回忆录好像一部时间机器一样，把我送回六十二年前，重新游历了一次当时的生活世界。因此我在情感上也发生了一次波动，久久不能平息。这篇序文是在心渐宁静以后才动笔的。我在本书发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的一条纪事：

　　【十四日余协中请示学生游行，反对苏京三外长会议，莫洛托夫提议以中国问题列入议程，应否劝止，答应听之。】
　　这是先父（余协中）为了学生反苏示威进行的事向作者请示，居然也从日记中搬进了《海桑集》。先父当时主持东北中正大学，东北人民对苏军占领时期的各种暴行深恶痛绝，所以，青年学生反苏情绪高昂，与关内学生的左倾心态完全不同。我从来没有见过作者，但先父曾说过，作者不但对文人学者很能尊重，而且也关心东北的文化建设。这一点在本书中有很清楚的记载。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他和青年党领袖曾琦谈话便说道：“余望有大学者坐在东北来讲学十年，现在征集本地忠孝节义史实，以备编制歌谣戏剧。”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并非门面话。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记道：

　　【廿一日金静庵（按即：金毓黻，一八八七至一九六二年）来见，询其所主办史地学会情形，并嘱其工作注重：（1）　刊物发行；（2）　戏剧编导；（3）　歌曲编制；（4）　古迹修整。】

　　这便是七个月前文化建设构想的实践。金毓黻是东北著名的史学老辈，当时负责沈阳的东北博物院，所以作者将这一重要任务托付给他。金的《日记》恰好也留下了纪录：

　　【熊公天翼邀余过谈，嘱办东北史地学会，其主旨在编印书报，项目有四：一为东北史地读本，二为通俗戏剧，三为民间歌谣，四为古迹名胜。余以无暇谢之，熊公不允，且以大义相督责，使余无辞可借。】

　　两相对照，内容完全一致，不过详略不同而已。至于时间相差一天，我相信也许是作者转抄日记入回忆录时的笔误。上面我屡说本书的记载可信，在此又得到一次具体的印证。金毓黻并且记下了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的活动：

[size=-1]蒋介石给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的密电。

　　【熊主任邀午餐于行辕第二招待所，座有杨威伯、高晋生、卞宗孟、王阶平、余协中、傅维本、冯独慎、温晋城、王孝鱼等二十余人，讨论史地学会事。】
　　先父也参与“东北史地学会”的创建，我当时并无印象，读了这条日记才知道的。可见先父与作者当时颇有过从。金的两条日记都证明作者对东北文化建设的热心，他显然是史学会的原动力（“Prime mover”）。这天恰好是阴历三月三日，即“上巳节”，因此金氏还写了一首七古，题作《丁亥上巳熊上将军招宴官邸以当修禊即事为诗》。此诗对作者“振导史地学”恭维备至，将来如有人为作者写传记，金氏的日记是应当收入的。作者何以能在干戈扰攘之际还有余暇来推动文化建设呢？这是因为他在名义上虽是党政军的最高长官，事实上党、政、军又都各有专人负责，他的权力已被架空了。国民党体制的僵化和蒋介石的无效独裁都在这里充分暴露出来了。回首前尘，不禁为之掷笔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