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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12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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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艾尔曼谈甲午战争
艾尔曼(Benjamin A.Elman)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历史系任职,主要从事近世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史和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著有《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和宗族》等。本报借艾尔曼教授到复旦大学访问之际,请他谈了些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再认识。艾尔曼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战争失败的结果也并不一定能推导出中国文化落后的结论。
您最近在几次演讲中都谈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问题……
艾尔曼:我最近在上海社科院讲了甲午战争对历史的影响。现在一般看法是认为甲午战争证明了中国落后、日本先进,而中国的落后有文化的原因,也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原因。这样理解对不对呢?我们认为日本制度好、科学先进、比较西化,都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而应该考虑的是甲午战争之前一段时间的情况,当时人也是那样认为的吗?还没开战的时候,大家都一致认为中国会失败吗?还是这些都是后见之明?我本来也以为这种叙事是对的,但当我看了甲午战争之前的一些资料,发现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当时的欧洲人、甚至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日本不会赢得很快很彻底,日本人当时也很害怕,他们本来只想占领朝鲜,根本没想到可以打到旅顺口、威海卫。当时有一幅英国卡通画,画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日本武士准备打大大的中国巨人,而英国人爬在梯子上隔着墙观望。
如果当时日本人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又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开战呢?
艾尔曼:当时中国海军军力排名是第八,日本是第十一,但是日本的海军力量相对集中,可以把所有的战舰集结在一起,和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对抗。中国的海军则分成了四个部分,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而在1883到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北洋水师没有支援南洋水师,所以到了甲午战争时,日本人吃准了北洋水师必定孤军作战,南方的水军不会来增援。当时中国海军共有六十艘战舰,都比较先进,有的是法国造的、有的是德国造的,如果中国海军全部集结起来,日本人绝对没有办法赢。
日本共有三十二艘战舰,和北洋水师的军力相当,而且知道中国的陆军也不会派去朝鲜,所以还是有一些把握的。另外,日本在鸭绿江一役中不宣而战,先偷偷地靠近,然后开枪,这是很不礼貌的,也违反了《万国公法》。
您觉得甲午海战中国失利的根源在哪里?
艾尔曼:甲午战争是第一次蒸汽动力舰队的大海战,也是一次判例式的战争。因为是第一次,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大家都得看结果。中国的战舰太重了,炮也很大,日本的船比较轻,炮也比较轻,一艘战舰可以放更多的炮。战争结束以后,大家才知道大不一定有好处,而快是非常重要的;快生火枪要比重枪重要,日本的快生火枪比中国的火力大两三倍。还有李鸿章的海军用的很多炮弹里面填充的是水泥,不是火药,打中了也没法爆炸。
日本人知道了轻、快的重要性以后,在十年之后也就是1904年的对俄战争中利用了更轻快、载炮更多的战舰,这种战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能看见。在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后,日本海军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海军之一,甚至能够和美国竞争。
甲午战争的教训,给全世界都上了一课,美国人、欧洲人也知道了在海战中什么是有利的。以前中国人觉得重是好的,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战争之前不知道的,得等打完了才知道。
甲午战争造成的实际转变是什么?
艾尔曼:为什么日本人在对俄战争中能造出那样的战舰?这些都是完全新的。钱是哪里来的?日本并不是那么有钱的国家啊。日本靠的就是甲午战争的赔款,中国赔了两亿多两库平银,相当于七百四十五万公斤白银,将近四十亿美金,这个数目是日本政府当时全年收入的两三倍。日本拿这些钱去改良海军,而中国呢?哪里还有钱?再加上义和团的赔偿,是赔给日本的两倍多,相当于近九十亿美金,把这些赔偿加在一起,中国已经没钱了。之后中国再想改良军备加强国防,也没办法做到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文化,也不是因为日本的武士传统与中国的文人理想的差别,也不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因为甲午战争时中日的科技水平不相上下,问题就在于战争时的枪炮是快的还是重的,而这个问题在打仗之前还不清楚。所以中国人的失败是跟很具体的问题有关的,而不是大的文化的问题。
战争之后,大家都觉得日本人是先进的,中国人落后了,问题其实不那么简单。在当时一些日本的描绘海战情形的木版画里,日本的战舰都是白的,清朝的都是黑的,刻意渲染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有一幅描绘清朝军队在朝鲜投降的版画,日本人把清朝官员描绘得卑躬屈膝,把己方的将领描绘得趾高气扬。这是日本文化的常态吗?日本难道不是一个低头的社会吗?在这画里他们都不低头了,站得很直,个子都很高,穿的都是西方的军服,这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一种错觉,也是他们的宣传手段,他们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好的,是先进的,像西方一样的,他们要自己假装是亚洲最有权力的国家。
这里面就有战争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战争对文化的影响非常大,战争的结果会影响人们对文化先进与否、优劣与否的判断。中国打了败仗,大家就觉得什么都不好,清朝没办法保护人民,所以革命家就要打倒清朝、打倒满洲人。而且中国人会觉得日本人比自己先进,要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当时有很多留学生去日本。战争成功了,于是乎文化也成功了,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甲午战争后,世界上看中国、看日本的立场完全改变了,甚至于中国人自己看自己的观念也改变了。中国人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好,战争之后开始觉得什么都不如人,我们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没有资本主义,简直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有一位很有名的传教士傅兰雅,他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帮助翻译了很多西方的科学知识,他在甲午战争之后就说,中文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以前花了很多力气把英文的知识翻译成中文是没有用的,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以后中国的官话会是英文。这就是他对战争的反应,后来他离开中国去柏克利大学当教授了。到了1920年代,冯友兰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也写了篇文章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科学。
那中国到底有科学吗?
艾尔曼:其实中文里与“science”对应的“科学”这个词,是甲午战争之后的留学生们从日语里借来的,所以日本不光在战场上赢了,在文化上也赢了,中文里充满了日语词汇。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中国在从日本借用“科学”这个词之前,用什么词描述此类自然学。中文用的是“格致学”、“博物学”,“格致学”这个词一直到甲午战争还是很流行的,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词没用了,是落后的思想,是跟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有关系的,所以要用“科学”代替。如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赢的话,情况会怎么样?那恐怕日本人要到中国来学习“格致学”,现在的社会科学院大概要叫“格致学院”了。而日本又是从哪里找来 “科学”这两个字?是从中国的宋朝找来的。他们觉得北宋是最高理想,所以用当时指称“科举之学”的“科学”来翻译“science”。他们希望学习王安石的变法,明治维新跟恢复宋朝的理想有关。
很多人分析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比如中国人没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依照自然律创造了世界),而用的是阴阳五行之类莫名其妙的观念;中国有形而上学,而不了解形而下学;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没有字母,没有逻辑,教育上又有八股文束缚思想;儒家思想以道德为主导,不关心自然的客观性;专制制度;反对贸易;劳工过剩造成不需要机械化;文官看不起武官等等。我不是说这些原因没有道理,它们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合在一起,就能证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没有科学的国家吗?
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大谈“中国没有科学”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格致学了,在三十年前还存在的东西,他已经置若罔闻了。而我们现在应该重新探索格致学的传统,看中国的医学如何,天文学如何,算学如何。明朝的科举考试题目中有如何修改历法的问题,这难道是八股文吗?而且大家批评八股文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说八股文破坏了男人的脑子,这都是十九世纪末年的评价。
如果我们上推至明末去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丰臣秀吉的舰队想侵略朝鲜,这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那个时候丰臣秀吉有三百艘战舰,一万多水兵,中国和朝鲜的联合舰队有五百艘战舰,一万五千水兵,最后明朝帮助朝鲜赢得了战争,日本人逃回去了。所以十六世纪末年,是中国人赢日本人败,如果从那时的角度看问题,态度肯定不一样。
日本人一直到十八世纪开始比较闭关锁国的,他们学习的对象是清朝的中国,儒家思想在日本很有影响,平民开始上台,不只是贵族模仿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开始画画、写诗,诗写好了可以做官。为什么模仿中国?因为中国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疆域扩大到东北、**,是大帝国。如果从甲午战争的角度看,中国似乎是一直落后的,而从十六到十八世纪的角度看,中国是领先的。当时不仅日本仿效中国,欧洲人也仿效中国,英国人开始爱喝茶,爱瓷器,都得从中国买;欧洲要到十八世纪中期才学会了做瓷器。英国人在贸易中根本找不到中国人需要的东西,最后他们找到了什么?鸦片。
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是个很有权势的国家。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崩溃?她的失败跟十七、十八世纪的制度没有关系,她失败是因为没钱了,船太重,炮不够快等等这些很具体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能根据后见之明去分析问题,而甲午战争以后的目的论的分析就是后见之明。
可是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已经觉得中国很落后了,当时还没有发生战争。
艾尔曼:他们在磕头问题上觉得中国很专制,他们画的乾隆皇帝看上去很胖很腐败。马戛尔尼不会中文,很多事情他们不了解。他们打算送给乾隆一个太阳系仪,因为觉得这代表了英国的科学水平,结果乾隆送给马戛尔尼一幅挂毯,上面写着:谢谢你们送来的天文学仪器,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有了。这证明中国人对世界的科技进步并非一无所知。马戛尔尼访华中比较有趣的一个点是,他的船上已经有了蒸汽引擎,有一些广州商人对此很感兴趣,但马戛尔尼没有演示给乾隆看,为什么呢?可能因为马戛尔尼是个贵族,他不关心科学,也不知道蒸汽机跟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有关系。如果他知道蒸汽机的重要,就不会送给乾隆那个太阳系仪,而是蒸汽机技术了。
马戛尔尼现在之所以成为一个大问题,是因为十九世纪英国需要进行对华战争以打开市场,但是当时开战需要国会批准,所以需要一些意识形态的理由,他们找到的借口就是中国人把我们当成野蛮人(英国人故意把“夷人”翻译成“野蛮人”而不是“外国人”),中国人要我们磕头。其实马戛尔尼没有磕头,而英国人在1838、1839年利用这个案例影响了国会的决策。
您的研究侧重在科技方面,而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侧重在权力斗争、官员腐败上,您怎么看?
艾尔曼:权力斗争这些的确是有关系的。比如南洋水师没有帮助北洋水师,就是因为权力斗争。清朝当然有很多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把军力联合起来,日本的好处是国家小,方便集结。但日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也有很激烈的内战,到了八十年代才统一起来。你说有斗争、有腐败是可以的,但这是文化问题吗?是儒家思想的问题吗?美国人的腐败是民主的腐败吗?是资本主义的腐败吗?腐败是意志、人性的问题,不完全是文化、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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