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清楚地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不能预见过去，我们的过去在不停地变化。
rfi 雅尼克 24/10/2008
在本次“法国舆论看中国”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给大家介绍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白夏教授的一篇有关中国集体记忆的文章，此文刊发于法国汉学杂志《神州展望》2007年第四期，题目为《压制的记忆与待写的历史》。
该刊在文章提要中写道：此文是一篇探讨中国政治权力掌控历史及官方如何向社会灌输历史的研究著述，中国的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如57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等均长期被禁止讨论。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传输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历史上的黑洞却仍然存在，尤其是1989年的天安门惨剧仍是最大的禁区。这种对历史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民主运动的记忆无法形成。
作者在文章开始时简要提到了中国官方修史的传统。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之后，为了建立自己王朝的合法性，重修前朝的历史就是一项重要措施。白夏认为，虽然这一传统到1911年就不再延续，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将政权奠立于历史之上是十分重要的。
1949年之后的中国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自十月革命开创共产主义时代以来，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均对历史实行操控。长期以来，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曾经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不同时间领导人合影的照片，了解谁被从照片上删去了。作者表示，GCD政权既继承了中国文化官方修史的传统，又承继了苏联重新编织历史的手法。
对于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由于没有选举，于是通过历史寻求政治合法性就变得极端重要。作者表示，中国目前的各种节日庆典，如七一是党的生日，八一是解放军建军节，十一是国庆节等等都是以党的历史来规范国家和社会的生活节奏。每当节日到来，各种纪念活动、老革命的回忆等等均是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
白夏同时指出，自然这种以统治者挑选的历史事件为历史定调的做法并非只限于共产国家，其他的专制国家也同样会利用历史为自己营造政治合法性。但是，作者认为，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则是，中国只有官定的历史，如果说民间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的话，至少空间是极为狭窄的。
白夏教授以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来说明这种编造历史的荒谬性。据说，当时有人打电话到苏联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电台询问：是否可以预见将来？电台的回答是，绝对可以，这完全不是个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的问题是预见过去，我们的过去在不停地变化。
白夏教授指出，中国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出了问题之后就消失于中国官方的历史书籍，刘少奇、林彪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现象说明在中国领导人那里，历史的意义十分重要。但是，仅仅是定期修改历史教科书对于政治合法性来说仍然是不够的，对历史的任意修改还必须助以对记忆的控制。
在毛泽东的时代，对记忆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法是进行“阶级教育”。将学生送到工厂或农村接受阶级教育，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请老农民、老工人讲过去阶级敌人如何压迫、剥削穷人，如何狠心要求工人农民长时间的干活，使他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在这种阶级故事中，除了有穷人受剥削的内容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内容。农民、工人当然会奋起反抗，但是终归势单力薄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直到有一天，来了红军、来了共产党，于是云开雾散，红军解放了村子，将被剥削的农民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解救了出来。
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的历史记忆还不完全停止于此。文革之后，官方的历史不仅批判旧社会的阶级敌人，也要批判新社会的被揭发出来的阶级敌人，他们在不同时期是右倾份子、右派、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等等。共产党发动极为密集的各种政治运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来不断地重塑青年人的记忆。这种政治教育一方面十分重视仪式的举行，政治学习、忆苦思甜教育，英雄人物宣讲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共产党不仅调动阶级意识，也调动人性情感世界，用各种个人的经历和故事来塑造年轻人的心理。
不过，作者指出，GCD对集体记忆的塑造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手法，而且这种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记忆也会遇到反抗。也就是说虽然官方记忆无处不在，但民间记忆也没有完全泯灭。
白夏指出，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记忆差不多就意味着遗忘，家庭成员之间也不能传达同党的指示不一致的记忆。当年运动有所谓《划清界线》的说法，在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不能讲述自己与党的指示不同的的亲身经历。众多的右派子女完全不知道其父母有何种言论，他们只是认定其父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
文革时期，众多的红卫兵和知青忠实地听从党的宣传，相信右派绝对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份子。只是在大串联和上山下乡时，一些红卫兵和知青才开始了解到原来右派并非如此反动。作者引述现在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的思想转变过程说明这一观点。魏京生是高干子弟，文革初在新疆串联时遇到了一个女右派，女右派给魏京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使得魏京生开始怀疑他一直深信不疑的共产党的宣传。对过去的隔膜使得众多的年轻人无法独立思考问题，而对过去的重新认识则促进了他们的觉醒。
不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有机会互相交换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见闻，其中部分人也有机会读到一些被禁的书籍。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的集体记忆长期只有官方规定的一家记忆，只是到了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的部分历史才得以重新出土，集体记忆被掀开了一角。白夏教授指出，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时期，苏联也出现短暂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德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此时被赫鲁晓夫批准出版的。社会变革需要从历史中寻求合法性，这不是共产党政权改革的专利。南美专制国家智利、阿根廷的民主变革时期也同样伴随着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解读。随着民间大量的回忆、传记等书籍的出版，官方对历史记忆的垄断被打破。
但是，文革后中国的民间记忆的复活并没有突破官方的界线，官方封锁对反右运动、文革等的讨论。作者表示，1978年中国出现了民主墙，这是著名的第一次《北京之春》运动。然而，1978年在民主墙发表自由和民主言论的青年人同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一样，均对他们的前辈的言论和观点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中国争取民主的运动被取消了历史传承，每一代人都要从零开始。他们不知道其父辈曾经也有过争取民主的努力，也曾经朝民主和自由的方向上作过探索。这使他们无法接收历史的遗产，既不能从组织上吸取教训，也不能站在更高的思想高度。
为此。白夏举出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记忆运动为例说明历史记忆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极端重要性。中国何时能够出现一个类似的运动呢？1987年，中国著名作家巴金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不被官方允许。1989年**惨案过去十几年了，中国却见不到有关此事件的片言只语。
白夏提问：中国目前官方虽然仍然封存记忆，但是官方已经不可能禁止民间私人场合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能否战胜官方的记忆垄断呢？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的形成和成熟是否有赖于中国历史记忆运动的出现呢？
白夏教授表示，十多年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做一些抢救民间记忆的工作。如丁东所主持出版的《老照片》杂志，通过对民间的个人记忆的叙述，发掘被遮掩的个人与家庭的历史，同时也观照大的历史时代。一些当年参加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如徐友渔也发表自传，讲述当年的历史。白夏也举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在整理个人回忆与资料上所作的努力，如他从旧书摊上发现的杜高档案，后来整理成书，以《又见昨天》为题出版，系统地再现了当年共产党的干部如何收集材料，如何从个人私人谈话中寻找定罪证据的过程。
作者最后指出，这一民间的抢救记忆的行动也许还会发展下去。中国的记忆运动也许不会像当年苏联那样有组织、有系统，但中国的记忆发掘在没有政治改革者的推动下已经出现，这也许便是中国之特色。
(此文于2009年02月19日做了修改)
—— 原载: 《神州展望》2007年第四期
[ 本帖最后由 许刚 于 2009-2-23 02:08 编辑 ] | 
发表于 2009-2-23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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