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年。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未喑世事的少年,但这一年中国政坛发生的桩桩大事,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的逝世。 毛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但消息传到民间是下午3、4点钟的事。记得那天下午,我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当时就读的小学下午是1点半钟上课,整个下午只有1节读报课再加上1节正课,所以3点多钟就放学了。放学后,我一个人一路上慢悠悠地走着,是走在我前面的一拨同学在抄近路回家途经农民家门前时(我家当时住在城乡结合部的郊区),首先听到了从农民家的广播里传来毛逝世的消息(毛时代为了加强对农村的舆论宣传和控制,在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用上电灯的情况下,家家户户却几乎都普及了有线广播)。回到家后,一经常和我在一起玩耍的同学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他刚从农民家的广播里听到了有重要人物死了的消息。好奇的我立即追问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死了,他吞吞吐吐,最后竟称因害怕而不敢讲出。他的这种在我看来纯粹是“吊胃口”和“卖关子”的行为,令我十分恼火。我情急之下用一句粗话骂了他,并责问他有什么东西好害怕的。不过,从他紧张的表情和吞吞吐吐的言辞中,我也猜想到可能是毛死了。今天回想起来,那位儿时同学的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毛确实死了,你说毛死了,到也无碍;如果毛并没有死,而是你的耳朵听错了,你却在这里说毛死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轻则挨批,重则入狱。只要是亲身经历过中国十年“文革”浩劫的人,大概都不会认为我在这里夸大其辞或危言耸听。 过了没多久,我居住的居民区的大广播响起来了,从广播里确信无疑地传来了毛逝世的惊人消息,广播里反复播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大家屏住气息全神倾听着广播里传来的一字一句。当时,整个居民区的气氛陡然变得凝重起来。 第二天去上学,学校理所当然地宣布停课。我当时就读的是一所国有企业下属的子弟学校,老师接上面通知,将我们列队拉到了该国有企业的大礼堂开会--同该企业的职工一起悼念毛。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毛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摆放着苍翠的柏树枝和纸扎的簇簇白花。会议的主要仪式是:大家有秩序地列着队,轮流经过主席台的毛画像前,向毛行三鞠躬礼。很多人在毛画像前泣不成声,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清泪。 毛逝世时,很多中国人都哭了。这种哭有很复杂的原因,当然大多数可能是出于对毛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有质朴性,有长期个人崇拜氛围下形成的盲目性。但也有不少的人是出于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为了表白自己对毛纯洁不二的无产阶级感情不得已而哭之。这种哭,不是发自内心,而是哭给别人看的。有人实在哭不出的,就用手使劲地将眼睛揉红,以表明自己哭过。“文革”结束后,我就曾听说过,有地方因有人在毛逝世时没有哭而受到政治追查和政治迫害。我当时的哭不排除有几分真诚,但基本上属于不得已,我本来就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在这个时候通过哭来表现一下自己积极的革命立场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当时我还年少,但那种严酷的政治岁月赋予了我这种自我保护的政治本能。由于行鞠躬礼的长龙般的队伍移动缓慢,会议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散会后,大家都有种身心疲惫的感觉。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只是漫长而又繁缛的悼念活动的开始。 官方广播在播发毛逝世消息的同时,还播发了悼念活动期间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的通知。说句老实话,在中国经济几乎到达崩溃边缘的“文革”年代,连最基本的衣食温饱都尚未得到解决的老百姓,是谈不上有什么娱乐活动的。我记得当时城市里面能够称得上娱乐场所的,可能就是经常放映八个样板戏的电影院。因而,当时电影院一律关闭。但没过多久,电影院又纷纷开放了,里面放映的都是北京传来的悼念毛的新闻纪录片,观看这些纪录片成为当时指定的一项政治任务。在毛逝世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有幸知道和看到了电视。当时,我父母所在的国有企业,为了让大家能够收看到北京和全国各地悼念毛的活动,特意购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上摆放在露天的篮球场里,组织大家观看。电视机的收视效果非常糟糕,屏幕不停地闪烁,但大家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稀罕物,所以都有种新鲜和兴奋的感觉。 当时民间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玩扑克,我记得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和邻居们玩扑克(当然那时候不可能也不敢带有赌博赢利的色彩,输者只是钻钻桌子),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自觉地不玩扑克了。这种自觉,与其说是对毛的敬重,还不如说是对当时高压政治的恐惧。如果谁家有留声机的话,也不能播放音乐了。离我家不远的居民区的一个医生,用家里的留声机播放用俄语解说的有关诊断学的一张片子,引来了居委会的好几个警觉的马列老太太,她们敲开该医生家的门,警告他在这非常时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吓得这位医生赶紧把留声机“雪藏”起来。当时全中国不停地反复播放的唯一音乐,就是低沉的哀乐。我今天能够将哀乐完整地随口哼唱出来,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听得太多了,以至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悼念活动期间,民间所有的婚庆活动也都停止了,且长达一个月之久--从9月9日到10月9日。当时我家隔壁有一对新人已预定10月1日“国庆节”举行婚礼,因毛逝世而不得不推迟到10月10日举行。 毛的逝世,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比如,为毛佩带黑纱的人数之众,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死者都无法享受的殊荣。当时几乎人人佩带黑纱,而且佩带的时间有的长达一月之久。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在9月9日这一天就佩带了,但摘下黑纱的时间却几乎都是在10月9日悼念活动结束的这一天。当时中国出现的灵堂之多,毫无疑义也是世界之最。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几乎中型以上的国有企业都为毛设了灵堂,而且24小时有民兵轮流持枪站岗,为毛守灵。灵堂里摆放的花圈,好象是攀比似的,一个企业比一个企业做得精致、漂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我所在城市的博物馆还举行了一次花圈展览,就是将国有企业做的花圈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花花绿绿的一大堆花圈摆放在博物馆里,令人眼花缭乱。参加毛追悼大会的人数,理所当然地也创造了世界之最。追悼大会于9月18下午3时举行,主会场设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全国各个省、市、县甚至更低一级的行政单位包括部队、厂矿、学校、医院,都设立了分会场。记得追悼大会举行的当天下午,天气异常炎热,我和同学们列对站在学校的大操坪里,通过广播收听北京传来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在赤热而又毒烈的太阳曝晒下,有不少同学中暑倒下。后来,从市里的主会场(相对于学校分会场而言),也不断传来有人中暑倒下的消息。那天下午,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如此万人空巷过。这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 就在毛逝世二十年后的1997年2月19日,中共的又一位顶级人物邓小平逝世。邓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民间表现出异常的平静。上班的照旧上班,上学的依旧上学,娱乐的仍然娱乐,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唯一受到影响的是中国的股市,邓逝世消息传来的当天上午中国沪、深两地的股市急速下挫,但下午即出现了强劲回升。平心而论,同毛时代相比,这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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