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始地域性概念应该是如周代铜器《何尊》所记,是特指当时的成周,也就是洛阳一带。或者可以说,中国的原来的地域概念大致也就等同于中州。对于周人来讲,他们自认为自己是西土之人。或者是西国之人。今天,人们的口语中仍然会像古人一样,以国称地域,听来似乎是故作文雅,实际只是现代人保留着古语而已,比如北国风光,南国春秋云云。 这个中国的地域概念后来成为国家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中国”这个区域在古代史上是各个民族,文明,文化的相互征服,冲突和战争的一个擂台式地域,换句话说,征服了中国这一地域概念上的区域,就如打擂台得胜一般,对于建立一个国家疆域概念的的中国有着格外重要的象征性意义,而后者历史上的“中国人”反而不习惯称之为中国,而是王朝。 但是,历史上,这个擂台式区域同时又是在不断的扩大,由周成王说的“宅兹中国”,到人们习惯于说的涿鹿中原,就是这种擂台不断扩大的证明。更重要的是这个擂台地区不仅是文明冲突的舞台,更是文明交汇融合的所在。它对于四方四国都能历史地形成文明文化的渊源联系,因而也就能够被四方四国的文化所认同。但是它的中心凝聚力,它引导四方四国来到这里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太强大的城防设施难以攻破,也不是因为他一直能够高居强中强的威势地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这里太容易被征服。对于想建立一个王朝的文明或文化或民族来讲,冲上擂台,也就是涿鹿中原,是他们建立王朝的必需经过的一关,只有在擂台上得胜才能称英雄。 在另一个层次上,随着被认为是地域意义上的“中国”的扩大,它所涵盖的文化和氏族乃至民族也在增加,这些文化,氏族和民族可能在以后会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新的文化冲突,因而也就可能有一个又一个被征服的过程。“同患难”的被征服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淡化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民族界限,氏族隔离,文化差别,反过来讲,对于这块“中国”的地域性认同,反而成了维系这里的人们的互相认同的纽带,从而,在这块土地上,很容易产生超越文化,民族的地缘认同。而这一点对于中国能够从一个地区的域名发展成为国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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