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

亚平

共和国成立至今，已走过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化基础，但僵化、封闭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摒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计划体制模式，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实现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基础和特征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其外生因素是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中国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和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其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使供给得以保障。在新的30年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内生、外生，需求、供给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转向常规，增长的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这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前一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特定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
　　1、人口结构老化，城镇化进程放缓
　　人口学（demography）的研究表明，在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由5.60亿增长为9.18亿，由此形成了劳动力资源丰富、抚养比较低、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
　　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放缓，《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抚养比在2015年出现拐点并开始上升。长期存在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结构趋于老化。
　　“人口红利”衰竭并由正转负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的下降。过去30年的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的一般观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下的人口迁徙问题，即城镇化的进程。过去30年，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吸引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力的占比持续上升。但2007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数量增长率开始回落。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已开始反映了上述变化，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同时农民工工资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在2004年-2007年期间，农民工的工资年增长率大约为7%，2008年增长了19%。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年龄和知识结构等因素阻滞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因而导致“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
　　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指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个-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个-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城镇化速度的放缓，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城镇化拉动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将放缓，例如公路、铁路、建筑业、建材、汽车、通信等，从而抑制了投资的需求。
　　2、此轮“全球化红利”透支，世界经济面临再平衡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过去30年全球贸易量增长不到5.9倍，而同期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87倍，中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由0.83%上升到7%，特别是过去十年里该比例的增长曲线愈加陡峭，平均每年增加0.45个百分点。
　　从自身经济结构的角度，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中国在过去30年里，平均每年出口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7年的37.5%。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日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况。在这种不平衡之中，中国处于新兴经济体的最极端，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经济体的国债；而美国则处于发达经济体的最极端，依靠借贷来消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积累了巨额的债务。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经济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的大国，必须小心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当然，此轮经济全球化出现失衡，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经过再平衡后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更加均衡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部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无疑会使中国出口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主要立足于自身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增长。
　　3、市场化改革面临瓶颈，要素价格扭曲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制度创新带来的增长动力。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90年代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而进入WTO之后，中国产品走向全球，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催化剂。
　　然而，近几年制度改革放慢了脚步，市场化进程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素价格长期管制，其市场化进程未能适时推进。要素价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工业用地）、劳动力成本、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公用设施及环保和安全的成本。
　　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腐败和寻租愈演愈烈。
　　但要素价格的改革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抑制投资需求。同时，会传导到产业链的下游及消费领域，形成成本推进通胀的压力。由此，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难以为继。
　　4、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但支持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这些因素都将出现重大的变化。未来3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城镇化速度放缓，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透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这意味着中国储蓄率将出现下降趋势，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考虑到劳动力供应与资本形成增速的趋势性下降，以及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的GDP潜在能力的增长将出现趋势性的下降，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从目前的9%-10%下降到约7%-8%。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速都会有所下降。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拐点，这与40年前的日本和20年前的韩国十分相似。
　　增长速度下降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和代价，如失业率上升、通胀、企业利润收窄等，但总体来讲是合理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一个向常态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能处理好转型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下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由“增长红利”到“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顿失，典型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经济经过一轮急速发展后，由于创新不足，经济发展出现停顿，被称为“拉美陷阱”。同样，中国过去30年赖以成功的“增长红利”，将在未来的30年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了历史性的关口，必须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应从获取“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红利”。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转换政府职能，摒弃“东亚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点是人力资源的改善和技术进步。
　　1、追求“劳动生产率红利”
　　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理论的背景看，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核心，它尝试回答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已被广泛认同，其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虽然计量结果有差异，但基本结论是一致的：至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很低。
　　所以，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是中国经济未来30年发展的主题。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催生新一轮“制度红利”
　　政府目前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维护市场秩序（法治、信用）方面却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

亚平

秦晓卸任招商局转型公共知识分子 身世曝光

符燕艳 王端


    今年7月1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们，聆听了一次关于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问题的“思想启蒙”。讲稿后来广为流传，在社会价值生态变幻的当下搅动人心。
　　充当讲者的，是63岁的秦晓。8月23日，他正式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
　　在中国，一家重要央企的执掌者，其职位与任期固然由组织部门来确认；而秦晓对于国有体制一直有自己的理解，拒绝“官商”标签，并在同类人中以善思辨著称。也有人觉得他角色错位，即使在一些朋友和老部下中，对他的学术偏好和思辨精神也有不以为意者。
　　招商局由清朝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创办于1872年，史上几经沉浮。1999年由交通部直属企业，改为由中央直接管理的39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2001年，秦晓转任招商局集团的“掌门人”。
　　当他提出的招商局“新的再造工程”目标接近达致之际，以年龄原因退休。膝下一女与夫人长居澳洲，他不愿与外人多谈家事，亦不见卸任后颐养天年的念头。事实上，近年来秦晓治学劲头十足，频有文章引起关注。
　　走出动荡年代
　　秦晓出身于干部家庭，经历了新中国国运数十年的起伏跌宕，不可能对时代大势无动于衷；作为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西方社会精英阶层推动社会发展的传统，抑或更推动了他内心的自觉：“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沉默，要用自己的良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
　　40多年前的秦晓，并不会意识到日后会成为一名活跃的现代思想启蒙积极分子。那代人接受的是另外一套思想和职业教育，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逻辑，“接班人”的思想觉悟，一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秦晓就读于北京四中，一所干部子弟汇集的学校。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来袭，正在读高中的秦晓也成为一名“红卫兵”。但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并不赞同过于激进的阶级斗争方式。他和同学孔丹(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等人组织几十所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出面保护老干部，试图制止批斗、抄家等过激行为。他和一些同学对暴力革命逐渐产生反感，并最终走到了对立面。
　　高中毕业后不久，秦晓便被“上山下乡”的潮流裹挟着，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一个牧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身为“老三届”中一员，对于那段岁月，秦晓后来若有所悟：“很长时间我没有觉醒，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数年知青生涯，他阅读了大量书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他影响尤深，促使他走上反思的道路。
    1976年秋天，“文革”因毛泽东的逝世而告终结，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开始成为一种社会上下的共识。此时的秦晓，在历经一系列求学和职业选择后，于1983年步入中南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1986年，他来到中信集团，而后逐步拾级而上，位至总经理。
　　凡见过秦晓的人，公开或私下，皆感慨“此公敢言”。在香港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台上发言嘉宾是国资委一位官员。现场曾就一话题展开争辩，台下秦晓直言“你们国资委本身就不伦不类”，闻者肃然。
　　秦晓身形瘦削，面容严厉。不过，与针锋相对的言辞相反，招商局同事对其工作风格的评价，多是“潇洒，进退自如，也不会逼死人，尺度拿捏得当”。
　　他痴迷围棋，平日常与孔丹等友人对弈。一人待在办公室时，也会独自打谱，或者读书。而最为外界称道的，是秦晓50岁那年，任职中信公司总经理期间，开始攻读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数年后以《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论文拿下学位。他曾自嘲读博士的经历致其“永久性脑损伤”。
　　不难理解，这样的国企领导人，空降到具有130年历史的招商局时，会产生何等撞击力量。
　　再造招商局
　　1978年，在改革宿将袁庚的带领下，招商局开启了历史上新一轮改革。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招商局因一度盲目扩张，弊端重生。2000年，招商局总资产为496亿元，总负债高达233亿元，净利润4.68亿元。
　　秦晓上任后，在漳州第一次公开场合同集团的中高层管理团队见面。他并未过多高谈阔论现状和蓝图，只用自己擅长的理论语言，描述了理想的现代企业应该拥有什么架构；更多时候在谈经济学，谈函数。
　　这也成为他日后工作会议的一贯风格。时至2010年盛夏，在以董事长身份出席的最后一次年度工作会议上，他从经济学谈到历史和文化，谈鲁迅和胡适，俨然学贯中西的学者风范。
　　但秦晓在中信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从生产函数到替代函数》，研究的正是大型现代公司的总部功能。2001年的漳州会议上，调整组织经营构架以加强集团管控能力的要求被明确提出来。招商局开始在投资和决策中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总部管理。秦晓也借用并完善在中信的管理经验，为招商局这只“大象”施展手术，着手重组。
　　这次会议过后，整个集团只保留两个层级，一层总部，一层子公司；从前处于两者之间的层次，如运输集团、科技集团都被撤销，船运、科技、工业等业务被排列在核心产业之外。此后，秦晓在多个会议和讲话中，均强调企业培育核心产业和提高经常性利润的重要性。
    秦晓在任期间，招商局壮大速度惊人，总资产增幅4倍有余，年复合增长率为20.64%；而母公司净利润增幅约20倍，年复合增长率为40.21%。这一成绩单上，又以两次“再造工程”为最。
　　他在2003年提出开创招商局第三次辉煌，至2006年，集团总资产在2003年基础上翻番，母公司的净利润提高两倍以上，提前一年完成“再造一个招商局”的目标。“新再造”目标于2007年再次被提出，秦晓卸任前，已达到十之八九。
　　秦晓把握的节奏，与这期间央企的改革步调一致。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对央企整合的大方向，是集中主业，做大做强。不过也有与秦晓共事多年的旧同事认为，他并没有穷尽招商局的优势，将其做到央企圈子里的顶尖公司。如招商旗下银行、证券及地产、港口等都做得很好，但就整个集团而言，仍未将资源整合，建立核心竞争力。
　　“比如银行业务和港口物流业务，如果整合，很快就会形成垄断性的资源优势。”上述人士指出，不过，这被认为是秦晓在央企这个特殊群体中的生存智慧，“尺度拿捏得当”。
　　秦晓对数据非常敏感，这与相当一些国企领导人不同。2003年前后，招商局订购了日本的超大型油轮，中船集团董事长为此提出异议。秦晓让他出价，他称价格是7500万美元，交货期两年。“这就怨不得我了。”秦晓说，向日本订价是6380万美元，而交货期仅为一年半。
　　在执掌招商局期间，秦晓力争拿下的两桩大买卖，若就数据而言，也曾以“亏本买卖”引起关注。2002年，招商局将持有的平安保险13.544%股权悉数售出，共收回现金14.84亿元，被普遍视作“贱卖”；2008年，招商局旗下的招商银行以367亿港元购买香港本土永隆银行，市净率(即P/B值)高达3.1倍，则是“贵买”。
　　“收购永隆银行在战略上绝对算是一招好棋，但在战术上值得商榷。而且收购之后的下一步，目前也还未见动静。”一位前招商局高层指出。
　　即使有人对一些决策不以为然，但在招商局内部，鲜有人与秦晓叫板，“他是一言九鼎”。
　　前述旧同事指出，尽管秦晓本人没有刻意追求，但外人看来，他来自中央，有天然的领导优越感和威信力，经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刚到招商局时，有人混淆了招商局集团和各地方政府招商局的概念，称其为“局长”。为此秦晓曾与法律部门交涉，中央编制委员会也要求地方政府不再设立与之重名的机构。
　　有人将深圳同城的两家银行——招商银行和深发展董事会做了比较，发现前者开会往往主要是秦晓说话，而后者开会多数董事都非常活跃。
　　从反思到宣扬启蒙
    从招商局功成身退，秦晓应不恋栈。他的关注点，早已从企业管理扩展到社会转型和价值启蒙。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已逾30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日渐紧张的社会矛盾背后，是道德的颓势与精神的异化。改革是否仍成为共识，社会走向的讨论歧见纷起，有关“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的激辩成为思想界热点。秦晓自然没有错过。
　　所谓“中国模式”，用秦晓的话，即为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秦晓回顾称，自己早年有“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意识，希望动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经济；但后来发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转而支持“政府应该有政府的功能”“权力不能搅和买卖”等观点。
　　这一时期，思想启蒙的价值体系以一种全新的体验，进入秦晓的视野。发端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启蒙，构建了与以往神权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价值体系，即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等，并通过民选政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进行保障。百多年前，随着西学东渐，影响了中国数代人。
　　秦晓则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发现，“制度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保障，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实现一套核心价值观”，而“正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样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才导致我们社会出现诸多问题”。
　　他认为，“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这样表述：中国的社会转型，便是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到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百多年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而今重新提出这一目标，并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这些对于现代性的思考，秦晓几年前曾与身边的朋友谈了一圈，包括与老朋友孔丹争论，有时夜半想起来还给朋友打电话。但发现真正的关心者似乎不多，一度令他备感打击。
　　2007年10月，秦晓参与了在香港正式注册的博源基金会，担任理事长。自此，聚集了一群学术界和商界的精英，开始“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尝试运用规范的学术方法，解读中国近30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制度结构和国际环境变迁，同时探讨未来30年中国的走向和路径。
　　离开招商局，秦晓正重新启航。
　　秦晓简历
　　1947年4月生于山西吕梁山区。1983年于中国矿业大学获经济管理硕士。自1976年先后在煤炭部、石油部工作，1995年4月至2000年7月任中信投资公司总经理，其间还担任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2000年7月任中信公司副董事长。自2001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2002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


听说秦晓逃到香港

冼岩


    在网络的炮轰下一度无影无踪、传言已“仓惶出逃”的秦晓，近日终于现“声”。地点是香港，对象是《财经》记者。
    多日失踪的秦晓突然露迹香港，说明此前的“出逃”传闻并非空穴来风；选择香港，也显示了秦晓的智慧：地点不远不近，位置可进可退，随时可以再次“失踪”，安全系数较高。香港虽是中国领土，却另有一套法制，抓捕不易，须经相关程序，必然惊动不少人。以秦晓神通之广大，等有关程序走完，他早不知所踪了。
    由“失踪”而“现声”，说明秦晓已作了一定的风险评估：靠山依然靠得住，问题不大。但秦晓也知道，中国现在政出多门，这条线靠得住，不一定条条线无问题；现在安全，不代表下一刻安全。现在形势复杂，风波险恶，随便一个浪头，就可能把秦晓淹没，就像不久前淹没刘志军一样——这就是秦晓选择香港而非北京，只“现声”不“现身”的原因。秦晓说“两会”时他要上京提议案，对此，人们只可姑妄听之，不可姑妄信之——秦晓还须观风色，再说，提议案也未必本人到场。
    选择《财经》杂志接受采访，更加意味深长。胡舒立主政时的《财经》，曾在揭露鲁能案时立下汗马功劳。逼走胡舒立的《财经》老板，正是博源基金会的一员大将。可见，虽然价值立场相似，《财经》却已容不下一个胡舒立。对于“权钱共同体”来说，屁股高于脑袋，价值只是为利益服务的手段。没有了胡舒立的《财经》，从揭穿权贵私弊的急先锋，一变而为替权贵涂脂抹粉的道具；从新闻界之荣，变成新闻界之耻。
    当然，耻辱的并非只是《财经》，而是整个大陆的新闻界和知识界。那些原来一听到哪里有腐败就像苍蝇嗅到臭味般一拥而至的媒体，面对秦晓如白染皂、一目了然的腐败，却纷纷装着视而不见，避道而行；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义愤填膺的“公共知识分子”，面对自己“旗手”的丑闻，集体“失语”；甚至就连海外的中文媒体和网络，也不约而同对秦晓弊案讳莫如深，可见他们已经视秦晓为“改变中国”的关键人物，精心保护惟恐有所不及。
    温总理曾经告诫国人：“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其实不只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任何制度下，正义都是首要价值，除非政府甘愿与民为敌。缺少正义的制度，离分崩离析不远。曾经被视为铁桶江山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之所以一朝突变，就是因为秩序没有建立在基本正义的基础上，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今天秦晓们所践踏的，正是普遍的社会正义；吞噬的，乃是全体国人的公共利益。有人喜欢说“共同底线”，这就是真正的“共同底线”；有人喜欢说“普世价值”，这才是最根本的“普世价值”。这样的“共同底线”如果任由秦晓们践踏，这样的“普世价值”如果被忘却和无视，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有未来。
    与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还具有特殊的效率，还能为大多数人生活的改善带来希望。所以，中国不能乱，没有多少人希望中国乱成一团粥，那样大多数人的生活可能坠入地狱。因此，中国需要秩序和稳定，人们应该对代表了秩序和稳定的政府保持尊重。但是，这种秩序和稳定必须是建立在基本正义的基础上。在腐败已经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声誉时，政府在要求民众保持理性的同时，自己首先必须做点什么，以反腐实绩取信于民，表达与“权钱共同体”彻底切割的决心。“两会”已迫在眉睫，如果说要揪出隐藏的腐败分子来不及的话，那么查处已经浮出水面的腐败分子应非难事。此时此刻，政府有关部门怎么能对民众的愿望和呼声无动于衷，坐视民意切齿的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两会”越来越近，阵营也日渐分明。一方面，网络的呼声终于引起学界的回响，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三位教授发起了《就秦晓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致“两会”的公开信》；另一方面，秦晓也被迫露出踪迹，躲在香港，遥望北京，借道《财经》试探发声。博弈的结果，不但将关乎秦晓个人的祸福，更关乎“正义”二字在中国的命运，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与亿万中国人的命运。
     香港不是北京，但也不是纽约，对秦晓来说，此地也非绝对安全，他可能只是故露踪迹，作惊鸿一现，并不会真正停留。话说回来，即使在美国，现在也有因贪腐而被引渡回中国的了。对秦晓们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代号“现代性”的行动，必须抓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