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框架性设计是必须要有的——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亚平

　　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政策来赢得时间，抓紧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当前，由于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经固化，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的动力来自改革，“由政府来主持建立新的体制”。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徐淑君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面临紧不得、松不得的“两难”困境。
　　中国人民银行自2月24日起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50个基点。此次上调后，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分别达到19.5%和17.5%。央行仍认为通胀风险在加大并有意继续收紧政策。
　　“中国采取紧缩政策后，要谨防经济下滑的风险，并且防止‘半拉子工程’的大量出现。”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要避免货币超发和资产负债表再杠杆化问题再次突出，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也松不得。
　　吴敬琏认为，“十二五”期间，解决“两难”困境的办法是通过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九五”时期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十二五”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多年。吴敬琏说，多年成效不明显的症结还是在于体制。
　　“‘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的动力来自改革，改变经济体制的改革。”吴敬琏表示，由政府来主持建立新的体制，这个设计并不是像指令性计划那样非常具体，但是框架性的设计是必须要有的。
　　今年已经81岁、满头银发却仍精神矍铄的吴敬琏谈到改革，语气坚定。他说，当前旧的体制还有很多遗留问题，用旧体制来推进转型，会出现类似“洋跃进”的局面，从而导致一些消极后果。
　　作为中国比较制度分析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上世纪80年代初，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运用比较制度分析学科的研究成果，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理论框架。
　　吴敬琏认为中国需要明白通过改革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系。他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制订一个好的规划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怎么执行好更重要。
　　经过30多年改革，中国已经从穷国变成一个经济大国，证明以往采取渐进的、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是正确的。但这种改革方式并非永远正确。
　　继续推进改革，并不是短期就能顺利完成的。当前，由于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经固化，吴敬琏说，改革需要做很多努力。
　　至少不要硬着陆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起步之年。在下一个五年规划之际，中国却迎来了物价较快上涨、通胀预期加剧等多重经济难题。
　　一季度也因此成了中国政府政策调整与出台的密集时期。政策出台出现“三率齐发”，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与汇率都会有调整。在CPI通胀率数据下降、商业银行在新增贷款的发放上更为自律、以及1月份M2增速减缓之后，部分市场观察人士已开始对通胀和政策收紧风险放松警惕，而近日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则表明央行仍在紧缩政策。
　　《财经国家周刊》：2011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将会怎样，您如何理解当前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吴敬琏：从短期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相当不错。2009年所采取的“扩需求、保增长”政策取得了成效，使中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回升最早的国家，年度GDP增长率达到9.1%。
　　与此同时，这样高强度刺激政策的消极影响也不能小视。一方面，资源和环境“超支”的状况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问题突出，导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松不得、紧不得的“两难”困境。
　　中国大致从2008年之后进入了“两难”困境。再继续松，不管是资产泡沫还是CPI都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中国连续这么多年M2增长速度在18%，前年M2增长27.7%，去年增长了19.6%，都超出了供给的增长。如果用GDP来反映供给的可能增长，就会超过一倍甚至更多。这样的形势下需要谨慎，但是现在盘子太大，在建规模太大。
　　如果政策趋紧，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就会颇有怨言。面对这个形势，我们需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保证我们开局之年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至少不至于硬着陆。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进行海量贷款，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就难免发生破裂，并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通胀率持续上升也会引起大众的不满。
　　中国采取紧缩措施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经济开始下滑，“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房地产市场也受到很大压力。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增长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其一动一静又影响了整个宏观经济。同时需要担心的是，紧缩政策会引发地方财政问题，增加银行不良资产。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提到，短期来看，刺激政策有较好的正面效果，从长期来看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从中取得平衡？
　　吴敬琏：中国面临“两难”困境的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2008年的问题在于，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进出口顺差一下降，就造成了总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点就是尽力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扩大总需求，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三驾马车”的思路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所以，单纯依靠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短期问题其实受制于长期问题。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抓紧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财经国家周刊》：从长期来看，解决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的有效方法是什么？
　　吴敬琏：要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根本上在于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点，在于提高技术、知识、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所谓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叫做“集约生产方式”)，就是在劳动、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等四种主要生产要素中，让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往我们所依靠的是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投入，如果这两个要素在增长中起主要作用，要想增加消费就不太可能。
　　我们非常需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如果要提高消费，首先要增加消费者的收入。正像马克思所说，人们以何种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何种方式加入分配，收入结构取决于生产结构。当生产主要靠资本投入的时候，资本所有者在整个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就会较高；当生产主要靠自然资源投入时，收入占比高的就变成了自然资源所有者。
　　下面来看看自然资源和资本占有者都是谁？以土地为例，目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价，根据一些农业经济学家的计算，这个差价达到20至30万亿元，而这些差价主要由各级政府支配。
　　另外，资本所有者主要是国家，然后是私企。从收入结构来看，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比较高，但消费倾向较低。
　　所以，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难以提高消费的比重。
　　还有一种办法是增加国家税收，然后再补贴给老百姓。不过，这个方式会增加百姓税收负担，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理解您所说的，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什么这样会拉动消费？
　　吴敬琏：增加消费最为有效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就业，二是促进技术进步。知识、技术的所有者是专业人士，即所谓“白领”(“中产阶级”)，“白领”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所有者高得多，他们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消费的增加。所以，只有保证充分就业，提高技术、知识、信息在生产中的作用，才能增加普通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最终提高整个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
　　2010年2月3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个讲话中，胡锦涛50次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省部级高官们在“加快转变”上下功夫、见实效。
　　时隔一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次成为2011年“两会”和“十二五”规划主题。吴敬琏认为，中国政府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但很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抓什么。他说，转变的核心就是在各个生产要素中降低对资金、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要靠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先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哪些弊端？
　　吴敬琏：中国从“九五”时期正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么多年都没能够转变好，所以现在，各种矛盾都已经积累到一个临界点，不得不改。
　　中国政府在十七大以后，把转变增长方式的口号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党代会的决议。但很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转变什么、抓什么。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主要由投资来驱动增长，这是过去从苏联引进的模式，在计划经济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后，这一模式事实上尚未发生根本转变，甚至有所加强(改革开放以后投资占GDP比重不断攀升，甚至达到接近50%的高水平)。
　　长期来看，投资驱动模式必然会导致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失业率增加和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西方国家早期的增长模式就是主要靠大规模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种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资本主义一度面临危机。
　　为了解决由投资增长模式引发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向东亚国家和地区学来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又叫做新重商主义政策。在大量人口需要就业、资源没有达到瓶颈、环境也还可以维持这三个前提下，出口导向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
　　靠出口需求支撑高增长是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派生出来的。东亚国家为了提早实现工业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靠投资来推动。东亚国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储蓄不足的条件，用“出口导向”政策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维持了东亚国家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我国在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用得很成功。出口导向模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当一个国家成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而资源限制越来越重、积累过量货币的时候，就要考虑转变出口导向政策。这不是说要减少出口，而是减少净出口。净出口在特殊条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是对进口国的补贴。日、韩等国在持续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二十年之后，都出现了问题，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泡沫生成等现象。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转入库兹涅茨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其最大特点是不再依靠资本投入来驱动，而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推动经济发展。到了上世纪50年代，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靠信息技术。这样在收入结构上就表现为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的崛起。
　　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我们需要迎头而上，所面临的任务，是从早期靠投资和出口导向来拉动的增长模式向靠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的增长模式转变，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点。
　　《财经国家周刊》：为什么过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很难推动，症结在什么地方，对“十二五”时期的转变发展有什么启示？
　　吴敬琏：要保障“十二五”规划圆满地实现，就必须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研究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搞了这么多年，成效依然不明显的症结所在，然后才好对症下药，保证我们的规划不至于再次落空。
　　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过总结，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
　　当时大致上认为有四方面体制性障碍：一是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这两条促使各级政府尽量运用自已支配资源的权力，来保证GDP的高增长。三是财税体制方面存在问题。从收入方面来看，生产型增值税是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生产型增值税和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是直接相关的；从支出方面来看，主要的支出责任(在中国，通常把支出责任称为“事权”)过度下移。像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责任，大致上70%由县及县以下政府承担。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努力地去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否则财政状况就会非常紧张。四是资源和要素的价格扭曲，特别是资源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过低，鼓励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在“十一五”规划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新技术没能大量涌现和新技术难以产业化的重要原因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前面已经提到，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新技术产业化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有些技术甚至夭折在摇篮里，一些创新企业也很难壮大，被叫做“小老头树”。目前技术发展一日千里，虽然一些企业的技术很新，但是过了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就被别人更新的技术超越了。
　　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缺乏鼓励创新和创业，涵盖经济、政治、法治、社会舆论等一整套的制度环境。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应该如何实现发展模式转变？从而转向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增加产品附加值，有哪些可操作方式？
　　吴敬琏：应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对于主要靠加工工业发展来支撑高速增长的大部分沿海地区，要依托现有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即产业服务化。
　　这不是说所有企业一下子就延伸到头了，还是需要有做代工的企业。比如说富士康，它转型以后继续做代工。另外一个是台积电，它不做设计，只做芯片加工，与富士康是两种不同的代工模式。最近很多报刊发表文章说中国还是需要简单加工业，这是对富士康的误解。富士康和台积电都是台湾掌握专利授权和专有技术最多的企业。
　　第二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和传统产业升级也有相关性。传统产业只要在一个技术上有突破，就会很快从旧的加工业中脱颖而出。我本来对于我们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信心，但是通过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到各个地方做的调研，发现我们其实有很多接近世界前沿的技术。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外国人早就发现，虽然我们教育质量还有问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数量最多。根据欧盟的报告，从2004年开始我们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日本，列世界第二位。改革使得中国的体制机制得到进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后，新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不断进步。
　　令人失望的是，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往往比较艰难，大部分企业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新技术。但仍存在技术突破的可能性，特别是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根据经验，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市场经济都会有很大的调整，大调整会或多或少带来技术上的革命。
　　当前，中国既有一定的技术条件，又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些产业面临着革命性发展机遇时，也是构建我们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时期。有几个产业是有希望的，例如信息通信产业、新能源汽车中的动力电池产业。
　　产业转型要靠市场力量
　　《财经国家周刊》：在实现产业转型方面，您觉得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还是沿袭过去政府主导的老路？
　　吴敬琏：中央强调转变发展方式以后，各省、市、县都做了部署，采取新措施，但是效果差别很大。我接触到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在“十一五”早期就已经开始行动。这些地方大多是外资企业，研发机构在境外，虽然技术的溢出效应不可阻挡，可是首先会遇到没有承接项目的困难。而本土企业利用三年时间的发展，逐步进入研发创新过程，使得产品变得有技术含量、有知识含量。所以，这三个地方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下，显得比其它别地方更有生机。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九五”规划之后发展起来的，已经出现初步成效。广东省定了几个发展重点：一是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二是电动汽车，三是LED照明(半导体照明)。就先进的信息通信产业而言，广东有两个“短板”，一是没有核心芯片，二是液晶屏有问题。为此，广东正在采取措施补“短板”，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也有一些地方还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上，出现一哄而起、赶浪头、同构化等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兴产业本来是很好的设想，但一哄而上就容易出问题。有些地方政府领导提出有保有压，但不明确，刚刚还是“保”的产业，过两天就可能变成“压”的了。
　　总之，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是通过各方面的改革，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这么说，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也在于改革，您认为中国政府在改革中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吴敬琏：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消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才能建立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这样才能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需要，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是因为，如果说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科学创新的主体是科研院所或者高等院校，那么，对于制度上的除旧布新，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
　　前一段时间，政府受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作为不够有力，甚至不作为的批评，现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都加大了自己的作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需要分清什么是政府应该“为”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为”的。
　　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要在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系、科研体系上提供好的制度支撑。政府不该利用权力垄断市场和与民争利。
　　2010年以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出现的一些苗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比如说，不考虑本地的比较优势和实际情况，一哄而起地上项目，导致新一轮的同构化发展。一说LED(半导体照明)就到处都投资建厂搞LED。由政府官员指定技术路线，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甚至直接确定投资项目等。这样做，很可能导致投资的大量浪费。因此，“为不当为”有时比“当为不为”的危害还大。
　　此外，由于技术创新的前期投资大、风险高，而且研发成果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效益，政府应该加以支持。但需要明确支持的方式和途径。政府支持采取什么方法，很需要研究。一般来说，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补贴应当是“竞争前”的，专项补贴应当做公开透明的招标、公正的评选，而不能采取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办法，只让内定的企业中标。节能、环保产品的补贴最好补“需方”而不是要补“供方”。
　　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时候，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使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和“十二五”规划规定的任务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