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不愿想起 不能忘记

老木匠

转自二闲堂/来稿存真


作者：方 非


一、金 条 与 书

当年，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要折了盖楼，于是我们搬到了一条深深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刚搬去两个多月，“文革”就开始了。一时间红色恐怖席卷京城，满耳听到的，不是“破四旧”就是“抄家”。

一天我回家，天已黑了，满胡同的树影在灯光下摇曳，走到门口，忽然发现大门两边的树影下站着两个人，吓了我一跳。我不认识她们，但一看那装束神情就知是街道上的造反派，我不明白这时候她们站在这里干什么，心中奇怪，她们也在黑影中一声不响地盯着我。我推门走了进去。

半夜时分，门被砸得山响，一群陌生人闯了进来，他们手抡着“武装带”，破门而入后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又翻又砸。当时父、母都已被关进单位的“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只有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他们喝令我们站在一边低头认罪。

只听皮带抡得呼呼响，耳边一片稀里哗啦的破碎声。他们闯进来时我认出其中两人就是傍晚站在我家大门口的那两个，我想，这就是抄家了。

他们不停地在屋里乱摔乱砸，过了一会儿，有几个人趴在墙上或地上一边敲一边听。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找夹墙或地窖。可当时心里非常奇怪，不知他们在干什么。几个屋子都这么折腾遍了，最后有人突然喝问：

“说！你们家的金条都藏哪儿了！？”

这句话令我瞠目结舌，真是闻所未闻。

从进入中学争取“入团”开始，我就知道了我家的“问题”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因为父亲是“右派”。为此，团组织找我谈过多少次话，我也“认识”过多少次，全都围绕着这方面。

可现在，他们忽然对我提到什么“金条”，问我家有没有金条。

这话我听起来简直太荒谬了，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父母都是靠工资吃饭的，我家哪儿来的金条？”

有一个红卫兵小将抡着皮带喝道：

“还不老老实实交待！还敢顽抗！要不是刚刚颁布了[十六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打人，我！我真想打人！说！金条藏哪儿了？！”

“说！你们家的秘密地窖在哪儿？”

皮带带着呼呼的风声一下一下抽在椅子上，把椅背上的漆都抽掉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害怕：

阿弥陀佛！幸亏公布了十六条，多么伟大英明的毛主席！

阿弥陀佛！多么听话的红卫兵小将！这真是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

正在闹着时，忽听有人在院里兴奋地喊了起来：

“快来！地窖在这儿呢！”

他们一窝蜂地冲了出去。

院里一个隐蔽角落有一间屋子，门紧紧地被一把大铁锁锁住，他们认定金条藏在这里，勒令我把门打开。我告诉他们这院子是单位宿舍，这是公家的房子，里面堆的是公家的一些杂物，我没有钥匙。他们不信，喝道：

“到现在你还不老实！你们家的金条准藏在这儿了，赶快打开！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他们嚷嚷着要砸门撬锁。这时有位邻居出来，证明我说的是事实，这间屋子是公家的，里面堆着一些建筑材料，都是公家的东西，钥匙在单位。

他们根本不听，问他是哪儿的，与我家什么关系？那位邻居说他也住在这院，与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还是不行，问他什么出身，于是人家正色道：

“我出身贫农，革命退伍军人，现在是单位的保卫科长。”

这样，他们才不喊了，也不再要砸那间屋子的门了。

他们又回到了屋里，在一堆破碎杂乱的东西中进一步地仔细翻腾。不一会儿，从父亲书桌的抽屉中翻出了一张集体合照，他们认出了上面的几位国家领导人。于是在一片惊愕的议论声中，我听明白他们原来对我家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父亲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连我们这院是单位宿舍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整个院子是我们家的。

到这时我才注意到来抄家的人，除六、七个街道上的造反派外，还有十几个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其中大部份红卫兵竟然都是外地口音。

后来，他们又翻出了我母亲的日记，其中写到对于父亲被划为右派想不通，他们说是反动日记，交到母亲单位，从此我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找不到金条，也没看出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天已亮了。他们有人去打电话叫卡车。其他人没事干，开始审问我奶奶。问她什么出身。奶奶说是地主。有一个红卫兵就抡着皮带喝道：

“你这个老地主，现在蒋介石喊着要反攻大陆，你一定很高兴吧？你整天盼着他回来吧！”

这又是太荒谬了！我忍不住又说：

“我奶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个人抡着皮带说：

“你还敢顽抗！把她捆起来！”

于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的手从后面捆了起来。

他们还嚷嚷着要把我奶奶遣反回乡，交给贫下中农专政。一个街道上的人（后来我知道是街道主任）说： “我去给派出所打电话！”

一会儿她回来了，把那个总是抡着皮带的红卫兵叫了出去，在外面小声说了些什么，就再也没提遣反的事。

大卡车来了，他们开始往外抬东西，一箱箱一件件。

可能是那位邻居给父亲单位打了电话，单位很快来了人。他们来时，第一车东西已经拉走，正在装第二车。他们进屋来看了看说：

“这些书不能拿走，这里很多都是公家的。” 意在保护这些书。

其实即使他们不说，抄家的人也不会要那些书，他们已经把书都倒在了地上，只是费劲地把放书的大书架和几个高大的玻璃书柜抬走了。

大卡车拉了三回，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只剩下几张床，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这些都是从父亲单位借的，上面钉着刻有单位名称的铜牌牌。还有就是一地的碎片和一大堆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抄家的原因。

当年我们搬来时，单单是书，就用了两大卡车，一个个大木箱，沉甸甸地往下抬，这情景不知被街道上什么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认准了那里面是金条！所以“文革”一开始，街道上的造反派就找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大部份是来京串联的），到我们家抄家找金条。

但有意思的是，最后他们拉走了我家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大书架和玻璃大书柜，唯独忽略了那些曾使他们认为是金条的书。说起来，那里面还真有些值钱的版本和一些值钱的字画呢。后来父亲单位的人把这些都拿走了，“文革”后期，国家作价买了去。

后来，开始退还抄家财物，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那时我早已去农村插队。那年回家探亲时，我找到了那个办公室，并不指望要回什么东西，只是希望能得到正名。人家翻了半天，最后说抄家名单上没有你家，说凡是我们抄过的这里都有纪录，拿走的财物也都有登记，于是让我看一个大表格，密密麻麻的。

于是我才弄清楚，街道办事处，是政府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而街道居委会，只是群众性的组织。那次抄我家的是街道居委会的人，我又跑到居委会去问。当年参与抄家的人都说这事不是她们负责，是某某校的红卫兵。我又到那学校去问，说都去农村插队了。至于来京串联的那些红卫兵，就更无法找了。

我再跑到退还财物办公室，得到的最后答复是：这是群众运动，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对这事我们应该理解。

于是，我对这次抄家的最后理解就是：抄了就抄了吧，你就当它没发生过。

老木匠

小时候最喜欢听奶奶讲故事，不是神话传说之类，而是奶奶亲身经历的各种事情。奶奶能把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和心情都记得清清楚楚，讲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后来父亲常说，可惜奶奶不写小说，要写一定能写得非常好。

奶奶出身名门世家，但奶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离乱之中度过。

奶奶与爷爷结婚后就一起离开了家，那时她才十几岁。先是陪爷爷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回国教书，辗转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学之间。

有一年他们又要坐船上路，正是大夏天，头上大太阳晒着，那时我父亲还不到一岁，并且正在生病拉肚子。

“怎么办？真是把人急死着！过后还是你爷爷想了个法子，把旧衣服撕成片，有那么一大包，一路走一路换，换下来就不要了，丢到水里。”

奶奶稍带些桐城口音的绘声绘影的述说使我听得入了迷，丝毫也没有体会到其中的艰辛。

抗战初期，父亲十几岁。当时爷爷在北京已经另娶，奶奶带着父亲在安徽老家过日子，他们母子二人逃难到桂林。一天敌机来轰炸过后，听说那个最大的溶洞挤死了人，当天父亲去的地方离那个大溶洞很近，奶奶拔脚就往那里跑。奶奶说：

“吓得我呀，脚都软了！跌跌撞撞地跑到那里，远远看去，那里哭天抢地挤作一团……，唉，可怜哟！”

那天父亲没在那个溶洞里，可是他看见敌机投的燃烧弹正好都落在他们租寓的那一片地方，警报一解除他就拼命往家跑，也是心急火燎。因为以往空袭警报，奶奶常常不出去，只是躲在屋里那张厚实的大方桌下面，幸好那天出去买东西，敌机临空，她就躲进了附近的一个小溶洞里。

奶奶讲述这事时，仍带着那种惊魂未定的神情，不断用手拍着胸口说：

“那天把我的魂都要嚇掉了！”

这个故事，直讲到他们终于互相找到。我等了一会儿，见她不讲了，就急着问：

“那房子呢，你们住的房子被炸了吗？”

“炸了，那一片都炸平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那你们怎么办，住哪儿呀？”

奶奶想了想，轻描淡写地说：

“记不得了，大概是住在亲戚家了吧，当时桂林还有几家逃难来的亲戚。”

接着奶奶又说：

“那时逃难，太苦了！你们没有经过，哪里知道那个苦！现在总算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地住在一起啊！”

可是奶奶说错了，“文革”中我家家破人亡、家人四散。

那次抄家后，家中满眼破碎、一片狼籍，无异于当年日本飞机轰炸后的废墟，不同的只是房屋还在。

记得当时抄家的人刚出门，被迫低头站了一夜的奶奶就迫不及待地指着床下，让我爬进去。我以为奶奶的神经出了毛病，惊恐地看着她，说：

“奶奶，你要干什么？”。

奶奶一向爱整洁，旧衣服穿在身上也是纤尘不染、干干净净的。生病躺在床上也要时时梳头，保持头发一丝不乱。可现在，奶奶头发有些蓬乱，脸上的神情让我害怕。

看我楞着，奶奶更着急了，一手指着床下，又压低了声音说：

“快！我的枕头在床底下，你快把它找出来！”

我吓得二话不说，一骨碌钻到床底下，把奶奶的枕头拽了出来。只剩一个枕芯，是湖绿色旧缎子缝成的，奶奶接过来就撕，缝得很结实，撕不开。奶奶又让我找剪刀，哪儿找啊，连抽屉都没有了。

“奶奶！你要干什么啊？！”

奶奶急急地低声说：“赶快！赶快把这个枕头撕开！”

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磁片，一划，撕开一条大缝，奶奶伸手进去摸，摸着了什么，这才松了一口气，一下瘫坐在床边上。

奶奶从枕芯里把手抽出来，手里紧紧捏着一个小小的蓝色存折，递给我说：

“等街道上的人（指来抄家的那些街道造反派）都走光了，你赶快到银行把这钱取出来，一定要快！”

又说：“这折子里有三百多块钱，如今，我们只有这些钱了，这是我们的活命钱。”

前几天，旁边一个胡同的人家被抄了，接着就封了他家的银行帐号，这是院里的积极分子们议论时奶奶听见的。我出门去取钱时，奶奶一再嘱咐我，要小心，不能让“街道上的人”看见，又说，也不要害怕，慌慌张张的也会被看出来。

奶奶给我们讲过，当年在一次逃难途中遭遇抢劫，事前幸亏听了同行一个亲戚的建议，把钱缝进了枕芯里，所以只被抢走了包裹里一些零星的钱和几件首饰。“文革”开始，父亲被关了起来，母亲也经常回不了家，奶奶知道乱世又来了，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个存折缝在了枕芯里。抄家时，那个街道主任进来先四处看了一会儿，然后直接就来到奶奶床前，抓起了奶奶的枕头。她揪出枕芯摸了摸，又使劲抖了抖枕套。奶奶说：当时我的心都提到喉咙口了！

那个街道主任看看枕头里没什么东西，就把它扔在了地上，奶奶就慢慢挪过去，趁人不注意，一点一点地把枕芯踢到了床底下。

奶奶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靠这些钱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若是没有这些钱，真不知我们会是什么样。

后来，家属们都要去干校，我收拾东西时拿起了这个枕头，枕芯上用线斜着缝了长长的一道。奶奶看着枕头，又一次心有余悸地说：

“那个街道主任比那些土匪厉害！那些土匪只晓得翻包裹，哪里会想到枕头里能藏钱，那个街道主任一定是知道的，她进了门就直接来翻枕头！幸亏我把存折藏在了枕芯中间，她没有摸到，真是嚇死人哦！以后也不能再把存折放在枕芯里了。”

当时我想，奶奶一定是年纪大了，有些糊涂了，怎么能把响应号召积极革命的街道主任与土匪相提并论呢？

而且，“以后”？但愿这一次奶奶又说得不对，但愿再也没有“以后”了。

老木匠

我曾经有过一件非常漂亮的中式小棉袄，本来不是我的，我也只穿了不到一个月，就换了另一件………，不过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文革”开始不久我家被抄，抄家时是夏天，我们身上穿着单衣，床上铺着凉席，几床毛巾被，就这么多东西。稍厚一点的衣服与被褥都收在箱子里，所有的箱子都被抬走了。别说冬天，连秋天都没法过，怎么办？不过，这是当时奶奶在考虑的问题，而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

有一天奶奶说要给姑姑和另外的几个亲戚写信。奶奶已经七十多岁，眼有些花，手也有些抖，写个短信与亲戚们互通问讯或报平安都是我代笔。我问写什么？奶奶说问问他们有没有多的衣服或被盖，向他们要一些。什么！向亲戚们要？这太难以启齿了，我不写！奶奶说，知道你不会干，但是这个事总要有人来做，天一冷，你们几个穿什么？冬天怎么办？这个脸我来舍，我去要。

于是奶奶让我拿钢笔来。奶奶的毛笔字非常好，从小临魏碑的缘故，于重朴浑厚之中，又别有一种端丽绢秀。“文革”前，家里还存有奶奶年青时写的一些诗稿，一张张素雅的诗笺上，寥寥数行，疏密得当，那些比钢笔字大不了多少的毛笔字，象是撒下的一片锦绣花朵。若是有人夸这字写得好，奶奶就会很不以为然地说，唉，我这哪里称得上好啊，只不过会写几个字罢了。

“文革”前奶奶写信必定要研墨，我常常自告奋勇帮忙，但干不了一会儿又嫌烦，就鼓动她用墨汁。于是奶奶就以十分不屑的神情断然表示拒绝，并感叹我的字太不像样，又叹惜如今的学校竟然不认真教毛笔字，等等。

以前奶奶从不用钢笔，不会用。在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居然有人不会用钢笔？不过现在奶奶也只好用钢笔了。毛笔和砚台摔碎的摔碎，拿走的拿走，什么都没有了。

我拿来我的钢笔和本子，奶奶握着笔，慢慢地，一笔一划，开始写。我看了几封，都是写给外地亲戚的，先问候一番，然后就是：

“家遭变故，衣服什物无一留存，秋冬将至，夹衣、棉衣尚无着落。家中如有多余衣物，望赐一、二。不多谈，他日再谢！”

然后，奶奶计划拜访住在本市的亲友。这反而不太好办，想着那些人家也很可能和我家一样的遭遇，即使没有被抄，处境也一定是很危险的，以我们现在的身份贸然上门求助，怕给人家惹来灾祸。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几家，我陪奶奶去。都很远，路上要换车。

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换乘车站，刚上车不久，有人看奶奶满头白发，就让了座，我道了谢，刚要扶奶奶坐下，忽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厉声说：

“不许坐！先说，什么出身！？”

奶奶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说：“地主”

“你这个老地主！解放前，你们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出门不走路，坐我们劳动人民抬的轿子！如今解放了，你们出门还要坐我们劳动人民开的车，哼！让你上车就不错了，还想坐！还想骑到我们劳动人民头上吗？听着，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你不许坐！”

一时间大家都僵在那里，谁也不敢动。车轰隆隆地开着，那个座位就那么空着，红卫兵又指着那个让座的人说：

“你坐下！”

那人赶紧说：“我就下车了，就下车了”，说着向门口挤去。

过了几站，这个红卫兵下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时我真怕她把我们轰下车，那么长的路，奶奶可怎么走啊！从那以后，坐车时再有人让座，我们就说马上下，即使有空座位也不敢坐了。

那时候谁家都不太富裕，但陆陆续续地，我家还是有了一些衣服，大大小小，肥肥瘦瘦，还有人给了一些棉花票、布票，还有一床半新的薄被和一条毛毯。有一天，寄来一张包裹单，奶奶一看字就说，是你大姑姑寄来的衣服。取来打开，果然是一包衣服。里面的一件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是一件中式缎子小棉袄，银白色底子，轻烟般若有若无的银红色撒花，花色奇巧。精致美丽的盘花珠扣直到领口，领子不高不矮，线条优雅。棉袄里是一层薄薄的丝棉，摸在手里温软柔和。

奶奶有些惊惶失措，把这棉袄拿在手里看了看，又赶快扯过一角毛巾被盖上。

直到晚上关好门，拉上窗帘，奶奶才让我试试。棉袄穿在我身上大小合适，暖和又不臃肿。但奶奶一直心神不宁地小声叨唠着：“怎么能寄这样一件衣服来呢！那边那个徐奶奶家有几件缎子衣服，都被红卫兵拿去剪碎了，这是‘四旧’！怎么能穿啊！”

听奶奶说，我的大姑姑穿衣服非常摩登，她的衣服一直都是托人从上海或香港买。这次奶奶已经在信中告诉她不要寄那些摩登的衣服来，只要寄些很平常的就可以，但还是寄了这件棉袄，看来这已经是她最平常的衣服了。其他那几件毛衣、针织线衣半新不旧，那样式和花色也都是这里所没有的，好在穿在里面还无所谓。只是这棉袄怎么办？穿在身上，边边角角总会露出来一点的。

这件棉袄搅得奶奶心神不宁，她不想让我穿，但只有这一件棉衣我可以穿，最后，奶奶找来一些蓝布，把这件小棉袄的袖口、领子、前后下摆全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那时我外面的罩衣是一件男式的蓝色中山装，因为太长太大，我把它的袖子和下摆往里一折，用线一缝，是我自己缝的，那针脚比绗棉被的针脚小不了多少。

即使这样，每天我出门，奶奶在家还是提心吊胆的。本来一个人关在家里，就容易把想象中的恐惧放大好几倍，再加上那天在公共汽车上的事情把奶奶吓怕了，她总怕我走在街上就被红卫兵拦住掀开外衣。我告诉奶奶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用，在奶奶眼里，这件小棉袄简直成了不祥与灾难的象征。

过了不久，又寄来一件半旧的水绿色与茶色条纹布面的小棉袄，奶奶马上让我换下身上那件，把这件穿上。

天气暖了，准备把脱下的棉衣收起来时，我才想起那件银白色的小棉袄，我问奶奶那件棉袄哪儿去了，奶奶如释重负地说，早送到委托行卖了，我听了，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听奶奶说，那件小棉袄卖了八毛钱。就这样，我们穿着亲友们给的衣服过了好多年。那件蓝色中山装，夏天单穿，冬天罩棉袄，我穿着它去插队，穿着它回家探亲。一天晚上街道上的人来查户口，进来一屋子人，她们就指指点点当面议论我说： “这孩子对自己要求严格，能与家庭划清界限，瞧她穿衣服多朴素。”

我一时楞住了，原来还有人这么看问题？

于是我第一次暗暗把自己审视了一番：无论冬夏，一件蓝色中山装，下摆缝着半寸长的黑色针脚，因为家里没有蓝线，我也没觉得黑线有什么不好。一条灰色的长裤，稍稍有些短。

哦，原来这样的衣服就叫朴素？原来穿这样的衣服就叫要求自己严格？原来只有当我的家被他们洗劫一空、自己别无选择地穿着别人给的衣服的时候，这才叫“与家庭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当我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这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应处的位置？

当然，这些具体的想法，是以后才有的，当时只是一种感觉。

我忽然又想到：当初奶奶不让我穿那件小棉袄，真是太对了，否则，万一不小心被她们看见，不知又会招来什么灾难。而我，还一直认为奶奶有些小题大作呢。

那件条纹布小棉袄，去年清理衣物时我从箱子底下拿了出来，想了想，又把它放了回去，我准备把它改成一个椅垫。

我以为我早已忘了那件银白色小棉袄，可是去年春节前后，看到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穿着漂亮唐装的男男女女，绸子的，缎子的，盘龙的，撒花的，各式各样，争奇斗艳。我也想买一件，于是就到各商店去转。进门就问，有没有银白色的？人家指给我看一件，不对；又看一件，还是不对；单是那花色就不能令我满意，不是花的颜色太红，就是整体颜色太暗，总之，没有我想要的那种。

于是，我才意识到，我脑子里其实一直有着那件银色小棉袄的影子。还记得当我第一眼看见那棉袄时，在一片灰灰蓝蓝的衣服中，只觉得它发出淡淡的光，象一弯皎洁的明月。此后在我的记忆中，这银辉就一直环绕着这件衣服。有着这样的银色月辉的照耀，又有哪件衣服能比得过它呢？

其实我也知道，那不过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漂亮衣服。

可是，生命中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永远不再回来。


四、历史、虚构与现实

第一次看《红楼梦》，还在读初中。宝、黛、钗之间的事，看得糊里糊涂。贾府被抄家一节，却有印象，觉得很可怕，贾府的人很不幸。

“文革”后再看，自己有了被抄家的经验，越看越觉得贾府的人还算不上不幸。

当抄家的公差突然闯进贾府时，他们惊得四散奔逃，同时喊着：

“不好了，不好了，多少穿靴戴帽的强盗闯进来了！”

只这一句话，道尽了被抄人家的惊恐与惶乱，不是亲身经历，是绝对说不出的。也许这并不是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但那次惨痛抄家的情形，肯定是通过讲述，在家族的历史中流传，这种细节，是编不出来的。 “穿靴戴帽”是公差打扮，代表着官府权威。平时他们随便进不了贾府，即使奉命进去办什么事，也是毕恭毕敬，大步都不敢迈，更不要说进内宅了。现在他们忽然凶神恶煞地直闯内宅，而且翻箱倒柜，又砸又抢，十足的一群强盗。可是仍然穿靴戴帽，仍然代表着官府权威。所以“穿靴戴帽的强盗”，这个名字再恰当不过。

贾府的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穿靴戴帽”代表着官府，就不敢说他们是强盗，而是冲口而出，意识中没有任何阻碍地喊出了“穿靴戴帽的强盗”这样一个词组。把“穿靴戴帽”与“强盗”联在一起，这在他们以前的语境中，是绝对没有的。

说他们算不上不幸，也正在这点。做为一个人，在灾难来临的一刹那，他们能够毫不含糊地遵循着保护自己的本能：不管你是谁，只要来抢劫我的家，你就是强盗。其实，这也是为人的最低权限，连动物们都懂得保护自己的窝不受敌人侵犯，更何况人。

而我们，在熟睡的深夜里，被惊心动魄的砸门声惊醒，看着那些陌生的、戴红袖章的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屋；看着母亲那么珍爱的花瓶、磁器被他们一个个抓起，狠狠地摔在地上；看着父亲视为至宝的胶版唱片被他们踏得粉碎；看着家被捣毁，家里最后一箱衣服被他们抬走；我们没有愤怒，没有反抗，更没有认为这是强盗行为，有的只是对这种“革命行动”的完全顺从。

当时，对一些具体的小事，我可以提出抗议，比如，家里确实没有金条，比如，奶奶确实没有欢迎蒋介石回来的意思。可是，对于他们的抄家，即使后来暴露出那么多的荒唐可疑之处，我对它的正义性仍没有丝毫的怀疑。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我连自己的家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我丧失了这种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斯大林大清洗当中，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们，在法庭上当着世界各国记者的面，“坦白承认”了种种子虚乌有的“谋杀斯大林” 、“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名，愿意接受极刑判决。这并不是严刑拷打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忠心与对领袖的崇拜使然。审讯他们的人最终使他们相信：承认自己的死罪，被判处死刑，这是革命的需要。

做为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他们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敢保护？是什么，使他们最终相信，连自己的生命自己都无权拥有？

一群街道上的居民伙同一群中学生，仅仅因为怀疑一户人家藏有金条，另外，还因为这家是新搬来的“外来户”，人地生疏——这一点是当我对人性有了更深一步了解时认识到的，于是就去抄了这一家。市井中种种无端的猜疑和欺生的劣根性，青少年中的幼稚无知和盲目热情，这是任何时候、包括现在，都存在着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是什么，使这样的一些人聚合起来，膨胀起来，野蛮地捣毁了一个与他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的家庭？

日本电影《追捕》里，关在那个可怕的医院中的“病人”，曾经都是些意志坚强的杰出的人，进了那个医院就完全变了。命令他用锥子扎自己的手，他就笑嘻嘻地狠扎下去；叫他从高楼上跳下去，他就快乐地、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原来，他们是被强迫吃了一种“神经阻断”剂，他们的大恼被洗劫一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一切听命于他人。

我知道那是电影里的虚构，实际上那种药和那样的情形都是没有的。但前前后后的想了想，我又有些拿不准了，那是百分之百的虚构吗？

老木匠

作者：方 非

1966年的国庆节，说是意义特别重大，各路游行队伍铺天盖地。我们学校的队伍在东单一带等候，全体席地而坐。女同学按要求都穿上漂亮的花裙子，一片花团锦簇。忽然，有同学悄悄推我说：

"你看，你看！"

我抬头一看，有个女人，不知怎么走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笑。

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一身蓝裤褂，中等偏高的身材，四十岁左右。她不看别人，单单盯着我看，嘴里还喃喃地低语着，边看边笑，边笑边看，可能站在这儿有一会儿了，还不断点着头。我有些纳闷，这人怎么了，为什么总盯着我看？

我也不由自主地看着她，忽然，一个念头在心的深处闪动狂跳："是妈妈？是妈妈！那笑容，那眼神，是妈妈在看我！"

那是妈妈的笑容，含着鼓励与赞许。

那是刚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牙。被牙钻"嗞嗞"地钻着的滋味真不好受，周围很多孩子又哭又闹，搅得医生、护士和家长都手足无措。我尽管眼泪汪汪，到底忍住一声没哭。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最后医生嘱咐完注意事项，妈妈突然问：

"现在能给她吃冰棍吗？"

医生顿一了下，扭头看看我，笑了，说：

"冰棍？冰棍可以吃。注意不要吃硬的东西。"

走出医院大门，妈妈给我买了一根冰。她一向认为吃零食影响正常吃饭，任我们百般央求，从来不为所动。尤其这次牙上的小洞，她说就是吃甜东西吃坏的。可今天她居然打破她自己的禁令奖励了我，含着微笑看我吃冰棍。这微笑中所含的肯定与赞扬，像阳光一样，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还有那眼神，那是妈妈的眼神，心疼而满含歉意。

那是一个星期天，妈妈带我们去公园玩。到了公园，弟妹们都跑开了，妈妈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把我叫到身边说着话。她穿一条淡紫色有花边的连衣裙，非常好看。我坐在椅上东张西望，嘴里"嗯、啊"地应着，心里急着想去玩。说了一会儿话，妈妈突然问我：

"你的脚还疼不疼了？"

我一楞，没听懂：什么脚疼不疼？

一转头，与妈妈目光中一种歉疚的神情撞了个满怀，我再一次楞住了。她俯下身摸着我的左脚踝骨说：

"让我看看，是打在这里了，还疼不疼？"

我才想起好几天以前，为了什么事，妈妈说我。我犟嘴，把她惹恼了，她正拿着一把刷子刷衣服，就把刷子朝地上猛地一甩，弹了起来，打在我的脚踝上。我蹲下抱着脚哭起来。妈妈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没有理我。

我哭过后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此时提起，连打到哪个脚都记不清了，犹犹豫豫地说：

"是右脚吧？"

"是左脚，我看见的，那天我在你左边。" 妈妈一边肯定地说着，一边仍摸着我的左脚踝问：

"还疼吗？"

我想了想，对，是左脚，扬起头看着她说：

"不疼啦，早都不疼啦！"

看着我那神不守舍的样子，妈妈微笑着说：

"好，你去玩吧……，不要跑得太快！"

我一边答应一边站起来，飞跑着扑向花影掩映的深处找弟妹们玩去了。妈妈的那道爱怜混杂歉疚的目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背。

我正在这么痴痴地想着，周围忽然动荡起来，有口令声让我们站起来向前移动。我们熙熙攘攘地向前走了一段路又停下来等候，我坐在队伍中，心神不宁。

不久，我又看见了她！一身蓝裤褂，隔着两排队伍站在那里，阳光照在她脸上，她微笑着，仍然只看着我，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什么。她引起了同学的诧异，旁边的同学问我：

"她干嘛老看着你呀？"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也顾不上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女人，盯着她那笑意飘忽的脸和喃喃低语的嘴唇。

她说什么？她在说什么？是在讲述那次带学生下乡劳动的事？

妈妈是中学教师，1965年夏她带学生下乡劳动，我送妈妈去学校，下了公交车刚走几步就碰见了一群学生，马上有人走上来接过我提的小箱子和妈妈手上的网兜，热情地说："老师，我先帮您把东西送去。"

劳动回来，她拿回来几张学校里的油印小报，有一张上面表扬她在带学生下乡劳动中连夜给学生补划破的衣服，标题是："热爱学生的好老师"，旁边还配了一幅老师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插图。

妈妈把报放在桌上，没说什么。我看见了这条消息，拿着报去问她。她笑着讲，一个学生的衣服在劳动时挂破了，都是男生，谁也不会补（妈妈任教的学校是男生校），又只带了一件，所以她就赶着给补上了，还说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学生就记住了。但能看出，她说的时候很欣慰，并且因为受到表扬还有些不好意思。

也许，她是在说着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许诺？

我上高中那年，妈妈送我一个红色硬纸壳的日记本，她题词勉励我努力学习，不断争取进步。日记本的插页是当时刚刚上演不久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剧照。妈妈一页页地翻着，指点着告诉我，这些服装多么好看，这位演员的歌唱得多么好听……，最后满怀向往地说：

"听说这个舞剧特别好看，以后我一定带你们去看！"

妈妈永远也没能带我们去看，她的这句话永远带着喜悦与向往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就在9月8号，"文革"开始不久，妈妈就被她的学生打死了。（但愿不是她给补衣服的学生吧！）这一年她42岁，通知我们说她是"畏罪自杀"。父亲已经被关在"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大人只有祖母，我们姐妹兄弟四人，谁都没有哭。没有人命令不许哭，但那个时候，家里亲人被打死是不许哭的，这连刚上小学的妹妹都懂得.

妈妈离去已经快一个月了。她的话语、声音，她的动作、笑容，忽然间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今天，这个头发有些凌乱的、高高个子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身蓝裤褂，和妈妈差不多年纪。她一直把她的目光，笑容，还有她喃喃的低语全都投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她是谁？她到底是谁？是妈妈，她就是妈妈！

游行终于开始，我走在队伍中，只觉得木然昏沉。我知道，为了显示盛大的场面，今年的游行要求全体师生都参加，否则，会有一多半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被排除在外，我当然也在被排除之列。

那天夜晚照常放礼花，我带着弟弟妹妹到胡同口去看。那年的礼花红色的特别多，在远远的天空热闹地绽放。每次礼花升起，周围的人群就腾起一片欢呼，往年我和弟妹们也是这样，可今年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他们小小的身影靠着我，我们静静地看着，一声不响，礼花无比凄凉。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死去十二年的妈妈终于得到平反。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八年了，今年是妈妈的八十岁冥寿。我无论如何想不出八十岁的妈妈是什么样的。这么多年来，只要想起妈妈，我就会想起1966年游行队伍中那个女人，凌乱的头发，一身蓝裤褂。——哦，还有那件小外套。那是妈妈死后一年多，学校发回她的遗物，少得可怜的一堆东西里，有一张取衣单，按地址找去，是个裁缝铺，也兼改旧翻新。父亲的一件细毛料西服小了，妈妈将它拿去翻改成一件女式小外套，正是在那场可怕的风暴来临前夕。我去取衣服，衣服还在，铺子里的人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把衣服拿来包好递给了我。小外套改得很好，像新的一样，样式是妈妈自己选定的，尺寸大小都是按照妈妈的身材仔细量的。妈妈穿上这件衣服，一定得体而漂亮。她总是那么盯着我，她的微笑，她的眼神，还有那喃喃的低语，她在说什么？她到底是在说着什么？

也许，这三十八年来，她一直在询问：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做为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做为老师，爱自己的学生。我只是想努力地工作，好好地生活。是什么东西剥夺了我这种最起码的权利？在和平年代，是什么东西，需要这些平凡人的生命当做它的祭品？是什么，又是为了什么，要夺走我的生命？

妈妈的女儿，我，如今已过知命之年，仍然觉得自己很年轻，觉得前面还有一段长长的多彩的生命。妈妈的生命却终止在四十二岁，当时在妈妈心里，与她的生命一起被扼杀的，又还有着多少五彩的追求与渴望啊。

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