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一个犹太人在纳粹早期的日记摘选

自觉的梦游人

[节选自《第三帝国的语言》（[德国]维克多 克伦佩雷尔，英译者：马丁 白莱迪）的第五章〈摘自第一年的日记〉，个别地方加了注释。整篇仍然属于翻译草稿，不少文字还待斟酌]

只有很少的几页显示了第三帝国的语言是怎样开始逐渐地但又是无情地吞噬我的生活的。回想起来， “活生生的公共政治”本来是很正常地保持着处于日记的禁地之外的状态，但是最后这块个禁地也“从政”了。自从在德累斯顿被聘任为教授直到现在，我就一再给自己一个警告，你已经为你自己发现了一个专业，你现在必须把你自己献身给你的专业——不许你自己分散精力，聚精会神！而“现在”是：


1933年3月21日
今天在普特斯达姆举行了“国庆活动”。我怎么才能当它没有发生过地工作？我感到这有点像《戈兹》里的弗兰兹：“世界是在大舞台上，我还不知道如何做，它却已经在逼迫我关注它了。”但是事实上，我知道如何关注。在莱匹兹格，他们已经设置了大学纳粹化的计划。在我们大学的告示板上有一条乏味的告示(这大概是已经被贴在了德国的所有大学的告示板上了)：“每当犹太人写德文，他就在欺骗了。”不久，他将被迫去给自己用德文出版的书贴上一个“译自希伯莱语”的标签。心理学家代表会议将于四月在德累斯顿举行。弗雷海兹卡普夫（为了自由战线）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章，“威玛 冯特定律到底怎么了？……一个真正的犹太变种的案例，……清除他们！”结果，
……“为了避免对于个别参加者的攻击，” “代表会议”被取消了。


1933年3月27日
新的单词继续在涌现，或者说，是旧的单词添生出了新的特别的意思，或者说，新的组合形成了，它们迅速地固定化了，变成了刻板的陈词滥调。SA（冲锋队）“崇高”地广为人知为“棕色部队”——而“崇高”已经不断地成为“严谨”，表示着要做的事情必须是热切的。外国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现在已经经常地当作“犹太世界”（Weltjuden）来谈论。同样流行的还有“国际犹太人”，而“犹太世界”和“国际犹太人”大致上就构成了“犹太人”的德语版本。这是一个预兆凶险的翻译成德语：难道这意味着可以在地球上随处可见的犹太人，却在德国就是不能看到他们？那么，在德国本国，他们在哪里？“犹太世界”传播的是“暴行宣传”，传达的是“令人恐怖的内容”，如果我们每天都在那么频繁地把它当作渣滓报道，一如正在发生的，那么我们也就是在犯下传播“暴行宣传”的罪恶，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同时，对于犹太人的商店和犹太医生的抵制已经浮出海面。“雅里安人”和“非雅里安人”决定了一切。人们已经可以编写一本新语词典了。
在一家玩具店，我看到了一只孩子玩的球上面印着一个“卍”的标志，一个这样的球是不是也该编入词典呢？
（[作者自注] 过了不久，通过了一条法律，以“保护国家的象征”，这样就禁止了在玩具及其它无意义的东西上使用这一类的装饰。不过，如何给LTI划分归类的问题，则继续在引起我的关注。）

1933年4月10日
如果你有四分之一的非雅利安血统，你就是“（外来的）坫木”。“那些模糊不清的血统辨别将有种族专家的研究来裁定。”“纯洁的血统”只存在于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但是，在那时，它只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而在今天，它是动物学加生意。西班牙——它提醒着我。在我看来，犹太人爱因斯坦令人夸耀地被任命为一所西班牙大学的主席，并接受这一职位，对于世界历史就是颇具讽刺意义的了。

1933年4月20日
又一个新的举行庆祝的机会，又一个新的人民的国家节日：希特勒生日。词儿“大众”（人民）现在就像餐桌上的盐瓶子，被习惯地用于口语和书写，每一样东西都要加上一点“大众”的调料：Volksfest（人民的节日），Volksgensse（人民的同志），Volksgemeinschaft（人民的社会），volksnah（人民一分子），Volksfremd（外在于人民），Volksentstammt（人民的后代）……
维斯巴登举行的博士会议是一次可怜的会议。他们一本正经地感谢希特勒，一再感谢他是“德国的救星”——即使种族问题还没有得到清理，即使像威士曼、埃尔利希和奈博这样的“外国人”也干了这档子“棒事儿”。在我的“种族同志”中，有一些和我很接近，他们表示这两个“即使”可以算作一种有勇气的行为，这才是整个事件中最为可怜的地方。不，整个事件中最可怜的是一个事实，这就是它逼迫我不断地去面对这种划分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疯狂，它一再强制我只能从一个片面的角度，犹太人的角度，去观察德国的黑色恐怖和奴役。这使我感觉到像是希特勒取得了一场主义战胜我个人的胜利。而我是不想承认这样的胜利的。

1933年6月17日
简
凯普拉是一个怎样的同胞呢？最近他被禁止在柏林举行音乐会。当时他是犹太人凯普拉。然后，他出现在一部由赫艮伯格公司制作的电影里，在那里，他是“来自拉斯卡拉米兰的著名男高音”。然后，他在布拉格因为用德文唱了“今夜或永不”而被嘘轰口哨，那时他又是德国歌唱家凯普拉了。
（[作者自注]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波兰人。）

1933年7月9日
几个星期前，赫艮伯格下台，他的德意志国家主义党“解散”。自此，我开始注意到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民族起义”，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希特勒作为“人民的总理”，比以前更加频繁地成为谈论的话题，并且，那是“全国性”的话题。

1933年7月28日
一项纪念活动在“那些清除了拉特瑙[1]的人们”的墓地举行。这种行为暗示着太多的蔑视、非道德、以及刻薄的主人道德，它将鼓励谋杀，使之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如果有人以这样的方式使用着语言，他所必须感受的是他怎么来确定他自己！
他们真的感觉那么能确定他们自己吗？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为里，也存在着大量的歇斯底里。这些语言的歇斯底里本身，在某一天应该作为特殊的事物来研究。……这是无休止地在用死刑威胁着！然后最近又开始在12点到12点40分之间禁止所有的车辆交通“以配合全国范围的针对国家怀有敌意的快件速递和出版物的搜查行动”。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直接的和间接的恐怖都是同样的沉重可怕。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这样人为故意地造成一代人的恐惧，就像在抄袭美国人的电影和惊悚恐怖片，它显然是按照一个恐怖的导演设计，按照预先策划的阴谋进行宣传。而在另一方面，当然也就只有那些设计阴谋的人自己，才会害怕面对这样的宣传。
什么才是一篇没完没了地重复的文章的目的？——没完没了地重复，已经明显地成了他们的语言的一个基本风格特征——而文章还是有关在东普鲁士的战胜失业的胜利战役。没有人会有必要去知道发生在意大利法兰西斯的“粮食战役”是创立了典范，但是，即使像我们这些“最愚蠢的人”也会对自己说，乡村地区的秋收季节，是几乎不会有人失业的。你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说东普鲁士的失业率方面，因为这个短暂的秋季，总的失业数量有了一个持续的的降低。
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希特勒在公共露面时，他自己都表现出了他们的内心不安全感的最明显的症状来。昨天，新闻短片里有一组有声的连续镜头：“元首”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只说了几句话。他捏紧他的拳头，他扭曲着他的脸，那不是一个演说，而是更像一种野性的嚎叫，一种愤怒的宣泄：“他们（他当然是在指犹太人）在1月30日嘲笑了我——那嘲笑必将被从他们的脸上抹去……！”这时，他似乎是权力无限的，也许他就是那样，但是这段记录还证明了他几乎已经愤怒到了失去控制。然而，你一再不断地用这样的路数去谈论一个持续了一千年的话题，谈论消灭敌人，是不是你已经确定了这个持续性和这个消灭性？我几乎是带着看到了一线希望的心情离开电影院的。

1933年8月22日
迹象表明希特勒正在企图摆脱一个社会的最多样化的结构阶层，这使得人们越来越厌倦。训练教师芙尔穿着一身平民装在街上遇见了我，他是一个不特别引人注目但又是很善良的年轻人，他对我说，“请不要感到惊奇如果你在什么时候看到我穿上了我的‘斯蒂尔赫尔姆[2]’制服，并佩着一个卐字袖章。我必须穿上它。——不过，这个胁迫一点也不会改变我们。一套斯蒂尔赫尔姆保留着一个斯蒂尔赫尔姆，他无疑比一个冲锋队要好。我们，德国国家主义者，将出来拯救！”——弗洛克莱普曼，一个前台助理，和一个邮政调查员结的婚，她对我说：“克伦普勒教授，10月1日起，邮政工人的‘好客接待俱乐部’的A19分部将被纳粹划上一条线（同一年龄线）。不过，他们不会得到它的任何好处。一个香肠晚餐将为男士筹备，接下来的是为女士提供咖啡和蛋糕。——安娜玛丽一直是那样冷静直率，联系到她的同事带着卐字袖章的印象，跟我说，‘他该做什么呢？那玩意就像女人用的卡米拉牌卫生巾！’”——而库斯科，那个杂货店业主，编了新的夜祷告词：“亲爱的上帝，使我变成傻瓜吧，那样的话，我就永远不会来到鸿恩斯汀[3]了。”如果我从所有这些联想到了希望，是不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呢？只要人民的受到的毒害被清除，只要他们从沉醉中醒来，这种完全的疯狂就是不能持续太久的。

1933年8月25日
厌倦的症状起着什么作用？每个人都在恐惧。我的那篇题目是《德国想象中的法国》原来是安排好将由奎勒和迈耶公司[4]出版，并还将第一次在由赫伯纳主编的《新文学月刊》上发表。赫伯纳是副校长和教授，一个和蔼而善良的校长。几星期前，他写信给我，笔调沮丧地要求我是否至少能够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克制一下发表研究。他补充说，在出版商那里有“业务单元”[betriebszellen]（一个奇怪的机器的和有机生物的组合[5]——这个是新语言！），他们想要把单元保留给一本好的特别的杂志，而政治领导人们对于实际的学术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
之后，我去找了黛斯特威格出版公司，我的这篇完全讲求事实的文章，有着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于这家公司来讲应该是最理想的素材了。但是，马上来了个最快的退稿处理，理由是这项研究“整体上是回头看的”，并且“缺乏必要的民族的立场”，这样，任何出版它的机会都不存在了——什么时候他们将也给我下一个最后的定论？夏季学期的时候，我因为我的身份是“一个前线的战士”而受到保护——这样的保护还能维持多久？

[1]
中文译者注：沃尔瑟 拉特瑙（1867-1922），德国犹太裔实业家、作家、政治家和外交活动家，魏玛共和国时期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在政坛上，他经常为犹太族裔声张，遭到极右翼的仇视。1922年6月24日，在柏林被三个德国军官刺杀。

[2] 作者原注：斯蒂尔克尔姆（Stahlhelm），是指一个国家主义者前军人组织，成立于1918年。从1933年12月起，该组织的所有35五岁以下的的成员都必须加入冲锋队。中文译者按：Stahihelm 的德文意思是钢盔，所以，一般又翻译为“钢盔团”。虽然钢盔团的钢盔的式样在一战时期就有了，但是，纳粹时期德军及冲锋队普遍使用它，它的特别形制，成为冷酷残暴的德军和冲锋队的象征，因而也就成为一个特别名词，德国钢盔。

[3] 中文译者注：鸿恩斯汀（Hohnstein），距德累斯顿中心28公里的一个小镇。夜祷告词的德文原文是
Lieber Gott, mach mich stumm, daB ich nicht nach Hohnstein kumm.


[4] Quelle & Meyer，德国著名的出版发行公司之一。

[5] 中文译者注：因为德文原作者的这一个笔注，英译本把“Betriebszellen”译成“factory cells”(工厂细胞单元），这个词的“业务单元”的意思，可能是二战以后已经保留了下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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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梦游人

1933年8月28日
我实在不能丧失我的善心，那些人将不会再有善心了。人们已经说希特勒是特别依赖小资产阶级，这是个明显的例子。
我们参加了一次“神秘的旅行”。两辆配置齐全的长途客车载着大约八十个人，可以想象的是，绝大多数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旅伴，整体上都具有他们自己的特点，但又完全是同一个层次，既不没有工人阶级的痕迹，更不像老于世故的，只是一帮多一点自由思想的普尔乔亚。在吕堡的一站，我们停下来喝咖啡，听着酒店情调的演讲，那是由送货的或者管事的表演的。这已经是旅游团的保留节目了了，主持人开始朗诵了一首感恩不尽的诗，赞美元首和德国的救星，赞美新的民族社会，等等，把整个纳粹主义的玫瑰园唱颂个遍。结束了，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拍着巴掌，从这个完全是古板应付的拍巴掌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沉默和无动于衷的，而“鼓掌”完全是心不在焉的。然后是一个人出来讲了一个明显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美发师和他之间的故事。一个犹太女人要把自己的头发做成卷发。“我很遗憾，女士，我没有许可这样做。”——“你没有许可？”“不可能有！元首庄严地承诺了要抵制犹太人的使命。——并且，尽管所有的可怕的故事都是不利的，但是一直到现在，这都是真实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想去弄糟一个犹太人头上的头发。”这个故事得到了好几分钟的鼓掌和笑声。——我能够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吗？可以肯定的是，这则笑话和它的听众对于任何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1933年9月19日
在《纽伦堡大会》的电影镜头里，希特勒以1923年血旗触摸冲锋队来授予新的冲锋队颜色标识，每一次触摸都伴随一声加农炮声。如果这不是一个信仰和恐吓混杂的仪式，那我就不知道它又是什么了！根本不必在乎舞台上的动作了——那个词儿“血旗”已经说明了一切。“诺贝尔的兄弟们，看着这里：我们正在受难于热血-沉浸于殉道！”靠着这一个孤零零的词儿，整个的纳粹主义的事业就从一个政治领域提升到了信仰的领域。那个场面和这个不容怀疑的词儿起了作用，人们坐在那里虔诚地全神贯注——没有人咳嗽或打喷嚏，没有一声三明治包纸的嗤嗦声，也没有任何人吃糖果发出的声响。整个大会就是一个礼典庄重的仪式，纳粹主义就是一个信仰——而这难道会让我自己相信它的根基浅薄和虚弱的吗？

1933年10月10日
我的同事罗伯特 维尔白兰特来访问我们。难道我将喜欢接待一个国家的敌人吗？他已经突然被解雇了。那恐怖的判词是“政治上不可靠”。一些人已经发现了冈贝尔[1]周围的恐怖，他在马伯格为了和平主义者而站了出来。而且，他还写了一本有关马克思的小册子。他要去德国南部，计划在一个偏僻的小村把自己埋在自己的书里，……如果我也能同样做该多好！暴政和不安全每天都在发展。和犹太人有关系的教授同事中被解雇的有：海德尔伯格的奥斯奇基教授、莱帕兹格的弗雷德曼教授、马伯格的斯匹泽教授，还有蒙斯特的瑞奇教授，那个纯雅利安的瑞奇，也因为他和一个犹太情妇住在一起而被解雇。金发碧眼的哈兹菲尔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小心胆怯地问我是不是还保留着职位。在回复中，我说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为自己整个就是一个非闪米特而担惊受怕。他寄来了一份调研的一张散页，在他的名下，用墨水增加了“亲切的问候——25%。”
专家语言学期刊和大学协会杂志竟然到处充满着第三帝国的行话术语，以至于它们的每一页都在让你犯病。“希特勒的铁扫帚”——“在纳粹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犹太幽灵”——“十一月党人（1918年发生的革命）。

1933年10月23日
一份“自愿的冬季慈善”募捐从我的薪水里扣除了。事先没有人问过我这件事。显然，这是一项新的征税，来自比你已经负担的更无法使自己豁免的税收。所谓的自愿，只是体现在支付或者超额支付规定的数额方面的选项，而且，即使这种选项的基本原则也是隐藏着稀疏可见的强制。撇开这虚伪的形容词，名词本身就不是一个变相的强制？它本身就是一种供认，它在告诉一种感觉。慈善比税更为慈善，那是民族的社会（大众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帝国的行话就是这样令人感伤，也就是说，永远的令人怀疑。

1933年10月29日
上面来了一道紧急命令，对于大学的课程时间表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星期二下午停止所有课程，所有学生要在这段时间里接受军事体育活动的训练。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看到了一句香烟盒上面的词：“军体牌”（Marke Wehsport）。掩饰一半等于不掩饰一半。《凡尔赛条约》禁止了普遍征兵，但是，体育是许可的——正式地说来，我们并没有在做任何违反条约的事，虽然我们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并且还使得它有那么一点点的威胁性。我们的态势是倾向于拳头，但是那是——至少在一个期间是——握紧了插在口袋里的。什么时候我能够从这个政权的语言中，找到一个这样的信号，一个这么真实诚恳的词？
——昨晚盖丝蒂 W. 来看我们，她刚从陀罗回来。她在那里住了四个月，她和她的姐姐玛丽亚 斯切恩德伯格，和卡林 迈克里斯住了一段时间。显然那是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小组在那里聚会了。盖丝蒂讲述了不少骇人的细节。当然就是“恐怖故事”了，只能神秘兮兮地互相轻声对着耳朵说的，故事是有关现在已经60岁的伊里奇 穆萨姆在一个特别恐怖的集中的苦难经历。你可以修改一个谚语并这样说，更糟的是朋友的糟糕[2]。我真的有点开始把墨索里尼政府看作是一个人道的欧洲人的政府了。
我问我自己，单词“移民”和“集中营”是不是该归入到希特勒语言的词典里？“移民”是一个国际名词，用来指那些法国大革命时期逃难的人。白兰登为他的欧洲文学史的一册起了“移民文学”的书名。然后是从俄国革命中逃出来的移民。现在是一群德国移民——德国就是他们的移民营！——而“移民心态”是一个很出名的学究性名词。这样一来，在将来，这个词将不会有必要再让第三帝国腐烂的恶臭去熏坏了它。在“集中营”这个词的方面，情况有点不同。我孩提时就听说过它，那时候，它使我对它有着一个完全是外来的，殖民的和非日耳曼的圈子的理解：布尔战争时期，曾经有很多的人谈论起篱笆屋和集中营，那是用来由英国人监管的关押布尔战俘的。这个单词完全在德语的日常使用中消失了。然而现在却突然重新出现了，它用来描述一个德国机构，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权力机构设立在欧洲的土地上直接用来反对德国人民的。它是一个常设的国家机构，而不是暂时的临时设置用来在战争时期反对敌人的机构。我认为，在将来，人们一提起“集中营”，每个人就会想到希特勒的德国，并只能是希特勒的德国…..在我来讲，因为我让自己过于集中地把自己的注意力一再反复不断地放在了语言学的苦难上，是不是一种冷酷和小家子气的学究固执呢？我认真地评估了我的良知。不！那是一种自我保护！

1933年11月9日
在我的哥布阿[3]研讨会上，有两个人参加了，一个是戴着犹太黄色星卡的劳尔 伊萨克维兹，一个是赫斯乔维茨，一个非雅利安学生，父亲是土耳其人，戴着为“无国人士”设计的蓝卡——真正的日耳曼学生有棕色卡。（仍然是区分的问题：这是不是第三帝国中的语言的一个方面呢？）……为什么我有这么值得担心的学生来听我的讲演呢？法国文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学生为了教书职位而去训练的热门的选择。它已经被判定为不爱国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门法国文学的课程还是一个犹太人上的！你们真的是得有一点勇气来听我的课的。但是，这也是一种普遍状况，所有的科目现在都出现很少有人听课。学生们所有的时间大量地都被“军体课”和其他十来种相同的活动占去了。而超过所有一切的是，所有的时间里，每个单个的人都要几乎不间断地去帮助做选举宣传，参加游行，会议，等等。
这的确是我刚刚从戈培尔那里经历到的一个最荒诞不经的骗局，我难以相信还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为元首的制度和国会大厦的“统一列举的候选人”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依我的角度看，整个操作是粗劣而愚蠢的。公民投票——对于任何知道这一单词的人（和任何不知道它但要对他们作解释的人）来说，公民投票说到底是拿破仑三世赞成的，一个和希特勒站在一起的真的不应该去赞成希特勒。而“统一列举的候选人”则太昭然若揭地暴露了国会大厦已经不再是议会了。整个宣传就是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人们把像章别在外套的翻领上，就是准备好了说“是的”，你不能对那些确信无疑地向你兜售徽章的人说“不”。就是这样一种强奸民意， 它应该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
应该？——但是我每次都搞错了。我作的是智力的判断，但是戈培尔积聚的是中了流毒的大众。并且，更重要的是，还在于智力的担忧。特别是要考虑到，没有人相信投票保密将得到遵守。
他已经取得了战胜犹太人的巨大胜利。星期天和赫尔与弗拉 K在一起时，有过一段令人厌恶的感受。他们是我们不情愿邀请来喝咖啡的。我说不情愿，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势利，她是那么没有思想，只会跟着最新时尚或者流行说法后面鹦鹉学舌，已经令我们厌烦得很长时间了。但是她的丈夫一直对我来说好像是可以忍受的明智，尽管他总是喜欢扮演成聪明的内森[4]。于是就有了星期天他向我解释他是如何带着“沉重的心”决定在公民投票中投了“赞成”的。他说这就像“犹太公民中心组织”决定的一样。他的妻子补充说，魏玛时期的制度已经最终证明它是行不通的，人们不得不“看清他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一下子完全失去自控，用拳头在桌上狠狠敲着，敲得杯子怦怦作响，紧盯着她的丈夫，厉声地反复问着同一个问题：他是不是相信这个政府将成为罪恶的政府。他回答说，从最合乎身份的方式来说，我没有资格问这样的问题，然后，带着讽刺，他回应了他的想法，说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是因为我还保留着在办公室的位子。我说我不是希特勒政府任命的，也不服务于它，我还希望我的生活中没有它。弗拉K 继续为那个元首辩护——她真的称他“元首”，她说他不可否认地是英明的人物，他的非凡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也不是任何人能够抹杀的。…… 今天我差一点为自己暴跳如雷的程度而去向K夫妇表示歉意。因为同时，我还在我们的朋友圈中，听到了不同层次的犹太人表达了非常相同的意见。毫无疑问，人们兴许在为作为一个理智的人而后悔不迭，或许更为那些数得出的沉静独立地思想的人而遗憾……一种迷雾正在降下，它笼罩了所有人。

1933年11月10日 晚
我在德姆博（我们犹太人的物理学家，已经被解雇了，但仍在土耳其有个合作项目）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最高级的宣传。组织这个活动的是戈培尔，他还是他自己的节目的主持，当然那是活动的主要部分。主题是在和平工作的服务中工作与和平相处。首先是嘶鸣的警报声响遍全德国，然后是一分钟的沉默越过全德国。——他们当然是从美国抄来的，抄的是《伟大的战争》片末的庆祝和平的场面。接下来，是烟花簇拥着的希特勒的讲话，这个大概不怎么样，而且还不是自己的发明（比如意大利），不过做得还算完美。西门子的工厂车间地面。几分钟的所有机器都在运作的嘈杂声，捶击声、嘎嘎声，冒泡声，刺耳的割裂声。然后是警报和歌声，它们交替着慢慢进入沉寂，就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被带入了定格。然后，静静地，从那片沉寂中，戈培尔深沉的声音宣布了节目的消息。紧跟其后的是：希特勒自己。“他”讲了整整四十五分钟。那是我第一次把他的一次讲话从头听到底，而基本上就我的印象来讲，是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其最主要的部分是声音，过分夸张的煽动腔调，充满胁迫的语气以及经常还很刺耳的音量。一个唯一的不同就是这次活动上，很多的信息的宣布都是带着福音传布的宗教神父的做派。“他”主张和平，“他”宣布和平，他要求德国人的一致支持不是出自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有能力保卫和平，为了抵抗一个毫无根基的国际牟取暴利集团的进攻，这个集团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让数不清的百万的人民互相对抗……
所有这些，包括那个排练得很好的质问（“犹太人”），我当然早已是耳能熟详了。但是，在所有它的陈词滥调中超过相同点的，它的震耳欲聋的谎言——它发声的音量确实是针对最聋的耳朵的，它从上述的宣传的一个特征性中获得的一种特殊的异常权威，却在我看来，是所有它的成功的个人成分中，最不同凡响的和最为紧要的一个方面。预先的通知和收音机里的宣布都说：“庆祝将从13：00到14：00。在第十三小时，阿道夫 希特勒将看望工人。”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福音的语言”。神、救星要探望穷人和流浪汉了。多么巧，正好到了这个时间，一千三百小时——不，是“第十三个小时”——似乎已经太晚了，但是“他”将神奇地做到，对他来讲，没有一件这样的事情会是太晚的。血红的袖标在集会上是同一个颜色。但是，这时从牧师的庆祝队伍分出了不同颜色的线条打破了单一的血红，这个陈旧的服饰散发出了光彩，而基督的传奇也就在这里得到了展现，在现在得到了展现：阿道夫 希特勒，救世主，在西门子探望工人。

1933年11月14日
我为什么还要数落K夫妇.和其他人呢？昨天宣布了政府的凯旋般的胜利——93%的选票投向希特勒，四千万张赞成，二百万张反对。三千九百万张赞同国会大厦（那个彪炳历史的同一推选的候选人方案），三百万张“毁坏的”选票。我只是和所有的人一样感到不知所措。我只能自己提醒自己。第一，这个选举结果是非法操纵的。第二，从任何的缺席投票的控制来看，它也毫无疑问是经过窜改的。正如一种作假和恐吓的混合手段一定是造成了如下这则新闻产生。来自伦敦的新闻说，人们特别吃惊的是，即使在集中营也出现了绝大多数的赞同票——然而我仍然是，并且确实是有保留地，认为这个凯旋的结果是希特勒的侥幸。
我一再被带回到二十五年前的一次从波鸿到哥本哈根的旅行。一个晚上暴风雨都在肆虐，再加上可怕的晕船，到了第二天早晨却看见一个人披着美丽的旭日阳光在甲板上坐着，他被近在咫尺的海岸簇拥着，在平静的海上，正等着早餐。这时，坐在长条凳上的另一端的一个小女孩跑到了铁栏杆边，开始呕吐，转眼间原来坐在她边上的妈妈也站起来呕吐了。几乎就在同时，边上的男士也跟着吐了。接着，是一个小男孩，还有下面的人……，整个过程就是这样，顺着长凳的顺序，发生得既有板有眼又非常迅速。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在我们这一端，我们还能够远离这样的“爆发”，反而是饶有兴味地“观察”着，还发出哄然的笑声，和一些嘲弄的话语。 然而，呕吐的开始向我们靠拢过来，笑声也停了下来，并且一些人也开始从我们这一边，朝栏杆跑去。我提起精神看着，暗暗也在观察着自己。我提醒自己说，这里有着值得作为观察对象的事情，而我就是对这些有过观察训练的，并且，还是有一样东西可以作为可靠的的解决方案的，我可以想着那份早餐——到临了，轮到我了，我也被迫走到栏杆，就和其他人一样

*                                      *                                        *

我从我的日记中摘录了纳粹时期开始几个月的原始材料，这部分都是和“新形势”、“新语言”有关的。在那时，我仍然是过得还好，是其后的日子无法相比的，我还是教授职务，我还有自己的家，我是被观察员们忘在家里了，完全无人骚扰。在另一方面，我整体上还没有怎么感到压抑，我是那么安于生活在一个由法律准则支配的国家，以至于我认识的很多事情，都要在丹特的利姆博才知道，那个是我自己以为自己生活在地狱之底的地方，以后我才知道那只能算作地狱的门前草坪。从其达到的任何一个级别来讲，不管其后来将发展到如何糟糕，所有的这一切都呈现了从此以后朝着纳粹主义的姿态，行为和语言的方向发展，但是它们的胚胎已经在其最早开始的几个月里浮出表面了。

[1] 中文译者注：康拉德 冈贝尔：Konrad Gumbel （1886-1962），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纳粹夺取政权前，任黑森州议员，纳粹夺权后（1933），退出政坛。纳粹灭亡后，重返政坛，参加了德国重建。

[2] 原谚语是“更好的是敌人的良好”（Das Bessere ist der Feind Guten）。

[3] 中文译者注：哥布阿 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剧作家，法国公认的悲剧戏剧之父。

[4] 中文译者注：莱辛的《聪明的内森》的主角。

老木匠

Volksfremd（外在于人民）————恰如俺们那个时代的“自绝于人民”

斯蒂尔克尔姆（Stahlhelm）是指一个国家主义者前军人组织————好像通译为“钢盔团”，记得第三帝国兴亡就是这样译的

1923年血旗————加个注解，说明是希特勒慕尼黑啤酒馆暴动时打的旗帜好像更好些

自觉的梦游人

谢谢老哥。
自绝于人民这个译解想到过，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太文革化了，最后决定就这样翻成外在于人民，以保持纳粹的风格，自绝于人民是用惯了的中国货，还是不想侵犯“版权”。其余两条，将遵嘱改之。

[编辑补充]外在于人民是指犹太人等不在人民之内的“外国人”，其外延可能还包括纳粹语言的“移民”，从语词的原义上就充满了灭绝犹太人的杀机，事实上，本章里面提到的犹太人意识，不仅日耳曼人有，就是透过这个词所反映的非人民，通过把他们归在非人民一类，而且犹太人自己和其他的如你我都有，甚至犹太人这个词本身反映的也是一直在把德国犹太人和德国人区分开来的，而这一点，甚至到了当代现在，还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比如，一提到德国犹太人，人们的潜意识是不会把他们当作德国人的，而是犹太人的一支，或者德国犹太人。从这一点上讲，外在于人民这个词的意识潜留，实际上一直没有消除，只不过变了个表达方法而已。它的核心要义就是犹太人不是人民。自绝于人民，前提是原来还是人民，因为自己和人民作对，才被从人民中开除出来，或者，是以作对到底来不和人民在一起，所以那时每逢有以自杀作最后抗争的，都会听到革命群众马上爆出冷血的一句话：“自绝于人民”。外在于人民和自绝于人民的相同点是都要为杀人提供依据，不同点是前者宣明杀的不是人，后者是宣明杀的自己不做人民的人，从词义的底部，后者还可以对自杀者的灭绝人性的攻击也具备了，前者则一概冷血到底，带着法西斯的僵硬固执，宣称屠杀的和自杀的都不是人，所以，自绝于人民绝对是中国货。

[ 本帖最后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9-4-11 21:2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