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新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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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新闻考

　　　　　　　　　　　炎黄春秋 2009 年第 2 期
　　　　　　　

　　　　　　　　　　　●　 靖　　鸣　 周燕琳　　

　　　　　　　　　　　　　　　　　　　　　　　　　　　　


　　2008 年是“大跃进”发生 50 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 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事件始末　　　　　　　　　　　　　　　　　　

　　　　　　　　　　　　　　　　　　　　

　　 1957 年 10 月 11 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 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 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 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 ’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 ’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 ‘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 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 ‘左 ’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 [1]

　　1958 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 27 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 1—2 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 4 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　“卫星”，要夺取全国第 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是环江县的“高产卫星”。 [2]


　　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此前曾担任zhonggong广西省委宣传部长） 特别关照环江县，并为放“卫星”定下具体做法和基调，他暗示县委书记洪华：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湖北亩产三万斤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地里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亩产五至十万斤恐怕 放不出去。贺还鼓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给小汽车。”当时正在柳州开会的洪华，立即给县里打长途电话，指示由江琴堂（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主持；季桂明（县委书记处书记）、韦玉昆（城关区委副书记）、李钰金（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具体负责，在城关高级农业合作社搞并蔸高产试验。[3]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犁耙、深耕后堆入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参加劳动的有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他们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生产队和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 。” [4]　由于人们不分昼夜地干，只用了两天便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禾苗倒伏，人们便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拦腰稳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套上了“架子”，长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无须施肥，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就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切准备就绪后，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喜，说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超过十万斤。于是地委、自治区党委便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并分别组成检查验收团来环江县检查验收。
　　9 月 9 日上午，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共多6000人汇集在试验田边，几个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爬上稻田“试一试”这块田的“密度”。
　　10 点 24 分，红旗公社城管大队支书罗克正一声令下，496 人到地里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级机关派人监督，每担谷子过磅后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纸后累计在挂着的黑板上。收割时，用箩筐装满收下的谷子，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挑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一担担谷子，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队伍人数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即使如此，组织者和策划者唯恐达不到预期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他们指示挑谷子的社员过完一次秤后不倒上谷堆，又挑到没过秤的队伍 中再一次过秤，即所谓 “团团转”过秤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要求过秤划码人“称一码划几码”，这样黑板上累计的谷子数字越来越大。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直到晚上 9 点 30 分才收割结束，留下 0.055 亩稻谷未收，供参观。[6] 然后，县委书记处书记江某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一块地有 18.9 亩（包括 这块田，实际上并蔸 60 多亩地），并蔸移栽的高 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 1.13 亩，就这样，全自治 区、全国，乃至全世界“水稻亩产”的空前纪录被魔术般地创造出来。 [5]


　　环江县放出一颗“大卫星”，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荣誉接踵而至。县委书记洪华成了功劳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抱着红旗回县里那天，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群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7]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不断地吹嘘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事实上，环江县 1958 年全年粮食上报产量 3.3 亿斤，实际产量却只有 1.05 亿斤。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 亿斤征购粮任务，该县采用各种手段想尽办法凑够数目。“到 1959 年春，农民的口粮已无法保证，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四五月间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1959 年全县共死亡 22685 人，绝大部分属于饥饿致死 。” “十三万斤事件”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8]

《跃进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对媒体报道“十三万斤”的调查与考证


　 “十三万斤”的报道是先由柳州地委、广西自治区党委向中央、广西一些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然后在媒体的积极参与下出笼的。被邀请参加验收报道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等 16 家新闻媒体。
　 “十三万斤”验收活动仪式由电影摄影师叶宁具体担任验收总导演。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当代新闻史上较早的策划新闻。

　　1、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事后第三天，zhonggong柳州地委机关报《跃进日报》（1958 年 9 月 11 日）在一版、二版联版“套红”刊载放卫星消息，标题是“通栏”的，引题是：霹雳一声创古今中外奇迹　光芒四射看巨型“卫星”上天，主标题是：环江放出亩产十三万多斤的巨型中稻“卫星”。
　　消息由该报记者张之召报道。报道除了强调亩产数字，主要介绍了参加验收的领导班子、专家团，报道将卫星田从培育到收割所耗的人力物力极力渲染了一番，描述了会场的热闹和喜庆，并提及介绍经验的座谈会和报喜丰收大会。对卫星田出笼的过程简约带过。消息中只有这样一段文字：“这块卫星田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泥深过膝……所放肥料无法计算数量，足有一尺厚。移植后，头六天每天追一次水肥，六天后每隔二三天追一次，每次追四担人粪尿，用水稀释后洒施，包胎后还施了三次草木灰液和过磷酸钙水。密植是一蔸紧接一蔸，根本分不出株行距。收割前，四个僮族姑娘在上面如站平地。在管理上还抓好防虫防倒，每夜在田角点四盏油灯诱蛾杀虫，派了六个人，用三个鼓风机和人力拉挂扇在禾行间鼓风，扇风，降低气温。因此，这块田在收割时没有倒伏，穗长粒多，一般穗长七八寸，每穗一百八十二粒。”“这块田的密度已无法计算，验收的同志十多人在验收时坐站在禾苗上，都没有影响。”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罗列的数字相当多 。看似精确，实则虚浮。
　　该报第一版配发两幅新闻照片（张之召摄）。一幅是四名妇女站在水稻上，另一幅是鼓风机正在为这块试验稻田降温，一版右下角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刊发该报的社论《祝贺专区第一颗水稻巨型“卫星”上天》。

　　第二版刊发了该报记者张之召写的《平凡的人干出不平凡的事———记红旗社培育水稻巨型卫星的经过》，因篇幅较长转发第三版。第二版也刊发了两幅图片，一幅的文字说明是“环江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卫星田，除了用鼓风机给根部吹风外，还用席子做好大风扇经常给它扇风。这是社员在拉风扇。”另一幅的说明是“各县到环江来参观的同志，都舍不得离开这颗中稻大卫星。”该版报尾刊发了一位叫“唐云”的作者写的诗歌《放
出卫星震全球》。

　　　2、《广西日报》对十三万斤的报道

　　 《广西日报》老同志周汉晖在 1988 年 7 月《广西新闻史料》（2 辑第 11 页）发表的《“左”的实录———〈广西日报〉1958 年的农业宣传》一文中记叙：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把报社领导人和周找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安排版面，当时还有玉林地委副书记等在座。书记将了他们一军：“环江放卫星了，你们呢，怎么办？”他们听了，只笑一笑，没有说什么。当晚午夜过后，第一书记又派他的秘书来到报社夜班室，问：“有没有重要时事稿挤占版面？”待看了清样，见一切按原来的安排，才放心回去。过了好几天，《人民日报》还未刊登，自治区党委某领导人亲自打长途电话催问。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豆腐块大的新闻。
　　来看当年的《广西日报》是如何报道此事的。1958 年 9 月 12 日，《广西日报》头版整版报道环江红日公社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和红旗公社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压报名的通栏照片是水稻收割现场，头条通栏三行“套红”标题，主标题：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两行副标题：红日公社九百多亩中稻平均亩产一万七千多斤；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在这一标题下有两篇报道，占了半个版面，其中一篇报道了“亩产十三万斤”。《广西日报》在报道时相对《跃进日报》显得更加“详实”和“客观”，语气和用词都表现出肯定和自信。如在内容上的详实：“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亩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 田），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毫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尚有零点零五五亩未收，留待组织参观），平均每亩实收干谷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消息导语）；在用语上的肯定和自信如：“经过严格验收与核实、丈量土地后，证实已收的这块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达到平均每亩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最高纪录。”
　　这则消息交代了这亩中稻田高度密植 的过程以及护理的手段，如“因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风和不能充分吸收阳光而发黄，社员除了每天用竹竿拨开谷穗让太阳晒一二次外，还用四个鼓风机巡回四周日夜不断打风；太阳落山后，又用人拉挂风风扇扇风，以通风降温；为了防止倒伏，社员们又用竹子在四周拦起，因而禾苗没有倒伏，颗粒肥壮饱满。”看似客观报道，却是为一个中心主题服务，认为这样的卖力气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表现：“环江县位于本区北部，山高水冷，过去产量很低，平均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而现在这块试验田能够获得人们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高额丰产，主要是红旗公社党委委员李钰金 、红旗公社城管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人树立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八月二日领导全社八百多人，苦战两天两夜，把另外的十八亩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黏谷良种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办法，移到这块田来，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一万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没有株行距。那十八亩田的禾苗移走以后，有一部分田随即用水直播的办法种了晚稻，另一部分田种上了红薯。移植时，为了实现高产计划，这块试验田又进行三犁四耙深耕达一尺五寸……”经过后来史实的核实，这段叙述基本上是客观的
　　《广西日报》头版下半版发表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于 9 月 11 日给“环江县委、县人大常委并柳州专署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的祝贺信，登载了由新华社和广西日报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署名的特写《高产颂》和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以及两幅照片，一幅为一小孩爬在稻丛上掉不下来，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摄影为上文提到的季桂明。
　　　　一版左下角有一幅极度夸张的漫画及配画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二版刊发新华社记者黄义杰、《广西日报》记者骆正元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和杨素珍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是记者自己采写的，但采写的仅是报道前期的一些设想和争论，没有告诉读者“十三万斤”的验收过程及信源单一的可信度，只反映了记者对局部情况的理解。

　　 3、《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 7 版也报道了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全文 300 多字，用词更加“客观”、“审慎”，不像前二者这样“显山露水”，但同样忽视了常识和科学规律。对比这三家不同级别的报纸，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即三家都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地报道这一造假浮夸事件。实际上，对“十三万斤”进行报道的媒体不止这三家。当时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媒体的报道是“唬人”的。为什么媒体不但没有发挥其基本职能，却心甘情愿地报道造假浮夸事件？几家党报，从《跃进日报》、《广西日报》到《人民日报》，无一不肯定亩产十三万斤的“事实”。一些报道还特别强调有领导、记者和专家的“现场观摩”、“现场把关”，是可信的。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质疑，所谓把关，是怎样“把”的，有何科学根据？关于验收团“证实”的情况，只有《跃进日报》提及一点：“这块卫星田经过区党委、地委、县委验收的同志两次精密测量，证实为一亩零七厘五毫，二等旱田……”若仅仅只有这样的“证实”，确实经不起推敲。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的反思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 浮夸报道进行反思，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1、1958 年“浮夸新闻”初现端倪以及反右斗争的负面影响
　　早在 50 年代初，“喜鹊”媒体不断涌现，工作中往往只报喜不报忧，教条地按方针、计划去报道，却不管实际情况，甚至宁可削足适履，以至于歪曲客观事实，选择适合于上级口味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写出来。到了 1958 年“大跃进”时期，建国以来的这种片面、浮夸的失实新闻更是得到了恶性发展。
　　“浮夸新闻”也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有关，当时新闻工作者讲真话遭遇打击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记者不敢、不愿讲真话。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介绍，“大跃进”开始阶段，记者们深入实际发现问题，但是却没有人把下面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或在报纸上刊登。记者所在公社的书记就是《山西日报》农村记者的“头头”，他什么情况都知道，但是只能憋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实际上，记者就是写了，报纸广播和内部刊物也不会采用，因为大家都怕“犯错误”。“这首先是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 ‘伟大成果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大家都灵的不敢说真话了”。“大跃进”时，国内一些报社电台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垒起了炉子炼钢铁，最终在实践当中一些记者明白了事理，认为应该发表一些“讲真话的稿子”，但不敢贸然行动。主要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舆论一律 ’成为新闻界铁的纪律”，“违反它便是 ‘犯错误 ’，会受到处分”。[9]
　　当时新闻界敢于直言的人还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严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杀，徐铸成、彭子冈、范长江等都是明证。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反右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团”头头，全家受到极不公道的对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新闻记者，戴煌反思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 ‘惟命是听 ’。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10]
　　就“十三万斤事件”的报道而言，据参与报道的老同志回忆，有的记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做出了这种浮夸报道。
　　2、特殊的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管理体制以及新闻事业功能的异化容易出现浮夸新闻
　　（1）从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看问题。我国党与新闻工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媒体是党的宣传工具、喉舌，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的领导，必须与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对附属于它的新闻形成强制力，新闻媒介自主活动的空间窄小。在当时的年代，党犯错误，新闻身不由己也会犯错误，明晓得许多政治指令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错误的，新闻媒体还要照样执行，这必然产生体制性新闻浮夸和失实。
　　 要保证新闻媒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必须允许新闻媒体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权，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报道新闻事件，尤其对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经济领域中现象的报道，应该允许新闻媒体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不应片面强调舆论一律，要让不同的媒体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报》发生“大跃进”的宣传偏差以后，刘少奇再次感觉到报纸与党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难处，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 [11] 他回顾以往的经验，提醒报纸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防止两种倾向，指出：“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 [12]　所以，不科学定位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浮夸虚假新闻的问题。
　 （2）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新闻宣传机制难免产生负面效应。1958 年诸如广西“十三万斤”浮夸虚假新闻的产生，与当时的新闻宣传机制和领导方法有关。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要求新闻单位发什么稿件，发多少字，发什么位置，否则容易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危及新闻的真实性，削弱党的主流媒体的指导性和权威性。[13]
　　无庸讳言，由于我们的报纸多是由上级主办的，大多是党委机关报，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表扬报喜特性，所以下级就有着强烈的通过报纸争相“报喜”的欲望。这样就使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夸拔高的手段。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取。
　　（3）应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1958 年 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办好《广西日报》问题给当时的广西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新闻事业的五个功能，第一次经受实践的检验就是 1958 年“大跃进”。毛泽东这封信对广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依据《广西日报》和广西其他媒体认识和看待新闻的功能起了误导作用，将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发挥。刘少奇曾经说过：“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是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 [14]
笔者认为，在我国特殊的新闻管理体制之下，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可以要求新闻媒体及时跟进，不折不扣地加 以宣传报道，而对于经济工作、社会发展等具体问题，不应该指令新闻媒体不加分析进行大面积大范围大规模的报道。单纯把新闻媒体当成宣传机器，势必使其丧失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难免要犯大错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否则历史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演。
　　 　注释
　　　[1]钟家佐：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当代广西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版 120 页。
　　　[2]同上，123-124 页。
　　　[3]环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338 页。
　　　[4] 王定：《狂热及其灾难》，《南方周末》，1998 年 10月 9 日 18 版。
　　　[5]、[6]同上。
　　　[7]《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339 页。
　　　 [8]《狂热及其灾难》。
　　　 [9]冯东书：《如果 1958 年有舆论监督》，《炎黄春秋》， 2002 年第 3 期 28 页。
　　　 [10]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25 页。
　　　　[11]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 518 页。
　　　 [12]同上，26 页
　　　 [13]同上，124 页
　　　　[14] 同上，27 页。
（靖鸣，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周燕琳，广西财经学院宣传部）
　　　　　　　　　　　　　　　　　　　　 （责任编辑　　 李　 晨）

流星雨

巫术运作程式考
副题：激进主义是如何进入制度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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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卫星”五万人命

王定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 9月 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立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首任县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6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还有 3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 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他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菜，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拐（青蛙）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副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 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1956年11月 5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给我们扣了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 4个正副书记，3 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 8个区 4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 3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 6亩移到 1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10万斤（亩）是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副书记季某和农业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大队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 月23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 月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蔑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 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1958年 9月 9日上午10时左右，zhonggong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6000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400 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薄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 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 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 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 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 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 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 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1.13亩并篼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 1.075亩，实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亩产 130434.14斤，尚有 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必先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要打着火把往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 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 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 5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zhonggong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 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分）。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 4.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反“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 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度过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 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 9.6亿斤，比1958年的 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 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 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 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 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 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 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 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完成了 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连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这位身强力壮的30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肯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 130多天，最短的也有 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 5月至 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 486人，死亡 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 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 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 26%、46.57%、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 5人，全家死绝的有 9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好干部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干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 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 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到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 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有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 3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zhonggong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 月 5日，洪走马上任。
  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 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 3月 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年。
  1980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
  原载于《南方周末》报1998年10月 9日18版，原题《狂热及其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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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阳朔卢蒙坚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 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 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义。死后被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割乳剖腹，取身孕泡酒。她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
  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入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学习。1948年 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 2 月加入GCD，3 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广西环江县一夜之间冒出 109个高级社。县委书记王定却一头钻进山旮旯里，察民瘼，摸民心。他察觉到，高级社和“大跃进”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心愿。于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为此，县委对宜山地委作了专题汇报。起初，地委批示：各县可参考，环江可试点。
  1957年 1月16日，《广西日报》正面报道了环江“包产到户”的消息；同月27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专题报道。但不幸的是，不久后王、李双双被打成了“右派”：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王被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 5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王定在大会发言，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大会代表的热烈掌声。王定尚不知“阳谋”为何物，祸根就埋下了。
  被打成右派后，王定全家被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风的圩亭。幸有好心人腾出一间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叶葵仙是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到酒厂挑水。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这个广西最大的劳改农场，当年集中了 300多名被“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他们以前大都是区、县级干部。在该农场的开荒队，笔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战友和今日难友。
  这时候，“大跃进”席卷全国。专政场所的新兴农场更是热火朝天：打擂、献礼、深耕、夜战……幻想早日脱帽的教养分子，人人争先，个个拼命，日夜猛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延长，更主要的是营养缺乏（每人每餐只有 3只木薯粑粑），在“大跃进”了一段时日之后，教养分子们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有一天，晚收工的时候，一位姓蒋的教养分子（前小学老师，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担茅草，走在小组的最后面。回到大茅棚后，当晚并没有人留意。第二天早上出工点名，才发觉少了他一个。队部马上派教养分子循着原路找去。最后，在一条干了的小沟边，发现甩着两捆茅草，蒋老师躺在沟底，全身早已冷硬。几天之后，大组长王定在发包裹的时候，一连喊了几声“蒋××”，没有人答应。王定满脸凄楚，笔者和在场的难友闻声无不心酸。
  劳改农场实行“以教养管教养”。王定当大组长，有权请医务室（也是教养医生）上报队部批准病号休息。当时，笔者在木工组扛重活拉鲤鱼锯。有一天下午刚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见王定，他惊讶地望着笔者说：“卢蒙坚，怎么搞的，你的脸肿得像南瓜一样大？！快点快点，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笔者用手一按自己的脸颊，感到松软得就像一团棉花，心惊肉跳，即刻低头掩面回到茅棚，蒙头便睡，一两天后才消肿。——想当年，蒙王定之荫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教养分子中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了。除了少数几个大伙房的教养伙夫以外，全体教养分子，人人面现菜色，大眼凹颊，举步维艰。举凡四脚蛇、蜈蚣、蚂虫另、蚂蚱，只要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报》总编辑黄莎（他与笔者同在王定的大组），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他死后，口袋里还有一张他未见过面的婴儿照片，他在相片背面写给妻子几个字：“拜托你了。”
  笔者刚投入劳教时体重63公斤，于今只剩36公斤。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农场只好宣布停工。停止劳动大约有半个来月，当时，教养分子的伙食也有所改善，有时每人还能获得一片猪肉的加菜。
  40年后，一位当年的农场干部才透露，那时新兴农场“全场因饿致病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
  终于，教养分子总算从饿魔之爪中挣脱了出来。凭良心讲，大组长王定的确是积了蛮多阴功的。
  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新兴农场当时的政委李殿，原是环江县公安局长，在剿匪时王定曾救过他的命，后来，又是他结婚的月下老人。李将王从开荒队调到场部附近的某个队后，找他谈话，互相约好，由李的爱人把食物放在隐蔽的地方，再让王定暗中取来吃。
  王定在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王定先后在几个农场干过工人、保管员。当时笔者仍“劳教”于新兴农场，记得在某次大会上，李殿语含惋惜地告诉大家：“王定脱帽后，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话来解说，就是：“我自1961年以来，曾 8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4 次向党中央、中组部申诉，迄无回音。”
  “四人帮”覆灭后，王定又于1978年再度申诉。他措辞犀利地质问道：“假如当时广西省委把平乐饿死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哪里会酿成1959年再次出现更惨的广西饿死人事件呢？！”他并且指名道姓地要求严惩有关责任人——却原来，年近耳顺的王定，躯壳里居然还住着一个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状”主要有二：一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二是“污蔑省、地委领导”；但王定压根就不承认。他坚信，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万里同志语）。他直斥所谓“污蔑省委”是“违背党章”，并反诘：“难道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熟视无睹就是好党员吗？！”
  1979年 2月，组织上为王定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至此，长达21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悲剧终于落幕。
  平反后，王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仍然是童心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笔者案头有两篇王定写于1980年的短文的复印件，这是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的。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干蠢事的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身。”另一篇题为《读 <说假话者诫> 的感想》，则写道：“现实告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诫，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诫了。好人受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对事件“仍处于不了了之的境况”表示明显的不满，并且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最后，他请求：要对“环江事件有个了结，向历史作出严正交代。”
  1997年秋末，这位“曾经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和‘父母官’，常感悲痛，难以自容”的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稿党报。1998年10月 9日，《南方周末》报于18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的长文《狂热及其灾难》（编者按王定的原稿共三万字），从而向国人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王定这篇“解密”文章的发表，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 100份广为散发。环江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
  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
  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害党祸国殃民、“以机会主义为本质，以左为表现形式，以自杀为特征的左倾自杀主义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义错误路线的勇士。
  经确诊为晚期骨癌，公元2000年 7月26日午时，勇士王定归天，享年77岁。
  《炎黄春秋》2003年 1月。2003年 9月《读者》乡村版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