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朝霞》事件的思考

李旧苗

近几年，香港出版了一些“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吴法宪回忆录》、《王力反思录》、徐景贤的《十年一梦》，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今年8月，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陈冀德的回忆录《生逢其时》。陈冀德在“文革”中是《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和《外国文艺摘译》负责人，她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如吴法宪、王力那样高，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讲述在政治中枢的亲身感受，笔下的细节也不如徐景贤丰富，但《朝霞》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是“文革”后期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因而，陈冀德这本回忆录，对于研究“文革”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阴谋文艺还是主流文学？
    《朝霞》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刊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被认为是“四人帮”的“帮刊”，是“阴谋文艺”的大本营。当时这样批判不难理解，但现在看，这种判断并不到位。不论笼统地说“四人帮”，还是具体地分析其中对文艺更关注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文艺思想。他们在文艺领域所秉承和发挥的不过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毛泽东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以及歌颂什么、暴露什么等一套美学标准之后，文学艺术在党所控制的范围逐步工具化，从延安推向整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江、张、姚等人，只能算是某一阶段贯彻和发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马前卒，在他们之前的阶段这个角色由周扬等人扮演。他们不论是组织样板戏，还是实行大批判，都是为了贯彻毛的意图。当然，有些事他们也可能发挥得过了头，比如江青批电影《创业》，让毛又说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话。但总的来说，不论在文艺上，还是在政治上，毛、江、张、姚，一脉相承。主心骨是毛，而不是别人。
    那么，《朝霞》起了什么特殊作用呢？我认为，《朝霞》在用文学手段直接宣传毛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方面，走在了最前头。到了“文革”中后期，江青插手的几个样板戏实际上存在题材的滞后，没有一出样板戏涉及到“文革”发生后的现实。按照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大量生产歌颂“文革”的文艺作品，就成为当政者的政治需要。这方面，作为《朝霞》前身的“上海文艺丛刊”，正是肖木、陈冀德等人主动打造的传播平台。已经进入中央领导机构的姚文元，则迅速肯定和支持了这个平台。在这种背景下，不定期的文艺丛刊，发展成《朝霞》月刊。
    一个被讳言的事实是，当时全国陆续恢复的官办文艺刊物，包括《人民文学》，莫不以《朝霞》为榜样。其他省市的公开出版物，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表达出另外的政治倾向。区别只是在为现实政治服务方面，不如《朝霞》那样得心应手罢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朝霞》是“帮刊”，不如说《朝霞》是“党刊”，与其说是“阴谋文艺”，不如说是“文革”时期“主旋律文学”的代表，是用文学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带头羊。这些文学活动当时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恐怕谈不上有什么阴谋。而且，谢泳在研究《朝霞》时还指出了一个事实，当时全国范围内一批颇具文学才能的中青年作者，诸如余秋雨、贾平凹、路遥、钱钢、徐钢、陈思和、周涛、陆天明、黄蓓佳、古华、叶蔚林、焦祖尧、孙绍振、贺国甫，都在《朝霞》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和陈冀德、施燕平这批编辑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能力不无关系。如果说这些作者后来成了文学的千里马，这些编辑就是最初的伯乐。虽然他们成名后谁也不愿意再提这些伯乐。
    《朝霞》停刊整顿风波始末
    陈冀德的回忆录，讲述了史家不曾关注的《朝霞》停刊整顿事件以及背后的“上海帮”内斗。
    过去，人们谈到“四人帮”，只注意到他们是一伙，对他们内部的矛盾斗争关注不多。“四人帮”又称“上海帮”，起源于批判《海瑞罢官》，发迹于“一月风暴”，1973年zhonggong十大达到鼎盛。“上海帮”实际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文人，如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等，一部分是工人，如王洪文、王秀珍、叶昌明、陈阿大等。前者以上海市委写作班（后来演变为上海市委写作组）为班底，后者以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编者注）为班底。他们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整合在一起，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怎么进行，怎么深入？其实毛泽东脑子里也没有一张明确的路线图。违反常规的政治行为，毛泽东不赞成；可能被定为反革命行为，毛泽东赞成，就是革命的首创之举。上海的“一月风暴”，源于工总司等造反派与上海市委的冲突。工总司赴京告状的火车被上海市委拦在安亭，本来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中央常委都是支持上海市委的。但中央派往现场的张春桥却临时决定支持工总司。毛泽东后来表态：“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由此拉开了“文革”第二波——各省市夺权的序幕。在这个选择中，不能简单地判断张春桥就是押宝，他是参悟到了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和心理轨迹。而工总司这些人，则并无深谋远虑，只是在现实中和上海市委冲突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背水一战。写作班的一批文人，本来没想到要造上海市委的反。此前他们一系列批判文章都是在上海市委领导和支持下写出来的。决定造反，是姚文元跟他们内部通气的结果。
    造反派掌权以后，工总司山头和写作班山头一直暗中较劲，摩擦不断。陈冀德说他们是表面“亲热得紧，背地里，水火不容”。徐景贤在《十年一梦》里回忆了张春桥几次让他放低身段，弥合与王洪文的裂痕（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92～105页）。九大以后，张、姚回到中央工作，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当选中央委员，并分别由张春桥、江青、周恩来提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安排王洪文和徐景贤“一帮一，一对红”。王洪文在九大的大会发言还是徐景贤帮他起草的，他们一度相安无事。zhonggong十大，毛泽东提拔王洪文担任中央副主席，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前。工总司山头成员头脑膨胀，对写作组的文人大打出手，于是发生了1974年初的《朝霞》停刊整顿事件。
    原来，1974年诞生的《朝霞》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两篇小说，一篇是姚真的《红卫兵战旗》，写到一个红卫兵头头，为了庆祝自己一派成立半周年，差点影响了革命大联合。一篇是夏兴（段瑞夏执笔）的《初试锋芒》，歌颂民兵是公检法的好帮手。工总司方面捕风捉影，认为前一篇小说影射了工总司当初庆祝成立“半周年”的事，后一篇则贬低了工人民兵的主力地位。姚真和段瑞夏都是《朝霞》的编辑，加上《朝霞》编辑部另一成员林正义曾经是林彪、叶群选婿的对象之一，于是，市总工会（工总司班底）组织下属文化单位检举《朝霞》有严重政治问题，主要罪名一是发表了两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二是编辑部重用的人政治背景复杂。材料上报给王秀珍，王秀珍批示停刊整顿，另外两位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圈阅同意按王秀珍的意见办，形成市委文件下发。
    为此，陈冀德赶到徐景贤家，当面向他盘问。徐景贤无可奈何地告诉她，这不仅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从北京回来以后，才把批件传到我这里，要我圈阅。徐景贤甚至对陈说，你就算不再搞刊物，总有吃饭的地方。我就难说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都要保不住。陈冀德这才知道，向《朝霞》发难的后台是已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
    当时写作组的负责人是朱永嘉。他看到市委批文的当天，要王知常写信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但几天不见回音。朱永嘉只好找王秀珍示好，表示让编辑部作出深刻检查，停刊的事，是否缓一缓？王秀珍哼了一声，说，你们这些捏笔头的人，写个检查，还不是家常便饭。想就此了事？不行！朱永嘉碰了一鼻子灰。
    此时，写作组一摊子已经乱了阵脚，不少成员反戈一击，在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批判《朝霞》。被朱永嘉通知闭门思过的陈冀德，只好孤注一掷，写信把自己的见闻和委屈通过机要管道送达肖木。肖木当时在北京辅导王洪文的理论学习，实际上担任王、张、姚三人的秘书工作。他是《朝霞》的创办者，当然不愿意眼看着《朝霞》毁于一旦。最终，还是张春桥出面挽回了败局。
    根据陈冀德的回忆，经过大致如下：4月12日凌晨两点，张春桥直接给朱永嘉打电话说，关于《朝霞》的事，他都知道了。不用检讨。那两篇小说他看也没什么错。有关《朝霞》的问题，他已经给市委写了信。接着，张春桥的信向上海市领导机构传达。信中说，他是市委第一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他怎么不知道。以后凡属工作中的差错，不要把责任推给下面。责任在市委，首先在他。
    形势逆转。王秀珍哭着鼻子到处说：“我们怎么会炮打春桥同志？”原来准备走马上任的接管《朝霞》的一班弟兄们，顿时星散。
    张春桥为什么要出面挽救《朝霞》？陈冀德事后分析，王知常给张春桥写信，只是讲了《朝霞》“有严重政治错误要停刊整顿”的套话，没有说出“半周年”是导火线。而她给肖木的信把这一点讲得明明白白。据陈冀德回忆，当初工总司带头大张旗鼓庆贺成立“半周年”，曾受到张春桥批评：“难道连一周年纪念都等不及啦？”而徐景贤回忆，这个批评出自于他，当时张春桥不在上海，但后来得到张春桥的支持（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101～105页）。不管怎么说，工总司一帮人这样翘尾巴，自乱阵脚，张春桥不能坐视。
    幕后张春桥和王洪文之间如何协调，肖木又起了怎样的作用，陈冀德语焉不详，可能她也不清楚。但王洪文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向张春桥妥协了。可以推测的原因是：从历史看，张春桥对王洪文的支持多多，如：一，安亭事件让工总司合法化；二，工总司原来影响最大的头目是潘国平，潘不是党员，张春桥指定王洪文成为工总司参加“三结合”的头面人物；三，张春桥把王洪文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引起毛的重视，并于1968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引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王洪文感兴趣，王才有机会在zhonggong九大代表工人作大会发言；四，张春桥看到毛泽东要物色工人领袖，让王洪文在上海市领导班子的地位从“王小七”上升到第三位，主持上海工作，使王有可能在林彪事件之后被毛泽东属意为接班人。可以说，没有张春桥的几步提携，王洪文不可能爬到后来这么高。就是调肖木来北京帮助他学习工作，也是张春桥要帮他包装理论形象，以获得毛泽东的好感。当然，即使王洪文党内职务排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前面，“四人帮”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仍然是江青最威风，张春桥最有主见，王洪文不免还是小兄弟。他手下工总司一帮人，更不能不把张春桥视为“老爷子”。
工总司山头只顾自己逞强，导致大水冲了龙王庙。张春桥以不伤害王洪文面子的方式，摆平了一次内讧。应当说，平息《朝霞》风波，表现了张春桥的老谋深算。
    张春桥为什么要陈冀德写信？
    张春桥虽然在zhonggong九大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zhonggong十大以后又当选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还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一直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说，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承认上海是张春桥的势力范围。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格局造成的。上海领导机构里的文人和工人都是张春桥一手提拔起来的，被结合的老干部马天水对张春桥也是言听计从。但张春桥仍然意识到，身居京城，了解不到上海的第一手情况，送上来的简报都是投其所好的顺耳之言。他想建立另外的信息通道。通过陈冀德的告状之举，看到陈冀德是敢言之人，于是主动约陈冀德直接给他写信反映情况。这或许和毛泽东看中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来信的道理相似。他们并不想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路线、方针，但想以局部修复的方式，弥补信息不通造成的问题。
    陈冀德先后给张春桥写过四封信。前第三封信不免都是批评工总司的王秀珍、陈阿大这些人事事处处凌驾于党委之上，老子天下第一，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张给陈回过两封信。有意思的是，第二次回信居然是让陈谈对样板戏和《创业》的看法，并一再说不要外交辞令，要说真话。“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中国的老百姓对八亿人反反复复看八个戏的局面已经不堪忍受。但江青还是一意孤行地普及样板戏。对于不是她直接插手的文艺作品吹毛求疵。历史地看，电影《创业》无意与江青唱对台戏，内容还是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她仍然通过于会泳罗列了“十大”罪状。编剧张天民忍无可忍，向毛泽东告了御状。毛泽东才有了“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说法。样板戏是江青的心头肉，《创业》是江青的心病。张春桥知道人们对江青不满，为什么要让陈冀德在这些敏感问题上说出真实感想？是他想进一步印证实际情况，还是他对江青的不理智也有自己的看法？外人不得而知。但这个细节毕竟提供了一个研究张春桥和江青关系的线索。
    张春桥点题，还让陈冀德谈谈对第九、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看法。陈回信谈的居然是农民生活太苦，“文革”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文革”后上台的新干部在特殊化上比走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一个问题，张春桥也不是不知道，徐景贤也向他告过状，他只能以“敌存减祸，敌去招过”提醒手下的文人，不要忘记否定“文革”的力量其实很强大，现在不是和工人造反派分裂的时候。
    筹备zhonggong九大的时候，陈伯达起草政治报告，主张发展生产，毛泽东不满意，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一直到十大，“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调子越唱越高，“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成了张春桥的理论专利。即使他知道“文革”中老百姓生活很苦，他也不能改口。一旦失去了这种话语的路径信赖，张春桥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陈冀德说了真话，张春桥无言以对。
    文人和草莽
    陈冀德为《朝霞》的生存告状，给“上海帮”在中央的三个大员留下深刻印象。1976年5月，陈冀德到济南开会后进京，王、张、姚分别接见。
    她先见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为了表明接受毛泽东不要搞“四人帮”的批评，为避嫌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东城区的一处中式宅院。院子很破旧，灯光也很昏暗。陈冀德问肖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肖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都磨破了，没有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换了一件。
    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吴桂贤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到姚文元和她作为GCD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一起访问阿尔巴尼亚，从宴会厅出来，姚文元居然把吴桂贤的军大衣穿走了。吴桂贤的军大衣找不到，在阿尔巴尼亚引起一场虚惊。
    第二个见的是张春桥。她的印象是张春桥会见她的客厅在过道里。从张春桥那里谈话后，是肖木带她去钓鱼台职工食堂吃饭，一般得很，也就是馒头、馄饨、面条之类。
    第三个见的是王洪文。陈冀德并不想见王洪文，王洪文要接见她当面消除“误会”，陈也不能拒绝。但王洪文见陈冀德并不想谈什么，只是请她看电影参考片，找了六七个不认识的人一起喝茅台。
    陈冀德的直观感受，王、张、姚三人的生活追求差别很大。王洪文生活奢侈，及时行乐，但张、姚在生活上并不奢侈，姚文元甚至有些寒酸。“四人帮”垮台以后，对江青、王洪文生活上的奢侈有揭露，但不见对张、姚这方面的揭露。看来不是对张、姚留情，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留下把柄。有意思的是，1975年3月10日，徐景贤也曾致信张春桥、姚文元，反映王洪文沉迷于酗酒、玩牌、打猎，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期间用名酒佳肴几次宴请上海市的一班领导成员，并热衷于调看内部电影，以合法和非法途径享受进口奢侈品。
    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与今天相比，可以说物质上相当匮乏，而制度对干部生活享受的约束比现在严得多。像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当了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享受高级干部的工资。吴桂贤担任副总理以后，还是挣七十几块钱，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两角钱一小包的茶叶都喝不起，只能喝白开水。陈永贵还是在大寨挣工分，国家给他每月一百元生活补助。王洪文吃、喝、玩、乐，靠的是特殊手段。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调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大量产品去，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就成了王洪文一伙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执掌这方面大权的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征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98～299页）。
    历来的造反者，往往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文人，一部分是草莽。文人可能有脆弱的一面，但在文人的头脑里，不论是古代的圣贤之理，还是现代的革命之理，总还起些约束作用。张春桥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也不能说不是他的信仰。而草莽揭竿而起，以命相搏，“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为的就是打江山坐江山，上台后及时行乐屡见不鲜。王洪文和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一些头面人物，正是这样的草莽。他们掌权后就急于鸟枪换炮，住好房子，坐好车子，享受“特供”。工人造反派取代了“走资派”，结果腐化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走资派”。研究造反派掌权后文人和草莽的内斗，对于理解“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不无启发。
    陈冀德对张春桥毫不隐讳自己的看法，认为工总司这些人是“争权夺利，胸襟狭窄，目光短浅，只知有群体，不知有阶级，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一伙人的群体利益为首，为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不考虑阶级的利益，更别说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徐景贤也有类似的看法。
    毛泽东在zhonggong十大选择王洪文做接班人。纵观“一月革命”开始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三结合”的“夺权”斗争，其实多数省市都是以军人掌权为主，以地方干部为辅，造反派在领导班子里只是点缀。如果把张春桥、姚文元也视为旧市委的造反者的话，唯有上海的班子是以造反派为主。不论是王洪文、王秀珍这样的工人造反派，还是徐景贤这样的文人造反派，当市委书记确实是大权在握，而上海市领导班子里军人只是陪衬。和毛泽东亲历武汉“720事件”对当地“文革”的失望相比，上海在毛的眼里实在是“文革”成功的一个范本。为此，毛泽东也想让张春桥做接班人，但核心层里林彪、康生先后都曾表示对张春桥的反感，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在中央委员这一层对张春桥几乎是人人喊打。毛泽东只好把目标转向王洪文。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了。”（见徐景贤《十年一梦》第297页）然而，这些理由即使当下自圆其说，也不能改变王洪文是扶不起来的“刘盆子”的事实。毛泽东让他试了两年，不行，只好又转而选择邓小平。认定邓小平否定“文革”，只好又转而选择华国锋。
    “上海帮”已经成为一页历史。但是，他们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公开的传媒里，我们看到的有关他们的图景大多以漫画的面貌呈现。陈冀德在“四人帮”倒台曾被关押审查多时，解脱后受到处理，不得从事文字工作。30年过去了，历史经过沉淀，陈冀德也进入晚年。她决定按照内心的想法写回忆录。虽然在大陆没有机会出版，但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还是给她提供了一吐真言的机会。书名取《生逢其时》表明她内心有不平之气。我想，对于这样的历史当事人的文字，不妨抱以理解之同情，从中不但可以获取被遮蔽的信息，而且可以反思有益的历史教训。

李旧苗

“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
陈冀德



    《朝霞》丛刊（原名《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出版。印数30万册。发行情况很好。各方面的反映也不错。虽然筹备出版丛刊的事没有报批，但丛刊出版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送了，人手一册。这既是对领导的尊重，也带有一点试探的性质。虽然第二辑丛刊的组稿和编辑工作照常进行着，但如果张、姚和市委领导看到丛刊第一辑而提出批评的话，我们就马上收手。
    没有听到批评。不仅没有批评，姚文元在看到丛刊第一辑题头为‘朝霞’时，对他身边的人说，你们知道朝霞是什么吗？它是早晨天空中的一种高积云。这种云的特点是它只反映太阳光中的红色。霞光灿烂。《朝霞》，这本书的书名起得好。有姚文元的这句话，我和萧木两个人的惴惴之心，总算落定。后来七四年创刊的月刊因此而得名。《上海文艺》丛刊从七四年起也因此而改名为《朝霞》丛刊。编辑部的老、小编辑们自然也倍受鼓舞。
    《朝霞》丛刊第一辑的扉页，并没有按当时出版物的习惯做法：大段落的、多段落的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而是复制了毛主席亲笔书写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一句话。这便是我们办刊物的宗旨了。姚文元对于朝霞的诠释，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更是提醒我们，怎样才能切切实实地去达到我们的目标——只反映红色，只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而歌唱。
    朱永嘉对丛刊第一辑中，万吨轮船长樊天胜写的散文《故乡散记》情有独钟。《故乡散记》是写作者的故乡崇明岛在解放以后至文革的巨大变化的。朱永嘉专攻历史，对文学作品的兴趣本来不大。也许是《故乡散记》这个题目引起了他某些独特的联想。读完以后，连连说好。而作品中最为他欣赏的一句话，就是篇尾的“太阳就在你身边升起。”太阳照耀下的高积云，美仑美奂，这就是《朝霞》！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的时候，萧木，《朝霞》的创始人和主编要走了。听说是奉调去北京辅导王洪文读马列的，也做些起草文件一类事。这个决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当头一盆冷水。我是个有点自知之明的人。刊物的编辑、出版，虽然初具规模，但要我接替萧木的角色，心里慌慌的。
    萧木临行前，徐景贤在衡山饭店设家宴为他饯行。告别时，我死乞白赖地与他“约法三章”：1，审阅丛刊的每期发稿计划。2，审读丛刊的每期清样。3，继续不断地为刊物写稿。按常情，萧木要走了，有关刊物的事，总该交代几句。出乎意外的是，该说的，一句没有。而对我的三点要求，倒是一口答应。我也没有考虑很多，只要有萧木的把关，虽然只是私交，我的心就定多了。我观察编辑部的反应，一切都像萧木在的时候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因萧木离去而在我心中产生的惶恐之情，减轻了许多。
    一九七三年八月，《朝霞》丛刊第二辑如期发行。七三年十二月，以电影和话剧剧本为主的《朝霞》丛刊第三、四辑同期发行。一切还算顺利。
    有了编辑丛刊的实践，不仅编辑部从开始时的初具规模到完全正规化。同时，一支庞大的创作队伍也涌现了出来。每位编辑的办公桌上，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稿，都堆得小山似的。三、四个月才出一期的丛刊，无论从内容的涵盖上，还是从反映现实生活的速度上，都赶不上趟了。
    朱永嘉同意，从七四年起，增出《朝霞》月刊。并且在写作组主编的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上刊登征稿启事，号召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踊跃投稿。朱永嘉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对《朝霞》月刊提出了带有方向性的意见——要触及时事。编辑部一致认为朱永嘉的意见非常及时。《朝霞》月刊应该不失时机地弥补丛刊在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上比较滞后的缺陷。同时，决定在《朝霞》月刊、丛刊上发起《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征文。
    为了力争做到触及时事，编辑们分批、分头深入生活。率先到生活中去感受时事。我与林正义两人是一组，目的地是崇明农场。
    登上去崇明的轮渡后，在隆隆的轮机轰鸣声中，林正义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小故事。他曾被作为林彪女婿的候选人，与林立衡有过一些接触。在我听来，故事本身并无离奇之处。林立衡，不管她是谁的女儿，她总是个女孩子。男婚女嫁，人情之常。即便是父母替子女物色对象，由子女相亲的方式决定取舍，也不算过分。使我不舒服的是，怎么共产党人也搞选驸马这一套？这种只有在古装戏里才会有的情节，怎么就跑到林副主席的家里去了？要不是林正义就坐在我的身边，事情是他亲身经历、亲口所说，我是不会贸然相信的。可能还会怀疑，说故事的人心怀叵测，意在诬萞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司令部。
    联想起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戴厚英回安徽老家探亲，回沪后，说老家有不少亲人都是活活饿死的。我以为她听信传说，夸大其辞。当作协的支部书记告诫她，以后不要再在公众场合说这种话的时候，我也觉得提醒得有道理。但随后我看到泪流满面却一脸无助的戴厚英望着我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时，我相信了。但我想不明白的是，这一切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发生！是我的幼稚病又犯了吗？但什么是成熟？难道只有认为，本该是发生在封建帝王家的事，却发生在了革命领导人的家里，本该发生在旧社会的事，却发生在了新社会，都属平常，都看得很透，这才叫成熟？如果真是这样，我宁愿幼稚一辈子！
    林正义的故事，使我看到他为人的坦诚和对我的信赖。而我在听了他的故事之后的感受竟会如此另类、如此离谱，恐怕至今他都不会知道。
    从农场回来，已是七三年底七四年的初头上。马不停蹄地立即着手计划于七四年一月二十日出版的《朝霞》月刊创刊号的编辑和发稿。等到《朝霞》月刊创刊号出版，为第二期准备的稿子，已经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此时的我，真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送审稿了。
    有一天，朱永嘉把我找去，劈头问道：《朝霞》编辑部的林正义是怎么一回事？把我问得一愣一愣的。回过神来以后，心里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却继续装糊涂，说道：林正义工作挺好的呀，很得力，出什么事了？朱永嘉说：你糊涂！你怎么把一个做过林彪女婿的人，留在编辑部？你呀，你这个人叫我怎么说你好，这种事最犯忌，你知道不知道？
    怎么一回事？林彪选驸马，该林正义倒霉？本来就因此事在心里窝着一肚子不满的我，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我凶巴巴地反问朱永嘉：谁告诉你他是林彪的女婿？朱永嘉也急了，说，你别管是谁说的。赶紧，马上，他从哪里来，你给我送回到哪里去。别再给我惹麻烦。
    真是岂有此理！我说，林正义一不是林彪的女婿，二也不曾想巴结去当林彪的女婿。他不过是选驸马这种丑事的受害者。听明白了吗？受——害——者！诛连九族，挨不着他。叫他走，还是叫我先走吧。
    发泄了一通，回到自己办公室，面对一大堆的稿子，也就把这事丢之脑后了。总以为，事实总归是事实。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再说，朱永嘉这个人爱惜人才，不要说林正义还不是林彪的女婿，就算是，想来也未必一定会把他怎么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到编辑部去商量第二期月刊发哪些稿子的时候，姚真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老陈，小段要结婚了。我说，好事啊。别忘了给我喜糖。姚真说，你知道小段的女朋友是谁？我说，不知道。姚真瞪着两只大眼睛，凝视着我，说，他的女朋友是反动资本家的女儿。我感觉到了姚真这种试探性的目光，反问她，小段又不是与反动资本家结婚，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姚真嘻嘻一笑，说，那你就等着吃喜糖吧。
    在编辑部里，姚真是出名的机灵，段瑞夏显得木讷。但我知道他俩相处却很投缘。可能是从外面听到什么诸如段瑞夏是反动资本家的女婿这类传言。姚真要替段瑞夏打抱不平，装作油腔滑调的模样来探探我的口气。
    现在回想起来，从朱永嘉责问我为什么把林正义留在编辑部时，《朝霞》事件早已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之中了。试想，且不说别的，《朝霞》编辑部重用的人，一个是林彪的“女婿”，一个是反动资本家的女婿，这样的编辑部，还不得好好地整一整？编辑部的负责人能辞其咎吗？
    山雨欲来风满楼。可叹的是，我竟浑然不觉。
    实在是事情太多、工作太紧张了。除了《朝霞》月刊的稿子，继续出版的《朝霞》丛刊的稿子要看，还有我负责编辑的《外国文艺摘译》的稿子要看。看来稿，经常是一个中篇读一个通宵。天亮以后，睡上两、三小时，起来后错过了食堂的早歺时间，洗把脸，接着又埋在稿子里头去了。
    编辑部的人，文艺组的同事们，都佩服我的处理稿件的速度。以为我有什么诀窍。其实没有。我的速度都是用时间换来的。我哪还有什么空闲去胡思乱想。即使想了，即使在朱永嘉提醒我以后，我应该有所警惕，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对我的打击会来自上方，来自同一方向、同一目标的革命队伍内部。
    直到有一天，朱永嘉把王秀珍批示《朝霞》停刊整顿，另两个市委书记圈阅并同意按王秀珍意见办的市委文件摊在我的面前，我这才大吃一惊。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我到底还是捅了漏子了。
    而且，不是一般性的问题，是大纰漏。要不然，不管文教口的马天水不会画圈，管文教口的徐景贤也一定会替我挡一挡的。
    可是，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我是在问我自己，也像是在问与我相对而坐的朱永嘉。
    这时的我，心乱如麻。全然忘记了自己此时此刻的处境了。
    通常，在这个时候，当领导的会躲得你远远的，最多由党支部出面找你谈个话，像宣读圣旨似地把领导的批示告知之后，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王秀珍的批示是停刊整顿。那么首先是把我隔离起来。同时通知编辑部，停止工作，等候处理。
    我没意识到，朱永嘉也没有这么做。相反，看他的心情似乎比我更为沉重。没有说一句埋怨我的话。却把他了解到的有关这个批件的背景情况告诉了我。
    原来，市总工会下属的一个文化单位，写了一份检举、揭发《朝霞》有严重问题的材料给总工会（后来知道，是总工会有意识地组织他们写的）。总工会添油加醋，上报给了王秀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罪过自然多多。但主要的罪名只有两条：一是《朝霞》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两篇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分别是，姚真的《红卫兵战旗》和夏兴（段瑞夏）的《初试锋芒》。二是《朝霞》编辑部重用的人，政治背景复杂。这两条也就是王秀珍批示《朝霞》必须停刊整顿的依据。
    听朱永嘉这么一说，我反而松了一口气。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好些。心也慢慢地定了下来。对着愁眉苦脸的朱永嘉说，放心，没事的。别的不敢说，要说这两篇小说，我敢担保，绝对没问题。
    朱永嘉说，你呀，你触到了人家的痛处了。
    哪里？怎么会？我是个好斗的人吗！他们认为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两篇作品，其中，《红卫兵战旗》讲的是，红卫兵在工人老师傅的引导下，克服自身的小山头主义思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故事。会触到谁的痛处？山头主义？山头主义不该受到批评吗？
    朱永嘉又说，意在弦外啊。
    《红卫兵战旗》中有没有提到庆祝半周年的事？我说，有。作品中确实写到过有一个红卫兵头头，为了要庆祝自己的一派成立半周年，因而差点影响了革命的大联合这样一个细节。朱永嘉说，你想想，谁曾经提出要庆祝成立半周年？我想不出来。我说，我不知道。朱永嘉说，春桥同志批评工总司要成立半周年的话，你没听说过？也许听到过，不关我的事，早就忘了。我说。朱永嘉接着说，春桥同志在知道了工总司庆祝成立半周年的事后，曾说过：这么着急？竟等不到一周年了吗？这样的话。你怎么就忘了呢？确实没有印象了。我心里却在嘀咕，即使没忘，看到作品中的这一细节，我也不会把它刪去的。这种作风不该批评吗？
再说《初试锋芒》，它批判了文革前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形同虚设。歌颂今天的民兵，活跃在街道里弄，配合公检法与坏人坏事作斗争，成为公检法的好帮手。这又有什么不对？朱永嘉说，人家要当主力，你把他写成了助手，问题还不严重吗？什么？！民兵指挥部要去领导公、检、法！这不是天方夜谭吗？究竟是谁错了？！
    我不服气。我要去找徐景贤。
    马天水、王秀珍对于解读文艺作品，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外行。徐景贤应该是懂行的。文艺作品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窗口，不是某一派别、某一山头用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怎么可以这样？！这还像是党的一级领导的样子吗？
    徐景贤今非昔比，他要找你，一个电话即可。你要找他，就不比从前了。但我有办法。他一般在家里用午餐。我就利用他吃饭的时间，把他堵在了家里。
    他对我的到来，似乎已经有所准备。一见到我就说，你来了，是小张（张家龙，徐景贤的秘书）通知你的吗？我说，我没接到小张的电话，是我自己来的。
    隨即开门见山，问他三位市委书记要《朝霞》停刊整顿，什么意思？
    他沉默片刻后说道：有些事情，我不便对你说。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不管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朝霞》的停刊整顿，势在必行。这件事恐怕还不仅仅是王秀珍的意思。她是从北京回来以后，才把批件传到我这里要我圈阅。不过，这件事，对你是不会怎么样的。就算不再搞刊物，总有吃饭的地方。我就难说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都要保不住。
    奇了！《朝霞》的事，怎么会牵涉到徐景贤脑袋不保？当时昏昏的，竟然一点没有朝这方面去想。只是说，那也不见得。无非不做官就是了。有饭一起吃饭，有粥一起喝粥。有什么了不起的！简直是昏话连篇！
    看到徐景贤一脸无奈的样子，我的心就软了。虽然我和徐景贤的私交不错，但确如他见到我时所说的，有些事情他不可能把底交给我。这是党的组织纪律。他也有他的难处啊！
    从徐景贤家里出来，心中一片茫然。
    党教育过我在阶级斗争面前，在敌人面前应该怎么做。却从来没有教育过我当革命队伍内部为了争权夺利而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我该怎么做。
    差不多在我去找徐景贤的同时，朱永嘉去找了王秀珍。朱永嘉答应，由他负责，责成编辑部作出深刻检查，至于停刊的事，是否缓一缓？以后再说？王秀珍哼了一声，说，你们这些捏笔头的人，写个检查是家常便饭。想就此了事？不行！斩钉截铁。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
    朱永嘉一筹莫展。
    这时候又传来消息说，《朝霞》月刊创刊号在市面上被抢购一空，脱销了。有的人购买是出于好奇，但大多数是几十本一买，准备组织批判。
    与此同时，写作组内部，也行动起来了。大字报贴到了文艺组办公室的墙上。我自觉地挪出了我的办公桌，撤退到了既是宿舍也可办公的小房间里。依然看我的稿子。我主意已定。停不停刊，我说了不算，再争也没有用。但要我写检查，要我到编辑部去宣布市委的决定，要我把姚真和段瑞夏推出来，决不。因为我们没有错。我有我的“杀手锏”，沉默。对于一个一句话都不说的人，能奈他何？我有的是看不完的稿子。我等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这一天终于来了。一天早上，朱永嘉站到了我的面前。一边递给我一个点心，一边说，你就在这里给我闭门思过吧。
    这是把我隔离起来了。也可以说，是写作组把我保护起来了。
    可是编辑部呢？姚真和段瑞夏呢？本来似乎坦然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狂噪起来。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我又算什么？隐隐约约听到，写作组已经派文艺组的余秋雨等人到《朝霞》编辑部“揭盖子”去了。而自己却在写作组这顶保护伞下，躲在小楼里做缩头乌龟。把编辑部和两个小青年推了出去？可耻。
    我不能沉默，也不该沉默。
    不错，党从来没有教育过我，怎样与自己的同志去争权夺利。但党教育过我，做人一定要明辨是非，要有责任感。
    问题是，此时此刻，我还能做什么呢？找朱永嘉？找徐景贤？还有用吗？要是萧木在的话……萧木，天哪！我在这时候想起了萧木！
    萧木虽然远在北京，但因市委与在北京的几位中央领导之间的文件往来有机要交通，我送给萧木看的每期《朝霞》的清样，就是利用这条线路，非常便利。而且绝对保险。当天下午送到机要交通站，晚上他就可以看到了。
    于是，我把这几天围绕着《朝霞》所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给萧木写了一封信。利用去余庆路食堂午餐的机会，往机要交通站一送。我倒要看一看，有谁敢截留送往王洪文办公室的东西！
    也许是对自己的这一招有点得意，也许是满腔的焦躁和愤怒，都倒在了给萧木的信里，心情似乎又变得平静起来。
    其实，我给萧木写信，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种愤懑的宣泄。市委三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朱永嘉在看到市委批文的当天，就要王知常写信告知过张春桥、姚文元。此后几天，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这才病急乱投医，到王秀珍那里去碰一鼻子灰。萧木实际上兼做着王、张、姚三个人的秘书，即使我不告诉他，他也不可能一无所闻吧？我并不寄希望于萧木来挽回这件事。后来才知道，在看到我的信之前，萧木对此事还真是一无所闻。可以理解。王秀珍去请示王洪文，当然不会对他说什么。张、姚收到王知常写的报告，不想表态，当然也不会去通知萧木。真所谓冥冥之中，如有天助！
    最后，还有一着，求人不如求己。只要我顶着，就是不检讨。下面的戏，看你怎么唱！山穷水尽。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有时候，没有办法时逼出来的办法，往往是最好、最有效的。一种能奈我何的心情油然而生。猴年马月，你们就等着吧！咳！现在回过头去看看，真是天真得可以呀！
    我又自顾自看起稿子来了。
    大约是凌晨二点左右，听到朱永嘉办公室里电话铃响。稍有犹豫以后，我还是去接听了。
    电话那头是萧木的声音。但他既不和我招呼，也不问我是谁。更不容我说一句话。便直截了当地说，你马上去把朱永嘉找来，春桥同志要和他通话。萧木应该知道接听电话的是我。因为只有我的宿舍才能听得到朱永嘉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我给他的信他肯定已经看到。可是，一反往常，他不想和我说话。他在电话中生硬而又严厉的口气，又把我的心提到了喉咙口。
    朱永嘉办公室与他的宿舍是有非保密电话可通的。我全然忘记。急急忙忙地奔到朱永嘉宿舍，把他找了来。
    张春桥在电话那头说：关于《朝霞》的事，他都知道了。叫我不用检查。那两篇小说他看也没有什么错。有关《朝霞》的问题，他已经给市委写了信。信的内容很快就会传达下来的。
    放下话筒，我和朱永嘉百感交集，我更是泪流满面。
    回到寝室，依然兴奋得睡不着。浮想联翩。
    萧木显然是在张春桥那儿打的电话，他的胆子可真不小。他难道就不怕王洪文要了他的命？
    在写作组里，我和萧木的关系最为密切。不仅因为我们一起创办、编辑《朝霞》、《外国文艺摘译》。更主要的是，我们在性格上有些相像。不喜张扬。却也并非懦弱之辈。为人处事，抱定与人为善的宗旨。哪怕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人。
    记得施燕平在去《人民文学》之前，曾对我说，他非常看重并且留恋《朝霞》编辑部这种上上下下相处和谐、工作默契的氛围。萧木，是形成这种氛围的核心。作为领导，他没有架子。平等待人。作为同事，他没有私心。很有责任感。与他在一起工作，确实是一种享受。我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吧？为了对真理的追求，可以不顾一切。
    可是，起初张春桥为什么对朱永嘉他们的告知没有反应？难道是执笔报告的王知常没有把事情说清楚。
    三个市委书记白纸黑字的批示，又将如何收场？他们能承认错误？还是不了了之？
    还有一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政治斗争为什么老是要拿文艺作品来说事？一篇文艺作品的评论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此刻，对两篇文艺作品的评价为什么非得作为中央高层领导的张春桥来搞定？在我们这个社会，文艺与政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协49天批判会（注：指1959年底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的以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为主题的文艺思想批判座谈会）后，被批判的老师、学者都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政治帽子。应该是这样的吗？今天，要不是张春桥站出来，那末，我会是什么？编辑部和两个小青年的命运又将如何？脱不了政治问题的干系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这么密不可分、没有彼此的特殊性吗？然而，无产阶级的领袖们都曾说，文艺服务于政治，是政治的工具。
    ……
    喧闹、嘈杂、加上哒哒哒上下楼梯的声响把我惊醒了。拿起床头的手表一看，已经九点半都过了。我打开房门，正好与王知常打了一个照面。他正在指挥组里的小青年，把墙上的大字报——地撕下来。自己也手脚不停，嘴里还大声嚷嚷道：撕了。撕了。本来就只是做做样子给他们看的。看着王知常手舞足蹈的样子，我想笑，又笑不出来。莫名的惆怅，又十分的疲惫。我呆坐在椅子上发愣。
    王知常他们下楼去了。楼下大厅大字报更多，够他们忙乎一阵子的了。
    坦白的说，这些在昨天上午一涌而出的大字报，我还没有来得及看过一张。
    但有件事情却是印象深刻。昨天傍晚时分，文艺组的一个小青年从北京探亲回沪。在大门口和我相遇，还打了个招呼。进门后，看到大厅里有人在贴挂大字报，他二话不说，隨手拿起毛笔，就在一张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写完了还回过头来朝我做了个鬼脸。
    而此时此刻，那些没有被挨批的人看过一眼、墨迹似尚未干、有着某人的签名而本人又并不知道批判的是谁的这些大字报们，在这人世间静静地度过了一个夜晚之后，统统都将归到垃圾桶里去了。
    有点像闹剧。其实很悲怆。物质的浪费且不说，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那末，是否有人算过，在这种无谓的运动之中，生命被白白地浪费掉了多少？
    运动大家贴大字报，造声势，把写作组与我这个人区别开来。这很可能是王知常的杰作。其用心与徐景贤的画圈也许同出一辙。留得青山在，砍掉棵把树怕什么。
    如果换了我，碰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对待？我不会这么圆通。更不会像王知常那样去运动群众。然而，为人处事的准则多多。在不得不圆通的时候，认死理，一根筋，未必就一定是对的。立场不同，思路也就不同。还是理解万岁吧。
    ……
    这时，有人叫我下楼开会。那是朱永嘉从康平路小礼堂回来了。他把昨晚，应该是今日凌晨，张春桥的来电向市委作了汇报，同时带回了张春桥有关《朝霞》事件给市委的信。张春桥在信中说，他是市委第一书记，责令《朝霞》停刊整顿的事情，他怎么不知道？（有意思！明明知道的事情，就说不知道。这就是张春桥的厉害之处吧？更有意思的是，上海的三个市委书记，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这文件是送过的呀！多有趣。）并且明确表示，以后凡属工作中的差错，不要把责任推给下面。责任在市委，首先在他。
    写作组内一片欢腾。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突然一夜之间鬼使神差般地咸鱼翻身，当然高兴了。
    然而不知为什么，我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没有丝毫胜利者的喜悦。只感到心痛。只感到茫茫然。
    ……
    现在看来，《朝霞》虽属文艺刊物，但《朝霞》事件实实在在的与文艺无关。它纯粹是一次争权夺利的政治事件。
    这是以王洪文为幕后，以王秀珍等人为首的总工会一伙人，打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旗号，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而进行的一次前哨战。
    他们似懂非懂、有意无意地搯去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一最高指示中最为紧要的“阶级”两字，变成了工人领导一切。于是，民兵领导公、检、法，工会领导党委……仿佛什么都应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看来看去，唯独这意识形态领域，是他们权力的空白点。无限膨胀的权势欲使他们在迷失自己的同时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地竟把手伸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口袋中去了。
    张春桥一个电话，一封信。轻轻松松地制止了《朝霞》事件的发生。但隨后在给他的秘书何秀文写信的落款中，不无沉重地写上了“又是四一二这个日子”。几次炮打张春桥事件都发生在每年的四月十二日这个日子。张春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他只当不知道《朝霞》事件的后台是王洪文。全然不顾王洪文可能会有怎样的动作。断然刹车。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有这个权力。
    这一下，可轮到王秀珍们哭着鼻子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了。“我们怎么会炮打春桥同志？”
    在一帮小兄弟们莫名其妙的惊呼声中，原来准备走马上任，接管《朝霞》编辑部的一班弟兄们，顿时星散。
    《朝霞》事件落幕。
    为了争权夺利，兄弟阋于墙，同室操戈。这个几千年封建社会，在帝王将相、豪门贵族之间不断上演着的故事，何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今天，重新出现？
    我不明白。
    而唯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反倒是被视作阴谋文艺的《朝霞》和大搞阴谋文艺的人，遭遇了一次货真价实的阴谋，并且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世界真奇妙，不说不知道！

施国英

一 梦醒时分              标签:  [ 原创 2008-12-10 16:30:42] 作者:陈冀德 生逢其时  
      
  
“带下去！”

批判会主持人一声叱喝，我被两个陌生人左右架起，拽出了会场。身后追来的是一片打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口号声。这是在梦吗？只觉得一阵眩晕。

眩晕中仿佛出现了另外的一幕：

那是一九五六年元旦，就在此地一一延安西路二百号，我作为邑庙区小学教师队伍中的青年积极分子被邀请参加市里举办的新年联欢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高 雅、活力。市委、市府的领导们也来了。主持人的发言简短而有激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知识就是力量。向科学进军。

会上遇到从卢湾区来的彭欣洁。在高二年级时，我和她在市里举办的同一届团干部训练班相识，以后常有往来。虽然不同校，但挺投缘。特别是高三下学期，在报考高校的体检中，我俩被查出因患有纤维性肺结核病而不允许报考后，更为要好了。志趣相投、同病相怜。她的家境比我好些，因此查出有病以后，立即休学并住院治疗去了。

我却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我在学校，不仅学杂费全免，每月还有九元钱的助学金在学校食堂包饭吃，如果休学，单靠母亲替人缝穷，不要说治病，连一日三歺都有困难。只好硬挺着完成高中的毕业考试。当然，病情是越来越重了，肺部结核由纤维性发展成了开放性。

就在这生死关头，共青团区委向我伸出了援手，不仅为我从共青团市委争取到了特困救济金，而且从医疗机构调拨了从英国进口的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帮我解决了看病服药的困难。接着又把我介绍到私立糖业小学去当教师，因为私立小学比公立小学的工资高，实行的是半日制，学生们每天只上半天课，这对于既需要有銭补充营养，又不能过分劳累的我非常合适。

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开始，我边治病边教书，靠着每月七十三元的工资和进口的链霉素，不到一年时间肺结核就钙化了。这时候彭欣洁也出了院，也和我一样当上了小学教师。不过她是在公立学校，工资比我要低得多，每当我俩相约上街玩耍的时候，她总是吵吵要我请客。

病好了，吃饭不愁了，我又想着要上大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想读书。高中毕业，贫病交加走投无路的时候，母亲曾劝说我出嫁，我没有答应。也许是目不识丁的母亲的凄苦一生在潜意识里刺激着我吧，我要走另一条路，过另一种生活。

适逢其会，党中央向全社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并支持在职青年报考大学。如果工作滿三年，还可以带薪上学。我马上向校长提出了申请。遗憾的是彭欣洁决定不再报考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考试考怕了。一想到考试，头就大。我借着联欢会上主持人的热情号召，在将要分手各自回家的时候，再次鼓动她与我同考。她却反过来劝我再等上一年，这样我考上后可以成为带薪上学的调干生，经济上可以宽裕些。

我当然明白她这是在为我着想。母亲绝对没有能力培养我上大学，我的结核病刚好但身体依然虚弱，需要营养。如果能够作为调干生，除了照顾好我自己，还能对母亲的生活有所改善。尤其在告别时，她紧握着我的手说，现实一点，三思而后行。

我太想上大学了，终于没有听她的忠告，一九五六年九月考入上海师范学院，圆了我的大学梦。

同年十月我被zhonggong邑庙区小教支部批准加入GCD，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

也许由于思想开了小差，脚步迟缓了，也许由于想到考上了大学又入了党，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也许由于……。猛然间，只觉得双脚离地被架了起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塞进了吉普车的后座。

当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出200号大门。右拐，那是继续向西。这自然不是回单位的路，提篮桥似乎也不在这个方向。难道一报还一报，要把我送到“牛棚”里去吗？老天爷，我可从来没有做过把人关到“牛棚”里去这样的缺德事，报应找错人了吧。

“要带我去哪里？”我问把我夹在中间的两位陌生女同志。没有回应。我又问，你们是谁？一阵沉默以后，右边的一位中年女同志略带安抚的口吻说道：“你不要怕，我们都是在机关工作的。”

真所谓在刼难逃。东西南北、牛棚猪窝，只好隨便啰。此时此刻还能怎样？有这样的心情，加上吉普车左右两边的车窗本来就小，在“黑咕隆咚”的车子里，思想又开上小差了。

……     

延安西路200号与我还真是有缘。1960年5月，我作为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奉命与上海代表团中的部份成员，先到已改名为文艺会堂的延安西路200号集中，然后到北站与全团会合，上北京参加会议。

能够上北京，说不定还能见到毛主席，心情自然非常激动。可是也有点忐忑不安。我出身贫寒，在亭子间里长大。虽然上过大学，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对挤身在花团锦簇的文艺工作者之中，依然拘谨得很。不习惯。

怎么会让我这个中文系的在校生去参加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代表会的呢？那要从一次学术研讨会说起。

一九五九年底，市委召开思想工作会议，紧接着，作协上海分会召开了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的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开始只有文艺界、出版界、大学的文科教师们出席。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会议的组办方，作协上海分会党组，又要复旦、华东师大和上海师院的中文系各派两名学生参加。

来自复旦的有吴圣昔、高玉蓉、来自华东师大的有陆行良和戴厚英，我们学校推荐的是我和何士雄。

说来也巧，当时我和何士雄所在的小班由于班级调整都合并到其它班去了，整个年级两百多位同学中，我们留着不觉多，走了也不觉少。复旦、华师大因何推选了他们四人，我不知道。我们学校之所以推荐我们俩的原因，并非因为我们特别优秀。

虽然三所高校派出的六名学生各有各的短长，有一点却是共同的：清一色的阶级论者。他们与研讨会上几乎也是清一色的人性论者的导师们，壁垒分明。

一场唇枪舌战，历时四十九天之后，学生们胜出。

学生在学术上打败自己的老师，本属题中应有之义。常言道青出于蓝胜于蓝。然而一个本属师生间在课堂上研讨的话题，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演化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师生双方都始料未及的。

阶级论者在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靣前会是怎样的表现？当然是无情出击。这是想也不用想就可以给出的答案。文艺思想战线上的生力军于是脱颖而出！六名打败了老师的学生，经过斗争的洗礼，都被作协上海分会文学研究室留下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文艺理论工作者。

其中的佼佼者，当数来自华东师大的戴厚英。论聪明、才智、写作、那一样我都比不上戴厚英，甚至都比不上与我一起调入文学研究室的其他几位。那么，为什么第三次文代会的特邀代表不是最好的戴厚英而是我呢？谁都这么想过的吧？就是谁都没有说出来而已。原因只有一个：我是zhonggong党员，戴厚英不是；我的母亲是贫民，戴厚英的父亲是右派。在政治上似乎我比她强些。政治标准第一，我就上了北京了。   

     上海参加第三次文代会的代表团，由市委宣传部长徐平羽率领，与代表团坐同一列车。也许因为我这个代表是特邀的缘故，徐平羽很关心我。他找我到他车厢里聊天。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去北京？要我说说当特邀代表的感想。我把面对一车的文化人、大作家、大艺术家、大编辑感到很不自在。把感到自己似乎很难螎合进去的感受如实相告。

奇怪的是，他听了我的话以后，微微一笑说：好。接着又说，开始的时候他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感受，但现在已经很习惯了。我他却希望我能永远保持着我的不习惯。他的话，听起来像哑谜，我却能够明白。在复杂的、光怪陆离的现实面前，要保持距离，不要迷失自己。但它出自一个现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之口，总觉得怪怪的。

更奇怪的是，我忽然感到，原先那种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中，忐忑少了许多，自信增加了许多。而且，从此以后，“不要迷失自己”，竟成了我生活中永久的信条。

后来，我们又聊起了长江南北的风光。我说，真是不好比了，江南是一派绿油油的田园风光，多美。江北太荒凉了。铁路延线望去，一片黄土，加上零星几间破草房。一个中国，却像两个世界。他又微微笑着说：不怪你，你见得太少了。以后慢慢的你自然会明白。江北荒凉并不是江北的人懒惰，缺水啊。江南也未必像你想像中那么好。总之，你是把建设一个新中国想得太容易了。

我问他，这次毛主席会接见我们吗？他说很有可能。接着玩笑道：就看你的运气好不好啰。

我是个幸运儿。解放以后一路走来，好事都给我碰上了。大病得救、圆了大学梦、入了党、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为文艺思想战线的新生力量的代表、上北京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同龄人中，有我这么好的造化的还真不多。我对自己的运气蛮有信心的。我等待着毛主席接见我们的这一天的到来。

本来，在第三次文代会上有我一个大会发言，是批判十九世纪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文艺思想的。虽然这个发言在作协上海分会召开的批判会上讲过，这次拿出来，只是稍微作了一些修改，但要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去讲，还是觉得莫名的紧张和害怕。直到作协同去开会的李子云告诉我，大会秘书处通知，我的大会发言取消了，改作书面发言分发给到会代表，这才如釋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心情放松了，就想玩。利用会议间歇，与施燕平、张英、陆俊超等几个上海来的刊物编辑和工人作者们一起游玩了北京的颐和园、十三陵等名胜古迹。那时还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有时也加入到我们这一群人之中。别看他们有的是编辑、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干部。其实都是卄七、八，卅不到的年轻人。少年情怀，玩起来疯得很。遊昆明湖，船到湖心，徐景贤跳到湖中游起泳来，施燕平不慌不忙的用镜头把这“历史”性的时刻纪录了下来。我则在船上手舞足蹈地笑着、叫着。惹得周围不知情的人们大呼小叫：有人落水了！

    生活多美啊！

    大会秘书处为了丰富大家的娱乐生活，安排了一些文艺演出。

有一天晚上，有两台节目，一台是京剧折子戏，其中有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一台是歌剧《刘三姐》。我连想都没想一下就奔《刘三姐》去了。

第二天，李子云问我，昨晚跑哪儿去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我说去看《刘三姐》了啊。她惋惜地说，昨晚是梅兰芳受大会邀请作最后一次演出，宝刀不老。大家看得如痴如醉。这是绝唱，却莫明其妙的给错过了。真可惜。

起先我不服气，心里嘀咕，我看《刘三姐》也看得如痴如醉。罗卜青菜各人所爱。有什么好惋惜的呢？

后来想想，的确有些遗憾。问题不在于这两台戏孰优孰劣，既䏻叫人看得如痴如醉的，自然都是好戏。问题在于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从此而成绝响。我的的确确的把它给错过了。失去了不可失之机，错过了不再来之时。真是追悔莫及！

在我的一生中，此后发生的许多事，证明我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坐失良机，犯下各种不可挽回的错误，而且失去的不只是享受艺术而是几乎送命。更为难以想象的是，我对失去前者会感到惋惜，而对个人的一些荣辱得失到是並不后悔的。

    会议接近尾声，毛主席何时接见的消息一点没有。情绪上有点燥动不安，不仅是我，似乎大家都是这样。哪儿也不敢走动，窝在屋子里心不在焉的聊着天，苦等。

忽然，走廊上传来晚上举行联欢晚会的通知，大家，尤其是我，畅畅的舒了一口气。毛主席接见，肯定就在今晚。必竟我的运气不错！

    晚会如期举行了。参加晚会的中央领导有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唯独没有期望中的毛主席。但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把我的这种失望之情一扫而空。时任作协上海分会党组成员的杜宣同志，把我介绍给陈毅同志，陈毅同志邀请我和他跳舞！太意外了！太幸运了！当时的我，不知身在何处，心在何处。手足无措。本来挺拿手的交谊舞，到了此时，只剩下使劲往陈毅同志脚下踩过去的本事。陈毅同志笑着说：你很勇敢嘛，可是跳舞却不行。以后，一直到晚会结束，我都不知道自己还干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

回到宾馆后，听到郭信和（上海代表团的秘书之一）要大家明天上午哪儿都不要去，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的通知，这才找到了自我。

一夜无眠。回味着陈毅同志说的话。他说我很勇敢，可能指的是我在作协批判会上批判老师的事。批判会上，我和戴厚英都因敢打敢拼被冠以“小钢炮”的美名。其实，我的炮口并不想对着我的老师。我只是在寻求真知的过程中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而已。说我勇敢，这是过奖了。然而，交谊舞我是会跳的。在当小学教师的时候，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经常会有交谊舞会，什么探戈、快三、慢四我都行。今天为什么不行？嗨，谁叫你是陈毅同志呢！

    想到明天毛主席的接见，更加的兴奋起来。对我来说，没有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会有今天的我。毛主席和我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明天，我就要见到他了。见到比生育我的母亲更具亲和力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了！不是在照片上，电影里，而是面对面！

    终于盼到了这一刻！

    当毛主席挥着他的大手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原先齐整整的列队骚动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落，人人都伸长了脖子，想把毛主席看得清楚、更清楚些……忽然有人违反事先告知的纪律，抢出队伍争着和毛主席握手。为了安全，这是不允许的。但谁也没有出来阻止。人同此心，谁不想握一握这双扭转乾坤的大手啊！我也想，但我没有这个胆量。我只是乖乖的站在队伍的中间，脸上因激动而泪流滿面，嘴里不断的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从后来收到的全体代表和毛主席以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合影中找到的我，就是这么一张笑不像笑、哭不像哭的尴尬面孔。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大会赠送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扉页上写下我的终身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

    “我们到了，下车吧。”依然是陌生的中年女同志招呼道。放眼车厢，除了我以外，已经空无一人。车外昏暗蒙昽似已黄昏。车门对着一幢房子的屋门，中间只隔着两级台阶，一脚下车就踏上台阶进到屋里。屋里的走廊上已经亮起了昏黄的灯光。在与我同来的两位的引领下，上了二楼，又经过一条走廊，走进了一间空荡荡的房间。房间里一张小木板床，一张双人课桌，一把椅子。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带我进屋的两位在沉默片刻之后，又是那位陌生的中年女同志答道：“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现在不要多想。你需要的生活用品，他们马上就会送来的，你休息吧。”说完，两人都退出了房间。另一位年轻的回头招呼我：“要上厕所就敲敲门。”接着，就把门从外面插上了。

瞬间的感觉，我被关押起来了。这是什么地方？关人的地方，不是提篮桥的提篮桥。那末我又是谁？明摆着，不是犯人的犯人。凭什么？

记得中央工作组派员进驻市委写作组时，组长车文仪曾经非常自信的当众宣告：我们只搞四人帮，不搞四十人帮，更不会搞四百人帮。并且即刻就撤消了写作组临时党支部对我的隔离。记得有一天，在康平路宛平路的转角处，碰巧遇上车文仪，我自然不敢高攀，他把我叫住了。说：“不要有抵触情绪，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作为知情者，要求你把知道的一切说说清楚总是应该的吧。”我虽然没有作声，但在内心是真心诚意答应了的。应该。现在，余音犹在耳边，自由没有几天，又回去了，而且还加码升级，名不正言不顺的把我关了起来。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岂不是老一套吗？党的政策到哪里去了！

其实，把我与家属隔离，让我心无旁鹜的把有关四人帮的事情说说清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说粉碎四人帮这么大的事，即便是个人生活、工作上出了问题，也会有只想独自一个人静下心来思考解决办法的时候。问题在于莫明其妙的把我给“专政”起来了。受不了。

联想到叫人更难以承受的那一次次隨心所欲的所谓批斗会。这种批斗会不是你有什么说什么，而是他需要什么你就得说什么。否则就是不老实。要端正你的态度。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想到文革期间批斗“牛鬼蛇神”、批斗“走资派”的场景。显然，现在论到我了。

在我的思想里，任何的思想批判、路线斗争，目的不在于污辱其人格、消灭其个体。而是为了寻找真知和求证什么才是正确的。否则，不是居心不良，或者是混混瞎起哄，还会是什么？

积累几次经验之后，我的对策很快就使出来了。无话可说，就一声不响。千句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你跳、你吼，我当戏看。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反击，把个批判会搞得连个“落场势”都没有。

记得有一次，有人要我老实交代，跟在张春桥屁股后面，干了哪些坏事？我回答道：我跟着张春桥倒是没干过什么坏事，但是，我见到过有这样的人，没见着张春桥其人，只听见张春桥放个屁，就䏻演出三台戏来。批判者们一脸尴尬。除了虚张声势、叫叫口号，䏻奈我何！因为我说的是实话。那样的人，就在这批判会上坐着呢！

还有一次，场面很大，似乎是在前市委党校的大礼堂里。我在台上听到有人喊道：老实交代你和你的《朝霞》搞了哪些阴谋活动！岂有此理，《朝霞》怎么会是我的？我抢白道：《朝霞》是党的！台下一片哗然。哗然声中，我也因为突然出现的噁心和昏厥，被扶到了后台。

从此以后，我就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批斗会了。就连全市性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也只把我从关押的地方送到后台听拉线广播了。也许是照顾我的身体？也许是怕我煞凤景？只有天知道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喜欢为难别人，表现自己的人。但如果一定要我把黑说成白、没有说成有，我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讨厌被人像揑粉团似的，要长就长、要短就短，要方有方、要圆有圆。

犟头倔脑。种种‘不肖’。把我关起来，在有关方面来说，是杀鸡儆猴的老一套，在我来说，全是自作自受。谁叫你此时此刻居然还这么嚣张，不识事务。不打你打谁？！

后悔了吗？倒也不。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更看重的是人格。没有了人格，行尸走肉，自由要来何用？！

    舖盖和面盆、毛巾、热水瓶等一应生活用品送来了。不知是什么触到了我的泪神经，忽然间嚎淘大哭起来。惊动了从延安西路200号押送我来到此地的两位。她们并不劝慰，只是默默地把铺盖摊开、铺好。把生活用品从网兜中取出，一一放到墙边和桌上。

然后，那位中年女同志把早已送来的晚歺，推到了我的面前，说，想哭你就哭吧，不过饭还是要吃的，不为别人，也得为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家人着想啊。

哼！不提家人到也罢了，提起家人，才真正触到了我的伤心处。越哭越凶，欲罢不能。

扪心自问：我像个有家的人吗？作为女儿，没有侍候过母亲一天，作为母亲，孩子没有滿月就寄养到亲戚家去了，作为人妻，家就像是旅馆，丈夫犹如旅馆的经理。还满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样做，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党性的表现。什么叫觉悟？这就是觉悟。哪有一个共产党员把革命工作放到照顾家庭的后面去的呢？而所有这一切，做母亲的、做丈夫的、乃至幼小的孩子、都能够理解也都能够支持。我更是乐此不疲，十分的心安理得。

现在呢？像变戏法似的，原来女儿不像女儿、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没日没夜，全力以赴在干着的竟然是一个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

“毯子盖一盖，变戏法的人唱道。掀开毯子，钻了个反革命出来！这政治斗争与变戏法何其相似乃尔！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精彩的戏法吗？虽然还没有哭够，眼泪线似的往下流着。

但忍不住我想笑，于是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变出来的毕竟是一个不齿于人的反革命，一个共产党员经毯子盖一盖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伤人心的事吗？笑声未止我又哭了起来。

这一顿抢天呼地、痛彻心肺的狂哭，几乎流去了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眼泪。也稍稍化解了一直郁闷着的委曲之情。

静下心来，细细想去，也没有什么可委曲的。性格决定命运。要来的总是要来。再说共产党人坐共产党的牢，我也不是第一个。未必坐牢者就一定是反革命，而把他人送进监狱的就一定是革命。这是有历史为证的。

忽然又想到，鲁迅好像说过，他在写《阿Q正传》时，有点遗憾的是他没有坐过牢。没有坐牢的体验。还曾说，监牢是最保险的地方，不用怕偷、不用怕强盗抢、不用怕火烧。也许鲁迅用的是曲笔，说的是反话。我却觉得有道理。人这一辈子，能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也不错。至少在人生的经历上更多了一点色彩。这不是人人都会有的机会。（对我来说，受益更多。留待后叙。）

    夜已经很深了吧，原先感觉上是昏黄的灯光，变得十分刺眼。我想把它关了。找遍房间内的四周角落，没有开关。也不见可开关的拉线。我把门敲得震天响，要求关灯。有一个看守过来，辟头喝道：吵什么？安静点。过了一会儿，那位中年女同志开门进来，对我说，晚上，这里每个房间的灯都是开着的。我说，我要睡了，开着灯睡不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慢慢儿的习惯吧。我说，这不是浪费吗？她似乎想笑，却没有笑出来。接着说，该睡了，这里有并热水，我在这里看着门，你到厕所去洗洗脚吧。我被她浓浓的人情味‘打倒了’。乖乖的潄洗完毕，躺到了床上。

然而那遮又遮不住、躲又躲不开的灯光，越发的亮了，越发的刺眼了。可恶之极。

继而一想，又觉得有点不对。灯光对我来说从来都是温馨的、心向往之的东西。何至于可恶。记得大学生时下乡劳动，晚上从生产队队部开完会回住处，走在黑漆漆的田埂上，心里有奌发慌，又怕一脚踩到田埂下的沟里，待至远远的望见一星灯光，盯着它往前走，越走越亮，等看得到它闪跃的时候，到家了！参加工作以后，与工作环境相适应成了“夜猫子”。60支光的台灯，照在书稿上发出十分耀眼的返光，趴在灯边编编写写的我，一点不觉刺眼，非常舒畅。

今天是怎么回事？灯依然是灯，我依然是我。为什么竟会有如此天埌之别的感觉？彼时彼地，没有灯光的指引，我回不了家。没有灯光的照耀，编不成书稿。而此时此刻，有了灯光，我睡不着觉。就这么简单。

不知怎么的，从灯光想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曾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打倒了蔣介石，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与打倒蔣介石并列在一起，可见，在毛主席眼里，这两者对中国革命的进程，有着相同的意义。

我是打倒蔣介石的受益者。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稍有迟疑之后，立即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了。迟疑，是因为在听到、后来看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我曾经想不通。在我心中，如此无上光荣、如此无上伟大的GCD党中央会出修正主义？有点不可思议。但我并没有再多想。毛主席是谁！我是谁！我听毛主席的。

就此，风风火火、风风光光、风风雨雨到了一九七五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第十个年头。

当张春桥要我给他写信，反映我的所见所闻和我的感受的时候，结合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在信中提出过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给普通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国，亿万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它带给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

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想不出来。非但没有，而且把农民为了换取油、盐和零花钱而积攒下来的鸡蛋，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曾经引用过一句非常有名的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要遭到人们的反驳。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受到质疑，应在情理之中。但全盘否定，把它说成是一场浩刼，是四人帮一手搞出来的，就想不通了。

如果真是这样，把当时健在的毛主席置于何地？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专案组死盯着要我交代反对毛主席的罪行。谁反对毛主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那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刼、是四人帮一手搞出来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干什么？在忙于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吧？！

    胡思乱想、糊里糊塗地过了一夜。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灭了。早歺也已经摆在了桌上。

待了一夜的牢房，朝北。明晃晃的阳光从铁栅窗外的高墙上反照进来，看上去时候已经不早了。果然，还没有来得及洗脸刷牙，看守把我带到楼下的审讯室。

不大的房间里，黑鸦鸦的坐了满屋子人。想吓死我还是想压死我？坐定以后，提审的人问道：“知道为什么把你送到这里来吗？”

“不知道，我正想问你呢。”我在心里说。

“就因为你的态度不好。你的态度在写作组是最坏的一个，在全市也少见得很。”提审者继续说。

“态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怎么是不好。”我在心里继续说。“你知道你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坏吗？是因为你的立场错了。顽固的坚持四人帮的反动立场，心甘情愿地去做四人帮的殉葬品。我们是要挽救你。把你送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把你的立场转变过来转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提审者振振有词的说。

情不自禁的我又想笑。我和专案组显然是想到两下里去了。他们要我从四人帮的立场上转过来。而我呢？自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直魂牵梦绕在心中的是，我是怎么从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转过去的。

自问从入党的那一天起，为人处事，都不敢有絲毫离开或违背党性立场的念头。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我哪知道有什么四人帮啊！难道我的四人帮帮派立场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有的吗？真是滑稽。

说话没有对应，本已是很恼人的事，再加上我这样的脸部表情，提审者光起火来了。

“看来这一晚上你是白过了。”

“一年多都没有想明白的事，一个晚上，凭借着六面墙壁就想解决问题？”我依然在心里反驳。

“ 你知道你再这样顽固下去的下场吗？”提审者威胁道。

“已经把我当反革命抓起来了，还有比这更坏的吗？”我在心里说，我不在乎。

“你以为什么都不说就放你过去了？”提审者终于跳了起来。

“把我当反革命，什么都说不好，不把我当反革命，什么都好说。”我也终于开口答道。四人帮的骨干、亲信，还不是反革命？无话可说。提审到此结束。

    回到307号房（307是我住的房间的房号。从今而后，307也就是我的名字了），躺到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程。上不见天，下不着地。整个儿的仿佛掉进了黑洞之中。

但信念不灭：总有一天，我会证明我自己。

施国英

这里有《生逢其时》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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